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无垠
爱说真话的匹夫
万水千山十七年
诠释：标题的“万水千山”是半个世纪前，和同命相怜的“两地关系”们一起自嘲时用的词，源于话剧之名，是为众多夫妻两地分居的写照。“十七年”则是两地分居的历时，我后来的外国同事不能理解，双目圆睁，说：“This is our whole life！”（这是我们的整个生命）。是的，我们的黄金时代、青春就是这样逝去的，无从立业与成家，哪里会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非分之想？
曾写过的大学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现在写高校任教的十七年岁月，其中至少有五年停课闹革命，困难时期三年，其余时间浪费于盲目的专业设置和变动，上马下马“领导”说了算。回忆原本存于自己的脑海，却写了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钱大师留下了“之问”。拙见以为，大师是留洋的，不了解国情，所以临行前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之问”若出于我们之口，则有明知故问之嫌。
将发布的是个人经历，从个人视角观察，以个人觉悟判断，不过，总算得是历史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吧！海洋是滴水汇成的。
走马上任
从BH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CD学院任教。该校通知我留京待命，说是就算我已报到，但未予履行任何手续。
一等就是三个月，同学们纷纷上岗报效祖国，唯我赋闲家中，无奈和郁闷如冷水一般泼向满腔热情。每天跑到CD的“驻京联络站”催问，高个子微驼背的赵某说他代表校方。在我看来，他应该就是该校的“组织”了。不料“组织”态度生硬、出言欠雅，谈吐举止与我心目中的大学范儿大相径庭，令我失望。本来气就不顺，面对此人，顿生无名之火。催了几次，我就直截了当地顶撞了：“国家不是需要人吗？你们迟迟不安排工作，说明不需要，那就让我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赵某反而平和下来：“你这个同志年轻气盛，这样下去会犯错误的。”我急于工作，犯什么错误！有理说理。
毕业离校后，住在家里，不能及时上岗工作，终日闷闷不乐。日后方知，今生此后再也没有守在父母膝下的宝贵时光，彼时未能珍惜，未能快乐地享受天伦，追悔莫及。
联络站赵某叫我耐心等待，我充耳不闻，坚持每天到联络站催促，指责校方工作拖拉，没上任就得罪了“组织”。心情使然，不免语无遮拦，但急于报效祖国，我理直气壮无所畏惧。
每天下午，我到附近钓鱼台小山包上的树林里跑步、运动，郁郁葱葱的密林助我忘却烦恼，从绿枝缝隙洒下的阳光引我企盼光明。多些外出，更是为了不让父母察觉我的焦虑和郁闷。
三个月后的一天，总算盼到了不错的结果，通知我留在BH校内，师从苏联专家，进修保密级别更高的新专业。这三个月，校方不开工资，我没有意见，反觉得理所当然，干了工作都不计报酬，没干工作就更不该拿国家的钱了。总支书记似很开恩地说：“不管怎么说，从明年起给你开工资吧”。他是在说我还没工作，组织就发饷，提示我应该感恩。他把推迟报到的责任归咎于我，使我逆反，我及时报到又迫切要求工作，是校方拖延不予手续，我已自觉放弃索要工资，为什么还要感恩呢？当时忍住了，一心只想赶快工作。
回家一说，爸爸发现了问题。书记说“明年”开始发工资，而我是“今年”毕业的。爸嘱咐我说清楚，否则等于默认晚一年毕业，以后会有麻烦。我很怵，但是爸爸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得听爸的。
我跟书记说，不在乎工资少发，但报到时间应算我第一次去联络站的那天。书记显然认为我在计较个人得失，不屑地让步：“好好，我跟财务说说，看今年年底能不能给你开工资”，倒好像他很大方，不跟我纠缠。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按我报到时间，他们整整少发给我三个月的工资。国家规定从报到之日发放工资，怎能由一个总支书记信口胡说！？当时不懂，非但毫不怪罪“组织”，还不好意思开口，不得已开口之后，还自责个人主义。
此后，我有过一段空前自由的美好时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没有必须依靠的“组织”和不得不联系的“群众”。
珍贵的两年
来了一大批苏联专家，良莠不齐。讲授《MCL》的K教授既有学问又有风度，我受益匪浅；其夫人热情友好，会说几句英语，容易交流；他们的小儿子人见人爱。讲授《MSL》的H讲师神态滑稽，讲课尚称清楚；其夫人文化程度显然不及K夫人，很少交流；其幼女像爸爸，也有点滑稽。这两位专家定期与我们讨论问题，还具体指导了设计，接触最多。最年轻的教授L主讲《FM》，印象中，他是最棒的苏联专家，听他讲学很享受。老专家N教授平易近人，我旁听过他讲的概论课，是个不错的学者。也有不敢恭维的，曾来过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据说是个助教，样子更像工人，讲授《N》课，不时瞠目结舌，曾由中国教师走上讲台解围，而他仍被尊为苏联专家。
这段时间还是宝贵的，学了多门数学课程，终生受益。最愉快的是朝朝暮暮独来独往，不受别人或组织的管束。
好景不长，CD学院派来大批进修人员，我必须融入这个队伍，不得不告别“独立自由”。
他们中少数人先于我参加工作，但不懂专业。多数人则是提前毕业的大三学生，称之为“青苗”。我脑中闪念：拔苗助长啊？有人说，我之所以有这个进修机会，是因为原来派的党员教师被补划了右派，不能接触保密专业。若非如此，也许我就不会被分配到该校了。
青苗们听本科生的课，老一些的教师和我一样，跟苏联专家学习，他们都很用功。我是唯一有专业基础的，深感责任重大，只要他们需要，我都毫无保留伸出援手。我心怀良好愿望，可总感到隔阂与不被信任，这绝非神经过敏。教师中的党员虽业务不济，却是这个集体的“核心”。青苗被钦定为“新生力量”，摆出生来就是革命动力的架势——唯一的革命对象好像就剩下我了。
尽管如此，毕竟暂时不离父母膝下，离开双亲后，恍悟如此幸福时光一去不返——这段时光是今生最为珍贵的两年。
新的“组织”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被要求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新单位的组织远不如上学时的正规，没有人关心我。1949年以来，我虽已习惯于依靠组织，但没有组织盯着，倒也自由自在。
没过多久，“组织”就来关心我了。虽说喜欢自由，得到组织主动关心，毕竟说明是被信任的。“组织”是个年长的党员，家有妻儿，我乐于接受这个“组织”，坦诚表达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组织”并不关心我的政治要求和业务抱负，而是想帮人牵红线，谈话内容不外某甲很好，某乙也不错。我表示自己刚参加工作，不考虑个人问题，一口回绝“组织”的关怀。另一身为负责人的“组织”听说BH学院骨干教师ML与我接近，怕我将来被挖走，干脆明示：结交其他地区异性朋友就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需要之上。我与ML较多讨论学术问题，并没想过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但是，经“组织”提醒，我倒不自主地对比着ML与“组织”推荐的某甲某乙，心中的天平自然倾向了ML一边，接触反而多了。我不考虑个人问题的声明让“组织”很生气，毫不掩饰对我的反感。从此大会小会领导必不点名批评“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号召和鼓励年轻教工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找对象。我理解领导想稳定师资队伍，但其提法未免庸俗，以致此后漫长的十七年，我始终反感这所学校，与“组织”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大约一年以后，ML提出与我“肯定关系”，我一向喜欢自然交往，不刻意寻求解决个人问题，听着别扭，所以没有答复。接着，他的“组织”，老朱找我谈话，说ML是认真的，问我到底什么态度。当时的概念里，天下组织是一家，而且这个具体的“组织”是我同系同学，好人。一直被批判个人主义严重的我，申明我得遵守新“组织”宣布的“原则”，不能不以国家需要为重。老朱笑了，告诉我这不矛盾，只需安心工作，其他问题组织会妥善处理，让我正式向新校组织汇报我和ML的关系。新的“组织”容不得我这么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负责人以威胁的口吻挤出了四个字；“后果自负”。
惜 别 双 亲
“解放”以后，我和当时多数青年一样，逐渐要求“进步”，加之课外活动的吸引，读书时，我不怎么恋家，即使放了假，也不时往学校跑。甚至除夕夜，都不顾母亲的期盼，不知珍惜天伦之乐，一味热衷于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离别父母之际，方知心底的依恋。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进修生活随之结束。面临离家，心中茫然，无比珍惜在父母膝下的岁月，可我不得不去那遥远的地方，谁能帮我留下来？我陷入无限的惆怅。梦里，被分配到近了一半的WH大学——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大学。
盛夏的一天，我被迫惜别双亲，随CD学院人员奔赴遥远的他乡。爸爸送我上火车站，妈妈更想送我，无奈出行不便，只能在楼上临窗目送。我一步一回头向妈妈告别，妈妈依依不舍招手示意，因为身边有刚强的爸爸，我的热泪才未夺眶，而流入心田，母亲慈爱的面容镌刻我心。转弯处，视线将断，我知道妈妈一定不离开窗口，我不想转弯，一旦转过，就真将阔别妈妈。爸爸催我快走，说离开家是好事，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荡。
到了北京站，找到新校同事，爸爸就果断离去。爸一走，我就彻底离家了，爸爸难道不知道我多么想尽可能和他多呆一会儿？一定是特别信任我，或许担心火车启动瞬间我会落泪，不愿让同事笑我软弱。我托同事照看行李，送爸爸出站，真想跟爸一起回家算了——哪儿敢呢！爸怕我掉队催我快回，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目送着，想留住爸爸。
我知道妈妈会想我，但没想过她会怎么想。第一次重逢时妈妈说，我走后，家中剩她一人，觉得我用过的什么都是念想，弃置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掉，包括我涂碘酒的棉签。纯朴的话语传递着母爱，本应暖流涌动，却是悲凉袭来，我对不起妈妈，又没有办法从此对得起她，我不得不服从“国家需要”，而“国家”似乎就需要我远离亲人。
ML没有送我，好像肯定了“关系”心就定了，他以工作为重，没有为此请假。我也没有让他送行的要求，那时只在电影里偶尔见到恋爱双方依依惜别的场景，现实生活里不宜，那，叫做小资。
C 市 初 瞥
列车翻山越岭，载着我的惆怅，咣当了几乎两天两夜，方到C市。刚下过雨，天色阴霾，道路泥泞，无尽的乡愁挥之不去。
领队雇了几辆三轮车，车夫只肯拉到城乡交界，通往学校的那条路没法走车。领队答应了，下车后怎么走，我无从想起。
一路边走边看，路边的梧桐、蓉树，低矮的古老民宅，一派僻静。经过算是繁华的街市时，透过雾蒙蒙的空气，依稀可见各式店铺——这是仔细辨识方能得出的判断。店铺只有门脸，没有橱窗，一摞摞不足一尺宽的木板竖在墙边，后来知道，打烊时把它们插入门框上梁和门槛的槽中，外人无法进入。店铺的样式，色调，摊位的陈列，人们包头缠腰的打扮以致气度，样样古老，都像是《水浒》里描述的，我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宋朝。
到了城边，车夫不再前行。停车地点显然不妥，下车时，我一脚踩下去，半截小腿陷进了泥沼，幸亏另一条腿还在车上，赶紧往出拔腿。这地方的淤泥粘稠之极，使足力气，只抽出了脚，没有鞋带的北京“懒鞋”留在了泥沼之中。这事儿给我增添了莫名的窝囊与扫兴，随之更加厌烦这座城市。
学校有人拉来“架架车”，比北京的“排子车”窄而长，几人把行李放了上去。据介绍，帮我们运行李的是教研组的团支部书记、青苗尹某，身体不壮实，肯定也不经常拉车，我不得不担心泥泞路上翻车，行李落入泥沼就不可收拾了。但事实教育了我，当地人的劳动能力极强，车拉的很稳当，行李安然无恙。损失仍是难免的，徒步走了数百米无可选择的泥路，脚下的北京“懒鞋”算是毁了，我很心疼，那鞋是爸妈新给我买的，又添了一层对不起他们的懊悔。
新 校 印 象
宿舍很简陋，门窗的木框形状欠规整，木质很粗糙。显然中空的墙壁里，不时奔跑着老鼠。两张双层床，供四人居住。厕所脏的下不去脚，盥洗室满地泥泞，没有洗澡条件。我濒临崩溃，却不敢流露，违心地想着“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情绪低落，又带着旅途的疲惫和一路尘埃，没有洗澡条件，不记得当晚是怎么胡乱睡下的。
室友冯某守家在地，逢周末，必回家，这使宿舍不那么拥挤，此人已婚，爱人在遥远的H市。室友小刘在京时已熟识，人好，可交。还有一人，不记得了。冯某和小刘同我一样，都属于“两地关系”，不过我与小刘都还未婚。
这所大学也是院系调整时由多所名校相关专业合并而成，与所有新建学院一样，抛弃中国老校传统，一边倒学苏联，以致我始终感受不到传统大学的风范。校园杂乱无章，校门与教工食堂隔马路相望，主楼前空地上有个花坛，主楼后是图书馆，再后面是学生宿舍区。主楼一侧是操场，另一侧小空场的尽头是附属工厂。教工宿舍楼坐落在教工食堂后面。我只能说前后，那地方几乎不出太阳，无从辨认东西南北。所有的楼都刚建好或在建中，却完全不像新校舍，边建边拆。最不可思议的是，校园里随处可见鸡鸭猫狗，甚至不时有牛马之类的大型牲畜，与其说是校园，不如说是农场。说是农场亦属抬举，哪里有农场的清新空气？环境卫生差到极点，遍地动物粪便也就罢了，最不能容忍的是高级动物随地吐痰。此时我深知不能再奢望儿时憧憬过的高雅大学，与这里相比，北京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令人羡慕的天堂。总之，我对这个新环境全无好感，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好忘掉周围令人生厌的一切。
下 马 威
到校的次日，总支崔书记召见，劈头盖脸训斥道：“你别想调回北京，你的那个关系叫什么名字？我们调他过来！”我不言语，绝不告诉他“那个关系”的名字，最好他永远不知道。这不过是幼稚的下意识自我防卫，“组织”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关系”的名字呢？“解放”了的中国，个人的什么能瞒过组织？
书记命令我站在“新生力量”一边，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几近训斥的口气和生硬态度似雪上加霜，给予举目无亲的我一个下马威，今后的日子必不好过。（时过境迁，我才意识到：我非党员，前来教书，书记凭什么召见？当时则毫不质疑，党领导一切嘛。）
所谓新生力量，是校方选拔提前毕业的一批学生；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来自外校，毕业稍早一些的教师，尤其是业务较好，个性较强的。有些“新生力量”在“组织”的恩宠下盛气凌人，专革别人的命，眼睛盯着年长教师，经常向“组织”进谗言。而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倒是为人正直，钻研业务、勤于教学的，“组织”为什么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说他们离心离德？后来，我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后者一边，随之也从被争取的对象转化成被改造的对象，学生时期短暂拥有的“积极分子”称号与我渐行渐远。我逐渐恍悟，“新生力量”就是眼线，无偿地替领导监视，时机一到，被监视的目标必成为批判对象。党领导的运动接二连三，这样的时机随时都会到来。
得到如此下马威，我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
教书生涯之初
说是工作需要，却一直不安排工作，是在考验我的主观能动性？教研组只有一间房子和几套办公桌椅，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图书。我将讲授高年级的课程，而学生刚上到三年级。工作需要？
领导安排我备课一年多以后才开课，这是“急需”吗？这里仅有的资料就是一本油印的苏联专家讲稿，拿什么备课？准备理工专业的课程，资料和仪器设备是必须的。我真觉得不如让我回北京，但这是万万不可提出的，“组织”早就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我只得抱着那本粗糙的油印讲义开始备课。听苏联专家讲课时，翻译水平所致，谈不上掌握，仔细推敲起来，疑问相当多，讲义的每一页都被我画满了问号。我一遍遍地翻阅专家讲稿，查阅可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没有懂专业的人能参加讨论，只能独自思考，反躬自问。我一丝不苟地钻研，不轻易相信自己，“多想出智慧”嘛。
解决一个问题，去掉一个问号。去掉最后一个问号时， 有一种空前的成就感。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得十分轻松，简直一扫恶劣处境的阴霾。我不仅掌握苏联专家讲课的内容，且洞察其不足之处，开始按自己的思路写中国人自己的讲稿。我充满信心，以致盼望早日走上讲台展示自我。我迟早是要调离的，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在调离之前，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里的专业。
无原则的换人
突然传来好消息：各有关院校将在北京统编教材，上级令我准备材料，届时参加编写。我的讲稿已初具轮廓，迫切希望向全国兄弟院校同行阐明我的学术观点和编写思路，如能说服他们采纳，我国的这门新课，可望有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教材。我将一改理工课本枯燥乏味的写法，力求赋予其“故事性”，来龙去脉引人入胜，所以我十分期待编写教材的机会。能重归故里，我喜出望外。
出发日期将至，我早已万事具备。领导索要我精心准备的书稿和编写意见，说保密专业的资料必须统一管理，专人携带。交出后，一身轻松，就到膳食科兑换全国粮票去了。
刚踏上膳食科高高窗口下的木台，系付主任张某就从背后叫住了我，说临时决定换人。问及原因，只说需要我留下来备课，我说课已备好，并表示自己对于编写教材有很多设想。可是，“组织”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改的，而变化之快让我充满受骗了的感觉。而且不解他们竟会以为有了我交出的材料，就谁都能去当编者。
“组织”换派了青苗女党员梁某，她完全不懂有关业务，怎能胜任编写教材的工作？！我只得顾全大局耐心帮助她，但她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意图，后来在编写中完全是滥竽充数，兄弟院校甚为不满。这件事使我不能不质疑“党领导一切”，不明白为什么派她去，不理解她怎么就敢去，我为将要问世的教材深深担忧。
