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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国著名的爱国作曲家刘雪庵，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他的满腔热血，他的赤子之心，都渗透在那一首首歌曲中。

如今七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代，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焦虑中度过的，在亲人离散的悲痛中度过的，在流浪和逃亡的苦难中度过的。伴随和鼓舞着他们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他们唱不离口、常唱常新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游击队歌》、《流亡三部曲》……其中，许多是刘雪庵的作品。

他们在歌声中长大成人，一个个义无返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

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八十年代，他们从报刊上知道了刘雪庵的一些情况：他竟是一位蒙冤受屈二十余载，备受磨难，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老人。

他们的心被揪得紧紧的。对他们来说，刘雪庵是个亲切的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然而，如今也是个令他们心酸的名字。

原来，在刘雪庵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首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成了刘雪庵及喜爱他歌曲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说起《何日君再来》，人们不会陌生。有的人唱过，有的人听过，有的人喜欢过，有的人斥责过……

 

这首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五十年代的反右派运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抵制港台歌曲……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涡中，它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被羞辱得久久抬不起头来。

刘雪庵更是为这首歌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雪庵是中国新音乐奠基人黄自的学生，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上个香之家。他的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后在一家慈善堂工作。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跟他讲岳飞传，讲“精忠报国”的故事。爱祖国，爱民族，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

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刘雪庵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笛弄萧。大哥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哥的岳父是前清秀才，开塾馆，刘雪庵在他那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谁知祸从天降，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

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他当了小学音乐教员。

当家境有所好转，他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

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同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国民党四处追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产党员周克明被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刘雪庵也参加了党的一些活动。

不久，国民党又到学校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

他来到上海，考入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者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国民党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这里，他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

当他踏进音专校产时，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黄自，应校长萧有梅的聘请来到音专任教，负责音乐理论和作曲的教学。刘雪庵幸运地成为黄自的学生，对西洋作曲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同时，他还师从俄籍钢琴维钿夫人学习钢琴，师从朱英学习琵琶，师从易韦斋和龙榆生学习中国诗词及韵文，师从吴伯超学习指挥，师从李维宁学习赋格和自由作词等。

黄自十分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主张学习西洋音乐的方法，用来研究整理我国的音乐与民谣，创造民族化的新音乐。黄自的音乐理念，对刘雪庵有着极深的影响。刘雪庵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手法与西洋作曲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刘雪庵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写的诗词常在校刊上发表，受到诸多老师的赞赏。他的诗词老师龙榆生（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音专兼职教授）对他的作业总是赞许有加。

刘雪庵学习刻苦，才华出众，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当黄自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参与编写一套《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时，他让四大弟子各分担一部分工作，创作一些适合学生唱的新歌曲。刘雪庵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

刘雪庵与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他们师生合作的这首《踏雪寻梅》，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刘雪庵的另一位老师——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他1934年来中国演出时，对当时中国乐坛几乎一面倒向西洋十八九世纪的现象深感忧虑，于是就留了下来，决心帮助中国音乐更好地发展。他以“名誉教授”的身份到上海音专任教，很快就发现了刘雪庵这个好学生。

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刘雪庵创作了包含四首钢琴小品的《中国组曲》参赛，受到他的高度评价。后来，他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

“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辛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齐尔品从校刊上看到刘雪庵写的这首词《飘零的落花》，觉得很美，就鼓励刘雪庵将它谱成独唱歌曲，并要求以艺术乐曲的形式来体现。

刘雪庵在齐尔品的鼓励与指导下，终于将它谱成了一首艺术名曲。齐尔品随即将它连同刘雪庵的其他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

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刘雪庵为这首《春夜浇城闻笛》谱的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

以后，齐尔品又将刘雪庵谱曲的《枫桥夜泊》、《布谷》、《淮南民谣》介绍到巴黎出版。

1935年，齐尔品在《现代中国音乐》一文中写道：“刘雪庵，一位很年轻青的人，在他的钢琴作品、短歌及小曲中，表现出明显的中国风味，是一位极有前途的作曲家。”

