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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统治维持不倒的原因

朱忠康  2011-6-28

一年一度的七一党庆又到了，今年是九十周年，为此中共又要隆重庆祝一番，自吹自擂歌颂一番，往自己脸上贴金一番，把伟大光荣正确旗帜高举一番。在此期间，数亿中共党政军团青妇人员干的就是专捡维护党的利益和党领导地位事去说去做，凡是有损党光辉形象的坚决不想，不说，不写，不做。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太绝了，只好采取这种强制的方法。他们对中国人撒谎撒了九十年，如今在世界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大潮下再用这一套已经不行了，所以只能采用强制命令和服从的方法。

翻开这个党九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强盗兵痞杀人放火的历史；土匪流氓占山为王的历史；汉奸卖国专搞内斗的历史；制造灾难祸国殃民的历史；只许其放火不许民点灯专制的历史；一穷二白饿殍遍地穷折腾的历史；贪官霸权特务横行的历史；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历史；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历史；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厚厚的用大话瞎话假话谎话胡话编造的历史，甚至连中共建党的日期和党的创建人都是假的。确切的建党日期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是由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李达和施存统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的。中共所以把建党日期订在1921年的7月1日，因为这个月中共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举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就这样这个党魁把中共成立的日期和地点也篡改了。所以这个党从它的诞生创建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中共党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党魁毛泽东如何从一个农村书生变成世界超级杀人魔王的历史。在不断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而取得胜利。中共党史记载的十次路线斗争，就是这个党魁不断地把所有中共领导人打下去的斗争，被毛打下去的中共领导人中有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张国焘、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以及准备作为第十一次路线打倒的周恩来。

这些人过去都是创建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与毛泽东可谓是同志、战友、兄弟，但是在毛泽东的不断与人斗时，一次次地都被打了下去。每打下去一个，毛泽东和中共就要在这些人的头上扣上屎尿盆子，按上各种罪名，什么左倾、右倾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分裂主义或是反党分子。每打倒一个人，就要发动一场运动，就要打倒一大批人。为了打倒刘少奇，发动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一亿人被斗，2000万人被杀。

如今嗜血成性的杀人魔王，他的头像不但高高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让他的腐尸占据在北京城最中心的位置，让亿万人民来膜拜和瞻仰。毛泽东和中共在不断斗人中取得胜利，尝到了甜头，从此就以斗人为乐，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成了他们一生的罪恶手段，他们要把中国人折腾得“死去活来，活来死去”才甘心。

在这九十年中，中共干过什么？与苏联斯大林狼狈为奸，中国的外蒙古被其夺走，斯大林承认中国东北是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最危险的时刻，毛泽东和中共不去攻打日本侵略者，却不断地去建立根据地占山为王，以便为日后消灭国民党军队作准备。那林彪和彭德怀指挥的“平型关之战”和“百团大战”，仅仅只打了两仗，连中共自己都不承认，反而诬蔑林彪和彭德怀抗日有罪。像这样的一个专打中国同胞的汉奸卖国集团，在他们取得胜利之后，竟摇身一变，变成了抗日英雄，变成了领导抗日的主要力量，反诬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坚持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派和汉奸卖国贼。自己当了汉奸卖国贼不算，还要倒打一耙反攻倒算。这种卑鄙至极不要脸的事，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共一家不断地这么干着，而且到现在还干得热火朝天，既不脸红也从未心跳过。

再看看中共后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经济上去了，道德却堕落了；国家富强了，全民素质却下降了；贪官增多了，百姓却变穷了；企业发展了，环境却污染了：生活方便了，处处却不安全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党政与弱势群体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中共所建立和吹嘘的优越的社会主义，连曾是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先生都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暴力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或是称为贵族社会主义。

于是人们就会问：这个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中共组织及其党魁，在六十多年的统治中竟没有倒台，没有发生像二十多年前的苏联东欧巨变，也没有演变成像今天北非埃及、突尼斯那样，在群众的怒吼声中倒台；相反中共却在全世界吹嘘：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时只有中国一枝独秀，取得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而中国的情况比起这些国家来说要糟得多得多，无论从百姓的生活水平、福利待遇，公民所享受的权利方面都比这些国家差。但是中共统治者就这样稳坐在统治宝座上，不断地在发号施令；而中国的百姓们却服服帖帖，被驯服成像只绵羊，任凭其宰割和摆布。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中，有两个因素起着作用。第一中国人的素质之低下，世界闻名。中华民族是一支优秀的民族，是的，那是过去。经过中共阶级斗争的狼奶喂养，这种优良品质早已退化变质荡然无存。假货和毒食品的泛滥成灾，就是今天中华民族道德沦丧的真实写照。

而且中国人容易得到满足，稍许获得一点好处就会感恩不尽。

以我们右派为例，右派在关了二十多年之后，经过长期折磨，一旦获得改正释放就会感激涕零，谢恩不止，认为邓小平是大救星，共产党是好党，它能自身克服文革危机，从浩劫中走出来。其实反右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就是邓小平，他是中央反右小组的组长，直接听从毛泽东的指挥。虽然经过三十多年切身体验后有所醒悟，但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心态又如何呢？

中共及其统治者正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先让你吃尽苦头，再给你吃点甜的，尝到了甜之后，就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把一切记忆都磨光，见到中共几滴鳄鱼的眼泪而感动不止。

从电视上从照片上我们看到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过的是小奴隶般的生活，家中除了锅碗瓢盆和一床破絮被子外，真是家徒四壁，他们连一本辞典都买不起。如果有人给他们一本辞典，一个书包，再问他们：“共产党好不好？”他们准会一致回答：“好！”再问他们：“社会主义好不好？”他们会异口同声说：“好！”于是一次廉价的馈赠，就能把许多人的心俘虏了。像这样的人别说要去反抗这个罪恶制度，即使当屠刀架在人们的脖子上时，当枪口瞄准他们的时候，还会高呼“毛主席万岁”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现大批饿死人事件，4000万农民都是在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下活活饿死的。却没有出现抢劫国家粮库以及与贪官污吏作生死搏斗的事件，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那种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揭竿而起的农民英雄以及他们的起义了。