各院校聚集到北京的编写人一致认为时间紧迫，商定编写教材的原则是“剪刀加浆糊”。时间真的紧迫吗？苏联专家已撤走一年，中国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博揽资料，博采各国之长。可惜他们没有，大家都在英明领导下，依旧妄自菲薄，跟在翻了脸的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甚至都没有彻底理解苏联专家的讲稿。我努力做了，但精心准备的资料无人问津，派去的人表达不了我的思想，我准备的资料根本没有交给编审组。我也不可能违反保密纪律，直接投稿给出版社，那属于政治错误。再说，包括母校人员在内的编审组胸无大志，又不愿在书中注入我的心血，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抱负。我是想尽一份力使中国的教材达到应有且可能具备的水准，别无他求，须知，那时出书，作者既不署名，也无稿费。
他们所谓的“剪刀加浆糊”，就是颠倒了苏联专家讲稿的次序后，再凑到一起。教材出版后，我遗憾不已。党一贯宣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主观努力，任何人都不会被埋没”论调，这时在我心中彻底颠覆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被扼杀，未能发挥作用，而是觉得我国高校教材不应如此拙劣，不是没有可能编好，而是统一领导阻碍了编好。我隐约地想，这，豈不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吧？
我的设想只能传授给我将要教授的、为数有限的学生，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成功的。
打响第一炮
终于盼来了毕业班的学生，这第一班学生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个别人年长于我。那时的我，黑裙白衫，两条辫子，俨然一个女学生（在操场上锻炼时，曾有二年级同学以为我是新生，发展我加入校队），自知不易取得信任。所以，对于第一次讲课，我的认真程度怕是无人能及。
同事们都去春游，仅我一人留下，利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放声讲课。从“实战”出发，我不满足于掌握专业知识，因为话语的重音、语调，断句，都会影响讲课效果。我一遍遍地讲，直到自己听着了然。我深知好的讲稿还远远不够，同样的内容，不同人讲授，效果可能大相径庭。教师仅仅专业精通概念清晰还不够，要想最好地传授给学生，必须讲求语言水平，做学生时就听腻了语言不完美的讲课。那个年代，教书也要求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记得我努力运用了，并获好评，窃喜中，在图书馆科技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章节标题全是毛主席语录，翻了内容方知是科技书，我服了，光是目录就令我汗颜。回忆起来，我运用的有些尚可，有些为用而用，不免牵强。当时，用不用是立场问题，用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所以先得站对立场。
我真的成功了，不仅学生折服，前来旁听的教师们也倍加赞扬。良好的开端使本来就喜欢教书的我，更加充满对教书的激情和兴趣，竟能整个学期不找组织谈调动，甚至没想过此事，一心一意教好书。站在讲台上，就感到了国家需要，既是国家需要，我就尽全力，生命就没有浪费，我就能身、心一起留在“曹营”，而不去想“汉”。我的教书生涯就这样，以响亮的第一炮拉开了序幕。
上海籍周同学成绩很好，有几分傲慢，教过他的所有老师都说他难对付，视他为另类。他突然约我谈话，说在我教他之前，没遇上过一个好老师，觉得这个专业没意思；听我讲课后，他对这个专业产生了兴趣。这种事情领导未必不知，如果对学生产生如此影响的不是我，而是党所喜欢的人，他一定被树为先进典型。对于我，领导只是不得不承认一些皮毛，诸如表达能力强，注重教学法之类。但是我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喜欢听我讲课，尊敬我这个最年轻的老师。学生有口皆碑，老师还有必要在乎什么别的对待吗？在当时暗淡的日子里，这是我幸福的源泉。我在本专业的声誉被学生一届又一届地传扬下去，直到“史无前例”停课闹革命。
困 难 时 期
来到C市的第二年，困难时期就开始了。许多人说，从前这里好得不得了，我来了，日子就每况愈下，听着好像我是个丧门星，该自我谴责似的。
全国“自然”灾害，本是天堂的这里竟然成了重灾区，粮食定量远低于其他大城市，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市场萧条不堪。党委领导要求教职员工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把定量微薄的粮、油、肉票，上交食堂统一管理，转发成内部票证。其实这只有利于食堂管理人员，教职工帮厨时可略沾光吃得足斤足两。内部人员吃的馒头大而松软可口，卖给职工的则又小又硬，似未经发酵，个人定量的油和肉任凭管理员处理，群众不满却不敢吭气，因为有意见的必被指为不与国家同心同德度难关。这种不公平往往无需领导出马，帮厨的人，哪怕就得了一次好处，也主动为之遮掩，当然无疑是越描越黑。
粮食定量之外，每人每月有一斤点心票可自行支配，能买些说得过去的小食品。后来又有了所谓的高级点心、高级糖，价高质劣，五元一斤的高级糖不过是粗糙包装纸裹着的饴糖，色味俱差。
1- 势不可挡
饥饿的人们设法填饱肚子，有些人得以乘机赚些小钱。校园里来了些农民模样挑担叫卖的小贩，有卖酱油的，有卖胡萝卜的。我买过胡萝卜，七毛钱一斤，当时算高价。（现在呢？）我从不买酱油，那古老的酱油桶看上去很脏，而且小贩说他卖的是“水解蛋白”酱油，听起来太玄乎。学校附近有了自由市场，鸡蛋五毛钱一个，蔬菜品种日益丰富，人们纷纷去逛自由市场，以确保不因饥饿而致浮肿。
没过多久，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说开辟自由市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基层领导积极贯彻党委精神，开会要求群众检讨阶级立场，买自由市场东西的行为源于立场不稳，助长资本主义滋生，进饭馆吃饭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造成浪费。我想，国家是党领导的，只要党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买农民的胡萝卜绝不会使国家改变颜色。可是人人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检讨过关，怎容我一人保持沉默？团支部书记点我的名，说有人看见我进过饭馆，买过农民的菜。我理直气壮声明，进饭馆的粮票是定量之内的，没浪费国家粮食；农民没有因为卖给我菜而变成地主富农。“立场”坚定的人们无言以对，却照例给我扣了不少“大帽子”，群起围攻，说我思想落后。
这样人人过关的会没能阻止“资本主义倾向”，饥饿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去逛自由市场，我只偶尔去一次，就巧遇了做报告的党委书记。于是我在政治学习时，故意主动坦白自己逛了自由市场之后，强调碰见了党委书记。基层领导挺身保卫之，说他不是给自己买，而是为了第二代，给家里孩子买，令我羡慕孩子和有孩子的人。不过从此，自上而下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声势渐行渐弱，自由市场则势不可挡。
2- 响应党委号召
校党委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提出“自力更生，丰菜足肉”的响亮口号。说种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应该改种蔬菜，校内各基层单位无不闻风而动。我们教研组响应“足肉”的号召，养了一只兔子，大家轮流值日拔草、备水。后来就真给杀了，从法不责众的自由市场买来丝瓜，顿了一锅，每人分得杯羹。又听说小球藻营养丰富，教研组立即培养起小球藻来。首先到幼儿园讨童子尿，那些小男孩争先恐后地提供，神态自豪。不记得小球藻培养结果，更不记得吃过那玩意儿；只记得人人参与抗灾，形势轰轰烈烈。
这样一来，就更不要去想什么学术空气了。没谁钻研业务，更没人开夜车，早早睡觉保存体力，更指望漫游梦乡忘掉饥饿。唯独不能少的是政治学习，务虚，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以便拿出正确行动与国分忧，抗住“自然灾害”——当时，没人怀疑人祸之可能。我能克服任何困难，但仍担忧我们的高等学府向何处去。
领导使我恍然有悟
忙于读书备课，平时并不在意被别人监督的处境，日子还好打发。一到周末，室友冯某回家，小刘毕业于本校，有老同学相聚，只有我举目无亲，乡愁袭来。那时没有方便的电话，信件往返至少半个多月，有苦无诉，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本不是优柔寡断之人，也志在闯荡四方，为国效力，可是一上任就被送上了被告席，受那些“革命动力”的监视。他们绝不出类拔萃，甚至很糟糕，我岂能服气接受他们改造！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周末独处时，委屈、惆怅，泪满心田。
我的事业心很强，渴盼一个正常的环境，竭力发挥作用。人们应收起怀疑的目光，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年轻单纯的我，连起码的被信任还要期盼吗？现实告诉我，这，得自己争取。
于是我迈出第一步，主动依靠组织。组织在哪里？我以为党的干部都是组织，都是可信的，包括任何“个人”。决定去找总支书记，为不影响领导的日常工作，我于周六下班后登门拜访。
崔书记透过吝啬的狭窄门缝对我说：“有事下周上班时间再找我，你看，现在是周末，大人孩子都回来了，------。”我自责不该打扰书记的天伦之乐，拖着沉重的脚步悻悻离去。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在孤独中思索，猛然隐约有悟：书记总告诫“个人利益不得置于国家利益至上”，我以国家利益为重，千里迢迢来此工作，完全放弃了天伦之乐，书记却连周末半小时的天伦之乐都在乎——我难道不值得他学习？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我处理的比总支书记好啊！
自以为这是重大进步，从此不再无原则地检讨“个人主义”，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别人了。我认识到自己远远不是自私之人，我比特殊材料做的好，他们考虑个人远比我多并将考虑个人合法化。我服从分配，远离故土，阔别双亲，还一心做好工作，凭什么被他们监视、指责？他们不能面对我经受的考验，却反诬我个人主义，我是他们的榜样，他们没有资格批判我。想到这个地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后”——没有“反骨”。这样想明白了，我不再苦于被另眼相看，从此理直气壮地面对一切。
方知有个人事处
室友冯某的两地关系问题解决了，调到遥远的H市与丈夫团聚，却与父母分离，普通百姓少有两全其美的，好像这就是国家需要，得经得起这种考验。冯某临行前，关心地问起我的打算。我没有打算，听组织安排，母校的组织告诉我“组织会妥善安排”。她笑我幼稚，说“这种事你不提，组织就认为你不要求调动，根本不管你，会无限期拖延，你至少得在人事处备个案，表明要求调走。”感谢她让我知道了管两地关系的部门叫人事处，忙问了地点。
第一个接待我的人事干部流露着厌烦，我忍住不满，平静地表示了调动的要求。心里想，他既管人事，必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可信赖的“组织”。不料他横眉冷对：“你刚来就想调走，那么容易？------”——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忍无可忍还嘴说：“你可以不给我解决问题，凭什么这种态度？”他蛮不讲理，说他就这态度，“哪个敢说老子的不是！”一个人事干部把老子挂在嘴边！我得维护个人尊严，更不容他给党抹黑，厉声地说：“你这种人也配当党的干部！”转身离去。
“党的干部”当时在我心目中是个神圣的称号，尤其是机要部门的，因为这种人应具有高素质，至少也是关心群众疾苦的，而我竟遇到了这样的人。当时有些失望，随着逐渐成熟，倒不觉得是坏事，反而觉得这类事帮我丢掉幻想，认清现实，摆脱愚昧。
事情很快传开，崔书记严词责备我给他这个领导丢了脸，竟敢闹到学校，此后两地问题的解决更加渺茫。
后来又找过人事处长施某，是个女官儿，但也没有因为性别相同而多份理解，她也官气十足，冷言冷语，我几乎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那些年，最盼望的就是ML的来信，绝望中收到了，我如获至宝。不料，信中充满斥责，“还想不想调动？”，“为什么要闹遍全校？”我莫名其糊涂，“闹遍全校”何所指，他又何以得此结论？同一信封内的另一封信说他不该在情况不明时就怪我，他完全可以找正在那里进修的我的领导，了解我的表现，------”。 我气不从一处来，恨他居然要找领导了解我的表现，恨他既然明知不该怪我，还告诉我他怪了我。我以不予回复的方式惩罚他，他仍不以为伤了我，好像不知道我在生气，一味催问不回复的原因。面对木讷之人，我只能让步，千里之隔，正常通信往返最快也要半月余，赌气必更耽搁。再说，依靠组织是天经地义的，当时很正常。我回了信，免不了说些气话。
不解的是，正常反应意见怎么会被传成“闹遍全校”？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恋爱双方也要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啼笑皆非！
一年又一年
1- 评比教学
初次讲课的期中，教研室张主任召集师生座谈会，评定三门主课的主讲教师。另外两位虽是转行，但比我资深。党员主任本想发动学生炮轰我这个不好驾驭之人，杀我“威风”，维护党支部书记全某，可是，学生用最美好的言辞盛赞了我，批评的矛头却直指全某，这是张主任始料不及的。同学毫不留情，主任招架不住，就不加掩饰地褒贬起来。他说我的《MSL》课容易、好讲，兄弟院校这门课也都受到好评，而党支部全书记的《MCL》不好讲，在各兄弟院校教学效果也都差。其实并非如此，在BH，ML讲《MCL》，Y某讲《MSL》，反映截然相反。Y某辅导过我们大四的《G》课，平时经常被学生的问题难倒，惯于说“我本子上记的有”，令人最无法恭维。
我年轻气盛，当即提出下一届换课，把“容易”的让给他，我讲“特别难”的，以便再决高下，但未获准。在学生好评如潮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但又不愿承认我的学术水平，只是勉强承认了我的教学效果，要我向其他讲课教师介绍教学法。不问业务优劣，教学法从何谈起？我回答不懂教学法，教学效果基于备课过程的付出和教师的业务深度。这让领导更为头疼，此后，领导借口我要求调离，彻底剥夺了我讲课的权利。换了别人担任我的课，《MCL》仍由全某主讲。历时数年，我始终调动不成，全某始终对付着他的《MCL》讲课，学生始终听不懂（讲者都不懂，怎能讲懂听者？）。讲课是我之所长，领导无视学生的反映，毫不珍惜。我又一次感到如今的大学不讲学问，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我热爱教书，又有那么成功的开端，就这么失去了机会，我很失落。此后，本来有课的学期，我只能设计制作实验设备，心中留恋着讲台，怀念着学生。我期盼春季学期，可受命指导毕业论文，有机会接触学生。他们没有听过我讲课，但是我在第一届学生中的声誉届届相传，后来的学生都知道我是讲课最好的老师，填报毕业论文选题时，绝大多数报在我的名下，人数几倍于规定一个教师指导人数的高限。在学生中的威信成了我的盾，那些“新生力量”工作中有求于我，不再明目张胆地踩我的肩膀；我的工作始终做到无懈可击，使得“组织”无从挑剔，除非“欲加之罪”。
2- 被诬“知识私有”
又一届学生做毕业论文，领导安排两个青苗也指导学生做我的题目，三人各带一组。其中一人总是谦虚地求助，我尽心尽力地帮助，相处融洽。另一是团支部陈书记，他总如讨债一般，好像我欠他的；我并不计较，就算出于私心，我也照样帮他，他们成长起来，或许我调离就容易些。不管他什么态度，我都耐心地解答他的问题。也许是好面子，每次解答完了，他必说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以示他并非那么无知，然后另提新问。久而久之，我的耐性尽失，不愿费力而不讨好，每次他提问，我就请他写下来，确认无误，我再解答——他被激怒了。
他向组织汇报，诬我“知识私有”（这倒使我觉得周围对我比以前客观，承认我还有知识）。他非党员，但也是党信任的“新生力量”，党相信他们的谗言，不容我解释。我绝不逆来顺受，绝不违心地“虚心”接受批评，我要反驳，尽管从不成功。于是，我被记下一笔又一笔的“罪状”。
3- 他伺机报复
还有一事让团支部陈书记很窝火。我教过一个调干生，党员原某，为人谦和。我曾经常主动帮助、加强辅导他和一些出身贫苦、没有条件打好学业基础的同学，他们特别感激我。原某毕业后留校兼任系团委书记，一次相遇，他问我超龄退团后的想法。我如实相告：申请退团后，团支部书记偶然碰见我时，草率而冷漠地通知：“下个月不用交团费了”。这确实引发我无限感慨，十多年团龄，入党问题不在日程，当时的人必然产生“政治失落”感。我只是宣泄郁闷，全然不想为难别人，可是这一感慨，无意中告了团支书的状，系团委很重视，责令他检查，并要求支部重新处理我的退团问题。陈支书通知我补开欢送会。我知道欢送会只是过场，以欢送为名，行批判之实。退团后，虽说“政治失落”，但不再过组织生活，不再受新生力量数落，却是天大好事。我拒绝参加欢送会，决不因此重陷不堪境地。陈支书忍气作罢，送我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退团纪念，我表示了感谢。
陈支书因我退团被迫检讨，他耿耿于怀，因而不得不求助于我时，就如讨债一般，我帮助他，还落个“知识私有”。后来他不愿求助于我，自己又不能发愤图强，他所指导的学生极为不满。为了解决问题，他的学生都来找我求教。我不便插手他的工作，而且做论文的思路不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一个带法，所以总是劝学生去找自己的导师。后来他的学生不来找我，转而去问我的学生。支书很恼火，他全然不知我怎样维护他在学生中的威信，反而认为我拆他的台，因而伺机报复。
4- 答辩轶事
期末，校方组织了一个大型毕业论文答辩，校长亲临。教研组选中我的两个学生，我和学生都很重视。我一贯治学严谨，答辩前又做了充分准备，学生在答辩中，概念清晰，语言流畅，似无懈可击，整个阶梯教室里，无人提出问题。
突然间，陈支书对学生大吼：“你的图画错了！”语气里流露着幸灾乐祸。他说到图，我立即明白他何出此言，知道他要露怯了，替他捏了一把汗。我的学生镇定自若，信心十足，他也明白陈老师何出此言，却不急于辩解，故意等待老师落实错误。陈好面子，我很想暗示他不要继续追问，可他为了借机报复而一意孤行，终于自我暴露了，他厉声喝道：“你对照一下教材，看应该怎么画！”此言既出，谁也救不了他了。学生调皮地说：“书上的对，我画的也没错。”陈支书气不从一处来，把平时对我的恨一股脑撒向学生，竟然大骂学生。主持答辩的教研室主任不懂业务，大声问我是不是画错了，如果我指导的学生论文中有原则错误，他也会乐于看笑话的。我放心地让学生自己解释，因为学生在做论文中犯过同样错误，照抄书上的图，我一针见血地纠正过他们，他们早就胸有成竹。陈支书之所以露怯，是因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学生的图与书上不同，却不知论文题目与书上问题的前提也不同，如果照抄书上的反而是概念错误，看来，他没有掌握所涉及的基本理论。
