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膀 铁脊梁 硬汉 魏巍： 《话说 毛泽东》】 －－ 全文 超长 ～～

 

话说 毛泽东

魏   巍



 

 

我们，期待着……（代序言）

在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到来的时候，《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不少人光临了今天这个盛会，还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的许多朋友，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套丛书，是由毛岸青、邵华同志主编的。三年来，他们和他们领导下的丛书编辑部，南北奔走，组织书稿，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读编撰，付出了很大辛劳。加上各出版社的热心协助，终于问世了。应当说，当此吉日良辰，这是他们献给中国人民的最好的节日礼物。

本丛书的作者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跟随毛泽东战斗过来的老同志，有当年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毛泽东的亲属。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感受描绘了这位伟人。邵华同志也要我为这套丛书写一本，作为一个跟随毛泽东战斗过来的战士，这是无可推辞的。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写成了《话说毛泽东》一书。我们——丛书的作者们，每当回顾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程，对毛泽东就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情。对于把中国引向胜利、引向光明的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想，这不只是丛书作者的心意，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共同情感。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人物。在我看来，他是本世纪继列宁之后最伟大的历史巨人。20世纪，先后升起两颗最光辉灿烂的明星——共产主义的明星：一颗在北方，这就是列宁；一颗在东方，这就是毛泽东。他们在地球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开创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不错，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和杰出人物，就会推迟历史的进程，甚至会显得黯淡无光。因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在他心目中惟有人民而没有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表现了无比的坚定和最大的勇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不仅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一洗百余年来的奇耻大辱，使中华民族重振于世；而且及时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也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一个好的党，一支好的军队和一种好的作风；一份无价的财富——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珍爱这份遗产和精神财富，勤于学习，善于发掘，并且运用于新的条件，毛泽东思想就会展示出无限的生命力。一句话，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是生了根的，不论什么人，企图否定他、贬低他、歪曲他、丑化他，都是枉费心机。

毛泽东思想早已越出了国界，今后在世界上还将产生长远的影响。近年来，国际风云骤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内部机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纷纷土崩瓦解。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曲折，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不幸，对那些变了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无穷的灾难。全世界，凡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不为此痛心。人们把当前的形势形容为共产主义的低谷。但是，正如严冬过去就是春天，低谷过去又会是新的高潮。在当前妖雾弥漫的世界形势下，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反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将会把一切陷于不幸的人们武装起来，重新把他们引向胜利。我们必将走出低谷。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必将在人们新的觉悟的基础上再度兴起。我们期待着！我们期待着！

1993年12月13日　　

开篇辞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中国人民都在缅怀他。经有关部门批准，届时将出一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丛书来纪念这位伟人。丛书主编也要我担负其中的一本。作为一个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奋斗了五十多年的战士，这是无可推辞的。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党史专家，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查阅各种典籍，仅能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来讲一些个人的体会。

毛泽东已经逝世十七年了。按通常情况，人一死也就烟消火灭，随着岁月的推移，世情的变迁，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即使一些生前异常显赫的人物，当其生也，一呼百应，一呼万应，真可谓汹汹然不可一世；而一旦一命呜呼，也就树倒猢狲散，连影子都留不下来，甚至比平常人消逝得还快。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人生现象。可是毛泽东却不然。尽管前几年，国外一些势力一再掀起“非毛化”的恶浪，国内也有一些人“反毛”很起劲儿，动不动就拼命地来贬低他，否定他，辱骂他，甚至编造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私生活的谎言来诬蔑他。可是结果怎样呢？毛泽东的形象不仅没有被踩在九地之下，而且愈来愈高大，愈鲜明。毛泽东的威望，简直就像是在中国大地上生了根似的不可动摇。尤其近两三年，人们对毛泽东反而由冷变热，逐步升温了。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据说，到毛主席纪念堂参谒的人数，平时每天不下两万人。1988年全年为九百万人，而在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那一天，半天竟达一万五千人。这几年来更大为增加。韶山、延安也是如此。其他同类现象还有很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毛泽东热”。笔者对此未加研究，但可以肯定一点：对毛泽东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敬佩还是厌恨，是爱之欲其生还是恶之欲其死，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他是中国近代史和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美国有一个很严肃也颇有意思的学者，名叫迈克尔?H.哈特。他按照自己所拟的衡量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精心评选出来自古至今的一百人，称他们是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以《巨人，屹立在人类历史上》为题，将毛泽东列入其中。作者说：“评价一个当代政治人物的长期影响总是有点不大容易，为了估计出毛在本册中的名次，把他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个比较或许是有帮助的。毛泽东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内带来的变化看来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看来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他还说，“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毛统治的时间比列宁要长得多，统治的人口比其他国家也多得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毛掌权的时间，他统治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但列宁是毛的先辈，对毛有重大的影响，他在俄国建立了共产主义，为随后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开拓了道路。”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不抱偏见，并不难判断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另一些企图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由于主观情绪色彩过浓，与人民的感情相去过远，也就难以接近起码的真理了。

自然，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何况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要推翻一个旧制度，推翻整个的剥削阶级，改造一个旧世界，夺取政权后还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自始至终还要同自己营垒中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再加上自己本身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会遇到一些人的赞成和一些人的反对，便是无可避免的了。问题在于：在赞成和反对这两者之间，何者居于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赞成意味着什么？反对又意味着什么？它们又各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联系到近年来的一些情况，人们看到：凡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很厉害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几乎没有不反对毛泽东的；而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则是毛泽东热情的拥护者。后一种人要占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在肯定和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上，实际上反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我在1990年《最珍贵的东西》一文中说过：“我从许多事实中觉察到，敌对营垒中的人，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的人看得还清楚。比如那个方励之吧，他在讲话中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批毛’，他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很明显，他所说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很明白，毛泽东思想才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对于革命的人民是何等值得珍贵的。”因此，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久前东欧和苏联等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无一不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进一步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而达到全面崩溃的。殷鉴不远，值得我们铭记和警惕。

对待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伟大人物，我们怎样正确看待并进行研究呢？依我看，应当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采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比如，对待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我们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或者站在调和的改良派的立场，去观察、去研究，那就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看待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时，历来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英雄史观，即无限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一种是不承认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认为杰出人物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奴隶。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这两者都不能正确地解释活生生的历史。19世纪末，俄国一个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普列汉诺夫。此人后来变成了孟什维克，但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就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他说：“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最狂热的主观主义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允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和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立场。

中国有句古话：时势造英雄。一般说这话是不错的，但还要加上一句，当英雄人物的活动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时，就能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我以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合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是中华民族最黑暗也最危险的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使中国人惊醒起来奋起抗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异常悲壮的篇章。其中最伟大的先行者是孙中山。但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孙中山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另一批杰出人物的肩上。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便应运而生。适逢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选择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和轻而易举的事情。普列汉诺夫在上述的书中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那么，什么是当时中国伟大的社会需要呢？这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问题。而毛泽东无疑是后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独特道路的最早也最深刻的实践者和思想家。这正是他作为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普列汉诺夫在该书里还说：“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伟人称呼为创始人（beginners）。这是极其适当的名称。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但这是一种莫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毛泽东不正是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在中国人民急欲寻找一条解放道路的时候，起到了这种“莫大的作用”吗！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代史说明，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要求，也就不会有产生毛泽东这种伟大人物的土壤；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所特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难以想象的艰难，也就不会锤炼出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历史上罕见的英雄人物。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这样的英雄人物，中国革命就不会这样快地获取胜利，也不会显得如此光辉灿烂。像印度等国和中国社会情况大体相同，但他们的革命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正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又推动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和活生生的图画。

我不赞成个人崇拜，更不赞成个人迷信。但我崇敬我们中华民族一切有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和世界上一切对人类发展进步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一点不错，但是每个民族、每个阶级都必然有它的代表人物。正是他们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某些特征。试想，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德国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俄罗斯没有列宁，意大利没有但丁、达·芬奇，这些民族该是如何的减色啊！而雄踞东方的中华民族，也是由众多难以尽数的杰出人物，代表着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影响深远的文化。为伟大的中国革命所造就的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简直像群星灿烂，如果加上群众中的英雄人物，那就构成一条壮观的星河了。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历史，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我们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杰出人物都不尊重，那就没有多少希望了。

普列汉诺夫还引英国人泰纳1863年在其《英国文学史》的话说：“当文明史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的，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泰纳这里说的是文化领域，我想其他领域也会有类似的表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无疑是杰出人物中之最杰出者，是灿烂的群星中一颗最亮的巨星。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部分和一个发展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正有其突出的表现。所以，在1988年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首诗：“纵有误失真英雄，改天换地建伟功。慧眼胆略谁堪比，巍巍昆仑第一峰。”

下面，我将对这位伟人展开叙述。

大智篇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天才，什么是天才，一向议论纷纭。我看还是赋予它科学的、唯物的解释为好。人们的智力有高下，处于一条不等线上，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一个人如果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离开一切前人的成就，不去参加任何实践，只凭天赋，那就什么也不会产生。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样的社会条件，同样的实践活动，同样的主观努力，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这又是智能的差异了。因此，我认为把人类中那些稀有的智者称为“大智”比称为“天才”更为确当，这样可以排除那种只重天赋的唯心的偏见。

然而，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之为大智呢？我看，那些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重大发现的人，以及用自己的智慧在社会发展中解决了巨大矛盾的人，都可谓大智。例如马克思，他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演变的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穿了剥削的秘密，这就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大智。再如列宁，他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并把马克思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自然也是大智。至于毛泽东，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有的情况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独创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这不也是重大的发现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下面，我们将列举若干实例，来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一、新道路的探求者

（一）

走一条现成的道路是容易的，而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一条新路来，却是不容易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了新河，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的叛变和我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失败了。当时形势全面逆转，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被杀戮，共产党遭到极大摧残。在此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挑起中国革命的重担继续前行。然而，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呢？

这就需要发现。而发现则需要艰苦的实践，也需要通常所说的天才。

在革命受挫的新形势下，以至于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认识，这就是“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对立。“城市中心论”主张首先在若干重要城市举行工人暴动占领城市，然后发展到广大农村；“农村中心论”则主张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两种思想的对立，由不明确到明确，一直伴随着根据地的创立到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也就是直到红军的长征。历史上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一种新思想的被承认，往往是十分困难的。那时“城市中心论”，在党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来自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自然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同时作为世界典范的十月革命就是用这种方法取得胜利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其他的例子。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十月革命很容易形成一种理应采取的模式，甚至不会有突破这种模式的想法。毫无疑问，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举行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是光耀千古的，然而从指导思想上说，并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因此，这两次起义都归于失败。即使预计中的秋收起义，最后也还是想占领长沙。可见突破一种固有的模式，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二）

这里应该说，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觉悟最早的是毛泽东，不能不说这正是他的卓越之处。事实上他在1927年马日事变（5月21日）之后，即提出了“上山”的主张。据史料说，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召集了驻汉口的湖南同志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持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恐怖时刻，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毛泽东也接到这样的命令，叫他到四川去。但是毛泽东不愿意，他要到风暴漩涡中的湖南去。因为这时湖南在马日事变后，正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至6月底，工会、农会的干部被杀者已达五百人以上。原省委干部已经分别隐蔽转移，基层组织纷纷要求毛泽东回湘。这时毛泽东向陈独秀提出要求，说服陈独秀允许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得到批准后，他便回到湖南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恢复工农组织和设法保存工农武装。除把一部分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一部分暂时将枪埋入地下之外，便号召其余的武装上山，去当“山大王”。正是这样湖南得以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但是为时不久，毛泽东便被召回武汉，陈独秀指责他在湖南组织暴动，反对当权的唐生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党的“八七”会议，才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上和在8月9日举行的讨论秋收起义的中 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外，第一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还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了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在会议进行中，瞿秋白曾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事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和“上山”“下湖”的思想，正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萌芽。正因为毛泽东已经萌生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他立刻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胸有成竹地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创建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艰辛实践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都标志着他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创性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条件，以及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备的主观条件，这就使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有了巩固的理论基础。从此他就在云雾迷离的征途上，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三）

可是，仅仅找到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在这条道路上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要解决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一个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有人往往以为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是以农民领导农民，这是大错特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至于军队的成分，当然更复杂一些。除大部分为农民外，还有其他小资产阶级、流氓、旧军人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所举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倾向，其实质就是农民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并使之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化，尽管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但到最后则不免会使革命运动像太平天国以及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可谓远见卓识。而当时他的同辈中大多数人则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认识得很不够。1929年6月在龙岩举行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本来想动手解决这些已经出现的错误的思想倾向，却不料事与愿违，反而使争论激化了。最后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不得不在会后离开了部队。七次大会出现的这一错误，不久为中央所纠正，周恩来曾亲自主持其事。几个月后，襟怀坦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重新把毛泽东请了出来。在当年的12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作出了闻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实质，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上，务必要始终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正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的党坚持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党和军队才没有走错方向，才没有中途夭折，才没有被汪洋大海似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所淹没，而且愈战愈强，历经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而不溃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决议所包含的精神，即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伟大的作用，就是今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只要我们还想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就要时刻注意这个课题。

第二，还要解决一个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要想在敌人的包围中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决不仅仅是打仗的问题，而是要对根据地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例如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人民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等等，其中尤其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利益，才能把根据地造成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据地怎能经得起连年频繁的战争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建设根据地的丰富经验，由于团结抗战的群众基础更广泛了，在建设农村根据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等方面的建设都头头是道，每一块大根据地都像一个国家的雏形。从外国或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敌人残酷扫荡烧杀的地方，竟还屹立着这么岿然不动的堡垒。而这些堡垒就屹立在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上海、南京等等大城市的鼻子尖下。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和群众发动的成功，不但山地能建立根据地，平原湖泊也能建立起根据地。即使在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的冀中平原，隐蔽的根据地依然存在，游击战争并未停息。所以聂荣臻元帅曾说，冀中没有山，但是有人山，依然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根据地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有十九块大根据地。有一次朱总司令曾说，你们拿着解放区的粮票，从东北可以吃到海南岛了。当解放区发展到一亿多人口时，她所积蓄起来的实力已足可展开反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人们所熟知的战略决战，最后我军夺取了各大城市，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完整过程。解放初期，有人曾提出怀疑说：共产党打仗很内行，但不一定能管好大城市，管好国家。其实他不知道，在几十年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已经培养出了各个门类的干部，在建国时期许多岗位上的负责人，不就是这批人吗？其实人们早就说过革命根据地正是新中国的摇篮。

第三，要使根据地能够存在下去，还必须解决一个如何战胜强大敌人“围剿”的问题。因为只要根据地一建立，不等你站稳脚跟，就马上会有强大的敌人跟踪而至。而开始敌我力量必定是天地般的悬殊。如果不解决这个以弱胜强的问题，不粉碎敌人频繁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特殊的军事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解决了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根据地才保持住了，并且得到了发展。这个问题先提一提，后边还要详细探讨。

由于上面三个重要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得以坚持走下去。

（四）

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和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首先，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我国国情有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毛泽东来自农民，对农民的疾苦，自然比当教授的陈独秀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感受要深。这且不说，自从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学说，做了两年的工人运动以后，就投身到农民 运动当中。1925年初，他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就在农村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在故乡韶山组织了第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初他到了广州，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农民 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和广州农民 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向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已经谈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政权所以落入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还在《国民革命和农民 运动》的文章中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还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热情的呼唤，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国各地，在发展农民 运动、支援北伐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农民 运动的发展极为迅猛，简直可谓一日千里。至1926年5月，全国的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五千多个，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农民暴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作之际，却出现了意外。当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的由右向左。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因此与陈独秀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 运动。他仍然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处就调查一处，共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热烈情怀的《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对反动派猖狂气焰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4月末，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应付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的危急形势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迅猛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提案，但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根本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因为当时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陈独秀已经形成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悲剧。从以上毛泽东从事农民 运动以及对农动的理解来看，他不久后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其次，从思维方法上来看，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往往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是长时间对农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他身上不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种不畏艰苦、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如果与王明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号召“上山”，绝不仅仅是要别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带头上山；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仅是要别人去暴动，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枪杆子去打仗。用不着说，在他走的这条路上是充满着风险的。但是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去干了。与毛泽东相反，王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没有理想和热情，仅记住马列著作上几句条文就够了。认为靠着“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挥一切。他本来也有接触生活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苏区去工作，但他赖在上海不走。而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撤销，1930年底，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坚持要王明执行中央的决定，王明还是不去。直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时，王明宁愿跟随米夫到莫斯科，也不愿到中央苏区来。人既是这样的不同，难怪在思想上也毫无共同之处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的。

 其三，我们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路线所以能坚持下来，同毛泽东的那种顶逆风战恶浪的异乎寻常的坚忍品质不是没有关联的。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新道路的实践，是遭到重重阻挠的。可以说，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直到这块根据地的丧失，始终存在着“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冲突。1929年和1930年的两年间，江西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事实本身早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泽东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进行了抵制，才使红军避免了损失。1931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了中央，他们虽然极力反对“立三路线”，但在推行“城市中心论”方面同“立三路线”却毫无二致。他们要求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并夺取中小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迫使红一方面军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他们下了许多次命令，强令前方指挥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无理的计划。随后就对毛泽东进行无情的打击。先后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假如不是一个意志异常坚强的人，那是顶不住的。而毛泽东却经受了这重重考验，使得这条正确的路线得以坚持下来。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正确性已由历史本身作了结论。我认为，其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凡是与当年中国情况类似的地方，都会有参考价值。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二、战略战术的独特创造

上面谈到，要把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一）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保持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二）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三）战胜敌人的“围剿”。前两个问题已经谈过，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

前已提及，只要根据地一出现，便立刻会面临着敌人的“围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只要反革命还有力量就不会停止。如果红军不能战胜敌人这种反复进行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更谈不到日后的发展了。红军在开始时必然是很弱小的，而以此微不足道的力量，如何与成十倍成百倍的强敌相抗衡，如何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站住脚跟并战而胜之，这不能不是一个头号的军事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军事书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依据现实条件，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战术，不仅使红军站稳了脚跟，而且歼灭了大量敌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大智，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成就。

