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离开中国
一、二十三岁的晚婚奖
一切得从十多年前，那个初夏的傍晚开始讲起。
那时，梅梅在中国。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处长当着全办公室近十个同事的面，给她发了晚婚奖金。
梅梅有些诧异地看看这装着现金的信封，不解地抬起头来。晚婚奖？我刚刚满二十三岁。
同事高姐立即阴阳怪气地打趣道：“贺梅梅，要抓紧哦，不要年年拿晚婚奖哦。”
广东人说国语，就是满嘴哦来哦去，鹅叫似的。
是谁定的臭规矩，给年满二十三岁的未婚女性发晚婚奖？中国法定的女性结婚年龄是二十岁，不过三岁之差，就该被看作大龄女性，就要有婚嫁的危机感吗？一定是银行的钱太多了，变相乱发奖金。
梅梅大学毕业才两年，觉得走出校门不过是昨天的事；而这两年在银行，干的都是基层的活儿，连事业起步的感觉都还没找到，难道就要嫁人、生孩子、养孩子，然后一辈子捧着银行的金饭碗，过到退休吗？
读大学的时候，梦想比天地还要宽广，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心愿是不能实现的。可是一毕业，一工作，人生就变得这样具体而局限了。
天上的飞鸟变成了井底的小青蛙。
生活好像刚刚开始，就差不多可以看到尽头了。
还有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吗？
下班时，大家乘坐银行内部交通车回家。这类福利，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
其实，银行这份工作从外面看起来，冠冕堂皇、职业高雅；但真正坐进来就知道，大机构讲究论资排辈，从普通科员升到科长、处长，得花大半辈子的时间去爬，许多人多年干着一成不变、毫无长进的工作。
梅梅把脸贴在空调大巴的玻璃窗上，闷闷不乐看着窗外。南国傍晚，夕阳余光橙红，透过厚厚的茶色玻璃，映在她还带着点婴儿肥的光洁的脸上。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自行车川流不息。
路边圆圆的荔枝树下，小贩的水果摊生意正旺。削好了皮的菠萝黄橙橙的，被切成厚片，插着长长的竹签，浸在透明玻璃罐子盛着的盐水里。
个头精瘦的广东人拎着用草绳缚住的猪骨，赶着回家煲汤。
人们打着阳伞，戴着太阳帽，抵抗着南国初夏的热力。
高姐坐在旁边，又要给梅梅介绍男朋友。上次是某个市长的公子，这次是美国华侨。
见她不做声，高姐用过来人的口气劝导：“梅梅，你什么都有了，良好的身世，优秀的学历，令人羡慕的工作。现在，摆在你面前唯一的目标，就是嫁个金龟婿。”
仿佛她是一支已达最高涨幅的股票，得赶快抛出去。
下了行车，梅梅走上住宅小区的游廊。空气中飘着米饭的清香和炒菜的香味。
她抬起头，看见家里客厅早早亮起的灯光，和隔壁厨房妈妈做饭的身影。
梅梅百无聊赖地上楼。今晚、明天、后天和以后许许多多的日子，在她看来，就像这脚下的楼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
这样的日子过下去，爬到最后，她就变成那个拧亮客厅的灯，然后在黄昏的厨房里做饭，等着老公孩子回来吃饭的妇人。
这种日子看似平和，却并不给人安居乐业的感觉。梅梅步入社会才两年，就已深深感觉到周围人们的压力和茫然。
这几年中国经济大环境处于低潮的调整期。改革开放已有十几个年头，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将会与从前的日子大不相同。但是，如何不同，怎样改变，老百姓的心目中，看不到一条清晰的路。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伟人智慧、开放的思想，适用到民间，指引着全国人民奔向新的人生方向。
一些嗅觉敏锐的、胆大的、或是有背景、有关系的人们率先做起了各种生意。很快，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商机象泡沫般浮在人们身边，令人蠢蠢欲动。寻常百姓们急不可耐地追赶这股潮流。
赚钱致富成为大家共同的理想。
当医生、教师、工人、农民、政府干部、退休人员、家庭妇女、无业人员、社会盲流等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试图经商，争先恐后地赚快钱的时候，整个社会一下子变得那么人心浮动，那么焦躁不安，那么混乱无序。
中国的大环境变得让人无所适从：旧的经济体制、秩序在逐渐分崩瓦解，新的机制却远远没有形成，人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道德标准、行为准则模糊不清。
在这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渐强劲的西风，刮进日渐开放的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化被人们迫不及待地摒弃，西方的生活，开始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样板。可是，人们对西方的了解那么有限，认识那么浅薄，效仿那么盲目。
出国成为很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大学毕业生忙着考托福，中国漂亮的女演员纷纷外嫁，媒体渲染着外面的世界。