 

热血青年刘雪庵，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许多歌至今传唱不衰。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国，震醒了音专的师生。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据当年任职音专的廖辅叔回忆：“当时学生中最早出来宣传抗日的，就有刘雪庵。”

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进行募捐。黄自亲自领着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

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

“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这是1932年刘雪庵作词谱曲的《出征别母》歌。

“一·二九”运动中，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

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1936年5月，日本战犯近卫文的弟弟、乐队指挥近卫秀来到上海，担任日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的指挥。一天他来到音专，与全体师生见面，还登上讲台，宣传所谓的“中日友善”。他的话音刚落，刘雪庵即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捍卫了民族尊严。全校师生无不为之振奋。当是在场的苏联籍教师查哈罗夫激动地握着翻译的手说：“你们说得太好了！”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

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刘雪庵创作了大量歌曲，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

刘雪庵还同张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

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贺绿汀的《全面抗战》、《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离家>、<上前线>》，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

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在。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

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刘雪庵当即为这首歌词谱写了十分贴切、动听的曲子。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刘雪庵还曾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华女儿》、《十字街头》、《孤岛天堂》、《关山万里》等，谱写了主题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影片《十字街头》通过对三十年代几个失业大学生不同经历的叙述，塑造了处于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三种人物形象：刘大哥义无反顾地奔同抗日前线；小徐懦弱消沉，自杀身亡；老赵和阿唐苦苦挣扎，由彷徨变得坚定。

影片中，刘大哥看着东三省的地图，无限感慨地唱起了刘雪庵作词谱曲的《思故乡》：“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唱雄壮的歌曲，我要写悲愤的诗句。不怕强权，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那最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
 歌曲激昂慷慨，犹如江河奔腾，振聋发聩，促人奋起。

由于《思故乡》有着鲜明的革命性，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唱，影片中的歌曲连同画面都被剪掉了。然而，歌曲却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家仇的故事。

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

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

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大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成了刘雪庵和潘孑农合作的一首名曲。当年，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并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发行国内外，使之家喻户晓，万人传唱，大大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情。

《长城谣》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举办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声乐作品展”上，展出了《长城谣》；接着，北京广播电台在介绍“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国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在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演唱了《长城谣》；随后，上海歌手沈小岑录制的《长城谣》磁带发行到海外……

 

在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刘雪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38年2月，周恩来和郭沫若分别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和第三厅（分安宣传）厅长的职务。阳翰笙、田汉、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等均在三厅负责一部分工作。刘雪庵随后到三厅任设计委员，与贺绿汀等人参加了三厅主持的全武汉歌咏界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和保卫大武汉的筹备会；与阳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共同主持了“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还与张曙等担任了“企业歌吟团”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这是一首雄壮如进行曲的歌曲，它庆贺战争的胜利，更鼓舞着人们抗日的士气。

武汉告急，刘雪庵随三厅撤退到重庆，第二年被聘为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音乐教官。1941年，因拒绝加入国民党，他被免去三厅设计委员职务。

刘雪庵离开了三厅，到重庆郊区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继续抗日歌曲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根据周恩来“对国民党的严禁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的指示，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
 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

《屈原》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L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了顾的要求。

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不畏强权，继续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活动。

一次，在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

1947年，全国各地欣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如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还保存着一份1947年7月蒋经国给教育部的密电：“教育部公鉴……对外活动以社光剧社及艺声合唱团为掩护，由中共明（民）盟合作倡办，在社教明（民）盟方面系由教授刘雪庵、童（董）渭川负责。目前对彼等积极侦察其行动，随时监视外，特此具报，乞备案等情。除电饬该师严密注意，如其破坏治安情事可会同当地机关权益处理外，特电请查照为荷。”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

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玩笑，爱国、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突然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事情还得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

