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云覆雨毛泽东（修订稿）--1.

翻云覆雨毛泽东（修订稿）--1.

编者： 萧 铎 洁

 

 

1 目 录

2 序 言（李 锐）

4 前 言

9 1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8  2、提出并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不久就抛弃

27  3、中共诤友梁漱溟遭痛骂

32  4、胡风问题

44  5、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47  6、错误批判马寅初

56  7、“阳谋”（上）

70  8、“阳谋”（下）

84  9、“阳谋”的预演

93 10、庐山会议原定纠正“左”的错误，突然变成批右

100 11、从“明君”到“反党成员”的张闻天

108 12、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原定纠“左”，又变成反右

111 13、两次赞赏邓子恢，两次对他猛烈批评 

114 14、同意过曾希圣搞责任田，又批判曾希圣搞单干风 

117 15、罗瑞卿蒙难

125 16、从百家争鸣到两家斗争，再到一家独鸣

126 17、吴晗因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海瑞的文章而受批判

131 18、先同意《二月提纲》，以后又猛批《二月提纲》

136 19、先同意派工作组，以后又说这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37 20、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141 21、刘少奇本是毛泽东确定的接班人，后来却被“炮打”

159 22、邓小平两次被打倒

167 23、逼死林彪

185 24、贺龙惨遭迫害致死

190 25、对瞿秋白，先说“秋白是个好同志”，后来又说他是叛徒

192 26、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话，他却言听计从

207 27、先是反对，后来却“主张个人崇拜”

218 28、对江青的评价，前后两样

225 29、由重视知识分子，到向知识分子开刀

238 30、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 

259 31、从鼓吹民主到实行独裁

 

（篇幅较大，版式来不及全部整理，望谅。 转发者 RL）

 

 

 

 《翻云覆雨毛泽东》序言

 

我一直认为，对毛泽东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无论是他正确的或错误的方面，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对于他正确的方面的文章、书籍已汗牛充栋，固然也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对他缺点、错误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须知，正是他的一些错误，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影响既深且巨。我说过，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这不能不有待研究。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的书，是从一个侧面、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的，据我所知，这样的书，迄今还未曾有过。编者说，这本书的写作，是受我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说法的影响而促使的。他在《前言》中引用了我的话：“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然后循此发掘开去而写成的。书中大量事实不仅说明我的言之无虚， 同时也阐发了我的观点，发挥了我未及细述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当然是支持的。

 我上面的讲话，是在1980年10月25日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讲的。当时讲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与会许多老同志谈到这类问题时，十分激动，有些话讲得也很尖锐，如方毅谈到，毛是一个暴君。当时大家之所以要讲这些，一是由于这些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太大，必须如实地讲出来。二是希望在《决议》中能对毛泽东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反映，以便全党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但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叫做“宜粗不宜细”，所以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作风、个性、人品等方面的问题都回避了。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及其社会影响还广泛存在，从政治上考虑，在《决议》中暂时不谈这方面的问题是可以的，参与讨论的人大多也能接受。但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则与“宜粗不宜细”相反，应该“宜细不宜粗”。所谓的“细”，就是涉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的具体的客观事实，都需要仔细研究。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泽东是何种心态，如何策划于密室，背着党中央进行暗中活动等等问题，只说“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显然是很不够的，也不可能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还要回避这个问题，就说不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类似毛泽东那样独断专行的错误，还时有发生，不能不与当年为维护毛泽东，同时也维护了他的一些错误，或对他的错误“宜粗不宜细”，也是就是粗枝大叶、大而化之、马虎过去了有关。记得“大跃进”全国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在讨论经验教训时刘少奇说过：“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这个话用到今天，就是要把历史上所有的问题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在内，都需要“宜细不宜粗”。只有把这方面的问题弄得“细”一点，弄清楚一点，弄明白一点，才能真正避免重犯毛泽东类似的错误，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这里涉及到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是讲得很好的。当时我们听了这个讲话，深受鼓舞，以为从此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得怎样呢？邓小平所讲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是还是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吗 ？邓小平还讲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性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既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为什么不从领导制度上去解决呢？我认为，从后来批露的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根本就不认为斯大林有多大的错误（他的话是“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反而对揭露斯大林错误的赫鲁晓夫斥为修正主义头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肯定斯大林执政的正当，怎么可能想从领导制度上来解决他那无上权力受到约束的问题呢？毛泽东的许多重大错误，都是在他说这个话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点这方面 的意愿，还能因彭德怀、刘少奇的一点意见分歧，就把人家往死里整吗？这说明，有了像毛泽东这样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本上就不想建立能够防止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制度，谁也管他不了，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他为什么不想解决自己的权力受到制度约束的问题呢？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使毛成为党的绝对权威，就是一把手说了算。毛本人也逐渐听不得不同意见，1949年之后，更对任何不同意见视为拂逆之举。他被神化，直到自视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他之后，邓小平虽然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曾有所反映，但是，他也多少有点毛泽东第二的做派，也不可能有多少前进。邓之后又过去了这么多年，有多少前进呢？这不正是说明毛泽东这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还有待消除研