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我们还是简要叙述一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我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南龚、 龙冈、 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我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三、遵义会议上的政治智慧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开得这样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个是湘江之战，我军损兵过半，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换领导的情绪。正像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讲到遵义会议时说的：“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个是毛泽东善于做说服工作，在长征途中他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在第三个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重要一环。相反，如果将党内问题全面展开，很可能使遵义会议归于失败。

在谈到这一点时，周恩来曾这样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当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又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另一件事的处理也颇重要。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说：主要矛盾解决后“实际上次的矛盾也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期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件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也有助于团结同志。

遵义会议的成功，已为此后的历史发展作了证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所显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里我把它作为大智者的一个事例。

四、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在军事指挥艺术上，毛泽东无疑是个罕见的高手。从以少数兵力粉碎敌人重兵“围剿”起，直到震动世界的战略决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的确，谈起这一战役，军事家们没有不佩服的。

在红军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上，党中央即确定，长途跋涉的红军暂时安顿下来，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是随后发现，黔北一带地瘠民贫，少数民族多，语言不通，党的基础尤其薄弱，创建根据地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蒋介石的“围剿”军已经入主贵阳，与黔军又将形成“围剿”之势。于是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两位四川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进军四川，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认为，四川比之贵州要富裕得多，人口也稠密，而且四川一向封闭，外省军阀不容易进来。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已经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块很像样的通南巴根据地，两个方面军合在一处，再也不用担心势单力孤了。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遵义会议一结束，就开始进兵四川。

但是，进入四川岂是容易的事。一来北有长江阻隔，二来有各路敌军围击堵截。红军原拟在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川军闻风而至，很快便有十多个旅四十多个团分路向川南集中。随后以一部分兵力防守宜宾、泸州，另以八个旅向红军进击。毛泽东本拟在土城歼其一部，以打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因情况不明，打得不很理想，不得不采取新的机动，寻机渡江。于是在猴场、土城南北西渡赤水河。是谓一渡赤水。

我军渡过赤水后，鉴于敌军已加强了沿江防御，渡江计划不得不暂缓执行。这样便转到了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暂时落脚。这是一个极荒僻的所在，那个鸡鸣三省就在这里。为了实施高度的机动，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把全军编为十三个精干的团，并进行了彻底的轻装，连最珍贵的X光机都丢下了。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其中有吴奇伟的四个师，周浑元的四个师，滇军孙渡的四个师，以及王家烈的五个师，加上川军的八个师，共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们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形势是极其险恶的。而这时毛泽东却忽生奇谋，乘围攻之敌尚未到达，黔北敌兵力薄弱之际，令红军调头秘密东返，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回马枪大大出人意料，很快红军便攻取了娄关和遵义城，一举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这个仗打得十分漂亮，搞得王家烈狼狈不堪，吴奇伟落荒而逃，逃到了乌江南岸。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毛泽东重新指挥军队后的第一个胜利。以上是谓二渡赤水。

娄山关、遵义大捷，大大振奋了红军士气，部队也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是过江问题并未解决。毛泽东本拟乘胜利余威，再打一两个胜仗，进一步打开局面，但因敌人过于密集未获成功。而且由于遵义之捷大大震撼了敌人，蒋介石赶忙离开了汉口飞到重庆“督剿”。他严令川黔各军：“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时把江西那一套筑碉堡的办法也搬了过来。这样，红军在遵义、鸭溪等狭小地区，便再次面临着被包围的形势。这时红军不得不转移到赤水河岸的茅台镇一带，准备由此三渡赤水。要知道，这是红军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即使渡过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也无法渡江，而多路追兵又已迫近。究竟何去何从呢？红军的命运究将如何呢？而正是在这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又创作了一篇千古妙文。研究四渡赤水者有人往往把三渡和四渡分开论述，其实三渡和四渡是一篇文章。事实上在准备三渡时，毛泽东已经为四渡作好了准备。即三渡只是姿态，是要摆出渡江入川的架势，借以把敌人的追兵都吸引过来。果然这一着很灵。在红军从茅台渡过赤水后，蒋介石即判断我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急令其所有部队都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我军于古蔺地区。毛泽东见时机已到，为了继续迷惑敌人，以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继续向西，主力则突然折向东南，直扑贵阳。这真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天才之笔！这时蒋介石又恰在贵阳，大兵都派出去了，在贵阳看家的仅有四个团的兵力，他怎么会不恐慌呢？我在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里描写到蒋介石被吓得拉稀的事，读者可能以为是艺术夸张，其实不是，那是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提供的真实材料。这时的蒋介石完全如堕五里雾中，既惊恐万状，又惶惑不解，一时判断红军要打贵阳，急令各军返回救驾，一时又判断红军要去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其实都不是！毛泽东的最大心愿就是调出滇军，以便向云南转进。果然，那个颇想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的滇军将领孙渡，不惮风霜之苦星夜赶来。这时的红军只围着贵阳城转了一个弯弯儿，宛如炸了一个大麻花似的直奔云南而去。当蒋介石大梦方醒时，红军已以每日六十公里的速度赶到金沙江边，从容渡江，进入了四川境内。

这就是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四渡赤水不仅在我军战史上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而且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指挥艺术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高妙处、不凡处，就在一个“奇”字。孙子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点已被毛泽东运用得出神入化。因此，敌人纵有千般妙计，万般布置，最后仍不得不落入如来佛的手心之中。蒋介石早年毕业于日本军校，后又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又作为一方统帅，与国内各军阀频频交手，又与中共为敌一生，直至逃到台湾为止，打了一辈子仗，搞了一辈子军事，也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家了。可是若与毛泽东相比，在每次对敌中，毛泽东总要胜他一筹。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当然从根本上说，是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本质不同最后决定了胜负。但单从军事的角度说，从智力的高下说，蒋介石比毛泽东似乎也低出很多，颇像一个侏儒站在一个巨人的脚下。因此尽管他手中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数十万数百万人马，却不得不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间。虽徒有“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壮志，亦不得不老死小岛，饮恨九泉！

五、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

多年前一个春节，我去给一位革命前辈拜年。我看他正立在宽大的书案边挥毫作书。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很漂亮，正在写着一副大大的对联。上联是“世界是我们的”，下联是“做事要大家来”。我越看越觉得这副对联思想深刻，出语不凡。上联实际上讲的是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下联实际上讲的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本问题。我们要革命，要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就不能不依靠广大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个人或少数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当时我不禁为这副对联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立刻问：“你这副对联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他笑了笑反问道：“你看像是谁？”随后他才告诉我，他最近去了一趟湖南，才发现这副对联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于是我立即请这位书法家给我写了一个条幅。虽然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别的旁证，但就其思想本质看，我是确信无疑的了。

联系到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无论是群众路线的思想还是统一战线的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以统一战线思想来说，由于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的理论上和策略的运用上，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为马列主义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是一向非常重视统一战线问题的。他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经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列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尤其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和各项策略的熟练运用，已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因素。但是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物，更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处理好的。因为它内部包括复杂的、具有不同利益的、甚至是对立的阶级和政治集团，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合与斗争两个互相联系着的侧面。如果对这种规律性不认识，或者处理得不正确，就会使统一战线归于破裂和失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里曾经总结说：“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不敢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且处处引导无产阶级适应资产阶级一党一群的私利，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其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毛泽东吸取了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内部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上，可谓运用得得心应手。其中他制定的两项基本原则，是有决定意义的。其一，毛泽东深知，“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其二，在同顽固派斗争时，也要注意以下三个原则，即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要知道，这两项原则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从十年内战以及八年抗战的过程来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其对民族敌人的态度始终是不坚决的。抗战实现之前，他们则热衷于“剿共”内战，讳言抗日；抗战实现之后，也始终是动动摇摇，后来又一变而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准备投降。试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壮大，以致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则抗战不仅没有前途，而且随时存在着夭折的危险。事实本身也证明，等到八路军、新四军壮大到抗击一半以上的敌军和绝大部分的伪军时，抗战的局面才真正不可逆转了。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时，为什么又要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呢？这是因为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仅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是为了推动他们继续抗日行动，并保持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回顾八年抗战，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交织的斗争中，在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的复杂战场上，毛泽东牢牢地驾驶着抗战的航船，既极大地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又避免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智慧的表现。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曾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使抗战的前途出现很大危机。如果不是我党我军正确运用毛泽东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了坚决而又恰当的斗争，神圣的抗战事业就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逆转了。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我党我军始终是包藏祸心的。统一战线虽然确立，八路军和新四军开上了抗日前线，但他们并不希望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甚至希望我军在优势敌军的打击下被削弱和消灭。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借刀杀人”的意味。顽固派认为，他们成百万的大军都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一败再败，装备落后的、枪支不全的仅仅十万多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怎么能长期坚持呢？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由于我军抗战坚决、纪律严明，政策深得人心，受到敌后人民热烈的拥戴，所以就像滚雪球一般地发展起来。这就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震惊和嫉恨。反共高潮的掀起，正是他们打击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罪恶企图的赤裸裸的表现。

第一次反共高潮，自1939年冬开始至1940年春迅速扩大。地区从陕甘宁边区周围，直到华北各地。在陕甘宁他们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五座县城，在山西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动用了四个军的兵力向我进攻，在晋西南摧毁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太行山区国民党97军朱怀冰部频繁制造摩擦，在冀中张荫梧也乘机袭击我军。这种反共逆流，一时竟闹得乌烟瘴气，使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不给以坚决的斗争，那就不能维持抗战的局面。于是我军根据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和自卫的原则，对最猖狂的顽固分子，分别给以歼灭或驱逐之，使顽固分子得到教训，不敢再轻举妄动。然而我又并不无节制地斗下去，只求适可而止。随后我又派出负责干部与对方谈判议和，签订必要的协定，分区而治。前述各地的矛盾都是这样解决的。这样才使华北抗战的局面稳定下来。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汪精卫伪中央政权的成立，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的步伐加紧了。国民党政府在英美绥靖主义的影响下，对抗战已更加动摇，以致发展到日本军方代表与重庆政府代表，在香港和澳门两次进行停战条件的秘密谈判。抗战确实处于极危险的关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摩擦的重点，逐渐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的新四军，其处境的艰难、复杂，比华北的八路军要严峻得多。一是它本身的力量比较小，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损耗，仅有万余人，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有些步枪还是“半截子”，是过去为了适应游击环境把枪把锯掉了的。轻机枪只有可怜的几挺。像这样的部队本应给以应有的补充，但国民党总是一再拖延，不给解决。一方面不给解决，一方面又强逼着立即开上前线。从一开始就可看出国民党顽固派包藏的祸心。项英就在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华中与华北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即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华北的教训。华北方面他的几十万大军席卷而逃，这就给八路军留下了进入和发展机会。而在华中方面，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他们在划定新四军游击活动地区的周围，早已任命了许多牵制的武装，以监视和限制新四军的发展，这当然不能不给新四军带来巨大的困难。

然而，党中央的方针是明确而坚定的，即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必须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在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对东南局的指示中说：“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致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是发给东南局的。为什么要单单向东南局发出这项指示呢？因为东南局的书记项英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他受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前怕狼后怕虎，对中央的方针犹犹豫豫、动动摇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的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惟恐违反了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受到国民党的指责，影响到统一战线。反之，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项英仍然不愿执行。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新四军总部及以下九千多人遭受覆灭。叶挺军长被俘，项英本人也被打死，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剧。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背叛民族利益、破坏抗战、消灭异己的罪恶的铁证。对我党来说，其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而当时任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长的陈毅同志，却完全是另一种做法。他对中央的方针不仅竭诚拥护，而且领会得很深。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能依赖国民党的补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去发展。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东进，即越过长江进入江南敌后。他以“寇能往，我亦能往”的豪气，动员部下，首先派出以粟裕为首的先遣队进入苏南的高淳。随后他本人也进入江南的茅山地区。粟裕进入江南沦陷区不数日，即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一个车队，首战告捷。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但却震动了江南。因为周围国民党虽有正规军数万去而复来，但都住在沦陷区边缘，号称五万之众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虽进入敌后，但都不敢与日军交手。所以新四军虽只取得了一个小胜，江南沦陷的老百姓却从新四军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希望。此后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新四军的威望越来越高，很快便取得了人民信任，从而站住了脚跟。茅山根据地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但是国民党当局给江南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且境内敌寇据点密布，交通发达，回旋余地十分有限。事实上等于对新四军画地为牢，使其早晚自生自灭。早在1940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一指示深合陈毅的心意，并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运输掠夺物资的咽喉。由此，陈毅决心向江北发展，把进军苏北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目标。

但是，江北的局面是复杂的。除了日伪军占据了各水陆要冲外，有国民党系统的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24集团军司令韩德勤的七万人，还有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的三万人。此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共三个团。其中韩德勤是主要的反共顽固势力，他从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不向他进攻，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摧残抗日力量上。“两李”则实际上是中间力量，他们既与韩德勤有矛盾，也对新四军深怀戒心。陈毅经过分析，认为如欲在苏北发展，必须确立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而尤以联李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当时，“两李”的部队分驻在泰州一线，处在我挺进纵队与韩德勤部队之间，正是新四军到江北向东发展的大路旁。与“两李”的关系搞好，不仅可以减少摩擦，且可以作为顽我之间的缓冲。为此，陈毅曾两进泰州，主动做好宣传团结工作。正好这时李明扬有求于我，他通过老友向三战区要来一批子弹，却无力运输。韩德勤曾帮助他运过一小批，不知是谁从中掉包，运到的子弹都不能用，李明扬只好转托陈毅。从远在浙皖交界处的三战区弹药库运到江北，要穿过整个苏南地区，要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多道日军封锁线，除了新四军是办不了这件事的。陈毅遇此请求，立即慷慨答应，并予以圆满实现。李明扬得到弹药，自然大为高兴，觉得新四军不仅有能力，而且有诚意，双方关系大为改善。陈毅在取得“两李”的谅解后，即派以陶勇为首的部队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叶飞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至此，已经初步奠定了向北发展的基础。但是，其间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曲折。由于挺进纵队领导大做争取“两李”部下的工作，事机不密，引起“两李”的反感，再加上韩德勤的极力挑拨，于是发生了“两李”向我驻郭村部队乘虚进攻的不幸事件。由于挺进纵队打得英勇顽强，以两个主力营横扫敌垒，消灭“两李”部队三个团部，打下宜陵，“两李”才被迫全线退却至塘头一带。此时，我军本可乘势直捣泰州，但陈毅考虑到，如果这样，则很可能促使“两李”同韩德勤进一步联合，对我今后发展壮大甚为不利。于是在攻克塘头，进至距泰州七里处的面粉厂时，毅然收兵。“两李”得知我军本可轻取泰州而不入时，大喜过望。随后我军又主动送还两千余名战俘及全部枪支，并归还原属“两李”防区的郭村、塘头等地，只要求“两李”让路助我东进。“两李”对此极为感激。陈毅与粟裕为了集中东进兵力，又向“两李”投下了一着高棋：即在部队东进之后，愿将每月可收税务五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我方根据地让给“两李”。此举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我军东进后不分兵把守吴家桥，而将后方与伤员委托“两李”保护，无疑请“两李”替我看家，大有利于对韩决战。对“两李”来说，既可增加税收，还可把新四军送走，何乐不为！遂欣然同意，协助我军东进黄桥。1940年7月25日，陈毅决然率部东进。在经过“两李”防区时，“两李”部队如约让路，对空鸣枪，向韩德勤报告“在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陈毅用尽心机争取团结中间力量于此得到了报偿。

陈毅的东进是为了冲破蒋介石困死新四军的牢笼，全军士气高昂，加上“两李”之助，进展顺利，一举占领黄桥。黄桥地区是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在此处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与八路军对进打成一片，也可与江南部队策应，掌握长江通道。而且此处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税收充盈，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德勤是苏北最顽固的反共势力头子。他多次受蒋密计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为了鼓励他的反共积极性，还在重庆召见他，把他的代理省主席正式任命为江苏省主席。陈毅的进占黄桥，岂是他能够容忍的？所以在新四军占领黄桥之后不久，他即动员了二十余个团向我进攻，同时，还开始了粮食封锁，不准海安、泰州一线以北粮食南运。在韩军向我进攻的同时，日军也在路东向我“扫荡”，双方的行动显然颇为默契。但是韩军的这次进攻并未成功，我也因为诱敌深入不够，仅歼其两个团。韩军见我军势盛，即逃遁缩回。这时韩德勤才认识到新四军力量的强大，不集中大的军力是不能决战的。于是他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动员了四到五个旅及炮兵部队，加上各保安旅及“两李”陈泰运的部队共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企图将孤悬于江北的陈毅部“一鼓而荡平之”。

韩德勤为了师出有名，在进攻前首先提出了要我军退出重镇姜埝；姜埝税收丰足，他估计我是不会退出的。但是陈毅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却真的将姜埝让与“两李”。这一着不仅出乎韩德勤的意外，也出乎各界人士的意外。但韩德勤的进攻计划是确定了的，并不因新四军退出姜埝而停止下来。这一来彻底暴露了韩德勤的真面目，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中间派人士韩国钧说：“贼子无信，天必殛之！”很想当江苏省主席的李明扬也给蒋介石打电报说：“苏北局势日非，措置未免有失当之处。恳即派大员来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否则将不堪闻问矣！”

可是，一切呼吁都制止不住韩德勤的野心，自10月3日开始，进攻黄桥的作战还是打响了。其右路军为“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韩德勤既用十万元拉拢，复用高压手段令其向黄桥以西进攻；左路则由五个保安旅担任，进击黄桥东南；中路则由韩军的一万三千人作为主力，攻击黄桥北面。同时，日寇也加强了沿江封锁，顽军则劫走船只，不让我军“逃往江南”。历史上被称为的“黄桥决战”，是抗战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摩擦作战。

