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关社会经济哲学和科学的事理分析文章
6、 翻云覆雨毛泽东===6、7、8.
错误批判马寅初
19 5 3年人口普查以后，马寅初曾三次去浙江视察。他经过三年的实际调查和详细统计，以他经济学家的敏锐目光发现，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了，每年要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达到千分之三十， 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三百万之多。于是，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并根据自己在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 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对此，毛泽东开始是赞成的，以后又反对了，不仅反对，还要对马寅初进行批判、撤职。
一、赞赏马寅初的的人口主张
1957年3月2日，在毛泽东亲自到会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1
在他发言以后，毛泽东当天就表示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2
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马寅初的信心更足了。19 5 7年4月2 7日他向北大全校师生作了一个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他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也比过去加快了。近几年人口的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有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就非控制人口不可。”毛泽东听到此话后，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讲这句话了。”马寅初意识到些话确有不当之处，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公开作了自我批评。6月，他在第一届第四次人大会议上，提出《 新人口论》的提案，随后又整理成文，以“新人口论”为题全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当时，这是一篇对新中国人口问题论述较全面、较深刻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以积累和消费的矛盾为中心，论述了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在文章中他首先指出，新中国人口在以20‰的速度增长，并且分析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接着他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人口过快增长会导致住房紧张，使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人数增加；女工生育多影响了身体健康，造成缺勤，无法学习文化并降低了政治上的进取心。他说：“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说，“每年还要增殖出来一千三百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一百万人外，要把其余一千二百万人口安置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他提出警告说，对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一方面要积累资金，一方面要控制人口。他大声疾呼，“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3
在全文最后，马寅初提出了三点建议：1，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以此为基础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2，国家在养育后代上的花费大于家庭的花费，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且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国家应大力宣传晚婚和节育。教育人民使之改变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提高法定结婚年龄。3，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门好好地考虑”。1
5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重读马寅初以及其他学者关于新中国人口问题的论述，不能不为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感慨。但马寅初等专家们处心积虑为共和国前途着想的一片苦心和严肃的论证，却成为日后受批判的原因。就在马寅初大声疾呼控制人口的时候，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许多主张控制人口的专家被打成右派。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人多次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但在1957年10月以前对他们的批判尚未触及这些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人民日报》在那一段仍然不断刊登有关计划生育，宣传控制人口的文章。就在1957年10月 9日毛泽东还说：“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四年普及推广，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八 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争论一下，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2
二、不到半年就变了调，主张人多一些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7 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但同时他又表示：“我是赞成节育的。”3
1 95 8午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要破除这种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了七亿五千万到八亿时，再控制不迟。现在还是人口少，少数民族和人少地区不节育，其他地方可逐步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山西人口可以达到30 0 0万。”4
19 5 8年4月1 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杜》一文中，讲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时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
同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6这是不点名地批评马寅初，而且把马寅初转置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同当年扣在右派头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属同一个档次。同时，继续发表他那主张“人多是好事”的高论：“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 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是六亿人口，再过十几年是八亿人口，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科学技术这一套，在这些方面赶上一切国家。”“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就会节育了。”1
在这个调子的指挥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的大会上讲话，说，“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对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市侩式的观点和思想，进行坚决的、切底的批判，要批判实用主义、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作检查。”2在北大党委策划下，校园内贴出九千多张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说他“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他说：那种认为人多会妨碍积累并据此对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做出悲观结论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大跃进的事实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的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民日报》1957年5月27日）刘少奇的报告公开发表的第四天（5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黑体字发消息：“毛泽东同志著文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太落后难于迅速前进的观点。”
接着，《人民日报》于6月6日发表的叔仲的文章《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中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说的话，与右派分子的话是一样的，是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是一种悲观主义。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
《人民日报》开了头，《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也紧跟其后，发起了对马寅初公开批判，发表的点名文章有 160余篇。3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等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伺机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 8亿时再讲人口过多。”4
这里，补充一段材料：邵力子、马寅初不断地提出计划生育，并向周总理多次真诚相告，希望党和国家为此尽快制定政策。周总理十分清楚二老的意见是正确的，为此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笑着对周总理说了两句话，算是答复：“恩来啊，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这事从此被否决。但周总理并没有放弃，还在支持二老的意见，一直到“文革”，他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周总理忧心忡忡，他专门向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及早实行邵力子、马寅初在50年代初就提出的“计划生育”。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在周总理的报告上批了“未必有此事”，这事就没有能够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70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长，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城市呆不下去了，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时，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20年后。5
1958年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报告，当着马寅初的面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的作者也姓马。这是那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1
8 月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中共党史资料》第47集第216页）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又说：“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2
北京大学党委根据毛泽东、康生对马寅初批判的调子，在对马寅初进行口诛笔伐后，准备要把马寅初打成右派。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样做不妥，马寅初国内外都有影响。遂找马寅初谈话，让他写检讨，以便过社会主义关。
马寅初拒绝检讨。他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交给《新建投》杂志（一九六0年第一期）发表，文中声明：“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制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3
毛泽东看了马的文章后，向秘书口授道：
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4
全国对马寅初的批判，迫使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很快又被罢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的职务。北大党委随之将他定成“内控右派”，同时，还被剥夺他发表文章的权利。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人土和海外亲友。从此，一个国内外有影响的一代学者便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三、真理终得申张
1 9 7 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田原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的编者按中说：“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沦》，是远见卓识的理论，是利国利民的理论，当时的对他的批判，是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践踏。19 5 8年4月19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和来信，就是为了清除这种影响 ，给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彻底平反。”
l 9 7 9年9月11日，马寅初九十高龄的时候，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所作的《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和《关于马寅初先生的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 许多主张是可行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是正确的。强加于马寅初先生的‘藉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予以推倒。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这一冤案拖了20年，终于平反。还真理于天下，还马寅初以清白。
从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1979年为他平反的20多年间，我国人口从6亿多增加到9亿多，净增人口 3亿多，几乎相当于俄罗斯人口的两倍。到20世纪末，我国人口多达13亿。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就业压力太大；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大量用于众多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积累很少；教育负担也重，全民族素质难以提高；社会治安任务很重等等，这都可归之于毛泽东对马寅初批判的“功劳”。
现在，中国的很多困难和乱子的根源，都与人口过多有关，而应对此事负责的，首先就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信守前言，不是那么言而无信，翻云覆雨，仍然说“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何至于有今天人口太多、各方面都紧张的沉重负担？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呢？
从上述可知，对于马寅初的“人口论，毛泽东曾经是赞同的。后来，一翻脸，不仅不赞同，还要对马寅初进行批判、撤职，撵下台，把马寅初当成右派――也就是当成反革命派来打击。现在根据他的言论，对这个问题来作一些分析。
第一， 人多，劳动力多，便于生产。
毛泽东曾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