究吗？

 我认为，中国要改革，要前进，要“与时俱进”，要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对毛泽东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消除其消极影响。毛泽东政治上的皇权专制，经济上的小农经济、民粹主义，文化上的鼓励愚昧、歧视科学、打击知识分子等，都曾给我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这些东西，不准说，不准写，一个劲地捂着，难道是一个慎重的党的态度吗？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被揭露后，采取捂的办法，没有能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以致重犯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毛泽东的问题一个劲地捂着，同样也是重犯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呢？真要改革，对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能回避。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的书，虽然不是全面论述毛泽东错误的，但从这一专题，作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错误思想，供人们去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翻阅这本书之后，给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每一次重大错误，几乎都和他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有关，大者如丢掉他多次讲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急急忙忙搞“穷过渡”；响应他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没有料到他来了“阳谋”、打“右派”；庐山会议原本要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纠“左”的信，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吴晗本是响应他“学习海瑞”的，却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向知识分子开刀的祭品，等等。由于从这一角度所考察的问题，都是建立在确凿事实基础上的，也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这与那些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地只对毛泽东颂扬，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为掀起“毛泽东热”的书籍，对其错误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有的党史书上，竟然说谎话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都不知是谁了。这种“导向”，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日本人总是不愿意承认和反省过去侵略中国的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 难道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不愿意承认和反省过去历史的民族吗?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这本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书籍，仅就其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来说，我认为也是十分可贵、值得鼓励的。这类的著述多一些，对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就会多一分益处，对推进改革也会多一分动力。果能如此，乃人民之幸，民族之幸。

 

 

李 锐

2004年1月6日

 

 前 言

 

 本书所搜集的，是关于毛泽东经常出尔反尔、翻云覆雨、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一些材料。 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1许多原本是他说过的话，他起草的文件、经中央政治局或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他说变就变，说推翻就推翻。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很值得搜集起来，警示后人。

 19 5 9年8月16日，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反击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大获全胜”，在 通过会议公报和决议的会上，他发表的长篇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 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空气变了。”因为庐山会议原本是要纠正“左”的错误，后来来了个大转弯，变成反右倾。这种风云突变，是毛泽东自己承认了的。

 其实，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提法，早就有了。7月2 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对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视为“右派进攻”予以反击，当天晚上，几个毛泽东身边的人就议论过。他们对毛泽东的讲话很不理解。周小舟怀疑毛泽东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至党的分裂。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 。李锐说得最明白：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

8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写道：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好大喜功’， ‘偏听偏信’，又是‘上 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2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无论毛泽东是借用别人的提法，或是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反正庐山会议是有此情况 的。李锐称之为“翻云覆雨”，是同一个意思。 

 晋夫在《“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一书中也写道： “‘神仙会’忽然变成了批判会，纠‘左’一下成了反右。翻云覆雨之间，注定了全国大饥荒无可避免，可在毛泽东眼中，全国好似‘桃花园’。” 3

