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泽东暗杀刘志丹

> 毛泽东暗杀刘志丹

> 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 1960年代康生迫害其警卫员，指控其警卫员是周恩来李克农派来的特务。
> 可见：警卫员监视、刺杀首长是中共的传统，刘志丹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
> 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在1935的7月间，就歼敌5000余人、缴枪3200余支，先后“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6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约20多个县域。当时的官方报纸说：“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己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多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当时陕北的民歌的唱法是：“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1935年9月12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9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25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1935年徐海东、程子华的红25军在陕南作战时，把杨虎城派去联络的张汉民团消灭了，团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声称自己认识刘志丹，也给杀了。徐海东说，白军认识红军里的人，那红军里那些人也一定是反革命，还带了一个活口，到陕北来指认。陕北党委命令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都抓了起来。逮捕令误送到刘志丹手里，他满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来，也可以调兵自卫；红25军人数3400，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反抗，主动投案。
>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镣，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这次肃反，杀了6、7百人，把知识分子几乎杀光了。
>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逃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只剩下近4000人，毛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28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 那时毛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好依靠苏联。对内宣传说：“实现（中共）中央扩军计划，即1936年8月前，至少还要扩充2.2万正规军和4千游击队”并“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唯一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根据地”。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
> 毛依然于1936年2月20日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刘志丹奉命率军东征。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蒋介石的宗派观念里即有嫡系与杂牌之分，毛泽东的头脑里也有中央红军与地方红军的派系观点。明显的是，在刘志丹渡黄河打阎锡山的同一年里(1936年)，毛泽东谎称打通国际路线，下令张国涛的西路军东渡黄河，借西北马家军之手，2万多人几乎全部被消灭于河西走廊。这个时机命令刘志丹部去打山西，可以说师出无名，如果是战略上扩大根据地至晋西北，为什么不动用贺龙、林彪的中央红军？为什么只派遣刘志丹孤军深入呢？当时对外宣传说，刘志丹开赴前线，原是为了借道山西到华北去打日本，不幸遭到阎锡山的阻击。“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将遣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竟……拦阻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宣传原是为了给中共涂上抗日先锋的色彩，同时也是给假手消灭陕北地方红军的一种掩饰。如真有抗日之意，为什么事先不跟阎锡山沟通，阎不至于拒绝吧！
> 1936年4月13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山西兴县的黄河渡口三交镇与阎锡山部队作战的，第2天，从后面飞来一个子弹把刘打死了，年仅32岁。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 事实是：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刘志丹在陕北的左右手也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3月，杨森死于5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3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
> 刘的追悼会上许多人失声痛哭，哭倒在地者无数。毛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党史上把他写成烈士、英雄，而且毛泽东将陕北的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刘志丹死于政治谋杀，只是谋杀的嫌犯竭力弄虚做假。不可思议的是，连将保安县改称志丹县，也属于掩饰其罪行的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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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文字狱——《刘志丹》案
> 1．《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该书由李建彤执笔，李建彤即刘志丹亲弟刘景范的妻子。
> 她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当时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高岗对于陕北土地革命，关系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1959年初，作者曾将《刘志丹》初稿校样请习仲勋审查，因习是陕北红军、党组织的元老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的老陕北干部仅他和高岗、贾拓夫3人）。习仲勋说：要写出陕甘宁边区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但后来批判说，你们是要表现陕北救了中央，野心勃勃。其实，那些话原是毛主席说的，习仲勋复述了一下，就成了反党纲领了！外界认为小说的写作是习仲勋、刘景范策划的，这不是事实。
>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1956年，李建彤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李建彤也给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一份送审稿。阎红彦可就火了！立刻给李建彤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李建彤也火了，稿子你不看，就不叫出版，岂有此理。李建彤以为这是她和阎红彦一对一的“二人转
> ”，没提防人家有通天的能力。