与进攻兵力相比，我驻守黄桥的部队则远远居于劣势。尤其是回旋余地狭小，不易发挥我军运动的特长。这个作战方案是相当难以制定的。但是，在陈毅、粟裕与钟期光、叶飞、王必成、陶勇诸将的精心策划下，终于制定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以独六旅为首歼对象的作战计划。尤其出敌意外的是，以四分之三的兵力（近六千人）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以四分之一的兵力（不足两千人）驻守黄桥。战斗开始后，由于我军指挥高妙，将士浴血奋战，不到数小时即将敌独六旅歼灭，旅长翁达中将自 杀。随后我军三个纵队将89军的一万之众逐步包围，经过反复恶战，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其中将军长李守维在突围中被乱兵拥于河中淹死。此役韩军主力89军及独六旅共被歼十二个团，连同保安旅，共歼顽军一万一千余人。韩德勤这次气势汹汹所谓“一鼓荡平”的进攻，于此彻底失败。韩德勤从东台逃入兴化水网地区，一面增修工事，一面托韩国钧前来求和。中央根据全国形势，认为对韩暂时不宜采取彻底消灭的政策，免得国共关系严重恶化。这次摩擦就这样停了下来。

以上事例，在《陈毅传》中都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述。从陈毅同志东进北上的一系列活动中，不仅看出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深刻领会和运用的艺术，而且看出这些原则是何等的正确！假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华中抗战的局面呢？又怎么会有日后那么一支强大的华东野战军呢？

六、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我觉得至少要具有两个重要的品质。其一，是目标始终如一，有如钢铁般的坚定，不为任何强敌所屈服；其二，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般的慧眼，能够识破一切阴谋诡计，不为敌人的任何花招所欺骗这样才能使革命的航船达到胜利的彼岸。在这两种品质上我最佩服的是毛泽东和鲁迅。这不是说别的革命家身上不具备这两种品质，而是说上述两个人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

有人可能以为，上述第一种品质的确是不简单的，至于说第二种品质——不受敌人的欺骗，岂不是很简单吗？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的领导人怎么还会受敌人的欺骗呢？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因上当受骗而失败者，并不罕见。即使足智多谋、精明过人之士亦在所难免。例如石达开，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名将了，当他在大渡河边处于绝境之际，他本想投水自尽，但他忽然转念一想，自己固不惜一死，而这些部卒随自己多年，落到今日这般田地却如之何！清廷今日步步紧逼，无非是要自己的头颅，如能以自己的头颅换取部属的生存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遂修书敌营要求谈判。敌将立刻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可以到洗马姑共商善后。石达开信了这话，第二天就带了几个人前去谈判，还未到达洗马姑即被生擒，剩下的数千部卒竟全被坑杀，无一幸免。和敌人战斗了一生的名将竟落到这个下场，真令人可叹！汉朝有一位开国的元帅韩信，可说是一位无人不知的“智多星”了。他一生打了那么多胜仗，献出了那么多妙计，但最后却被吕后与萧何设计诱入宫中斩首，最后还叹息说：“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可见人是很容易受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蒋介石，那是一个最阴险、最毒辣，也是一个诡计多端最善于骗人的家伙，与他同时代的军阀，差不多全被他用武力征服，或用分化、收买、利诱等手段一个个地消除了。可以说除了共产党没有被他搞垮以外，在这一点上没有谁顶得过他。

回顾历史，日本投降后的时局，是最为扑朔迷离、前途难测的。在中国人的面前，有如隔着一道浓重的雾障，或者难知的深渊。抗战之初，由于外来的灾难笼罩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头上，民族的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这就构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各阶级团结抗日的共同政治基础。现在日本投降了，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其共同合作抗敌的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国共两党究竟是战是和，首先这一点人们还看不清楚。按人心所向说，全国人民都是愿意和平的。试想，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战进行了整整八年，人民遭受了何等惨重的损失！尤其处于抗日第一线的，几乎无时无刻不和敌寇进行着犬牙交错斗争的解放区人民，有的地方简直成了“女儿国”了。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和平。但是和平能否实现，则不在于人民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国民党当局。其次，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人们更看不清楚。和平建国的口号不错，但是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仍旧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呢？这又是一个未知数。其三，是对当时的美国看不清楚。美国一方面大喊和平，一方面又用大量武器武装国民党军队，他们究竟是何居心呢？因为对以上几个问题看不清楚，所以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上普遍笼罩着重重疑云。

然而，这时毛泽东的头脑却是最为清醒的。我想这里加个“最”字绝不过分的，因为这一切都已为历史证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了一个干部会，并发表了演说，也就是后来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第一篇文章，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时局和方针作了最透彻的说明。现在看，要透过历史的迷雾和一切假象，真正看清问题的实质和前进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认清敌人的本质。反之，如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识模糊或发生偏差，那么对其余的问题就不会有正确的答案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蒋介石，毛泽东是怎样认识的呢？他在讲话里说：“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为毛泽东明确无误地看破了这一点，所以正确的方针也就定下来了，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按照毛泽东形象的说法，就是“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而且他还特别警告说：“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日本投降后，第一件不祥和颇出人意料的事，就是蒋介石竟下令不准在敌后血战八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受降，而要等远居大后方的“国军”，坐着飞机、轮船、火车赶来受降，这显然就是内战爆发的信号。这种蛮横无理的、违反一般常情常理的命令，当然不能不激起解放区广大军民的愤慨。但是，即使他们坐上火箭来，也难以及时赶到。于是蒋介石就来了第二个花招，即施放和平烟幕，连续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去重庆谈判。然而，这种非同小可的行动，究竟真意何在呢？是真正意在共商建国大计呢，还是大规模内战未部署好，先来一个缓兵之计呢？从解放区的军民说，从党内到党外，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同意毛泽东到重庆去参加这种极为冒险的行动的。因为蒋介石是极为阴险的，过去曾不止一次软禁和扣押自己的“政敌”。李济深和胡汉民都被他扣押过。可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对这种关系全民族命运，关系到全世界视听的大事，则不能不衡量周全。衡量的结果还是以去为上策。且不说在当时全国各方的压力下，还有一线争取暂时和平的希望，即使对方是缓兵之计，也还是要去。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热切地渴望和平，如果共产党不响应这个邀请，蒋介石就会把拒绝和平的责任很轻易地推到共产党的头上。自然这事包含着极大风险，但即使狼窟虎穴，也得挺身而入。因此，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当时著名诗人柳亚子曾在欢迎毛泽东到重庆的诗中，称赞毛泽东的行动为“弥天大勇”。随着毛泽东到重庆，很快就暴露出蒋介石的邀请不过是一个骗局。因为他们对所谓和平谈判，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个方案也提不出来，原因很简单，他们原来估计，毛泽东根本就不会来，也不敢来，这样他们就师出有名，可以大打出手了。现在毛泽东竟然以单刀赴会的精神出现在重庆，他们自然就手足无措了。所以最初几天谈判，不过虚与委蛇，拖延时间罢了。后来他们又让共产党方面提出谈判方案。从我方来说，既然来了，总还是尽力争取以便有所收获。所以这场谈判竟持续了四十三天。我党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官多兵少，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可以编为二百个师，但我们不这样提。我们最后提出，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他的军队缩编的话，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从我方来说，应该说是已经作了很大的牺牲，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所以关于解放区和军队的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尽管如此，但总算有了一点收获，签订了一个“双十协定”。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我们以后把这个总结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次重庆谈判，就是以真和平击破假和平的政治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次的斗争是非常成功的，不但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而且使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尤其是在全国人民为战与和惴惴不安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出现在重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忠于民族的崇高形象。在政治方面的收获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在重庆双方握手言欢。进行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丝毫也没有放松警惕进攻解放区的枪声。毛泽东是在8月28日飞抵重庆的。就在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所编写的《剿匪手本》。9月17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9月间开始了。这个阎锡山自太原陷落后，长期躲在黄河彼岸的吉县秋镇一带，这时却气势汹汹地出动了十三个师，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向我进攻，占领了襄垣、长治、屯留、潞城和壶关等地。有名的上党战役也就从此展开。然而，毛泽东对此早有所预料，他在飞往重庆之前，就嘱咐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说：“你们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所以上党战役在刘邓的指挥下，打得相当漂亮，尽管各部队都是从游击环境中仓促集中，装备也很差，但由于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刘伯承又作了精细的战术指示，从9月10日到10月12日，我上党解放区军民终于打败了进犯的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共歼灭敌人十三个师三万八千人中的三万五千人，击毙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其19军军长史泽波也被我生俘。在此之前，“双十协定”本来已经商妥，但国民党当局仍拖延不肯签字，直到阎军在上党彻底覆灭，也就是10月12日才正式公布。历史上的有些事件也真是有趣，这两个10月12日决不是巧合。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还有一句有名的话：“已经达成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这话一点不错。“双十协定”已在10月12日堂而皇之地公布了，而13日蒋介石又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要他的将领遵照他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于是，在10月底就爆发了有名的邯郸大战。对解放区的命运来说，邯郸战役也是关键性的一仗。上党战役后，胡宗南的先头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其后续部队已到达晋南闻喜。与此同时，其另一路大军——孙连仲部的30军、40军和新8军也自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犯，妄想在十天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部会师。其后续部队四个军业已到达新乡。敌人的目的如果得逞，不仅等于打开了解放区的南大门，而且等于进入华北解放区的腹地。敌人的总兵力约七万余人，且装备好，久经训练，刘邓集结起来的兵不过六万人。他们究竟能否顶得住这股向北涌来的祸水，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担心。但是，这一仗也打得十分漂亮，刘邓不仅成功地争取了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起义，而且将40军、30军全部歼灭，其指挥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也被生俘。邯郸北面有一个小车站叫“黄粱梦”，附近还有一个卢生和吕翁的庙。传说中的“黄粱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故事说唐代有一个卢生，在邯郸一家客店里昼寝入梦，历尽了一生荣华富贵，醒来时却黄粱未熟。蒋介石的七万大军在此彻底覆灭，不过是再一出“黄粱梦”的重演而已。

 回顾日本投降后，围绕着重庆谈判所进行的严重斗争，可以说是毛泽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典范，对我国人民和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有深刻启示的，而且是有长期的教育意义的。只要革命的敌人还存在，斗争就不会止息。敌人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迫使人民屈服，或以花样繁多的政治欺骗迫使革命者就范，这两种方式是会交替使用的。能用武力征服者则征服之，暂时难以征服者则欺骗之，至于哪种手段合算，则依据当时的形势。回想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对待北朝鲜，对待越南，对待巴拿马，对待伊拉克，帝国主义不就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吗？对待东欧、对待苏联，对待中国，近年来不是以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不战而胜，并在某些国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吗？难道这些不值得警惕吗？难道毛泽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深刻思想不值得我们好好地重温吗？我在上面提到，要正确运用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关键是对敌人反革命的本质应有深刻的认识。有人认为今天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也变得比以前善良可爱了，世界上已经没有敌人了，那怎么还谈得上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呢？大家知道，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名叫千家驹的名人，他就是这样主张的，甚至他公然嘲笑“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话，难怪他公然主张“惟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了。这样的人，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不少，我曾说过，如果将来帝国主义打进来，这种人是肯定要当汉奸的。我说的话决不会冤枉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冲锋队员了。

七、伟大战略家的主要智慧是什么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其发展进程之迅速，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战争之初，双方力量的对比虽和十年内战时有很大不同，但仍然相当悬殊。我方当时有军队一百二十七万人，民兵二百多万人，并拥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但军队多从分散的游击环境下刚刚集中起来，缺乏训练，装备尤其落后。而蒋介石方面，其总兵力则有四百三十万人，由于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尤其是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其装备已大大加强。在八十六个整编师相当于军 中，有二十二个师为美械和半美械装备。此外还拥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和坦克。在人力物力方面实力也比我们雄厚得多，并拥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以及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线。特别是还得到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即给予了十三点三亿美元的物资，为抗战期间援华物资总数的两倍。在这种双方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形势下，难怪蒋介石的野心大大膨胀起来，其气焰简直高到天上去了，竟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我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于是空前激烈的全面内战就此展开。

然而，战争的进程如何呢?事实上不仅大大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出乎美国人的预料，也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毛泽东在1948年11月发表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话一点不错。不过两个多月，即1949年2月3日，我军就在北平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随后中共中央的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也进入了北平。又过了两个多月，即4月23日，我军占领南京，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7月到我军占领南京，还不到三年时间；从我军1947年3月19日退出延安到我军占领南京，刚刚两年时间；从我军主动放弃张家口到我军再次解放张家口，也是两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击败了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蒋家王朝，战争进程如此地迅速和顺利，战果又是如此的辉煌，这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吗?

但是，出现这种奇迹的原因何在呢?从总的方面说，这是由于我党的高度成熟，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水平以及全党在毛泽东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在军事上，不仅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得到天才的发挥，即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也都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统一思想下，指挥大兵团作战，做到得心应手。战争的第一年，敌军即被我歼灭一百一十二万人。以后又逐年增多，以至最后全部覆灭。我们又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可以说，在解放战争中，这种人民战争的伟力，是最集中、最有力、最高度地发挥出来了。这才是解放战争胜利的真正的源泉。

陈毅元帅曾很感慨地说过：我们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身历其境的高级指挥员深有所感的话。试想，百万大军开到前方，一无火车，二无汽车，那些数量庞大的粮食弹药，是依靠谁来运输的呢?在华东平原上不就是靠老百姓的千千万万辆的小车吗?没有这些老百姓的小车，淮海战役能够进行吗?其他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到平津战役中华北人民支援前线的动人情景：“那时候，正值隆冬，冰天雪地，他们听说要解放北平、天津、张家口，立即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那情景真是非常感人，非常壮观?当我从孙庄去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赶着满载物资的大车，不分昼夜地朝北平、天津方向前进，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眼看不到头呵?我还得知大清河两岸的人民群众，昼夜组织四万多人参加突击破冰队，两天内砸开了一百多里冰河，使白洋淀和大清河两岸的船只，能够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其实，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都是如此。随着部队野战远征，攻城夺地，便有成千上万的民工跟随其后，有的扛着担架，有的牵着骡马，有的赶着大车，大车上拉着丈把高的云梯，一路上欢歌笑语，声震四野。有的甚至随军转战数月不归。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抗美援朝期间。笔者在朝鲜，就看到有不少东北民工也伴随大军来到异国战场。他们戴着大皮帽子，扛着担架，背着粮食，冒着敌机轰炸，行进在冰天雪地之中。据统计，自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山东有五百八十万民工支援前线，冀中有四百八十余万民工支援前线，有的曾随大军转战万里，走过四十余县。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是。这些民工，他们都是普通农民：一不要报酬，二不避艰险，抛家离子，将生死置之度外，情绪还那样愉快，这种景象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值得思考的是，他们何以有如此高昂、持久不衰的革命积极性呢?这种积极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至于说军队，军队也是穿军服的农民。解放战争，其战争规模之大，战争之残酷和损耗之多，都大大超过抗日战争。部队如果没有及时大量的补充，那是难以支持的。可喜的是，农民参军的热情异常高涨，且觉悟程度很高。华北解放区就有成百万农民参军，东北有一百六十万农民参军，使我军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和不断地扩大。不言而喻，这同农民对战争的态度是密切联系着的，同农民高涨的革命热情是联系着的。问题是他们何以迸发出如此高的革命积极性呢?原因正是由于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这才唤醒了他们深厚无比的革命潜力，以令人目眩的姿态，升华在为自身利益而战的战争之中，这正是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秘密所在。

结束了存在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伟业。在近代，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同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相勾结，是中国贫穷落后、衰弱不振、为列强肆意侵凌的真正根源。这一伟业的完成，使这个根源从根本上消除了。而完成这项伟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圣贤豪杰，他们说了无数“仁爱”、“爱人”的话，都不过是一些无济于事的空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既来不及实现也无法实现，因为他那个党的基础就有相当大的地主豪绅势力，他的理想怎么能够付诸实现呢?因此，真正把土地无偿地分到广大农民手中，使广大农民得到真实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所以，难怪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农民的心目中有那样崇高的威望和深厚的感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所扎下的深根，可以说是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

土地改革制度的完成，在中国历史上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是摧毁封建制度的彻底性。凡是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都无偿地得到了一份不少于平均数的土地，而地主的土地则被没收，没收后也分得了一份平均数的土地；第二，在土改进程中，一些地区虽发生过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但都予以纠正，做到了不侵犯中农的利益；第三，严格遵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土改中不得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的部分；第四，土改进行的基本方法，不是由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恩赐”办法，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不仅使农民翻了身，也使农民翻了心。而实行“恩赐”的办法，则不能起到真正发动群众的作用，往往形势略有变化，农民就把分得的土地送还地主。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项经过群众斗争进行土改的方法，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长达二十二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究竟应居于何种地位，它有什么优点和特长，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一向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彻底的，被大家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典范。如果单就土地革命这一点作比较，则我认为比起中国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未免逊色。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一开始在1790年6月，规定把没收来的地产分大块出售，地价四年内付清。农民买不起地，土地绝大部分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1793年6月，雅各宾派执政后，国民工会通过法令，将没收的逃亡者的土地分块出售，地价分十年偿还。虽然一些贫苦农民也得到一些土地，但政府主要优待那些能够立即付清全部地价的赎买者，从而有利于富有者。6月10日，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二百年来从农村公社夺来的土地归还农民，按人口进行分配。7月17日，第三个土地法令规定无条件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豁免农民一切义务，焚毁封建文据和其他契约。1794年，在击溃欧洲反动势力的围攻之后，雅各宾派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此再也提不出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政策了。2月间颁布的“风月令”，规定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给无产的爱国者，但这个法令迟迟没有实施。农村贫民的均产要求和限制大地产的要求也未能得到满足。从出售国有财产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买得大部分土地的富裕的上层农民。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处。

本文上面谈了很长一段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问题，这与毛泽东的大智是否有关联呢?这正是笔者所要阐述的。

