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后不久,空军参谋长梁璞作出的。
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因没赶上登机而幸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样的分析。
他说:“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12吨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
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
因此,潘景寅在飞行1小时53分钟后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
(《湖南文史》增刊第27页)
无疑,潘景寅断然决定迫降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又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呢?
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 判断失误,没有弄清飞机的准确位置。飞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60公里(空中直线距离),
而温都尔汗就有个简易机场,跑道是从草原上轧出来的,周围的地势非常平坦开阔。
256号三叉戟飞到那里降落,油量是完全够的。但是,潘景寅却没有去。之所以如此,
可能是错把迫降现场当做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或者潘景寅压根不知道温都尔汗有个简易机场,
他只是急切地选择个地势平坦的去处做迫降场用。由于飞机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地面导航,
精神高度紧张的潘景寅很难弄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潘景寅能选择地势开阔平坦的苏布拉嘎盆地,
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场,已属不易。
(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2. 陌生的地形和没有光亮,加剧了夜间迫降的难度。内行人都知道,飞机迫降本来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夜间在异国他乡迫降就更是难上加难。13日之夜,是个暗夜,天上没有月亮。碰巧的是,温都尔汗那夜正好停电,
整个城市漆黑一团。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处著名的贝尔赫莹石矿没有停电,有灯光,
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灯光的地方看成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至于地形,平坦之中其实暗藏危险,
中间有高低不等的土包。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3. 面对特情紧张过度,操纵失当。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担心的是擦地后飞机起火爆炸,
这就必须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盘旋20分钟,但潘景寅没有这样做,
很可能考虑到长时间盘旋会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他虽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准备,
但迫降的着陆动作并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
结果造成飞机接地后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后弹起、倾覆、折断,然后起火爆炸。
4. 技术欠佳,难逃厄运。潘景寅尽管是挑选出来的,但驾驶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还未到娴熟精湛的地步。
相反,由于1971年8月份三叉戟专机维修改装就绪后,他试飞了几次,去过山海关机场,也飞过较远的航线,
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飞机拉林立果去山海关的前一天,
潘景寅又飞了一次东北航线,有人看到他情绪不好,问怎么啦?他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
(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原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正因为他技术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处,在突发情况面前也就很难处理好了。
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并不算最好。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
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18时,
就飞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驾伊尔-18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
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飞三叉戟的团副参谋长)对我说了好几次,
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 三叉戟飞机的设计对迫降极为不利。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热起火。
自三叉戟问世以来,国内外还没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驾驶技术再高明,
也难以弥补飞机设计上固有的缺陷,何况潘景寅的技术水平还不是最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