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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谈 东北抗日义勇军 / 东北抗联 及 几位抗联英雄将领】

(2016-02-29 21:36:36)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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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赞誉抗联手迹。镌刻于辽宁本溪东北抗日联军史实陈列馆。

手迹碑位于展厅入口处,采用红铜材质、阳锻精制工艺。镌刻着毛泽东的手迹:

“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这是毛泽东1949年5月14日为党中央起草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结论时亲笔手书的。

 

罗登贤 杨靖宇 赵尚志 周保中 杨松 冯仲耘 李红光  赵一曼 李兆麟 李延禄 魏拯民 李运昌

东北 (满洲)省委 和 东北抗日义勇军 / 东北抗联 将领 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他们当中多数是被中共派往东北的要员,周恩来是知情决策执行人之一。

抗联的历史人事关系是复杂的 期间曾与中央联系中断 曾划归共产国际领导 曾被迫流亡苏联伯力

曾弹尽粮绝  偃旗息鼓 人散队垮,但中共中央 毛主席 始终关心并联系和试图支援困境中的抗联

抗联领袖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况下 也尝试与延安联系 并主动自觉地 至少部分地 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策略

毛主席说 东北抗联 比中央红军的长征还要艰难困苦 给予抗联将士极大的尊重和褒奖

 

1931-9-18次日

罗登贤 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与省委发出抗日宣言。1933年,被叛徒王云程出卖,遇难。

  “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

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

(全体代表起立静默三分钟)。

  毛泽东 在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名单中有罗登贤等,1934年1月22日。

《苏维埃中国》 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5年版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236页。

 

 

1938年2月,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王公达: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领导么?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联系。

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人物 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他们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这是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这个正式任命杨靖宇为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的文件上,留有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亲笔签名。

 

1958年 在杨靖宇公祭安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分别敬献了花圈,

毛泽东的花圈上书写着“靖宇同志永垂不朽”的挽词,

其他领袖的挽词是“靖宇同志千古”。

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革命先烈的纪念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周保中是吉东地区抗日斗争的主要领导者、抗联二路军的创始人和总指挥

也是杨靖宇牺牲后抗联斗争的最主要领导人。

刘义权曾担任周保中将军警卫员六年,跟随周保中在白山黑水间战斗。

曾经跟随周保中将军两赴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刘义权回忆道,

“1949年8月10日,周保中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让他速到北京,参加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

当时,我给周保中当警卫员,将军接到电报后,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12日下午我们就到了北京。

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分别接见了周保中,毛主席在接见时紧紧地握住周保中的手说:

将军,你辛苦了!

当晚9点左右,刘少奇和周恩来到北京饭店403房间看望周保中,刘少奇一进门就说:

“白族兄弟,辛苦了。”周恩来则风趣地插话说:

“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前两次都是我把你派到北方,这次可要把你派到南方去了。”

周恩来拍拍周保中的肩膀兴奋地说:“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样子,这一次不要急于回家乡,更不用说更名换姓。”周恩来笑着向刘少奇解释了二十几年前李奚元改叫周保中的原因,刘少奇哈哈笑着说:

“周保中,保中华嘛!因为抗日的关系,你在云南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

刘义权说,1949年8月17日,他跟随周保中回到东北吉林移交工作。

那一年,周保中离开浴血奋战十八年的东北大地,告别了多年的战友,

在吉林火车站为周保中送行的有省委领导和吉林军区部队官兵、地方干部、群众两千余人。

 

刘义权说,第二次随周保中到北京则是在1949年9月8日,

我跟随周保中、王一知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周伟,又一次来到北京。

9月21日,周保中参加第一届政协会,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9月20几号,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周保中。周保中非常兴奋。

当天下午,他带着我乘坐中央派来的车直奔中南海,来到紫光阁的一间会议厅——毛主席、彭真都在那里。

我和毛主席的警卫员朱旭明规规矩矩地站在会议室门外等候。

紫光阁的会议厅是古式的隔窗,里边的说话声我们在外面听得很清楚。   

我听见毛主席说:“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这是对周保中革命生涯的高度评价。   

主席又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我很高兴。

周保中十分感谢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他,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幸。   

这时,我进屋为首长每人倒了一杯水,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周保中向主席详细汇报了“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抗联组织东北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毛主席听后说: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抗战长达14年之久,抢占东北57个据点,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你们在苏联坚持独立自主的决策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艰辛的。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党中央是了解你们的。”   

彭真说:“八路军进攻东北和东北抗日联军会师后,毛主席重新做了战略部署,

电告东北局将部队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原叫东北人民自治军)。”   

毛主席同周保中的这次会见共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9月30日晚,周保中接到中央的通知,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

10月1日早上,周保中兴奋地刮了脸,还让我们也换上新军装。

上午,我随周保中乘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小礼堂。

午饭后,周保中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正一起走向天安门城楼,忽听有人喊他的名字——是叶剑英元帅。

周保中在城楼口和叶剑英拥抱在一起。叶帅哭了,周保中也哭了。周保中拿出手绢给叶帅擦眼泪,

叶帅也用手绢给周保中擦眼泪,许多元勋都看到了他们两人亲如兄弟一般的场面。叶帅说:

