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关社会经济哲学和科学的事理分析文章
28、对江青的评价，前后两样
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 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1还说江青“是可以挑大旗的。”2甚至指定江青在他身后当党主席。3
毛泽东早先讲：“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本来是说得对的。以后又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是可以挑大旗的”，指定江青为“党主席”。这前后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和对待，岂止是一百八十度？是江青的水平提高了呢？还是毛泽东的看法改变了呢？邓小平对江青的评价是“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江青坏透了。”有人问道：“给她打多少分？”，邓小平说“零分以下。”4看来，江青本人水平没有什么提高，只能是毛泽东前后的说法变了。
江青1937年到延安之前，在上海是个三流电影演员。1938年和毛泽东结婚时任中央军委档案秘书，以后也担任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理事、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这些基本上都是虚职，实际上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处长是著名作家丁玲），这也基本上是个虚衔。她利用这点头衔，便在文艺界折腾起来了。
1950年3月至5月，北京、上海等地上演电影《清宫秘史》，江青看后认为，“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提出 ：“《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当时的宣传部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都不以为然。这场批判没有能搞起来。
1951年，江青抓住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说这部片子存在“严重问题”。她向毛泽东吹风，毛泽东看了这部影片后认为“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并且，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5月20日发表。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能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
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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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22页。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59页
3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争鸣》杂志2003年12月号。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甚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1
这场大批判中，江青还带了一些人到武训家乡山东省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调查，调查中，农民说武训好话的她都不要，找了一些流言蜚语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中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1985年，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至于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此次大批判，可详见本书《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这次对电影《武训传》不顾事实，不讲道理，无限上纲的批判，是解放后文艺界第一次大的批判运动，为以后多次的胡批乱判开了极为恶劣的先河。
1954年江青又搞起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两个青年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评〈红楼梦〉研究》。他们写信给《文艺报》，询问可不可以批评红学家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得到他们的教师支持，1954年9月，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他们又通过关系找到康生、江青，希望在北京的报刊发表，江青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求发表，并说这事毛主席很重视。《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拒绝了。后来，《文艺报》1954年第十八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另一篇《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
这事本来是对一部文学作品不同观点的争论，按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谁有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至于报刊是否发表，各个报刊都可有自己的主张，对任何文章都有发表与不发表的自主权。可是，由于毛泽东这最高裁判的介入，就把这件事闹大了。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写了批注，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等多篇文章作了批注，还于10月16日专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这封信中，他在讲了有关的过程后，又使用了前三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手法，写道：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2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周扬、冯雪峰等人一记猛掌。
才隔了一天，10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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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46-4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页。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由俞平伯又牵涉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在这场批判中，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作了深刻检讨，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错误》，毛泽东还是不依不饶。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看后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
后来，反右派时，冯雪峰什么话也没有“呜放”过，所在单位也没有上报他是右派，却从上面发来一个莫明其妙的“批准”他是“右派”的通知。看来，把冯雪峰打成“右派”，早在三年前，毛泽东就已经作出判决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大批判中，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兴风作浪，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把任何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者是他看不惯的事情，都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江青得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现状不满以后，就活跃起来，在文艺界中吹毛求疵，制造事端，然后向毛泽东吹风，毛泽东就发出了那“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随之开展了对各个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后来，江青得意地说：“多年来，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起初，是从对昆剧《李慧娘》开始发难的。此剧主要内容是写南宋宰相贾似道贪赃枉法，卖身求荣，并将劝其改邪归正的妃子李慧娘杀害。李慧娘被害后，变成鬼，用头把贾似道撞死了。之后，有人写了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肯定了这出戏。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组织批判文章，于是一篇署名梁壁辉题为《驳“有鬼无害”论》在《文汇报》（1963年5月6、7日）发表。文章捕风捉影地指责《李慧娘》的作者，说什么写李慧娘反对贾似道，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真是无稽之谈。1965 年3月1日，《人民日报》宣布，《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在江青的吹风下，毛泽东不断发出对文艺界不满的讲话。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
11月，他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都，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所编的《文艺情况汇报》所载《柯庆施同志抓文艺工作》上，他作了第一个重要的批示。批示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2
这个批示对文艺界的问题夸大得十分严重，看来必须对文艺界动大手术了。
1964年5月8日，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还没有定稿，江青就要去抢先私自送到毛泽东手里。6月2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