中国人宁信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的谎言，也不相信小民的一万句中一句的真理；

中国人宁可对上面专制者百分之百的服从，也要对下面的小民千方百计横眉冷对；

中国人宁可对贪官污吏们尽囊掏出爱心，也要对下面小民锱铢必较式的斤斤计较。

中共政权能维持不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拥有一支庞大的特务队伍。毛泽东和中共的罪恶计划和指令，除了通过层层组织系统贯彻和布置外，落到最下面基层的，就是遍布在全国四面八方各个角落的特务了。如果说毛泽东是超级杀人魔王，但是他没有亲自杀过人，他是通过中共这部杀人机器和多如牛毛的打手和刽子手们来完成的。中共这部杀人机器的成员和特务，是一伙不讲人性和良心，只讲兽性和党性的衣冠禽兽。服从党的需要，听从党的安排，党要他们干啥他们就会干啥，甚至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党要他们去杀死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丈夫，他们就会立即执行毫不手软。所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恐怖组织，毛泽东是世界最大的恐怖头目，他所豢养的成员实际上就是恐怖分子。

全世界都认为本世纪的最大恐怖头目是本·拉登，其实本·拉登与毛泽东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本·拉登一生才干掉了数千个无辜者，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就能把几十万几百万无辜者置于死地。

中共特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维稳人员。这“维稳”二字不但是中共独创，而且它也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色之一。“维稳”说穿了就是搞特务活动，也就是对人民大众实行全面的监控，由于“特务”二字过于刺耳，为此赋予了一个动听的名词叫“维稳人员”。中共在创造党文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譬如把暴力统治称为“解放”，把杀人放火称为“革命造反”，把奴隶称为“人民”，把专制统治者称为“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把镇压机器称为“人民军队”“人民警察”，把杀人魔王称为“英明领袖”……后来更是发明了许多词汇，如失业叫“下岗”，把毕业即失业的学生称作“待业青年”，把吃苦受罪说成“下放锻炼”，把发配边疆称为“党的需要”……如今这“人民”二字已被滥用，崇毛派起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打的就是“人民公诉团”的旗号。所以有了一个“维稳”的好听名词，工作也就容易开展了。

中共特务有了“维稳”的好听名词后，就有了极大的迷惑性，似乎这支队伍是专门来维持稳定的，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一支最极不稳定的队伍，这支庞大的维稳队伍，专门从事着制造灾难破坏和使人痛苦的工作。他们专门从事着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活来死去”的工作，也就是继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遗志，从事着以斗人为乐的工作。当对象被折磨得痛苦至极时，正是他们最快乐最高兴的时刻。

这支队伍是在人群中潜伏着和活动着的隐蔽队伍，他们披着各种伪装，打着各种旗号，混杂在人群之中，他们也许就是你的上司或下级，也许是你的朋友、同志，甚至是夫妻、恋人。他们长期与你打交道，甚至就睡在你的身旁，在“危难之处”他们才“显身手”，才亮出底牌。原来打了一辈子交道，双方这种“和谐”关系，竟是监控与被监控的敌我关系啊！

因为有了这支维稳队伍，它让人防不胜防，对这种危险摸不着头脑，不知会在何时何地何处何种场合下发生，于是使人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就像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会落下来一样。当人人处于恐惧之中时，毛泽东和中共统治者就用这种威慑来统治全国人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茅于轼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由于这篇文章中把毛泽东的罪恶本质揭露了出来，于是引来了毛派人物的一片喊打声，要以人民的名义把这个老家伙告上法庭。那么这篇文章说了些什么呢？其实说句句是真话，比毛泽东的“句句是真理”超过了千万倍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茅文的其中一节写道：

毛泽东在对付异己分子时，所采取的就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而且自杀的时候还要喊‘毛主席万岁’，如果他胆敢有丝毫对毛泽东的不敬，他死后所有的亲属都会遭遇更悲惨的命运。”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对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处死，而同样叫他们经受极大的痛苦才杀掉，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无一不是在就义前叫他们受尽了罪才把他们杀掉。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份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通过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痛苦的极大化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给予人民的礼物。”

“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

毛泽东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但是毛泽东的一道命令一个指示，却能让千千万万的人头落地，让千千万万的人过着地狱般奴隶生活。所以称他为杀人魔王，并不是他杀过人，而是他指示着别人去杀人，而且是大规模地杀人。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代表宋彬彬，当问到她的姓名，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说了一句“要武嘛！”这个只有十多岁的女中学生第二天就改了名字叫宋要武，很快她变成了杀人凶手，从此北京变成了血腥的红八月，恐怖的红八月。当红卫兵与造反派掀起一场场武斗时，嗜斗嗜血成性的毛泽东不但不制止，反而称赞内战打得好。他说：“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这次却举办了一次寿宴。受邀请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这次寿宴上毛泽东站起来举杯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乾杯！”当全国发生抢枪事件，有50万枪支被抢走时，他还嫌抢得不够，还要成立工人武装，把枪支发到他们的手中，让各派之间进行互相打杀，从此武斗在全国风行。文革中约有2000万人被杀死，除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被杀外，还包括了红卫兵、造反派各派之间的武斗死亡人数。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制造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恐怖事件，是通过中共的杀人机器中的成员和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共特务来完成的。无论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最忠实执行毛泽东和当权者指示的就是中共特务，他们不但起着鹰犬和爪牙的作用，而且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毛泽东的所有罪恶活动，中共统治者所有倒行逆施举措，都与中共特务分不开的。

五十年代发生的4000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就是被当时遍布在全国各地乡村中的村官和民兵虐杀的，当农民全村全家都死绝时，只有这些村官和民兵们没有饿死，而且都吃得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像一头头剽悍的豺狼虎豹。而这些民兵就是拿枪的中共特务。

如今的中共特务虽然不拿枪，实际上他们还是像一头头疯狂吃人的野兽。这伙维稳野兽从来不去对付贪官污吏，相反还层层包庇，贪官们的所有龌龊和包二奶嫖娼行为，几乎都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完成的。中共贪官一个个地出逃到海外，也是在他们的默认下溜走的。今天中国贪腐盛行，都与这支部队有关，它为中共贪官服务。中国百姓所以告不倒贪官污吏，就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共特务马上把告发者锁定和监控起来。他们会日夜守候在你的住处和必经的路上，时时跟踪你，处处盯着你，随时随地的折腾你。中共特务不但是贪官污吏的打手、鹰犬和帮凶，而且是巩固专制独裁统治者保驾护航的左膀右臂。谁要是对中共统治者或是贪官说声不是，首先就要遭到他们豢养的特务报复和打击。

