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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云覆雨毛泽东====2.


编 者

 2002年5月初稿

 2003年6月再识

2009年9月修订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并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从此，开始了把学术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不让人申辩的胡乱批判的先河。武训行乞办义学，一向是受人们尊敬和称赞的。“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些讲话中，也曾称赞过武训行乞办学的精神，并用它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下去。”1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对抗大的干部的讲话中，针对一些同志急于上前线，不安心在后方当教员的工作时说，教员工作是“造学生”的大事，不是小事。“这是母鸡与蛋的问题”，要把学校办好，“便要我们这许多母鸡”。他还说，马克思的先生黑格尔和中国的孔夫子都是当教员的，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孔夫子。”接着他说：“中国有个武训，不去做官，当叫化子，（笑）他办学堂，办了一生，有了钱仍旧要当叫化子。”2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对武训是很赞赏的。不料，建国伊始，却把武训臭骂一顿，把《武训传》的作者、演员、赞赏者全都狠批一通。

 

一、电影《武训传》的拍摄经过

武训，原名武七（1838-1896），清末山东堂邑县（今聊城西）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因家贫不能上学，连个名字都没有，因排行第七而称武七。他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决心办义学，让穷孩子们读书。他并无钱办学，全靠乞讨，有时甚至不惜侮辱自己。积三十年之辛劳，在堂邑、馆陶、临清办了三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清政府予以嘉奖，封为“义学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赞赏武训精神。1944年夏，陶行知在重庆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编导孙瑜，建议他把武训一生艰苦办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于是开始搜集资料，草拟提纲。

1947年，孙瑜从美国回国，正值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着手筹拍反共“戡乱”片。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知道孙瑜对武训有兴趣，建议他把剧本《武训传》写出来，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以抵制“戡乱片”。这样，孙瑜写出了电影剧本《武训传》，于1948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主角武训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饰演，赵丹也是山东人，深为同乡武训忍辱负重、苦修“义学”的精神所感动。历时三年，最后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将电影于1950年12月摄制完成。在影片完成前，昆仑影业公司请了“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的领导夏衍、于伶、陆万美三人就《武训传》发表意见。他们认为，武训的事迹离今天的现实生活太远，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高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考虑到配合当时 正在农村兴起的“冬学”运动，所以决定继续拍摄。不过，在影片结尾处，加上一个女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事实，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位女教师的旁白：

“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抡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编导尽量把这样一部构思、创作于旧时代的作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孙瑜在三十多年后回忆道：“我写武训，那还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北培，陶行知先生一再嘱我把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搬上银幕，他的诚恳态度使我深为感动。并且，我从陶先生口中还揣测到，拍武训电影是经过重庆地下党同意的。我又看了冯玉祥先生和李士钊、孙之隽、段承泽等提倡的武训精神和塑造的武训形象，觉得武训确实为中华民族之伟人，行乞兴学，亘古未有！我又去美国考察了教育，实感中国政治之腐败，中国之教育落后。我力图通过这部片子告诉国人：中华民族不仅要争取政治上的翻身，还必须在文化上争得翻身。于是，我较快地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因为战乱，这部片子在解放前拍了一大半便停了下来。”他又说：“电影事业受到党的重视，在夏衍、于伶同志关怀下，片子的下半部拍得很顺利，放映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1 

 

二、影片上映后，社会一片赞扬声

影片于1951年初上演。

影片上演之后，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二三月间，北京各界观众达13万人之多，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迷，尤其以教育界最盛。有些原来不安心教育事业的教师看后，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有的反映：“武训的斗争的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但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报刊上的赞誉纷至沓来。据不完全 统计，在三个月内，仅京津沪的几家重要报刊，发表赞扬或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就有 30多篇。赞扬者说：

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对本阶级的热爱使他终身劳动，忍受艰苦，坚韧地、百折不挠地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武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武训这种斗争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意志是劳动英雄的意志。他甘心做人民大众的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训是中国第一位热心办教育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受到深深的感动。

2月21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由周恩来总理和胡乔木出面召集，放映了电影《武训传》，观看的有一百多位中央负责人。放映中，掌声不断。朱德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和导演孙瑜握手并说：“很有教育意义。” 2

孙瑜回忆说：“电影《武训传》受到全国人民赞扬后，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我时，我向他汇报了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情况，总理很有兴趣地听我介绍，之后，他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看了很感动人。’他丝毫没有埋怨我的意思，朱老总也很欣赏这部片子。”3一些电影部门的领导和同行，也纷纷表示《武训传》的社会效果很好。总之，关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好评潮涌，口碑载道”，一片赞扬之声。

三、江青、毛泽东要批判

江青看了影片后，在毛泽东那里说：电影《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江青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作“尚方宝剑”，便去对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周扬不知道这话的来头，便不以为然地说：“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1。