这两个批示，好像旧戏等过去的文艺统统是封建主义的，外国的文艺统统是资本主义的，反映这些东西就是‘死人’统治着。这样，就把古代的、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否定了。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小说 、诗歌、戏曲、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文艺评论等艺术领域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受到批判。“左”倾思想蔓延，使运动一发不可收拾。邓小平鉴于没有人敢写文章了，提出“赶快刹车”也刹不住。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如著名哲学家杨献珍、经济学家孙冶方、历史学家翦伯赞等都受到批判。之所以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毛泽东，但江青这个“哨兵”也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接着，就是在毛泽东的指使下，背着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朱德五人，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泡制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从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以后，也是在毛泽东的指使下，伙同林彪搞出一个《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并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批示：“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2意味着毛泽东、江青等人搞的“文化大革命”，是有林彪掌握的枪杆子支持的，威胁人们不得轻举妄动。
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江青当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掌握“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按毛泽东的旨意，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她利用手中大权，对当年在上海了解她那不光彩历史的文化界人士，如田汉、郑君里等人进行疯狂迫害。1969年党的“九大”上，江青竟然成了政治局委员。在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下，中央文革竟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取代了书记处。
这是毛泽东一步一步推翻党中央的图谋。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只是隶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文件起草小组。以往凡以中央的名义发通知，只署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个领导机关的名，到1967年1月11日中央向上海夺权发贺电时，毛泽东要加上中央文革小组，成了四个领导机关的名义。当王力问毛泽东：“我说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我的的概念中，文革小组长是常委的参谋秘书机构，怎么成了权力机构？我还说政治局不能同中央并列，书记处也没有同中央并列过，文革小组怎么能同中央并列？毛主席笑而不答，说‘就是要这样好’。”3 其实，“毛泽东眼里根本没有书记处。十月一日上天安门，根本没找书记处的人。毛主席开会从来不找书记处的人。 到1967年2月，毛主席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4
毛泽东还在世时，江青就以皇后的身份临朝了。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变动，原来的名单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还升了？原来是第七位，现在升到第四位，这怎么行？要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来。这样就成了陶铸第四，陈伯达第五，邓小平第六。”5这样大的——————————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3《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95页。
4《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16页。
5《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16页。
事，居然由一个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决定了。由于江青的放肆，周恩来都被逼得说：“以后你们作决定 ，我给你们办事。”1
毛泽东临死之前，虽然华国锋等人名义上地位比江青要高，但江青却可对华国锋颐指气使，成了除毛泽东以外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据当年“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出狱后写的《回顾与反思》中，爆出的一条历史真相：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2
另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还正常时，多次就
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虞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纪录资料。
主席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纪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
1980年12月23日，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向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这不是毛主席给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4
:江青揭露了的这一真相表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江青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事员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
由此看来，江青要当女皇，除有江青的野心外，还有“最高指示”作依据。江青的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恬不知耻地为当女皇造成舆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一事实的披露，廓清了一个重要的迷雾：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所有官方宣传材料，无一不是说，毛泽东身前是怎样批评、训斥、责骂江青，哪里晓得毛泽东的心里将江青的“水平”看得那样高，当成真正的接班人？只要一细想，也不难明白：毛泽东心底深处，一直怕死后出现赫鲁晓夫。他选的接班人林彪要杀他；接下来周恩来主政，他不满意，借“批林批孔”“批周公”；重新启用的邓小平，邓要整顿，也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再次将其打倒。这一个个都不放心，都可能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剩下只有自己的老婆最放心了。
人们一直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不好，毛泽东十分讨厌江青。其实，这只是人们看到的一点表面现象。江青飞扬跋扈，积怨甚多，世人都讨厌她，毛泽东有时不痛不庠的批评她几句，以息众怒。近来有“文革”的干将戚本禹披露了真情。戚本禹从近距离观察得出的结论说：“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5
这就更进一步说明，毛泽东要把党主席交给江青的可能性。回想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背着党中央，派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人马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致有人说“文
化大革命”是毛、江开的老婆夫妻店。这不是说明江青是他政治上最可信赖的吗？还可以从戚本禹的话理解到，传言中说毛、江关系不好，其实，这个话是为了撇清毛泽东，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江青“四人帮”头上而编造的。尽管江青在社会上名声很臭，世人咒骂，那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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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984页。
2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争鸣》杂志二00三年十二月号。
3转引自香港《动向》杂志二00四年五月号。
4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745页。
5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新世纪》电子杂志2004年1月9日。
乎，因为只有江青不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会成为赫鲁晓夫。所以有意安排江青担任党主席，毛泽东最放心。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党，什么社会主义，全都扔到一边去了，要像以往的封建皇王帝那样传位给江青。
辛子陵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中，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历派‘的大救星’。谁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责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的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 1
毛泽东是要让江青挑大旗的。当毛泽东知道江青在《红都女郎》这本书中，胡吹什么西北战场是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的”等无耻事情后，作了如下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人们都以为毛对江青不可能信任和重用了吧？那知道，不久，“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他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2
毛泽东既然公开放出这个话，江青就更加有恃无恐，大言不惭地以吕后、武则天自居了。
岂不知，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多端的江青及其“四人帮”，终于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就被抓了起来，也彻底结束了毛家王朝。
邓小平说：“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3
