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重庆代表团全团会议对外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全国人大代表、市长黄奇帆与境内外86家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就重庆改革开放、改善民生、缩差共富、民主法治建设等话题,坦诚对话,深入交流。
上午9点,代表团开始审议。黄奇帆、杨庆育、陈万志、韩德云、杨天怡、王越、陈忠林等代表发言,结合重庆实际,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0点20分,主持会议的陈存根代表说:“海内外记者朋友非常关心重庆,希望与重庆代表交流,下面就把时间留给记者朋友,欢迎大家提问。”话音刚落,现场记者便踊跃举手,争“抢”话筒。
听说今天的会有四、五百位记者报名采访,可重庆厅只能容纳150多位记者,很抱歉!
看到大家踊跃提问,薄熙来说,看到这么多记者朋友参加重庆团的开放活动,很高兴,感谢大家对重庆的关心!一个地方要发展,总是希望有更多朋友的关注和帮助。这么多记者朋友关心重庆,不仅可以把重庆的信息客观地传递给社会大众,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过去,新闻界的目光更多集中在东部沿海,重庆作为一个西部的山城,直辖以来发展加快,新闻素材也多了起来。听说今天的会有四、五百位记者报名采访,可重庆厅只能容纳150多位记者,很抱歉!不能满足众多记者朋友的要求,但感谢大家对重庆的关心!
简单地说,民主就是要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法治就是要按规矩办事。
中央电视台记者鲁健“眼疾手快”,第一个“抢”到话筒。他说,去年重庆市委专门召开全会,出台了“民主法治15条”,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其中在政务公开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市委召开多次全会,先是出台了“民生10条”,接着提出“共富12条”,去年又搞了一个“民主法治15条”。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民主法治的内容很具体,简单地说,民主就是要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法治就是要按规矩办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所遵循,有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肆意妄为。
黄奇帆接过话头说,近年来,重庆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政务公开:一是政府决策程序公开。政府常务会、市长办公会和各种专题会做了哪些决策,确定了什么事项,都向社会公开。二是政府主动向人大、政协通报情况,接受他们的监督。三是政府接受舆论监督。重庆每个月都有新闻发布会,各委办局还有新闻发言人,及时发布各类信息。四是公开项目审批程序。5年来,全市精简审批项目700多项,并对外公示审批程序,让企业、单位和个人一目了然。五是落实行政问责制,问责分七类,都作了制度安排。总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害就是推动政府工作法制化。
5年前的今天,锦涛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提出了“314”总体部署,为重庆的发展定向导航
人民日报记者关心重庆为贯彻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进展?
黄奇帆说,锦涛总书记为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要求我们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同时还对农业、工业、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了要求。
5年来,重庆在这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从经济中心的角度,去年,我市GDP进入了“万亿俱乐部”,是全国7个GDP过万亿的城市中唯一的内陆城市。经济中心必须是交通枢纽。现在,重庆有8条铁路通向全国,还开通了“渝新欧”欧亚大陆桥,成为联系欧洲与中国的“桥头堡”,从开放的“腹地”变成“前沿”。经济中心还有一个金融中心的概念。现在,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在中西部地区是最好的,金融聚集辐射能力不断增强。经过5年努力,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已初见雏形。
从增长极来说,最近5年,重庆GDP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一番多,GDP增长率始终处在全国的前列,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额等多项经济指标增幅居全国第一,体现了增长极的活跃。
此外,在推进城乡统筹改革中,我们为农村做了5件突破性的事:一是在中西部率先实现了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全覆盖;二是推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三是通过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四是推动农村“三权”抵押融资贷款;五是努力推动农村流通组织,带动“两翼”增收。总体而言,对“314”总体部署,我们系统落实,全面推进,使之成为重庆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
薄熙来说,5年前的今天,锦涛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提出了“314”总体部署,为重庆的发展定向导航。刚才奇帆同志对“314”的概念和效用做了系统介绍,很客观。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件“法宝”:一是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二是国务院为重庆量身定制的“3号文件”。从地图上看,重庆虽说是直辖市,其实是个“小省”,还带着14个国家级贫困县和4个市级贫困县。在这种情况下,“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3号文件”,从战略定位和政策措施上,给了重庆一系列重要支持,为重庆增添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从2007年起,重庆人均GDP一年上一个台阶,由2008年的2000美元,2009年的3000美元,2010年的4000美元,到去年突破5000美元,年均增加1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提高,呈现了城乡同步协调发展的局面。重庆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重庆市委、市府的施政纲领里占有重要位置
重庆是我国第一个把基尼系数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标的城市。新华社记者抓住机会“一探究竟”:这基于什么考虑?与重庆提出的“缩差共富”有什么联系?