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的主要智慧应当表现在何处呢?依我看，其主要智慧不在于他对社会中的某个局部问题或某个方面有所发现，而在于他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和掌握。也就是说，他在总的客观规律中，能够掌握住其中影响全局、决定全局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革命战略家。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他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将农民发动起来，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做不到的。这正是毛泽东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分歧。它表明，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掌握住了。如果不是这样，在革命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他何以会走井冈山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路线呢?因此，在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其内容则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发生，民族的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实现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宣告中止。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农民，改而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就是个鲜明的对照。在国统区，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及官僚势力的重压下，奄奄一息，只有用抓壮丁的办法，把他们绳绑索捆地送上前线，甚至在前线的牺牲者中，还发现有被捆绑者的惨事。而在敌后的解放区，由于农民过上了民主生活，经过减租减息，他们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从而焕发出巨大的革命精力，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人民战争的奇观，正是从这种政策的基础上绽放的花朵。日本投降后，随着内战的迫近，在1945年的12月间，毛泽东即发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也逐渐深入地展开了。在刘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泽东着重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全国胜利后，在一切新解放区又有秩序地展开了全面的土地改革，笔者在朝鲜战场上看到源源不绝地涌向志愿军行列的新战士中，就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实行土改后的年轻人。这些人生气勃勃，斗志高昂，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勇敢。以黄继光为例，他就是土改后从四川新区参军的。他牺牲时才二十一岁，参军还不到一年。在上甘岭上，他面对着祖国慰问团的亲人说：“请你们听我的胜利消息吧?”说完，就拿着爆破筒扑上了敌人的枪眼，在上甘岭腾起的惊天动地的火光，不就是土地革命折射出来的光辉吗?综上所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如一地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革命总任务中的关键问题。这正是他善于抓根本规律的大智慧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第一流的革命战略家。

八、在锣鼓声中消灭了一个剥削制度

1955年的隆冬至1956年的1月，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最喧腾热闹的季节。全国的私营工商业户，几乎每天都有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政府里请求批准公私合营。按预定计划，中央本来准备在1956年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面对着这一席卷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得不改变做法，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步骤。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这样，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资金的93.3％，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1956年1月，笔者曾在首都，亲眼看到私营工商业户的队伍，他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地行进在天安门前，那种热烈的场景，是很动人的。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中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由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而公私合营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了。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的分配，除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约占四分之一外，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为工人福利费 、国家 所得税 ，及扩大生产设备所有。按毛泽东的说法，私营工商户的“一只半脚已经踏进了社会主义”。一个阶级的失败和消灭，通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在我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消灭，却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没有流血，没有对抗，生产上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国家生活没有任何颠簸，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是我党独一无二的光辉成就。这同毛泽东的大智也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我党能够取得这一成就呢?这是偶然的吗?或者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不是。

第一，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年俄国和东欧的资产阶级，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经常受到帝国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挤压，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面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决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长途中，它曾是我党的盟友。进入建国以后，这个阶级同样具有两面性，既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也有消极地与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根据以上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加上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权紧紧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采取和平赎买政策。这样就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只看到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强调利用的一面，对限制和改造加以忽视，那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消极的一面。如只强调限制和改造，而忽视利用的一面，也是不利的。总之，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着团结和斗争，斗争也是为了达到团结。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是没有斗争的。按彭真同志的说法，我们是“两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营’。经过这两仗，问题才基本上解决了”。事实的确如此，“五反”以前，资产阶级很威风，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工厂管好。一个“三反”、“五反”，打掉了资本家的威风。这一仗下来，资本家在政治上比较老实、服从领导了；在经济上也比较老实，“五毒”减少了。这就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何人空想出来的。任何正确的方针要圆满地实现，还必须找出具体的办法。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一样。1953年春，李维汉同志率领中央统战部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专题调查私人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当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多数仍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其中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由社会主义成分直接领导、同私方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我们的方针，不应盲目把私人资本主义搞垮，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带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回到北京后，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曾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6月至9月三个月内，毛泽东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多次讲话。9月7日，毛泽东又约请了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确定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还谈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与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关于采取赎买政策的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四马分肥”的方法即将企业利润分为国家、工人、资本家和扩大生产四个部分 。要求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在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同志则作了多次讲话，作了具体部署。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使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在定息问题上，陈云同志决定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并决定七八月间发一次定息。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求三厘 望四 厘”。在当年 1956年 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后，他们表示“喜出望外”。当年12月，在全国工商联大会上，陈云同志又宣布，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如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事实上，从建国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三十多亿元，而公私合营时 1956年 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私股的投资总额仅为二十四点二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上，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事实上也是一种赎买。由于党的政策这样英明正确，周到细致，所以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得如此顺利，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欢呼进入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

第三，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党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过分强调了限制和改造，将私人资本主义消灭得太早了。李维汉同志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说，诚然，列宁曾经强调说“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 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只讲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还说，全部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保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应该把握三条：一 他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二 他还强调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 他提出要在不久的将来使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才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完整的思想。片面地只讲利用资本主义而不讲限制资本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恰恰是曲解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据此，李维汉同志认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政策。决不能离开限制改造，孤立地讲利用资本主义，那样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他还指出，在我国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迟或早地到来，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我认为，李维汉同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近年来有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之所以攻击我国的私人工产业改造搞得太早了、太彻底了，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建国后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整日喋喋不休地埋怨中国生产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就是一切资本主义“补课论”的思想根源。有一个叫刘宾雁的人，前几年就多次说过：“解放以后犯了可以说是战略性的理论错误，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刀切开，彻底得很，一条血管，一条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其实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三大改造，不仅当年受到全国工农大众、知识分子的热烈赞扬，而且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而刘宾雁却如此地诋毁它?看来只有丝毫不触及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血管万世畅流，反而合乎刘宾雁之流的心意。这不是彻底暴露了刘宾雁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吗?立场不同，当然他同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在这个革命转变中，我们党掌握得既积极而又稳妥；既不早又不迟；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收到了预期的革命成效，而又未引起重大的社会震动；既消灭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又改造了人。因之转变是极其成功和极其伟大的。这是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智慧因势利导分不开的。把对私人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改造分开，把革命停滞起来，设想有一个长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也是不合乎辩证思维的。

小　结

 表现毛泽东的大智者，岂止以上数端，这里举几个例子不过说明大意罢了。问题是为什么能造就出具有这样大智的人物呢?他的大智又是从何而来呢?据笔者看，这决不是天生的或者仅靠自己的天赋形成的。我认为，构成毛泽东大智的因素，有几个主要方面：第一，是他参加了中国革命丰富多彩的实践，广泛地接触了工农兵、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物，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二，是他平常极为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渊博的知识；第三，是他精通马列主义，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水平；第四，是他确实具有不凡的禀赋。这四者汇聚在一起，才构成他的大智。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这样一个人物，自然是很不容易的。

大勇篇

大智与大勇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设“空城计”，如果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吓得面如土色，也就难以在城头怡然悠然地抚琴了。所以我前面写的“大智篇”中各例，也都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的大勇来。

但是，智和勇也还不是一回事。比如有人纸上谈兵，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而到了战场，也难免临危失态。毛泽东从率领数百人上井冈山，直到后来成为数百万大军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故不可不在勇字上单独立篇。但本篇不拟写得太长，仅举出以下两例作为说明。

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记得早年看过一本小说，讲一个英雄人物，从前当战士和下级军官时，非常勇敢，后来当了大官，地位高了，顾虑就多了，勇气反不如前。我想这种情况是有的。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早已是全党的领袖和全军的统帅了，其位置不可谓不高。他本身的安全，也的确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的命运。但毛泽东的心理状态却与上述情况相反。解放战争时期转战陕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集中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他企图以攻占延安，来“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并在此步骤达成后，抽出胡宗南这支战略预备队，加强其他战场的攻势。大家都知道，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瘠民贫，只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地区。我军部队也少，只有第1纵队辖两个旅 及新编第4旅、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余人，另有三个地方旅。这样不得不从晋绥增调了一个纵队，其机动作战兵力总共仍不过六个旅二万七千人。与敌人的兵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其装备更无法相比了。

 在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后的第三天，在绥德城南的枣林沟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以及彭德怀等将领。在会上曾引起过一场争论，即多数同志提出，要统帅部和毛泽东主席渡过黄河，在黄河彼岸某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理由很明显，陕北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地区也狭窄，回旋余地并不大，而毛泽东一身而系全党安危，在战争中危险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渡过黄河，转移到安全地区，并不影响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将最高统帅和统帅部安排到较安全地带指挥战斗，不仅合情合理，且很有必要。这样做，也决不会引起任何非议；因此，此议一出，几乎全体响应；但是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就是毛泽东。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打胜仗。”同时，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调部队来。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一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部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尤其是任弼时，对毛主席应过黄河坚持最力，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都带了火气。毛泽东声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大家看说不服他，只得让步。会议经过两天讨论，最后确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书记，负责那里的土改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叶剑英、杨尚昆前往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事情就这样确定了。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统帅的勇士情怀?他想的不是什么我已经是最高领袖了，应当格外地珍惜自己，而想的却是人民，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危急时刻决不应当离开他们。只要能更有利于全局的胜利，至于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他对自己是这样，而对自己的战友却是另一番体贴。例如朱总司令，那时已经六十一岁，董老的岁数更大，毛泽东把他们安排到环境比较安定的华北晋察冀地区，又未尝没有照顾的意思。朱总司令当然很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他临行前的一天下午，专门召集了警卫部队连以上的干部会，再三嘱咐大家：“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朱总司令讲完后，又把团长、政委找到跟前，要他们把力量重新调整一下，老弱的自己带去，精壮的留下来。战友之间的心心相印又是多么感人啊！

在国民党集结重兵侵占延安，并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率中 共中央及军委总部始终在陕北坚持的消息，不仅安定了陕北的人心，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战斗意志，对推进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当然，陕北战场是异常艰苦的，比之全国也许是最艰苦的战场。那时毛泽东已经五十五岁了，由于山径崎岖，战争的头几天，他已经丢弃宋庆龄早年赠送的那辆汽车，开始骑马或步行。住下时则住在又黑又窄的窑洞里，连地图也挂不下，墙上、酸菜缸上、锅台上摆的都是地图。尽管战争一开始，他很风趣地说过，“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但在这样狭窄的地区回旋，不遇到危险，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的记述，其中最危险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我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之后，胡宗南气急败坏，利用我主力远在西线的机会，专门派了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向我中央领导机关扑来。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敌人既然来了，不得不连夜转移。傍晚出发时，一阵闷雷沿山梁滚过，接着便下起大雨来。队伍冒雨爬上西边的山梁，由于天色漆黑，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进。走了一夜，其实走出来并不很远。天亮时距王家湾还有四十里路，只好停下来稍作休息。半晌午，后面即传来激烈的枪炮声，飞机也在头上嗡嗡盘旋。侦察员赶上来报告，警卫部队已同敌人接火，正在杨屹崂湾的制高点上进行阻击。警卫部队的指战员个个都是过得硬的，一连打退敌人三次集团冲锋，硬是把刘戡的四个半旅抵挡住了。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激战，毛泽东下令将警卫部队撤了下来。天黑以后，率中央机关继续转移，天又下起了瓢泼大雨。部队刚爬上一道山梁，突然发现左面山沟里一片火光。火堆一个连接一个，看不见头尾，把雨天照得通红，显然追兵就在脚下。在这危急时刻，恰巧向导又迷了路，部队无法前进。这时毛泽东迎着风雨，站立在光秃秃的山梁上，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瞰着脚下的火光。整个部队不用说都紧张万分，个个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大家都默然无声，在夜色里望着自己的统帅，意思是怎么办呢?而毛泽东却似乎若无其事，吮了吮下嘴唇悠然地说：“这场雨下得实在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据李银桥描述，这声音不但镇定自若，简直可以说是逍遥?话的内容似乎与当时的危境无关，却无疑是暗示大家：这情况简直算不了什么，很快就会转危为安。果然，时间不长，任弼时踹着泥水走过来，悄声地说：“主席，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这里离田次湾只有二十里了?”毛泽东点点头，部队摸黑在山梁上继续前进。到达田次湾时，敌人顺沟也出发了。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敌人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休息。”不一时，侦察员报告说：“敌人顺沟过去了?”“敌人全部过完了?”这时，毛泽东将他那支行军时用的柳木棍子朝地上一戳：“好?我们就住下！”这是在转战陕北中相当惊险的一幕，然而对惯于打游击的毛泽东来说，却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第二件事，比上述经历更为危险。据李银桥记述：1947年8月18日，是转战陕北最紧张的一天。刘戡屡次扑空，老羞成怒，这次率七旅之众，对我中央机关穷追不舍。从绥德追到米脂，又从米脂追到葭县，一直追到了黄河边，几日来由于连降暴雨，山洪暴发，连平时山沟里的小溪，也都发出隆隆声，成为汹涌的激流。这天他们赶到葭县的葭芦河老百姓俗称黄河汊 ，发现河水暴涨，轰鸣声震耳欲聋，羊皮筏子刚一下水，立刻像一片草叶被巨浪翻卷而去。此时，前有大水，急不可渡，后有数万追兵已经迫近跟前，看得清清楚楚。这确实是从未遇到过的危急情况。而我方的兵力，仅有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一个警卫排，总共不过九百人。在这种险境下，究竟怎么办?是东去过黄河呢，还是转而向西呢?很明显，只要向东渡过黄河，即可立刻转危为安。也许不少人已在心里想：看来要过黄河了。这时，大家都望着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说：“给我拿支烟来?”接着队伍中传出：“得胜同志要抽烟?谁有烟?”李得胜是毛泽东当时的化名，是为保密采用的。可是连日暴雨，大家身子都没有干过，哪里来的烟呢?幸亏马夫老侯，是个细心人，用油布包着一点烟，这时递过一支来。大家支起被子遮住风雨，好不容易才把烟点着。但见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又一连猛吸了几口，接着把烟头用力地掼下，习惯性地用脚踏灭，接着说了一声：“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说过，不慌不忙地沿着黄河汊向前走去，在数万追兵面前昂首而过。卫士们抢上去扶，也被他喝退。接着几百人随后跟进。这时，不知是敌人被打怕了，还是不明情况不敢贸然追击，却像惊呆了似的停止射击，眼看着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毛泽东率队走到西面一带群山之下，仰面望了望云遮雾绕的山峰，把目光转向任弼时默默颔首，任弼时会意，立刻命令部队攀上西山，并吩咐刘长明参谋：上山完毕，让后尾人员将上山的痕迹擦掉。正在上山的毛泽东，闻声立即转回身，把手中的那根柳木棍往山坡上一戳，说：“擦什么?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同志们劝道：“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就会追过来的。”毛泽东又戳着柳木棍说：“给我竖?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刘戡有多大本事?”毛泽东上山了。周恩来扯了一下刘参谋小声嘱咐，还是按照任弼时的指示把痕迹擦掉。也许毛泽东想借此证明：他说过的“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话，是算数的。果然，在一系列胜利后重新收复了延安，在刚好一年的次年3月，毛泽东才率领中央机关渡过黄河。

毛泽东的大勇，使我不禁想起另一位煊赫一时的人物蒋介石。当三万左右的红军四渡赤水时，蒋介石在贵阳前线督战。当他听到红军突然进至贵阳城郊时，竟吓得大便失禁，屙了一床。蒋介石与毛泽东，且不说是代表两种势力，是两种人，即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二、胆略与慧目

上面讲到毛泽东的大勇表现在战场上，下面则着重说明他的大勇表现在战略决策上。

革命胆略对于一个革命领导人特别是革命领袖说来，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品格。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既要谨慎而又要有足够的勇气，二者缺一不可。革命是亿万人民的事业，绝非个人小事，一旦处理不够谨慎，则将损害千百万人的利益，甚至会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而缺乏勇气，当取不取，当舍不舍，当断不断，也难有所成就，甚至也会使革命毁于一旦。至于只善纸上谈兵，好谋寡断，或仅凭血气之勇，举措轻率，都谈不上是革命战略家了。

记得《伊索寓言》上有一则故事，叫狐狸与葡萄，讲的是一只狐狸，从葡萄架下经过，看见葡萄成熟，馋涎欲滴，但它出于胆怯或者是够不着，每次从葡萄架下经过总是说：“葡萄太酸，还没有熟呢?”如果用这则故事来比喻缺乏革命胆略的革命家却是很恰当的。因为不管如何成熟的革命形势，在他们看来，都是“葡萄太酸，还没有熟呢”?