> 阎红彦当年在山西搞了一支游击队，在当地站不住脚。西渡黄河到陕北，还是站不住，又逃到陕甘（延安以北叫陕北，以西称陕甘）投奔刘志丹。刘志丹和晋西游击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等人将各自的队伍合而为一，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阎红彦的队伍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刘志丹的部队缴械了；还把刘志丹的人杀了几个，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刘景范也开除了；遣散了一批，就把刘志丹的队伍给瓦解了。阎红彦在1962年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其实阎红彦的队伍也抢东西，也搞女人。红军打土豪，还要洋钱（银元），现在叫“绑票”，把人抓起来，叫家中拿钱赎人，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不交钱就撕票。阎红彦把刘志丹搞垮了，在陕甘还是呆不住，又带着队伍跑回陕北，就这么乱窜。1933年，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高岗从西安来到陕甘，支持刘志丹，刘志丹的队伍又发展了起来，建立了红26军，打到陕北，陕北和陕甘连成一片，全红了。书里涉及到这些历史事件，是用化名来写的，没有提到阎红彦的名字。延安时期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确认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创造了陕北根据地；阎红彦们路线错了，挨了整。高岗出事了，阎红彦就诬蔑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 1962年7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而且将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刘志丹》。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办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 1962年9月8日，阎红彦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6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600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 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习仲勋早年就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14岁就参加革命，是惟一1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1949年成为第一任西安市长，也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刘景范则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早年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 毛日理万机，平时哪有工夫看小说，只是《刘志丹》这个书名以及康生所说的大毒草，激发他把此书看完。这部传记文学，把刘志丹与高岗建立陕北根据地的艰辛作了真实的描述，只因高岗已被党史划入敌人一类，乃用“罗炎”的假名替代高岗，也写了刘志丹壮烈的死。其中讲到最高领袖毛泽东，赞扬他到了保安，释放了被博古派遣的党中央特派员关在窑洞里的高、刘二人的功绩。毛泽东做贼心虚，李建彤笔下尽量不写毛，而他看到每个章节全是指向毛。如创建陕北根据地，只写了高、刘的功绩，这不是影射毛、朱摘别人现成的果子吗？毛泽东读罢此书，变得暴跳如雷，一定要运用权力施加报复。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对小说《刘志丹》展开了批判，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
> 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在会上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既然《刘志丹》被定为“反党纲领”，支持作者的习仲勋等就在劫难逃了。毛当场宣布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个人“罪恶实在太大了”，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国庆节不能上天安门。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
> 毛1947年离开陕北后，就再也没有到过陕西。陕西一些老干部议论说：毛暗杀过刘志丹，后来利用高岗反刘少奇，反对不成又打倒了高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发生一次“西安事变”。毛对陕西和西安有心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出《刘志丹》小说，毛才那样反感！
> 2．无限株连
> 康生立即销毁第一版的《刘志丹》。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是反党！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辩：我写的是历史，又不是写高饶联盟，怎么是翻案呢？一般读者也不会看出其中有高岗，能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
> 1950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一部书就可以了”。文革前夕，陕西省清查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因柯仲平曾为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提供过素材，受到清查。他未完成的长诗《刘志丹》，也被定为“毒草”。当年延安时期他的老战友，民众剧团的另一位领导者——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柯仲平含恨猝死。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曾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说的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不料却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自1962年到1966年，西北5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称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还抽调100名地委和县一级的陕西本省干部集中到北京受训挨斗，为期一至两个月。1963年从西北5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20多位省级干部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而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其中许多人与作者根本就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涉及到100
> 多个将军。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因看过《刘志丹》的清样稿，没有看出问题(其中有一处写到一位政治部主任，就是影射习仲勋)，即宣布将习仲勋撤职。可见康生和毛的愤怒已到了失去理性的地步。习仲勋被撤职后于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8年。习仲勋说：“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中国青年》1979年4月号）。1966年5月，康生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 文革期间，康生曾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陕北志丹县贴出了大字报，把刘志丹、刘景范诬为“叛徒”，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毁了，刘志丹的家人再次被赶到了农村。其中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特别令人不齿的是，连刘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击对象；刘夫人年轻守寡，守了26年，竟成了半个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陕北农村长期劳动去了。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
> 1966年陕西省委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囚禁，1967年5月7日被整死在郊外。“习、贾、刘”只剩下两人，成不了反党集团。1968年1月，刘景范、马文瑞(曾接受过李建彤的采访)和李建彤被抓起来后，再加上一“马”，又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
