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毛泽东 的革命情谊】

 

1949年 毛泽东委派邓颖超携亲笔信赴沪邀宋庆龄北上附近共商国事。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64国共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是毛泽东，副团长是宋庆龄，团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

郭沫若、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杨尚昆兼任秘书长。

同时，彭德怀又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又是中苏友好代表团团长。

杨尚昆还兼管代表团的对外联络工作。



对文革 许多人不理解有意见，宋可能有意见 是完全正常的，



宋庆龄 是 毛泽东批准的周恩来拟定的保护对象里的第一名。



毛泽东很敬重这位同年出生的姐姐，感激宋庆龄为中华解放新华建立和建设的特殊贡献。



宋庆龄也很敬重毛泽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也过的艰苦）



宋从南方带来点儿什么好吃的也不忘送毛泽东一些， 毛亦然。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

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向八十四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

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这群无知的红卫兵哪里知道章士钊先生的背景…… 　　





章士钊，字行严，人称“章行老”，毛泽东尊称他为“行老”。他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乡。

一九○七年，章士钊入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及逻辑学。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回国，

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一九一八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一九二四年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参加北平和平谈判。

后留北京，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怀中早年在长沙是至交，经杨怀中介绍，章士钊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结识了毛泽东，

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件事尤其让章士钊引以为骄傲。一九二○年，

毛泽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和筹划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等事，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

于是毛泽东求助于身居上海，在社会各界很有影响的章士钊。章士钊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

经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终于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这笔钱，

不仅供给一批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而且用它在湖南从事创建党等革命活动。

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毛泽东深为感激并铭记在心。 　　





四十三年后的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决定借“还债”名义补助章士钊，他表示要分十年，

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二千元给章士钊。十年以后还要“还利息”。

后来毛泽东还亲口对章士钊的女儿说过：“行老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 　　

年幼的红卫兵哪里知道这些呢！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

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

“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八月三十日）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



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处理：

严厉地批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并命令他们立即送回从章士钊家抄走的东西。 　　



随后，周恩来交代有关人员，强调对章士钊要采取三条保护措施：

一、督促他们尽快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章士钊；

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来抄家；

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解放军三百零一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当天，周恩来还让秘书给章士钊家里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处理情况。 　　



第二天，两位便衣警卫便来到章士钊家值班，外人被禁止擅自闯入。 　　



毛泽东也很惦记此事，九月一日，他又亲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面对民主人士受到的冲击和党的统战工作受到的严重破坏，周恩来想得很多。

长此下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的方针政策将受到致命的破坏，我国的民主政治也将荡然无存。 　　





周恩来还想到，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还有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一战线的朋友，

必须对他们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三十日这天，在处理完章士钊的事后，

周恩来提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一）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二）部长、副部长 　　

（三）政副（注：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四）国副（注：国务院副总理） 　　

（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六）两高（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在周恩来亲拟的保护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庆龄。 　



在筹备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专程派邓颖超到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届人大时，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副主席。

对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称她为“国之瑰宝”…… 　　











【宋慶齡軼事曝光：傳其早秘密加入共產黨非臨終前才加入】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