学生不慌不忙指出前提的不同，从基本理论出发，做了精彩的答辩，全场折服。陈支书泄私愤不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亲临指导的校长大为不满，认为陈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违背了刚发表的毛主席春节指示。陈支书被抓了典型，不得不听命检讨。我知道他不是对学生，而是冲我来的，很想为他求情，不要上纲到“违反最高指示”。但是一经成为典型，说什么都没用了。
陈支书当然不解我的用心，反而认为是我坏了他的事。他本是受重用之人，两度被迫检讨，似乎在青云直上的途中出现了障碍。他强压怒火，把一切归罪于我，可我何罪之有呢？他耿耿于怀，直至史无前例，他不遗余力地整了我（此为后话）。
春节指示大体是，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考试中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抄一遍别人的也应得50分。我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思想深处接受不了“春节指示”，不认为严格要求学生就是视学生为敌人，严师出高徒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啊。陈支书虽刁难学生以泄私愤，我也不希望他因这样的指示而受罚。
5- 杀一儆百
有个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师，平时爱发牢骚，对党员、干部多有不满。基层领导掀起了批判他的高潮，依靠“新生力量”整材料，频频开会批判他的反党言行。这在当时叫做阶级斗争，现在想来真真岂有此理，一个非党员，就算持不同政见，也没有理由批判。而在那个时代，不要说对执政党有意见，就是“触犯”了个别党员、干部，弄不好也得当右派。
一开始，谁都认为是要帮助他，最多是挽救他，他也习以为常，没把这批判当回事，该反驳，他决不失时机，始终坚持所谓自然灾害是人为的，揭露领导干部的特权，看不惯党员的表现。政治学习时，他毫无顾忌地发言，讨论“春节指示”时，他说：“怎么能允许学生考试作弊呢？毛主席是一时冲动，不可能真的那么想。”组织上正苦于整不出什么“钢鞭”材料，这下子他自投罗网，落了个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基层批判升级为全校大会批斗。
出乎意料的是，全校批斗会竟以警方将他铐走而告终，判了他三年劳教。我真觉后怕，我的“犯上”言论不在他以下，可
6-“最后通牒”
事情起因于调整宿舍。我不得不与另外三人同住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不便之处可想而知，这已足够难为年近而立的女士。更有甚者，这次还安排我与非教学人员同住，作息时间难于一致，有人神经衰弱需要早睡，有人要看书备课，不可能早睡；还有正值热恋的，男友不时闯入。以后如何共处，实在是个问题。
于是，去找系行政副主任，希望合理调整。
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只见这位领导躺在转椅里，两脚高跷于办公桌上。我敲门，说有意见要反映，想来，女士来访，他应改变不雅姿势。他却纹丝不动，漫不经心地说：“有什么话，说！”我等待着。他喊道：“进来呀！”我简直觉得受了屈辱，命令他：“请你把脚放下来！没见过这样谈话的。”他无礼地说：“你没见过的多了”。我脱口而出：“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当领导。”然后扬长而去，领导追出门来呵斥，我不再理睬他，已经不想向他反映意见了。
不论年长与否，一个男性领导都
果然不出所料，总支崔书记劈头盖脸指责说：“我们不能给你解决两地关系问题，你已经发展到和党对立了，就地改造，改造好了再放你走。”我反问：“副系主任就是党？”不管他听不听，我抢着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据理力争。崔书记为之辩护：“怎么说陈主任也是老同志，部队里的团长，一呼百应，轮不到你教训他！”就这样给了我“已经跟党对立”的结论。太可怕了，这是“最后通牒”，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灾难。
他们说我这次的“跟党对立”并非偶然，是一贯的。我的确经常顶撞上司。一次邮寄机密资料，系办公室冯主任执意亲自寄出。我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一再叮嘱交给他的是机密资料，要求军邮。他嫌我絮叨，好像他这个老党员、老八路用不着我嘱咐。不久后，收信单位来函批评泄露机密，一科令我检讨。领导的意思是给冯主任留面子，让我承担责任。我说明经过，澄清责任，拒不检讨。冯主任被迫认错，但每每见我都是横眉怒目——他是党，我让党难堪了。基层领导早视我为眼中钉，只是碍于我在学生中的威信，他们又不够强大，不好无端加罪于我。教研组最高领导与我的积怨是上不了台面的，他赴京进修期间，为了享受北京的福利，将工会关系转到了北京，可是假期回来又申请补助。这位领导是申请补助的常客，每次的理由都是孩子多，经济负担重。讨论时，众人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只有我力排众议，指出他的工会关系已不在本校，没有资格申请补助。那领导涨红了脸，说是工会小组长让他申请的。公会小组长也是受信任的“新生力量”，巴结领导，送补助上门，不料领导把责任推给了他。我搅黄了领导的补助，他耿耿于怀，上级领导加给我“与党对立”的罪名，正合他意，我休想得到基层单位的保护。
领导另眼相看，必然影响绝大多数群众，没人敢反党，所以没人支持我。两地关系问题因此而搁置，无人关心，连我自己也无法过问。
从教以来，我能得到的温暖与拥护只来自我的学生，而学生来去匆匆，他们一毕业，我就陷入莫名的阴冷。这种特殊境遇使我无比珍惜教育与教学，热爱我的学生。这种特殊的感情使我离不开这个岗位，我把时间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给了这个事业，给了我的学生。我在育人中净化灵魂、陶冶情操。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一往无前。
7- 受命改行 走马上任
说起来，我任教之处也是全国唯一的RE大学，某些专业也有些知名教授，但是治校水准低下，过分突出政治，少有学府风气。专业设置上缺乏学术见解，之所以筹建我所在的保密专业，就是因为省领导说了应有自己地区成龙配套的国防体系。仅仅四年，这个专业就下马了，我早就认为这个学校连办该专业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而更主要的原因据说是中央防范地方搞独立王国。
三年前，ML学校的组织督促我们结婚，说否则不能作为“两地关系”解决调动问题，我们照办了，因而已是地道的两地关系，专业又下马了，说明国家已不需要，理应调回北京。但此时北京户口愈发紧张，对方组织又几经换人，关心我们两地问题的领导早已调离，新领导对此敷衍了事，加之我因触犯了领导，得到了“最后通牒”，致使调动问题难上加难。
我正想着专业下马有可能调走时，基层领导通知我转系。他客气地告知我可自愿选择去向，还可以与远在北京的丈夫商量，可是次日上午就通知我已经定了，把我安排到一个并不结合我专业的教研组。
不是可以自己选择吗？简直是欺骗！我敏锐地意识到这又是在整我，只要我不服从组织安排，就是罪上加罪，就更有理由“就地改造”我，而不理睬我的调动要求。我知道党说一不二，提意见是没有用的，却因忍无可忍，说了一句气话：“你制造骗局，还有什么必要虚伪地让我选择去向？！”
领导前脚离开，一个学生接踵而来。他是我将要任教的学生课代表，前来要求下午集体答疑。我愕然，连教材都没有呢，也不了解讲课教师是怎么讲的，然而，我从来不会驳回学生的要求。问清答疑内容，说好下午三点在某教室——当时已是上午11:00。我匆忙跑到图书馆，赶在关门前借了书。顾不上午餐，我埋头攻读，理出重点，写了简单讲稿，效率之高实属空前。3:00之前，我站到了新一班学生面前的讲台上。不知道主讲教师的讲法，学生也没有提出具体问题，我自作主张，结合章节内容大讲学习方法，指出重点和要学到手必须掌握的关键——其实就是讲我在11:00到3:00之间的读书心得。
集体答疑应付了过去，学生的反映出我所料，他们没看出我并非行内之人，甚至要求我主讲此课。
“组织”就这样硬把我安排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我所学的尖端保密专业只得废弃，组织不珍惜，我无能为力。好在这里没有“新生力量”充当革命动力，多数人是资历比我年长的男同胞，气氛要好得多，虽说专业不对口，心情却舒畅多了。但是初来乍到，新的领导想的只是怎样使用你，绝不愿让你调离，所以我的两地关系问题一时提不到日程上来了。
我还是庆幸离开了原来那个教研组。在那个“政治空气”浓厚的环境里，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开朗，遭遇使我郁闷、压抑，身心俱受摧残，独处时总想拍案怒吼发泄愤懑。爱好体育帮了我的大忙，常常跑到人烟稀少的操场做运动，呼吸些许清新空气，感受短暂的心旷神怡。
新的教研组安排了工作，让我担任辅导教师，主讲人是一个早我一年毕业的“老教师”，他们把我当成新手。我不能接受这种新与老的划分，提醒教研室主任说，我一毕业就主讲前沿学科，教学水准人所共知，请领导充分估计我的能力，发挥我的作用。老主任很客气，主讲教师也很谦虚，立即决定共同分担主讲。后来他们与学生一样称赞我的教学效果，我对这样的领导和同事无话可说，而且又被感动了，工作中没脾气地挑起重担。有机会接触学生我就高兴，能教他们科学知识，帮他们树立严谨作风，鼓励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我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兴趣以及过去的基础，以便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也因此能和学生以朋友相处。在党号召“教书育人”时，我已自觉地这样做了若干年，因为我的中小学老师以言行告诉我：教师是神圣的天职；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当教师，我做到了忘我，为学生，我忘掉了个人的不幸，只要学生需要，我的时间、精力以致全部心血，都属于他们。
我从未受过领导表扬，更不曾评为“先进”，在“组织”眼里，我是个没改造好的落后分子，但在学生中的良好声誉与威信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真正的褒奖使我幸福，靠着这种幸福，我才能从坎坷中挣扎出来。学生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若有来生，我还选择从教。我对教育事业热爱之强烈，对学生感情之深厚，都不为同事所理解，他们是服从分配当教师的，而我，用心从教。
自由岁月
原来的系里，尽管我脱颖而出，组织理应乐于培养，但领导藉口我要调离，不给予任何学习机会。新系领导有些不同，1965年伊始，派我赴N市下厂，在生产一线编写教材。我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因为这是久违的信任，致使调动工作的急迫暂得缓解。
春节后，我痴心地想着直接从N市调回北京，因而带走了全部家当，来到N市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厂，犹如久禁的囚徒重获自由。每天往返于驻地与工厂，一路天蓝树绿，路人看着顺眼，心情豁然开朗。厂里的人们对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矜持，骄娇二气俱全，怕我不能与工人同甘共苦，但事实证明我吃苦耐劳、平易近人。我与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相互尊重，融洽相处，以致这一年在我的记忆里，是工作以来难得的自由岁月。
半年之后，系主任姜某来厂了解派出人员的表现，厂里有关干部群众对我是一派赞扬声。据说派到其他厂的同事们得到的评价并不理想，而他们当中多为党员。调查结果与领导预期相反，系主任一再暗示厂方多给我提缺点，工厂的人很实在，系领导的这种“启发”使他们反感，直言不讳地说：“人家表现就是好，我们凭什么说缺点？”领导不得不承认事实，不情愿地肯定了我的工作。
直接调回北京的设想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在N市度过一年，我不得不带着全部家当返回学校。系里组织了评委会，评审了我们编写的教材。系主任特别告诉我，我所编写的被公认最佳，这是工作以来首次获得公正对待。能得此公正，归功于密封评审，如果明示出编者姓名，那么，恐怕不是所有评审者都愿承认这个事实。我满意新领导的作风，他们尚能“重在表现”，不受原单位的影响。这是原单位领导绝对没有的作风，我倍受感动，立即信告丈夫，“组织”培养我下厂一年，我必须为新单位做出贡献，所以暂不能要求调动。那时全心全意为党，甘愿没有家庭生活，否则就是经不起考验；甚至总觉得自己离党要求的“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相差甚远。
遗憾的是，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我编写的教材尚未面世，就被归入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整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后来，红色恐怖笼罩学校，教材不翼而飞，我也没有可能追究。
史无前例中
1- 运动之初
1966年5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要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也不能漏掉”，校党委的头等大事就是全校师生员工学习这一文件。本以为这是社会上的事，学校里哪里有什么五一六分子？一切将照常运作。时已入夏，我照例游泳，不日，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才恍然大悟——别人都响应党委号召，投入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我也不可置身于外，于是不敢再去游泳。
6月初，全国的学校均停课“闹革命”，据说阶级敌人已很猖狂，赫鲁晓夫睡在身旁，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毛主席都睡不着觉了，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很难按时序记清桩桩件件。某一天，全校人员分别在许多分会场收听广播，得知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印象较深的是，康生最后讲话，浓重的山东口音，颇具煽动性地大谈阶级斗争复杂、深入，说他不能下车伊始，其实他已说了许多。过去我并不熟悉此人，眼下却以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从不是头面人物的陈伯达，也受毛主席信任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康生
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变本加厉地响应中央号召。党的领导自觉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开始领导运动，根据党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整“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感到这五类分子是死老虎，得抓活的。毛主席说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有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也得抓出几个？革命比以往深入了，党的领导也自身难保，刚刚提拔上来的党委郝副书记首先被揪了出来，大字报责问他何以青云直上，附之以生活琐事的人身攻击，以利批倒批臭。
2- 革命深入
党报接着发表《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社论，意味着革命愈发深入，要扫除一切不利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因素。既然触及人类灵魂，那么凡是人类，都跑不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宁左勿右，立即提倡“火烧百分之百”。我想，无非又要像历次运动那样人人过关检查，做为平时就被监视的重点，我自以为有了首当其冲接受批判的准备。
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学生，头戴军帽，腰缠武装带，手持皮鞭，监督“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他们把柳条编成的簸箕绑在被监督人的前胸，贴上白纸，上写革命群众给定的罪名，如走资派、反动权威、XX分子、------。他们劳动中经常莫名其妙地挨鞭子，按湖南农民运动斗地主老财的规格，戴高帽子游街；开斗争会时，红卫兵压着他们，反扭双臂，下压上身（当时叫“喷气式”）。有人不甘受辱，挣扎反抗，则不仅立遭毒打，还必引来 “打倒XXX”，“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震天动地的口号——无产阶级立场特别坚定者担任领喊。我不得不随大流挥臂响应，但喊不响亮，心似翻滚热泪，跟不上这种来势汹汹的形势，甚至心存抵触。我与被斗的人并不相识，却看不下去他们受辱。不过由于还很相信党，也曾自谴“阶级感情”问题。停课闹革命后，终日惶惶不安，说是红色恐怖，不适应者必有问题，只得故作镇静。
3- 剪掉“怪发”
学生都成了红卫兵，他们常常边走边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还有“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女学生也一样出言不逊，耀武扬威革别人的命。
一天，走在校园里，忽然有人从身后往我衣袋里塞东西，下意识地回头看，是一女红卫兵，她塞给我一个小纸条：“剪掉你的怪发，站到我们一边，一起革命吧！”我真想和她理论，无奈，她塞进东西就匆匆跑开了，大概她也不觉得这种“革命行动”多么光彩。我为了方便游泳，剪了运动短发，当地人称之为“梭梭头”。原来，这个城市已掀起强行剪发高潮，如若不从，会遭到剃阴阳头的惩罚，而且红卫兵总部“通情达理”，已勒令各理发店，免费为顾客改成“革命”发型。我很反感这种荒唐，但是不想惹祸，也去改了。在原有基础上，要剪成一边齐没有层次的那种，只能尽量剪短，后脑勺被高高地推剃发青，成了不折不扣的怪发，好像革命就是要变真善美为假恶丑。
4- 被“触及灵魂”
终于有一天，教研组外的墙上贴出了大字报专栏“XX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我比谁都了解，这XXX意见多多，但绝不反党，XXX不是别人，正是我——终于被“触及灵魂”了。头天晚上，领导通知少数几人整一个同事的材料，大部分人没来教研室，可这少数人并非骨干。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多数人秘密行动整我的专栏，让我措手不及经受大字报的“考验”。细看内容，我哑然，不得不供认不讳，揭发的都是我在会上的公开发言，这样反党多笨！我决定找协理员（即党支部书记）说理。