“保中同志,咱们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大学分手后,你调到列宁学院学政治,有二十几年未见面了。

老同学,我真想你呀!”周保中说:

“我也想你呀!我在东北18年日夜想念着老同学,我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叶帅点了点头,二人手拉手登上了观礼台。我们警卫员都在各自首长的身后,中间有一道薄纱屏风隔着。   

我站在周保中身后,虽然看不见天安门广场壮观的景象,但却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听到了军乐队演奏国歌的声音,听到了庆祝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听到了人民军队走过天安门的脚步声和广场上百万群众的欢呼声……   

阅兵式开始后,周保中将军想起东北14年的浴血奋战,百感交集,心脏病犯了,

阅兵结束就住进了北京医院106室。

 

1949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抗联总评价电报时,亲笔手书赞誉周保中是

一贯的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

2005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又在《永远的丰碑――周保中》一文中公布了毛泽东

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的评价。

 

周保中 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抗联大部撤退到苏联远东境内后 中苏双方就部队指挥权问题发生了争执和斗争   

在1940年12月的中苏双方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决定实现东北抗日联军的集中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苏军代表瓦西里以国际主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和苏中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提出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去统一指挥,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其实质是以统一指挥为名控制东北抗联,变东北抗联为苏联远东军附属部队。

周保中表示不同意,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严重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瓦西里同志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表示,可以把东北抗联的意见汇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41年3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同意东北抗联的意见,并撤销了瓦西里的职务。

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改编而来的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对外番号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

1943年10月5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东北抗联教导旅在野战演习后摄于北野营的合影。一排左起:副旅长巴达林,李兆麟、王一知、周保中,第1营营长金日成,副旅长什林斯基;二排左起:张光迪、冯仲云、王明贵、王效明、崔庸健、彭施鲁;三排右一隋长青、右三金光侠、右四姜信泰;四排右起金京石、陶雨峰。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也称中共辽、吉、黑临时党委会。党委成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冬生、王一知、姜信泰、金光侠(朝鲜籍)、王效明、彭施鲁、刘雁来、王明贵、王钧、张光迪等13人,周保中任书记。

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崔庸健)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我电告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你用俄文给我写的三次报告材料,对远东军区苏军代表王新林的斗争是正确的,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是战略上的需要,还有1938年王新林(即 瓦西里)将赵尚志将军骗到苏联后关押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将王新林撤职。”

会谈举行了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和周保中紧紧拥抱。

。。。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党委领导成员。周保中汇报了东北抗联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

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

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1950年2月27日 毛主席访苏回国途中,在哈尔滨住了一晚,停留18小时。

 

毛主席转过身来,看见松江省(当时行政区划为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后合并为黑龙江省)副主席,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站在身后,便改变了话题,谈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问题。毛主席问李延禄:“你是抗联出来的,现在参加东北抗联的人还有多少?”

李延禄回答:“不多了。”毛主席说:

要告诉他们,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同日寇进行殊死斗争,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这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历史功绩的。但也有缺点,主要是政治思想教育不够,有些脱离群众。

毛主席又说:

这支军队,除我们党派去的干部外,不少是被压迫的穷人,由于不甘心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当牛做马,而上山和他们联合起来抗日,一块儿打日本,抗日反满,这是好的。但由于缺乏政治思想教育,群众基础薄弱,因而很难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致我们的损失很大。

毛主席嘱咐李延禄:

下功夫写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成绩不要抹杀,缺点也要写,写出来对党对人民都有好处。

李延禄是多年来首次听到中央最高领导对东北抗联作出的公正评价,

他深感党没有忘记东北抗联,人民没有忘记东北抗联。

后经中央同意,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抗联史征集办公室。

毛主席实际上是东北抗联史编篡研究的首倡者。

 

 

毛主席问松江省委组织部长王伯瑾:“你是组织部长,你知道冯仲云同志现在哪里,他怎么没有来呀?”

王伯瑾答道:

“冯仲云同志现在任省委常委、省政府主席,他在沈阳参加东北行政区党的代表会议,赶不回来了。”

当毛主席得知王伯瑾是山东阳谷县人时说:

“你是山东大汉,武松的老乡。武松是打虎的英雄,东北抗联也是打虎的英雄,我说过‘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日本侵略者也是纸老虎。东北抗联,艰苦奋斗了十几年,和全国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他们是打虎的英雄,冯仲云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员战将,一位打虎的‘武松’。”

 

毛主席借题发挥,高度评价了冯仲云。

冯仲云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

此时毛主席能够想到他,是由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冯仲云曾写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东北党组织情况,建议党中央派干部来东北。

这封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后来确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由于冯仲云已到地方工作,没有被授予军衔,

但由于他的功绩显赫,被授予一枚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在授衔仪式上,毛主席紧握着身着便装的冯仲云的手,对他说:

你是冯仲云,是东北抗联的。你们东北抗日联军,比我们长征还要艰难困苦。

冯仲云事后说:“这两枚红色勋章不光是给我的荣誉,

这是给我们满洲地下省委和在东北抗联十四年浴血奋战的全体战友们一份最高奖赏和评价。”