为了维护这个罪恶的政权不被人民大众推翻和打倒，为了这个中国特色的维稳，于是中共用高价豢养着这批人员，投入了大笔资金，2011年的维稳费用超过6000亿元，它不但大大超过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经费，而且还超过了国防费用。这说明了中共防民胜过国防。

从这笔庞大的开支费用中，我们就能推算出这支队伍的阵容有多大，用“多如牛毛”和“无所不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奥运会举办期间，仅北京一地就有8万多个秘密安全人员——特务！那身着警服的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还有那数不胜数超过百万计的志愿者，简直就是“漫山遍野”“人山人海”了。境外媒体称中国人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是中共的线民，外国人称中国是个“警察国家”，文革中盛行一句口号“六亿人民六亿兵”，这都说明中共特务统治的规模和强大。

有了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就能支撑起这个世界性恶魔组织，就能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各个角落，甚至能伸到每个家庭生活中，了解人们的方方面面和一举一动，进行全方位的监控统治。如今的中共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和文化思想上进行全面的垄断，而这支维稳队伍实际上是中共第五纵队——混在人群里的敌人。有了这样的队伍，中共怎样无法无天横行霸道，作恶多端丧心病狂，别人就对它奈何不得。有了这样的队伍，他们就可以颠倒黑白蛮不讲理，可以撒谎造假掩盖罪恶，这是其仍然屹立不倒的原因。

由于这支庞大的队伍不是去对付和监控贪官污吏的，他们集中精力对付的是被中共视为敌对力量的异己分子，而这些敌对力量既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他们只不过在政治见解上与思想上与中共的统一思想有异，仅仅如此，中共就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中共之所以“苛政猛于虎”，被世界各国斥之为极权流氓国家，就因为它干的太恶太绝的缘故。

从事特务是既单调又乏味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知识，只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和灵敏的耳朵，以及从娘胎里带出来本能，任何一个老头老太婆甚至一个大文盲都能胜任这项工作。所以这些特务有些其实是素质极低道德品质恶劣的兵痞和流氓所组成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这项无聊的工作，但一旦参与，他们发现这是高高在上能满足统治欲望和管理别人的工作，高高在上的虚荣心和自我良好的感觉让他们乐此不疲地积极地全心全力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

但是单调而乏味的工作，就无法像平常人一样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他们只不过是党的工具和螺丝钉而已。这些活生生的人又不甘心如此这般的生活，千方百计要表现自己和突显自己，讨得上级的一份残羹冷饭。在利与钱的诱惑下，就不断地挑起摩擦、矛盾和争斗，以折磨和折腾别人为乐，从不断的斗人中寻找乐趣。只有这样才表明他们没闲着，而是在不断地做工作。只有如此，这些不学无术，洒囊饭袋，腹中空空的特务，才能在领导人的眼中变成不可缺少的人物。于是他们专干偷鸡摸狗溜门撬锁的事，搞些破坏，制造些事端，搞些邪门歪道成了他们的行家里手。所以他们才是制造麻烦的人，是最不维稳最搞颠覆的人，不过他们颠覆的不是中共罪恶的统治，颠覆的是无辜的弱势群体。

中国人是个讲安分守己全家平平安安过日子的民族，而且最讲忍耐，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但是当被中共特务逼得走投无路引向绝路时，他们才会怒火中烧，把仇恨的烈火点燃。今天社会矛盾的加剧，实际上都是这些中共特务们挑起来的。

2011-6-28

 

 

 

 

 

 

 

 

 

 

 

 

 

 

 

中共特务的流氓本色

朱忠康

原题《中共特务是怎样制造灾难和痛苦的（之一）》

中共为了维持其罪恶的统治，耗费巨资打造和建立起了一个超级的特务队伍，这支拥有数千万人的队伍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从事制造灾难和让别人痛苦的。他们不但在毛泽东阶级斗争年代里大搞特搞，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班孝子贤孙们仍然在从事着种种罪恶活动，而且规模更大，行为更恐怖，手法更毒辣，几乎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疯狂的地步。那么中共特务是采用什么样的手法来达到其罪恶目的的呢？本文就是从我亲身经历来揭开这个长在中共身上毒瘤的内幕和真相。

在大陆中国，中共建立了两个政权，一个就是位于中南海的统治全国的北京政权，一个就是位于千里之外南方的傀儡小朝廷，这个小朝廷以我为目标作为实验对象，开展着杀一儆亿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共统治人的方法大部分是通过对我的实验之后推广全国的，为巩固中共的罪恶统治而服务的。于是南北呼应，相得益彰。

全国性的自行车偷窃事件，就是三十年前我到广东的第二天交警把我借来的自行车偷走开始，从此中国车辆盗窃案事件频频发生。到如今中国的警与匪已经难以区别，警与贪也紧密相连。

全国性有毒食物的发生，媒体称是奸商所为，其实都是中共特务干的。他们在出售给我的食物中下了毒，才形成了全国性食品中毒事件，个体户哪有这种胆子，哪有这种能量形成全国性下毒工作，只有杀人如麻的组织才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

改革开放后又掀起了一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1999年中共印制发行毛泽东头像百元新版人民币，这是我写了九评毛泽东文章的第一篇《中国皇帝的新衣》之后，中共特务把我的文章截走通过遥控，由北京造币厂设计打造的。他们把我对毛泽东的抨击变成对毛泽东的崇拜运动。

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文艺表演，其构思就是采用我设计的一系列图片变化而成的。那首“我和你”的主题曲就是从我的一套通俗歌曲中选中变成标题的。

中共对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镇压和对异议分子的迫害，都是因为对我实施“以气为纲”的阶级斗争有关。邓小平为了在文革后继续开展这项运动，特地从外单位调来一个叫“杨气善”的人充当本单位监委书记，这个监委书记从来不去监督自己党内成员的贪腐行为，却是专门对我这个党外改正右派进行欺侮和打压，“气善”成为中共欺压善良弱势群体的标志符号，与中共暴政密不可分。杨气善是在邓小平开展阶级斗争运动之时调来的，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邓小平出动军队用枪炮和坦克镇压学生，就是大规模“气善”行动之一。