在毛泽东发动的合作化运动中，他说：“合作化以后，对于很多地方来说，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 力就会感到不足……”毛泽东还认为，就是“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既然总是劳动力不足，那就只有增加人口来补足。2
1957年，在他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说：“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推出门外了事。”3
看来，对于人口和生产的关系，毛泽东还停留在过去农业科技很落后的农业社会时的观点。要增加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今天一个农民的常识也知道，要增加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再说，单有人多就能增加生产吗？要生产，得有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如果缺少这生产的基本条件，仅有人，仅有劳动力，那是不可能有什么生产的，反而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我国今天城乡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很大，很难消解。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在今天才显得特别突出，就是在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及其引起的严重后果，马寅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毛泽东听不进去，奈何！
9年批驳艾奇逊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观点：“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从多就可能生产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这是不指名地批判马寅初所持的观点，跟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样的。
毛泽东批判马寅初，周恩来婉言相劝，要马寅初检讨。马寅初断然拒绝，并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交给《新建投》杂志发表，文中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占，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2
毛泽东看了马的文章后，向秘书口授道：
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3
这里毛泽东重提马尔萨斯，把马寅初和马尔萨斯相提并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4
康生了解到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也是鹦鹉学舌，在北京大学“批马”座谈会上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马尔萨斯的马家。”他一面指挥北大围攻马寅初，一面给理论界和有关刊物负责人写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5
其实，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完全不同的，马寅初在他写的《新人口论》中，专门写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和“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两节，他写道：“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出。”并用了大量篇幅“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6
马寅初是说，我国的人口生育要有计划，要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致起来。与马尔萨斯所说的单纯的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问题，有着原则区别。但毛泽东、康生、陈伯达之流，根本不听，硬是要牵强附会地把马寅初跟马尔萨斯扯在一起。既如此，那么，当马寅初起初提出这种主张时，你毛泽东不是还赞同过的吗？你不是说：“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吗？你在赞同的时候，怎么没有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扯到一起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在人口问题上，只有毛泽东是权威，容不得任何异议和挑战。一旦被毛泽东这样认为，那就必然被当成异端，加以扼杀。
第三，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多，是超过苏联、超过英国、美国的资本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非他莫属了。他不仅要想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还想当全世界的领袖。当时，中国与苏联比较，许多方面都落后，比不上苏联。但是，毛泽东认为，有一条比苏联要强，那就是中国人口比苏联多。也是凭这一条中国的人口比英国、美国人口都要多，因此，就能很快超过他们。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因为人最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嘛！因此说，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在座的有没有新华社的同志，可不要发稿，对外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美国让苏联赶，大家分工赶，不过我们也能赶上。”1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中国能赶上苏联、英国、美国的“优势”，就是“因为人最多嘛！”“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八亿。”中国人口多，人多力量大，从多势众嘛！马寅初的人口主张会影响他的霸主梦，他岂能容忍！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有这样一段说法：
“毛泽东曾经有过超越苏联，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雄心，这也是促使毛泽东決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顾一切的蛮干一场，不惜一切代价的把中国推入他抢先跃进、进入共产主义的疯狂试验！他不满足于只当中國“四个伟大”的最高领袖，还要实现他成為国际共产主义霸王的迷梦，滿足他极端狂傲的领袖欲，他的个人野心发展到了极点。这不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一霸功溃亿骨枯”，弄得整个社会陷入民穷財尽、整個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恐怕这也是空前絕后的奇灾异祸吧！”2
第四、毛泽东认为，打起仗来，人多是优势。
且看赫鲁晓夫的一段回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 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3
由此看来，毛泽东准备用1000个师（1个师按1万人算就是1000万人）去当原子弹下的炮灰，那岂不是“再有十亿人也好办”了吗？他显然把中国人口多作为对抗他国的一种优势。既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对马寅初的的人口理论和关于控制人口的意见，还能当一回事吗？他不久前才讲的什么“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的话，不过全是假话而已。至于他说让世界人口死一半，或三分之一叫“资本主义全部消灭”，那就更是胡言乱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他也曾这么胡侃过一次。他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1
对于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张戎、乔·哈利戴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说：
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受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泽东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喜欢。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2
对此，“哥穆尔卡同志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诺沃提尼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3
由此还可以质疑：其一，全世界人口死一半或三分这一，能否“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如果资本主义消灭不了，帝国主义打不平，这么多的人口死亡，不是白白的死了吗？其二，即使能实现你那“全世界社会主义化”的妄想，付出那么多人口死亡的代价，值吗？何况，你说的那套社会主义，样板无非就是苏联、中国、古巴、朝鲜这些国家，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有什么好印象？有多少人能接受？其三，要让二十多亿人口死亡，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说了，他们的命不好，谁叫他们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呢？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按毛泽东的说法，应该是当家做主人了，那么他们都向你授权过，他们都愿意让你把他们当炮灰吗？对如此众多人生命的大事，毛泽东谈起来，没有任何一点悲惜之情，他是那么轻松自如，信口开河，这不是一个恶魔的形象吗？
固然，在正式发表的文件中和一些宣传文章中，都有说“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的字样。还经常讲，美国、英国等国家是战争疯子。例如，也是在莫斯科那次讲话中他就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4
这些话表明：帝国主义是战争疯子，首先挑起战争，“我们”进行反抗，是被迫的。
可是，从前面引用赫鲁晓夫的回忆可知，是毛泽东亲口对他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这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私下、毫无顾忌的情况下说的。可以判断，这更能够表达他的真实思想。他要唆使苏联“挑动美国人动武”，表明毛泽东主使，要挑动战争。这能说“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吗？能说是被迫进行反抗吗？以前我们的舆论总是说帝国主义疯子、战争贩子挑起战争，现在知道原来毛泽东也曾叫苏联“挑动美国人动武”，谁是疯子、战争贩子呢？
从历史上看，凡是主动挑起战争的一方，引起对方反击，然后嫁祸于人，都是说对方挑起战争。他们在这样干的时候，都要寻找“正义”的借口，把对方置于“不义”的地位。从没有一个会说是自己挑起战争的，总是说对方挑起战争，自己是被迫反击的。说“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是毛泽东的一惯伎俩。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可以说明。客观地说，国共双方都是要消灭对方的，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是无疑的。毛泽东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也是早就确立的既定方针。他当时讲：“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55真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多次讲：“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也在准备着。”就在毛泽东准备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前两天，他在给党内的通知中写道：“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个时期内应继续攻势，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分。”1
2这里面说的“攻势”能说是“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吗？
最典型的是朝鲜战争。斯大林唆使、毛泽东支持金日成，指挥二十多个师发动突然袭击，朝鲜军队打过国际规定的三八分界线，打得南朝鲜军队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一溃千里。中国的舆论怎么说的呢？说是李承晚的南朝鲜军队在分界线挑起战争，朝鲜人民军被迫奋起反击。试问：如果是李承晚的南朝鲜军队首先挑起的战争，能让金日成的北朝鲜军队那么容易地被打得狼狈逃窜吗？之后，以美国为首组织联合国军进行反攻。毛泽东怎么说呢？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还要企图侵略我们中国。然后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穿上志愿军衣服去“抗美援朝”。至于国内，凡是毛泽东要主动打击别人，也是这套路数。譬如，反右派。原本是毛泽东畜谋要收拾知识分子，耍“阳谋”，请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当大家提了一点意见后，毛泽东就扣上“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发出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2这事过了五十后，那些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们，其组织、计划、纲领、路线是什么？在哪里？谁都能从中看明白，毛泽东是怎样被“强迫”“反击”的呀！
关于毛不惜人命打仗的言论，从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还有两段，摘抄如下：
一是，1958年夏天，毛发动炮打金门引发台海危机后，10月14日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写信说：他十分乐意让中国独自承受美国的核打击：“为了最后的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
二是，“毛泽东1968年11月对澳大利亚的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特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毛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他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呢？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3
如此看来，美国、苏联都“怕自己的人口死掉”，表明他们多少还是顾惜本国人民的生命的。惟毛泽东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与美国、苏联拼比死人竞赛。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怎么能容忍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呢？
7、“阳谋”（上）
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他一再号召大家鸣放，鼓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识分子人士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批评党内一些对此思想不通的人。可是，不久就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那些提意见的人给予猛烈的反击，打成右派，予以专政。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呼上当，说这是搞的阴谋。毛泽东却十分得意地诡辩道：“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2原来事先就已经谋划好了，号召人们鸣放，只不过是“引蛇出洞”。那么，这场“阳谋”是怎么一回事呢？
设置陷井
1956年4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了吸取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他的有些讲话，思想很解放，也很实事求是。据当时听到的传达记录。有一些在反右派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仅摘抄几条：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对犯错误的人看他是否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要学斯大林，斯大林对犯错误的人不让改正，这是不好的。”
“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3