协理员原本是事务科长，好像不懂高等教育与工学，写得一手好书法，看上去仍不像知识分子，也没表现出什么组织领导能力，但绝对是个好人。他告诉我，本教研组并不想整我，可是原单位的人一再施加压力，说他领导运动不力，若再不揪出我这个反动分子，他们就造反。所谓造反，就是无法无天地胡来，协理员怕他们揪斗我，让我难堪，再说也必须表现出领导运动得力，所以组织大家写我的专栏。我理解协理员是形势所迫，他不算心狠，不认为像我这样的同事会是反动的敌人。可是红色恐怖的大环境里，有人点你的名，岂有不揪出之理。我只能接受挨整的事实，对新单位的和缓态度也很知足。
5- 大字报越发离谱
事实远非如此，革命已深入到不分单位，原单位对我耿耿于怀的“新生力量”，借机不遗余力地整我，甚至从不认识的人，也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以致我难以支撑。
原单位接连给我出了两个专栏，贴在主楼醒目的墙上，我虚心地拜读。此时恰逢党报社论“革命大字报好得很”出笼，人们看我边看边摘抄，唧唧咕咕地议论，纳闷我看了革命大字报，为何不像社论所说“脸发青，出虚汗”，猜测我坦然摘抄是否为了秋后算账。如果他们问我，我会告诉他们，所谓我的反党言行，是连篇累牍的捏造，属实的部分则是我光明正大的会上发言。“新生力量”们显然欠缺教育，写大字报的水平实在可怜，说我一进校“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乃正面角色，那他们就是反面角色。说我是“资产阶级西
就算革命真的深入到私人生活，在这所学校里，也轮不上我受批判。我生长在极为简朴的家庭，在父母的教育下，从不讲究吃穿。文革时，我已工作八年，还穿着打补丁的罩裤，那是中学时期的第一件新衣，以前都穿兄姐穿小了的衣服。那条罩裤是浅灰色咔叽布的，洗成了白色又染蓝了，褪色后翻了个面，磨破了又打了补丁。如此穿着打扮，仍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我不禁反思，上初中时，大家穿一样的校服，我不过在母亲教育下，衣服洗净熨平；席地而坐时，从不让鞋帮沾土；打球时，从不抱球弄脏衣服；大概就是这些使我与众不同。曾被评“贵族味儿”，又被批“资产阶级”，似应自谴没改造好了。其实整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朴实无华，消费绝对在他们以下，于是想方设法编造钢鞭材料，狠挖我一切“罪行”的阶级根源。
大字报说我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之女”，“过惯了腐朽的寄生生活”，可是我父亲从不介入政治，而且对当时的国民党极为不满；母亲一贯勤俭持家，轻蔑腐朽寄生。我严格要求学生，被说成是“继承其父军阀作风，打击报复工农同学”，可是父亲只在军阀治下当过军医，且因不满军阀作风而冒险逃离。
糊满三面大墙的专栏，除了大帽子，就是抄自报纸上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编者按”，我怎么看都不“出冷汗”。
大字报显然捕风捉影，怎么捕，怎么捉的呢？父亲当军医的履历只在档案里才有，一般群众，甚至一般党员，都不会知道。原来我的大字报是在原单位党支部领导下写的，为此党员主任查了档案，然后歪曲篡改，可见档案是用来整人的。主任下此狠手，大概是报复我曾让他失去公会补助吧。
6- 隔离审查
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变成了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触及人类灵魂变成了火烧百分之百。首当其冲被烧的是工作能力强的，形象高雅的，头脑聪明的，出身不好的，性格倔强的，直言不讳的，或是路见不平的等等。这些人是出头之鸟先中枪，我早已成为众矢之的，挨批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尽力克制着自己，痴心地想着，入党的夙愿怕是更难实现了，但我不放弃，决心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大家学习“政策”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被隔离在一个小房间写检查。
校内一些朋友，此时也纷纷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写大字报迎合对我的污蔑。我为人正派，生性淳朴，工作出色，严于律己，原单位挖空心思也编造不出令我“脸发青、出冷汗”的钢鞭材料，想捕风捉影编造人们最感兴趣的桃色新闻，但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反而证明了我的为人。正直的人们后来跟我说，看了大字报，反而了解你是个特别好的人了。我想，连档案都惊动了，他们再不会有什么招儿了。
解散了一年多的原教研组并不死心，有组织有领导地整我，置于死地而后快。
7- 学校的劳改队
红卫兵成立了“劳改队”，勒令正副校长、正副党委书记（谓之走资派），最知名的教授、教师（为之反动学术权威或反动分子）加入，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其中被定为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的一位教师，极其擅长拉手风琴，音乐水平很高，红卫兵知人善任，勒令他指挥唱“牛鬼蛇神嚎歌”。我不了解凭什么让他们劳改，听说王副校长讲党课说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有人问，毛主席呢？他毫不迟疑地重复：“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他就以攻击伟大领袖罪被揪了出来。文革前，我从不跟领导打招呼，领导很反感，知道王校长的“罪行”后，佩服他坚持真理，见了他，我主动打招呼。（后来，他说：“你这个同志很奇怪，以前见了我，装看不见，我劳改以后没人理了，你倒是主动招呼我了”——我和他都笑出了声。）
8- 陈支书下狠手
原单位的团支书陈某，因我退团和学生毕业答辩两次被迫检讨的事，始终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正是他不时骚扰，给我的新单位施加压力，加大整我的力度。他迫不及待地纠集一群一心积极投入革命、不明真相的群众，贴大字报“勒令”我去“劳动补课队”报到，并威胁我教研组说：“如果你们包庇反动分子，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劳动补课队”是陈支书的创举，目的是改造虽非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但三反言行严重，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人，级别仅次于“劳改队”。
其时，教研组老主任靠边站了，由红五类出身的实验员小杨主持教研组工作，他为人正直，不会整人，坦诚地告诉我陈支书的一切举动，担心他会找不讲道理的红卫兵前来造反，强行给我剃阴阳头，不由分说拳打脚踢，不如就去劳动补课。我立即表示理解和感谢，从此脱离了教研组，被打入了“劳动补课队”。
我不怕劳动，但心中不安，也不服受辱。不安的是，因为陈支书整我，连累了200余人被揪来“补课”，多为无辜者，都是工作上的能手，无非是心直口快得罪了人而引火烧身，我莫名地对他们有着歉意。不服受辱，则是因为“造反派”勒令补课队和劳改队全体人员，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围观者指手画脚评头品足——陈支书必在其中，得意洋洋，幸灾乐祸——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呐喊：“士可杀，不可辱！”补课队里也有个别因偷窃行为或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观者可任意猜测，我当时的年龄显然既非走资派，亦非权威，大概很容易被怀疑是此类人等，流言蜚语的义务散布者不乏其人，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终落下的罪名可能比被诬陷为反动更恶心，更冤枉。一位年长的小学老师，因名字与某大汉奸只差一字，革命群众硬说她是那汉奸的侄女，我就奇怪，叔伯与侄女的名字怎么会这样取呢？同她一起劳动，也同她一起被附小学生嘲笑谩骂，至少被指“不是好人”，“好人”那时候是不劳动的。
得以泰然处之的动力，只剩下了问心无愧，我一向宠辱不惊，能客观评价自己，赞扬声中必审视不足，被贬低时必昂首傲视。然而毕竟年轻且举目无亲，难免处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境。“战斗组”很注意我，或是出于关心，或是不想承担责任，总是派人监视我，以防万一不测。我由衷感激关心者，这，对已被孤立之人弥足珍贵。至于担心，则大可不必，我没那么脆弱，能忍辱负重，那时完全相信毛主席发动的革命不会整好人，耐心等待有朝一日水落石出。
9- 劳动补课岁月
红卫兵都是学生，不像某些教工那样存心整人，主管看管劳动补课队的红卫兵宋同学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认为劳补与劳改两个队伍应区别对待，于是 “劳补队”不必在主楼前“亮相”了。每日体力劳动，虽精疲力竭，但心情比含冤检讨时愉快。队员之间逐渐熟悉，彼此了解打入此队的原因，共同语言颇多，日子好过多了。
驻京联络站负责接待我报到的干部赵某也每天出席，他是基建处的，平时负责教工每周的义务劳动。我以为是红卫兵派他来管我们的，可是他并不管事，还闷闷不乐，见了我很不自然，后来方知他也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我恍然想起，他曾令我注意对组织的态度，警告我如若不改，“以后会吃亏的”。真让他说中了，可是他怎么跟我一起吃亏呢？我笑对他说：“当初要是知道你也会挨整，就不顶撞你了。”引得队友发笑。总务处长也被拉来补课，他始终自名清高，不屑与我们打成一片。我故意问他，是否以为只有他是被冤枉的，而别人都是该挨整的坏分子，告诉他多跟大家谈谈会受启发。他可能觉得我有挑衅之嫌，可我不是轻易说的，这些人都不该挨整，这样搞运动绝对是错误的，而这位处长没有这般觉悟。
一天得令挑土，一部分人用锹往柳条畚箕里铲土，另一些人一次挑两畚箕土运到另一地方，这是无功劳动，目的只是“补课”、改造。铲土的人低头弯腰不问来者何人，不分男女一律上满。我和男士们一样，挑着满满两畚箕土不断往返。当我又一次往起挑时，忽听宋红卫兵大喊“给女同志少上点土！”应声看去，只见他涨红了脸，似在悔恨失言。是啊，这些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称他们“同志”，在当时是立场问题！我想，这个学生颇具人性，才流露恻隐之心，就大胆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像好人？”他没有成见，默认了，并直言，他根本不了解情况，只是听那些揪出我们的人介绍，说我们反党且不劳动。我告诉他上当了，这些人都是好人；至于劳动，他已亲眼所见。我如实细谈了被勒令劳动补课的经过，他认真调查之后，证明情况属实，宣布“解放”我和另外两人。我立即说应该“解放”所有的人，宋答应逐一调查处理，如果成立补课队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就解散。大家赞赏我仗义，不满足于自己解脱，为大家说了话。
“劳改队”照常亮相，某天，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朱某正指挥劳改队员唱“牛鬼蛇神嚎歌”，从主楼高层的窗口飞下片片传单。原来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传达“中央文革”精神，传单大意是说，劳改、唱豪歌等做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勒令取消。
10- 我批“资反路线”
“补课”队彻底解散，“劳改”队也不了了之。被侮辱了的人们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归谁负责，不仅无处喊冤，而且还得感谢毛主席伟大英明。要求这些人把仇恨集中在“资反路线”上，矛头不能指向整了人的群众。所谓“资反路线”，是指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所执行的路线。刘少奇没整我，也没指使谁整我，我却只能恨他。狠狠整了我人算是“群众”，竟然和我一样属于受害者。我心中不平，整人者的丑恶灵魂就不该在如此深刻的革命中“触及触及”吗？
我着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我最恨的是陈支书，可是直接写大字报批他，会被指为“群众斗群众”，倒是我不对了。我注意到，在勒令我“劳动补课”的大字报上有他们单位头头唐某的签名，本着“矛头向上”的精神，就点唐某的名写大字报，指桑骂槐行批判陈支书之实。效果出乎所料，唐某怕成为“资反路线”典型，慌忙托人向我解释，说他不明真相受了陈的骗。其实我早知道整我的人是陈，因为毕业答辩整学生和处理我退团的两次检讨，报复我之心不死。批判“资反路线”的革命形势下，他早已对其所为心惊肉跳，我不屑于点名批判他。而唐某这位头头，不管他怎么解释，落井下石的秉性已暴露无遗，不明真相，却受下级左右。文革中这种人无处不在，只要能往上爬，不惜踩踏任何人的肩膀，哪怕踩了之后也爬不上去。如我之草民的肩膀，踩错了的是受蒙蔽无罪，踩对了则更上层楼。自古以来的至理名言“墙倒众人推”，正是十年动乱的社会基础。
11- 曾被抄“家”
我被整之初，教工中的一些出身好的“红五类”羡慕学生红卫兵由来已久，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赤卫队”，戴上红袖标，继承了湖南农民运动赤卫队的专横跋扈，开始“造反”。一天，一大帮赤卫队员闯入我的宿舍要破四旧。其中多数与我并不相识，只因为原单位的“革命大字报”说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义愤填膺。不解的是，赤卫队长，北京来的实验员庞某曾与我同室，应该了解我是多么简朴，而且我对她夫妇二人很关照；对门的贫农儿子古某虽交往不深，也从无瓜葛，友好相处；这些人都翻脸不认人，踩我的肩膀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左派，日后好往上爬。文革中，整人，有绝对的自由，对门的贫农儿媳杨某不是赤卫队的，而且是外系的，却也探头探脑窜进我的宿舍。
他们勒令我交出四旧，我问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就说我狡猾，我只好由着他们一一过目我所有的“家当”。离家之人那有什么家当？
他们翻了半天，拿走了结婚时在上海做的棉衣、当时不多见的婚纱照（这些都曾为周围的人无比羡慕），以及丈夫的来信。拿走东西没有清单，说是“革命行动”，叫做“抄家”。我不解，“革命”难道连个人隐私也不予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看我的私人信件？我信告丈夫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他却毫不在乎地回复说：“他们看了咱们的通信，就可证明你不反动了”，可我凭什么接受这样的“证明”？！
那是不堪回首的日子，身心均受严重摧残，曾经一度，只要提起，我必泣不成声。可是那年月，我们的字典里没有“人权”二字。
12- 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抄家”的举动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猖狂一时的“赤卫队”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红五类们悄悄解散了这个队伍，但仍狡辩说当初“破四旧”是革命行动，所以不肯还给我抄走的东西。我必须针锋相对，任其继续胡作非为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革命对象，由不得我不借批判反动路线的东风。
全国一度掀起“革命大串联”热潮，大多数人免费乘火车玩遍全国，我从开始挨整，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包括不许串联——这当然归罪于“资反路线”，理应解禁，可是热潮已过，无从补偿。我正在琢磨如何对付“赤卫队”，有人发起“徒步串联，走红军长征路”。这个机会我得抓住，算是恢复政治权利，顺便证明自己能吃苦耐劳，粉碎整我者所谓“资产阶级西
父母送来的温暖，已使我不会受冻，但为了落实他们抄家是错误，我必须借“革命串联”之机，要回抄走的棉衣和所有东西。于是找到赤卫队长（也就是那个北京来的女实验员庞某）索要，她仍执意不还。赤卫队已经解散了，他们到底还想做什么？我那件在上海很普通的棉衣对革命有什么危害？无处讲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写大字报，把抄家的过程公诸于世，以便得到公正的众议。
我的大字报朴实无华，描述生动，引起强烈反响，赤卫队们坐不住了。已被称之为保皇派的他们，再也经不起革命群众的抨击，不得不承认错误，归还所有“抄物”，通知我到某处去取。我立即反对说：“你们大张旗鼓抄了我的家，必须照同样的声势送回来，凭什么要我去取?!”站错队在文革中可是致命的，赤卫队解散后，没有了后台的支撑，他们怕的要死，居然不敢顽抗，乖乖地照我的要求办了。
除少数临时离开学校的，几乎是原班人马，抱着“抄物”来到我的宿舍。我注意到对门“贫农儿媳”杨某躲在家中，就请她过来；她不肯，我说：“抄家时你起劲地站脚助威，现在不能少了你呀。”她操着乡音，一副小市民腔调：“对门识户的，咋个能不关心吗？”我学着她的腔调还以颜色：“是啊，对门识户的，咋个不过来受教育吗？”有趣的是，她也不敢不听我的——我在造“资反路线”的反啊！
人到齐了，我命令红极一时的赤卫队员“拿出毛主席语录”。这是当时很正常的做法，我以此方式发泄积郁，没什么不对的。他们竟然没有一个带语录的，我抓住机会治治他们曾经的盛气凌人：“‘语录随身带，用时学起来’，你们连起码的觉悟都没有，难怪站错队。”他们追悔莫及，服帖地在我的带领下诵读毛主席语录，连对门那个不讲理的老婆也不敢怠慢。其实我真想笑，毛主席说的话绝了，竟能从中找到恰当的根据，批判这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丑，我充分体会到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听罢我完美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灰溜溜地走了，我倒顿生恻隐，他们在这没谱的时代里跟风，真的可怜，造反派转瞬即成保皇派，革命动力弹指则成革命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似乎难以捉摸，人们永远抓不到它；左派阵营似乎虚无缥缈，人们永远走不进去。但是党教育出来的民众似乎又都自觉自愿地追随那路线，千方百计地往那阵营里钻，许多年以后方知其幼稚可笑。我从不想整别人，即使是整过我的赤卫队员，我“造反”，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而我的心情并未真的舒畅，因为始终没有机会像教育赤卫队那样，面对面地教育原单位那些往死里整我的“新生力量”。整我的时候有人召集，该道歉时却成了无人负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丑恶灵魂就这么轻易地躲过了“史无前例”的“触及”。好在后来还有私下里向我表示歉意的，说他们受了反动路线的毒害，认为我的“反党言论”都是对的，甚至有党员告诉我崔书记对某女党员有不轨行为等等。最下力气整我的党支部全书记和团支部陈支书都各有各的报应。全书记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臭名远扬；陈支书与自己老婆相处不好，终至离异；上一级的领导后来的境遇也都不尽人意。世界上的事情还算公平，存心害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想到这里，我自责了，自责幸灾乐祸之嫌。