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

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有的意见，比如文艺创作与批评方面的问题，刘雪庵早有看法。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刘雪庵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在整风座谈会上，直面领导，刘雪庵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

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

——刘雪庵否定了中国音协几年来的工作，矛头指向党“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刘雪庵毫不隐晦他对解放以来音乐工作的根本否定态度，呼吁改变现状。就得由他这样“有学术修养”的同志来掌握。

——刘雪庵是音乐界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攻击的是音乐事业中党的领导……

——刘雪庵要以音乐为武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为反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

——刘雪庵不仅要在音协领导机构中占有合法的领导地位，而且豪不掩饰地高抬他臭名昭著的《何日君再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农家乐》为香花……

——刘雪庵攻击过去的音乐理论工作都是教条主义，要求对过去为人民所唾弃的，影响恶劣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等歌曲重新评价……

——毒草《何日君再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刘雪庵为黄色音乐鸣不平，想翻过去的案，他要恢复的是《何日君再来》的传统……

——刘雪庵是黄色音乐的代言人，要在文艺战线上配合政治路线向党进攻，用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来篡改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刘雪庵的歌曲有几首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刘雪庵是老牌右派分子！

——刘雪庵是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

——刘雪庵是一条噬人的毒蛇！

1958年3月31日，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

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思想，并不代表作者的思想。”
 

《何日君再来》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刘雪庵还在上海音专学习时，被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聘为特约作曲。这家影业公司成立于三十年代初，在以夏衍为首的共产党电影小组领导下，曾经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重要阵地。田汉、史东山等都在这里工作，拍摄过《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第一批进步电影。

后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砸了这家影片公司，赶走了田汉、阳翰笙等人，进步影片遭禁映，公司资金亏损，不得不转而拍一些娱乐文艺片。

1936年，公司在中国华工实业社的资助下，拍摄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外国资本企业林立、洋货充斥市场情况下，艰难创业的影片。

影片开拍时，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该片写一首探戈舞曲，刘雪庵就将手头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给了他。这是一首未曾命名的舞曲，是刘雪庵在音专毕业茶话会上的即兴之作。那天，低班同学要求毕业班的大哥哥们每人写一首作品在会上演出，刘雪庵当即写了这首探戈舞曲，由俄籍同学过拉当场演奏，很受欢迎。

方沛霖拿到这首舞曲后，没跟刘雪庵商量，就让编剧黄家谟填写了歌词，成为后来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想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歌词共有四段，后面是重叠句，前面分别是：

“晓露湿中庭，沉香飘户外；寒鸦玉树凄，明月照高台。”

“玉漏频相催，良辰去不回，一刻千金价，痛饮莫徘徊。”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
 舞曲变成了歌曲，刘雪庵事先不知道，后来看到歌词，对其中某些词句如“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觉得有些粗俗。他的这个看法当时向朋友潘孑农说过，但是碍于情面，没有向方沛霖导演提出，只是要求在署名时用“宴如”的笔名。

导演为什么将探戈舞曲改为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在什么场景下出现的？还是来看看影片的故事吧——

实业家姜立源在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奋起开办生产日用品的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电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前来应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工厂。他在美国留深究的儿子姜宗良是学化工的，本打算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但被父亲电令回顾，担任了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事员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工团来在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厂。她委婉动听的歌声，深深吸引了姜宗良，他们相爱了。但后来由于误会，又中断了恋爱关系。秀文痛苦地提出辞职，表示要离开工厂。姜宗良后悔莫及……

就在这个时候，在该厂任职的姜宗良的一位同学，试制新产品获得成功。工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艺会，演出歌舞剧《三星伴月》和《工艺救国》。秀文也被邀请在会上演唱，她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何日君再来》。

深情哀婉的旋律，伤感动人的歌词，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遭受爱情挫折的痛苦与忧伤。