因此这个傀儡小朝廷的所在地，也变成了中共特务基地和大本营。围绕在我周围的百分之百基本上都是中共特务，甚至位于我对门的那只狗，经过中共专门训练之后都变成了狗特务。

这些特务可以任意对我进行侮辱、刁难、破坏和打压，连快要垂死得风一吹就倒的朽木老头，也会在我的面前精神十足耀武扬威，变成了凶相毕露活像日本细菌战战犯松井石根模样。

这伙特务对我的所有一切都进行了全面控制，从我日常起居吃喝拉撒睡直到家中的一切物品和电器设备，甚至到了我的拉屎放屁也在控制之列，除了控制还要进行种种破坏活动。

下面这件制造灾难和痛苦的事就是最近发生的，说的是中共特务如何做手脚，把我从超市购得的能帮助消化起到排便通便作用的牛奶，变成了不但不起消化作用，相反起到阻断消化停滞排便作用，使肚子鼓了起来，形成大腹便便步履艰难的大肚汉。那么牛奶又怎么变成有害于身体的毒奶的呢？就与中共特务的流氓行径有关，本文揭露的就是中共特务如何丑恶和卑鄙，甚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为了说明此问题，就得从中共特务如何监控我上厕所时的情形说起。

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是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枪炮镇压学生运动的1989年“六四”前后调来的，至今已有22年了。这个特务调来之后担任了教务科副科长，于是只有五个人的教务科里三个人是科长，一个是科员，一个是专门接听电话的文盲老太太（因为这位老太太是监委书记夫人，所以特别安排在最悠闲的岗位上）。这五个人中大部分是安插进来的中共特务，专门来对我进行大围剿的。

住在六楼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原先有妻有子女，十多年前妻子与他离了婚，子女也成了家，如今他与我一样，是个退了休的光棍汉。这样这套房子就从一个家庭式变成了一个特务窝点，他们轮流值班，昼夜不停。除了监控外，就是对我进行天天斗的迫害和骚扰工作，不断地在我的头顶上敲击地板和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撞门声。他们甚至对我上茅房撒尿大便也特别感兴趣，于是中共特务得了一种怪癖症——嗜臭怪癖。每当我上茅房时，中共特务就会闻臭紧盯而来。特别是在深更半夜，特务还会守在厕所里蹲着。当我在梦中被膀胱里的尿蹩醒时，起身上茅房，一看表已经两点，也就是第二天的清晨了，此时天上漆黑一片，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都沉睡在梦中。正当我解手撒尿之际，我头顶上方就传来了特务忙碌的声音，哗哗的水声像尿盆子倒扣在我头顶上一样，我有一种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的感觉，这是中共侮辱人的拿手好戏，而中共特务能轮流守在茅房，也是一种真功夫！

西方社会有一种说法叫做“性骚扰”，这些特务都是大老爷们男人，男人对男人的骚扰是不是也叫“性骚扰”我不知道，也许叫“同性恋骚扰”吧！但是也不对啊！我们双方，一方是监控者，另一方是被监控者，这种关系是一种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与“性”并不沾边！

位于四楼住的就是电大中共监委书记杨气善一家，这样五楼的我就被他们夹中间，日日夜夜地遭到受气式的迫害和打击。杨气善一家搬走之后，搬来了一家非电大的人员，属于不明身份人物，由于他们不属于本系统，住的又在我的下面，所以对我影响不大。不过那山动地摇的猛烈而又恐怖的撞门声，却经常令我为之一颤。特别是那两个小女孩，从五六岁时来到这里，当时经常听到孩子每天哇哇哭的声音，几年过去，都背着书包上学了，她俩也学会了这一套，用猛烈的撞门声来吓唬人，我知道中共特务又后继有人了。

位于我楼上的特务则大不同了，他们居高临下，就像骑在我的脖子上一样作威作福，就像在我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会落下来。这个特务窝点，在我入住前已经安装上了全套的监控设备，所以在对我控制方面具有相当优势，连我上厕所都成为他们日常监控的手段。

而这套房子里的厕所又是特别的狭小，设计这套房子的建筑设计师不但属于笨蛋型的，就连电大审查图纸的党委书记、校长还有总务科科长们也是属于愚蠢型的。由于中共特别看中愚蠢而头脑简单的人，所以这位总务科副科长很快入了党，成了伟光正党员。他们为这狭小的厕所做足文章，也不得不让我为厕所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仔细地描述一番。

在这套80平米三房一厅的住房里，厕所面积只有20平方厘米，只占住房面积的40分之一，而阳台面积却大得惊人，而且前后有两个阳台，造成空置浪费。在房屋的建筑平米图上这个位置标的是“浴厕”，也就是说这个厕所同时兼做浴室来使用的。天哪！只有一个茅坑的面积，连转个身都困难重重，而这个建筑工程师竟把它设计成浴室。让他家里三岁孩子到这个厕所兼浴室中洗个澡冲个凉试试看……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房子的厕所门正对着正门的出入口处，如果有亲戚朋友来串门，推开房门正见到主人在厕所提着裤子，这该是何等的尴尬；如果主人忘了闩门，一个陌生人突然推门进来，而主人正在光着屁股洗澡，这算是在耍流氓还是算有伤风化。

从风水学上讲也是犯忌的，财神爷不但不会光顾，财源不会滚滚而来，而且还会破了财，人的命运也是处于倒霉之中。

就在我住的这一边楼道里，共六层门对门地住着12户人家，其中却有两户死过人，死者患的都是癌症，一个是女教师，一个是总务科电工。他们生前都是非常健康的中年人，处于事业上飞黄腾达时期，结果却在这里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电工之死是不是一种报应就不得而知，这是天老爷的事情，但是从我搬入这套房子那天起，我家里的所有电器设备都遭到了破坏，估计都是他在背地里干的。我虽然心里明白，因为没有证据是不能发作的，所以我们双方见面时，也都满脸堆笑，而在内心深处双方都各有打算，一个想着如何消灭我，而我想着如何防止被他消灭。二十六年前当我刚调到电大时，这个电工家里遭到别人的洗劫，被人偷去了不少值钱物品，银行存折总算经过挂失没有损失。通过这次被偷，我才知道这位电工已经是个万元户了，那时的万元户就像现在的亿万富翁一样，那是相当相当的富有了。当时我就纳了闷，电大是个清水衙门，一个小小的电工竟成了万元户，令我羡慕不止。这个曾令我羡慕不止的电工每个月到各家各户来抄电表，但是有一年很长时间未见到他来过，抄电表的换了一个人。我觉得奇怪，这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怎么会不见了呢？我也不好意思打听别人的隐私，所以也没问别人。有一天碰到他的夫人，一问才知这位事业上蒸蒸日上的中年汉子早已呜呼哀哉了，得的是癌症。我大吃一惊，好端端的人竟这样不见了，为此我还特地掉下了几滴“鳄鱼”的眼泪。