【写中有感】写至此，读者可能误会，以为我不是在写高校的事，但我是在写，边写边怪钱学森当时为何不问。这还没完，“我们这儿”的高校“继续革命”，所以我的学府生涯还有很长的这般篇幅。
13- 体验红军长征
文革中，党中央文件明文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类，一、二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三类是有严重反党言行的、四类就是反革命分子了。运动之初，部队来的工作组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划分了全校师生员工，我被划为三、四类之间，就是有反党言行与反革命之间。虽说批判了“资反路线”，流毒却难以肃清，被划为一、二类的自是引以自豪，抱有个人恩怨的更是上蹿下跳，极力阻碍我加入徒步串联的“长征队”，以葆长征队的“纯洁性”。但毕竟已批判了“资反路线”，一番辩论之后，正义公道的群众占了上风，他们欢迎我参加徒步串联。党员朱某想到我被抄家，主动借给我棉衣。长久孤立压抑、倍受歧视的日子之后，我重新感受到了同志式的情谊。（运动以来，有人愤怒抗议称我为“同志”，因为有苏联歌曲为证：“这里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我濒临反动，左派和争当左派的都不愿“混同”于我。）
队伍集结成都，由此出发，目的是走红军走过的路，故名“长征队”。队员个个头顶绿军帽，臂带红袖标，身背行囊和“红宝书”，豪迈地行进在祖国大地上。计划翻越二郎山，至泸定桥折返，往返路程约2500里。二郎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是千里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人称“天堑”。歌中唱过：二郎山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要把公路修到西藏。那时公路虽未修到西藏，我们倒也用不着走羊肠小道了，不过毕竟是座高万丈的山，对谁都是第一次。
听说二郎山风景异样，青衣江波涛，溪沟边泉水，茂密松林，白云飘过，每到五月杜鹃盛开，红蓝紫白交相辉映，花间高原彩蝶飞来舞去，绚丽多姿。山上有一片悬崖，隔着深深沟壑，可望层叠冰峰——那是庄严静穆沉吟不语的上古冰川尾端。1940年，画家张大千、叶浅予曾到此写生。然而，我等此行只为体验长征，无人流连美景——那涉嫌资产阶级情调，众皆避之。
神圣的队旗
队伍向目的地进发，红色队旗上有黄字队名：长征队。语录歌和革命口号响彻田野，引来围观者无数，沿途送红宝书给老乡，不由得自以为也是“宣传队”、“宣言书”和“播种机”。
队旗是队伍的象征，队员轮流打旗。年轻男队员居多，但是我愿挑重担，所以也主动打旗。不料只要我接过旗，总有两个人从我手中抢走，不友善的强硬态度使我无法以为是男同胞照
“长征是宣传队”
一路晓行夜宿，每日行军约60余里。沿途享受红卫兵的待遇，被称为“毛主席的客人”。每到站点，人民公社都安排食宿，好生招待。我一路反躬自问：这就是革命？我们只是走路，固然得到锻炼，却不创造财富，何功之有？无功何以受禄？心中惴惴不安。
说只是走路，倒也冤枉，我们时刻为着“革命”，人群聚集处，必散发“红宝书”，真心觉得国人都以此武装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了。另一重要任务是表演节目，这个我在行，从刚一解放的街头宣传，到中学大学后的文艺社团，都参与过，并长于想出别具一格的新意。但是当时还被另眼看待的我，加入“长征队”都受阻，更不会让我负责什么，演节目是“为工农兵服务”，思想“反动”者，不可信任。起初，队长任命Y女士负责文艺演出，她主持下的节目呆板无趣，观者不感兴趣纷纷散去。苦出身的女职员抢着报幕，不会讲普通话，也不擅长当地方言，文化水平又低，报幕语无伦次，语病频发，人已中年，却学着红小兵的腔调与姿势，就连偏僻山村的农民都因其纰漏而面面相觑忍俊不禁，致使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大事欲严肃而不能。我在其中亦觉难堪，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编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对口词，内容是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与我相处甚好的外系F女士赞口不绝，此人开朗豪爽，当即要我与她合演。我们认真排练，加了必要的动作，她出面申请演出，排斥我的人不好反对。
队伍来到一个小镇旁的空场，尽头有座圆弧形的断壁残垣，层层台阶自下而上，俨然一个观礼台。我和F不约而同把这背景想成了天安门，表演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对口词：“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山川起舞”，“江河欢唱”，------。我一句她一句，声情并茂，动作优雅，人山人海的民众掌声雷动。盛情之下，我和F临时加演了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其实不全为演出，借机满足爱好罢了，我们都喜欢唱歌。F是不错的女高音，美声唱法，她唱主旋律，我配和声，虽未排练，亦受欢迎。群众表现出对节目如此喜闻乐见，表明我的思想感情并不远离工农，批判我的人们从此无话可说。成见不深的人们夸我“有两下子”，使我心情日益舒畅，我之欣慰不因那些夸赞，而因人们不再另眼相看，我似能逐渐融入集体。这种转变当然主要因为我一路吃苦耐劳，戳穿了原单位“革命动力”们的叵测居心，然而当时都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表演一时轰动，同路的红卫兵队伍都来学那对口词，就连本队那个上海工人子弟也诚恳地赞扬：“你们演的简直就像真的见到了毛主席”，他表情友好，潜在地认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真情实感”（挨整平反后，以为得益于毛的革命路线，所以的确是真情实感，后来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贫农出身的队长不甘示弱，要与战斗组长小杨演对口词。小杨极内向，并不想干自己不在行的事，无奈队长还硬逼他以姿势助朗诵。正式表演了，由于毫无舞蹈素质，动作可谓“自然主义”的，比如表现“舍得一身剐”，他做扒皮状，狠命撕剥着自己，引得观众捧腹。小杨早已笑得说不出话，队长则严肃执着，自以为表演才能欠佳也掩盖不住他红五类的“阶级觉悟”和“感情”——这在当时是最值得彰显的宝贵品质。
走了小半程，一路顾不上饱览景色，尽收眼底的是江青提倡的红海洋，镇上的门窗墙壁无不涂上红油漆，山上也不乏红底白字的巨幅标语——只觉得满目是红，衬托出当时推崇的“红色恐怖”。
翻越二郎山
5天之后，到达天全县城西50公里处的二郎山脚下，将要翻越 “高万丈”的二郎山。所谓高万丈是比喻它
次晨日出前出发，沿盘山公路前进。公路坡度极缓是行车安全的需要，对徒步的人来说，效率之低令人心急，兜了大大的一圈，又回到了原处，只不过海拔略高一些。我细心观察，发现或可利用两层公路间的山石树木直接由低层爬上高层，决心冒险试探，找到捷径有利全队。当然是有危险的，那里不乏“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境。我胆大心细认真考察，一石一树都不放过，确定是牢固的方可利用。体育素质助我成功，攀石爬树很快上到更高的海拔，等了良久，走盘山路的人们才姗姗来迟。
面对批判我的红五类，本应自豪，可我觉得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们不行。大家都想效仿我，以便尽快到达休息站。但是捷径是有危险的，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我千叮咛万嘱咐，毫无保留地介绍经验。可是他们的攀爬技术不佳，我总是最先到达更高层，善意地递过手杖的另一端，让下面的人抓牢，将他们一一拉上来。起初，男士们，特别是整过我的人，不好意思接受帮助，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不仅接受了帮助，还很佩服我。Y女士曾不遗余力整我，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势。她的爬山状况惨不忍睹，大家照顾她，让她轻装上阵，前后保镖助力，她仍难以胜任，从此她再不好批判我缺乏劳动了。我一路担心着大家的安全，甚至默默祈祷，切不可有闪失。
正午时分，我们攀上了山顶。寺庙里的僧人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是搀了干玉米面的大米饭和盐水煮熟的洋萝卜（二郎山上唯一的蔬菜品种）。吃饭时，玉米面渣子满嘴跑嚼不着，毫无油水的洋萝卜很难吃，可是长途跋涉之后，谁都不少吃，不分男女。
后半日下山，当晚在另侧山麓的接待站宿夜。小镇最大的餐馆准备了丰盛的晚饭，迎接“毛主席的客人”。餐馆门庭简陋颇似工棚，饭菜味道却好，用膳的徒步串联者络绎不绝，个个狼吞虎咽。我则自觉受之有愧，心中忐忑与时俱增。停课停产不创造财富，国家哪里有这么多钱供这么多人白吃白喝？徒步串联究竟有多么重要，可以不计经济损失？餐馆的经营者是心甘情愿，还是见红袖标生畏，不得不以行动支持“好得很”的文化革命？
安顺场渡口
队伍伴着语录歌行进，来到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传说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当地有人把众多徒步串联队伍带到一所学校，一位沧桑老人等在那里，说是当年为红军乘船渡河的船工，后来也当了红军。他一副农民模样，身着不甚清洁的旧式黑棉袄，头缠本色毛巾，满脸皱纹，满目眼屎以致眼珠难现，他一定看不清周围景物。老人给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的革命教育，难懂的方言，层层的听众，所获甚微。老船工忽然唱起歌来，只听出最后一句：“砸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说的是摧毁了国民党的坦克。老红军对国民党充满仇恨，却只字未提打日本，这就证明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内耗，难怪日寇在淞沪保卫战重挫后，仍在我领土上横行八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所用旋律正是吾辈儿时音乐教材里的美国歌曲——红军青睐而“洋为中用”。文革中砸烂封资修、大洋古，这首美国歌曲却漏网了，倘若有左派知其来历，是否要揪出当年的填词人批倒批臭？
安顺场短暂逗留，我很难忘却那老红军，他帮助渡河的同志大都已是高干，而他如此贫困，不懂享受，连起码的卫生条件都没见过，活了几十年，还没刷过牙，眼疾更不得治疗。他，还有更多的他们，身处被遗忘的角落。想想成天蹲在窑洞边的陕北农民，我们究竟在“革”什么命？文革以来，学校停课不培养人才，工厂停产不创造财富，国家怎么维持？民生还有望改善吗？本应为人师表，却是游荡神州，不务正业。我担心中华民族的前途，暗自质疑“文化革命”。
对岸飞来“麻风”
沿着大渡河前行，怡人风景映入眼帘，不觉恍悟何谓“祖国壮丽河山”，爱国真情油然具体和深化。
大渡河上多处设有连接两岸的绳索软桥，小姑娘背着大背篓轻盈自如地走来走去，诚然诗情画意。我们试走软桥，感觉十分艰难，姿态不堪入目。另一种渡河设施就更不可思议了，就是横跨河面的一根钢缆，因为有人从对岸过来，我们才注意到它。那人借助于滑车，飞也似地滑着，滑到半路突停下来，高悬在河面上空。河水翻滚，涛声隆隆，我们看着危险，喊话请他赶快过来，好将红宝书交到他手中；他滑了一段距离又停下来，大喊：“把书放下，快走！我是麻风”。一行人茫然不知所措，顿生恻隐之心，忘了麻风是可怕的病。原来我们隔岸望见的是麻风病区，文革之风也吹到了那里，他们明知不久人世，还渴盼学习毛泽东思想，可见全国人民已把毛主席奉若神明。
“麻风”执意吊在那里不动，我们只好放下书继续前进。在休息站逗留中，公社卫生员安抚说：“困难时期，麻风病区供应较好，曾有耐不住饥饿的人偷偷搬了过去，一年之后被遣返，全家安然无恙；麻风病是接触传染，你们不会有危险的。”我根本没想自己的安危，久久思量那些病人的不幸。
次晨，队伍向泸定进发。大渡河震天的浪声一路伴着我们，举头可见万里无云的蓝天，蓝得纯净而深邃——长居阴霾之人想象不出这样的蓝天。俯瞰则是深绿而清澈的大渡河水。激流把河岸冲刷出长而直的石纹，呈现出无数奇观。河中间白浪滔天，气势恢弘。身处这般壮丽景色，犹如画中游，只觉精神焕发，倦意荡然无存，不知不觉中到达泸定。不需休息，女士们结伴来到河边，走上河畔巨石清洗衣物。
洗涤完毕，途经一处门面破旧的店家，不料竟是个小饭馆。虽已打烊，老店主还是破例接纳了我们，仅只片刻，就端来几大碗豌豆尖肉片汤，就着自带的干粮饱餐了一顿。鲜美的肉片，青嫩的豌豆尖，好像生平第一次享用那样鲜香的汤。汤碗的容量相当于一个儿童脸盆，女士们都滴水不剩。问及价钱，老店主只收0.25元一碗，不知是否会亏本。
两度往返“夺”泸定
1967年的泸定桥是木板架在几条钢索上构成的软桥，高悬在离河面好几
队友们望尘莫及地遥望着我，仍是寸步难行，是我帮助他们的时候了。我从对岸走回来，告诉他们过桥的经验体会。人们受了我的鼓励，都学习我的勇敢，有些男队员因不服气或顾及面子，也都硬着头皮迈开了腿，只有狠批我的Y女士始终不敢。
大部分人壮胆过了桥，我则两度往返“夺”泸定，羡慕嫉妒皆有人在。我们在对岸参加了建设红军纪念馆的劳动——背石头。工地上有许多拆掉一端的两条腿长凳，长凳两侧各有绳套恰似背篓，那是背石头的工具。石头放在留下的两条腿上，连长凳带石头，总重量着实不轻，工作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后来红军纪念馆是否建成，无人再问，我们背的石头说不定被别的串联者易地，也把过程留作他们的纪念了。无功劳动司空见惯，心到神知，自以为做了“贡献”——那时觉得红军特别伟大，必须以实际行动纪念他们。
从泸定返回时，一部分人取道泥巴山经汉源至雅安，再原路返回，路程远了许多，见识亦可增广，我选择了这条路径。
途中，贫农出身、比较激进的队长突然告诉我，这一路走过来，他完全看清了队里的人，说“有些人是很可爱的”。此话出自他口，我大为惊讶，不过我理解他的用意，也接受他的真诚。他向我道歉说，以前道听途说，就以为我真该挨整，现在了解了我的为人、性格和作风，他很佩服，再也不会盲从、上当了。此后他一直友好，妻子来校探亲时，小两口还请我做客。他能明辨是非，坦诚表白，在掌权的红五类里，难能可贵，我感动于其勇于纠错。
初见“革命虫”
告别泸定的次日，向汉源进发，那里产梨，而我们光顾，则是为了参观一个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叫做大树公社——这样才是突出政治，才称得上革命，至少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夜我们被安排在某县招待所宿夜，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摆放着二十多张床，棉被里外三新让人受宠若惊，深感无功受禄。正拟舒舒服服睡上一觉，苦出身的女职员突然大喊“有虱子”。众皆慌神，纷纷坐起来抓虱子。解放初期，延安来的人说虱子是“革命虫”，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了头脑的人都容得牠，所以我们无人抱怨指责，表现出十足的革命乐观主义。幸而后来这小东西没有一直跟踪，想来后怕。
泥巴山奇遇
过了不安稳的一夜，次晨翻越泥巴山。出发之前，县革委会特派农民介绍地形、路径以及注意事项。原来泥巴山虽不高大，却不易攀爬，阴面终年积雪，阳面遍地泥浆，山路崎岖，容易迷失方向。
在阴面积雪中攀爬，坡陡路滑，十分艰难，唯空气清新，令心旷神怡。能力素质差异，前进速度不一，自然三三两两而行。不知不觉间，我爬上了一处高地，积雪无人踏过——此路无人走过，无脚印可循。踌躇中，另一串联队的一个女孩跟了上来，发现走入绝境，她害怕了：“咱们回去吧”。可是回去谈何容易，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路，若走回头路，很难按时到达接待站，会落埋怨！我说：“公社的人说，看着上空的电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公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没人走过，咱们可以开辟一条新路”。我坚持继续前行，那女孩也不敢单独走回头路，就跟着我走了。她是个19岁的知青，响应他老人家号召到广阔天地练了三年红心，一定思想过硬，吃得大苦，耐得大劳，而我是有“三反言行”且“少劳动”的“臭老九”，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落后太多。可是走了一段，竟是我每每停步等她，她不时被我拉下几十米。我顿生强烈的责任感，得照顾好她，安全地带她到目的地。所有险路都是我先试探，确保安全再让她照样走。
不觉又遇绝境，前面无路可走，也没有可以开天辟地可望自己能走出的路，只有一条一人宽的陡峻斜坡，两旁积雪的丛生灌木搭接，与狭窄坡道形成直下的圆筒，就像很多年后才玩过的水滑梯，钻进去会不见天日。女孩显然慌了，肩负责任所致，我的镇定出乎己料。我带着她，拄着棍子艰难下行。无奈坡道实在太陡以致无法直立，身不由己地坐地并飞速下滑。碰撞到的树枝毫不留情地落下雪团灌进衣领，久坐雪中棉裤也已湿透，如此上下夹攻弄得浑身浸湿。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狼狈之际，我没有忘记寻找高架的电线。
终于柳暗花明，滑出那“陡筒”，忽现一片开阔，心境豁然开朗。抬头看见电线杆，知已接近公路。但来不及高兴，又见新的险情——一条小溪横在面前，虽然不宽，但视线可及处没有桥。女知青灰心了，流露出埋怨。我安抚说，“陡筒”下滑还算容易，上行返回是不可能的，只有耐心想办法才是——其实我也没底。
天无绝人之路，河中多有巨石，经试探，纹丝不动的必可利用。我踩着牢固的石头，小心翼翼地过了河，那女孩才放心地跟过来。知道我们走了捷径，女知青高兴起来，我却因腕上手錶不见而沮丧，那是大学毕业时爸爸给我的纪念啊！若不是对女知青负有照顾之责，我真想走回头路去找，可是女知青没我不行，虽无人赋予我照顾她的义务，我却自觉地为她而放弃找錶，这样，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她并不在意，乐得继续接受我自愿的照顾，在她想来，只需再买一块錶。
上了公路，已是疲惫不堪。一辆大卡车缓缓驶来，司机关切地叫我们上车。两个并不
正午之前到达山顶休息站，接待人员以为我们乘了车，听我们讲了经过，他们感到后怕，称赞我们的勇气，说难怪这么快，泥巴山路滑，公路的坡度极缓，走公路的需很长才能到达。于是我们换下湿衣，换衣中，发现手錶没丢，只是带扣开了，滑到了上臂，一定是在坡道下滑中不得不举手推开太低的灌木枝所致。我喜出望外，欣慰地坐在火盆旁烤着换下的湿衣。女知青敬服之心溢于言表。
从阴面捷径爬上山巅，虽历艰险，浑身浸湿，但无人踏过的雪洁白无瑕，空气无比清新，自然心情爽朗。午后走阳面沿公路下山，没有险情，却是另一番考验。泥浆没过脚腕，步履沉重，寸步难行。驶过的卡车尽管缓慢，仍不免溅起泥浆，使人有感来到名副其实的泥巴山——下了泥巴山，变成泥巴人。