江青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时说：“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泽东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4
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没有多大分歧，还用不着江青这条狗去咬。而在“大跃进”成了大破坏，铸成上千万人饿死的罪行，毛泽东不但不认错，反而把实事求是纠正错误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视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就需要江青这条狗去咬人，需要江青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充当他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江青作为“哨兵”发现了多少修正主义”敌情，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似的人物”的积怨加深；江青作为一条狗，毛泽东叫狗咬谁，她都去“咬”了。不仅如此，这条狗还最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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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子书坊2007年7月版，第724页。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59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4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主子，毛泽东对这条狗，当然是满意的。对本来是“不会做什么工作的”一个人，给毛泽东做了那么多的事，所以毛泽东说她“是可以挑大旗的”，并在临死前，要将共产党主席之职传位给这条狗。知道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后，为什么毛泽东对江青前后迥然不同的评价，也就可以理解了。
写到这里，禁不住对毛泽东建立毛家王朝发点议论。在毛泽东对身后党的领导班子（政治局常委）的安排竟然是那样令人吃惊。从姚文元、张玉凤提供的材料看，毛泽东家的女人占二席（江青、张玉凤），毛泽东的儿子占一席（华国锋）1，毛泽东的侄儿点一席（毛远新），毛泽东的大内侍卫（汪东兴）占一席，一共五席。如果按常委五人组成，清一色毛家班，毛泽东一家人全占了。如果是七人常委，也占据绝大多数。瞧一瞧，这叫什么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毛泽东不是慎重其事、在全党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过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吗？第一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第二条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条，要搞民主作风，不要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2毛泽东的作法，或江青为首的那几块料，符合哪一条呢？一条也对不上号。说言行不一是名副其实的，而且只能是看成滑稽的讽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喧嚣十年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到毛泽东临死前，却搞了个封建主义复辟。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就这事儿来说，和马克思是沾不上边了，和秦始皇的传位确是一脉相承的。秦始皇好歹还传给了秦二世有那么短短的几年，毛泽东就可悲了，传位给江青不到一个月。这是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从1949年起特别是1953年年后，是那么起劲地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坏透了，叫嚷要资本主义绝种！可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能找到毛泽东这样的搞毛家王朝，建立毛家班的事情吗？没有。就是万恶滔天的希特勒也不曾表示过交班给情妇爱娃吧？毛泽东的老师斯大林也没有交班给儿子的意图。倒是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跟老婆开过夫妻店，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兵”，古巴的费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兄弟连”。
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呢还是在糟蹋社会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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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伏虎：《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香港《开放》杂志二00七年九月号，见阿波罗新闻网2007-09-17讯。
2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3-1304页。
29、由重视知识分子，到向知识分子开刀
对待知识分子，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建国初期，都还是比较重视，因此，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但是，自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他的思想、态度就变了，对知识分子由团结、依靠，到轻蔑、敌视。到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隐晦地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1这是多大的一个大转变，何止一百八十度。
曾经需要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还说道：“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同时，他又对知识分子的缺点看得很重，他说 ：“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3这里表明他对知识分子早就有一种偏见。后来他能说出知识分子“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4
在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了这样的判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认定，并没有得到一贯的重视。在随后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却被忽略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从整个运动来看，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而突出地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又将知识分子归入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中。从这一判断出发，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 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搞运动的方式，当时流行的说法叫“脱裤子、割尾巴”，使知识分子遭受到共产党执政的头一棒下马威。一个人有什么尾巴呢？现代的中国人对这个奇特的“尾巴”是何意思，能懂得的人已经不多了。这是从延安整风时候起，毛泽东特有的通俗语言。是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资产阶级思想或非无产阶级的旧思想，有不合命革命要求的缺点错误，这就像与身俱来和尾巴一样。这不适应革命的要求，必需割掉。为了割得彻底、干净，就要不顾脸面“脱裤子”。自己割起来，难免怕痛，下不了手或者割得不彻底、不干净，就需要别人来帮助，就是要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批判。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经历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总结等阶段。这之中，主要是坦白交代，要从祖宗三代说起，有什么财产、有什么反动经历和反动关系，有什么反动和错误的思想或受过什么反动的思想影响，还需要狠挖思想根源。按这个路子，在刚解放后的各高等院校的教授们，没有一个不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无一个人身上没有旧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种种影响。坦白交代起来，无一不是通身的毛病，处处不合格，每个人都只有检讨的份。只是检讨也就还过得去，除极个别人外，都得检讨好几次，也就是得几次“脱裤子、割尾巴”，才算过关。有的七八次的“脱裤子、割尾巴”，痛哭流涕，也过不了关。过不了关怎么办？只得违 心说假话，胡乱上纲，痛骂自己，把自己骂得不像个人样。这不仅把知识分子那架子打掉了，知识分子那应有的尊严也给打掉了，一个一个的都被整得灰溜溜的了，从此也都变得谨小慎微了。自然，也在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留下了创伤。
这种思想改造，在毛泽东看来是整治、控制、对知识分子专政的有效手段。在反右派前夕的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们还是怕大民主的。”1这里，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说得多么明白。你看，他要“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设关卡”，你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不是那么“老实”，能过得了关吗？其实，这一套搞法，从延安时期的整风，到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以贯之的。