他还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向各方面专家二千多人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也是鼓励大家鸣放，但应者寥寥。因为前几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使知识分子已经不敢轻易讲话了，比较沉默。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说，“对民主党派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动员鸣放。他以极其开放、极其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学哥白尼、布鲁诺，做“志士仁人”。3月12日他又在邀请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讲到整风时他说：“先在党内整，党外自愿参加，批判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根子打死人的方法。”4此外，他还讲了一些更加开放的内容，提出“不要围剿王蒙”，“中央就没有官僚主义吗”？”鲁迅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现在不是放得过多，而是放得不够，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他还谈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这种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1三天以后，他又风尘尘仆仆一路南下。3月16日起程，3月17日在天津，3月18日在济南，3月19日在南京，3月20日在上海，4月份又到杭州，游说大家鸣放。
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这个文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思想的指导是毛泽东2月27日讲话和3月12日讲话，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围绕着这一主题，文件分别指出了领导干部、一般党员以及知识分子党员检查的内容和重点。
这个文件规定了这次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文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属于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在开展批评时，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文件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恳切地请他们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毛泽东肯定了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尤其是对高教部的批评意见。他说，多攻一下，切次要党内外一起“内外夹攻”，以使党的整风切实收到成效。
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他还说，这他还特别讲道：
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 ，却是不好，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有职有权。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2
5月4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写道：“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和间断。”“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你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还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他们批评他们自己。”“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法提出意见为妥。”3
经过动员以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开始整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有关的座谈会上发言，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和批评。在这些“畅所欲言”的发言中自然免不了有片面的、偏激的、错误的。
准备反击
如前所说，毛泽东在5月4日才起草了《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可是，这之后不几天，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说明，鸣放才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说话，他就决心“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此文作为内部文件下达，向党内表明，他已经准备反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说“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1毛泽东说“此文是五月中旬写的”，后来发表时才把“时间定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2可以认为，这篇准备反击的文章，写在五月十五日之前 。
这篇文章劈头就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向前进了一步。”文章大讲“物极必反”的道理，这就同两个多月前《讲话》所强调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总方针迥然不同了。接着毛泽东又分析了整风中的动向，他说：“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至少三个大变化：第一，两个多月前讲话的重点是批判来自“左”的方面的教条主义，《变化》一文的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来自右的方面的修正主义了。第二，以前的讲话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变化》一文从党外不参加整风，变为“要帮助党外人土整风”。这就预示着“风向”要转变了。为此，他还作了具体指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第三，以前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变化》一文的精神却反了过来，它是要激化矛盾，促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文章还说服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等。”“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
文章还说：“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民主党派 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
大约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时期内）在你们手里。”“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3
这种“引蛇出洞”的基调，在前一天即 5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就表明了：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紧接着，就布署“引蛇出洞”了。
5月16日毛泽东又发出《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一方面说：“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谊，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另一方面又说：“最近一些天以来 ，社会上的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往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1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写道：“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成熟，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2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6月8日毛泽东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令：对反击右派的方针、策略和办法作了具体部署。比如对当时在鸣放中一路领先的高等学校，他就特别关照：“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俾使“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这不正是“引蛇出洞”，准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进一步表露吗？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对为什么要组织反右斗争作了说明：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6月8目的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场。一场反击“右派”的大战大规模地打起来了。
6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 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鉴于这种情况，他认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 1至于反击的时间，可由各地视情况而定。
6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6月 19日，正当反右派运动趋向高潮时，毛泽东将作了多次重大修改的《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各报刊公开发表。文章的总题目和十二个小题目都没有变，但其主要精神已有深刻变化。首先就是重新突出了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话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7月1日毛泽东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社论直率地写道：“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 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这就把原来的内部文件精神公之于众，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大见成效，现在已按计划进入横扫一切魑魅魍魉与牛鬼蛇神的决战阶段。这篇社论除了将《文汇报》与章（伯钧）罗（隆基）网罗入罪，还对整个资产阶级右派作了定性判断。并提出：“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样一来，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转换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
社论还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换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 、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里面讲的“章罗同盟”，纯粹是毛泽东的杜撰。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之间，长期意见分歧，经常争吵。章伯钧在批判的压力下被迫承认有“思想上共鸣”也就是“思想上的联盟”。罗隆基对此坚决否认。他两次到到章伯钧家去质问章伯钧：“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章伯钧：“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罗隆基第二次到章伯钧家，对章伯钧怒气冲天地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2
反击右派在全国展开，一直搞到1958年。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陈铭枢、龙云、费孝通、钱伟长等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说他们是“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全国被打成右派的55万余人。比毛泽东起初估计的四千人多出一百倍以上。
右“派”们鸣放了些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看，右派们都鸣放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向共产党“进攻”的？兹摘其代表性的、也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右派的鸣放言论如下，让历史和后人评说。
1957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期间，委员们讨论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上关所讲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特别是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到：他主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3月18日，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章伯钧发言：他讲的的中心内容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他主要对民主党派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而对共产党则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例如，在谈到民主党派的肃反问题时，章伯钧说，肃反工作对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但一些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尚没有参加肃反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民主党派应当自己负责选择适当时间，选择适当方式，准备工作条件来把肃反工作做完做好。在谈到领导关系问题时，章伯钧说，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地位平等，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矛盾。在谈到互相监督问题时，章伯钧说，自从这个问题在去年提出以后， 共产党特别是各级统战部进行了自我检查和邀请各方人士进行批 评，他们的工作有了不少的改善；对于团结工作有所裨益。但我 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却未曾向共产党朋友要求给以批评，我们自己也好像没有进行自我检查。互相监督是一种人民内部日常 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方式。要做到双方互相信赖，做到有职有权，实行双方互相监督是必要的。因此我希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采取主动，要求共产党朋友，选择各种适当方式，进行批评，把过去的某些不恰当的工作方式改变一下。1从这里可以看出，章伯钧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倒是表露出拥护和赞扬之情。
1957年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章伯钧发言：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威信。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些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 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章伯钧讲的政治设计院，因此成为全国头号大右派，受到全国口诛笔伐，说它的目的是要使我国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一共产党的领导。