但是，历史现象是极端复杂的。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即使极老练、不乏革命勇气的革命家，也难于作出决断。原因是这个新事物本身，各种矛盾交织，过于错综复杂，往往现象与本质相去甚远，甚至呈相反状态，使人很难判断。有些事还要等候历史本身的进一步发展，矛盾的各方面才能逐渐暴露出来。但某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很快定下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靠革命家本身丰富的经验、慧眼和胆识了。朝鲜战争爆发并出现危机后，我国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就属于这样的问题。

1950年夏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朝战发生后的第三天，美军就侵入朝鲜国土，直接插手这场战争，更出乎我们的意料。战争初期，北朝鲜发展顺利，一直打到大邱、釜山，不意在9月15日凌晨，美军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突然在仁川港实行了总数为七万人的大规模两栖登陆。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一面命令美军的第10军团向汉城和水原进攻，一面命令在洛东江固守的沃克第8军团向北猛攻。按麦克阿瑟的说法，即一面是“砧子”，一面是“锤子”，企图将北朝鲜的军队一举歼灭。战争的危局是显而易见的。深入南朝鲜已四五百公里的北朝鲜人民军，很难一时撤回。仁川登陆的成功，是麦克阿瑟军人生涯的高峰，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他竟被称为“伟大的英雄”。他本人更是骄傲至极，不可一世。美帝国主义的头子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三八线，放胆向北进攻。于是，李伪军于9月30日起越过了三八线，美军第8集团军和在元山登陆的第10军团也准备越过三八线。为了阻止战事的扩大，周恩来总理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一向轻视我国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认为这一警告“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年轻的中国是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和美军抗衡的。于是美军从3日至7日悍然越过了三八线，开始了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又沿鸭绿江轰炸我国边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遂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事实上，从朝战爆发后的7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等即作了应战准备。7月13日正式下令，将第四野战军的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约二十六万人的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于8月至9月集中在中朝边境。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有备无患的思想，但此时并未下定入朝作战的决心。现在既然形势如此危急，不得不下定最后的决心了。

要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抉择，或者说比之其他决策要困难十倍的抉择。其困难之处在于，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新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刚刚一岁的婴儿。西藏等少数省份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留下的残匪还有百万之众，流窜各地继续作乱。约占全国四分之三面积的新解放区，土改还未进行。尤其是长达数十年的战争遗留的创伤还很严重。恢复国民党时期全面破产的经济，才刚刚起步。在某些群众中，还存在着多年来形成的崇美、恐美的暗流。而我们面对的敌人，却是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它不仅国力、经济力极为强大，还是一个令许多人畏惧的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对比我们的国力、经济力和军队的装备，无疑是极为悬殊的。如果双方一旦兵戎相见，究竟有几分胜利的把握呢？?而从另一方面说，这场战争又是完全应该进行的，从大义上说是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仅是友好邻邦，而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今邻邦遭难，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坐视不救呢？何况如果美帝得逞，直接压到我国边境，我国东北将直接面临威胁，对我也是极其不利的。

一方面是从国力、经济力和整体军力的对比上，出国作战无法进行，而从另一方面看，这场战争又无可推辞，这就是问题的真正困难所在。且战争问题的决策不同于一般问题。一般问题，即使决心错了，还可以急流勇退，迅速改变；而双方战端一开，就容不得你不干了，除非是丧权失地或屈膝求和。我军出兵朝鲜，至少要能顶住敌人，如能战而胜之，自然一切都好说了；如果不能顶住敌人，敌军反而侵入我国边境，即使不深入我国国土，仅广泛轰炸我国大城市和边境各地，我恢复经济的计划也将无法进行，那就比不出兵更糟。而我军从来不曾与美军这个陌生的敌人交过手，我军究竟能否取胜，这是很难预料的。这是另一个决策中的难题。

对毛泽东来说，恐怕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难于下决心的决策之一。据说，在下决心前，毛泽东废寝忘食，煞费考虑。经过几天几夜反复分析思考，才下定了出兵朝鲜的决心。对于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心，不仅党外，而且党内也都存有疑虑。害怕出兵、反对出兵的意见，不仅下层有，领导核心中也有。其中最明显的是林彪。林彪在历史上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名将，他曾率领百万大军，从北打到南，对战争应该说是有丰富经验的。他认为，还是以不出兵为稳妥。他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对出兵问题一再反对，并且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还说，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美国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的意见是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周恩来在会上支持了党中央毛主席出兵的方针。他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是一定能胜利的，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现在不是我们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本来考虑要林彪去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因为最初出国的部队主力是原四野的部队，是林彪的老部下；志愿军将来的后方东北又是解放战争时四野的老根据地，各方情况林彪都比较熟悉；林彪在当时的名将中又最年轻，当年才四十四岁，他去当志愿军的统帅是最合适的。但是林彪以有病为由，要求到苏联去治病。党中央毛主席只好改派彭德怀去当统帅。彭德怀的表现与林彪完全不同，他在10月初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抗美援朝的会议上，及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两次都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出兵作战的方针。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和美国打仗，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是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动人心弦地说：“大家说得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无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还说，“至于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最后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党内统一了思想，解除了疑虑，于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伟大决定，就此定了下来。彭德怀也毅然决然地“受命于危难之中”，接受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担。从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揭开了最壮丽的令中国人任何时候都深感自豪的一页。

从以下几则电报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决策中的思想历程。

在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他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又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 ，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还说，“这两个问题中，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 ，则第二个问题 美国和中国宣战 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 ，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从这份电报可以鲜明地看出：其一，毛泽东考虑问题，完全是从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东方和整个革命阵营的利益出发的。其二，为了从事这一正义的战争，已经下定最大的决心，敢于冒最大的风险，即美国可能公开向我宣战，并轰炸我国各大城市和边境，并使我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其三，指出形势发展的关键是志愿军出动后能否战胜美军。

六天以后，即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属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 、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从这个命令里，我们强烈感到，它通篇都渗透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热情。尤其第五条，它日后成为中国军队与朝鲜人民亲密团结、共同战胜敌人的政治保证。在朝鲜人民心目中，不仅留下了中国军队崇高的形象，而且中朝人民间结成了最珍贵的友谊。在1958年志愿军撤军期间，朝鲜人民送行的眼泪几乎洒湿了朝鲜的国土。那种难分难舍的情景，你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军队中也找不到的。

还有一份10月13日的电报，那是周恩来在苏联商谈期间，毛泽东发给他的。这已经是距志愿军出兵的10月19日不足一周了。这则电报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个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又说，“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从这份电报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派兵出国作战的决心，已经无比坚定，且已初步寻找出实施这一决心的策略。

现在大家都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一带有风险性的决策所展示的结果。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晚奉命分三路入朝。其简要过程是，担负这一沉重担子的彭老总和志愿军将士不负众望，他们不仅以低劣武器顶住了敌人，而且在初战告捷之后，连续三次战役，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个仆从国家的所谓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并且再度解放了汉城。其中尤以第二次战役胜利为最大，在我诱敌深入至有利地区后，西线以六个军十八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向敌主力美第8集团军实施突击，东线以两个军于长津湖地区向美第10军实行反击，共歼敌三万六千多人，并一举解放平壤，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地区。美军狼狈万状，向南狂逃，被美军称为“黑暗的十二月”。笔者赠抗美援朝纪念馆的一首短诗曾说：“中华好儿女，何惧风雪狂，一战惊天下，大败兽中王。”我想这也会是许多中国人的亲切感受。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不久，我军不顾疲劳又举行了新年攻势，又一举突破了三八线，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并解放了汉城，推进至三七线一带。我军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使美国朝野震动。不久，麦克阿瑟这位目空一切的“伟大的英雄”，就被另一位革命阵营的英雄彭德怀打下了台。这就是当年在全世界面前中国人显示力量的壮观的一幕。毛泽东的英明决策胜利了?

另一个令人惊异的是，出国作战不仅没有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反而大大促进了全面的建设。由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各条战线的建设事业都以空前未有的声势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志愿军的英勇作战，有力地鼓舞了国内人民的建设热情；国内日新月异的建设，又大大激励了前方将士的高昂士气。前线和后方就仿佛两个彼此互相推动的热火朝天的战场，那种景象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凡是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都是有这种感受的。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和敢于作出这个别人不大敢作出的决策呢??决策本身是否只包含着热情和勇气的因素呢??或者说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有没有偶然和侥幸的因素呢??

作为战场统帅亲身经历这一战争的彭德怀，在1957年5月15日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曾说：“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这是下决心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从彭老总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即除了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魄力之外，他还具有对复杂事物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如果再进一步具体探求，这个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又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据我看，在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决策上，有以下两点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是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他不像别人只停留在现象上，只看到它强大的一面，还看到了它在本质上虚弱的一面。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既承认它铁老虎的一面，也看到它纸老虎的一面。如只看到美帝的舰艇、飞机、大炮、原子弹，像林彪那样，那就谈不到什么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了。对敌人要看到本质，看到它的两个方面；对我们自身也要看到两面，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思维。其卓越的洞察力正是建立在这种辩证思维上。

其二，是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估计。建国之初，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所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是相当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但是在这三大运动开始之前，人们却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只是作为一种潜力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或者是像深厚的矿藏被压在地层之下。只是由于革命粉碎了群众身上的枷锁，有如地层被揭开，这才腾起了冲天的火光。我前年到过云南，得知龙陵、腾冲等地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热海，但是这个热海深深地藏在地下，人们是看不到的。如果以此相比，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潜力，不就像是地下的热海吗?但是一般人视而不见，而毛泽东的一双慧目却能穿过深深的地层看见这个热海。这双慧目不是别的，正是构成他血肉一部分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即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只要革命的政党用正确的政策将他们唤起，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奋斗的目标，就能发挥出千百倍的潜能。我想，当毛泽东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时，他的信心中是包含着这种潜力的。不然，他就不会有那样的信心了。

因此，依我看，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胆略和慧目，才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

大功篇

 我认为，毛泽东的主要功绩是：

 一、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纵有误失真英雄，

改天换地建伟功。

慧眼胆略谁堪比，

巍巍昆仑第一峰。

这是毛泽东九十五岁诞辰时我写的一首诗。

为什么我要说“改天换地建伟功”呢?因为首先，毛泽东的功绩，不是一般的大功，而是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摆脱了长期的苦难，从世界上最黑暗的牢狱里走出来，开天辟地第一次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不是任何局部的改良，而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最有影响的革命之一。而这场革命正是从毛泽东的手中，从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最后完成的。从此，中国历史真正出现了一个新纪元，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要说振兴中华，这才是振兴中华的真正开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强盗用军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揭开了一页又一页屈辱的历史。接着列强们又纷纷闯进中国，支持各大小军阀割地争雄，造成混战不休的纷乱局面，使人民陷入极端悲惨的境地。这一页页历史，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凡我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只要还有一点民族良心和一点血性，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在中国土地上的横行，无不视为奇耻大辱而咬牙切齿。因此，百余年来，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和广大民众，纷纷起而抗争，前仆后继，斗争从未停息过。但是由于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此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这一革命在共产党杰出人物毛泽东的领导下，实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结合，运用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经过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以长达二十二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把所有帝国主义强盗干净彻底地扫出了中国大陆。这一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奋斗的梦想，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站立起来了。这样，毛泽东也就成为我国人民所景慕的民族英雄。除了少数洋奴以外，凡是中国人都会感念他的。

其次，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摧毁了长期存在的封建制度，使土地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从而解放了广大农村人口的生产力。

再次，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从根本上打倒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彻底砸碎了他们腐朽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

总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就其规模之宏大，群众动员之广泛和深入，革命之彻底，路程之漫长、曲折和之复杂，领导者的坚定性和群众斗争的英勇，都是人类最伟大最壮观的革命之一。在一些方面远远超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民主革命，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最近几年，有一小批醉心全盘西化的洋奴，认为“五四”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就走错了路。这就是说，从“五四”起就不应该成立共产党，就不应该进行这场与中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革命，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和反动的。这种感情和立场，是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的。

二、适时地实现了革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工业化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的第二个功绩，是他适时地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并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完整体系，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是一个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连结的论者，这完全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方面，他明确主张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反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性质；一方面他也不赞成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万里长城。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既反对陈独秀不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李立三、王明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左”的做法。例如在土地革命中他就坚决反对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建国以后，他也没有立刻实行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这说明，他在区分两个革命时是相当分明的。但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将革命引申到社会主义的改造也就开始了。当时应当说对这种革命转变的时机是掌握得很恰当的。一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已经没收了占国家经济主要部分的官僚资本，形成了国民经济的骨干；二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三是私营工商业已经过渡为公私合营，已经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四是经济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五是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六是政权牢固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在这种条件下，及时实行革命的转变，逐步地有秩序地以赎买的形式，将私营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应该说，毛泽东在掌握这一革命转变上，既是适时的，又是积极的和稳妥的。其结果是毫无任何社会震动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革命。当然，直到今日，仍有人对这种做法持有异议。按他们的见解，中国根本不应该实行这种转变，而应彻底实行资本主义的一套。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应该有一个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资本主义阶段，然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岂不知在中国大地上重新造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之后，再来一次推翻他们的革命，不是还要流很多的鲜血吗?难道那是轻而易举的吗?让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重新再做几十年或几百年的资本的奴隶，难道中国人民会满意吗?这会代表中国人民的心愿吗?与毛泽东的做法相比，到底哪个更符合人民的心愿，哪个更符合历史的要求呢?

当然，某些人想搞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做法是有一些论据的。其论据就是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说法，与俄国十月革命后某些人的论据不谋而合。列宁曾彻底批判了这种论点的荒谬。他在《列宁选集》第4卷的《论我国革命》中指出，经济文化落后固然会给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困难，可是为什么不能利用我们掌握的苏维埃，更快地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呢?毛泽东和列宁的想法完全相同。从建国后我国工农业发展的速度来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援引我国的资料，从1950—1977年，我国的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三点五的速度增长，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相比，我们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50年到1970年，除日本外，一般工业国家增长五倍，中国则增长了十五倍。中国四十年走完英国一百年的路程。直到毛泽东逝世为止，我国已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

三、支援了世界革命和人类的进步事业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始终忠于国际主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真心实意地力所能及地支援了世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支援以及对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援。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使我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凡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然是国际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共产党人就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却要经过实际的检验。在实际的检验中，也不是每个称做共产党员的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能打满分。而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在各项国际问题的处理中，他都是具有高度原则性的，称他为彻底的国际主义者或者完美的国际主义者并不过分。

 我在前面提到，毛泽东在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是很敏感的，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是很坚定的，是寸步不让的。但是，他又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他总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看问题，从世界革命的全局看问题。他既坚定地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同时又在关系到世界革命全局的重要时刻，不惜作出局部的民族牺牲。可以说，在他身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因此，他不愧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的声誉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二次大战后，在东方接连发生了两次战争：一次是朝鲜战争，一次是越南战争。这两次战争都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就地域说，面积并不大，而规模都不小。以朝战论，双方都陈兵百万。其胜利和失败的结局，对战争的双方都是有重大影响的。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前已论及，中国人民的确是在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和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的决定因素，恐怕还是他那出自国际主义的责任感。他当时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不管你们说的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但别人的国家遭了难，我们站在一边看，心里总难过。”这不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国际主义的情感吗?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以苏联为首的，中国不过是充当“老二”的角色。有人就说：“老大哥怎么不出兵?怎么轮到我们出兵呢?”毛泽东当时就解释说：我们出兵比苏联出兵好。我记得，他当时曾举出田忌赛马的故事说服大家。甲方有上中下马各一匹，乙方也有上中下马各一匹。当甲方首先把上等马拉出来的时候，你是用哪等马去与之比赛呢?一般愚者必拿出上等马与之较量。然后再拿出中马与中马比，下马与下马比。其实，这不是聪明的办法，必不能稳操胜券。如对方出上马，我出下马；然后对方出中马，我出上马；对方出下马，我出中马；则我必能三战两胜，稳操胜算。何况苏联出兵，很容易引起世界大战，不免战端再起；我们出兵，搞得好，可以将战争限制在局部范围。这样对世界的和平将大为有利。其后的发展果然如此。可见毛泽东处处从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他的胸怀是世界革命的胸怀。这里不妨再提一件事。当毛泽东决定出兵的时候，苏联是答应出动空军与我配合作战的，后来他们又因某种顾虑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我们是出兵呢，还是也随之改变呢?毛泽东的决心没有变，还是决定出兵。原来与苏联的协议，我们出兵，他们援助武器。这一点是实现了，尽管是二次大战中的旧武器，有的枪栓拉不开，战士们戏称为“用脚蹬”。这些军援本来是不要钱的，后来苏中交恶，赫鲁晓夫向我要钱，我们只好一一还债。在中朝两国的友谊史上，还应大书一笔的是，尽管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从物力到人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包括毛泽东亲生儿子的鲜血，而且对朝鲜方面毫无所图。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8年，中国部队立即全部撤出，在朝鲜半岛上不留一兵一卒。这是何等纯洁的国际主义友谊?从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何等感人。

朝战结束之后，在东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战争——越南战争。自从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战火便蔓延不息，仗越打越大。这次战争，充分显示了美帝国主义者的罪恶企图。它不仅要阻止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而且要把已经解放的越南北方重新变为它的殖民地，并把印度支那变为它的势力范围，以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圈。从战争开始之日起，毛泽东就看穿了这一点。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邻邦，在越南解放之前，中越人民就有极为深厚的友谊。当越南人民命运攸关的时刻，中国怎么能无动于衷、漠然坐视呢?毛泽东这时又提出“援越抗美”的口号。这次的“援越抗美”，中国人民同样是尽心竭力、倾力相助的。毛泽东当时曾说：“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做是自己的斗争，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还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这一立场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斗志。在越南人民整个抗美斗争中，中国政府以数量庞大的战争物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前线，据统计，其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此外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两万余人。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轰炸越南北方后，我国还派出了高射炮部队和工程兵部队，约三十万人，给予越南以有力的支援。直到越南南方全部解放，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国土，有些援助也没有停止。当然，必须说到，越南人民也像当年的朝鲜人民一样，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斗争是极为英勇的，杰出的，他们也把最大的民族牺牲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方发生的这两次战争，都给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极其沉重的打击，使美国的国力受到了很大削弱，美帝国主义正是从这两次战争开始走了下坡路。这正是东方两次战争的伟大意义所在。这样估计决不是夸张。在这两次战争中，中朝人民和中越人民结下了鲜血凝成的最深厚的友谊。笔者在这两次战争中都身历其境，对此是有深切体验的。遗憾的是，在此后的中越关系中，也曾出现一段不正常的情况和不愉快的事情，但在中越人民长期的动人的友谊长河中，这些毕竟只是暂时的现象，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下，还会是“同志加兄弟”?