影片中歌星的扮演者，是当时蜚声影坛歌坛的周璇，《何日君再来》是由她自己演唱的。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使《何日君再来》不胫而走。特别是制成唱片发行后，更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当时，这首歌不仅流行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甚至也流行到一些小乡镇，后来还曾被一些影片用作插曲。

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就用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

当年在影片中扮演舞女的演员藜莉莉回忆说：“在这部影片中，我扮演一个流亡上海的北方舞女。她很同情和支持同住一楼的一群爱国青年，并与他们的首领‘神秘青年’产生了感情。这个舞女探听到敌特活动的情报后，参加了爱国青年商定的一个行动计划：在一次舞会上，以她演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作为采取行动的暗号，掩护爱国青年们巧妙地将敌特一网打尽，然后越墙转移，参加抗日游击队去。当我唱到最后两句时，计划已顺利实现，爱国青年们正在撤离。我目望着‘神秘青年’远去的背影，唱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彼时彼地，一语双关。”

《何日君再来》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歌星渡边滨子用日语演唱《何日君再来》，灌制了唱片，大受欢迎。日本另一歌星山口淑子更是反复演唱《何日君再来》。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东北工作，她是在抚顺长大的。童年被她父亲的朋友、沈阳银行总经理李际春收养，取名李香兰。她从小爱唱歌，后来成了歌星和演员。她尤其喜欢周璇的歌，对《何日君再来》更是偏爱有加，用中日两种语言演唱，灌制了汉语唱片在日本畅销。

后来，她先后主演了鼓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片《白兰之歌》和伪满“映画协会”拍摄的影片《患难交响曲》，在这两部影片的爱情场景中，她都唱了《何日君再来》。

据李香兰回忆，这首歌在日本的畅销只是一时的，没有多久，《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就被禁卖。她在上海一次独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还曾被工部局（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的管理机关）的警察传唤，问她：“唱这首歌是不是期望重庆政府再回来？”……

然而，二十年后，在反右派运动中，《何日君再来》成了“黄色歌曲代言人”刘雪庵的代表作，以后又升级为“好奸歌曲”，刘雪庵被斥之为“汉奸文人”。

有人说“在抗日斗争最艰难，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时候，《何日君再来》宣扬消极颓废今朝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阻挠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有人说，“《何日君再来》消极不健康的情调，确实为敌人所利用起过很坏的作用。否则怎么解释日伪电台、国民党电台那么热衷于播放这首歌呢？”有人甚至说：“这首歌是为‘盼望皇军’而作的……《何日君再来》是出自汉奸文人的手笔。”
 早在1949年秋，刘雪庵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就说过：“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心态，并不代表作者思想。我为朱彤名著《郁垒》（宝玉与黛玉）写插曲《红豆词》，大家以为缠绵悱恻，就是例子。”

《郁垒》是一部话剧，《红豆词》是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词作谱写的歌曲，表现的就是宝玉对黛玉缠绵悱恻的感情：“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尽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噫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
 这首歌同样被斥之为刘雪庵的黄色歌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刘雪庵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据理申辩的权利。他写了数百万字的“检查交代”。直到八十年代，采访他的记者问起《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他还是检讨说：“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反映了我当时在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

谁来为他说明《何日君再来》创作的原委？当年影片《三星伴月》的主创人员大都已不在人世：导演方沛霖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词作者黄家谟早年移居美国，客死他乡；摄影师王雨声于抗战期间因车祸身亡；主演周璇、马陋芬先后病故——即便他们都还活着，能站出来为刘雪庵作证吗？……
 

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革命的事实。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留给同事们的印象是“工作极其认真细致”。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

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兵题词照》、《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

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

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

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

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

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

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

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

 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

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

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十年浩劫”宣告结束。

刘雪庵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立即拿起笔来，为郭沫若的新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谱曲：“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仍没有人敢发表他的作品，他就来到小孙女的学校，教孩子们唱。在学校的庆祝大会上，当听到学生们演唱这首歌时，他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说：“我又可以重操旧业了。”