薄熙来说,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重庆市委、市府的施政纲领里占有重要位置。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怎么样?作为人民政府,这是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
薄熙来说,关于共同富裕,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过很多经典论述:马克思讲,“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公平分配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都不能偏离共同富裕这一“总趋向”。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反复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都一再强调,一定要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追求,也是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从重庆的实际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有“一圈”和“两翼”之间的区域差距是比较突出的。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社会公平,也影响相当一批人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共同富裕,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改善,对前途有信心,维稳成本也会随之降低。重庆这些年进行了一些探索,把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按照几代领导人的教诲,认认真真地落实,取得了一定成果。
黄奇帆说,一个社会有没有做到共同富裕,着重看三件事:一是能不能广泛就业,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三是社会保障是否健全。这三件事如果基本到位,那么整个社会就比较稳定。用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状态,是世界通用的办法。重庆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自然要有具体的量化考核,所以我们也引入了基尼系数。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重庆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们对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共富之路,信心更足了。
改善民生,不仅是一大善举,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重庆的发展让香港紫荆杂志社记者印象深刻。她说,众所周知,这些年通过“五个重庆”、“唱红打黑”,重庆搞得风生水起,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也不断提高,很想了解一下重庆未来发展的愿景。
薄熙来说,正如你所说,这些年我们提出了“五个重庆”的建设,而且每个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后来又出台了“民生10条”、“共富12条”,这些不仅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也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我们的体会是,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要同步推进,二者可以兼得。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是科学发展。讲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有些同志有个思维“逻辑”,认为总得先把“蛋糕”做大,才谈得上分“蛋糕”;总得把经济发展起来,才有条件考虑分配。这看似有理,但我不是这样理解。只有“蛋糕”分得好,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有条件做大。目前,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经绷得很紧了,今后的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如何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民生、促进共富是关键。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穷人想消费却缺钱;富人虽然有钱,但人数不多,消费总量有限;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把做“蛋糕”和分“蛋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改善民生来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推动发展,有了一些体会。全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15%以上,财政年均增长30%以上。这说明,舍得给老百姓花钱、办事,百姓的幸福指数随之提高,经济也能快速发展,政府也就越有钱。所以,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众的数量,是一个地方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不仅是一大善举,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在重庆的共富发展战略中,城乡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特别重大的事情