1970年5月，美国又把战火燃烧到柬埔寨。毛泽东当即发表了“五二○”声明，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关于中国对柬埔寨的支援，西哈努克亲王是有亲身体验的。他在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时，曾说，当我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偿还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时，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作贷款，也可以记账，可是军火除外。”西哈努克又不安地说，中国自己的负担很重，给了第三世界很多帮助，而现在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又成了中国的额外负担。毛泽东又回答：“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们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愈多我就愈喜欢。”

毛泽东不仅对周边国家是如此，而且放眼世界，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无不给以热情的、力所能及的支援。1964年，拉丁美洲的巴拿马举行反美示威，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美国对此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毛泽东对美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组织了两千万人举行示威游 行，来声援巴拿马人民。有人认为对这样一个仅仅十万人口的国家不必如此重视，毛泽东说：不对?巴拿马人民已经直接起来反对美国军队，这就是最重要的事。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支持。对非洲许多国家，我国的援助也是很广泛的。由中国援助兴建的坦赞铁路，那是举世闻名的。但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毛泽东也都给以有力的声援。三十年前，在美国发生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杀害的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全美国黑人的愤怒与骚乱。毛泽东当时曾发表过一个声明，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取得彻底解放。”这一声明，在美国黑人中引起很大反响。

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一条巨大醒目的标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干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制度既是宗主国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也是所有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贫困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与一切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团结起来，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结成亲密的联盟，才能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之路。因此，世界革命是一个整体。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密切注视时代的风云，纵览世界革命的全局，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解放了的新中国所应担负的历史责任，不仅有高度的自觉，而且具有充沛的国际主义精神。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使新中国在全世界树起了崇高的形象，人们把毛泽东看做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他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个世界英雄。当然，有些人觉得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似乎太多了，这是还没有国际主义自觉性的缘故。虽然我们不免付出了许多代价，自己的生活紧一点，苦一点，但对于受援者说却是极为珍贵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中国人民值得自豪的。

四、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毛泽东的重大功绩之一，是他留给我们一个好的党，一支好的军队和好的作风。这是极其宝贵的遗产。至于后人如何看待这个遗产，是否能保住这个遗产并发扬光大，那是另外一个范围的问题。但从毛泽东本人说，他留给我们这笔宝贵的遗产，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历史表明：她是从中国人民沉重的苦难中挺身而起，不断成长壮大，经过几十年革命战火锤炼和艰苦创业的党；是一个真正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扎下深根的党；是一个以三大作风为标志的有优良传统的党；是一个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熟的党。正因为如此，她不断地纠正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既定的航道上勇敢前进；正因为如此，她经历了人间罕有的艰难困苦和惊涛骇浪而不溃败，最后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把革命引向了光辉的胜利。她为我们的民族和这个世界已经作出了人所共知的贡献。

为什么我们的党具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呢？这同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是分不开的。无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毛泽东都是很重视的，但他尤其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并且善于抓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真正用马列主义来武装这个党。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时候毛泽东不强调学马列主义的。一个人要有灵魂，一个党也要有灵魂，马列主义就是共产党的灵魂。如果共产党没有马列主义作灵魂，那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工具，宗派的工具，个人的工具，机会主义者的工具，甚至是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由于毛泽东一向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就产生了如下的积极成果：第一，大大提高了党员的觉悟和理论水平。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42年毛泽东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而且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进一步促进了马列主义的原理与各项工作的结合，使一般下层党员也大都知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干事要看具体情况，处处要注意调查研究。这就把党的思想路线放在坚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第二，随着党的思想建设的加强，也就带来了新的作风，优良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还有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三，这就把我们的党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熔炉。前文曾经提到，有人认为我们党有一个先天的弱点，这就是党员中无产阶级成分不占优势，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却又过多，因而怀疑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不错，我们党确有这种先天的弱点，但是他们不了解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人是可以改造的”，由于我们党一向重视思想改造，这就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人逐步地无产阶级化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断清除和抛掉了自己原有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扔掉剥削阶级的脏东西，而逐步变成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是这样保持下来的。我们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世界上一支少有的好军队。张学良将军在回忆往事时，曾经高度评价过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他说他的一个战斗力最强的师被红军消灭之后，他才真正体验到红军确实厉害。其实，解放军的全部战史，都是英勇无比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历史，能够战胜任何艰难的历史。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直到朝鲜战争打败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具有这样强的战斗力呢?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它有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为什么它会有这样高的政治觉悟呢?这是因为它是以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来建设这支军队的。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因此，这支部队不仅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有良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就使它能够在任何艰难环境中存在下去。比如，在抗日战争中，冀中根据地曾经为日寇全部占领，公路如网，碉堡如林，根据地已经变质为敌占区了。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军化整为零的小部队，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仍能继续战斗下去。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什么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前面已经提到，在志愿军从朝鲜返回祖国的时候，朝鲜人民牵着他们的衣襟，依依难舍，竟流了那么多的眼泪，有谁见过世上还有这样动人的景象吗?毛泽东曾接见过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当毛泽东握着黄妈妈的手称赞她有一个好儿子时，黄妈妈说：“这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应该说，这句话也道中了问题的实质。毛泽东确实给我们培育了并且留下了一支最好的军队。

应当强调提醒，不应该轻视一个党和一支军队的作风。正是由于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的好作风，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不应忘记，当年我们刚刚进城时，我们的党在全国仅有四百多万人，军队也不过二百多万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全体人民中也是个极少数。而当时的城市和新解放区的乡村，还是未曾触动的完完整整的旧社会。腐朽污秽的种种丑恶现象还是到处可见。用毛泽东的话来形容，就是“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淹到了我们的胸脯”。那么，究竟是这个极少数来改造这个庞大的传统的“臭酱缸”呢，还是这个极少数被这个“臭酱缸”所淹没呢?而后者不仅有可能，且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不要很长时间。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毛泽东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目标明确，措施有力，不是这个极少数被污泥浊水所淹没，而是这个党、这支军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清新的风，艰苦朴素、清廉自持的风，以劳动为荣、以为人民服务为荣的风。这股风由小到大，日渐强劲起来，终于使那种奢侈浮靡之旧风为之一扫，各种丑恶现象被荡涤干净，使旧城市、旧乡村出现了新的面貌。一句话，不是这个极少数被淹没，而是这个极少数改造了一个完整的旧社会。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不是一个农民领袖。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在中国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他就要求全党全军来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西柏坡的小山村里，他已经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且提出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的问题。在中央进入北京的途中，他又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不要学李自成。正是他的这种思想及时地武装了全党全军，使大家都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入城之后，有一位将军看到我军将士的生活很寒酸，与城市的资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生活相差太远，曾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提高我军将士的生活水平，要吃到几个菜、几个汤。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建国后不久的1951年，我党又接连开展了大家知道的“三反”、“五反”运动，把一些开始露头的资产阶级作风，很快地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这一运动有粗糙和扩大化的地方，也曾误批了一些好人，但就其总的历史作用看，是积极和不可少的。如果让那种倾向发展起来，党和军队的作风以及社会的风气，在建国初期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在“三反”、“五反”期间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枪毙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这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当时也有某高级干部找毛泽东说情，说不要处理这样重，但毛泽东不同意，说杀这两个人是挽救更多的干部。事情果然如此，如果不是采取这种坚决措施，还不定会产生多少刘青山和张子善。其实，查一查张、刘二人的贪污数字，比起今天的某些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顽强地不断地同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铺张浪费作斗争，才使我们党和军队保住了传统的优良作风。事实证明，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腐朽作风和千百年来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我们党和军队的成员，都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又同这个社会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因此不可能避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稍一放松就会受到腐蚀。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放松了。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党和军队发生了某种变化，甚至是很大的变化。尽管我们的干部、党员和军队成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能够保持清廉的操守；但是一切向钱看的狂潮和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正猛烈冲击着我们的精神长城。应该说我们的精神壁垒不是没有被冲塌的地方。我们队伍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或者不够坚定的人，经受不住金钱、权力和奢侈浮华恶风的诱惑，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正在向资产阶级的人生价值观方面转化。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越来越淡漠和疏远。这样，我们的党和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优良作风，不能不一步一步地失落。我们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也不能不大为削弱。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众多同志的不安和忧虑。应当说，已经到了我们该正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如果再视而不见，或措施软弱无力，那是很危险的?陈云同志说：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是一针见血之论。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把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机械地对立起来，或者认为经济上去了，这些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势必会使问题继续严重化。这样我们就对不起一切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的前辈，对不起中国人民，也将愧对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党、一支好的军队和好的作风的毛泽东同志。

 五、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无价财富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无价财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逐步结合，便创造和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既具有中国的特点，但又绝不像某些外国学者说的与孔孟之道有什么关联，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是分不开的，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同人民的创造力和集体智慧也是分不开的；但它又不是一般的集体创作，而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概括和天才的总结。

 我不是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不想在这里论列宁毛泽东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只想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对我们民族的价值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价值。

一. 我所说的无价财富，当然首先是指我们的民族。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已往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证明了它是行之有效的真理，而且对今后我们民族的进一步振兴和发展，仍长期具有潜在的生命力。我觉得，我国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干部和青年，要充分地意识到这两点。毛泽东思想对我们的事业究竟有多么重要，这一点敌人或许比我们有的同志看得还清醒。方励之和刘宾雁就曾说过，不批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毛泽东思想才是他们反革命的最大障碍。方励之和刘宾雁之流虽然只是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但他们却反映了敌对势力的心愿，也说中了问题的要害。于此，我们可以从反面看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是多么珍贵?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期，一些本来就仇视毛泽东的人，乘澄清毛泽东若干错误之机，以批“左”为名，拼命地否定他、贬损他，甚至谩骂和污蔑他，毛泽东一度被冷落和疏远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内心里还是尊敬他和热爱他。近年来在广大群众中兴起了“毛泽东热”，这是可喜的现象；但由于缺乏引导，并没有提高到理性的认识。这时，也就是八九风波之后，在北京大学传来了“寻找毛泽东”的呼唤，这是一群有志气的青年人，关心祖国前途、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青年人发出来的声音。这种声音令广大人民深感欣慰和高兴。听说，至今为止，他们仍经常地孜孜不倦地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不断地进行学习和讨论。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学习，是为寻找真理、掌握真理而学习，绝非过去某种形式主义的学习可比，这是非常可贵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不是无价的财富，只有接触它、钻研它、认识它，才能够确定，否则就无从谈起。懂得了它是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是运用，把财富埋在地下就永远不能放光。也许有人说，毛泽东著作讲的都是陈年旧事，是老古董了，今天学它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学习马列主义是在于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是在于理解它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就是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要认真学习，就会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就可以运用它来观察和解决新的问题。马恩列斯的著作，同样是陈年旧事，但毛泽东正是从中掌握了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来解决了中国革命许多重大问题。为什么我强调说，毛泽东思想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事业有长远的意义呢?我想至少可以举出下面三点：第一，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这是写在宪法上的。在四项原则中，一般认为党是最重要的，但从实质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灵魂，党就成为谁都可以利用的工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党就会变质，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变为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会成为一句空话。第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和战斗的武器。放弃了它就等于自动解除武装，就无法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斗，最后只能是招致全面的溃败。第三，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理想，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仅仅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然而又是必要的过渡阶段。既然失去了社会主义，也就中断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中断了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一切探索，人类的未来必将更加渺茫。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它带有中国的特点，但并不是说它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在地球上至今仍占有很大面积的那些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国家，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地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例如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思想，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当然，这必须依据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情况作为借鉴。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已经在世界上广泛传播，那些地方的革命家们正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着各种探索。这些探索，虽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都存在着巨大的希望。人们看到，即使距美国最近的古巴，他们的革命不就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吗?古巴革命是在著名的马列主义者卡斯特罗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取得的，并且很快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和长期封锁中仍然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着，完全说明了古巴革命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意义，并不限于上面所说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他的建党学说、群众路线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等等方面，对于其他共产党人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三. 毛泽东思想的长远意义。要谈这一点，不妨从当前的现实问题谈起。从1989年起，两三年内在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震天动地的事件，这就是东欧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这种剧变，西方称之为“民主”战胜了共产主义，我看实际上是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人民已由国家的主人变为资本的雇佣奴隶。所有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不是通货膨胀，债台高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大批增加，社会犯罪率恶性上升，社会主义的成果丧失殆尽。人民重新跌入革命前的黑暗中。这一变化来得如此猛烈而急速，令人震惊。而世界帝国主义却兴高采烈，额手称庆，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彻底崩溃，从此是或者不久就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了。究其事件发生的原因，当然因立场的不同各有不同的说法，而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西方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发生了作用；二是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亦即修正主义势力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后者更为重要。对东欧来说，戈尔巴乔夫这个大叛徒篡夺了权力之后，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也是搞垮这些国家的重要因素。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三十多年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惊人预见。50年代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此后，他又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关于反修防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所作的重大贡献。对于已经变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和还未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异常宝贵的理论武器。人们看到，在那些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国家中，不仅“休克疗法”宣告失败，经济日趋陷入崩溃；在政治上也一步步抛去“民主”的面纱，露出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谁也不会想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坦克大炮轰击人民代表的奇闻，真比当年的希特勒毫不逊色了。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处在这种境遇中的人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弄清楚了他们的国家何以会发生这种剧变，这种演变的性质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敌人究竟是谁，他们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这正是真正的悲剧所在。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修正主义的统治时间过长，人们的思想武装被解除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是多么重要?在今后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是离不开这个理论武器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是本世纪出现的历史巨人，他的理论影响并不因他的逝世而消失，而是会像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一样跨过本世纪，长远地影响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时代。当前的问题是，虽然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但我们对它仍然学习得不够，研究得不够，我们还未充分挖掘出有用的东西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现在毛泽东的信仰者已经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欧美各国都拥有众多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日本还设有毛泽东思想研究院，可见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近些年来，有人提出对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的问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然要发展，不发展它的生命就会停止；但是这种发展，只能是在坚持前提下的发展，只有很好地坚持，才能更好地发展。连坚持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发展呢?有些搞自由化的人嘴里的“发展”，只能说是异己思想的输入和其他不相干的思想的嫁接，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并不能称做什么发展。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无限珍惜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无价财富，并很好地运用这个财富。

大德篇

何谓大德？难道“德”还有大小之分吗？依我看还是有的。小德多半指个人范围内的一些操守，例如在人际关系上，对朋友诚实，言而有信，对师长和长辈尊敬，对父母兄弟友爱相处，夫妇间互敬互爱之类，这些都可称为小德，亦即古语谓之小善也。而大德则是指大范围的，其标准自然有阶级立场的不同。例如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来说，其阶级立场的坚定性，对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对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和献身精神，以至对国际无产阶级道义的信守不渝，这些都属于大德的范围了。总之，一个人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对民族愈忠实，愈有利，贡献愈大，其德也愈大。衡量毛泽东的一生，我看在大德上也不愧是个典范人物。

一、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

毛泽东的大德，首先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的忠诚及其阶级立场的坚定上。这一点，特别在与资产阶级合作和在统一战线中表现得最鲜明。

统一战线被毛泽东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与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和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分不开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一点前面已经涉及，此处不再详述。而在抗日战争中，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典型。一方面，他用极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在他的书信集中，我们看到，他给国民党人士和非嫡系的军队将领，如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写了许多亲笔信，以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使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成为现实。而另一方面，他又鲜明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在抗战爆发、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前夕的中央洛川会议上，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促进国民党改变片面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此外，毛泽东又提出了我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这一条是有深刻含义的。一方面游击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充分发挥我军的这一特长，才能起到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作用；二是以此来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因为毛泽东早已识破蒋介石的阴暗心理，即用日本人之手“借刀杀人”。如果我军把自己的长处弃置不顾，而将有限的两三万人纳入国民党的所谓正规战，实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不是拼几下子就完事了？那么国民党一旦动摇投降，谁来坚持抗战的局面呢？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完全证实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说。在这篇演说里，他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两个投降主义，即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反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是因为他已看出，国民党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的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即已动摇，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尤其是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更是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既害怕战争对他们的财产带来破坏，又害怕民众起来，动摇其统治地位，他们的投降是必然的。毛泽东并且预言，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这一预言没有落空，此后不久即为汪精卫集团的树起降旗所证实，仅仅只在国民党的国旗上添加了和平二字就跑到南京去了。显然，不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不制止这股逆流，抗战是无法坚持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什么又提出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呢？这是指共产党内说的。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的痛苦教训，对毛泽东是极其深刻的。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消极倾向。由于从国共内战转到国共合作，我军从山沟里走出来，党内军内某些不坚定的分子，便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意识。1937年7月，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同国民党军第157师谈判时，由于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漳浦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在统一战线中，有的地方过分相信国民党，因而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军队中个别人甚至以接受国民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也可以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有人甚至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的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在国民党“限共”、“溶共”、“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新政策下，如不提早注意，那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认为，这种阶级投降主义，将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种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他认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倾向。因此，他认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正当这一正确方针顺利贯彻，游击战争在敌后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回来了。他提出了另一套方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很多帮助，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始终若明若暗，有许多情况是不了解的，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直到进行三大决战前夕，米高扬到西柏坡秘密访问时还是如此。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对我党的力量和潜力更是认识不足，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都很弱小，因而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身上。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促成统一，不要提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该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时，他们还担心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能否胜任新的任务。因此，需要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这就是王明被派回来的背景。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王明回国后，于1937年12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为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的重点是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上的许多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自由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同意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指名批评刘少奇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该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用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许多与会者盲目信赖，一时竟不能明辨是非，就依据王明的错误观点，检查过去的工作，承认自己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作了辩白和说明。但会议未对分歧展开进一步的辩论。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等为书记，并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派赴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王明到了武汉，并任中共长江局的书记后，便在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当年12月25日，他自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问题上，从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退了。随后又于次年1月在《群众》杂志上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散布了许多对国民党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他在武汉大学的讲演，走得更远。甚至说什么“在对内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一种恶劣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他的条件”。还说，“现在都谈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以这种退让为满足，更不欣赏他的“共同负责，共同领导”那一套，还是照旧坚持它的“一个党，一个主义”。对这种叫嚣，王明不敢反驳，而是以发表《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的形式来反驳。而他起草的这个“谈话”，却并未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审阅。王明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王明不但在长江局颐指气使，而且也不尊重党中央，甚至发展到以通知的口吻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在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声中，他竟也提出建立几十个新式装备的师团，“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军令”、“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待遇”的主张。这一主张，无异于响应和屈服于国民党“统一军令”吞并我军的压力。如果实行这种主张，共产党还有什么独立自主呢？敌后的游击战还怎样开展呢？尽管毛泽东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王明硬是不听。王明回到武汉后，并没有按中央的意见，把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仍然放在大城市和国民党的谈判上。以致武汉失守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在这些地区乡村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及时得到共产党的领导，使新四军丧失了大好时机，没有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而这时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早已蓬蓬勃勃地发展，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这是严重的教训。当然也要指明，大量国民党军的阻挠，使新四军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条件。