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解释说，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 ，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1意思是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并没有否定，更没有想取而代之。他只是认为，共产党是领导，不是政治设计院，不搞工程技术人员的事的。但在毛泽看来，共产党既是领导，又是政治设计院，也搞工程技术人员的事。因此，被看成是要和共产党“平权”，也就是分权与夺 权。那就自然遭到猛烈的反击。其实，这是在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前提下，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 的意见。
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罗隆基，在3 月18的发言主题是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他说：“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罗隆基还举了一些事例来说明党员方面的责任，如“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士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士机会少。”罗隆基认为，尽管这种反映是少数，但也值得领导干部主观努力，进行检查，看在行政工作中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罗隆基接着又谈到了共产党的“双百”方针，他说：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口号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党员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对这两个口号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呜”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急邪说，传道统。罗隆基说，“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最后，罗隆基还说，今天所进行的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观努力”了。2
罗隆基以知识分子代言人的身份发了上述一番议论，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56年1月，民盟中央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个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3月，全国政协设立临时性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小组，罗隆基为召集人之一。此后，他一直力争成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而取代原来限于研究社会知识分子失业问题的“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提出“知识分子的来信应一律交由委员会处理，而不能经过人民来信机构转请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罗隆基与党争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根据就来于此。
1957年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 罗隆基发言说：通过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他针对有人提出怕打击报复，要党提出保证的问题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 “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 派和各方面人土。他认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 ，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 ，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呜”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减少他们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的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认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这就是被批判为右派言论的“平反委员会”。其实，这个主张并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他是援引和发挥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的意见。毛泽东曾提出今年和明年对肃反问题来一个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罗隆基说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他在批判他的会上检讨说：他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就这样成了全国第二号大右派。
第三号“大右派”可能要算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曾于5月下旬起草了一封约稿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是使《光明日报》能够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我们诚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预出题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 写的问题。假如能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更好。”
当时的《光明日报》作为响应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鸣放”的一个园地，自然免不了发了一些批评问题比较尖锐的文章。但是可以看到，储安平到《光明 日报》社后，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鸣放的方计，把《光明日报》办成具有中国民主党派特点的报纸。5月7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曾说，个别同志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纸，那么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这可能是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其性质是有根本不同，他们是有在朝在野之分，他们的反对党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而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民主制度，我们的政党没有反对党，民主党派都是参加政权的，有事大家协商，所以，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纸，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他提出：《光明日报》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储安平的这一办报思想，与中共中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致的。
6月1日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1
这篇发言，总的意思是对“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有意见，把它概括为“党天下”并认为这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其实，毛泽东在半个月前即5月16日在其《中央关干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就说过：“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谊，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可是，储安平却被打成与章、罗 齐名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在劫难逃，在批斗中失踪。
还可以说一个“大右派”，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
章乃器解放前就一直从事民主运动。建国初期，章乃器曾多次论及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理论和政策，对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重要探索。这期间，他和毛泽东的交往，传为统一战线的佳话。
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论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1955年，章乃嚣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声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有一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章乃器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的存在？”章乃器悦，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
5 月31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改选工作座谈会上发言，讲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和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现在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 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我想，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
之后，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等。
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 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说这段话是有历史史背景的。他曾于1955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 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1957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取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是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1958年1 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后来又被撤销了政协委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1
严重后果
薄一波的回忆录写道：“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1
李维汉回亿：“1978年9月17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中，已改正的五十四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还在继续甄别。”2关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有学者研究认为，远不止官方说的五十五万人。除平反的这里说的五十五万人外，还有不予平反的学生右派、农村的小学教师、“内控右派”、“中右”、按右派处理的“言论分子”、“疑似右派”、“落后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达一百八十万。3这是有据可查的。至于不属任何“分子”的分子，那就无从统计了。
对右派的定性，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分化右派。”4据薄一波回忆：“反右派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这是新式肃反’。”5 一百余万右派，虽不叫反革命，但等于反革命，被当成反革命对待。他们分别受到撤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逮捕入狱，还有被处死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林昭就是被处死的一个）。所有右派都被整得在群众中名声很臭，痛苦不堪，许多人受不了折磨，愤而自杀，家破人亡。
整个1957年，毛泽东热衷于“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至于最初提出的全党整风，即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被他扔到一边去了，根本就没有整，整风变成反右派斗争，后来连提也不提了，完全转换了主题。
年初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不到半年他就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
此后，谁也不能说不同意见，谁说不同意见，就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这就必然出现“大跃进”，必然出现“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全民族的灾难就接连不断。正如被打成右派的当年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所说：“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敬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6
原《光明日报》社长杜导正对“右派”有一段论述：
被打成右派的这55万人，其中的绝对多数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及干部阶层的精英：一部分是在解放前从各大中城市投奔根据地、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志士；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西方回来忠心报国的科学家、学者；一部分是长期与共产党相依为命的民主党派铮铮盟友；还有很大部分是共产党自己一手培养的干部、大学生……
“一夜之间，他们从美好的人间，跌进了深不可测的地狱。炼狱之长，延续了20多年。法国有个大文豪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法国失去了500个达官贵人、政府政要，对法国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了500个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会倒退半个世纪。这用到中国不一定妥帖，但不幸的是，这句话在中国的20世纪的几十年间几乎成为现实。
“这55万“右派分子”，不是被种种外部的敌人，而是被他们信赖的党组织“引蛇出洞”之后“揪”出来，打翻在地的。在他们的脸上和心上，均被烙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火印”。许云峰和江竹筠之所以在国民党设置的监狱里、在刽子手的毒刑下能坚贞不屈，是因为他们自信自己在为真理而献身，坚信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得解放的这一天终将到来，为此，他们愿把车底坐穿，他们含笑赴死。而这55万“右派分子”，是被他们所热爱的党组织“判决”为“罪人”的，并且在被炼狱之火熬炼的漫漫长夜里，他们还得被迫苦苦“悔改”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罪行”，而且，他们也完全不指望自己还会有什么“未来”。
“中国历史上类似民女窦娥被冤杀案尚且曾有关汉卿等人为之鸣冤，而55万社会精英——占当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却几乎无人敢为他们公开呼吁一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不’字。
“ 事实上，反右派斗争，只是新中国历史上类似悲剧的延伸和更大浩劫——“文革”的前奏。从此，中国知识界一片肃杀，风声鹤唳。世人禁口箝声，不敢再有独立思考。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全国城乡通行无阻，之后又是“反右倾”、“四清运动”、“个人迷信”盛行，直到爆发赤色恐怖的“文革”，悲剧和破坏也发展到了极至。大批当年“反右派”、“反右倾”中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此时，自己也在瞬间变成了“牛鬼蛇神”。
“ 这 55万‘右派分子’，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提供的数字，现已有99％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据我所知当年被划的“右派分子”，不是99％错划，而几乎是100％划错了。”1