中国改革报记者问,下一步重庆在城乡统筹、缩差共富方面将出台哪些新的政策?重庆老百姓从中会得到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黄奇帆说,在重庆的共富发展战略中,城乡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是特别重大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除了过去几年已经做的事以外,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在“十二五”时期还要重点做好五件事:一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重庆农民现在一年6000多元的收入,97%是务农收入和财政补贴,财产性收入不到3%,希望2020年以后,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0%;二是增加农民的金融融通能力,大力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融资,2010全市农民贷款才30多亿,去年已经发展到180亿,相信今年重庆农户贷款会增加到300亿,2015年争取到1000亿;三是解决好农民的不动产问题,我们希望在五年内进一步改善农村危旧房,过去五年差不多解决了几十万套,今后五年再搞一批,形成2000多个农民新村,使农户的住房得到改善;四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现在我们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已实现全覆盖,但是一个比较低水平的覆盖,现在整个重庆老百姓的养老经费、医疗经费的支出,在1万亿GDP中不到1000亿。一个合理的社会,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量应该在15%甚至20%左右。五是要持续、稳定地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如果把这五块事做好,相信重庆的农村应该会有好的发展。
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少都一定要照顾好
针对有记者提出的“留守儿童”状况问题,薄熙来说,重庆有大量壮劳力到沿海打工,年轻人走了,村里留下不少老人,我们称为“空巢老人”,孩子则叫“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少都一定要照顾好,绝对不能小视。历任市委、市政府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工作,做了不少事。这些年,我们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推行留守儿童“蛋奶工程”,由政府财政掏钱,保证130万“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喝上牛奶,吃上鸡蛋,还有“营养午餐”。对“空巢老人”,我们也有相应的照顾措施。这些工作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重庆的未来寄希望于这些孩子,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一顿好饭,再加上精神上的关爱,让他们健康成长,将来就能更好地建设家园。
重庆的政法队伍,百姓是基本满意和拥护的,我也充满信心!绝不能因为个别人、个别事的发生,就否了大家的功绩。
不少媒体对重庆的“打黑除恶”很感兴趣。薄熙来说,“打黑”是必要的,而且要坚持,有黑必打!一定要为广大人民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清明的社会环境!我到重庆工作后,接到过不少群众举报,控诉黑恶势力的种种恶行。“打黑”是要碰硬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装聋作哑,回避矛盾,还是认真对待、敢于碰硬、为人民负责?我们选择的是后者。
薄熙来说,重庆的“打黑除恶”,有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司加上纪委,多家共同努力。“打黑”之初,我们就提出“七不政策”,即“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要做到“不枉、不纵、不漏”。就是说,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涉及到重大案件,我们还要按照严格的程序,上报最高检察院和法院,重要干部的问题都上报中纪委。“打黑除恶”是为了让全市人民共享太平,为了重庆能有一个清明的发展环境。尽管任何事情都难以做到100%正确,但我们一定要向着100%的目标来努力,要求各级政法部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每一个案子都办细办实,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薄熙来说,市政府还下了本钱,在主城建了500个交巡警平台,不仅保障了安全,还能及时方便地服务百姓。重庆也被评为全国治安综合治理最好的城市之一,群众满意度逐年提高。如果大家去重庆实地看一看,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个市民问一问,你“赞不赞成‘打黑除恶’”啊?你对重庆的社会治安满意吗?相信多数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重庆的政法队伍是好的,对广大公安干警,包括检察、法院、司法的广大干部,百姓是基本满意和拥护的,我也充满信心!绝不能因为个别人、个别事的发生,就否了大家的功绩。
虽然有种种风险和阻力,但我们仍要“打黑”,要向人民负责。
有记者问到薄书记对打黑是否有压力。薄熙来说,对于“打黑除恶”的复杂性,我们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打黑”势必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外界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已经进入黑恶集团的那些人,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有些人还会造舆论。虽然有种种风险和阻力,但我们仍要“打黑”,要向人民负责。我听说有人正给重庆“泼脏水”,包括给我本人,造谣说我儿子开了什么“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的夫人开来,师从于我国著名法学家王铁崖大教授,20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了,但她担心有人造谣生事,早早就关掉了正办得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这么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地陪伴着我。对她做出的牺牲,我十分感动,也很歉疚。
报刊、电视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
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说,从去年3月起,重庆卫视进行了改版,禁止插播商业广告。一年时间过去了,效果如何?听说对收视率有一些影响,能够长期坚持吗?