 可见，把庐山会议的那种搞法，说成是“翻云覆雨”，是无人可否定的。

 另外，从胡绩伟关于邓拓对待毛泽东讲话的一段回忆中知道，毛泽东讲的话“很快会变”。原文如下：“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无动于衷’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衷只是他比我们更有远见 ，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面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 因为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的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他对毛主 席的讲话采取‘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的办法，而不是闻风而动，赶快紧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而来的，是反右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敢。所以邓拓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阳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悄悄对我说：好歹《人民日报》没有像《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不然，《人民日报》也会被打成右派报纸，中央党报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报》没有大鸣大放，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 1 

 还在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就说过：“毛泽东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见他好的一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2这说明，按照中央通过 了的东西（决议、政策等）去做，他也可以推翻，予以驳斥。这种“无法无天”、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恶习，早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了，只不过知道的人不多，恐怕只有身居高层像张闻天这样的人物可以知道一些。也说明以后他的这种恶习发展到反复无常、无以乎加，决不是偶然的。

李锐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写有以下几段：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

“晚年在作风方面，出尔反尔，言行不一，这方面问题很多。1956年八大决议是自己举手通过的，后来不认帐。庐山会议先表白要当反‘左’倾的头子，后来又亲自发动整‘右倾机会主义’。指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搞突然袭击。‘二月提纲’明明是自己批准的，却说是彭真背着中央搞的。请邓小平出来 主持中央工作时，说‘人才难得’，后来又说得一无是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和气质，这种偶然性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常常起着影响历史前进和倒退的作用。毛泽东也不例外。分析主观原因，这类问题无法回避。”3

 李慎之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中国的事情就那么怪，毛主席喜怒无常，神机莫测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且不说国家的命运了）。”“……当然理论的最高权威是有的，因为权力的中心必定要是真理的中心，他就是毛泽东本人。他尽管不难做到‘一言而为天下法’，但是要不了多久，甚至不到一年，他的话就会自动转向，使人无所适从，又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原来跟了他一阵子的‘理论权威’，不是纷纷落马，以至于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朕即国家’这一条。”4 以上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处事、发令、决策经常会变，让人不可捉摸。 由此引发人们去思考，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会变”、一变“就是一百八十度”。这种“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不是偶尔一次 两次，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类似的作法，远不止三五次、也不是七八次。从初步查找到的材料看超过不下数十次。如此频繁的“变”，是为什么呢?是他的手法?是他的策略?或是他的习惯?李锐说是“个性和气质”。不管是什么，对我们的后来者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这就有待人们去深思和研究了。

不过依本编者看，且不说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按一个普通的人、正直的人做人处事的起码道德准则来说，也是要讲求诚实守信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是一个社会的人，处于多种社会关系之中，一定要遵守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其起码要求就是要诚实守信。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千百年以来，无论是家长或老师对幼儿的教育都是要求讲诚实、守信用，恪守诺言，取信于人。至今，无论对政府、对企业、对社团、对个人，以至对商家小贩不是都要求他们“以诚信为本”吗？这个道理，毛泽东不知道吗？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就说过：“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1毛泽东既然知道做人处事要言而有信，那么，为什么自己在行为上、实践上又经常不遵守这一条呢？说是毛泽东的手法?是他的策略?或是他的习惯?自然都能沾上一点，但这都十分表面，未触及本质。其本质是个起码的道德问题，也可说是个人品质问题。

对此，邓小平对评价毛泽东定了一个框框，有的人特别是官方掌权的人，就把它拿来作为不准触及个人品质问题的档箭牌。其实，邓小平的讲话，根本就没有否定有个人品质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还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2这些话至少说明两点，第一，“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当然不对，因为一个问题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 问题”，其原因就更复杂，有其他人或别人的问题，所以不能“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上”。但是，不能够否定其中有“毛泽东个人品质”的一部份原因和问题。第二，“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当然也不对。但是，并非把所有的问题，而是把其中有的一些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质上”，难道不是吗？仅这两点逻辑和理论的辩证，谁也驳不倒。至于实践上大量事实，更是最雄辩的。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林彪背着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委，搞阴谋诡计，要抢班夺权、谋杀毛泽东。当毛泽东觉察林彪有异常现象，在1971年8月中旬南巡途中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因此，他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林彪的作为，是被党内外公认的、无可争议的品质恶劣的典型事例。用同样一个尺度和视角，来看看毛泽东伙同江青等人策划发动“文化大革命”，谋划整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大的一件事。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共七人，当秘密组织姚文元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搞突然袭击”，点燃“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这个重大事件时，除毛泽东本人外，林彪是否知道还不一定，至少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个常委等所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都被长时间蒙在鼓里。林彪是“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毛泽东呢，是“七个常委瞒着五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这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吗？有文章指出，“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4 “从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来看，关于如何评价《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策划好了的政治阴谋。”5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忆文章写道：“1965年底，少奇同志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6既然是对同志、对长期生死与共的战友搞阴谋，还能说不是个品质问题吗？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么，讲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岂不都成了空话？对此，李慎之曾说过：

