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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杏生、荇生）、幼勖，号補樓愚齋、次沂、止叟等，
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北洋西学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學）创始人，
同时也是一位实业家和福利事业家。 盛家直到現代仍聲勢顯赫，
如香港亞洲電視前執行董事盛品儒為盛宣懷直系後人，
盛品儒堂兄、亞視電視主要投資者王征為其堂弟的曾孫。
值得一提的是，盛宣懷也是臺灣政商界聞人辜振甫的姑父。
盛与 著名清大臣 张之洞 李鸿章 过密
与 左宗棠 和 依仗左的 红顶商人 胡雪岩 不对乎
盛宣怀 手迹
以下为全文：
皇太后慈諭
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臺湾海外钓鱼臺小岛，灵药產於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越药，救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臺、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為產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
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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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真伪 未定
下文摘自：《盛宣怀家族》 作者：宋路霞 出版社：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
1972年，当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成为中日敏感话题时，盛氏家族也鬼使神差地被卷了进去，这主要是由突然冒出了个自称是盛老四的女儿的“盛毓真”，并出示一张“慈禧手谕”而引起的。
这个“盛毓真”，自称是盛老四当年在美国留学时与一个美国女人生的，后来过继给国民党前驻加拿大大使徐淑希为女儿，所以改名徐逸。
关于那张“慈禧手谕”，徐逸说：由于当年慈禧太后患有风湿症，各种医药无效，而盛宣怀经营的广仁堂所监制的风湿性特效药，医好了慈禧太后的风湿病，慈禧在高兴之余，就下诏把钓鱼岛等三个小岛赏给了盛宣怀，作为采药之用，因为钓鱼岛上盛产海芙蓉（又名石苁蓉），而海芙蓉正是盛家所制风湿药丸中最重要的一味药。
因此，徐逸对记者称，她对于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屿这三个小岛，拥有所有权。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争执发生之后，她请律师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备案，要求美国承认她对钓鱼岛的所有权，后来，又到了台湾，向台湾当局就她的所有权问题备案。
这张“慈禧手谕”一出现，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美国的中文报刊及港台地区的大小报刊，一时沸沸扬扬，连篇累牍地报道、转载，甚至到处“捕捉”盛家的后代，采访、追踪报道，几乎所有的盛家毓字辈子弟都被采访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当然热闹的中心是徐逸，因为她不仅出示了“慈禧手谕”，同时出示的还有钓鱼岛的地图，和所谓盛老四在1960年写给她的一封信。
那信中说：“台湾外海有三小岛，曰钓鱼台、黄尾屿、赤屿，皆无人荒岛，见于出使琉球使者赵文楷介山公之记述。此三小岛，虽属荒岛，然盛产药草，当年吾家盛时，在烟台、沪、常（州）三处，设有广仁堂，施诊给药，远近知名。皇上以此三岛，赐与汝宗，作为采药之用，诏书就在家中，是吾家物也。家中并有图说，兹寄汝，望汝能设法前往一看。”
徐逸出示的所谓其父寄给她的钓鱼台地理图说的原文是：
钓鱼台、黄尾屿、赤屿小岛，位于台湾基隆外海，孤悬海中，向无居民，为台湾北部渔民栖息之地，虽归我家，亦仅采药，而未知经营。清末我家曾就赵介山公之副使李鼎元公之使琉球录派人步测，有图稿藏于愚斋图书馆中，民国十六年忽认盛氏产业为逆产，上海租界外之财产，全遭查封，后虽获启封，经理人员，悉已散尽矣。愚斋图书馆存稿存书，余已全部捐赠国立交通大学，即先父手创之南洋公学也，此图亦为存件之一。
关于那张“慈禧手谕”，徐逸出示的内容是：
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来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甚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光绪十九年十月。