薄熙来说,重庆卫视改版,取消媚俗的娱乐节目,黄金时段不播电视剧,停播商业广告等措施,短期内对收视率会有一些影响。去年,重庆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但卫视的收视率只排在全国中等水平。但我认为这样做没有错,要坚定信心走下去。为什么?因为报刊也好,电视也好,除了提供信息,它们还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精气神!这种作用潜移默化,给人的印象日积月累,有些还终生难忘。现在不少人有个习惯,有空就打开电视,边干事边看电视。我们的电视不只是满足大家的娱乐和商业需求,还要给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知识,要自觉地传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开创能力。要传承、要传播,就得有版面、有时段,重庆卫视的改版,就是把传播先进文化摆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相信随着节目质量的不断提高,重庆卫视会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现在就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已形成锁定重庆卫视的习惯。
薄熙来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些年,重庆除了卫视改版,还开展了“唱读讲传”活动,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经过几年努力,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百姓踊跃参与,令人振奋。重庆不少中小学生已经能把大段的诗文,比如岳飞的《满江红》、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从头到尾背下来,一气呵成,不卡一点壳儿。前不久,重庆组织了一次“唱读讲传进香江”活动,也得到了香港广大市民的欢迎。“唱读讲传”已经成为重庆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些政策是持续发酵,不是给一笔钱用完算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会持续发挥作用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说,3年前,国务院为重庆出台了“3号文件”,最近几年重庆经济增速很快,这与“3号文件”有没有关系?这种高速增长的速度,能否持续下去?
黄奇帆说,国务院给我们的“3号文件”,有12条干货,含金量极高。我们当时算了一下,这些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如果用十年时间实现的话,差不多有六七千亿元。现在可以向大家宣布,这12条政策已全部不折不扣地操作到位。国务院发了文以后,国家发改委五六十个部门都跟重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15%所得税,现在已经在实施;三峡库区1240亿后扶资金,重庆涉及1000亿;保税区和两江新区也已经到位;还成立了七个交易所。这些都对重庆经济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基作用。两江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给我们带来巨大动力。两个保税区带动了1亿台笔记本电脑、3000万台打印机、5000万台监视器的生产。如果说没有国务院的这些政策,我们许多亮丽的指标是出不来的。这些政策是持续发酵,不是给一笔钱用完算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会持续发挥作用。
“走出去”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这些年,重庆“走出去”异军突起,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日报记者问,重庆作为山城,在“走出去”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短板?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引进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走出去”却比较少。我在商务部工作期间,国务院就有要求,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刚过万亿美元,一些经济界的朋友就强烈表示,“走出去”对中国既有条件,更有必要。国务院十分重视,还曾出台了具体政策。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了,这么大的外汇储备,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自然要高度重视。“走出去”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薄熙来说,重庆连续两年对外投资50多亿美元,对市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市委高度评价。我们在巴西买地种大豆,收获后一船一船拉回国内,有效地满足了内需;还在澳大利亚的铁矿、圭亚那的铝矾土矿方面签了合同,为重庆的企业发展提供了资源,都取得了成功。一些地方比较重视“引进来”,总认为把钱拿到家,把项目摆在家门口,心里才踏实。其实,“走出去”天高地广,大有可为。这些年,重庆也注意“引进来”,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由2007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106亿美元。我们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实现“有进有出”的双向开放,使对外开放的路子越走越宽。
老话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未来30年,相信西部会有更大作为。
去年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四川日报记者十分关心成渝合作,希望了解重庆将如何推进成渝合作,又将如何面对两地之间的竞争?
薄熙来说,我们在中学地理课上就知道,巴蜀古来是一家,成渝两地血脉相连,有着天然的亲情和历史的联系。最近几年,四川发展很成功,很多经验值得重庆学习。重庆也愿意和成都及四川各市更好地合作。实际上,今后成渝之间合作的领域和项目会越来越多。老话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东部沿海地区一路高歌猛进,取得很大成绩;未来30年,相信西部会有更大作为。而在西部,川渝两省市人口众多,又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人才条件,互利合作,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也完全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做好了,有利于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发展,有利于城市经济启动内需,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重庆正在推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农民日报记者的关注焦点。他的问题很具“挑战性”:重庆提出到2020年实现1000万农民工转户。有人置疑,重庆作为西部城市能否承载?如何维护转户农民的利益?