1951年5月，《文艺报》第4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个化名贾霁的人批评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就像“文化大革命”之初发表姚文元批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人们搞得瞢头转向一样。文章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表扬和歌颂的。《文艺报》第4卷第2期，又发表了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的文章，说“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之下表扬‘武训精神’，也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他还说；“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人民日报》在5月15、16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

5月19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先生的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为批判一部影片，值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样的大张旗鼓？原来是毛泽东亲自干预了。这篇社论由胡乔木起草初稿，毛泽东作了大量改动并亲自定稿。社论的主要部分，就是出自他的手笔。现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节录部分，抄录如下：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为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历史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 ，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

 

毛泽东对武训的批判文章，还有一篇题为《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

一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子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被那些举人、进士们掌握的学堂也决不会容许真正的穷孩子插足进去。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一是强要来的，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依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所办之学，并不是所为了“穷孩子”，“为穷孩子”只是一句空话，实际是为富孩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会相信武训的“义”学里好像真有一群“穷孩子”在那里跳来跳去似的。

现在，估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确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二

武训只是在他未提出“义”学口号以前受过苦，自从他提出“义”学这个漂亮动人的口号以后，他就一天一天被人尊敬，直至变为反动政府的宠儿，他就越行乞越有劲，一点也没有什么苦了。

三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那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 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著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晚清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2

 

自从毛泽东写的这篇社论和文章发表出来，风向突变。全国和主要报刊在第二天都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的同时，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的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于是，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部门都闻风而动，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整个夏天，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以政治运动批判思想文化的高潮。所有批判文章集中在三个问题：

一是武训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二是《武训传》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其思想内容是反动的，艺术手法是反现实主义的，歪曲了历史，美化了丑恶。其要害是用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用个人苦行代替群众斗争。三是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样的思想？是由于 编导者和歌颂者头脑中的唯心历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作怪。这正是旧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颂扬武训的思想根源。这些批判，除了扣大帽子外，并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证据，只不过跟着毛泽东定的调子高唱一阵子吧了。

《人民日报》短评中，叫着号要那些“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 ”，并且还要“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这一来，那些原本为武训和《武训传》叫过好的人，都只有乖乖检讨的份。《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因此事，纷纷在报上公开检讨。

在中南海主持放映过电影《武训传》的周恩来总理，当批判运动掀起时，专门为此作了检讨。

全国文联主度郭沫若也不得不检讨。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的检讨。

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摄制该影片的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演电影《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周扬也于8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艺界的工作》

 

四、带着框框去调查

为了证明毛泽东所写社论的观点正确，1951年6月，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等单位组成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省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成员还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当时的平原省委文联和宣传部、武训家乡地县有关人员十三人。毛泽东指定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斐和江青负责，实际是江青领头。

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毛泽东接见了调查团的有关人员，向他们作出如下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1参加调查的人后来也承认，当时的调查研究是“奉命”进行的，意图就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的正确。

“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调查了二十多天。他们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说武训的好话，完全不对他们的口味。后来经过县里干部打招呼，才改口说武训不好，有的人不昧良心，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调查团成员、当时堂邑县委书记段俊卿回忆说：“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调查团另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回忆说：“在调查团来之前，我曾接待孙瑜等人的调查组，那时老百姓都说武训好的一面，江青等人刚来时，老百姓不知是为什么目的，还是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县委 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1 

就这样拣 了一些专说武训坏的一些材料，结束了调查。当事人回忆说：“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用的是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象推论的唯心主义方法。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划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2在调查中，凡是说“义学”好的，他们就认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言论，凡是说“义学”不好的，他们就认为是代表劳动人民的言论。冯之俊后来披露“调查中喜欢听说武训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更不喜欢 听赞扬他的话”。“先做出结论，定好框框，再去找材料来论证结论的正确。武训调查团就是这样做的。”3

调查团返京后，由江青、袁水拍、钟惦斐三人执笔，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之后，又出版了小册子。《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如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逆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还说“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等等，都是《调查记》泡制者们蓄意编造的。

把武训说得如此丑恶，那电影《武训传》自然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而把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推向了高潮，也为武训和《武训传》的性质定了案。