如今剩下我这个老不死的右派，他们千方百计想置我于死地，而我却顽强地活着。虽然勉强地活着，但是已经被中共特务监控得像个囚犯模样——一个行尸走肉的活死人，而住房也变成了家庭监狱。所以这栋楼房从风水学上看就是不吉利，不但死过两个人，而我这个活着的人日子也不好过，每天过的是担惊受怕日子，被中共特务日夜不停的折磨。

当然号称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从来不相信这一点，称这是封建迷信。所以共产党人都不怕报应，更不会想到死后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全不在乎。因此他们杀人如麻，经常干着伤天害理之事，干过之后从不忏悔，更不用说自我批评一下自己。外国的总统总理还为前任领导人的罪恶行为向当事人下跪，中国的毛泽东害死这么多中国人，中国的领导继任者有人下过跪吗？向受害的当事人道过歉吗？不但不认错，还要为杀人魔王歌颂一番，掀起一场场的唱红歌，读毛选，树毛像的运动。这个口口声声不迷信的组织和成员，却把他们的党魁封为神封为伟人，加以顶礼膜拜。可见中共又是何等的迷信和神化。

且不说这个厕所设计的位置犯了风水之忌，但是把臭大粪对着大门总是不好的。可见，这个设计师不但是个笨蛋，而且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家伙，在设计这栋楼房时，他就想着要让住在这里的人都倒大运吃苦头！如今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搬走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他们是不是因为害怕报应而夹着尾巴逃跑了？也许中共特务为了把这栋楼建成一栋制造恐怖音响的行刑室有关。所以当这些人搬走后，中共特务的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从此拉开了序幕，再也没有停止过。

在这连转身都困难的狭小厕所里，位于头顶上方还悬挂着一台大箱子，里面是架抽风机。据说房子建成后，这些蠢虫们才发现厕所的粪便能从下水道排出，而厕所的臭味却不能排出去，因为它建在房子的内部，没有通风口。为此不得不想出了一个蠢办法来对付，给每家每户厕所都装上一台排风扇，但它只起到把臭味散开而不能排出去的作用。

二十多年前当我搬入这套房子住的时候，在搬入的前一天，这台排风扇是能旋转的，但是当我搬进入住那一天起，这台排风扇已经被中共特务破坏了，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厨房里的排风扇。这样二十多年时间我从未用过排风扇。如今这台箱子一样的排风扇就像置在我脑袋上方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断地在威胁着我。中共特务在这个箱子里是不是装有针孔摄像头和窃听器，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每天对我进行着闻臭监视，我却是感觉到的。

可见中共特务已经训练到了臭都必闻的地步，其死心塌地为中共效劳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

如果中共特务要举办训练班，我是教官的话，就会在全体学员面前对这些特务表扬一番：“同学们：今天你们的实战学习很不理想，有的人跟踪目标竟把目标跟丢了。有的人对我们的工作很不重视，认为我们的工作太单调太枯燥太乏味，受不了。同学们，你们应该向这些特工学习，他们跟踪目标，守在一个狭小的茅房里一蹲就是十多个小时。那可是厕所啊！是臭不可闻的茅房啊，但是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大闻特闻这种臭味，其中一个已经闻了二十二年之久，变成了超级闻臭专家。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我党尽忠尽责的精神，是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党的精神。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我们特地为坚持二十二年监控的特工打造了一个既好听又迷惑人的名字，把他取名为邱献民。现在想想应该取个更恰当的名字才行，应该取个邱献党。不过已经取了，也就这样吧，反正名字就像个符号和标志，“献民”二字本来就是糊弄老百姓用的，糊弄了二十多年，继续糊弄吧！”

不管是“献民”还是“献党”，自从这个特务调到我身边，就像魔影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我的命运一直处于倒运之中。买了韶关第一个股票“活力股票”，没活过一天就胎死腹中，再未上过市；买了一年到期的债券，很快不付本金了；买了房子办了所有手续，五年之后又要第二次缴款，说是二次房改……就这样中共强盗式变相掠夺还美其名曰是“献民”“献党”。

中共特务和媒体还经常含沙射影把我当作“臭名昭著”人物宣传，动员了所有的人不能与我接近和接触，把我的文章当作臭不可闻的毒素，要其他人不读不看，以免中毒。其实恰恰就是他们，连我的臭粪便都要当作香饽饽来闻香。

最近中共特务们再一次发挥了闻臭专家的功能，事情是这样的：六月初的一天，我在一家永安南城超市买了一盒蒙牛牌牛奶乳，它的全称是“消健‘黄金益生元’发酵乳”，一盒共8杯，每杯才100克，几口就能喝光。别看这一小杯，消健功能还特别的灵，盒上印着生产日期：2011年5月28日。上面还印着说明：每天早晚各饮一杯，能达到消化肠胃的作用。

被中共特务做过手脚的牛奶外包装 两次购买时的生产日期

于是我买了一盒，试饮之后效果不错，每天一早当我上厕所时，积存在肠胃中的粪便就畅通无阻一排到底，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杯装牛奶 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立刻就闻臭而来，经过分析，是我喝了一种能排便功能的奶起了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灾难和痛苦，当然不能让我轻轻松松过日子，所以这伙特务马上开始行动起来。首先要弄清楚我喝的是什么牌子的饮料，这很方便，通过超市购物单据一查就知，而且也不用查，售货员已经把我买货单输入到了特务中枢系统之中。还可以通过我扔在门外的垃圾袋，找到我喝过的空杯子，从清洁工手里找到线索。也能从针孔摄像头中窥见到奶汁的牌子。这样制造灾难和痛苦的第一步计划算是达到了，就要开始下毒做手脚了。

他们对我几十年的控制，把我生活和行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当我把八杯乳汁喝完后，他们知道我下次必定还会去购买这种具有排便功能饮料的，于是一场陷阱也就设置好了。二十多天之后，即6月20日，当我再到这个超市去购买这些奶汁喝了之后，它不但不起消化排便作用，相反却起到了阻塞肠道积留食物的作用。我想健美瘦身，结果却变成大腹便便行动不便的大肚汉了。这盒奶汁包装盒上印的生产日期是2011-6-13日，距离上次购买奶汁的生产日期2011-5-28只有两个星期，中共特务做手脚的行动之快也是相当惊人的。