到达休息站，天色已黑，大而简陋的“餐厅”里挤满了“毛主席的客人”——众多红卫兵和我们。当晚是除夕，接待站准备了年夜饭，红烧肉管够，近月不见荤腥的人们个个狼吞虎咽，无人挑肥拣瘦，不少男孩子还要盛第二大碗。我又在想这笔开销从哪儿来？国家真的很富裕，供得起这么多人吃闲饭？有人因此感谢毛主席，我则担心坐吃山空——我们每天只是走路，不创造任何财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能行吗？忧心忡忡，却不敢流露，不可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寨式的人民公社
次日，队伍来到全省闻名的大树公社，全国学大寨，各省不甘落后，都忙着树了自己的“大寨式”的典型。大树公社也学着大寨在山坡上造了梯田，田间多有红底白字的革命标语口号。还修了盘山堰塘引水灌溉。堰塘蜿蜒绕山，流水潺潺，观者刮目，却不知打造如此典型的经济代价。“典型”都是用人民血汗堆出来的，不是想学就能学得。公社干部引以自豪，朴实的农民则木然，不感骄傲。
在这个全省著名的公社，我们不仅看到肩挑背扛的劳动人海，而且觉得自己也像是这大海里的一滴水，完全融入其中。每人领来一个背篓，那是当地重要的劳动及日用工具。曾见过一位年迈老妪背着超载的背篓扒火车上路，我当能胜任用它把土背到远处。我背着背篓蹲在地上，任凭社员们一锹一锹地往里铲土。他们不管背者孰强孰弱，将走多远，我只觉得那土劈头盖脸而来，从脖颈直接灌入衣服里面。土上满了，只觉得背篓牢牢地长在地里，人怎么挣扎也站不起来，两膝已然失控。挨了整的人不敢说背不动，只有咬紧牙关，玩儿命较劲，勉强直立起来，离了歪斜地朝远处的目的地挪步。这样干了大半天，卸下背篓时，人似失重直往上升。休息时闲聊中，方知别人都不等上满土就起身背走，我太实在，不知量力而行，更不会取巧。事后证明，这次膝盖负荷过重而受伤害，严重后果只能自负。
告别大树公社，队伍起程向雅安进发走上归途。由于泥巴山积雪里终日透湿早已周身不适，接着又承受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以致腰膝剧痛，下肢浮肿，拄着棍子吃力地缓慢行走。好心的队友让我乘车返回，我不知后果，虽十分痛苦，还想坚持徒步，只是为了不拖累全队，才同意离队先行。
身体不适却不知后果如何，更不以为是病，回到学校也没有求医。我一向不知保重，对身体就像对自己的自行车一样，自行车能凑合骑，就想不起修理，自己没到实在起不来床也就硬撑着。好在那时年轻，拖了些日子，脚腕消肿了，关节疼痛也渐缓解，当时以为没什么问题，就又投入史无前例的革命了。
14- 另类“战斗组长”
还是停课闹革命，左中右阵营转瞬即变。运动之初，党员聚集的 “造反派”组织HQ战斗队名噪一时，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一个叫做DFH兵团的组织夺了权。形势逼人，每个人都得站队，站错了队就成为“老保”（保皇派的俗称）。看来是“左派”的DFH，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肃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准我这个并不受他们欢迎的人加入。教研组随着旧体制被“砸烂”，成立了新的战斗组，革命群众公推我为“战斗组长”。
我主持政治学习，每天照例先做三件事：唱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原来的红五类组长带领大家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同样的歌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曲谱，他五音不全，每次起头唱第一句，大家都摸不准他到底唱的哪一首，于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场面滑稽，众人爆笑，组长则一本正经警告大家严肃对待“三件事”。我主持政治学习，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职责，教师的天职是教育培养学生，舍此谈何革命？“组长”无正业，我不想徒有虚名，自问，能为群众做点什么好事呢？我无实权，能做的只是关心、帮助同事。组长当得无聊，辞职又辜负了大家的信任。终于，事情找上门来，“革命委员会”决定解决教师住房拥挤的问题。我全面了解组内情况，就把名额给了最困难的李老师，他是少数民族，一家三代住一间12平米的集体宿舍，人又老实，与人无争。全组同事都拥护我的决定，DFH“左派”革委会却不批准，说李是HQ老保。我据理力争，李按“革命”要求站队，他一个普通群众，怎么知道那派一夜之间倒了台？“造反派”群起攻我，指责我不该为保皇派谋福利，蛮不讲理地说，他们是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份上，才让我加入了造反派，我却不与他们合作，威胁要开除我。我回击说：“你们这样造反，不用你们开除，我主动退出，但是革委会必须解决困难户的房子！”争执中，围观者已人山人海，异口同声赞扬我的正义与刚直不阿；“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原来整过人的党员向我示好，似乎认为我站到了他们一边。其实我哪边都不站，就是坚持合理解决问题。同情弱者，此乃自幼父母教育使然。
掌权者滥用职权，最终没有分给李老师住房。我深感歉疚地向他检讨，他知我无权，不仅理解，而且一再感谢，叫我别得罪那些不好惹的造反派，我只遗憾自己没能尽到责任。
不久，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组织采取了新的“革命行动”，八十万人上京告状。我早就担忧整个国家坐吃山空，如此大举行动更将劳民伤财，当然坚决反对。我的态度与一起劳动补课的几个教师，以及个别学生不谋而合，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反对上京告状。这当然为当时的多数所不容，攻击谩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掌权的造反派千方百计地要揪出叛逆，文革造反派和共产党一样不容异议，只要一言堂。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被查出者得在私设的公堂里“逰地府”，那里的刑法相当于“下油锅”、“老虎凳”之类。
围绕“上京告状”，掀起了新的辩论高潮，少数人哪里挡得住一心上京的千军万马？许多人并无政治观点，要的就是免费旅游，这样的人主意尤为坚定，他们成行了。
15-“要武嘛！”——武斗
一句“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引发大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更给本已疯狂了的红卫兵以启发——武斗开始了。就连我们这所高校，红卫兵都在校办工厂造起了手榴弹，成功后还满街张贴“公报”。持枪的人也不在少数，军警才有的枪支怎么会到了造反派手里？街上很危险，不断传来有人中流弹的消息。一位女医生正在哺乳的初生婴儿中了流弹，尚未满月就在母亲怀中离开了他还一无所知的世界。我校一名教师头部中了流弹，幸而距离较远，子弹未穿透颅骨，在颅骨上转了一圈，此人虽未至死，但已失意识。
一天晚上，命令传下，说保皇派要反扑，全校进入战备，人们纷纷抄起家伙。漆黑的校园里，仨一群俩一伙地议论着。忽见远处有一身影走来，黑色衣裤，前胸后背绑着畚箕，后脑勺扣一畚箕，黑布蒙面，只露两只圆睁的眼睛，恰似古代战场上身披盔甲的武士。开口说话，方辨认出是同系的吴某。他十分郑重地批评大家警惕性太差，没有像他那样武装到牙齿——他的样子又瘆人，又好笑。
时已夜深，没有什么动静，大家自动散去。接着的日子很不平静，据说校园之外，形势紧张。吴某的小道消息最多，一天更兴冲冲地讲他的英勇事迹，说他在路上骑车，有保皇派跟踪，他警惕而沉着，暗地里瞄准老保，一枪打中其小腿。当时只惊其枪法不练自通，“要文斗，不要武斗”之后，有关方面追究流失的枪、弹，有人记起他的英雄事迹，让他缴枪，吓得他魂不附体，连声承认那是吹牛。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竟无人穷追猛打，因为都知道他一贯酷爱吹牛。
危急形势下，终日惴惴不安，渐渐地，校内几乎无人留守，集体宿舍里除我之外，还有一外来人家。我的大家小家都在北京，每年只在假期短暂团聚，除此之外，不敢想到回家，只能不情愿地遵守规定。我只盼着快放暑假，名正言顺地回家，因而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外来人家是躲避更厉害的武斗而来的，问我为什么还不离校，我说还没放假，他们说我太老实：“现在还等什么假，学校领导都躲起来了。”这一语提醒了我，平时领导管得很严，有些群众也紧紧盯住，我一离校，必有人一天天数日子，归期延误，扣发工资。武斗使他们吓破了胆，老领导、新头头，革命群众，全都逃之夭夭，倒是我这个被他们指为问题严重的人自觉地坚守岗位，若因此卒于流弹，岂不冤枉！
我决定回京，当即轻装去了火车站，打算买了票就走，不回这空无人迹、冷冷清清的学校。
16- 文革中的旅途
火车站已是水泄不通，挤了半天才找到买票人长蛇阵的队尾。排了一天一夜，总算买到了直达北京对号入座的硬座车票。好容易挤进站台，顿时被那场面惊呆，根本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只有一列是开往西安的。车站处于无政府状态，无处说理，我想，西安就西安吧，近了一半，而且西安应该有开往北京的车次，上去再说。隔着拥挤的人群遥望车窗，只见车内黑压压地塞满了人。我奋力挤到车门，众人在门口乱推乱搡，根本无法上车。想找列车员说明我连夜排队购票，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我上车，可是不见列车员的踪影。原来，在我们老老实实连夜排队买票时，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纷纷捷足先登。车厢里早已挤满不买票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就是他们的理，因为有理，所以造了购票乘车的反，买了票的反而没理了。
开车时间已到，车门依旧拥堵不堪，急中生智，我钻到火车下面爬到了另一侧。车窗离地面太远，我又刚犯过关节炎，怎么也爬不上去。天无绝人之路，同系的陆老师送家人上火车，他帮我爬进了车厢。多想说声谢谢，可是我已无法再近窗口，视线完全被无缝的人群遮挡。
座位早就没有了，我下定决心站到西安，但走道上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车下的人继续挤进，我理解玩命上车的人们，他们一定是买了车票的，挤不上来票就作废，无处说理，希望守规矩的人都能上车。脚下地盘越来越小，我被迫踮起脚来，直至被架空，只得央求坐着的人允许我坐在椅背上。他们勉强同意，却不断流露明显的厌恶，并给以颜色，把我的腿脚挤得生疼。我不愿求人，更不愿看脸色，就站上了椅背，两脚不得不踩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空处。他们借口不安全，让我下来。我被挤“升空”，休想“着陆”，硬挤下去，地上的人又该反感了。总不能下车啊，抬头望见行李架，觉得是个去处。于是，奋力挪动行李，形成一个马鞍形的窝，吃力地爬了上去，半躺在窝里，算是安定下来。碰巧近处有一年轻同事热心递给我食品，令我感激不尽。抵达西安之前，竟有人问他：“行李架上的人是医生吧？”这是因为车里的人都满脸乌黑（那时是蒸汽机车，过山洞时煤烟大量灌入打开的车窗），只有居高临下的我，显得清洁。
到了西安，关节剧痛，我已无力挤入那玩儿命的人群，不敢出站，以躲避出进站的两番拥挤和盘查。下一步该怎么办？既持有到北京的直快车票，在这造反有理的乱世，我有理由乘坐任何一次开往北京的列车，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在文革洗礼中变得很聪明。几个小时以后，来了一列到北京的慢车，我毅然登上，绝不敢傻等直快。一路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晕车，“革命”真是锻炼人啊！
难熬的旅途终于结束，重新回到了首都北京。没有亲人接站，走得匆忙，无法通知他们。车站到处是红卫兵小将，个个盛气凌人，一派红色恐怖，没有丝毫的故乡亲情。
17- 团聚也不安
回到家中见到亲人，压在心底的委屈如火山喷发，一涌而出。提起文革以来不堪回首的往事，满腔热泪源源夺眶，完全失去了克制力，母亲竭力劝慰。父母不能理解他们一贯放心、自幼要强的孩子何以成为众矢之的；家人不明白思想进步、依靠组织的我，怎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挨整；但谁都不愿寻根问底，却一致地催我求医——他们看出我病得不轻。近两年的“史无前例”，尊严尽被剥夺，进而伤害身体，噩梦频繁，往往泪湿枕巾。
医生开了病情证明，给了较长的病假。丈夫的室友回了家，我住进了集体宿舍暂时安定下来。好景照例不长，“造反派”夜间来查户口，来者虽是他的学生、我的校友，却明知顾问“有无不该在京逗留之人”。当时不少红五类出身的，都是这样凌驾于人。有理无处诉，我心中怀疑文革的目的，两地分居本已不符人道，我探亲、休病假，反而成了不合法居民，说中国已不存在人权问题，我不能苟同。
不过，长期孤身在外，能在家病休也算是幸运了，我不想返回。每天上午都进城，除了看病，都在父母膝下。“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就没有了自己的住房，栖身条件最好的二姐家。能分得两居室住房，不仅因为二姐夫的资历，还因为迁来父母的户口。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外地工作的子女回京投奔父母，体味短暂的天伦之乐。文革中，姐夫被定为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剃了阴阳头，每天倒煤（无目的地来回搬运煤）劳改，无稽之谈的大字报甚至把二姐难产送医院，租用了单位的汽车，也列为特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不再劳改，并重新启用，但仍被视为革命对象，自己得承认尾巴没有退化，并遵旨“夹着尾巴做人”，“小脚侦缉队”警惕地盯着他们。
一天清早，我照例回家，百米之外，看见父亲站在大门口。父亲等候已久，谨慎地说了情况，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饭盒，里面装着母亲赶制的饺子。父亲不忍心地说：“去你嫂子那儿吧。”昨夜全家人被野蛮的敲门声惊醒，小脚侦缉队大队人马前来查夜，厉声质问是否窝藏了闲杂人等，还要了户口本，一一核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手电上下照遍，连堆放杂物的吊柜也不放过。我与父亲深情对视，恨自己不能与近在咫尺的母亲见面，理智的父亲催我快离开。事后，母亲说他们是来查我的，多亏我没留宿。
那真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小脚侦缉队凭什么夜闯民宅？没有人敢拒不开门，试想，万一是一伙强盗呢！那时若不开门，不仅门被砸破，姐夫还得落个不支持革命行动的罪名。无处说理，受过教育的人有罪，任凭无知者摆布。她们都是为人之母的人，为何如此损人不利己？她们以为世道从此变了，“红色家属”翻身了，管制别人可显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不知她们最终能否自知浅薄。
我端着饭盒，拖着沉重的步子，心中茫然。革命深入了，服从国家需要远赴他乡工作的我，却失去了自由。父母把我从遥远的地区，危险的环境，盼了回来，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聚。年迈的父母该怎么想呢？缠足的母亲，出行艰难，只能包些饺子传达母爱。这样革命下去，能得人心吗？我又怎么能拥护这样的革命呢？边走边想，好像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并不很远的哥哥家。
嫂子是有初中程度的家庭妇女，在没有文化的居民中也就备受瞩目。在那个小圈子里，硬要宁左勿右地“各阶级分析”，我家绝对离“黑”更近，所以文革期间，嫂子提心吊胆地度日，偷偷砸烂了父亲收藏的古董，旧社会银行同仁送给父亲的银盾，还有一副旧货摊买来的象牙麻将牌（从前过年时，家中娱乐用的，平时不许动它，父母不准我们玩物丧志）。不过，在嫂子家我还能安全立脚，哥哥是普通职员，维持八口之家，一家人衣食简朴，红色居民也无从挑剔。
见了嫂子，我忍不住热泪涌流，嫂子安慰并热情接待我，和侄儿侄女相聚，重拾童年欢乐，使我略感慰藉。爸妈以前也住在这里，1963年去了外地我姐的家，文革开始，二姐夫被打成黑帮，二姐上班较远，一度托嫂子照管两岁的儿子。嫂子在文革前做过大手术，所以父母特地回京，解决二姐家的困难，到京出站等出租车时，红卫兵厉声问成分，父亲镇定回答：“军属”——长孙是现役军人，红卫兵立马安排了出租车。后来我想，如果有人谎报成分，不是也能骗过“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可笑的是，红色恐怖之下，无人敢说谎。还有更可笑的呢，西单那里曾有巨幅标语：“XXX拉长你的兔耳朵听着，不老实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狗头上怎么长了兔子耳朵？处处可见“油炸XXX”的标语，周恩来也在“油炸”之列。知名红卫兵多为高干子弟，之间的相互争斗，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父辈的纠葛。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并未推到，世袭传统难改，争权夺利造成社会混乱，老百姓大可不必“站队”，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总是老百姓。60年来讲历史，说过去都是改朝换代，而推翻国民党是革命，本质不同。其实，有什么两样？共党执政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未将人民放在首位，最高领袖农民意识根深蒂固，继承封建衣钵并变本加厉，控制意识形态，人民甚至不敢怒，谈何敢言？这是我后来的认识，过去，我期待它领导中国走向幸福的明天。
18-“要文斗 不要武斗”之后
武斗比比皆是，江青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打人的人，谁会说自己是坏人呢？后果当然是打人有理。中央文革大概觉得打得差不多了，终于下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全国乱象这才平息。学校不断催我返回，说病休也不能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尽管我不知自己算是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但也觉得游离在京不是“革命者”的姿态。伟大领袖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和所有人一样，暗自衡量自己。运动之初我被划在三、四类之间，连“可以改造”的三类都不如，豈敢奢望左派？曾想过，我的前景必是卷起铺盖去当右派，并信告丈夫划清界限。他没听党的话与我结合，已经影响了组织对他的信任，不想再牵连他，我若当右派，他在保密专业将前景叵测。何况他说过绝不因远隔两地而变心，但是犯了政治错误就另当别论。我虽未问他所谓的政治错误之所指，但知道不如三类的我，政治上当然是犯了不小的错误，我得抢在组织通知之前告诉他。父母那里，我不用打招呼，他们不会与我划清界限，不在乎我反不反党；他们最知我的品格，即使“犯了政治错误”，父母也必不离不弃，我永远是他们心爱的孩子。