“阴谋”“阳谋”辨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右派斗争，在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次号召人们鸣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情况下，无端地从人民内部打出五十五万右派，为什么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官方的宣传和一些文章说，没有预料到出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故不得不予以反击。这是经不住一驳的。
从前面引述“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言论来看，就是作为提意见，也还算不上有多尖锐。要说右，远不及毛泽东自己讲的什么“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等说法那么“右”。要说是向党进攻，除了这点宪法予以保证的言论自由外，并无其他组织上的任何行为。把五十五万人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只凭毛泽东后来才在原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修改搞中加上去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与原来讲话的基调完全相反，自相矛盾；而且解释和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更严重的是在处置上对“右派”开除公职、流放、劳动改造等，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经过几十年后，史家们趋于这样一种认识：在1956年10月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就在考虑定计设局，“引蛇出洞”，聚而歼之。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2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就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它与以后的反右派斗争的关系：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1
就在这篇讲话的上下文毛泽东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 这不是已经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得清清楚楚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
不仅有向所谓右派专政的决心，而且还像以前的“三反”时那样，设定了要打多少右派的指标。他说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那里有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3当时，什么人是右派，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底了。他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4果然，后来萧军、丁玲都有成了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人说，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共产党提了一点意见，结果被毛泽东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上了当，是毛泽东搞了阴谋。毛泽东却说：不是阴谋，是“阳谋”。这样的诡辩，有几个人能相信呢？李慎之说：“最为平实的说法是：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总之都是预谋、是蓄谋。”5 “阳谋”这个词，是毛泽东的发明，也是对别人说他搞阴谋的诡辩，其实“阳谋”也就是阴谋，有大量铁的事实为证，不是依仗权势玩文字游戏能一手摭天的。
史学家黎澍著文说：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题目就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传达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然而进军号已经响了，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以自圆其说，结果在1957年6月19日公开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问题》的正式文本虽经反复修改，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这个文本肯定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紧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到底结束没有呢？始终始是一个问题，谁也作不出明确的回答。”6
从此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直到5月15日，毛泽东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时，人们还说“怕钓鱼”，也就是人们在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始时，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然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主意早就决定了。全国著名的头几号“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在5月15日之前虽然也有过发言，但被批判为所谓“猖狂进攻”的“右派言论”，却都是在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之后，在几经劝说、动员后才讲的。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是5月21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是5月22日，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问题的是6月1日，章乃器的发言是5月31日。也就是说，毛泽东说的那些“大鲨鱼”的“猖狂进攻”还没有出现，毛泽东就设计“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了。这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呢？
其实，如前所述，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建立后，主要斗争对象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不管你“鸣放”不“呜放”，也不管你讲什么问题，你就是不吭气，也是迟早要被收拾的。罪名是可以信手拈来。且不说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党内与他共生死的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革命元勋，不是任意扣个帽子就被整死了吗？
8、“阳谋”（下）
在写完“阳谋”上篇后，还有一些以前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朋友或曾受到毛泽东好评和尊重的知识分子，在他施展“阳谋”的狂风暴雨中，由他亲手操办而被打成的右派。以前说过的话，不算数了；以往的评价，作废了；以往的情谊，全忘了。正如李慎之所说：“毛要下了决心，是六亲不认，铁面无情的。”1
先是赞扬《文汇报》，不久又说《文汇报》坚持资产阶级方向
1956年10月1日上海《文汇报》复刊，徐铸成任社长。他把报纸办得很活跃，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57年3月徐铸成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后，又被毛泽东约请到中南海。同行的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等报人，当被康生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说：“久仰！久仰！”在与徐铸成握手时说：《文汇报》好得很，我每天首先就看《文汇报》。接着，毛泽东又赞扬说：“你们是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办得很好，编得也很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看其他报纸。”
过了一会，毛泽东又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邓拓请徐铸成先说，徐铸成便把心中的顾虑说了出来，他说：“我们马列主义的书读得不多，我很怕放得过多一点，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怎么办好？”
“那不要紧，”毛泽东宽慰道：“你们都有几十年办报的经验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嘛！我们原先一点都不懂打仗，就是战争中学习。”
最后，毛泽东又问：“你们对鸣放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吗？”
徐铸成便说：“我有一个想法，鸣放就是高价征求批评。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电影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展，反批评就压上来了，压得很厉害，这样人家就不放。我的意思是，反批评是否可以慢一点，让人家畅所欲 言，这就叫高价征求意见。”
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意见很好。这样吧，我叫周扬同志写个小结，你有什么意见，让他小结一下，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正、反、合，就是辩证法。”说完后，他特意问徐铸成：“你看怎样？”
“这很好。”徐铸成满意地回答。2
会议以后，徐铸成信心百倍地努力办报，报纸确有起色。不料，才过三个月，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手修改定稿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文中说：“《文汇报》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前不久刚讲过的话：《文汇报》办得好，提意见不要有顾虑，“那不要紧”等，全都不见影子了。
徐铸成从访问苏联归来，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打成了右派。 第二年徐铸成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毛泽东逝世后，徐铸成得以平反。
受过毛泽东表扬的女记浦熙修，被打成大右派
新闻界著名女记者浦熙修，在1946年6月的“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打得满身是血，遍体鳞伤。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十分活跃。当年她任《新民报》记者，与共产党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据说毛泽东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请浦熙修到曾家岩，手抄了一份给她。通过她的手，才转到张恨水那里，在《新民报》上首次发表，得以公诸于世。因亲近共产党，于1948年因采访反蒋内战的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还被逮捕入狱。这说明他是追求进步的左派。
1949年浦熙修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忽然发现了她，喊道：“浦熙修！”浦熙修前去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浦熙修说：“我要决心当好一辈子记者。”
1957年时，浦熙修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文汇报》遭到猛烈的批判。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浦熙修。文章说：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一浦熙修一—《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此话一出，浦熙修立刻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右派，遭到严厉的批判，并从此被迫离开她十分热爱的新闻工作。
《文汇报》在7月2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接受了这个批评。说“浦熙修和罗隆基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是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他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他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司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将某些新闻以专电拍发上海，其活动之猖狂，由此可见。”
浦熙修开始根本不接受这些指责，遭到大家猛烈批评。被迫“老老实实交待对人民的罪行”。他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其他报刊工作。”去年4月2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当争。”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为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一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织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织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工作。（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11日）
19 6 6年“文化人革命”开始，浦熙修受到非人的折磨。 19 7 0年4月2 3日，在没有任何亲友陪伴的病榻上，凄惨地离开了人世。1
“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被打成右派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史良七人，因积极、热情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攘内”（不积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大力围剿共产党）的错误政策，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风潮”的“罪名”逮捕。被称为“七君子事件”，轰动了全国。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国共重新合作的条件之一。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是站在“七君子”一边，也是肯定他们的爱国行为的。可是二十年后，除李公朴、邹韬奋已经去逝外，剩下的五人中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三人被打成全国闻名的“大右派”。
这里单说王造时的遭遇。
1957年毛泽东号召广大民主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时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王造时响应领袖的号召，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发言，首先，他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土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王造时在这篇题为《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上》的发言中还痛切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他说：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2
在全国政协扩大会上王造时作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摘其要者如下：
“这次我有机会能够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关系的英明指示，特别感到欣幸。这些指示对于国家生活的日趋完善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和无限的鼓舞。在这种启示和鼓舞下，现在我来谈谈克服官僚主义、进行互相监督与扩大民主生活的问题。