他们为何行动这么快呢，原来生产这种饮料的地

点是清远市，该市曾是韶关辖区，交通十分方便。根据中共特务的指令，清远的蒙牛公司很快就生产出阻碍通便功能的乳汁饮料来。如果中共特务指示要在饮料里添加致命的毒物，这些厂家也会立即照办的。

虽然这个厂要专为我一人生产这种逆反型的饮料，但是我的购买行为却是个不确定因素，什么时候去购买，到哪个超市去购买，连我自己都无法确定。而他们的生产是大批量式的成箱成箱地生产的，把货发到各个超市和所有的门店，这样不管我到何处去买，都能让我买到这种做过手脚的乳汁，当被我买到时算我倒霉。而别的居民瞎猫碰耗子也碰上了，那他们只好自认倒霉了。如果清远的蒙牛厂这一批次生产了一万盒逆反型的毒奶，而我只购买了其中的一盒，随机抽中率只有万分之一，那么这万分之9999盒都被其他人所购买了。有毒食物所以流毒全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喝过这种做过手脚奶汁之后，我到另一家超市——“大润发”超市去看了看，只看了价格，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家超市的价格竟比南城百货超市便宜了四分之一。南城价格是12.9一盒，而“大润发”才售9.9元，南城百货在价格上也把我坑苦了。

这些事过去我都经历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韶关到处都开着药房，而且每家规模都很大，在我住地附近只有几十米距离，药店就连开了五家，其中三家“爱心大药房”、“乡亲大药房”、“千金大药房”还连在一起，而千金大药房新开了两家，而且相距不远，还有一家是广安堂药店。药店虽多，却一度买不到能帮助消化的药物，为什么？中共特务作了统一布置，把这些商品从货架上收了起来，让我跑遍全市都买不到，即使买了来，吃了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中国有毒食品能够流毒全国，中共特务起到了相当大的超能作用。没有他们支使，人们不会胆大包天去下毒的，没有他们大范围的行动，哪会引起全国性中毒事件发生。如果要怪罪生产企业的话，那么指示下毒的中共特务就是罪魁祸首的“刽子手”！

为了让我喝上这杯“毒乳”，中共特务还配合着开展另一项的行动。他们要明确地告诉我，中共特务不但在制造灾难和痛苦，而且还在制造着死亡。

这是一次与我住房补交款有关从而发生与房地产中心打交道的过程。

 

 我喝的奶汁饮料是从“南城百货超市”购买的，这家超市的对面就是我三十年前所住的一栋贫民窟（见照片），这个贫民窟楼龄估计已达百年之久（我曾在《“让一部分人穷下去”的经历》一文中描写过）。当周围都盖起了高楼大厦时，只有这栋破旧的危楼还鹤立鸡群地矗在那里。去年当我从上海返回之后，这栋危楼的上面部分总算都拆掉了，但是楼旁还保留着一家门店，“毛线店”三个大字高高悬挂。这幢建筑物大概是为了纪念邓小平对我执行“让一部分人穷下去”政策的标志物而故意留着作纪念的吧。它的旁边是一条小巷，穿过小巷就来到了高达十六层的房产中心大楼。于是又引起了与房产中心打交道的故事。它是中共特务为毒奶事件特地打造的配套项目。

我购买毒奶怎么与房产部门打交道有关呢？此事还得从头说起。

二十年前广东省进行了房产改革，由公家分房变成了自己购房，我免费分到的这套电大宿舍楼房子要用钱购买后才能住了。经过一系列的优惠折算，我只化5700多元就拥有这套三房一厅80多平米的房子了。当时的手续一切办妥，房产证、买卖交易合同和缴款单据都已到手。但是五年之后，中共的这顶政策又变脸了，说再补交第二次款项之后才可拥有房产的所有权，不缴款就只有使用权。此时我已经被中共骗走了股票钱和债券钱，突然又要我补交第二次房款6896元，这不是中共强盗再一次的变相掠夺吗，他们把掠夺还还美其名曰叫第二次房改。所以我就不交此款，十几年过去之后，它就变成了我的心病。每次到上海，小辈们都催促我赶紧把它买下来，将来传给自己女儿也好呀！所以我产生了一种如果不缴纳这笔款，即使到了天国地狱也会遗憾的感觉。中共不怕我不缴，不缴就只有使用权而不能出售不能传给子女，他们是逼着我非掏这笔钱不可的！

今年4月的一天，退休了的张国贤校长来找我，说现在办理补交房款手续非常难办，因为房改办已经撤销，工作人员没了人影，再办理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个公安方面的朋友曾告诉他，通过公家校方出面去办，就会容易得多，很快就能办妥。几天后即4月6日张校长带着其他两位人员又一起来到我家，敦促我快跟学校校长说一说，通过学校来办理缴款手续。此时我女儿要在五一节假日前到韶关来，所以我想和女儿商量后再说。后来女儿来过韶关，我又去过深圳，从深圳返回来后一个星期，在5月9日我去学校找现任的校长，请他帮助办理房子的缴款手续。

这样我经过这些“托”的动员，终于来到学校二楼的校长室，这位现任的校长也姓张，他马上转到二楼的会客室热情地接待了我，知道了我的来意，立即拨通手机，叫楼下总务科的曾国尧上来一下。手机打了几次没打通，可能小曾正在与别人通话。其实只要站到门外，在走廊里朝下面一喊，对面的小曾就能听见。我想下楼去请他上来，被制止了。等了片刻功夫，总务科曾国尧先生终于上来了。经过张校长一说，小曾表示他的一个学生就在房产中心，有熟人就方便得多了，待他联系好后会打电话给我的。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手机号后，谢过校长和小曾就离开了二楼会客室，下楼出了校门。

就在我刚迈出校门时，在大门挂着校牌的地方突然撞见了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女学生，她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她就是“小马，是房管所的……”是啊，当我还住在校外一套公房时，这位小马不但是我的学生，而且还是我所住辖区里收房租的房管所职工，所以她不介绍我也认得她。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在校门口匆匆地分手了。

当我行走在路上时，一种不安的预感涌上心头，为什么这位二十多年不见的学生突然这么巧竟在校门口相遇，而且恰恰正当我要委托校方办理缴纳房款手续的时候她就出现了。想起刚才我在会客室里的情景，张校长打手机给曾国尧叫他上来，而曾正在忙着接听另一个电话，也许他就与我的这个二十多年不见的学生在取得联系吧！学校的领导为什么把她叫来？而她虽然属于房产系统，但是我办手续的地方是房产局（现在叫房产交易中心），与她工作的单位区房管所根本挨不到边。于是大大的问号在我脑海中产生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巧事都碰在一起了？