正在这时，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好消息。由于1938年4月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内的真实情况，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与任弼时，他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应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这一指示，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正确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要有亲密团结的气氛。这就为六届六中全会的举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十五个月来的抗战经验作了总结，最后讲了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在统一战线中他批判了关门主义倾向和投降主义倾向。特别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民主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为合作而抹杀党派与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不然，那样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适当的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众的动员，以战胜民族敌人。进行抗日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会后还根据当时形势，撤销了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从此，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能得以贯彻。

以笔者在抗战中的切身体会，自从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沦陷之后，日军大举南下，以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即告结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也出现了幅员广大的沦陷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深深陷入无法脱身的泥淖之中，则这些地区势必成为日军巩固的后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敌人的诱降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国民党恐怕早就投降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抗战就无法坚持到底，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至于抗日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关系，笔者的体会更为深刻。在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两条抗战路线最鲜明的对照。笔者长期生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那个时代人民大觉醒的精神风貌。所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被组织到各抗日组织之中。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遍地展开，使敌人寸步难行。尽管日寇进行了无数次的“讨伐”、“扫荡”，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据地仍巍然屹立，成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幅员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法国，紧紧地包围着平、津、保等大城市，像一把尖刀直插入敌人的心脏。令人深思的是，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发挥出这样大的威力呢？原因不是别的，是千百万群众被真正地发动起来了。而被称为一盘散沙的群众，为什么能发动起来又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实行了民主，把封建官僚的旧式政权改造成为新型的民主政权，砸碎了封建的枷锁，这就使千百年被压在底层的人民群众，得以抬起头来，一如经受了雨水滋润的春草，勃发出潜在的生机；再一个就是经过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就使得在封建剥削重压下奄奄一息的农民，能够缓过一口气来。尽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农民仍然保证交一定的地租，但总的说来已经减轻了负担。实行了这两项改革，自然使群众抗战的积极性被发动起来。共产党在毫无援助，国民党政府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所以能够坚持在极其困难的敌后抗战，其原因就在这里。反观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完全是另一套办法。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本质，他们根本不愿实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甚至连这样的字眼也不愿听。因此在国统区内是原封不动的封建统治。他们不仅不愿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借抗战之机，巧立名目，任意派捐加税，大发国难财，使人民越发不堪重负，比之抗战前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试问，这样困境中的人民群众，从哪里来的积极性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有采取抓壮丁的办法，将老百姓绳捆索绑地送上前线。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不一触即溃？国民党也学共产党的办法，在敌后留下一点部队，打算搞点游击战争。但他们因为根本不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从根本上脱离群众，所以在敌后无法立足。例如在中条山地区，国民党也留下几十万部队，但在日寇的进攻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如果我们接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切照国民党的办法做，则根本不会有那样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会有人民力量的壮大。即使勉强能够存在，在日本投降后，也决难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证明：如果不是执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也就不会有人民的胜利，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近几年，反“左”谈得比较多，更有甚者，某些人只反“左”不反右，甚至讳言反右，好像右成了香花。其实，“左”和右在历史上对党和革命的危害都很大。“左”既不比右好，右也不比“左”好。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的党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壮大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如果在抗战中不是坚决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极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的陈独秀路线，抗战的胜利既无从谈起，更不要说解放战争的胜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武装，随着二次大战的胜利，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自动解除了武装，交给了合法政府，革命的胜利也就从此遥遥无期了。而中国则不然，二战结束数年后就接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所引来的胜利，也正是毛泽东大德方面的表现。

二、为维护民族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压力

毛泽东不仅具有极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在维护民族利益上，能够做到不屈服于任何强大的压力。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这二者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将帝国主义者一个不留地驱逐出中国，表现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中。“在野兽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所有帝国主义强盗的态度。这方面不需要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即使对于来自同盟者或革命营垒内部的压力，凡是有损于民族利益者，他也决不让步，不管这种压力来自何方，有多么强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是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还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然希望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运用和平方式促进中国朝进步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已别无选择，只有用革命战争迎击敌人的反革命战争。

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回忆说：在重庆谈判的前夕，也就是国民党在局部地区已经向我进攻的紧张时刻，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由于来电者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毛泽东看了电文，引起了极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愤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两三天以后，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谈判自然是可以的，从积极方面看，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但这封电报显然也是一种压力，毛泽东从内心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赴渝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挑衅应给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的。

不久之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全面内战爆发了。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顶住了来自革命营垒的压力，摈弃了斯大林错误的方针，实行了自己正确的方针，大大超过预料地提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民族不仅没有灭亡，而是从此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历史的发展未免使斯大林这位伟人感到内疚。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时，曾察觉了这一点。

大约是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的二层楼上欢宴中共代表团。席间，他曾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她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而且说，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接着，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当有某种分工，就是说，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说到动情处，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少奇同志作了有礼貌的有分寸的回答后，斯大林说：“胜利都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接着又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的讲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用抱歉和不安的语气讲了这些话。大家一听就明白是指1945年那两封电报的事或者还包含更多的事。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的面所作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使人感到意外，也使人感动。

与中国的经验相对照，我们不妨举一点另一方面的例子，也许有助于对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在这方面，法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中及战后的经历，是令人深思的。

在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举世皆知的，是非常动人的。当时法共组织和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已发展到数十万人，他们对法西斯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历时数年的广泛战斗。法共党员已发展到五十四万多人。法共领导的群众组织解放委员会已经遍及城乡，力量相当强大。在巴黎，成千上万的巴黎居民一直在打击德国鬼子和伪民警，烧毁或炸毁德国人的卡车、机动车停车场和为德军生产武器的工厂。1944年8月，在盟军迫近的有利形势下，巴黎人民举行了起义，整个巴黎，到处都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他们攻取了德军在城内的各个据点，占领了警察局等要点。最后又不惜伤亡，前仆后继，攻下了纳粹军队最后据守的卢森堡宫的一些要塞和共和国广场，迫使巴黎德军最高司令官冯?科耳提茨无条件投降。巴黎就这样在警车宣布德军投降的喇叭声中宣布解放。巴黎的解放，完全是依靠义勇军游击队、爱国民警以及英勇的巴黎人民自我解放的。这是巴黎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在此后肃清全国各地的德军，解放全国领土的战斗中，法共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法共党史分析，在二次大战后，法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空前有利的局面：首先是法共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从来没有的崇高威信；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由于法国战败和投降，已经威信扫地并且陷于瘫痪；戴高乐建立的代替机构虽然得到了某种响应，可是很不稳定，所以不得不寻求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共产党为其担保；法共推动起来的民族阵线、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爱国民警队已经把全体人民吸引到争取民族解放的广泛统一战线中来，同时给予这个统一一种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社会的和进步的内容；重新统一起来的工会以空前的规模恢复了，而且在解放委员会里实现了无产阶级与同盟军之间的基层联盟，并根据最高委员会拟定的共同纲领——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管理了市政和省。

这是一种对法共、对人民多么有利的形势！如果法共以适当形式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国家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法共的总书记莫利斯?多列士从苏联居住数年后回来了。原先在他居住在苏联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高乐为了打击共产党，曾企图以逃避兵役为罪名判处多列士徒刑，这时他却欢迎多列士回来。据戴高乐的回忆录说，多列士的回来是有利无害的。果然，多列士回来之后，很快就被接纳参加了临时谘议议会，并且要“再把党掌握到手”。他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单一的国家，单一的警察，单一的军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警的武装。他认为，这些爱国民警在德国占领期间的存在是有理由的，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必须斩断共产党人的脚爪，收回被他们篡夺去的权力，没收他们所炫耀的武器时说：“多列士刚回到法国，就帮助政府解决了爱国民警复员的问题。他……反对了解放委员会制造障碍的企图，阻止了某些过激分子阴谋实行暴力的行动。”接着是多列士的第二步行动，解散解放委员会。这个群众基础很强、势力很大的群众组织，在战争期间，早已经过人民选举，建立了从工厂、街道、村庄到全国三级会议的民主集中制的强大机构。本来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可惜这样影响广泛的群众组织也被解散了。接着是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团结也瓦解了。根据法共党史分析，以当时情况，即使说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工人阶级能保持作用的、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民主政权肯定是可能的。但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光明的远景被放弃了，停留在单纯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的范围内。党和人民在战争期间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战士所积累起来的力量被放弃了，仅仅换了政府中两三个部长，而这两三个部长也在几年后被撤换了。

法共的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的沉痛啊！

多列士与我国的王明，颇有一点类似之处，这正像毛泽东对王明的评价：他想别人的事太多了，想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也就是说想本民族的事太少了。

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的修正主义错误观点，不仅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而且他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有恶性的发展。这就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矛盾。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也就表现得更鲜明。

1958年夏，苏联通过驻华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表示苏联领导希望：在中国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于同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中方搞一个联合舰队。尽管尤金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经常同他探讨哲学问题，但听到这个要求，毛泽东却不免感到震惊和意外。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当即问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搞这个？”尤金一时说不清楚，毛泽东便严肃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7月2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京，毛泽东在颐年堂同他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解释说，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也在太平洋活动，但只有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基地，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而且特别说明他们的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的……毛泽东见他说话不着边际，便有些恼火，立刻说：“你讲了很长时间，并没有讲到正题。请你讲清楚，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电台属于谁倒无所谓，我们甚至可以把电台送给你们。”毛泽东发火了，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红着脸说：“我们不过是来同你们商量商量。”毛泽东立即反驳道：“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见毛泽东真的发了火，他不乏机智，马上狡辩道：“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毛泽东断然说：“不要！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你们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他接着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好，那我们就不提这个建议了。”赫鲁晓夫尴尬地说。

上述场景，是当年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同志提供的。事后毛泽东还问李越然：“你是不是怕赫鲁晓夫？我用手指他的鼻子，你为什么不用手指他？”可见当年赫鲁晓夫损害我们民族利益的企图，的确是触痛了毛泽东属于炎黄子孙的那根神经，毛泽东确实是存心要教训他。

但是，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灰似乎还嫌不够，第二年，即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之后，来到了北京。他这次兴冲冲地说：“毛泽东同志，我给您带来了好消息。”他说已经找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台湾应该用列宁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原来他把列宁在特殊情况下所作的让步，当做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实际是要中国承认台湾脱离中国。毛泽东一听，立刻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你所说的台湾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吗？”赫鲁晓夫见此计不成，又碰了一个钉子，立即转变话题，要求释放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在中国东北被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就更难办了，你知道我们是有法律的。”原来赫鲁晓夫在美国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他这时只好叹了口气，可是谁又让他替中国越俎代庖呢！

同类的事件还可以举出尼赫鲁制造的中印冲突。这件事也与赫鲁晓夫有关。他曾设想把中国的一块领土划给尼赫鲁，认为“那只不过是块荒无人烟的冻土地”，如果能说服毛泽东，就能换取尼赫鲁“反帝”。事实上他在背后已经答应了尼赫鲁。尼赫鲁在这种背景下，于1959年8月派印度军队侵占了朗久，挑起了冲突。随后又提出要占领我国十二点五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要求。这完全是荒谬无理的。我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了英勇的反击。这一仗打得相当干脆漂亮，几乎使入侵的印军全军覆没，仅有小部分逃窜。尼赫鲁本来有恃无恐，宣布要把我军“清除掉”，不料却得到这样的下场。而我们考虑到印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今后还要团结它，于是战后将全部缴获的武器以及所有俘虏全部送还。这一仗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亲自掌握和指挥的。战前连续七次向印方提出抗议，又让周总理连写三封信给尼赫鲁，劝其悬崖勒马，以中印友谊为重，可谓做到仁至义尽。印军入侵后，又等他们深入我国领土一段距离，便于包围歼灭后，才开始反击，因此大获全胜。整个中印边界反击战，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利益，而且从头到尾，从政治到军事，从战斗到送还武器、俘虏，其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创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高手，是做不出来这样的千古奇文的。毛泽东曾经估计，中印边界这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安定，这种安定局面至今已有三十年了。

至于来自美国的压力，毛泽东尤其采取蔑视的态度。1944年，那个后来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赫尔利，就曾来到延安调停过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他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据师哲同志介绍，此人相当粗鲁无礼。他与毛泽东会谈时，不由自主地拿出帝国主义者的架势，蛮横地说：中共必须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绝不要打内战。如果你们答应，美国的武器就可以源源而来；如果你们打起来，你们未必赢，美国人也不能原谅你们，他们就会议论、批评、责难，甚至骂人。难道你们不怕这种不利于你们的舆论压力吗？毛泽东听了，不禁火冒三丈，当即不客气地说：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面包，喝足了牛奶，睡够了觉，无事可做，天天想骂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也是你们自己的。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还有两只手、两条腿，我们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这一席话，把不知天高地厚的赫尔利弄了个目瞪口呆。也许这时他才醒悟到他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共产党人毛泽东。

由此可知，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圣啊！不管压力来自何方，不管是谁，也不管这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的民族是不能受到丝毫的玷辱和损伤的！

三、时刻关怀着国家的安全，力争快步跨入强国之林

 毛泽东的大德，还表现在他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全，并渴望能早日跨入世界强国之林。

这里只举“两弹”上天的例子，就足可说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军队遭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沉重打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我军二次战役后不久的11月30日说，“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说到这里，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说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受到的核讹诈。尽管未成事实，中国人也并不在乎这种讹诈，但是毕竟有一个隐约的暗影，在威胁着我们。这对时刻关心着祖国安全的毛泽东，不能不引起格外的警惕。事情很明显，要防备狼咬，就得有一根打狼的棍子。而且在有人企图以核武器称霸的世界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没有你的地位。毛泽东曾说过：“原子弹就这么大个东西嘛，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因此，正像解放战争时期那个“敢于胜利”的毛泽东一样，在原子弹、氢弹的问题上，他又下了巨大的决心。我在前面已经提出，毛泽东是能看穿地下热海的人，是对人民的创造力有充分信心的人，他作的这个为期十年的估计，听起来仿佛是个不着边际的预言，但是从说这话的1958年起，在不到六年的1964年10月，在祖国西北的上空就腾起了一团蘑菇云，从而震撼了世界。

自然，这一创造过程是极其不寻常的，可以说它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在钱三强同志的回忆里，1955年1月15日是他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人，这就是原子能学者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拿出一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我国在前一年的上半年，才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中央领导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威力感到新奇。钱三强讲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随后将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响声，引得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甚浓，还亲自试了试，问这问那，十分活跃。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神情悠然地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看怎么样？”他以征询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然后又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目光望着钱三强问：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钱三强回答。

“那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感到有些为难，只好照实地说：

“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钱三强很赞服这位大哲学家的预言。因为就在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具有六十二亿电子伏能量质子轰击钢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会后，毛泽东以三桌普通的六样饭菜来款待客人。他满怀信心地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就是中国“两弹”腾空的起点。

这一工作，总的是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具体重担却落在聂荣臻元帅的肩上。聂荣臻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去的，回来时却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了解到，不首先改造这个社会，“实业救国”不过是梦想而已。现在条件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了。尽管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但他并未忘情于科学事业。因此，当中央向他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主动选择了这项工作。

万事开头难。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尤难，开始的时候，高级研究人员仅有十人左右，说到设备，连一台小型的加速器都没有。这等于外科医生没有手术刀，工人没有车床，农民没有锄头一样。

幸而我们已经拥有几位原子核科学的著名学者，如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王淦昌等人。后来又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如赵忠尧、郭挺章、邓稼先、金星南、肖健等，满怀爱国热望，冲破重重阻拦，先后回国。聂荣臻对这些科学家的回国特别高兴，一有机会就同他们亲切交谈，把他们视为国宝。当原子科学家们在孕育原子弹蓝图的时候，研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正是这个时候，1955年10月，著名的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也战胜种种困难，漂洋过海从美国归来。他们的到来，使人们对“两弹”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信心。但显然光有他们的力量还是大大不够的。聂荣臻不得不向全国各个单位发出呼吁，请他们支援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终于经过千方百计的搜罗，才渐渐组成了一支科学技术队伍。

但是要探求原子弹的奥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就是美国、苏联和英国。核技术是他们的最高机密，是他们称霸的资本，他们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苏联，是否可以给我们某些帮助呢？若能这样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走得稍许快一点。当聂荣臻这样想着的时候，毛泽东也早已这样想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的盛典。10月3日与我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曾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有什么要求？”既然对方这样好意相问，毛泽东也就当即表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顿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稍停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搞那个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他还带有开导的意味说，“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够还很难说。”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如果中国实在想办这件事，可以帮助中国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问题很明显，即使朋友，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但是聂荣臻似乎很不甘心。1956年10月以后，聂荣臻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看出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他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对周恩来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点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周恩来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1957年7月，聂荣臻找到苏联当时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听了聂荣臻提出的希望，立刻表示本人同意，待向苏联政府请示后给予答复。7月20日，即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说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由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谈判。9月间，中央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前往莫斯科。双方经过三十五天的谈判，达成协议，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由于是在10月15日签订的，也被称为“十月十五日协定”。依据协定，尽管苏联提供的只是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实物样品，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应该说，在1957年和1958年间，协定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前面提到的赫鲁晓夫提出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我国设立长波电台等侵犯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双方的关系恶化了。加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苏联就在执行上述协定方面越来越后退。至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我方，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从而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这自然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但也不封锁自己。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