> 1968年5月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此人援救朱毛红军功勋卓著。当初刘志丹从国民党报上看到剿匪战报，得知朱毛红军已进入川东，正处在走头无路的境地，即派兄弟刘景范化装商人前往四川，引领中央红军开入陕北休养生息。如今却因为刘景范的夫人在一本书里说了真话，罗织成文字狱，连带朱毛的救命恩人也坐了10年黑牢。小说的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68年1月被关在一个地下室，1970年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刘志丹死后被毛形容为壮烈牺牲，而李建彤的《刘志丹》在写刘死于沙场一节，却并不壮烈，给读者一种故布疑阵、欲言又止的感受。还有一处感到奇怪的。按运动战、游击战的口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避实就虚，哪有军事指挥官冒死站到第一线的？由此又出现了一个漏洞，三交镇战斗虽则失败了，难道只牺牲掉一个刘志丹吗？是什么人打黑枪把刘将军打死？由于实现这一阴谋的是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得到保护并且还有奖赏，永远不会破案。不过既然是在战场上遭暗害，军中失去了自己的指挥官，必群情大哗，纸是包不住火的。有理由相信，在康生拘捕陕西省委的几名重要干部中，可能知道内中的隐情，特别是刘景范夫妇不能不知道。
> 刘志丹当年的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活活淹死。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在卫戍区被关押6年；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 出版《刘志丹》一书的工人出版社，从社长到责任编辑无一幸免。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康生再三点名批判。1962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调查小说《刘志丹》，高丽生站出来说话：“我认为是部好书，再过20年我还要出这部书！”为此，他被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文革中再揪回来斗争，惨遭到灭绝人性的毒打摧残，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总编辑吕宁在审讯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下落不明。编辑室主任杜映被康生点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惨；连她的丈夫，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军队某部政委也受到株连。1965年何家栋作为《刘志丹》责任编辑，其全家被赶到山东农村，文化大革命又被揪回北京批斗，母亲和两个儿子相继病饿而死。《刘志丹》另一位责任编辑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惨遭批斗。李建彤在“实录”中感叹道：“想不到我的一本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
>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进去，打了几百干部。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李建彤披露：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最荒唐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8次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多家饭店，逮捕了10多人，打死6人。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刘志丹》案牵连6万多人，许多人被折磨而死，残酷程度远超过了清代的文字狱。
> 3．冤案的平反与反思
> 1977年春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签发了一份新华社就《刘志丹》案上报的“情况反映”，标题就叫做《现代文字狱》。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
> 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 1979年7月14日， 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是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一报告。
> 1979年《刘志丹》稿子在原来的基础上略作修改，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上卷》。作者在“前言”中稍微吐露一些怨气。当年毛的批示“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原来是指不该把高岗写成正面人物。李解释道：一、“书中是以罗炎作替高岗，全书出现八处。”既然有八次，就是有意为高饶事件翻案了。这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正是同一逻辑；二、把陕甘宁边区农民起义写成高岗、刘志丹开创的，小说只是写了人民热爱高、刘，而没提到热爱毛泽东，这是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三、发动农民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毛的战略思想，书中没提到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节节胜利，便是目无中央，蔑视伟大领袖。
> 后来，李建彤听一些老干部的建议，又重新写了一遍，写成三卷。三卷本小说《刘志丹》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阎红彦那一派又告了一状，中央成立了调查组，重新调查。毛的接班人邓小平下令全部回收这部遍体鳞伤的《刘志丹》。1986年1月12日胡耀邦决定停止发行。原来，当初邓参与斗倒斗臭高饶联盟获得毛的宠爱，他必须保住毛生前伪造的谎言和那句著名的批示，不仅高岗一案不得平反，《刘志丹》的文字狱也不能翻身。这时，正是清算十年浩劫，开始揭露高层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迫害致死者数以千计，著名的有刘少奇、彭德怀、潘汉年、贺龙等，毛泽东的阴狠凶残逐渐暴露，令人咋舌，诋毁毛泽东的思潮正在兴起。刁诡的邓为了扶住毛泽东思想不倒，一方面把人民的愤怒转移到四人帮身上，一方面则发明出“四项原则”肯定毛的绝对正确。正是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允许在出版物中揭穿毛在建立根据地时期，早就玩弄阴谋、设计陷害刘志丹的可疑行迹？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自古昏奸乱天下，岂有文章倾社稷？”《刘志丹》小说一案已过去很久，但未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身为几百万军队的统帅，居然被一首诗，一篇杂文，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搅得寝食不安，担心人家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果真如此，李白、杜甫早就该做唐朝皇帝了。蒋介石也不是读了毛的《沁园春》就让位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人民有权更换自己不满意的政府，权力的转移都通过合法的程序，即使《刘志丹》小说中公开提出来：“请毛主席让贤，叫习仲勋当总统。”也说不上是篡党篡国的纲领啊。这种言论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把党和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而这种权力的占有又不具有合法性，才会做“有权就有一切，失权就失去一切”那样的恶梦。
> 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只有明火执杖的武装叛乱，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以和平方式发表政见，都应得到鼓励。平民百姓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如果不是从事法律所限制的阴谋活动，是不应追究的。因为这都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不能视为大逆不道。
> 毛泽东在谈到上井冈山打游击的原因时说过，那是由于没有合法斗争的可能。禁绝合法斗争，就是制造非法斗争；抵御和平演变，就是鼓励铤而走险。合法斗争手段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这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社会机制，是一种防止革命、自我保全的手段。如果政治权力不是由少数人垄断，就不会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也不会老揪走资派、抓反党集团、批自由化。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根据自由、民主、人权的原则形成一种机制，使各种人物公开亮相，使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公开表达的机会，由人民来鉴别，由人民来选择。一个国家里没有挑战者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