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关社会经济哲学和科学的事理分析文章
翻云覆雨毛泽东===4、5
、胡风问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主持的，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报告（草稿）》，也经过了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应该说，宪法的各项条款，毛泽东是清楚的，也应该率先模范地遵守、执行。在宪法通过前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就执行宪法问题还专门讲道：“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宪法“通过 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但是，这部宪法制定才几个月，毛泽东就不顾宪法有关公民有言论、出版、人身等自由的规定，仅凭胡风与友人的一些私人信件，不经胡风本人同意，也不经调查取证核实，也没有通过法院审判确定有罪，就将信件在报上公布，宣布其为“反革命”。随之，还打出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原名张光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生于1902年，湖北蕲春人。1931 年参加日共领导者的反战同盟，并参加了日共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文学界艺术学研究会。1933年胡风回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过宣传部长、书记，与鲁迅交往甚密，曾协助鲁迅办过《海燕》刊物。1936年，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胡风等人则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等人遭到鲁迅的批评。抗日战争期间，胡风参加了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并创办《七月》杂志，1941年又办了《希望》杂志。1948年，因与周扬等人文艺观点分歧，受到批评。北京解放后，胡风从香港绕道东北解放区到了北京。
对于胡风，毛泽东曾经表示过赞扬的，在一次与胡风见面时毛泽东说：“胡风同志我知道，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你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你辛苦了！我敬你一杯！”2，可是，后来，这个“忠实的读者”不忠实了，把他曾经尊敬过的作家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为新国中成立后专制独裁、恣意制造冤案开了恶劣的先河。
胡风的事，原本是他与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冯雪峰等人由于历史上的纠葛和文艺观点上有分歧而引起的，本可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去解决；而且，涉及的人就是在文艺界也不多，何至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1952年北京四次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要胡风检查。1953年第二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文章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艺术，不需要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思想和进步的世界观。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艺术理论。
对于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根本问题和首要问题，是改造思想┅┅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胡风又是以鲁迅为例子，仿佛鲁迅是完全从生活的直觉经验去认识现实似的，却完抹杀鲁迅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因而得到的深刻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3
接着《文艺报》第三期又发表了和何其芳写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文章说：“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来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1两篇文章，都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批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
胡风感到这两篇文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量，便采取慎重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驳。1954年他借着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于3月至6月，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约27万字，被通称为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他未曾想到，由此而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目。
《意见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这一部分主要内容是针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对他的责难。他把这种责难归纳为三个基本论断和三个原则性的结论。他引出林、何两位的论点，然后—一加以辩驳。接着胡风又对争论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辩，这几个问题是：一、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二、关于思想改造；三、关于民族形式；四、关于题材问题；最后，他提出了论争的“关键在哪里？”他认为关键问题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的“变本加厉”和“统治武器的主观主义”没有受到清算。
这份长文，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对他的批评：
林默涵同志以为作家如果没有“首先具有”他那个没有缺陷的“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从事创作实践……
林默涵同志等把作家划分将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经过改造但还没有改造好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几种，有亲有疏，使每一类作家都背上了一个包袱，在文世领域上造成了一片冷冰冰的空气和几种“资格”圈子。
对于林默涵同志等认为必须改造而没有直接由林默涵同志等改造过的作家，不给工作订件，不准他们创作，要他们专门去改造。如果他们自动创作了，就不准他们发表；万一发表了，就迎头痛击，叫做“批评”或“读者意见”……
何其芳同志等底这个“题材主义……不问任何作家，不问任何条件，都必须描写工农兵，尤其是‘必须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不能写就搁笔。
何其芳同志在作家底脑袋上面放下了三根棍子……
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故事，那就是歪曲了革命，是小资屋阶级。……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也有“落后”的思想情绪……那就歪曲了工农兵，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把敌人写得复杂一点，不像纸人一样，空空洞洞，一碰就倒，那就是立场不稳。
在这种理论批评稀薄支配之下，创作只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独木小桥。……
我很愿意改造我自己，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争做毛主席底一个小学生，但我却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志等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论改造我自己。
在文章最后，胡风的总结中，他提出著名的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问题。这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也是遭到最严厉批判的观点，现将它摘引如下：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底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1