 

 

1958年参加杨靖宇公祭安葬大会的原东北抗日联军部分同志在杨靖宇灵堂前合影。(自左向右)前排:

于天放、周保中、冯仲云、张林、王钧、王一知。二排:徐光、冯咏莹、伊俊山

杨靖宇公祭安葬大会 是建国以来 最隆重的唯一规格

9000余人参加 多于 任弼时葬礼时的6000余人

 

 

1940年春,于天放 担任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6支队政委。

1954年8月,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于天放 担任新成立的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

在那年的国庆节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于天放握手时,以诙谐幽默的湖南乡音说道:

天放,抓不到;今天,见到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李兆麟是抗联后期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三路军总指挥。

冯仲云是抗联主要党务政治干部之一,曾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三路军总政委等职。

 

 

1955年解放军授衔7名出身东北抗联的将军 少将军衔

 
 
 
 
给 朱光少将的 题词
 
 

中共中央在杨靖宇同志公祭安葬大会上的悼词

(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http://www.laobing.com/zwjs/zwjsghlc1196.htm

  在杨靖宇治丧工作中,党中央除按照 政治局委员 规格准备悼词外,还成立了公祭安葬委员会,

在杨尚昆、胡乔木、周保中主持下,起草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参加起草的还有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抗联老战士 冯仲云、李范五、韩光、伊峻山,

原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原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杨一辰等。他们都在原稿上作了大量亲笔改定。

1957年12月22日,党中央授权周保中最后定稿。《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原文载于《吉林文史资料》第24辑。

    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由党中央主持起草生平的先烈,全党只有两人,一是瞿秋白,

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瞿秋白葬礼上宣读了瞿秋白生平报告,

另一个就是杨靖宇。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9/327393.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01/26/content_12870397.htm

毛主席 与 东北抗联

 

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等的电报中,对抗联工作从总体上进行了高度评价:

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

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等的电报中指出,

周保中是“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代表,

同时要求东北局等对周保中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使有更大的进步。

开国大典后,周保中突发心脏病,毛泽东得知后又委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前往医院探望,

指示让周保中住院治疗、休养一个时期,不要急于去云南。

参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回忆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年11月14日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大吴家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在东北工作时化名吴平,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东北抗日武装的卓越领导人。1938年至1940年,在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并执教于马列学院。1941年春,创办和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一位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1942年11月23日,因在环境恶劣的东北工作时患下的肺病复发,杨松在延安中央医院与世长辞,时年仅35岁。

得知杨松去世的消息,毛泽东极为惋惜,亲笔写下挽词:

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毛泽东十分关心杨松的病情,曾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杨松买营养品,嘱咐中央管理局买鸡炖汤给他补身子。在延安4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对杨松深为了解。在杨家岭、王家坪,毛泽东多次出席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的会议,与杨松一起研究工作,一起散步谈心。他每次会见苏联客人,总是请杨松当翻译。平时,杨松还带夫人到毛泽东家串门作客,两家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

张闻天、朱德、贺龙、博古、叶剑英、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到医院探视,嘱咐医护人员千方百计为杨松治病。党中央的关心,使杨松充满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除杨靖宇、周保中和杨松外,毛泽东对其他东北抗日干部也十分关心。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接见抗联干部刘海涛、李范五(即张松)、赵毅敏、韩光、李延禄、李荆璞等,详细了解东北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顾。东北抗联二军原参谋长陈龙(即刘汉兴)和五军干部蒋泽民还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受他的赏识和信任。

 

1945年4月9日,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七稿时,亲笔加写了一段话:

“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倾错误。”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同时指出抗联和全党一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因而没能很好地区分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态度,从而损害了抗日斗争和革命事业。

 

在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同时,毛泽东还一直关注党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问题,多次对援助抗联作出部署。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07页。

关于红军和八路军设法援助抗联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出指示。

 
 
 

 

毛主席 与 李运昌将军

李运昌 与 赵尚志 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

 

 

冀东抗战纪念馆

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全国解放没有冀东不行,冀东没有李运昌不行。

“新兵新枪,老兵老枪”事件 这件事还曾经惊动了毛泽东。

李运昌1949年底经中央批准,由热河省委书记、热河省政府主席调任新中国第一任交通部党组书记

常务副部长(部长为章伯钧)时,毛泽东找他谈话,还提起了这件事,主席问李运昌:

大黄(黄克诚同志)反映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 与你有直接责任对不对?

李答不对,并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并说把最后的所存棉衣、被服和弹药都支援了黄部,最后清查仓库也没有多余的武器。

主席又问他,小黄(指黄永胜)也这么反映对不对?

李运昌回答,他这么反映就更不对了,这批武器是他发现并运回来的,怎么分的他也清楚,

他反而这样汇报,真是两面三刀!别有用心!

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后,鼓励道:

这都是历史了,都已过去了,我这里清楚了,你就在交通部好好干吧!

 

(毛泽东调查 听取了几方面几个人的说法 意见,心中明了有数了此事件的真伪和缘由)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70423/70424/5278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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