这场运动结束后，曾经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正确的认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没有人提了，而只剩下了错误的认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 了。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早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 11月 22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讨，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1956年 1月 14日至 20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负责人等共1279人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 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谈到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 在的错误倾向时，尽管周恩来批评了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两种倾向，但他明确地说“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这种倾向“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国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1周恩来的这些讲话，是代表党中央讲的，报告前，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议定的，理当认为是毛泽东同意了的。同时，在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还发表了讲话。《人民日报》的报道说“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2
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还讲了这么几点：“（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文化革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3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月 24日举行会议，依据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知识界里很快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努力。同年3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200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1956至1967年的12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在8、9月的八大期间，毛泽东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是，另一方面，在谈到已入党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时说：“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对于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的知识分子尚且作如此低调的估计，于是又恢复对知识分子原先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的提法。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 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
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1963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4可见，从世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
同年4月 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
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从此就只能受到改造、批判的命运了。逐渐变了：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已”力量。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定，是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相联系的。
1957年 4月 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见报，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至于这样的右派有多少，文章说：“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16月初，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大战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展开。被错划的50多万右派分子多属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尽管对绝大多数右 派分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其性质是铁定了的“敌我矛盾”。
从此，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有了先例，使阶级和阶级斗争失去了科学概念和客观标准，从而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
1957年 5月25日，毛泽东在同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说：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2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 书记会议期间说：“单有1956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明证，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 主义革命。”3
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 ，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 9月 1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确：“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 阶级的知识分子。”
只隔一日开始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4对于资产阶级教授，无法无天的毛泽东自然可以骂上一通，不过，对于他们的学问，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应以狗屁视之”，只能说明他自己的无知、狂妄，和贯有的对知识分子阴暗、偏执心理。别的不说，只问：毛泽东享用的汽车、飞机、电话、电视以及衣食住行等用品，那一样离得开“资产阶级教授”？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同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4月汉口会议加以论述的观点，宣布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反右派斗争后，思想文化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错误的过火的学术思想批判，拔所谓资产阶级的“白旗”，……使更多的知又分子中的精英受到伤害。相伴而来的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观念的广泛传播：“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到了1958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盛行，甚至有了诸如“不要怕教授”、“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的说法，“大跃进”中砍伐树木炼钢，亩产粮食几万斤等等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荒唐事，频繁出现，还被认为是“创造”和“奇迹”在《人民日报》上大肆宣扬。
中央试图纠正错误，为知识分子“ 脱帽加冕”，遭到毛泽东抵制
在经过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之后，党不得不对过去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调整虽然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方面，但其中也涉及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61年开始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中央在颁发这些条例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1
为了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周恩来利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机会再次呼吁。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除了重申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外，还对当时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粗暴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是‘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周恩来在批评科技文化界的不民主作风时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做起。”2
继周恩来之后，9月10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问题。他在对提交给中央讨论审议的《工业七十条（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
9月 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在会上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 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同时，他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帽子。”
十多天后，陶铸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更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主持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目的是想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规划。会议期间，知识分子情绪低落、顾虑重重的现象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心急如焚，为了党的科学事业，他决定前往广州向到会的知识分子发表讲话。