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又和播孑农合作，谱定了《衷心曲》：“……经历多少苦难，尝遍多少艰辛！如今日出乌云散，化雪融冰，迎来个百花齐放大地春！他重整笔砚，百倍信心，老当益壮，焕发青春，倾吐豪言壮语：要为祖国‘四化’立功勋！”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定为黄色歌曲。

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

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

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

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

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

感谢记者沙青，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拨乱反正”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刘孟洪的《抢救历史》，黎莉莉的《幸存者有责任讲实话》，吴蔚云的《要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潘孑农的《澄清一件史实》，还有徐苏灵的《对‘艺华’不能一刀切》等，相继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继而被许多报刊转载。

葛鑫（当年《孤岛天堂》的演员）说：“《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的演唱者，颇有成就的早期歌星的周璇，一向以擅长唱民歌出名，我还没听她唱过什么靡靡之音……”“这部片子拍成于1937年，1936年这首插曲就在上海流行。那时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上海，又何以断定它的内容和客观效果是引诱观众脱离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模糊人民的抗日意志，转移人们对现实斗争的注意力？”“1939年有朋友刚刚从东北沧陷区回来，告诉我那里深受敌寇铁蹄蹂躏之苦的中国民众，很爱听《何日君再来》。唱它时心里盼望着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早日再打回来……”
 当年《孤岛天堂》的摄影师吴蔚云说：“蔡楚生决定选用这首歌曲，并不是……把它当作反面人物的陪衬，如果它当时是什么‘汉奸’歌曲，我们是决不会让它在这部抗战爱国的影片中出现的。”
 当一个个幸存者撰文见证历史时，反对的文章也陆续见诸报端。不过，这场争论总算有了一个共识：“把《何日君再来》列为汉奸歌曲是无稽之谈”，“刘雪庵是一位爱国作曲家。”

1980年11月，《北京晚报》刊登了曾白融的《文艺的社会功能》，论述了《何日君再来》的社会效果。文中写道：“一件艺术品，是作者、欣赏者共同创作的。因为人们的经验、思想感情并不相同。因此同一作品可以对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借用他人之情，甚至古人之道，以表达自己类似的感情”，“因此，‘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又可能是以离情别绪来打动人的。这首歌的抗战时的后方也很流行，抗战僵持阶段，国民党统治区有极低的政治气压，用这种低沉的曲调，以抒发内心苦闷，正逢时也。”

沈鹏年的《年青的期待》一文，介绍了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后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新四军辗转大江南北，担任过谭震林秘书的刘若平，于1938年离开上海前发表在《七月》上的文章《喘息》，专门分析了上海人民喜欢唱《何日君再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上海未曾陷落之前，所流行的歌曲是‘起来！起来！’（《义勇军进行曲》），那是年青胸膛的鼓动；陷落后的歌声《何日君再来》，应该作为年青的满怀哀诉。虽然孱弱，然而是真的。”
 沈鹏年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所提到的《喘息》的作者刘若平是鲁迅当年十分熟悉的“随便谈谈的青年”。

沈鹏年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革命’的事实，根本谈不到什么‘恶劣后果’，刘先生也不必为此痛心。”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的时候，会想起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刘雪庵瘫痪在床，一次次到医院求治，终不见效。自己不能行动，身边又没了老伴，苦不堪言。久而久之，身上长了褥疮。

1985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

他被留在观察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于1月1日住进观察室，在这里一直保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

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

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中国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音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惜，这个评价来得太迟了，他那颗深受重创的心，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慰。

对刘雪庵病重期间有个愿望，在古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李芳园编）重新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曾向前来探望的音协领导提出，给他配个助手完成这一任务，可领导说“不行”，当场拒绝了。他很失望，不禁吟诵起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倾吐他满腹的惆怅。