为什么毛泽东以前对武训是那样的赞赏，一当新中国建国伊始，就借电影《武训传》对武训大加挞伐、搞政治运动呢？是当年需要教员，现在不需要了吗？显然不是。对毛泽东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法，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总是不能理解。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4这纯粹是捕风捉影、胡乱上纲。“一支笔，几丈长”，就算象征“文化人”，只要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理解为兴教育、学文化。有什么根据说这就是“要扫我们”“想复辟？”毫无根据。从编剧、导演、主演到所有参演人员，能找出一个有复辟的言论和行动吗？没有。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如此说呢？只能从他一贯敌视“文化人”即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去理解了。早年，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5甚至在部份北伐军中还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6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编著、导演、演员和摄制人员以及欣赏电影《武训传》的“文化人”，都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就是一种复辟势力，被列为应予打倒的对象。他借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机会，不管有理无理，先给全国的“文化人”即知识分子打上一闷棍。“文化人”们哪里知道，这次敲打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厄运的序幕，之后的辱骂梁漱溟，批判胡适、马寅初，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施“阳谋”反右派，直到把知识分子搞成“臭老九”的文化大革命，接连不断打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以贯之，都是他早年这种极左思想的反映。

五、批判的后果

自从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凡是对这部片子表示 过赞扬的，特别是写过文章的，都不得不对照着《人民日报》社论的调子，作深刻的检讨。有的人连连检讨求饶还不行，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被逼致死。孙瑜回忆说，当时是被公认的优秀影片之一，“想不到，我，李士钊、赵丹夫妇以及何思源（何鲁丽之父）、孙之隽等竟因此遭了难，使我们后半生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涯受到挫折，逼我们在《人民日报》上作公开检讨，何思源与孙之隽却因此被逼致死，实在令人心寒！倘若不是周总理的保护，我和赵丹怎能活到今天，又怎能看到江青一伙的垮台？！”1李士钊先生的遭遇也十分凄惨。李士钊先生是著名老报人、传记作家、全国作家协会会员，因为赞扬过武训和影片《武训传》横遭批判 ，先是被发配云南劳动改造，过着艰苦的生活，继而又被打成右派，押回山东聊城，监督劳动，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结束了囚徒生涯。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也与这一批判有关。张霖之与电影《武训传》本来没有瓜葛，只是江青找他调查武训问题，没有按江青、毛泽东定的调子，而是说了自己当年在山东工作时老百姓的一些说法而已。1951年，张霖之任重庆市委书记，江青以“毛办”（毛泽东主席办公室）的名义给张霖之打电话，要求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协助弄清编写电影剧本《武训传》的原委。四天后，他在接待打前站的调查组人员时说：“我在山东省时堂邑县是有个叫武训的，在老辈人中很有些名气。清朝末年民不聊生，那么一个要饭的穷人，攒钱办学堂，多不容易啊。”“读书向来是被看成圣人之道，一个乞丐办这种事，可谓开天辟地。所以山东省老百姓很敬重武训。无论说书唱戏，有不少唱这位‘武豆沫’的段子。”

调查组的人问：“您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张霖之回答：“有什么问题嘛！演戏时我们都去看了，生旦净丑都扮得不错，群众非常欢迎，说这演的是穷庄稼汉的圣人。”

张霖之立即要去参加公审中美合作所特务分子大会，接他的汔车响起了喇叭，张霖之披衣站起来。调查组的人又问：“电影《武训传》您看过了吗？”

“想看，就是没有时间。”张霖之说罢准备出门，同时吩咐秘书：“晚上牛角沱演戏，让这几位同志去看吧！”说完，就上车了。

第二天，江青来到重庆。张霖之应酬了江青一个下午，还是那几句关于武训的活。2 

谁知道，就这么一点小事，却为张霖之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十多年后，张霖之任煤炭工业部部长 。江青要谋害一个国家的部长，还没有那个能量。得靠毛泽东。事也凑巧，莫名其妙的，张霖之被毛泽东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那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期间，在一次规模很小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时，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却说：“这个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3

刘少奇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倒了。“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同志首当其冲，惨遭酷刑拷打，成为第一个死于“革命行动”的部长级高干。

1980年，“四人帮”受到审判时，法庭问江青：“张霖之是你迫害死的吗？”江青默不作声，

在几次追问之后，江青终于点头承认了。 

被整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还有一个典型人物，他叫郝瑞琛，当年在武训家乡中共堂邑 县委宣传部工作，他看到，《人民日报》社论给武训扣的大帽子，跟自己从小听父老乡亲们那里讲的武训行乞兴学的事，完全对不上号。他还想，武训如果说是个大坏蛋，为什么1943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故乡堂邑县的一部分和冠县的几个区合起来，命名为武训县，以资纪念？武训老家柳林镇改名武训镇，还以“武训”命名柳林师范和小学。他认为社论和《调查记》对武训所作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自己所了解的武训写出来。于是，他完写了《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 的认识》一文，旗帜鲜明地公开为武训辩护。结果 ，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被抓了个典型，遭到从省到县的会上、报纸上轰炸般的批判。后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还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遣送还乡劳动改造。