我们中国好不容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打倒了封建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基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厦。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但决不是容易的事业。在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当中，自然免不了要发生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困难和新的缺点。我们应该正视它们，而不应该自满于已获得的伟大成就而忽视它们。我觉得，我们一手应该拿着望远镜来高瞻远瞩，看清大势的趋向，肯定主要的成就，比照过去的落后，展望未来的远景，从而使我们满怀信心，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不致因为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迂回曲折而感到迷惑；另一手应该拿着显微镜来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矛盾、困难和缺点，或在未形成的时候加以预防，或在萌芽的时候加以消除，或在已发生问题的时候加以解决，以免由无变有，由小变大，招致不需要的损失。毛主席指示我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如果自理得不好，也可能性转化为敌我矛盾关系。
怎样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处理得好，首先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党中央和毛主席有鉴于此，为防微杜渐，特于去年宣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虽然主要指的是党派间的关系，但我希望将它扩充到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企业、各农业合作社及各基层组织中去。我体会这是民主生活进一步的扩大。照发展到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个政策已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有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得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第二是不了解事实，很难提出批评和建议。不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确，如果不明白问题的真相，而随便提意见，等于无的放矢，就可能患片面的毛病。因此，我觉得在可能范围内，应该提供一些事实和资料，与群众协商讨论。如果在这些地方，不搞些小民主或者小小民主，那么等到闹成大民主就麻烦了。……
我深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即使有新的矛盾、困难和缺点，我们也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让我们大家都在敢于正视矛盾，并不断努力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奋勇前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1
王造时作为党的诤友，这番话出自肺腑，光明磊落。不仅历史证明是对的，在当时也是十分宝贵的。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他曾向唐太宗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薄赋敛，轻租税”等至理名言。唐太宗也虚心纳谏，重用魏征。他曾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以魏征作为身边的一面镜子，成为一代明君。
王造时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说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需要有一些魏征那样的“镜子”，以克服党提出的要整顿“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
不料，王造时的一番诤言好意，竟落得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他相信毛泽东讲过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但结果却被毛泽东认：“‘言者有罪’对他们不适用”，认为“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2王造时和许多提意见的人，也就是响应毛泽东号召，作了一次发言，并无什么行动。可是毛泽东硬是指驴为马，说你“言论”就是“行动”，如此的诡辩，容不得申诉，只能“被打成了右派。
对王造时来说，还有一个“新账老账一起算的问题”。说他历史上有过“反苏”、“反斯大林”的问题。此事的原委是，1941年4月，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和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在莫斯科，签定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亦称中立条约）》，条约附了一份宣言。宣言中说：苏日双方“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宣言中说的“满州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领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东北（所谓“满州国”）华北、华东、华中，正在进一步大举侵略中国，苏联却要“始终保持中立”、“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而蒙古在当时也只是在苏联的扶持下的一个伪政权，当的中国政府也未予承认。这完全勿视中国的神圣主权，苏联老大哥不但出卖了我们，而且还要瓜分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
这个臭名昭著的中立条约和宣言向全世界一公布，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即刻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民间，“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立即决定：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以示抗议。“救国会”的负责人、著名爱国“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相约出席、主持了会议。爱国者们认为，救国会运动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才发起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是为着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为目的的。被宣传为中国人民朋友的苏联，怎么能这样忽视中国人民的神圣领土完整呢？大家认为，有发表公开声明的必要。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对苏联当局的如此行动，无不表示强烈的愤慨。
座谈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意见，公推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信中开始歌颂了苏联以往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景仰”之情，然后指出苏日条约“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信中要求斯大林做出说明：“（一）尊重所谓的‘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1
信中署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签字日期为1941年4月17日。
该信交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国内外媒体无不肯定，称赞他们的写作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此时，一直对该事件静观不语的某领导出面，找沈钧儒、章乃器说：救国会朋友写这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考虑到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此举也很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
毛泽东后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对这个事件表了态：“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
由于王造时执笔写了这封信，便成了一个“反苏”的代表人物。“反苏”就意味着“反共”。在毛泽东看来，王造时早就是“反苏”“反共”的罪魁祸首。
1949年建国以后，除了已经过世的邹韬奋和李公朴，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时在上海家中失业。到1950年秋天，才有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聘请他去做法律系的教授，总算找到了一个养家糊口工作。
可是到1957年，王造时因为历史上有“反苏前科”，在劫难逃，在反右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快被打成为中国的大右派。王造时被打成右派后，在复旦大学接受批斗。他的小女儿因为同情父亲的不幸，被认为是“站在右派反动立场上”，也给戴上“右派”帽子。
父女两人双双成为右派，家里有两个休学在家的兄弟，因为受此强刺激而神经分裂，都变成了神经病。从此以后，两个“右派”养活和照顾着两个神经病人。身为教授的王造时，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被下放到图书馆。他的家也被从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茂名公寓赶出，迁往川北公寓。“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王造时遭揪斗，被罚打扫学校厕所，遭到红卫兵酷刑拷打。1966年女儿患恶性乳房肿瘤，父亲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的公检法逮捕，投入狱中。不久女儿因经受不起无休止的批斗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肿瘤迅速广散而与世长辞，两个神经病人也都因衣食无着，在贫病交迫中先后去世！王造时在上海监狱中度过五年后被迫害而死，身边竟无一个子女送终。一代法学宗师，这个因抗日救国而闻名天下的名门望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1980年8月20日，上海各界为王造时先生举行了追悼会，悼词指出：“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在王造时同志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已于1978年12月为他平反。关于1957年错划右派的问题，复查后已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改正，恢复名誉。”
惜人已去，人去留芳。王造时先生给人间留下了君子兰花一般的永存的清香。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
冯雪峰，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伟大的鲁迅的助手和信赖的朋友，当年为中共和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沟通的架桥人，后来因作为《文艺报》主编没有发表李希凡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兼之与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有牵连（同为鲁迅身边的人），被打成右派。
冯雪峰与毛泽东的关系，建立得很早，而且是有相当友谊的。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读过冯雪峰的新诗并且非常喜欢。其时，毛泽东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很需要得力干部，他从冯雪峰的诗中了解到冯是个人才，于是写信给北京的冯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冯因当时正迷恋于文学，未能去广州。
1929年，冯雪峰作为共产党委派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业务人，去与鲁迅商洽成立左联之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冯雪峰整理成文的。而后，冯雪峰便与鲁迅并肩战斗在一起。
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有幸逃脱，去了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的瑞金，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那时，毛泽东受到 王明路线 排斥，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看到冯雪峰从上海来，知道他很早就从事文化工作，与鲁迅的接触比较多，便常约请冯雪峰相晤，询问上海文艺界和鲁迅的情况。冯雪峰见毛泽东遭排斥，对文艺又感兴趣，于是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据说 ，他俩常下馆子，常常是冯雪峰掏钱请客。一次，毛泽东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冯雪峰便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同时还谈到，上海市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鲁迅认为，红军的艰苦英勇的战斗，比苏联小说《铁流》、《毁灭》里描写的更动人，打算继续收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而苦恼。
1934年，冯雪峰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长征。途中，毛泽东特意将瞿秋白在长汀被杀害的消息告诉了冯雪峰。他知道冯雪峰也喜欢抽纸烟，便常把自己弄到的纸烟送给冯雪峰。从这些点滴小事可以看出，冯雪峰与毛泽东俩人之间，是有一定友谊的。
1935年10月，冯雪峰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 海工作，先任中央特派员，后任党中央上海办事处 副主任。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和他 作长谈，交给他重要任务。叮嘱到上 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 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毛泽东对冯雪峰说；“我可以把底牌告诉你，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甚至包括了蒋介石本人在内。”这表明，毛泽东对冯雪峰的信任。4月下旬，冯雪峰到达上海第二天，即去 鲁迅寓所找鲁迅，把以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新方针政策精神传达给鲁迅，并向鲁迅介绍了红军 长征、遵义会议、抗日统战政策等内容。
这样，冯雪峰就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毛泽东 思想与鲁迅精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始了相 互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捍卫了作为文化斗争主将 鲁迅的光辉旗帜。
到上海不久，冯雪峰得知，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由党组织安排，寄住在董健吾那里。他在见过鲁迅、茅盾等人后，就去关心这两个孩子。董健吾说他们已欠下了房租费等相当大一笔债。冯雪峰听后，就给了他一笔钱还债。以后，董健吾又向他要过几次钱，冯雪峰每次都给了。但冯雪峰感到这样长期住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与杨承芳联系，由李杜和杨承芳带了两个孩子到了法国巴黎，然后转送到莫斯科。这件事，从毛泽东来讲，冯雪峰对他是有恩的。
冯雪峰受鲁迅委托，将鲁迅在病 中所编的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以及火腿送 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人，还购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以御西北高原的寒风。此外，他 还单独给毛泽东送去几听白锡包纸烟。后来冯雪峰说：“当时陕北很苦，同志们生活得相当艰难，我进入上海，总想给他们捎点什么吃的或用的去。只要是吃用的东西，我都想买。但身边钱不多，只买了一些廉价的 围巾和香烟。当时鲁迅有一笔稿费在我手头，我就先斩后奏地用这笔稿费代鲁迅给毛主席买了火 腿。可惜火腿和香烟在西安就被别的同志瓜分了， 只有那围巾是送到了的。”
冯雪峰用鲁迅的稿费购买火腿的事情，后来 显然得到了赞成，用许广平的话说，这是鲁迅对毛 泽东和红军战士的“丹心一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冯雪峰奉党的指派、代表党中央主持了治丧工作。在与宋庆龄、蔡元培、沈均儒、茅盾、许广平等商量治丧委员会名单时，经冯雪峰提议，把毛泽东的名字 列入其中。上海的报纸登载了这个名单。这是惟一一次公开把毛泽东与鲁迅联系在一起的报导。