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来：那时我还在任教，当我在经济教研室里上班时，有两个财会班早已毕业的女生来找我，其中一位是房产局的。多年不见就与我这个当年的班主任聊了起来，房产局的学生聊起了电大一名叫吴炳坤的教师，在调到房产局担任局长秘书后的一段不太光彩的经历，说此人到各地开会都带着太太去，回来后把他太太的差旅费也都给报销了……

而这个吴炳坤教师是党委书记为了报复我特地从农校调到电大来的，本来是教书的，但是因为一口梅州话，学生们都听不懂，于是就改任为电大人秘科科长。就在这个岗位上，他为党委书记发动对我的大围剿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党委书记报了一箭之仇。

此人生了两个孩子，调到电大时就带着老婆与孩子一起入住了电大，在党委书记庇护下，这位超生干部不但能享受计划生育奖，而且还可以享受工会的困难补助。而工会主席就是由书记兼任的，只要姓吴的递上申请书，苏主席就立即批钱给他。但是这个经济困难户却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每次见到他时，喝酒喝得满脸通红，满嘴喷着酒气，醉酗酗的来上班。几个工会委员实在看不下去，提出了意见。当他在电大再难呆下去时，这位党委书记把他介绍到了油水十足的部门——房产局，而且还当上了局长秘书，收入也就成倍增加。

通过这个学生的谈话，知道此人在房产局活得不错，连太太都能享受旅费报销。聊过一阵之后，两位女生就到楼上的办公室去了，这一去从此再也未见到这两位学生踪影了。不但这两位女生不见了，我教过的千百个学生都了无踪影。于是我就有一种不安的预感，许多学生只要经过校领导的一接触和一番谈话之后，都悄然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这楼上有专门的一间刑讯室或是洗脑室，经过一番折腾教育，这些学生从此就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突然在校门口遇见了也是房管系统的学生“小马”，我不知道当她与现任的校领导谈了话之后，会不会也像千百个学生一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即使还能见到面，估计也是变成六亲不认的人了。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电大的领导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难道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干着罪恶的勾当？难道中共的罪恶也是传宗接代地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吗？

而这个新来的张校长，就是我看到的第三任校长，其实所谓的“新来”是指我退休后他才调来的，实际上他从空军调到电大担任校长之职已有十年之久了。这个校长是个崇毛派人物，每次见到他都能看见他的衣服上佩戴着一枚金灿灿的毛泽东像章，就像文革时期人人都挂着毛泽东像章一样。在他任职期间，位于校门口的值班室也布置得像毛泽东纪念室一样。真有点像中共小朝廷傀儡政权的样子。负责值班室的人姓邓，与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同一个姓。于是毛和邓就在这小小的值班室里不断地上演着“斗人玩”的勾当。

宿舍楼与校本部门对着门仅几步之隔，但是我退休后很少再去学校，每月到财务室去取工资条外，就是每周到值班室去取报纸。有一份是公家给每位离退休人员订的广东《老人报》，还有一份是自己订的《电视周报》，怪事就屡屡发生在我取报纸上了。每当我去取报时，就有一个曾担任人秘科科长的退休人员朱祥生坐在那里，这位与我同姓者，在大围剿运动中是朝我大吐唾沫最凶狠的家伙。那时我住在校外公房，当我骑车来到学校上班时，他就站在校门口专候着我的到来，然后就在我面前朝我猛啐起来。所以当我到值班室去取报时，每次见到他守候在那里，就有一种掉进黑格隆冬陷阱里的感觉。

而这位值班员邓大人又常常不在，所以一见到姓朱的家伙坐着，我就转过身来拔腿就走。既然邓大人不在取不到报纸，于是我到市场买菜时，顺便买来一份《电视周报》，等我返回学校再进值班室时，这位邓大人又端坐在值班室里了。这样我有了同一期的两份报纸，多了一份也是浪费，顺手就给了扫地的勤杂工。这种邓大人不在就取不到报纸的事，如果说一次、两次是偶然，三次、四次是偶然，但是到了每次都是如此时，这绝对就不是偶然，而是中共特务的必然行为了，他们是在执行着“以气为纲”的侮辱人的事。果然气得我从此不要这份公家为我订的《老人报》了，我把它送给了勤杂工。《电视周报》也不订了，虽然有线电视用户有优惠，只要缴纳象征性的几元钱，就能订到全年52元钱的报纸，省掉不小的开支。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受气，我都把它舍弃了。

这位“新来”校长虽然是个崇毛派，但是对我这个改正老右派却热情得很，每一次见面我们都满脸笑容拥抱着握手，比老朋友见面还热情。当然这些都是表象，背地里是不是在绊我的腿，那只有他领导下的所有成员们知道，但是我还是没有把他当作笑里藏刀的阴谋家看待。既然他对我热情，我也算是对得起他。十年前当他初来乍到任为电大校长时，我亲自去拜访这位新来的校长，我们无冤无仇，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后有什么事请这位领导多多关照，算是我主动的见了面打了招呼。后来校方组织一次离退休人员游览市区的活动，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韶关有什么可逛的呢？但是听说全体人员的午餐将在张校长夫人开设的“君悦酒家”就餐，我应该给点面子吧，于是我就参加了这次所谓的“旅游”。要知道在我退休之后，每年春节校方举办的聚餐和联欢活动，以及离退休人员外出旅游我都拒绝参加，他们都是对我进行大围剿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我无法与他们同桌而坐，碰杯说笑。所以我能参加张校长夫人主持的酒店聚餐，就是对他们的一次赏脸和面子。

在他电大十年的当政期间，他与武江区公安局人员和特工人员的关系如何，他们是怎样打交道的，还有位于我头顶上的特务从事着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行动是不是由他幕后指挥和支使的，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在这十年里，韶关市出现了一个大贪污犯公安局长叶树养，在这个贫困山区一下子贪污了几千万，我只知道位于我楼上房子已经变成了特务窝点，而且对我的迫害和打击越来越厉害了。当这位张校长对我乐呵呵地过分热情的时候，我还为他而担心，他会不会因为同情我这个改正老右派而受到党内批评。要知道共产党这个组织比黑帮组织还黑呀，它只讲党性和阶级性，而不讲人心和良心，当然更没有什么同情心、怜悯心之说。