胡风认为，作家是个人，他通过 对生活的感触，表现 对社会的批判的认识、思考和态度，不是按政治、政策需要写作，不是按教条写作。作家要关心社会，同时要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一切。作家的写作不应有统一标准。所以他说：“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这正说明胡风继承了鲁迅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文艺思想。他认为，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1954年7月22日，胡风把这“三十万言书”的报告，托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
同年10月，发生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批评《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以贵族老爷态度压制新生力量，压制“小人物”。10月底到12月初，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八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和《文艺报》负责人。胡风对《文艺报》本来就很反感。他作为 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 阿垅、路翎、鲁藜等青年作家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可是胡风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的时机发泄私愤。11月25日，文联作协第六次扩大联席会议，就有人在发言中反驳胡风。12月8日，第八次扩大会议，《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转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这次会上，周扬作的具有总结性质和动员性质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专门有一节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会后，报纸上一面发表周扬的发言，一面发表胡风的发言。实际上在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在文艺界开始了对胡风的公开批判。1955年1月11日 ，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的检讨。他承认自己在有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但是，有关当局并不饶他。
1955年1月，中宣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并建议公布胡风送交党中央的《意见书》。1月26日，中共中央在宣传部的报告上指示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还说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长期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中共中央将胡风的《意见书》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作协主席团将胡风的《意见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一、二期附发。
各级党委根据中央指示作了批判胡风思想的部署，各地都分别召开作家、文艺工作者、大专院校有关教师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同时，从1月至4月，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其中最有权威性的是《人民日报》4月1日发表的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章认为胡风在《意见书》中所说的“五把‘理论’刀子”，是胡风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即反对作家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写工农兵生活，反对作家改造思想，反对民族形式，反对写有重大意义的题材。批判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言辞越来越尖锐。
4月13日，胡风原来的朋友舒芜应《人民日报》一位编辑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胡风文艺界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胡风给他信中的一些话。但负责审稿的林默涵不准发表，而要舒芜整理胡风的信件，以说明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 舒芜奉命拿出了胡风40年代给他的信。信被带回报社。信和胡风的检讨，又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他大笔一挥，定胡风等人为“反党集团”。形势骤然巨变，连胡风论敌的周扬等人也毫无思想准备。
有材料说：此前《文艺报》负责人康濯，为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世界观”写按语，送到毛泽东那里审批，毛泽东说：“要不得，不能用，胡风怎么只是个文艺观、世界观问题？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1
此时，“反革命”的帽子暂时放一放，先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再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专案组，按新的调子重新组织材料。公安部的人员调查胡风的历史，以证明他的反革命历史。中央宣传部的人员向各地发通知，收集有关信件，准备推出新的证明。
到1955年5月13日，由毛泽东决定，《人民日报》公布了所谓《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也就是胡风的检讨和舒芜交出的信件。胡风问题的性质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材料是根据舒芜交出的1943年至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内容摘编的。材料分为四类：
一、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二、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三、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时，还加了一大段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语：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地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2
这个按语中的有些话，如“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经常引用的“最高指示”。按语中还公开号召：“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也就是说，叫有关人员交出私人信件，以便找到更多的胡风“反党证据”这种搞法，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
《人民日报》还给信中的一些词语加了注解和说明，指明问题的严重性，例如说胡风把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称为“机械论和统治势力”，号召他的集团中的人要“费点力气”把它从根“动摇”；胡风把斗争矛头指向文艺运动的领导，鼓动他的集团成员“与阵地共存亡”；胡风要“以天下为己任”，妄想以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面貌来改造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气味”。
这批材料的四个小标题和说明，虽然还限制在“文艺思想、文艺运动”的范围内，但胡风和他的“宗派集团”的“反共反革命”的性质已经确定无疑的了。
在5月13日发表《材料》的当天中午，毛泽东就告诉周扬：要逮捕胡风。但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要逮捕他需得办些手续。5月18日，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