“诏书”上还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和“御赏”两枚印章。
对于此事表示格外关注的除了海外媒体外，盛家在大陆的子孙也非常起劲。这倒也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按逻辑推理，既然慈禧太后早就把钓鱼台岛赐给了盛家，那岂不是说明，起码在清朝末年时，钓鱼岛原本就已有归属了吗？既然如此，那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在什么话下吗？于是，大家把这张“手谕”复印来复印去，传来传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
我国的《参考消息》报鉴于海外沸沸扬扬的舆论，在1972年4月4日也转载了香港报刊的有关报道，题目是《台湾、盛宣怀和钓鱼台》。于是盛家的故事就与钓鱼岛扯在一起了，更增加了扑朔迷离的传奇意味。
可是，这毕竟是一场骗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国际笑话！骗局所无法遮掩的种种漏洞，很快就暴露无遗了。
当“慈禧手谕”最初面世的时候，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尚在世。他是在1950年代初期，亲自把八百包“盛档”资料，从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的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图书馆的图书馆界老前辈，是一生对“盛档”的整理和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的老专家。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夏东元先生，为撰写《盛宣怀传》，正在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里（原八百包“盛档”资料，经解放后的整理与合并，归为五百包。其中一部分在解放前，由盛氏家人刊行为《愚斋存稿》，尚有大量未经面世的原始文电、奏稿和朋僚信函，据上海图书馆介绍，总量有十五万件），顾、夏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对盛氏资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东元先生，为写《盛宣怀传》，把“盛档”全部翻阅过一遍，但并没有发现盛宣怀与钓鱼岛有关的任何资料。
而且，他们从徐逸公布的“慈禧手谕”影印件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他们主要的依据是：该“手谕”注明的日期是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而对盛宣怀的称谓则是“太常寺正卿”，这就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盛宣怀是在1896年才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的，并非在1893年。也就是说，“手谕”上的时间，比盛宣怀实际被任命的时间早了三年，此为一。同时头衔也不对，他是“太常寺少卿”，而非“正卿”。这说明，此“手谕”的作伪者连盛宣怀的履历及他的官职的称呼还未弄清楚呢！这怎么能不露出“马脚”呢？怎么能“唬”得过研究有素的大陆学者呢？
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因为此事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客观上已扯到了一起，所以顾老和夏老当时就没有吭声，也没有对外发表这些看法。
大陆的学者不吭声，台湾的学者也看出了破绽。一位教授发表文章说，慈禧太后在当时那个时候早已不使用那两枚图章了，那两枚图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因而也认为那“手谕”是假的。
这么一来，就更忙坏了那些新闻记者，大家被真真假假弄得莫衷一是，于是更加起劲地“捕捉”各地的盛家后代，以探究竟。
1950年代初就居住在日本东京的盛家毓字辈老大哥盛毓邮和二哥盛毓度，是当时盛家在世人员中年纪最大的了。当记者们找到他们时，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未听说盛家与钓鱼岛有什么关系，也从未听说有什么家传的“慈禧手谕”，更没有听说过，他父亲还跟美国人生过孩子。对于这位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毓真妹妹”，他们是认也不好，不认也不好，拿毓邮的话来说就是：“弄得我好尴尬。”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沸沸扬扬，似已认定这个自称“毓真”的人，就是盛家的人了。然而盛家的人过去谁也没听说过此人，谁也没见过此人！