1937年1月，冯雪峰回到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的工作表示满意。不久，冯雪峰又回上海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冯雪峰在金华被捕，关押在上铙集中营。后经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营救出狱。出狱后，冯雪峰写了《乡风与市风》、《起初之歌》等作品，受到 毛泽东的称赞。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冯雪峰也在重庆市，毛泽东约冯雪峰见面会谈。在谈到文化教育方面 的工作时，毛泽东说：“好几年还没有 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起初之歌》这样好的作品。这都说明，毛泽东与冯雪峰可以说是老朋友了。
无论以冯雪峰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还是与毛泽东的私人交情来说，毛泽东登上领袖位置以后，他都应该是恩宠有加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遭到厄运。这或许是因为他与周扬等人的关系不睦，也可能是他的工作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也可能是他倔强的个性。
建国以后，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1954年10月，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因为没有发表李希凡、蓝翎批评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的《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受到 毛泽东的批判 。说冯雪峰等人“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冯雪峰为此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发表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上。
可是，毛泽东却是不依不饶。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针对这段话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该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中所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泽东批注：“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1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抵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时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针对这段话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2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并分别写了批注：“应说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3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划了竖线，并写了批注：“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4
1955年初，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人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汇报批判胡风的计划。周扬对毛泽东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到批评心里很痛苦。”
毛泽东严厉地说：“我就是要他痛苦。”2
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的头子，冯雪峰因当年与胡风都是在鲁迅周围的人这一关系，被卷入“胡风事件”而受到批判。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了《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的报导。同年9月，冯雪峰又与丁玲、艾青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并不是因为他在党号召大家鸣放时，他“鸣放”了什么反党言论，或者发表文章，说三道四。那么，为什么冯雪峰被打成右派了呢？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作家协会党组，趁机清算党内历史上的宗派主义的旧帐所使然。这自然也有一定根据，据说，在1935到1936年间，发生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化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前者是以周扬为首的一批作家的主张；后者则是以鲁迅为首和聚集在他周围的的一批党内外作家，如冯雪峰、胡风、聂绀弩、肖军等的主张。鲁迅当年写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批评过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病重期间，由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审定的。周扬等人则一直以为是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整他们。事过二十多年的1957年8月14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由当年的“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起来“揭发”：指控冯雪峰在三十年代有“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反党罪行。后来，就据此把冯雪峰打成右派。别的右派一般地都是由下级单位把材料报上去，由上面批准。对冯雪峰，则是先由上面定了之后才通知下面。在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了《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报导的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界出版社收到上级主管单位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书面通知：“你处×月×日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这个通知的×月×日是空白。就是说，冯雪峰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就没有向上面报过什么关于冯雪峰的材料。有关冯雪峰的材料，是在4个月以后的1958年1 月，根据上面的旨意补报的。这说明，把冯雪峰打成右派，完全是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一手操纵的。
其实，把冯雪峰打成右派的主使者，还是毛泽东。从毛泽东对冯雪峰在《文艺报》问题上的一系列批示中已经是十分明白的了。尽管在毛泽东号召大家“呜放”、给党提意见时，冯雪峰什么话也没有“呜放”过，所在单位也没有上报他是右派，但在毛泽东对冯雪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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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604页。
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那些批注中，可以找出为什么要把冯雪峰打成“右派”的答案了。早在三年前，毛泽东就已经认定冯雪峰“浸入资产阶级泥潭了”，“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这还不算“右派吗？另外，还可从毛泽东竭力反对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进行甄别这一态度上，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1962年7月，统战部向中央报告，提出对划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应该进行甄别。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试点工作。因为除《文艺报》没有发表那篇评《红楼梦》的文章外，实在找不到冯雪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即便这样，毛泽东还是要揪住不放。9月29日，毛泽东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增刊第63期上做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1这说明毛泽东把冯雪峰当成“右派”，也就是“反革命派”予以打击之坚决。
1975年，周扬说：“关于反右的事情，以前不能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2冯雪峰是毛泽东亲自点名的：“比如冯雪峰，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3
“文化大革命”中，冯雪峰被关进“牛棚”，被批斗，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在古稀之年，被下放劳动改造。1975年，冯雪峰知道自己患了肺癌，于世不久了，写信托人转给毛泽东，希望能恢复他的党藉，毛泽东没有回信。
毛泽东如此对侍冯雪峰，太过份了。且不说冯雪峰没有什么值得大加挞伐之罪，即使有些让你看不惯的地方，只要想一想他曾经救护过你失散经年的两个儿子这一点，也该念及旧情吧？那知，毛泽东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冯雪峰早年予以毛泽东的友情和恩典，早就化为乌有。
他莫明其妙一翻脸，就不认人，“就是要他痛苦”，于是“反党”的帽子就扣到冯雪峰头上了。
这方面，冯雪峰还是忠心不二，在临终前还说：“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几年。”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含冤去逝，终年73 岁。
1979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党藉。这一年的11月，又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称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 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生前没有给冯雪峰甄别、平反，毛泽东死后，冯雪峰的党藉恢复了，也得以平反昭雪，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冯雪峰已无从知道了。
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丁玲、艾青被打成右派
l958年1月，《文艺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并写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加写了以下的话。
丁玲、除企霞、罗降、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1
这一通帽子大得吓死人的批判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此事毛泽东前后的态度怎样？
（一）关于对丁玲
对丁玲，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她是可忠实的，到北京不久却说她是叛徒。
丁玲与毛泽东是老相识了，两人都是湖南人。丁玲未到延安前，毛泽东就闻知其名。1936年11月丁玲到保安后，受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她算得上是毛泽东的朋友，是极个别可以不经预约就直接闯进毛泽东窑洞的熟人。丁玲在那里当选为中国文协主任。之后，她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上了前线，表现出极大的战斗热情，并积极写作，使毛泽东非常高兴，特在12月底赠丁玲《临江仙》词一首，用电报发到前线转交给丁玲本人，词云：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睦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后来，毛泽东又亲笔将此词抄了一遍，送给丁玲。
1940年的延安，有些人流传起丁玲是“叛徒”的话来，据说是康生在会上公开说过。丁玲知道后就去找毛泽东。
“康生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叛徒？”丁玲对毛泽东说：“我要求中央审查我在南京的这段历史，给我作出书 面的结论。”
毛泽东听了她的陈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出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织部长陈云同志。”
经过陈云、李富春等人的认真审查，作了否定“叛徒”的结论。毛泽东还在其结论上加了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中写道：“有着保母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当时有人认为这是说江青的。4月，开始整风运动。有人对丁玲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他们。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1948年在西北坡，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同胡乔木等人到森林散步，在谈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毛泽东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2
对同一篇文章《三八节有感》，当初说是对我们党和干部的批评有积极的建议，以后又说成是反党反人民的大毒草。当年毛泽东和组织上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都是“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后来又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被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写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1955年，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揭露，她被打成“丁玲和陈企霞反党集团”头目。1957年，她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党藉，撤销一切职务，取消原干部级别，在全国报刊上遭到批判。8月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关于“丁玲和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毛泽东的那一段有关丁玲等人的批语。
有材料说，在反右派时，毛泽东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个有丁玲、萧军、陈企霞等人的名单，指定把这些人打成右派，并要周扬每天汇报批判他们的情况。周扬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泽东回答：“翻延安的老帐！”3
于是丁玲等人尽管在鸣放期间，没有说话，照样被打成右派。
于是，丁玲在延安时写的《三八节有感》，翻出来作为定右派的罪证了。对这篇文章，当年毛泽东说过，“《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既然是同志，这些年来并无新的犯罪，似不应该打入反革命之列的右派里去。可是毛泽东存心要把她打成右派，当年自己怎么说的，早就不算数了。有了这样的“金口御言”，奈何！
几个月后，丁玲被发配至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丁玲在北大荒横遭批斗，游街示众，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批斗以后，还要去掏粪、打扫厕所，接受监督劳动和“群众专政”。丁玲在被专政中，受到残酷的批斗。挨尽了拳打脚踢，常常被一个耳光打翻在地；猛然一脚又被踢到台前。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行走都很困难，每天还被逼得蹒跚地走五六里路去劳动。晚上回来，常有一群喝“狼奶”的无知孩子，向她乱砸石头。
1970年，丁玲被批斗四年之后，又被重新打成“叛徒”，戴上手铐，被押解到北京的秦城监狱，在单人牢房囚禁五年。1975年，丁玲出狱，又被秘密遣送到山西的一个山村居住，直到毛泽东去逝，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才得到 平反。22年的流放，丁玲受尽了屈辱、酸楚，尝遍了人间的苦难。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8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她的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
“……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 1980年 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 1955年 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 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他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终于找到 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