黄奇帆说,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过去一年多,重庆实现322万农村居民转户,把过去十年的历史欠帐还了一下。过去十年,我们形成850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450万在重庆。他们已经在城里工作三五年,也愿意在城里落户,如果不给他们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比如他们小孩在城里出生,到15岁读书要付择校费,考大学要回农村,是不合理的一种规定,将影响农民工的生活待遇。把他们就地落户,是我们在还欠账。过去一年多,我们把历史积沉的问题基本解决,今后是常规的、持续的、制度化的安排,估计每年有50万左右,到2015年估计还会转200万,“十二五”期间能转500万,“十三五”期间还会有两三百万。这样,到2020年,重庆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2000多万。
黄奇帆说,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农民到市民简单的身份转化,而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这些人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城市需要他们才转的。所以,我们转1000万农民工,不用担心有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这些转户农民原先就有工作岗位,还在城里工作了三五年,应该落户,也需要落户。农民工转户的确有成本问题。一般来说,在重庆,一个农民工转户至少需要十几万元,沿海可能还要更高。我们一年多转了320多万人,就需要4000亿的投入,好像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做事不能囫囵吞枣,不能只算大账,搞官僚主义。这个事情一分为三,政府、企业、社会各需要承担一块儿。而且,承担的数字不是一年到位,是15年到20年。比如养老保险是缴交15年的过程,如果一分为15年,或者20年的时候,实际上企业承担的一千几百亿,就变成一年100亿。而这个成本,不管从道德上、法制上,都该让企业承担,所以重庆政府执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基本没有意见,很好地在实施。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做好了,有利于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发展,有利于城市经济启动内需,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房产税是一种直接税,是调控房地产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如果房产税普遍推开,我国间接税和直接税两个税种会此消彼长,发生结构转换,最后实现总量平衡
去年,重庆和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征收房产税,如今一年多过去了,试点效果究竟如何?房产税的税基、税率今后会不会调整?新华社记者就这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提问。
黄奇帆说,说到房产税,大家首先要确定这个税种的性质,它是一种直接税、资本税,是一种对财富拥有者持续征收的税,如果财富增值一倍,税收也会增加一倍,而且它对财富的闲置也会是种约束,所以对房地产调控一定是有作用的。当然房地产调控不是靠一个措施能解决的,房地产还是商品、金融品、不动产,需要综合利用供求、地价、金融等多种经济杠杆来调控。
黄奇帆说,房产税这个税种起步小,但年年都要征收,日积月累,一二十年后会形成很大的规模。美国50个州的州税,1/3是物业税收来的,而目前我国地方税1/3来自房地产方面的间接税,包括交易税、契税、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等。今后,如果房产税征收普遍推开,我国间接税和直接税两个税种会此消彼长,发生结构转换,最后实现总量平衡。
黄奇帆说,去年,重庆开始征收房产税,征收对象有3000多幢别墅、7000多套高级公寓,占重庆商品房总量的10%左右。我们在10月份集中征收,征收对象97%交了税,收了差不多1个亿,说明大家对房产税总体上是能够接受的。至于重庆现在征收的房产税税率税基会不会调整,要在试点取得经验后进行总结。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这件事。
重庆正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这是发展的后劲,因为有文化的市民是更高的生产力
3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少没“抢”到话筒的记者,还纷纷举手要求提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结束前,薄熙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积少成多,不断打基础、上台阶的过程。重庆能有今天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德邻、海清、国强、叙定、镇东、汪洋、鸿举等直辖以来历任书记、市长的努力,也得益于这些年来几大班子全力以赴、精益求精的工作,还有老同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重庆正走上优质高效发展之路,社会日趋稳定,就像国强书记讲过的,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心齐气顺,风正劲足,越干越有信心,人民群众也得到更多实惠。重庆的实践证明,西部也可以实现大开放、大发展,而且有些指标还可能在全国领先。
薄熙来说,近来不少朋友一提重庆,往往就是“唱红打黑”。为了重庆风正劲足,这两件事没错,还要坚持。同时,重庆也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并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发展微型企业等多个方面。我们坚持走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同步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重庆正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这是发展的后劲,因为有文化的市民是更高的生产力。希望媒体的朋友们继续关注重庆,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重庆去。不管对重庆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希望大家提出来,以促进我们的思考,激发我们的思想活力。
据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