周总理3月 2日的这次广州讲话，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着重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道理：“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1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既然知识分子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建国后知识分子依附的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为其服务，那么他们当然应属于无产阶级了。
周恩来在谈到党的领导时又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周恩来针对党内少数干部在知识分子面前盛气凌人、常常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的官僚主义风气批评说：“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2
继周恩来 3月 2日讲话后，陈毅又于 5、6两日发表了著名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情真意切地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他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如果说经过 十二年改造，他们还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我们把人家的住房、吃饭、穿衣都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
陈毅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是：绝大多数是拥护执政党的，是热爱祖国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脑力劳动者”、国家的“主人翁”。
他特别提到，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起就基本站到人民一边了，在建国后就更是如此了；可有些人将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他接着指出，“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形势已经很严重“严重到大家都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都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
“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说着说着他就站起身来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
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讲话过程中大家鼓掌达60多次。
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对知 识分子问题产生的共识，很快形成了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所认可的共同意见，这就是3月28日 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二届三次人代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我国的知识分子，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 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 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 ‘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 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 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 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 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不仅始终把知识分子阶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还看成是反革命
周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以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但在党内遭到了抵制、反对和责难。柯庆施就下令上海市不准传达陈毅的广州讲话。周恩来当面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表个态，毛泽东却没有说话。因为他是不赞成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不同意。8月13日毛泽东又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9月11日，他又当面批评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1
10月至 1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又对“脱帽加冕”问题进行了争论。反对一方的观点，以10月22日陆定一的讲话最具代表性。讲话认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 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 2
1I月 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周总理听后明确表 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的报告，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总书记邓小平明确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当即对陆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上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他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3
话虽这样说了，问题并没有解决。1963年 9月，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正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党的领导层，主张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意见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又有着“宁‘左’毋右”思想的影响，广州会议的“脱帽加冕”一说，使知识分子空欢喜一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了错误的“两个估计”，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像两块巨石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知识界首当其冲。“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1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阀”，许多知识分子被迫荒废了专业，中断了工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名曰“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的命”，对文教科学 的大摧残，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 的巨大损失。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薄一波说：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逻辑很荒谬，好像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一有知识就归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这种提法，也是没有 理论和历史根据的。”“对知识分子性质和作用的错误认识，可以说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偏见和失误，也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2薄一波的这一说法大致不差，但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来说，还不到位。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也就是那个叫“学校要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的批示中，还写道：“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许多人确有一项学问，那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3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经典”表达，这些话不仅说明他始终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而且还看成是“反革命”，“除了干反革命，……其他一样也不会。”这种思想，还不把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吗？
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错误认识和偏见，总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各次政治运动批判、斗争的对象。建国以来，他接连不断地对知识分子发动一次又要一次的批判运动。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和对陶行知的批判 ，1953年对梁漱溟的挖苦、谩骂，1954年对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仅凭胡风与其友人的一些私人信件，就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同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的反“右派”斗争，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序幕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等。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 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 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 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另一方面，对中国普遍文化科学素质较差的农民，估计过高。战争年代，农民的革命性高，对革命的贡献很大。对于和平时期的建设，则应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毛泽东不是这样，而是笼统地要求 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只有这种“劳动化”，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也只是参加体力劳动。正因为持这种错误认识，所以就不断地把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把他们视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外，几乎所有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所有著名的有成就的教授、学者，无一不遭到“革命”，无一逃脱批判、打击、迫害的命运。