其实，在这之前两天的5月16日夜，胡风和夫人梅志就被逮捕了。当夜，胡风被蒙上眼睛，捆住双手，送进监狱。本来，因文艺观点不同就遭逮捕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逮捕胡风不经过司法程序，也是违法，而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前就将胡风实施逮捕，不仅是违法，连走程序的形式也不顾了。既然毛泽东下令要逮捕，他的话高于宪法和法律，那你毛泽东在不到一年前通过宪法干什么呢？你信誓旦旦说什么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这不是在扇自己的嘴巴吗？
接着胡风被捕之后，在北京被捕的还有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分住在各地的所谓“胡风分子”，天津的阿垅等，上海的贾植芳等，南京的化铁等，杭州的方然等。据后来的统计，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受触及的2100多人，遭逮捕的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受到劳动教养、下放劳动处理的61 人，被判刑的有胡风和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3人。
5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亲拟《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总标题，开辟专栏批判胡风。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反党集团”的 第二批材料。这是根据在1949年后，胡风和他的“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摘编的。编者按：集中这几年的信，是因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这批材料分为三部分：
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1、胡风采取种种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指挥他们的活动；
2、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
3、胡风派遣他的集团的分子打进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分子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1、胡风指挥他那个反动集团的分子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攻击《文艺报》，企图达到不准批评胡风的目的；
2、胡风指示路翎用狡诈手段欺骗领导同志，并掩盖胡风集团的真面目；
3、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4、胡风在疯狂进攻中的布置；
5、胡风在进攻后布置他的反动集团如何退却、如何掩护自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从胡风的68封信中，整理材料的那些人，便分别归成了这样几类，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审定，以这样赫然醒目的面貌，出现在几亿读者面前。
这批材料除了分类标题和注释以外，还加了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现摘录两篇。一篇是毛泽东亲自在胡风1950年8月13日给张中晓的信前写的的按语：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间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时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0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1
另一篇是毛泽东在胡风1954年11月14给方然的信前写的按语：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小‘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理解，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2
这就给胡风等人问题的性质、“集团”成员的政治成份以及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作了极为严重的定论。
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又一次召开联席扩大会议。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致开幕词。他说：“到了今天，全国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么也不能容忍的。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众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作为文艺界领袖、社会声望很高的郭沫若这么一讲表明，胡风已遭镇压了。如果不是，他凭什么讲“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郭沫若的调子可是唱得够高的了，同意镇压也就罢了，连毛泽东也还没有讲要更加从严，他却要讲“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有什么法律根据呢？这也可略见历次整知识分子的运动中郭沫若表现之“积极”，难怪人们对他的这等作为十分鄙视。最后，他也逃不出毛泽东的批判。
5月31日，《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四个版的篇幅，发表十几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此后由“反党集团 ”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了。一个因私人信件为罪证而定名的“反革命集团”，便刻划在中国的当代史上。
同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并在第一版发表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强调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今天本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进一步证明胡风和他的一伙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
“现在胡风集团的假面目已被完全揭穿了。胡风分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现在大体有了眉目。可以说，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
第三批材料分为六个部分：
一、胡风和胡风集团与国民党特务早就有密切联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衷心拥护或者积极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他们妄想“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恐惧；
二、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三、胡风分子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以便窃取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情况，报告胡风，向胡风表示无限忠诚，对党采取欺骗手段，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
四、胡风集团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和反动“理论”出发，诋毁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五、胡风集团分子异口同声地用种种恶毒的和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党和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
六、胡风集团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
第三批材料除了注解，还加了19段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语，进一步断定胡风等人“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采取各种“反革命策略”，干着反革命勾当。所以，“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这三批材料不久被汇集成册，书名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并将第一、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字样一律改为“反革命集团”。这本小册子当时印了700多万册。序言照录如下：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月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1