尽管如此，善良的人还是暂且把她当作了盛家人相待。然而当这个“毓真妹妹”拿出所谓“爹爹给我的一封信时”，毓邮和毓度全明白了：这完全是假的！不仅字迹是假的，里面的称呼、内容、落款全都不对头！他们由此开始怀疑，持有这样一封假的“爹爹的来信”的人，能拿得出一份真的“慈禧手谕”吗？
既然盛家两位老大哥都不能证实“毓真”的身份，也不能证实钓鱼岛与盛家的关系，其他年轻一代，就更加无法证实这一切了。于是舆论界又一阵大哗。
2000年初夏笔者在东京，曾就钓鱼岛问题请教年已九十高龄的盛毓邮先生，情况就更明白了。毓老说：“我们谁都不认识她，也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家传的‘慈禧手谕’。不过有一条，假如我家真有这么个‘慈禧手谕’的话，无论传到谁手上，也决不会传到她手上。我在家里是老大，家里大事都是不瞒我的，我就从未听说有这么回事。关于那张‘慈禧手谕’的真伪，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说不出意见，但是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至于那封所谓的我爹爹写给她的信，那确确实实是假的！”
原来，这个徐逸本来在美国生活，曾与一饭店老板同居，日子过得很不得意，后来到了台湾，说是来“寻根”的，找到了盛家的人。在“ 慈禧手谕”的假象被层层剥去之后，她慌了手脚，就跑到东京，做两位老大哥的工作。她对毓邮的太太任芷芳说：“等我把事情（指钓鱼岛的事）搞定了，我们就都 ‘发’了，盛家的人都可以‘发’了，到那时你们也不用辛辛苦苦地开饭店了……”这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意思是现在请你们帮帮我的忙，帮我把此事弄假成真，将来我们都是有功之臣，可以发大财。
徐逸说此话的时候，天并不怎么冷，她已经皮大衣裹身了，但那大衣的衬里已破烂不堪，有的地方已丝丝挂挂地露在外面了。一双鞋也不合适，走不多远路就脚疼。脚疼起来，即便是在百货公司里，也会把鞋子一甩，赤脚站在人家大堂里……这些都令盛家人感到怀疑，此人处处都不对味。
笔者为把事情进一步弄清楚，返沪后特意再去上海图书馆，查阅盛家的家谱。该馆馆藏的《龙溪盛氏宗谱》是1943年盛文颐总修，盛渤颐主稿，盛恩颐总校的，分校还有棠颐、慕颐、重颐等人，其中一篇盛氏后人撰写的《盛宣怀（杏荪）行述》，洋洋二万余字，历数老太爷一生功业、嘉奖、升迁等各项，尤其对于皇上几次召对，慈禧几次问策，并有所赏赐事，记叙甚详，有的地方还把原话抄录于上，比如“京汉全路完工，引疾求退。慈圣面谕：‘国家正值多事，汝系旧臣，不应出此。’及再叫起，奏对逾四刻，上曰：‘汝今日精神已大好’，旋蒙赏紫禁城骑马。”又如“三月初十日，召见。先垂询病状，后述蒙尘情形，且谓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命赏福字匹头、饽饽、肉食，并奉懿旨以承办大差，一切周妥，交部优叙述。”然而，未有一字提及钓鱼岛事。试想，这篇《行述》已把慈禧赏赐饽饽、肉食的事情都记录在册了，如果真有赏赐钓鱼岛这样的大事，能够不记录在册吗？既然在1943年修的家谱中都没有的事，后来在1972年却冒出来了，其“形迹”之可疑，不是昭然若揭的吗？
另外，细审那封“爹爹的信”，内中讲的事情年代也不对。查封盛家除租界以外的所有财产的事，是辛亥革命后一年间的事，而“爹爹的信”中却讲在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如果是讲国民党，那也不对，国民党在1927年并未查封盛家财产，只是将愚斋义庄的慈善基金充公（二百三十万元），但时间也不对，因为那是1928年的事。更为离奇的是，徐逸出示“爹爹的信”，落款时间竟在盛老四去世之后的第三年，“马脚”露得实在太大了。
由此可知，徐逸造假，其手脚实在不够高明。
“钓鱼岛事件”后来发展到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地步。徐逸的“慈禧手谕”无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盛家来说，不少人认为，此一骗局真是丢尽了盛家的脸，居然国际舆论也被她骗得团团转。更要命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徐逸是盛老四的女儿，一切都是她自己说的。所以有的盛家子弟认为，她是个骗子，是借着盛家的名望和钓鱼岛问题的争端蓄意行骗的坏人。
笔者从日本返回后，又接到彭菊影女士（盛毓度先生的夫人）的电话，电话中讲五毛（即盛毓珠，字岫云，艺名颖若馆主，马芳踪先生的夫人）前些日子从台湾来过，她也认为徐逸根本不是盛家的人，建议把她的名字从盛家资料里去掉！盛毓珠的丈夫马芳踪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更是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现在，大风大浪是过去了，可小风小浪并未停止。据说直到前几年，台湾仍有把盛家与钓鱼岛扯在一起的报道。
值得庆幸的是，徐逸前几年在台湾病死了。毓老夫妇说：“还好她死了，如果不死的话，还不知要闹出多少笑话来呢！”
编者注：从历史学的角度，孤证不立。若想证明这一“慈禧手谕”的真实性，恐需更多更夯实的史料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