丈夫的态度出我意料，他根本忘了关于“政治错误”的话，坚定地相信我，表示我们之间牢不可破，他不在乎什么影响。这样，犹如汪洋怒涛中的一叶孤舟，拼死挣扎的我更加坚定，决心闯出惊涛骇浪，到达彼岸——我深信那里绝不凄凉。
不论政治生命将如何，都必须面对现实，我必须返回岗位。
临行前，有件事我放心不下，就是自幼的好友友岚的下落。她抗美援朝时参军，复员后上了大学，因病休学逾期，未能复学而参加了工作。她酷爱文学，天资聪颖，文革中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加之组织才能，又被选为造反派头头。文革形势翻云覆雨，她又被隔离审查。其夫与我偶遇时只告知：“任何处境，她都不会出卖朋友”。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与她皆问心无愧之人，我相信她，也不怕牵连。此后一直无消息，苦于无法联络。碰巧在电视的样板戏节目乐队里，看到了她的亲戚，就写信询问。回信令我失望：“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已自绝于人民，别再找她”。世态炎凉，令我心冷。友岚是我最好的朋友，热情开朗，怎么会抛下年幼爱女，撒手人寰？我带着疑问、悲凉，返回远离故土的地方。
19- 依旧停课闹革命
学校依旧停课闹革命，没有中央文革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复课，造成的后果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没有人为停课担忧。工厂停产的后果则可想而知，人口大国只能靠国库来维持，岂不坐吃山空？我不由自主冒出一个万万不敢公开的想法：世界上一定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想侵略中国，台湾也一定不想反攻大陆，否则，何不乘大乱之虚一举而入呢？不过当时似乎人心齐，一经号召，或许一致对外，或许敌人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得逞。折腾了很久，才想起“抓革命，促生产”。
每天照例从“三件事”开始，从早到晚政治学习、武装头脑——这就是全国性的头等大事。红宝书中，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多是某一时期的政令，如何联系当前实际，特别是个人的实际？每个人的心得体会都是牵强附会，千篇一律，可就这样，也评出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开讲用会，现身说法证明毛泽东思想放之自己也灵验。林副统帅更说，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太远，学毛著立竿见影，一本万利，此言使我觉得林这个人颇通商道，而无商不奸呐。副帅另一高论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知识分子不务正业，只学毛著。
外面的世界突飞猛进，国人单科独进提高阶级觉悟。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中国则逆流而退，权权权，命相连，只要不变颜色的江山，不要中华民族的前途。
不知何方何高人意识到单调的政治学习不得人心，发明了“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从此革命形势生动活泼，革命群众全时投入绣毛主席像、用红纸剪出复杂而革命的图形，如跋山涉水的长征队伍，延安窑洞，当然最多的是毛主席像。教研组艺术大师范老师更有绝招，从垃圾堆里拾来大量五颜六色的玻璃碴，混之以胶，竟然在一块三合板上，贴成一幅毛主席像，令人叫绝。众人七嘴八舌，怂恿他在头像上方加了几朵祥云。反正不务正业，做这玩意儿消磨时间，倒也是个乐趣。
大字报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可写，我等突发奇想：出个诗词专栏。首先得有诗词，我好生琢磨领袖诗词的词牌，填了许多首。由于投稿者寥寥，“天降大任于斯人”，整个一面墙上，几乎都是我的诗稿，我成了专栏作者。两位同事别出心裁，在宣纸上打了红色的竖格，展示了他们漂亮的书法，整个版面古色古香，人见人赞，轰动一时。追悔莫及的是，没有留下底稿，如今再也发不出那样的诗性。
忽然掀起了忠字舞热潮，据说是东北人发起的，遍及全国无处不跳，一边唱毛主席的颂歌，一边手舞足蹈，说实话，毫无艺术美感，绝对丑态百出。不管你是否爱好跳舞，都必须跳忠字舞，跳不跳是立场问题，跳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我时值妊娠，逃过一劫，否则，强我所难参与丑态百出之事，必将终生留下不快记忆。
“革命”就这样继续着，人们无不积极投入。
20-“劳教犯”平反
原系一党员跟我说，文革前全校大会给黄老师戴了手铐，送去劳教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我即生反感，当初是你们党整了他，怎么来找我？冷静想来，这个党员并不是那种整人成性的，他毕竟认识到了错误，为同事鸣冤，无奈势单力薄，才来找我。我参加的人数极少的战斗组敢于维护正义，坚持真理，立即为此采取行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没费任何周折，就从市公安局打听来劳教地点，学校的人事科长也痛快地交出大捆“批判材料”（批判会记录）。主要工作是组里一个学生红卫兵完成的，他最早反对上京告状，具有反潮流精神。
黄老师被营救出狱平反后的情况，我知之甚少。整人成性的人应因羞愧而改弦易辙，不再作为错误路线的群众基础，众人不推，墙不易倒。但是，打他入狱的人比比皆是，多数不甘承认错误，后来听说他又被整了。党的领导、“新生力量”都要当一贯正确的左派，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从未做错。好在，找不出什么理由，让他重返铁窗。
为受冤者平了反，在那些浪费生命的日子里，总算是个实质性的举动。
21- 也“触及”了他的“灵魂”
“赫鲁晓夫睡在身边”
1969年初，为迎接下一代问世，我又回北京。火车一般不能正点，我虽妊娠，也没通知丈夫接我，独自回到也叫做“家”的狭小单身宿舍。已值午夜，丈夫被日益深入的革命形势所逼，次日必须交出检查，我不知他被“触及灵魂”的原因，只知不能打断他写检查。于是，一切自理，现缝被子，他只有一个人用的。我们一直两地分居，他与人合住男单宿舍，室友刚成家搬出，才有我容身之地。
凌晨，他写完检查，详告了处境。有人揭发他的前室友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此人不承认，找我丈夫给他作证。揭发人说的时间正是他俩外出串联中，不可能“作案”，他一贯实事求是，挺身而出为之辩护。两天后，工宣队警告他：“你已陷得很深，敌我不分，赫鲁晓夫睡在身旁，你却包庇！”原来在红色恐怖强压下，前室友一方面对他一口咬定没干过那事，一方面却为了争取坦白从宽，不仅承认，还深挖资本家出身的阶级根源，说自己打上了阶级仇恨烙印，中学时就在毛主席像上画过眼泪，立誓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丈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前室友的保证坚信不移，软硬兼施下,毫不动摇地为之鸣不平。当工宣队告知被揭发人已坦白时，辩护人啼笑皆非，落了个包庇罪，还勒令交代是否同谋，检讨也得深挖阶级根源。我看后觉得许多内容大可不必，比如，结婚时的项链与婚纱照，我们之间的确有过不愉快的争执，我反对，他则站在家人一边对我不满。说真的，他的检查倒是说明我俭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些与“检查”毫不相干，交代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他被告知，只写人所共知的是过不了关的，必须交代人所不知的。此外，他还主动交出家里给的一对戒指（后来不知落入谁手）。
楔子： 回忆那年暑假
既然只能任人摆布，我静卧于床不再发表意见，结婚前后幕幕情景浮现脑海。
收到电报后
那时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约好一放暑假，我先游三峡，再沿长江直下，到上海相聚。本已感受着学生好评的欣慰，加上这惬意长途旅行的安排，我无比愉悦地等来了成行的一天。
下午1:00的火车，上午11:00收到电报，他令我开单位证明，到上海登记结婚。我从旅行梦中猛醒，中断了旅游幻想，说不出的茫然使我不知所措。本来说好了先立业后成家的，有了业绩组织就会把我们调到一起，然后再结婚，当时还不能算立业，怎么能结婚？还想到结了婚就不再是姑娘，质变之前不在父母身边，也没告诉过他们这个决定（我根本没有决定过），怎么能擅自结婚？频频信件往来，他从未提及此事，就这么下命令，太不尊重我了。我想哭，如果身边有知己，我一定会哭出来。真想不服从他的擅自决定，只是时间紧迫，办公室就要关门，进入暑假了。我若耍小孩子脾气，不开证明，变成了一切听我的，似乎也不合适，先开了证明，见面再跟他理论吧。
山城三日
到了重庆，我直奔朝天门码头排队买船票。分辨不出首尾的长蛇阵，使我不敢指望顺利成行。辛苦地排了一夜，意外地买到三天后的四等舱船票，喜出望外稍稍缓解了疲惫。
离开码头，途径一家小吃店，买了一碟烧卖当早点。同桌一位妇女提醒我看好自己的东西，说有人会抢。道谢之际，整碟烧卖不胫而走，来不及看到面孔的某人，代劳进了早餐。我无心“恋战”，找旅店比吃早点更重要。于是来到市中心解放碑的和平旅店，前台说凑够四个女性才给开房，让我自己去找。这事强我所难，软磨硬泡，才把我照顾到一个单间——楼梯旁的小贮藏室，没有窗户，室内漆黑，一开门就听到老鼠乱窜的声音。对于老鼠，不是怕，而是烦，断不能与群鼠同室，再说室内闷热，没有风扇，更无空调。我只把行李放了进去，白天在街上晃悠，没有目的，夜间就在旅店前台的藤椅上小憩。
轮船三天后起航，在盛夏的山城熬过三天并非易事。室内闷热，一天几次淋浴也无法爽身。烈日晒软的街道散发热气，不愧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炎热的气候，加之经济拮据，在重庆，我没有旅游的奢望，却不由得想起了小说《红岩》。一天转街，抬眼望见招牌醒目的“心心咖啡店”，是许云峰和李敬原接头的地方，进去看看才不虚此行。一只脚刚买过门槛，发现殿堂中央地上黑乎乎的一大团，定睛判断，是支硕鼠。我下意识地抽身，两腿发软。不论鼠之旁若无人，还是人之旁若无鼠，皆令我汗颜。
终于盼到了开船的时刻。四等舱连通两侧甲板，一张张双层床紧接着，我很幸运，铺位紧邻左舷甲板，沿江景色尽收眼底，拂面海风沁入肺腑，令我重享久违的舒畅。比起探亲乘坐的火车硬座，清洁的四等舱堪称舒适幽雅。
空前绝后过三峡
轮船驶过三峡，一片寂静、满目翠绿。江面似不比船宽出多少，人在船中，却像置身幽谷。两岸奇峰耸立，异石遍坡，身处其间，显得格外渺小。神女峰、兵书保剑锋、------，古人以何等闲情逸致琢磨出他们的形象，取了如此贴切的名字，令后人遐想、陶醉！船啊，慢些走，让我融化在这壮美的大自然之中。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三峡，企盼再见，竟是诀别。
过了三峡，长江渐流渐宽，两岸也少有奇观了。在武汉换乘大船要等大半夜，又是一个火炉。我仍不奢望名胜古迹，只在沿江、近江街道游荡。黎明前上了船就呆在甲板上，不想漏掉日出的每一瞬间。
远岸海天连接处，露出一抹淡红，那是初生朝阳的边缘，淡红带渐渐扩大，色彩越发绚丽。当半轮红日升至江面时，其目视直径足有两米多，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景观，遗憾没有条件摄影摄像，即使拍摄了下来也是黑白照，那时还没有彩色胶片。
在芜湖停泊时，我随着人群走上码头，又即刻被吓了回来，人群中夹杂着许多奇怪的人，眼睛直盯着游客的手袋、挎包，无疑是些小偷——灾荒的年代，饥饿逼迫他们寻此出路。
到了上海，他在码头接我，迫不及待地解释突然袭击让我开结婚证明的原因。原来这是关心我们的系总支书记老朱的建议，不结婚，组织上不按两地关系处理，调我回京就遥遥无期。我没有暴露接到电报时的委屈，反正是这么回事了，实际生活毕竟不似想象的浪漫。
婚纱照
我受到他家人的热情欢迎，看来她母亲挺喜欢我。全家忙着准备婚礼。登记之后不久，区政府转来一家照相馆的贺信，并邀请去拍结婚照。上海可真是与众不同，政府鼓励拍婚纱照。我不愿意，不是因为政治觉悟，而是受父母影响，一贯本分、朴素，不愿背离他们的教诲，去沾染这种已归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也抵制戴项链，莫泊桑的《项链》印象极深，女主人公就因为一条项链招来灾祸；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反对奢侈，受了多年党的教育，怎么能带那玩意儿！我执意不买项链，他们家很有意见，他愿意顺从父母，觉得我不给他面子，如果再拒绝拍婚纱照，会闹得更僵，况且婚纱照是区政府的建议，那不也是组织么！这才同意了。这家照相馆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租了婚纱和西服，拍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照片，一共花了5元钱。女化妆师说我用不着绑身，直接穿婚纱就好。手拿的花束有两种，我喜欢带有丰满枝叶的白色马蹄莲，可化妆师说那是给某些需要的人遮丑的，让我拿一小束粉色的花。婚纱照令众人叫绝，连我自己也觉得幸亏拍了。虽然文革中婚纱照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但近年来，朋友们都羡慕我有远见，后悔当初太土而失去了机会。
那一夜在以上一连串回忆中入梦，次日，他去交检查、接受批判。他出身不红不黑，表现绝不落后，且是轻信谎言而为之辩护，没有多少人追究，批判很快就结束了，结论是，阶级观念模糊。
22- 八八通令不近人情
女儿出世后，狭窄的单身宿舍洋溢着家的气氛。女儿三个月大时，革命委员会催我返校。我们把女儿交给奶奶照管，从此一家三人“三足鼎立”。同事们纷纷成家，同情我的人较前增多，说“从牛郎织女熬到了牛公织婆”，该调到一起了。可是文革非常时期，无人负责解决“两地关系”问题。
由于徒步串联中，关节严重受损，入秋后风湿活跃严重，医院给开了三个月病假，可以回家休养了。就在这时，中央文革发布了不近人情的八八通令，禁止外地人员进京，我有家不能回。好在女儿在奶奶家，我决定直奔上海。
与女儿朝夕相处，忘了病痛，女儿15个月时，我恢复了健康。返校之前，决定把女儿带走，但并未想好以后怎么安排，幸而八八通令有所松动，我就带女儿回了北京。
接着，她爸爸被学校从五七干校召回讲课，这样，女儿就可跟着爸爸留在北京，还有姥姥和姥爷的呵护。对我来说，可谓柳暗花明，姥姥则说这孩子有福气。
一天，女儿熟睡时，我依依惜别了我们的家。与父母辞别后，独自启程返回遥远的C城。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新指示下，C城的局势逐步平息。
23- 术后承担工作
1971年春开始，我不时出现下肢障碍，确诊需手术治疗。文革期间，上面指示就地求医，异地治疗需“出省证明”。北京仍在八八通令严格控制之下，要求各省革委会严控进京人数，获准出省证明比登天还难，也只能在当地手术了。我正发憷当地的医术和医疗条件时，学校一位资深领导帮我弄到了出省证明，并准了三个月的假。
手术后，在石膏床里度过四个月时光，这本是漫长难熬的岁月，但于我来说，却是因祸得福，得以享受天伦之乐。女儿全托，丈夫上班（革命），大部时间独处陋室，我十分安心。白天除了读书，就是用自制收音机收听广播。晚上有时和丈夫就两地分居问题交谈、商议、讨论，直至争执。我们的分歧在于，他绝对相信和依靠“组织”，而我早就不指望他的那个组织。他们的支部书记理直气壮地说，在我养病期间不予考虑解决两地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站起来”——病中的我，还怎么信任这个组织呢？支书的话无异于诅咒，为了让他诅咒不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站起来。
历经艰辛，我站起来了，返回了工作岗位。暂时没有学生，系里承接了一项任务，号召教师参与。具体工作是给一家化工厂翻译进口设备的资料。我不想无所事事，就报名参加了。领取原文资料时，发现传说中的英文高手们抢先挑走了所有的表格，留下了一本厚厚的说明书。翻译表格只需对照单词，而留给我的是这次翻译的主要内容，于是昼夜兼程。交稿时，系主任惊讶地说：“你翻译得最多，倒是你第一个交来”，他不懂业务，只知多少，并不知难易。
24- 复课闹革命
在复课闹革命的新指示下，大学招了新生——工农兵学员。没有入学考试，只是政治选拔，年龄不一，程度不齐，大多是小学程度。入学后从初等数学开始补课，数学教研组只派讲课教师，辅导工作则由专业教研组承担。我奉命辅导一门课，因为经常来到学生自习教室，仔细了解他们的程度，因人而异地辅导，无形中打破了课程界限，辅导他们各门功课。在我根据学生作业做了一次集体答疑之后，学生竟向校方要求换我讲课。我与讲课教师相处很好，合作愉快，他谦虚地说要让位于我，我则充分肯定他，支持他。他并非讲得不好，我不过是更理解学生的困难所在，更能启发他们，使之容易学会。
学生知道我能帮助他们解决多方面的疑难，都愿意来找我，并且无所不谈。其实他们也不满文革耽误了前程，说“上、管、改”是“胡闹”，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上都上不好，谈何管、改？我鼓励他们珍惜学习的机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给了他们，得到学生的强烈反响，他们相信我的业务，并以我为知心朋友。我又如文革前一样，是学生心目中举足轻重、与众不同的老师，不论领导是否认可，我在学生中的影响不可磨灭，学生的需要使我感受到幸福。
25-“学制要缩短”
伟大领袖指示过“学制要缩短”，不知不觉间，我辅导过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已升入高年级，该上专业课了。文革前，校方为筹建两个新专业，十年前就派出许多教师远赴他校或工厂进修。我下厂编写了专业课教材，并获好评，但是后来被分配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专业课教学本应与我无关。出我意料，系里要求我讲专业课，说时间紧迫，专业课由数人分段讲授。我不解，众多教师准备了十年，应十分清楚专业方向、培养目标，以及教学内容，怎么还说时间紧迫？更不解的是，系里说那些教师都不肯打头阵，让我第一个上讲台。他们算是筹建专业的元老，我想向他们请教，切磋，可是他们守口如瓶。众多人进修，十年来没有任何积累，我向系里索要文革前我所编写的教材手稿时，方知我付出一年辛苦的成果，在文革中被销毁，说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我必须从选定课程内容开始，重新编写教材，才能开出新课。
这许多工作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我怎样开头，关系到其他教师怎样继续，这个难题非同小可——在这所学校任教，这种突然袭击不是第一次。我乐于接受，因为这不是刁难，而是系里对我的高度信任。我昼夜兼程，开通宵是常事。这让我想到，觉都不睡了，为什么还参加无谓的政治学习？于是大胆借机提出备课时间不够，不参加政治学习的要求。系里特批我暂时退出阶级斗争，突击备课。我给系里解围，接受紧急任务，所以领导欣然同意。而于我而言，避开人人言不由衷的开会，再辛苦，也值得庆幸。