三批材料的公布，人们大为震惊。毛泽东还指示陆定一“打纸版各地照印”。2接着便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毛泽东发动这次对于胡风的批判，不再是文艺思想的批判，也不是对胡风个人和与胡风有关的“小集团”的批判，而是以胡风问题作由头，在知识分子中搞一次类似镇压反革命那样的声势猛烈的对敌斗争。于是全国性大规模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在开展起来了。凡与胡风有过关系的，同事的，写过信的，向他主办的刊物投过稿的，还有只是读过胡风文章或听过胡风报告的等等，都成了审查对象。有材料说：“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3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了胡风。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文联委员、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胡风被监禁在北京秦城监狱，一直没有宣判。到了1957年，毛泽东催促对胡风公审判决，可是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都有认为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根据不足。罗瑞卿召集两院长开会，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有些勉强，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书办吧，反正是反革命嘛！”陆定一也说：“胡风本来是个老右派嘛！”41965年 11月，为了向全国人民有个交待，要对胡风公审，公安部要胡风服从判决、不上诉为条件换取监外执行，就可以回家。可是胡风就是不肯认罪去换取宽大。于是，胡风被指控“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企图篡夺文艺领导，触犯了反革命条例”，人民法院判处他14年徒刑。此时胡风已监禁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出狱。1966年2月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由夫人梅志陪同被押送至四川成都，9月，到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1967年11月，胡风又被押解到成都公安厅看守所，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1970年，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加判胡风无期徒刑，并且不准上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底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79年1月，胡风被释放出狱，2月，四川省公安厅宣布，原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以所判胡风无期徒刑无效。胡风被剥夺自由25年。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从平反之日起恢复原工资待遇，本人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作结论，并由原单位妥善做好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凡经过法律程序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此时，对胡风的平反，只限于“反革命”冤案，仍对其文艺思想研究等方面留有尾巴。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艺术院顾问。1985年6月8日，胡风因患癌症逝世，终年83岁。
1985年5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了通报。1988年6月18日（胡风去世三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报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意见。关于“五把刀子”问题，补充通知说，“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关于“宗派活动”问题，补充通知说，“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补充通知说，“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胡风的冤案彻底平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文艺评论》编辑部于同年7月邀请有关学者座谈，对胡风文艺界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有的认为，胡风“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不可多得的文艺理论家”，他所阐述的“到处都有生活”，作家要有“人格力量、作家要拥抱人生等原则，尊重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我们过去在文艺学方面，往往只强调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大重视文艺自身的规律，胡风恰恰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研究，并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格。而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便是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法学家郭道晖指出 ：“ 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思想定罪上。根据宪法，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还表现在它未经合法程序就将胡风等人逮捕、关押、判刑。宪法明确规定有公开审理、被告人有辩护权、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只服从法律等条文，而给胡风定罪的过程，却全凭领导人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得知有些情况搞错了，也要将错就错，一错到底。”1
毛泽东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对待胡风事件上可以看出，他亲手制定的全国人民都视为神圣的宪法，是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的。“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由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可不经任何法定程序，由他任意打倒并置于死地。由此看来，他是不要讲宪法的了。可是，也不完全是，为他自己，他有时也是用得着宪法的。那就是1964年12月 ，因对他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对邓小平，则是由于要开一次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出于好意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他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举开会。毛泽东手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书进了会场，他指着这两面本小书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说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讲几句话？1毛泽东对当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说法，是误解了，用不着拿出宪法来。但毛泽东这一段话是说得不错的。宪法“是讲民主自由的”，这之前对胡风，这之后对彭德怀、刘少奇，毛泽东为什么就不“讲民主自由”了呢？为什么“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呢？胡风和彭德怀、刘少奇，他们“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说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他们“讲几句话？”
后人的评说
一、 进谏忠言者怎样变成了囚徒？
戴知贤写道：
为什么文艺思想上的论争会演化成为“反革命集团”案件，历史在这里玩弄着什么样的魔术？……