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获得海外关系的经济担保、申请护照、办理签证等等，手续复杂，难如登天。走出国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
进了家门，梅梅一边跟妈妈打招呼，一边在玄关换鞋。
这时，鞋柜上电话响起。
是纪澜，他刚到深圳！
梅梅激动地挂上电话，重新穿好鞋，冲着厨房大喊一声：“妈，我出去了，不在家吃饭。”便飞似地冲下楼。
纪澜是梅梅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他们常在校园中面对面地长谈，肩并肩地散步。
毕业后，纪澜分回北京。虽然他们两年没有见面，可是一直通信联系。相互的了解，在更条理化的文字交流中，更加深入了。虽然不说，但彼此心里都明白，相互间的欣赏和珍视，旁人无法企及。
纪澜下榻在国贸酒店。梅梅推开旋转大门，迎面扑来的冷气，让她一秒钟内就从炎夏走到了凉秋。
酒店大堂幽深轩昂，黯哑的古铜色装饰基调令人顿感一分沉静。水晶吊灯和壁灯将重重叠叠、明明暗暗的柔光投向角角落落，一切看起来便有几分恍恍惚惚的不真实。
纪澜坐在大堂的真皮沙发上等梅梅。他看见梅梅四下寻找，在与他目光相遇的一瞬间，绽开了那熟悉的笑容。
梅梅三步两步跳到纪澜面前。他一点没变，做了律师，穿上西装，更符合他少年老成的稳重做派。
“说吧，想吃什么，师兄请客。” 面对梅梅，纪澜还是那副善解人意的老大哥的模样。
梅梅笑眼弯弯，一脸幸福灿烂：“今天刚得了晚婚奖，就用这可恶的奖金来撮一顿吧！”这是他们读大学时最喜欢的口头禅。
顶楼的旋转餐厅，他们在靠窗的桌边坐下。
头上，南国夜空，星光闪烁。
脚下，中国最繁华的经济特区灯火一片辉煌。
远处，一串舒舒朗朗、绵延起伏的橙色界灯勾勒出中港边界。
梅梅和纪澜在这里庆贺毕业后的第一次重逢。
多年以后，当梅梅在异国他乡回忆往事，意识到这个夜晚便是她人生改变的起点。
那天晚上，她把对工作节奏缓慢的不满，对身边人人逐金的不屑，对传统文化道德流失的不安，和对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彷徨，一股脑儿地倒给纪澜。
纪澜鼓励她出国留学。
因为工作关系，纪澜已去过西欧和北美，虽然只是短暂的出差，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梅梅你天资聪颖，应该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得到更好的深造；而你的性格又过于敏感纤细，在中国社会滚滚而来的变革洪流中，感受到的冲击和压力比他人更多。
纪澜认为，出国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成长机会。有了更扎实的学识、更宽阔的眼界和更成熟的个性之后，再回中国生存会更容易。
他举杯与梅梅相约，同时办理留学，早日在美国校园重聚。
一、二十三岁的晚婚奖
一切得从十多年前，那个初夏的傍晚开始讲起。
那时，梅梅在中国。
这天快下班的时候，处长当着全办公室近十个同事的面，给她发了晚婚奖金。
梅梅有些诧异地看看这装着现金的信封，不解地抬起头来。晚婚奖？我刚刚满二十三岁。
同事高姐立即阴阳怪气地打趣道：“贺梅梅，要抓紧哦，不要年年拿晚婚奖哦。”
广东人说国语，就是满嘴哦来哦去，鹅叫似的。
是谁定的臭规矩，给年满二十三岁的未婚女性发晚婚奖？中国法定的女性结婚年龄是二十岁，不过三岁之差，就该被看作大龄女性，就要有婚嫁的危机感吗？一定是银行的钱太多了，变相乱发奖金。
梅梅大学毕业才两年，觉得走出校门不过是昨天的事；而这两年在银行，干的都是基层的活儿，连事业起步的感觉都还没找到，难道就要嫁人、生孩子、养孩子，然后一辈子捧着银行的金饭碗，过到退休吗？
读大学的时候，梦想比天地还要宽广，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心愿是不能实现的。可是一毕业，一工作，人生就变得这样具体而局限了。
天上的飞鸟变成了井底的小青蛙。
生活好像刚刚开始，就差不多可以看到尽头了。
还有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吗？
下班时，大家乘坐银行内部交通车回家。这类福利，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
其实，银行这份工作从外面看起来，冠冕堂皇、职业高雅；但真正坐进来就知道，大机构讲究论资排辈，从普通科员升到科长、处长，得花大半辈子的时间去爬，许多人多年干着一成不变、毫无长进的工作。
梅梅把脸贴在空调大巴的玻璃窗上，闷闷不乐看着窗外。南国傍晚，夕阳余光橙红，透过厚厚的茶色玻璃，映在她还带着点婴儿肥的光洁的脸上。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自行车川流不息。
路边圆圆的荔枝树下，小贩的水果摊生意正旺。削好了皮的菠萝黄橙橙的，被切成厚片，插着长长的竹签，浸在透明玻璃罐子盛着的盐水里。
个头精瘦的广东人拎着用草绳缚住的猪骨，赶着回家煲汤。
人们打着阳伞，戴着太阳帽，抵抗着南国初夏的热力。
高姐坐在旁边，又要给梅梅介绍男朋友。上次是某个市长的公子，这次是美国华侨。
见她不做声，高姐用过来人的口气劝导：“梅梅，你什么都有了，良好的身世，优秀的学历，令人羡慕的工作。现在，摆在你面前唯一的目标，就是嫁个金龟婿。”
仿佛她是一支已达最高涨幅的股票，得赶快抛出去。
下了行车，梅梅走上住宅小区的游廊。空气中飘着米饭的清香和炒菜的香味。
她抬起头，看见家里客厅早早亮起的灯光，和隔壁厨房妈妈做饭的身影。
梅梅百无聊赖地上楼。今晚、明天、后天和以后许许多多的日子，在她看来，就像这脚下的楼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