专业课在我的带领下开出，我深入备课、浅出讲解，从而赢得了学生。他们说我讲课激起他们钻研科学的兴趣，语言精练使他们全神贯注，他们欣赏我给出所有专业词汇的英文词。科技书中各种符号的英文上、下标代表其物理意义，我做学生时就养成了在弄清物理意义的基础上记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个好经验当然要传授给学生。事实证明，学生并不因多记英语词汇感到负担，相反，更易理解科学内容。多数老师不能这样做，自己死记硬背，也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授工农兵学员更忌讳照本宣科，必须清除他们接受知识中的障碍，他们才能前进。我丝毫不抱怨工农兵学员水平低，这个既成事实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一心一意帮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除了讲求课堂知识的传授，加强课外辅导之外，我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们的全面成长，不因他们被誉为“上管改”的主力军而放弃教师的天职——塑造人类灵魂。工农兵学员也是一代青年，能够客观地评价教师，我对教育事业和教学工作的热爱与尽职，感动了他们，如文革前的学生一样，公正地评价了我。在这个曾陷入绝境的环境中，我重新感受到幸福。我的幸福总是来自学生，这使我对教师职业无比执着，如有机会重新选择，我还是当老师，如有来世，我还选择这个职业。
讲课任务完成后，学生好评如潮。接下来上课的一些教师则认为我的“开场”让他们为难，又说不出口，只在心里嫉妒着，因而与我离心离德。做为教师，我只能往好里教书，而没有义务考虑别人能否伦比，何况他们十年前就开始准备了。领导们对我也十分折服，固然因为经过文革略改以往的专横，更重要的是，我帮他们“救了火”。
这个系的气候远好于原系，人们对我没有太大的成见，我的言行争取了多数人，他们甚至赞口不绝。
26- 取得谅解
这时，系领导换了，新书记是原来的人事处长，就是我曾顶撞过的那位女干部。女干部一般不宽容，她会不会报复？为了顺利调回北京，必须取得她的理解，于是主动找她谈话。我单刀直入地说：“我顶撞过你，你对我的印象一定很坏，不过，------”；她立即打断我的话，说：“不，我只是觉得你这个同志（称我同志，把我当自己人了？）有些幼稚，印象是好的，一般女同志找我要求调动，都是哭哭闹闹，说丈夫、孩子如何，你却总是说怕耽误专业。我觉得你事业心很强，别人成天忙着采购，你却每天在工作室勤奋学习、工作，------.”她跟我谈文革中挨整的感受之后，说：“我是当权派，你只是群众，不该整你”。这令我感动，她被勒令劳改，比我“补课”“级别”高，红卫兵用带有铁蒺藜的鞭子抽她，抽烂了棉衣裤，可她没说自己不该挨整。她的丈夫是教务长，在讨论保密专业问题时，对我的见解印象很深，看重我的业务能力，这也使这位新书记更全面地了解我。谈话很成功，她更关心我的困难了。我也反省过去有些任性，做法欠妥，她是一个干部，整个党的政策不关心夫妻分居问题，她也难有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具体办法，我不应怪罪她。我们之间谅解了。
我是一个极易受感动的人，不论领导与群众，只要善意相待，我都不计前嫌。毕业后，在这所大学已混至不惑，大环境荒废了而立，这是一代人共同的遭遇，而我是其中的尤其不幸者，一直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我问心无愧的努力终于征服了上上下下绝大多数的人，大家赞许我的业务与为人，支持、关心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生存逐渐容易些了，要求解决两地问题不再大逆不道。
两地关系亟待解决
1- 阻力所在
两地问题的解决依旧阻力重重，阻力来自BH大学人事干部的不正之风，也来自某些“群众”的无端嫉恨。早就想拆散我们的人堪称始终不渝，有人认为我们二人均强，必将使他们不快，------，以致总有损人而不利己者煽风点火。系革委会领导明里说把我们排在第一，暗里故意到有关教研组挑事儿，暗示各教研组不要接受我，有关教研组主动要我，也被他搁置。越级反映意见时得知，人事干部更欺上瞒下，偷梁换柱，上级领导甚至以为我早就调来，说是他亲自批准的，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后来弄清是人事干部多次以我的名义要来进京名额，给关系户解决，因为我们是两地关系户里资历最高、又都是高校教师，申请指标容易。
现官惹不起现管，偷梁换柱的事不了了之，只是确切知道偷换的梁柱是何许人时，我万分气愤，我先生却依然依靠他那个不可信赖的组织。也许他是对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只有耐心等待。我的学校已完全支持我，调离调进都同意，我已没有争取组织帮助的余地。阻力全在BH方面，他是骨干教师，校方只知使用，而不为之排忧解难。一位重视业务的校长力主我调来从教，人事干部却公然声称“反动学术权威越是关心，越不给解决”。“反动学术权威”是文革初期叫嚷出来的“头衔”，时已十年之后，人事干部还无赖般地沿用。
为了冲破来自BH的顽固阻力，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特别信任他。没有告状，只是问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什么我这个知识分子如此不被珍惜？既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我这个不调自动的积极因素如此不被看重？我不讲条件，只希望有个正常的家，以免除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工作。总理日理万机，显然顾不上底层呼声，这封信被转到BH的人事部门。主管调动问题的干部说：“你们的问题以后直接找周总理解决吧”，从此更加刁难。
基层领导“善意”地关照：“谈调动问题不要谈业务如何好”；高等学府不希望调进业务好的教师，令人费解! 事实上，1970年代以来，他们确实调进了几百名与教育无关的人员，多数本校的一方也并非业务骨干。优先调入的，有人长期泡病号，有人专事家务。如此人事政策，当今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只能说明钱氏不了解高校内情。
就连未通过北京市政审的都举家调来了——给人事干部进了贡。我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虽说女儿已入托，还选入舞蹈队，常在重要场合登台表演，但她已到入学年龄。虽说有教学任务，聊以满足我的工作愿望，但人已不惑，总该有个正常的家。
2- 又生变故
1974年底，新系领导明知我要调走，仍安排我带学生到外地下厂实习，原来的系可从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动，而后欣然前往。实习结束后，假道回京与家人小聚。BH领导出我意外地郑重通知即将发出调令，说问题总算解决了。致谢后，没过春节就返回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文革中过革命化春节，照常上课。
大年初二收到丈夫的电报，本以为上面写着“调令已发”，定睛看了数遍，却是又生变故。他们的领导明明告知分配我到某教研组，以及具体工作内容，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丈夫争取不力，只有我亲自出马去找他的领导。我系领导支持我回京弄清楚，准了我一周假。
到京后无暇他顾，立即约见领导。革委会主任爱理不理的，后又态度强硬，指责我先生对组织态度不端正，必须深刻检讨，否则不予解决两地问题——原来是我先生得知变故后说了一句“欺人太甚”，就被推上了被告席。他勤恳工作了廿年，一贯服从组织，实在是组织做得太离谱，他这个老实人才忍无可忍了。我理直气壮说他没说错，几百宗两地关系都已解决，其中大多数比我们年轻，本人不是骨干力量，调进的一方也没有教学能力，在我们的问题上却出尔反尔，不是欺人太甚，又如何解释呢？那领导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我进而揭穿他们根本没有解决过我的问题，只是在我回京时设了个骗局。该领导以势压我，坚持勒令道歉，说否则他可以不跟我谈，也不予解决调动问题。我针锋相对说：“无歉可道！我校支持我自付旅费返京，专程跟你谈话，你无权不予答复。”见我强硬，又有校方为后盾，他软了下来：“你看，我这不是把工作交给别人，专门跟你谈话吗？”他解释了变故的始末，说确已安排我在某教研组，可是北京市点名要我，他们不能不放——他还在继续欺骗。我当即戳穿：“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北京市不认识我，怎么会点名！”他忙改口说北京市急需我这个专业的人，我反驳，既是急需，怎么不安排工作？他又撒谎说把我安排到了远郊一家大工厂，那个厂不接受我，想把责任推给我。这让我怒火上升，不久前，他标榜自己关心群众，说某人之妻主动要求调到那个厂，专业对口，考虑到厂校距离太远，不方便，他把那个没有教学资历的人照顾到了本校；而我是个热爱教育事业，称职的教师，他却让北京市把我“重用”到那个远郊的工厂。我只问他为何如此不公正，他哑口无言。他关怀备至的那个教师给了他许多好处，而我们不会行贿之类的陋行。
至于远郊大厂的事，我的一个学生帮我弄得一清二楚。他爸爸与那厂的一把手挚交，他了解到，该厂根本没见过我的档案。他们居心叵测，因为当初不赞成我们结合未能得逞，始终耿耿于怀，企图拆散我们，如果我们离婚，他们会举双手赞成。
这不是猜疑，此前我自己联系成了两所大学，离家近，工作又轻车熟路，我满意，可是BH人事部门出面要回了档案，说他们自己解决两地关系。我还只身闯进一个国家直属单位，人家要介绍信，我没有，只能出示工作证，证明我是好人，看门的大姐听了我的诉说，顿生恻隐，电话找来有关部门，是一位短粗男士。他说需要科技翻译，我即答能胜任；他说要考试，我迫不及待要求当即应考，他同意调档。几天后，得到通知，免考录用。该单位正值领导班子整顿，整顿完了就发调令。又是BH的人事干部要回档案，说他们有指标了。任何单位都不愿给人当跳板，除了放档，别无选择。他们要回我的档案后，如石沉大海，无人过问我们的问题。在这样的刁难中，黄金年华白白浪费，我有条件为国效力，可是无人珍惜。
连路程在内的短短一周事假转瞬即逝，我必须返回岗位，不能辜负我校对我的关怀，争取调动事宜还得靠我先生。我不能搞得太僵，所以与领导的谈话以和为贵的原则结束。
帮我弄到出省就医证明的我校资深领导很觉奇怪，那么多人调进了北京，他认为我的条件更好，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建议我不要非调到对方学校不可，先调回北京再从长计议。我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众所周知。当了近二十年教师，对这事业更是感情深厚，真的不愿离开教育岗位。我从不在乎教师的两袖清风，当时也没有学衔可奔，留恋的就是“人民教师”的称号，以及赋予它的神圣天职，忘不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席老话。面临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我不情愿。
3- 节外生枝
那位领导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回京探亲时，持信去见他的战友，一个高干，重要部门的领导。
第二次见面，他就说已将我安排在他属下的国营大厂，在很远的郊区。本着先调来的原则，我不得不同意并感谢，总不能听任对方人事干部拖延破坏，继续浪费生命。工厂不是我喜欢的去处，这意味着必须离开我热爱的高校，看不见学生们可爱的脸庞，不能站在讲台上博得听众的拥戴，也不能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并悉心地去塑造，我热泪涌流。那是心底的泪，那心牢牢地栓在课堂里，连到学生的心上。
几天以后，未来的领导，那位高干，通知我去见他，说有东西带给他的妻子。原来他妻子是我校的党委干部。我不禁感慨，人家也是两地关系呀！我先生没为这次请假，我也没带女儿，因为要取托带的东西，担心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很难兼顾。
这位领导主动约见我，却身着睡衣，脚踩拖鞋，故意不给女士起码的尊重。我本想取了东西就走，他却不急，还端茶倒水，让我进里屋，一时弄不清，是他没有架子，还是东西在那儿要我去拿？进门方知，那里是他的卧室，我顿生不快，就说还有事，催他把东西交给我。他说还有工作安排的事要谈，我仍存疑，基层技术干部的工作也要一把手安排？我遵其命坐在沙发上。他本应坐在小桌另侧的沙发给我布置工作，可是他踱来踱去，露出让我腻歪的笑容。我再次表示不能让日理万机的领导耽误太多时间，他“和蔼”地说：“跟你谈话也是我的工作呀。”说话间，他蹲到了我的沙发前，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没给我任何活动的余地。我已极度反感他制造的气氛，命令式地说：“X书记，请那边坐！”他不得不站起身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大道理，比如，拜工人为师，学习工人的品质等。我多次请他拿出要带的东西，他都打岔。当他又要蹲下身来时，我猛地站起，干脆说我有理想和抱负，托人解决两地关系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后不会成为工厂的包袱等等，暗示他别再“训话”。我之正气凛然，使他无从非分，但我不能忍受他贪婪色欲毫不掩饰的“赞美”，多呆一秒钟都觉蒙受侮辱。这次约见是明显的设局，根本没想托我带东西。我警惕地想着对策，明知得罪他的后果是两地问题难上加难，但顾不了那么多。趁其不备，我敏捷地夺身站到门口的位置，威慑地说：“您没有东西要我带，就告辞了！”调动的长期困扰，我不能不担心他恼羞成怒，就给他留了点面子，边往外走边说：“您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通知我吧。”
我无法忍受极度的屈辱，走在首都的大街上，痛与恨的泪水悄然涌流，普通民众的委屈能向谁诉说？
父母问及，我只说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放心。我非党员，却也习惯于自觉自愿地维护党的威信，生怕父母把个别干部问题归罪于党，可谓忍辱负重——我真的认为只是个别干部有问题。可为什么倒霉的事总让我碰上？我强忍愤怒的泪，与父母共进了午餐。
把这“节外生枝”告诉了关心我们的BH原系领导老朱，现在是校领导之一。他是我大学同学，令人敬服的党员，有口皆碑，文革中，不堪小人企图整垮他未能得逞。他真诚地说我们漫长的两地生活不容易，当初他是唯一支持我们结合的领导，也了解我的业务能力和人品。说话时，他流露出胜利者的感动，似乎在说他没看错，我以实际行动有力地驳斥了闲言碎语。老朱将与人事部门交代，说还是调到BH。
4- 回京待命
我请求北京人事局调回档案。一位端庄正气的女干部接待了我。本以为我反映的情况只是一面之词，她还得调查，那高干要是反诬我，他们大概会相信他，那就完了。可是接待我的女干部毫不怀疑，她说，现在干部中这类事情很多，女知青受害者屡见不鲜。她关切地问那高干对我做了什么，我公正地说，什么也没做，但是我的直觉让我提防；若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不怕什么，自尊自爱者不会上当受骗，但会影响我的政治生命，比如这位书记冠冕堂皇地讲党课，我仍忘不了他私下的表现，不可能肃然起敬，或许还会不再执着争取加入这样人领导下的组织。他是坏干部吗？他那么受党重用；他是好干部吗？他那么令人作呕。
女干部善解我意，说还是调到大学。她当即查阅大学口的两地关系名册，几大厚本里竟然没有我的名字。她反复问及我的年龄，因为四十岁以上的两地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无意之中在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名单里发现了我的名字，我已四十出头，只有啼笑皆非。我的名字不在女干部管辖的大学口，她爱莫能助，但她的正直、好心令我难忘。BH人事干部王某与人事局主管大学生分配的干部高某之间多有交易，高某就全按有利于王某的原则处理该校的两地关系。一次，经人引见，我来到人事局心脏地区，在一人宽的楼梯上与王某狭路相逢，他下我上。他惊讶我怎么能进入这必需持有公函的地界，怀疑我摸清了他的不正之风，到处散布，我若调进，将来不好管，从此铁了心不解决我的问题。他想把我先生挤出BH，以除后患，可是我先生的系里不放他。这就是他们不调进我，还阻碍我调到其他单位的根源。王某耍尽无赖，我校委托出差人顺便促进解决我的问题，电话约见，王某定了时间，可人家来了，他找借口不见，事后还说不能肯定打电话的人就是我校方所派，倒打一耙。我校来者必持公函，王某是故意找茬，我真希望有机会当面驳斥他。
只得再等，女儿该上小学了。人事局终于想出良策，以那个大厂的名义发了调令，承诺进京后调换单位——进京问题总算解决了。进京指标的借口不存在了，BH校方若真帮忙，调我进校教书易如反掌，但是他们仍不安排。我只能先办理离校手续，回京待命。
空前友好的欢送
系里为我举行欢送会，曾被孤立的我料想不到欢送会的盛大和与会者的热情。无论平时有无交情，大家都不吝美好言辞，赞扬我在校十七年的表现。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吕女士说：“这个同志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主动担当，为系里排忧解难，很好使用。”还说，如果不是两地分居十七年，如果不是北京坚决不放对方，他们真不愿放我走。
我在这所学校曾被另眼看待，由于个人坚实的脚步，也由于人们毕竟在进步，或多或少认识到不该整人，将离时，尽享同事们投来的热情友好目光，以及为我终与家庭团聚所表达的庆幸与惜别之情。
十七年辛酸历程，在这样的气氛下离开，我有一种成就感。
承上启下之结语
所写林林总总，不像是高校吧？但这就是我从教的第一所高校。它是那么革命化，可是文革时， 1949-1965年的教育还是被批判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中前九年，我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后八年，我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教育别人，因而得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典型”。有幸的是，这十七年之前，我还受过几年不讲路线的纯粹教育，使我终生受益。
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红与专”的对立，知识分子只有接受改造的份儿，只能服从人为的“国家需要”，做“普通劳动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至于专家、学者、教授等名词，已从一代人的字典里消失，更何况大师、诺贝尔奖？
然而，“我们这儿”疯狂折腾的岁月里，德先生
“万水千山”是我走进社会前十七年的亲身经历。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需要来到遥远的他乡，始终不解国家为什么需要百姓远离故土告别亲人，却认可这就是国家需要而一贯努力工作。光阴荏苒，催我不惑，历尽艰辛岁月，逝去青春年华，总算熬到万水千山结束之日。
调回北京，却未柳暗花明，我继续为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焦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篇分解。
（完稿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