至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加上我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困难越发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1961年7月的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两种意见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当前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应当放慢速度。还有人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武器，不搞原子弹、导弹。争论的温度在不断升高。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搞“两弹”的信心动摇了。聂荣臻觉得问题严重了，他是不同意“下马”这种意见的。他在发言中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批准的方针，不能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他明确表示“我的意思还是要进”。另外，他解释说，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必须两条腿走路。这二者上不去的关键都是新型原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武器的研制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另一方面是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他同时说明，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三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中远程地地导弹也正在设计中。原子弹方面，专业技术干部已经有好几千人。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尤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突破。因此，只要坚持攻关，措施得当，再有三五年或者长一些时间，突破是完全可能的。聂荣臻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大家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轻率“下马”，不仅功亏一篑，且将受到不应有的很大损失。会后，聂荣臻把“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说：“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还说过，“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陈毅老总也特别向聂荣臻表示说：“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会后，就集中力量解决攻关问题。在攻关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宣布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使研制工作的领导有了进一步加强，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有人讥讽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让他们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赫鲁晓夫撤走全部专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整个科研战线上的人们，从上到下，反而激发起了千百倍的热情。钱三强在文章中曾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中国原子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钱三强同志的话，足以代表当年知识分子的心情。攻关的战斗打响了。科学家们、科研战线有关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都有夜夜不熄的灯光。为了解决科学技术人员营养不足的问题，聂老总向全军发动募捐，要求他们给以支援，并亲自过问分发的东西是否到了这些同志的手中。这些都给了知识分子们以特别的感动，使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总之，千万人的茹苦含辛没有虚掷，终于换来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此之前，导弹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接着是：

1965年爆炸成功第一颗空投原子弹。

1966年10月，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

 总之，从60年代以后，我国的液体火箭技术，包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全是我们独立研制出来的。我国的固体火箭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更是在外国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

 从1955年到1980年，我国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按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来说，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八年，苏联用了四年，法国用了六年，而中国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在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使我国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某些人认为，研制“两弹”，花了那么多钱，搞了一些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极端浅薄的庸人之见。

中国“两弹一星”的诞生史，是我国人民极其动人的历史。中国的科学家、科研战线的职工、组织工作者以及解放军的官兵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中国历史将不会忘记他们。正像台湾教授颜元叔先生说的，他们是“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工作”。而国内某些人，则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称做“四殇”，这是很不妥当的。对知识分子如果有关心不够的地方，当然是应该注意纠正的，但把他们所作出的牺牲，看做是可悲的，认为是没有体现出人生价值，这却是对这些贡献者的不尊敬。试问，在战争年代，那些千千万万的牺牲者，他们的大多数岂不都是“英年早逝”吗？而他们换来的却是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这也许是题外的话。

总之，我国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我看，原因不是别的，第一，是中央“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的正确，尤其是自力更生精神发挥了强大的生命力；第二，是全国的大协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越性；第三，是在极端困难下，万众一心，高度发挥了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精神的原子弹变成了物质的原子弹。然而，还要加上的一条，这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战略选择，以及他那贯彻始终的坚定意志。而这一点，正是从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安全并力争早日跨入强国之林的愿望出发的。

四、为祖国的长治久安而运筹

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是从我国全体人民（当时是六亿人口）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的长治久安筹划。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表现。

 所谓大三线，是当时党中央依据全国各地区不同的战略地位而作出的一种地域划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介于一、三线的广大地区，当时的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70年代其范围有所扩大，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是大三线。

1964年的5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三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今后六年要在西南打下基础，要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还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备，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

为什么要搞建设三线的战略布局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就会发现，在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中，他已经指出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工业基地，多集中在沿海一带，内地有些地区几乎是空白。当然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是一时无法改变的。而在建国初期，为了更迅速地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也是没有余力去改变这种现状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既有了一定的基础，再继续长期忽视这一问题，就不妥当了。其次，大部分工业地区集中于沿海城市，不单形成畸形发展，而且有一个明显的战略弱点，即容易受到战争的威胁。战争的发生总是突然的和难以预料的，十之八九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沿海地区的工业，很容易遭到敌人优势空军的摧毁，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极不便于坚持长期的战争。毛泽东在战略上一向就有有备无患的思想。何况那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我国的关系都很紧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出于上述两点考虑，加强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就很迫切了。何况这种布局不改变，一向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改善都是谈不到的。

8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重要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又说，“现在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建设大三线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

9月，李富春副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总的目标是，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初步设想：（一）用三年或多一些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机械设备的基地；（二）用五年或六年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地区；（三）用七年到八年的时间，依靠攀枝花这个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

1965年2月26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 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曾亲自到西南实地视察。三线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从此展开。

三线建设的过程，自然是充满了艰辛的。由于建设项目不少是摆在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施工困难，物资供应当然十分艰难。而参加三线建设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一般都来自生活较为优越的大城市，工作上、生活上的差距将会很大。但是，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好，一接到通知，很快地便处理好家事，告别亲人，踏上征途。以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为例，那里处于金沙江的峡谷地带，头上是烈日当空，脚下是不毛之地。成昆铁路尚未通车，大量建设器材和生活用品，都要靠公路长途运输。钢铁厂厂址选在长不到三公里，宽不到一公里的弄弄坪。背靠荒山，下临金沙江，建设者住的是“干打垒”、帐篷、席棚子，吃的是干咸菜，正如当年流传的一首歌谣说的：天是罗帐地是床，担水要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人们就凭着两只手、三件宝（水壶、毛巾和草帽）艰苦地奋战。三线的其他工程没有一项不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起来的。

大三线建设，前三年的进展颇为顺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边疆的内乱把这种形势破坏了。工程建设不能不一度受到极大影响。直到1970年才又继续大力进行。前后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大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三线建设原来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纵深地区再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看，十多年来已建起三百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三十八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不仅为奠定四川以后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对改善中国原来工业只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的布局，带动四川以至毗邻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变“老、少、边、穷”地区的面貌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在铁路建设方面，除成昆铁路早已开始外，1970年又开始了襄渝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的走向是毛泽东亲自确定的。铁道兵先后投入八个师二十四万人，铁路沿线动员民工最多时达五十八万人。此路于1973年全线接轨通车。襄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拥有五条大动脉（宝成、川黔、成昆、襄渝铁路和长江）与全国相连。公路建设和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经过三线建设，西南工业生产能力已有很大提高。仍以四川为例，从1965年到1979年，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万吨增加到817.15万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增加到289.7万吨；钢材生产能力由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由83.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02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四川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已能独立生产许多高、精、尖产品。四川已由原来一个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工业薄弱的落后省份，一跃而成为中国西南部新兴的工业基地。

总之，经过大三线建设，原来的战略设想已经实现。尽管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已经有所改观，大三线地区的工业基础已大为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其成绩是应充分肯定的。尽管战争并未发生，但对保障我们祖国的安全，却是有长远意义的。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毛泽东为我国长治久安所作的运筹。

五、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说明了什么

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所写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不提到他同群众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

在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就深入地记述了这一点。他说：“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是师哲同志长期观察作出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和精确的。

 师哲同志还提到，中央驻地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窑洞只有门没有窗子，里面很黑，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使土窑洞变成了黑洞。杨家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虽然只不过三十几岁，看上去手很脏，连脖子也是黑油油的。每逢毛主席过来，杨家的人总是同他打招呼，毛主席也亲切地问长问短，有时还到门口站站。毛主席曾很有感触地对师哲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从语调里可以听出他对劳动人民是怀着何等的深情。

与此相关，毛泽东对那些瞧不起群众的人是很反感的。一次，师哲陪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那位作家手里拿着手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遇到驮盐的毛驴队，大模大样地把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见到毛泽东也只打了个招呼，仍不停地旋转着手杖走过去了。看到这个样子，毛泽东气愤地说：“真是目中无人！只因为认识几个方块字，就看不起老百姓，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

 阎长林曾在毛泽东身边任警卫排长和卫士长达五年之久。在他的回忆录《警卫毛泽东纪事》中，曾记载有毛泽东关心老马夫的动人情节。转战陕北结束，东渡黄河之后，前方派汽车来接毛泽东等人。一年多来，毛泽东一直骑着一匹老青马行动，这时要换汽车了。一天，即将出发前，他对阎长林说：“走，咱们先去看看老侯。”老侯正忙着给牲口添草料，没有看见毛泽东过来。毛泽东也没有像往常见面那样先打招呼，而是轻轻地走到老侯跟前，握着老侯沾满草屑的湿漉漉的手缓慢地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走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这是我的建议。”老侯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眼睛里慢慢流出了泪水，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这老侯是河南人，早年参加革命，同毛泽东的感情很深。尽管他比毛泽东还大几岁，毛泽东用的三匹牲口都由他喂，而且一个个膘肥体壮。他常对人说：“我不能上前线，又不会拿起笔写东西，我只会铡草煮料喂牲口。毛主席骑着我的牲口指挥部队打胜仗，我越干越有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他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他们之间完全体现了同志和战友的关系，这同旧的主仆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阎长林还记述了毛泽东对一般农民的关切。在路经雁门关的路上，沿途看见许多农民在地里光着膀子干活，而且还有些中年妇女也是这样。他们正在为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而忙碌。毛泽东在车上指着光膀子和穿单衣的农民说：“我穿着棉衣也不热啊，他们却穿得这么单薄！”汽车在雁门关口停下来，毛泽东抽着烟，同跑过来的几个孩子说话，有一个中年农民也走过来。毛泽东嚓地划了一根火柴要替他点烟，那农民连忙推说“不敢当”，忙把火柴接了过去。毛泽东问：“你多大年纪啦？”农民回答说四十岁了。毛泽东又问：“你家几口人？土地改革的时候分了多少地？”农民说：“我家七口人，以前只有八亩地，土质都不好。现在分了十几亩好地，还有些坡地。现在小麦长势很好，盼望有个好收成。我们有了粮食，吃饭就不犯愁了，也能更好地支援前线。”毛泽东鼓励他，又指着他的上身问：“你为什么不穿上衣？光着膀子不冷吗？”农民说：“不冷。干活穿着棉衣要出汗。”毛泽东问：“你们是没有单衣穿，还是有不穿单衣的习惯呢？”那农民不好意思地笑了：“什么习惯不习惯呀！日本鬼子没来以前，那时候也还有点旧衣服穿，谁也不愿光膀子。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大伙没钱买布，不光膀子怎么办呢？”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阵子，又鼓励了他几句话，才同那位农民分手。

 李银桥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也记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谈到毛泽东亲自为卫士改作业的事是很生动的。毛泽东一向非常注意培养他周围那些来自工农、过去没有上过学的战士。他为他们组织业余学校，还要检查他们的作业。有一次，他看了卫士封耀松的作业，开始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因为教师在上面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5”字。但接着他就皱起了眉头，“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小封凑过脸去看，原来他默写的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句的下面划着，问：“这句怎么念？”小封说：“心忧炭贱愿天寒。”毛泽东说：“你写的是‘忧’吗？那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小封脸红着，抓着头皮笑。毛泽东又指着一句：“这句怎么念？”小封说：“晓驾炭车碾冰辙。”毛泽东又问：“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有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这样，小封的“5”分，就变成了“3”分。李银桥说，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第六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一门功课，而毛泽东则门门都教。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为我们不知花了多少心血。那个“的、地、得”的用法，不知讲了多少遍。

李银桥同志在毛泽东身边一共工作了十五年。开始调他去的时候，他有些不愿意，因为他是个“三八”式，资格很老了，不愿再当警卫员，但是毛泽东看中了他，说：“咱们来个君子协定，你工作一段后，再调你走。”但是，工作了几年，李银桥反而不愿离开毛泽东，这样就干了十五年。两个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连和江青吵架的事也跟他说。1957年毛泽东号召整风的时候，他曾诚恳地征求周围同志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有一次，李银桥为他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李银桥的手背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李银桥说：“不怕。”他又问：“别人呢？别的卫士呢？”李银桥说：“一般都不怕。也许个别人……怕主席睡不好觉发脾气。”毛泽东立刻说：“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点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很大压力。”说到这里，他吁口气，又恳切地说：“告诉他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有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来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呢！”可见他对下面的人，是完全看做平等的朋友。

诸如此类的事例不必多举了。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对普通群众，尤其是对劳动人民，对来自劳动人民的同志，有这样深厚、这样热烈的情感呢？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他一生的经历、从他的思想、从他根本的世界观上去找原因。在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他常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有一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幻稚可笑的。”这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过去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睛里，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不过都是些浑浑噩噩的愚民百姓，通通称为“黔首”。在那些被称为英雄豪杰的人物看来，人民群众不过是些只能跟着他们走才有出路的无知的“群氓”，或者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可供利用的“工具”。即使某些历史上的圣人，也不过把黎民百姓视做“刍狗”。老子就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什么？就是草芥和猪狗，或者是用茅草扎成的狗，祭祀时当做祭物，用后立即弃去。而毛泽东却把人民看做“真正的英雄”。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中杰出人物的地方。

正是因为毛泽东具有这种牢固不拔的思想，所以他才能充分地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无限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他身上似乎比别的共产党人体现得更充分，更鲜明。这也是他本人最显著的特点。我在前面提到，在解放战争中，为什么他有那种“敢于胜利”的气魄？在朝鲜战争中，他为什么敢于作出出国作战的决策？这都是因为他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有伟大创造力的缘故。

同样地，由于他相信群众，也就能够最坚定地依靠群众。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如此。要革命，就有一个依靠力量的问题，依靠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鲜明，含含糊糊，或者依靠错了，把本来是革命主角的群众冷冷清清地放在一边，或只依靠少数人，少数人组成的“智囊”，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战争，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依靠全面展开的人民战争，中国革命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当然，依靠群众不等于事事都搞群众运动，真理多迈出一步，就会出现谬误，但依靠群众的精神是没有疑问的。

在毛泽东这一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及调查研究等等，已成为我党长期坚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这才是真正唯物论的工作方法，也是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工作方法。过去，我们就是依靠这一套方法才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时，凡是能善于走群众路线的，被认为是群众观点强，有坚强党性的表现，反之，则被认为是党性不纯。而这些现在听起来，都似乎有些陌生了。

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当初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受的是旧式学校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为什么他对人民群众、对劳动人民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呢，有这样坚强的群众观点呢？当然最基本的是由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此外，还同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所经受的锻炼和改造是分不开的。在战争烈火中，在革命熔炉中，他的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旧意识被逐步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意识逐步增强，这才造成后来他那样的人。他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是他对群众故意阿谀奉承，而是他从活生生的革命运动中亲身体验到群众的伟大。不认识革命，不参加革命行动，就很难懂得群众的伟大力量。某些知识分子目空一切，瞧不起群众，正是由于他缺乏这一些缘故。真正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也就渐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加以改变。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一段话是一个革命领袖当众所作的最赤诚的自我解剖，是毛泽东本人改造过程的真实描绘，任何时候读来都是非常感人的。

毛泽东总是告诫一切共产党员，要热爱人民，尊重人民。他说过，不管你的地位多高，官有多大，都不要称王称霸，都不要摆臭架子。要当霸王，总有一天要唱霸王别姬。他还说过，要平等待人，上下级之间不要搞成猫鼠关系。在群众中，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当“孺子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光辉体现，也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道德观、人生观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正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多年来的谆谆教导，所以我们的党形成了与广大群众亲密无间的牢固联系。这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是我们共和国力量强大之所在。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近年来党同群众的亲密关系大大削弱了。由于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影响，一部分党员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一些人的身上增长了官气，即使一些小头头，也架子十足。尤其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逐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所腐蚀。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恶劣作风，已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程度。这样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也许是为了弥合党与群众的关系吧，有人在报纸上把“感情投资”也作为经验来介绍。岂不知所谓“感情投资”，正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与我们所讲的群众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惟有正视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恢复我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光荣传统，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中认真汲取营养，加强我们的群众观点，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党性。

结束语

当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笔者为纪念这位历史巨人而作的小书，就写到这里。

总起来说，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革命之一。在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必然会造就出一批伟大的历史人物，而毛泽东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定的儿子。革命的烈火铸成他最坚强的性格与卓越不凡的品质。他在斗争中显示了大智、大勇，为我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立下了大功、大德。就像任何伟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弱点一样，他也不免有自己的弱点。但总起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巍巍昆仑第一峰”，是本世纪继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中华第一人！在中国土地上能够诞生出这样的历史伟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他的领导下，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赶出去了，把封建制度彻底摧毁了，并且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结束了中国人民悲惨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宿愿，中国人民将永远感念他，一切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感念他。

毛泽东的一生，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伟大的革命战略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尤其在哲学上有极高的成就，而且他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本文限于篇幅，也就难以尽述了。

当然，这位历史巨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创性事业中，也不免有这样那样失误。但这些失误，究竟有多大，是什么性质，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应怎样看，都要作客观的、公正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具体分析。有些事，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宜笼统否定。成绩中也可能包含有错误，错误中也可能包含有真理。同时，随着历史的新发展，原来我们不认识的东西，现在比较认识了；原来感觉模糊的东西，现在比较清晰了。我于1991年写的《认识真理也要时间》中曾说：“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之后，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例如毛泽东远在三十年前就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在当时人们还只能是半信半疑，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例。而现在不同了，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的论断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总之，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同志的失误，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今后还需要作认真深入的研究，将来如有机会，本书还将增订出版，使本书更加完整。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呢？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留下一个好的党和好的军队之外，还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毛泽东思想。这是留给我们的无价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确实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东西，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他的思想不仅仍是我们行动的指针，而且早已越出国界，成为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不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在第三世界，在一切蒙受不幸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都将产生长远的影响。今后的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

我国人民和我国青年，今后需要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部分青年在一度的迷惘后，重新发出“寻找毛泽东”的呼唤。因为他们困惑的问题，纷纷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找到了答案。他们学习得更认真了，真正是自觉自愿地学习。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希望，看到了未来。

写这样一本书，对我说来确实是力不胜任的。我的学识远远不够。我虽然在革命的行列里有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但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见闻有限。因此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未必妥善精当。我写出的不过是个人的一点体验而已。我不求完美，因为我达不到完美。但我坚信：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伟大人物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的方向，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和希望。此外没有其他出路。世界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新的危机，最后必然走向衰亡。社会主义不管经过多少曲折起伏，最后必将胜利。一切违反人性的、不合理的、丑恶的剥削制度，在这个星球上是注定不能永存的！我希望人们的眼光放远一点！

1992年7月21日—1993年6月5日初搞　　

1993年6月7日—1993年6月16日修改　

　

本文节选自魏巍文集《新语丝》，中国文联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