这样的日子过下去，爬到最后，她就变成那个拧亮客厅的灯，然后在黄昏的厨房里做饭，等着老公孩子回来吃饭的妇人。
这种日子看似平和，却并不给人安居乐业的感觉。梅梅步入社会才两年，就已深深感觉到周围人们的压力和茫然。
这几年中国经济大环境处于低潮的调整期。改革开放已有十几个年头，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将会与从前的日子大不相同。但是，如何不同，怎样改变，老百姓的心目中，看不到一条清晰的路。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伟人智慧、开放的思想，适用到民间，指引着全国人民奔向新的人生方向。
一些嗅觉敏锐的、胆大的、或是有背景、有关系的人们率先做起了各种生意。很快，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商机象泡沫般浮在人们身边，令人蠢蠢欲动。寻常百姓们急不可耐地追赶这股潮流。
赚钱致富成为大家共同的理想。
当医生、教师、工人、农民、政府干部、退休人员、家庭妇女、无业人员、社会盲流等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试图经商，争先恐后地赚快钱的时候，整个社会一下子变得那么人心浮动，那么焦躁不安，那么混乱无序。
中国的大环境变得让人无所适从：旧的经济体制、秩序在逐渐分崩瓦解，新的机制却远远没有形成，人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道德标准、行为准则模糊不清。
在这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渐强劲的西风，刮进日渐开放的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化被人们迫不及待地摒弃，西方的生活，开始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样板。可是，人们对西方的了解那么有限，认识那么浅薄，效仿那么盲目。
出国成为很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大学毕业生忙着考托福，中国漂亮的女演员纷纷外嫁，媒体渲染着外面的世界。
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获得海外关系的经济担保、申请护照、办理签证等等，手续复杂，难如登天。走出国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
进了家门，梅梅一边跟妈妈打招呼，一边在玄关换鞋。
这时，鞋柜上电话响起。
是纪澜，他刚到深圳！
梅梅激动地挂上电话，重新穿好鞋，冲着厨房大喊一声：“妈，我出去了，不在家吃饭。”便飞似地冲下楼。
纪澜是梅梅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他们常在校园中面对面地长谈，肩并肩地散步。
毕业后，纪澜分回北京。虽然他们两年没有见面，可是一直通信联系。相互的了解，在更条理化的文字交流中，更加深入了。虽然不说，但彼此心里都明白，相互间的欣赏和珍视，旁人无法企及。
纪澜下榻在国贸酒店。梅梅推开旋转大门，迎面扑来的冷气，让她一秒钟内就从炎夏走到了凉秋。
酒店大堂幽深轩昂，黯哑的古铜色装饰基调令人顿感一分沉静。水晶吊灯和壁灯将重重叠叠、明明暗暗的柔光投向角角落落，一切看起来便有几分恍恍惚惚的不真实。
纪澜坐在大堂的真皮沙发上等梅梅。他看见梅梅四下寻找，在与他目光相遇的一瞬间，绽开了那熟悉的笑容。
梅梅三步两步跳到纪澜面前。他一点没变，做了律师，穿上西装，更符合他少年老成的稳重做派。
“说吧，想吃什么，师兄请客。” 面对梅梅，纪澜还是那副善解人意的老大哥的模样。
梅梅笑眼弯弯，一脸幸福灿烂：“今天刚得了晚婚奖，就用这可恶的奖金来撮一顿吧！”这是他们读大学时最喜欢的口头禅。
顶楼的旋转餐厅，他们在靠窗的桌边坐下。
头上，南国夜空，星光闪烁。
脚下，中国最繁华的经济特区灯火一片辉煌。
远处，一串舒舒朗朗、绵延起伏的橙色界灯勾勒出中港边界。
梅梅和纪澜在这里庆贺毕业后的第一次重逢。
多年以后，当梅梅在异国他乡回忆往事，意识到这个夜晚便是她人生改变的起点。
那天晚上，她把对工作节奏缓慢的不满，对身边人人逐金的不屑，对传统文化道德流失的不安，和对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彷徨，一股脑儿地倒给纪澜。
纪澜鼓励她出国留学。
因为工作关系，纪澜已去过西欧和北美，虽然只是短暂的出差，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梅梅你天资聪颖，应该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得到更好的深造；而你的性格又过于敏感纤细，在中国社会滚滚而来的变革洪流中，感受到的冲击和压力比他人更多。
纪澜认为，出国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成长机会。有了更扎实的学识、更宽阔的眼界和更成熟的个性之后，再回中国生存会更容易。
他举杯与梅梅相约，同时办理留学，早日在美国校园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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