 

“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1本书当然也不是专讲这个问题的，只是集中了有关毛泽东出尔反尔、翻云来覆雨的一部分事实，不能不触及世人都回避的个人品质这个问题。是事实、是历史，就必需触及，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从多方面去了解这个人物，并从中汲取教训。当然，也是有意要打破那种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和阴暗的东西都隐瞒起来，继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的那面哈哈镜。

 对于领袖的这一情况，编者的觉悟很晚。且不说从我1951年参加革命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都一直是听从党的宣传，毛泽东是如何一贯正确、何等英明伟大，我都深信不疑。每次运动我差不多都是受到冲击的“运动员”，总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文化大革命”那场大浩劫，也因总跟不上，被整得个死去活来。我都相信按官方宣传所讲，那都是林彪 、“四人帮”搞了鬼，毛主席的动机还是为了反修防修，使革命的红旗永不退色。及至“真理标准大讨论”后，进行拨乱反正，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区别开来”的新理论，这个十分牵强附会的问题，虽然让我着实费了好大的劲，也搞不很明白。但也知道了一些从来闻所未闻的关于毛泽东的问题。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我也只能按官方定下的框框去理解。及至九十年代初，读了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揭露了庐山会议的内幕，我才有点觉醒。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认识毛泽东的启蒙书，此时联想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来所经历的历次运动，毛泽东所作出的种种重大决策，社会上掀起的绵延不绝的暴风骤雨，啊？ 世人敬仰的毛泽东怎么会那么多次的翻云覆雨瞎折腾？我等愚昧之辈是何等“迷糊”。起初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时，并不经意，认为不过是偶然吧！以后，看见类似的事例太多了，便不禁留心起来，注意对有关资料的收集，几年下来，就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这一摞有关这一小小专题的一些资料。让它公诸于世，留之于后人，无疑是有价值的。这里面，有多少教训？有多少人的生命成了冤魂？有多少人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的冤假错案？有多少的残暴、多少悲惨？有多少血和泪？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少劫难？多么严重的道德沦丧？一个有良心的人，能让它在岁月中湮没吗？

搜集这一专题的资料，严格遵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原则，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基本的事实。本专题所汇集的材料，都是出之有据，可以说无一无出处，无字无根据。凡重要的判断都注明资料的来源和出处。而且，这些资料来源并不是什么“内部机密”，都是从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上得来的，也有个别的是在网络上摘录下来的。 

我自己只不过是这一本资料的搜集者和编者，严格说不能称为作者。书中没有多少我的话，更没有我的什么“发明”。我只是把它辑录了一下、编纂了一下 ，有的地方稍加点评，如此而已。之所以采取如此态度，一是为了保持它的客观性，避免我的主观武断；二是尊重他人的劳动，不能贪他人之功；三是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历史事实，不可能再去作什么调查研究。与其重复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不如就让人家的话再现出来，而且有许多的话比我说得要好。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很坦然。

我搞这本书的一个动机，是觉得书中的许多史料，如果零星地散落在沧茫的书籍、报刊的海洋中，很可能就被人们忽略了，久之，也就湮没了。这就太可惜！这里面蕴含了我们民族的多少代价呀！我自认为所作的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有关的这个问题集中起来（由于我个人接触到的材料有限，远没有搜集得完全），保存起来，为后人们留下一点历史的真实 。历史是科学，科学首先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这些客观事实，是要进行科学研究，做到实事求是的基础。是严肃的理论家、历史学家们必须尊重的，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