当然，错案的酿成，胡风及其友人们也应负一定责任。胡风的文艺观点不能说完全正确，没有一点偏颇，历来文艺界对他的批评，也不能认为都是错误的，不必要的。但胡风坚持己见，很少对自己理论上的欠缺和认识上的差错作自我批评，致使争论逐步激化。胡风和他的同派成员有较强烈的宗派情绪。他们对文艺界的领导人、党员作家和一部分党外著名作家，不尊重，不友好。这种排斥异己的做法，使自己陷于“孤独作战”的境地，而感到对象是一个“庞然的存在”。自外于大多数作家，称自己一派为“我们”，称同派以外的人为“他们”，这就很容易被认为是站在敌对者的立场。当然，宗派情绪不仅胡风一方有，批评者一方也有，而且往往和他们的政治地位、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显得更加专横。这也正是使胡风感到愤慨的原因之一。
酿成错案的主要原因，是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左”的倾向。这些倾向主要表现为主观武断和无限上纲——即在批判胡风等人的时候，只凭某些似乎带有政治色彩的语言或一些未经确证的材料，便轻率地下结论，加上严重的政治罪名，予以批判，甚至处以刑罚。
当时有些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任意查抄“胡风派”成员的家，把他们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众；有些做法不实事求是——把他信中的话语掐头去尾，加以摘引，注解和按语又任意加以解释和引伸。例如有一封信只摘出三句话：“好的，让人们疯狂，从疯狂里灭亡。”编者就说，“胡风集团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这种牵强附会地强加罪名，在“材料”中随处可见。胡风夫人梅志在《胡风传》中写道：胡风说，“舒芜将我在解放前写给他的私信拿出来公开发表时，…… 这样地断章取义扣大帽子的做法，当时真有点经受不了。”
所谓“没有经过确证的材料”，举例来说：
一、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事实是1944年5月，绿原在译员训练班受训后，国民党方面曾要调他去中美合作所，但他没有去。
二、说芦甸是国民党上校军官，事实是芦甸在1945年以前，在国民党空军士兵学校任区队长时，军衔是少尉而不是上校。而且他在1945年到达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他向党交代了这段历史，1946年加入共产党。他不是反动军官。
三、说胡风、阿垅和国民党特务早有“亲密关系”。事实是贾植芳被捕，胡风听人说阿垅认识北平警察局长陈焯，就写信给阿垅，请他去找陈焯疏通关系。其实胡风、阿垅都不认识陈焯，阿垅找也没有去找过陈焯，仅凭胡风这封信，就说他们与特务头子关系密切。
当时就是根据这些没有经过确证的材料，主观武断地给胡风等人下了政治结论，说他们是一个“以特务、汉奸、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反动军官、革命叛徒和变节分子为骨干的反革命集团”。1
二、胡风一案是典型的违宪事件
郭道晖写道：
胡凤一案是典型的违宪事件。
胡风事件的起因，与文艺界内部的某些历史积怨有关。但此事酿成冤狱，却是法治不彰，听任个人独断专行的结果。当时新中国尚无刑法，只有一个针对历史反革命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但考虑到1954年9月刚刚通过了宪法，应该说对胡风案也不是无法可依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宪法制定几个月后、既不经胡风本人同意，又未经调查取证核实，甚至没有通过法院审判确定有罪，就将胡风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在报上公布，并在“编者按”中将其宣布为“反革命”，这实属严重违宪事件。因为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公布私人信件，不仅侵犯了公民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的权利，而且也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何况，仅仅根据私人信件，未作全面调查核实（现已证实原编者按中许多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张冠李戴、随意引伸的断语），就深文周纳，故入人罪，这就连“先定后判”、“有罪推定”的法律程序也违反了。
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思想定罪上。根据宪法，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只要不是公开发表、散布严重危害社会与他人的言论，如危害国家安全、泄密、诽谤他人、教唆犯罪等，则均不构成犯罪。而胡风一案可说是开了新中国以言定罪、思想入罪之先例，其影响极其严重。
胡风事件之违反宪法，还表现在它未经合法程序就将胡风等人逮捕、关押、判刑。宪法明确规定有公开审理、被告人有辩护权、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只服从法律等条文，而给胡风定罪的过程，却全凭领导人的一句话；就是已经得知有些情况搞错了，也要将错就错，一错到底。2
5、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正确的规定和论述。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当前 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会前的文件毛泽东是看过的，八大的会毛泽东也是参加的。对八大主要文件政治报告的这一重大提法，毛泽东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庄严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任何一个党员都必须服从和遵守。然而，出乎人们意外，不久就被毛泽东否定了。
有许多论著都写道：仅仅过了一年，在1957年9、10月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提法，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1957年9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同志讨论三中全会总结时指出 ：“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对这个问题，与会的许多同志不理解，认为与八大决议的提法不一致，希望能作些解释。
10月7日，毛泽东在全会的组长会议上，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作了说明。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只是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无产阶级手里，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还没有解决。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起，给了资本主义经济以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改变 了所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
10月9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 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行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1
毛泽东为什么要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据薄一波的分析：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国际方面，波匈事件对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由于偏重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