向知识分子开刀
本文一开头提到，毛泽东讲了：对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的。”其实，拿知识分子开刀，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至少 是在1957年毛泽东施展“阳谋”——反“右派”时就就向数十万知识分子开过刀。他对此不仅没有 一点欠疚之感，反而充满十分的自豪感。195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当林彪在他讲话中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 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 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 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符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后来平反的戴过帽子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九分之一。远不是毛泽东说的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是一千二百多倍。这还没有 使毛泽东解恨、过瘾，他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来 主要不是对知识分子 ，而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可是却要从知识分子开刀。这一刀，不知多少知识分子死于刀下。
这里仅就一篇题为《“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中提到的死于刀下的人，来对毛泽东的“开刀”作点注释。此文的作者赵淮青说“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2
挨第一刀的是历史学家吴晗。他因为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被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说成是为庐山会议罢官的彭德怀翻案，发表由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吴晗就遭到批斗，关进监狱，严刑拷打致死。他的夫人袁震、女儿吴小彦也被逼死。
与吴晗共事的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早在反右派时，他主持的《人民日报》因“引蛇出洞”不力，毛泽东曾批评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当“文革”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的诬蔑文章不断在报纸和广播上出现，他知道这是不可逃脱的在向他清算了，他只得含冤自杀。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夜间他用剃须刀割断动脉血管而死。
云南大学校长、诗人、散文家李广田，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投湖自尽。
《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著名的集体笔名“马铁丁”主要撰稿人陈笑雨，蒙受批斗，被逼下跪，挨打耳光，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之后，跳河自尽。
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金仲华，新闻界著名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与邓拓、陈笑雨相似，被逼得自杀。
“文革”初起，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愤然离开人世；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
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著名诗人闻捷，在他的夫人跳楼之后，打开煤气，把自己熏死了，年仅48岁。
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清夫妇，著名 文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曾受过毛泽东赞扬的、还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夫妇，都是相扶相携，成对一起自杀死亡。
在风景秀丽的燕园里的北京大学，自从出现那张毛泽东赞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 ，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在那“红色”恐怖的一段时期，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
岂止是北京大学，单是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和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教授；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有几位是凭着一颗爱国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从海外归国的。之后 ，这所学校又有17位教师死于非命。
在演艺界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穿着戏装上了吊。著名影星上官云珠遭批斗、挨毒打，造反派们专门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处，使她心力交瘁，从高楼窗户上冲了出去。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和黄梅戏中扮演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都愤然服毒药，结束了那如花的生命。严凤英还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在她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被造反派逼她脱鞋袜，露出“小脚”走煤碴路，她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又吞进一大包火柴头。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者、赫哲族作家白辛，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宁死不屈。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在一场批斗会上遭毒打后，自沉太平湖。苏州的老作家、老艺术家周瘦鹃，当他在无数次的批斗后，他那经营几十年的“美的至极”的盆景艺术全被摔毁时，他愤然跳进自己庭院那口井中。
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大右派”储安平、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不知有多少作家和学者在那“开刀”之后，死于非命。
上面这些知识分子是被逼自杀的，还有折磨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阿英、魏金枝、丰子恺等都是被折磨死的。丁玲、沈从文、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也是因为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留下不愈创伤而致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的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剌穿了，含冤去世。小说家、教授冯炳文双目失明，无人照料，竟至饿死。作家海默，因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秘史，造反派竟把他装进麻袋，乱棍打死！
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马连良，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顾而已、舒绣文等都是活活折磨死的。
哲学家华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话剧导演孙维世等，是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孙维世死时，双手反铐在背后，遍体鳞伤。
还有被“慢火烧烤”，即先被打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甘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均属此类。
以上简略列举的死于“开刀”之下 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学者和文艺家的一部分，在其他各界那些名气不大、和大量一般的知识分子如大学、中学和小学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再加上各级党政机关的“走资派”等等，死于非命的，真是无计其数。
这里仅提供一点很不完全的的统计数字：仅文化部直属单位受害的就有2600多人，其中包括老舍、潘天寿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九十多人被整死；据27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教育界的干部、教师受害的达14万多人，致死的7682人；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和有关科研单位，受害的科研人员5300多人，其中包括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昆虫学家刘崇乐、理论物理学家张家燧等被迫害致死。仅卫生部十四所高等医药院校，共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受害的556人，其中致死的36人。1