 这里汇集的是一个很小专题的资料，不涉及其他方面，自然不是对某人作全面评价。就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来说，本书所涉及的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指责这个东西有“片面性”，那是“文不对题”的。科学研究往往都是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甚至某一个点来进行解剖和研究的。就像自然科学研究细胞、基因、果蝇一样。一篇研究细胞、基因、果蝇的论文，能说它有什么“片面性”吗？显然是不能的。

此书的写作，前后大约有七八年时间。开始动笔时，并没有一个整体的写作提纲和详细计划，只是将当时收集到的大约有十来段材料，敲打在电脑上。以后，由于留心这方面的事情，边收集材料，边敲打在电脑上，辑录下来。正如毛泽东家乡的湖南有一句俗话所说：草鞋没有样，边打边像。当发现有新题目，就新写一段。当然，也在有暇反复翻阅书稿时，将原稿作了修改、补充或删除。就这样，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人们对一本书是否能看得上眼，往往都很注意它有无新意，有什么新观点？有什么新材料？实话实说，由于本书的资料来源都是从公开发表在书刊上收集来的，而不是什么首次披露，所以在这方面是很不够的。但是，读者朋友且别灰心，本书是有新意的。第一，本书所展示的独特视角，将有关的素材集中到这里来，这是迄今的出版物还未曾有过的。第二，本书只尊重历史事实，突破邓小平那“宜粗不宜细”的框框，特别是，官方出版的某些书籍和文章，在涉及毛泽东一些不光彩行为时，“为尊者讳”避而不谈了。本书则要据实还历史本来面目。读者从中会有一种新鲜感。再有，对某一事情，毛泽东前后的说法和态度迥然两样，但在有的文章，只讲到前一半，或者是后一半。一般读者特别是现在五十岁以下的读者，恐怕很少有人去思考毛泽东这种翻云覆雨的行为。举例来说，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反驳别人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当时以为这是对敌人的，后来的实践，不仅对民主党派的朋友，对知识分子，还对彭德怀、刘少奇这样众多曾与之生死与共的战友，也都实行独裁。可是年青的朋友们知道吗？就是这个毛泽东，曾经可是竭力鼓吹民主的，而且还主张过要搞美国式的民主。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搞了个“薄一波等叛徒集团案”，当时，都说是张闻天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自己也说，他不知道薄一波这些人是坏人。于是，由他批准成立专案组。后来事实弄清了，又说这是林彪、江青他们搞的。这就是人们得到的印象吧！其实，当初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件事，还当面向薄一波表达过。后来为了整刘少奇的需要，不认账了。再如，贺龙的案子。迄今官方宣传是林彪、江青迫害致死的，似乎没有毛泽东的一点责任。其实，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当贺龙受到冲击之初，毛泽东亲自向贺龙表示：“我作你的保皇派”，可是林彪非要除掉贺龙不可，为了满足那时他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无理要求，毛泽东批准成立贺龙专案组，将贺龙往死坑里推。如此等等，详情请去书里看吧！本书所展示的，就是将不少读者知道的上一头或下一头，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两头，连接了起来，其新意不言自明。

本书大致上是按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来排列的。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有两种例外：一是“阳谋”的预演一节，是谈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按时间算应放在前面，但考虑到是作为“阳谋”一节的补充，故列在其后。二是，一些带全局性的问题，如知识分子问题、民主问题、外交问题等，因时间的跨度较长，或贯彻始终，故把它排列在后面。

 

  编 者

 2002年5月初稿

 2003年6月再识

2009年9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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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杜19 9 4年6月第1 版，第209、 141、225页。

3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1 《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转引自朱正：《195 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2 张树德：《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6页。

3《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 月版，第126、135、167页。

4《李慎之文集》第572、573页。

1斯诺：《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文访华文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9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01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242页。

4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39页。

5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6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1页）

1《怀念李慎之》燕京大学校友会编2003年5月出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