这次我有求于他，他也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表示很快会为我办好手续的。

两个张校长，一个是退了休的张国贤校长，一个是在任的张吉初校长，一个要我找校领导求他们帮助去办理房子第二次缴费手续，一个是满脸笑容，一口答应。

我等呀等，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动静，我想何不自己亲自到房产中心去看一看，是不是像张国贤校长说的那样办手续困难重重。房产中心我相当熟悉，当我住在贫民窟时，几乎经常经过，当时叫房管局。1983年当我分到位于工业西路一套新公房时，就是从房管局领到公房钥匙的，从此我脱离了贫民窟生活。在这近三十年里，房产局变成了房产中心，普通楼房变成了拥有十六层的大厦，而我却从来没有进去过。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踱步来到房产中心，一进去只见大楼里的人员都在为交易和工作而忙碌着，根本没有什么房改办撤销的情景。到交易大厅一问，一位女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到几楼几号窗口办理的字样，写得非常清楚。可惜那天我没有带房产证，不然可能已经办好了。于是笼罩在我心上阴霾也就烟消云散，心里踏实了许多，我准备选个吉日去办理。

正当我自己要去办理时，电话来了，小曾说他的学生到外地旅游已经回来了，可以马上去办理了。这一天是6月14日，这样他带着我并且坐上了公家面包车来到了房产中心，见到了他的姓周学生。在小周的引导下，到各个部门去验了身份证，复印了房产证，再缴纳一笔120元的测量费后，第一步手续算是办好了。接着就是我等着他们对我的房子进行重新测量，据说过去测量是用皮尺量的不准确，现在用扫描仪测量十分精确，我很想看看这种现代化的扫描工具是如何测量的。

出了房产中心大楼，本来我想穿过对面的小巷到南城百货超市去购买奶汁的，顺便再买点菜。但是小曾说汽车正等着，一起返回去吧。他们把我拉到电大附近的另一个菜市场，说是这里的菜最便宜，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市场。

返回宿舍后开始等着房产中心测绘人员的到来。有一天打开手机一看，在“未接电话”中出现了一个号码，07518888148，前面四位数0751是韶关的区号，真正的电话号码就是8888148，如果把这号码的谐音翻译成普通语言，就变成了“爸爸爸爸你死吧”，或是“发发发发你发吧”。我以为哪个五毛党在诅咒我戏耍我，所以也就心不在焉没给回电。过了一天我在深圳的女儿打来了电话，我也没有接（我的手机经常放在床头，在厅中打电脑或看电视就听不到铃声），在“未接电话”中有她连续四次打来电话的记录，我都没有接听。三天之后8888148的电话再次出现，我又没有接听，当我发现时，立即根据这个号打了一个回电，才知这个号码竟是房产中心测绘部门的人员打来的，要我到他们那里去一次。

于是我独自一人立即赶往房产中心，这一天是6月20日。我先找到学生小周，由他带我到七楼的测绘部门，才知我的房子面积已经测算好了。我觉得奇怪，测绘人员没有来过我家，他们是根据什么测算的。原来他们是根据四楼的面积推算的，因为同一个楼里，只不过层面不同，而建筑结构和面积是相同的，四楼的面积过去存有档案，这样他们的面积就等于我的住房面积了。想不到这120元的测绘费，不用亲自测绘，一动笔就完成了。签字画押后算是完成了第一步手续，接着就是等待第二步手续——评估房价，我还得等。

从测绘部门取了两张新的建筑平面图后，出了大门，我就到南城百货超市，再度买了消健奶饮料，共买了两盒。买回来再饮用后，才知这次购买的是已经被中共特务做过手脚的饮料了，它不再起着消化肠胃的作用，相反能把肚子撑胀起来，变成大腹便便行动不便的大肚汉人物。既然碰上了算是我倒霉。

两天后即6月22日我终于在房产中心二楼的交易大厅里取到了一份评估书，新的测算面积是83.10平米，估价为108362元，评估费542元，至此房产中心的手续算是办妥了，下一步就得乖乖地去缴钱了。据说如果把房产过户给自己的女儿，还得来办手续，而且要和女儿一起亲自来办理。

可见如果在房产中心有了熟人的话，就方便得多了，他们会把这套房子评估时估得低些，让我少缴补款。如果我要出售时，他们把房价估得高点，让我卖个好价钱。而且也不用什么亲自测量一番，到时都办妥了一切。不过手续费是一分钱都不能少的，房产中心不用怎么操心和操劳，只要在电脑中操作一番，将近700元的手续费就进账到手了。

原来为了让我喝上一杯经他们做过手脚的毒奶，还让我接到一个有着谐音的“爸爸爸爸你死吧（8888148）”的电话号码，中共特务竟动员了这么多的部门和这么多的人，一环套一环，一环扣一环，步步为营，处处设阱，最后终于亮出了要置我于死地的答案。

当中共特务要置我于死地的同时，中央电视台三套文艺频道中，姚明的保护动物的公益广告正在大做特做：“如果你能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成的，鲨鱼的鱼鳍是怎样被割下的，以及每年有7000多万条鲨鱼最终因为鱼翅汤而送命，你还想购买它吗？”最后一句是“没有买卖就没有**”说得含糊不清，好像说“没有买卖就没有鲨鱼”，但是这是不通的语句，可能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其实姚明的说词，看似像对鲨鱼发出了善心，像是一次公益广告。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反过来的意思就大不相同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那么“有了买卖必有杀戮”。所以我每一次购物行动都会变成中共特务对我的一场场死亡的陷阱。但是我如果不去买卖，那不就是等死吗？

在茅于轼先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中就曾写过：“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人权，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可以随便打他，叫他喝痰盂里的脏水，打伤了不许医院给他治疗。最后让他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自杀算了。”“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

现在中共特务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正是茅文中揭发毛泽东制造灾难和痛苦的翻版。茅于轼先生把毛泽东和刽子手们的阴谋诡计，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写了出来，公示于世，于是惹恼了毛派的众流氓们群起而攻之，茅文揭在毛的身上，痛在刽子手的心上，他们如今就是这么干的，于是就发动了这场对茅于轼和辛子陵二人的口诛笔伐围剿运动。

而我所揭发的正是对他们二人文章的一种补充，用现实和事实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我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看：中共特务为了让我喝到一杯毒奶，还得让我亲自听到一个置我于死地的电话谐音，他们是如何做手脚的，以及他们从事罪恶的全部过程。当一个人与面对这强大组织力量进行较量与抗衡时，这个过程，也就是一种制造灾难和痛苦的过程。

201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