以上说毛泽东改变八大决议的提法，是在一年之后，因有国外的波匈事件和国内的右派进攻。似乎根据还是很充分的，现在，根据王光美的回忆，毛泽东改变八大决议的提法，不是在一年之后，而是在八大会议之后的第三天。王光美说：“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这不仅令刘少奇当时感到震惊，就是50年之后，也令广大群众感到震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会议刚结束就推翻？为什么会前和会议期间不提出来？有为毛泽东辩护的人说，是因为“波匈事件对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八大会议后的第三天是1956年10月1日，此前只有6月间发生过波兰的波兹南骚乱，匈牙利事件还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是在这之后二十多天的10月23日到31日才发生的。怎么能把这之后发生的事说成是“对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呢？还有的说，是因为“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吗？那时党还没有提出整风呢？反右派斗争是第二年1957年6月以后才有的。何来“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党的八大会议，毛泽东亲自参加了的，八大决议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毛泽东是举了手的，为什么一个人要否定全党最高权力机构作出的决议？这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全党之上的行为。也是出尔反尔、又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其实，从毛泽东前后一贯的思想来看，他是一点弯也没有转。他是一贯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其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革命胜利后的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说明，要实现 这种转变，必须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说明，建国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这可以说是当时全党的共识。可是毛泽东却另有想法。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泽东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3可见，全会的决定、公开的文件所说的也就是全党的共识是一回事，毛泽东本人所想、当时又不便讲的是另一回事。“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一思想，从建国前开始 就是明确的。到后来，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决议，就不是偶然的了。
对此 ，毛泽东自己后来讲得更明确。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说：“‘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 。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4
需要指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指建国初期、三大改造以前的情况。八大决议所讲的是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完成以后的情况。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划分阶级主要根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矛盾解决了，还不能算数，“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还没有解决”。他的这次讲话表明，毛泽东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决议，仍然固守建国前没有公开讲的主要是阶级斗争思想。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答案基本清楚了。可是，又发生另一个问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八大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从起草到定稿，会前毛泽东看过并有过十次以上的批语和修改，八大的会毛泽东也是参加了的，还致了开幕词。特别是会议期间他还作了《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对八大主要文件政治报告的这一重大提法，毛泽东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这是为什么呢？既然他的思想深处根本就不同意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会前和会议期间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机会，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却没有表示呢？难道能用“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来解释？这可是十分庄严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是要付诸实践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一个党员都必须服从和遵守的。如果自己原本就没有打算要服从和遵守，为什么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呢？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谜底在哪里？有待专家们去破解。这里只说明，毛泽东爱搞翻云覆雨的又一典型事例。
后来的实践证明，否定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它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后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一脉相通。
自从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后，就打断了1956年下半年提出的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的进程，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确立以后，仍然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其结果不但不能推动经济建设，反而干扰了经济建设，也冲击了政治建设。从1958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20年，我国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改善不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正常地发挥出来，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邓小平多次讲，我们耽误了20年的时间，就是指这一段说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 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在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2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页。
2胡风女儿晓风：《虽九死其犹未悔》，美国溪流出版社，《新世纪》网站２00４年7月3日。
3《文艺报》1953年第二期。
1《文艺报》1953年第三期。
1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随《文艺报》1955年第一、二期附发。
1 《康濯对古华的谈话》，香港《争鸣》1991年五月号。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3页。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页。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159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163页。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0-162页。
2《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三期，第26页。
3《康濯对作家古华的谈话》，香港《争鸣》月刊1991年五月号。
4《百年潮》1999年第十二期第46页。
1郭道晖：《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20页。
1 见晋夫：《“文革”前的中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3页。
1戴知贤：《三十万言向党中央上书陈词——胡风案件始末》，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8页。
2郭道晖《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20页。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631-632页。
2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26页。
3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75页。
1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58、211页。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