（二）关于艾青
1944年艾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些歌颂劳动英雄的诗，并参加了秧歌队，在总结秧歌队工作时，他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对他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
毛泽东还特地给胡乔木写信，推荐这篇文章，信云：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微补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不久。艾青的这篇文章在六月二十八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同艾青谈话时明确说：“列宁同高尔基在知识分干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为了胜利，为 了前进，我们要整理一下内部的思想。但我可以向你担保，决不牺牲任何一个人。”
l957年艾青与丁玲等人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党籍。1958年1月，艾青被毛泽东在《文艺报》的《再批判》中点名批判为敌人。从此。艾青被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被批斗。
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的右派问题作了复查，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2
毛泽东批判中提到的王实味，见下文《“阳谋”的预演》。
鲁迅也难逃厄运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再说几句”中， 写了这样一段：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上不做声。
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泠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在今年（2001年）七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1
上述毛泽东的说法，有人出来否认，说毛泽东不可能那样说。但是没有什么证据。
为了说明毛泽东那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录下当年亲自听到“罗毛对话”的黄宗英的记录：“我又见毛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个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险些蹦出来……”2
还可引用一段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
“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乔冠华在一九六二年，胡乔木在一九八二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活。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3
以上披露，实在令人吃惊。当年毛泽东是何等的赞扬鲁迅呵！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之高，还没有谁能超过鲁迅的。
让我们看看，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是怎样讲的呢？他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毛泽东还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可是，在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只有8年的1957年，毛泽东居然能想到把这“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关在牢里”。鲁迅好在死得早，如果活到1957年，那是难逃厄运的。在那国民党统治的最黑暗的年代，也还没有“关在牢里”过，而共产党领袖那么推崇的伟大人物，居然要把他“关在牢里”。毛泽东转的这个弯子，何止一百八十度？这虽是一种想法 ，但确是是表明毛泽东有此思想的存在。第一，是他亲口说的。第二，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界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的遭遇来看，曾经是共产党、毛泽东与鲁迅相沟通的冯雪峰，与鲁迅关系也比较密切的胡风，当年“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等，都被打成了右派，鲁迅恐怕也难免跑得脱。第三，从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思想来看，他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列入剥削阶级行列。他认为建国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资产阶级斗争。当年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共产党朋友，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等，都被打成了“右派”，而“右派”，毛泽东也称之为“反革命派”。
而从鲁迅来看，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具有“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刚烈性格，对共产党包括毛泽东本人的缺点、错误，那是一定要提出批评的，决不会“不做声”“一句话不说”。何况，还是毛泽东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鸣放”呢？鲁迅有对国民党斗争的勇气，未必了解毛泽东此时的“阳谋”。他怎能知道，人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一点意见，就会被视为“向党猖狂进攻”呢？而毛泽东正是要采取“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他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鲁迅自然就很难逃脱“关在牢里”的命运。毛泽东的那种讲法，也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
1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历史谜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09－110页。
2 195 7年3月2日在毛泽东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第32页。
3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593、597页。
1见《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608－609页。
2-3辛平：《错误批判马寅初前前后皇后后》载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历史谜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2、116页。
4李锐：《“大跃进”亲 历记》，上海远东出版杜1 9 9 6年版，版168页。
5《红旗》1958年第一期。
6《炎黄春秋》2002年第4 期，第50页。
1辛平：《错误批判马寅初前前后皇后后》载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历史谜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8页。
2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3肖灼基：《从批判马寅初中吸取教训》，载《人民日报》1986年6月20日。
4辛平：《错误批判马寅初前前后皇后后》载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历史谜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9页。
5吴跃农：《邵力子疾呼计划生育受挫》，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第51页。
1 《传记文学》1992年4期第20页。
2 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141页。
3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778页。
4 《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争论》，《中国事务》网站2004年2月21日。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515、1516页。
2辛平：《错误批判马寅初前前后皇后后》载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历史谜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3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87、388页。
1吴跃农：《邵力子疾呼计划生育受挫》，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第50页。
2《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778页。
3《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争论》，《中国事务》网站2004年2月21日。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12页。
5见杜导正 廖盖隆主编《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历史谜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22页。
6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596页。
1李锐：《“大跃进”亲 历记》，上海远东出版杜19 9 6年版，版293页。
2胡绩伟：《〈人民日报〉究竟为谁办报》，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第6期。
3《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667-668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636页。
2 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56页。
3《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94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63５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12页。.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12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87、388页。
3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58、506页。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7页。
3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l期第9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75页，这里面讲的“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一句，在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公开发表时，被删去。
1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193页。
2《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第47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第455一456页）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35页。
2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476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4-428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478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91页。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广场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2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71页。
1见《人民日报》1957年3月19日。
1 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2 见《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1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1 翟作君 王蕙炎：《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长章乃器》，《北京日报》2003年3月31日理论周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40页。
3丁抒《阳谋 ——反右派运动始末》，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2006年全新修订本，第307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页。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22页。
6徐铸成《阳谋亲历记》，《中国之春》1987年12月号第30页。
1 杜导正：《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第26-2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5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338页。
3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第9页。
4 《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第9页。
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第7页。
6黎澍：《毛泽东与“百家争呜”》，《书林》1989年第二期，《新华文摘》1989年第5期第38页。
1 《李慎之文集》第197页。
1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27-230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8页。
1见《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六期第109页。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页。
1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8页。
2 《人物》1999年第9期第27页。
3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58页。
1毛泽东：《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1《传记文学》1993年第六期第94页。
2见孙琴《毛泽东与文人》，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一231页。
3郭罗基《周扬代人受过》，《动向》2003年11月号。
1转引自李之琏：《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内情》，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上第231-231页。
2见孙琴安《毛泽东与文人》，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一302页。
1 摘自《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21日第19版。
2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第11页。
3 《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李慎之文集》139-140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第一版，第6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