那么，郝瑞琛的文章为武训作了那些辩护呢？一是说武训的兴学动机与目的。他认为“武训立志终身兴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其动机肯定地说是为了穷家子弟念不起书而兴办的，为贫农、雇农百分之八十的广大群众在文化上翻身为目的的，而不是为压迫他的统治阶级服务为目的的吧！”二是说武训的人格与行乞兴学的意义。他针对说武训向地主奴颜婢膝的污蔑说：“武训忍受了各种屈辱和践踏，以及做牛马不如的工作，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志愿，这种精神非但可以表扬，并且可以大为表扬，特为表扬的，是可效可仿的使农民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还认为：“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彻底消灭旧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才能保全革命的完全胜利，但是文化翻身也更是不可缺少的。”“那时武训办的义学虽是封建的教育，而是为时代所限制。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而是闭关、自守，刚和外洋资本主义接触不久的一个封建帝国。”他还说：“既然有人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武训，就不能完全拿马列主义衡量武训的轻重，那就不能否认武训、抹杀他的功绩，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三是说武训的立场。他说：“兴办义学叫农民读书，消灭文盲，解决没有文化的痛苦，这是对社会、群众的基本大义问题。”郝瑞琛还反驳了武训义学中念书的多是地主家的小孩，从而证明武训是地主阶级奴才的观点，他说 ：“地主的小孩并不都肯定是不革命的。”他说的有理有据，让人觉得“事实胜于雄辩。”但在那时，只能一个声音，一个调子，再有理，也只有挨批判的份。

 

六、拨乱反正，为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平反

客观地说，电影《武训传》本是在解放前为抵制国民党的“堪乱”而着手拍摄的，这是一种进步行为，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其用意也是可嘉的。影片自然有不足之处，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何至于那样大动舆论，大加鞭伐。社论中的一些批判，也是无限上纲，一个处于最底层的农民，靠乞讨兴义学，让穷孩子能上学读书识字，不用说在当时 ，就是现在，也是一种无私的高尚行为。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你要求他去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是扯得太远了一点吗？说他向地主乞讨，奴颜婢膝，那个时候，只有地主有银子，不向地主去乞讨向谁去要钱呢？毛泽东本人曾向当过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章士钊求借过两千大洋，以助一些有志青年出国留学。难道这也算个问题吗？那么，武训当年向地主求助办学经费，怎么就是奴颜婢膝呢？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有谁能知道什么历史唯物论？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十分不讲历史唯物论的，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民情。这种批判，是极左思潮的表现，以后各次运动的大批判，都可从这次批判中找到影子。这种批判，调子高到不能再高，由于脱离实际，与事实不符，总是站不住的，迟早要被历史纠正。

1985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胡乔木作了番讲话，把这个问题的是非，弄清楚了。他说：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未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地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过去了三十多年后，这场批判的是非才弄清楚了，被冤枉横遭批判、被扣上罪名的才得到平反。1980年《齐鲁学刊》发表为武训平反的研究文章，揭露了当年那《武训历史调查记》弄虚作假的事实，这个号称调查研究的典范作品彻底破产了。加在武训头上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大帽子，全属不实之词。

1996年，举行了《武训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孙之隽、李士钊合著的《武训画传》重印出版；陶行知先生生前的诗作《武训先生画赞》、《武训颂》在朗诵；臧克家的诗作《何于一丐作苛求》谱写成歌曲。重新修建了武训纪念堂和武训墓、武训塑像、武训碑林。胡乱强加在武训和电影《武训传》上的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

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等一系列大批判，都是一个模式，一个腔调，由最高领导人发命令，搞一言堂，一边倒，一窝蜂。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不准别人申辩，这里面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当年气势磅礴，轰轰烈烈，结果怎样呢？谁是谁非呢？历史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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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铭泽：《开国第一场风波——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上，第41页。

2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上的讲话，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1期第8-9页。

1张经济：《孙瑜编导〈武训传〉的遭遇》，载《世纪》2001年第2期第44页。

2蔡铭泽：《开国第一场风波——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载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上，第46页。

3张经济：《孙瑜编导〈武训传〉的遭遇》，载《世纪》2001年第2期第45页。

1见《秘书江青》，载《作家天地》1997年第7期第78页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第46-47页。

2 原载1951年6月16日出版的《学习》第四卷第五期，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374-376页

1戴知贤：《文坛三公案》第1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袁唏：《〈人民日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新闻研究资料》第4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人民日报回忆录》第33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3冯毅之：《要从〈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调查中吸取教训》，《齐鲁学刊》1981年第1 期。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3）

5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

6见《现代评论》1927年1月发表的张奚若的“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2月发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识阶级”。

1张经济：《孙瑜编导〈武训传〉的遭遇》，载《世纪》2001年第2期第45页。

2 见袁晓鹰：《第一个蒙难的部长》，载《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3见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