刘雪庵一生写了五百余首歌曲，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歌曲。而一首不经意的作品《何日君再来》，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何日君再来》这首历经劫难，被禁唱了半个世纪的歌曲，凭着自身的艺术魅力流传了下来。录有《何日君再来》的磁带、唱片，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朋友们相聚时，会常常唱起这首歌来——唱的是人世的沧桑，对生离死别的倾诉，对流逝岁月的怀想，对故人的思念。没有靡靡之音，没有消极颓废，没有黄色情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何日君再来》陆续出现在一些歌本上。

1990年，《周旋歌曲100首》出版了。这是周伟（周璇之子）从周璇演唱的300多首歌曲中，精选了她首唱的歌曲105首汇集而成的，《何日君再来》选收其中。

1995年，王文和编著出版了《中国电影音乐寻踪》。其中选收电影歌曲138首，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上各重要时期的代表作。《何日君再来》及刘雪庵作曲的《定情歌》（《新桃花扇》主题歌）、《中华儿女》（《中华儿女》主题歌）、《思故乡》（《十字街头》主题歌）、《孤岛天堂》（《孤岛天堂》主题歌）均被收入。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兰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从《何日君再来》到《东方红》……。《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兰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
 

 

致刘雪庵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

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

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便被赶下歌堂？

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2000年底，由孟欣、冯学敏主编的《<同一首歌>——二十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精品》出版了，《何日君再来》选收其中。主编在《前言》中写道：“20世纪的中国音乐留给我们无数财富，它是世纪的回声，艺术家的足迹，歌迷、观众美好的记忆，也是我们的慰籍……让这些熟悉的歌伴随我们走过春天，走过冬夏，走过人生。”这段话无疑给《何日君再来》在二十世纪的纷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刘雪庵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音乐人材，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诞辰95周年之际，由美国圣荷西州大学教授杨鸿义倡议，得到香港著名教育家杜学魁赞同，由旅居美国的音乐家钟励余牵线，联络重庆歌舞团作曲家任然承办，于2002年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刘雪庵作品选》。

他们都是刘雪庵的学生，怀着对老师的敬仰和爱戴，专门成立了《刘雪庵作品选》工作组，克服重重困难，历时数载，完成了编选工作。由于刘雪庵所有的图书、资料、手稿均在“十年浩劫”中被抢掠一空，收集他的作品难度极大。《作品选》的《后记》中特别指出：“刘雪庵老师一生的作品甚丰，限于人力和财力，此次工作小组只将刘老师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选编付印，但亦不全面。如经刘雪庵老师配乐、写插曲的历史名剧《屈原》，经多方面寻找资料，都没觅得。此次搜集到的歌曲、论文等资料两百余首（篇），多数是由刘雪庵老师的子女奔跑北京各图书馆，寻查大量音乐资料所得的复印件。”经过艰苦努力，共收集作品150多首（篇），最后从中选收了歌曲73首，钢琴作品6首，论文3篇。这是刘雪庵的学生和他的子女们为中国乐坛和中国老百姓奉献的一份珍贵音乐资料，功德无量。

《刘雪庵作品选》工作组曾赋诗一首，表达他们的心意：

 

出版《刘雪庵作品选》咏

 

师表雪庵秉丹心，爱国浩气冲宵云。

面对秀磨斥侵华，谱写战歌壮国声。

曲作蜚声海内外，艺苑乐坛享盛名。

卅载奇案含冤逝，一代大师久寂闻。

髦髦学子缅怀切，出版《刘选》泽后人。

 

《作品选》中还载有刘雪庵的同学、朋友和学生的一些题词：

 

雪地天晴朗，又闻腊梅香。

长城长万里，玉笛声悠扬。

（校友周小燕题）

 

白雪随心谱 新腔信口传

竟遭群子疾 举书为长叹

  （老友谢孝思题）

 

（一）世间几许苦情痴 海枯石烂不分开

生离死别天注定 一曲何日君再来

（二）今日多少苦情种 含泪葬花红豆词

齐唱何日君再来 旋取遗爱乐不疲

 （学生汤成源题）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