在金石开编著的题为《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的序言中，提到“整理和研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34766人的死亡档案，从这样一个特殊的也是血淋淋的角度来剖析我们民族的那场浩劫，却依然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犀利的思想之剑。”2这使人知道，“文革”中死于非命且有档案的，至少有34766人。还有那些被整死后根本没有档案的呢？单说在江青提出 “文攻武卫”后，全国各地真枪实弹打派仗而被打死的，究竟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
也有历尽“文革”折磨，在那“刀下”大难不死的。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一代宗师季羡林教授，在多次遭到批斗后，决心去北京大学后面的圆明园的大苇坑中服毒自杀。正要出门，来了几个造反派押去批斗，算是救了他的命。随着“把季羡林押上来！”一声吼，他的两臂被拧在背上，一只手压住他的脖子不准抬头，只准弯腰，接着就是挨拳击、脚踢。一次一个打手用胶皮裹着自行车链条，疯狂地把季先生暴打一顿，头上的眼耳鼻嘴各个部位打遍了。另一个例子是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兼兰州艺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满口牙齿被打掉，被打得鼻青眼肿，脊椎打伤不能站立，还要他喂猪。他只能用老羊皮包住膝盖，脆着爬行。他每天跪着把猪食煮熟，打到盆里，端起往前放一步，爬下再往前送一步，这样一端一爬地送到猪跟前，倒给猪食，再往回爬，端第二盆。先生一天到晚，就这样不停地来回爬。这简直是遭遇到了猪狗般的虐待。后来是因为著名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来华，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他才有幸“解放”。
恁什么要向知识分子“开刀”？他们为什么要遭受疯狂的摧残？他们犯了什么法？有什么罪？后来的平反说明，他们什么法也没有犯，什么罪也没有。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作任何的查实取证，就把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往死里整。在口口声声要反对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国家里，能出现这样的人为的灾难吗？号称有无比优越性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要好千百万倍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如此惨烈的劫难，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为什么要这样虐待知识分子？难道就是因为他们在旧社会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吗？在旧社会，有谁不是受的这种教育呢？是他们不接受思想改造吗？他们谁也没有说不接受思想改造的话呀！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从几十年前延安整风时的一篇《文献》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答案。这一篇文章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行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另一篇文章，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文章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据此，李普在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就不干净呢？毛泽东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批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知识分子、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那样暴虐、那样残忍，都是有来由的，对阶级敌人能心慈手软吗？2
虽说毛泽东也有时谈到要重视知识分子，但从几十年的历史总体来看，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歧视、仇视知识分子的。这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的一贯性可以得到充分说明。了解党史的人知道，屡次整知识分子，这不过是毛泽东历来已久的极左思想的反复表现而已。《毛泽东选集》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充满了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甚至在部份北伐军中还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3只是，在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这些文字尽数删去。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在“原文”中把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他进一步把这类知识分子区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毛在“原文”的结束语中还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在“修改稿”中却把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1
由此可见，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是有历史根源的。
拨乱反正
从十年动乱结束后的 1977年开始，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彻底 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严肃地检讨和审查 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确立了正 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1977年5月 24日，还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明确指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2这无疑是对多年来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甚至把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剥削阶级范围的否定，也是对“两个估计”的彻底否定。
1978年3月 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庄严宣布：知识分子“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3从而，纠正了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和偏见。
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业务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和锻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文件还指出：“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4
同时，党中央果断地废止了过时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正确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政策。
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这样的历史性总结：“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5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趋势，在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法的同时，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我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依据，也为知识分子在我国今后发展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436—1437页。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 326页。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6页。
2《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页。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425、42页。
2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9页。
3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第355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3页注释第285条。
2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323－324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96页。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365－368页。
1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6-1007页。
2龚育之：《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 议》，载《百年潮》1999年第1期。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7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2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第1010、1011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2《炎黄春秋》2000年第二期第13页。
1见谭宗级等：《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页。
2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第1 页。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53年版第873页。
2李普《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第33-34页。
3 见《现代评论》1927年1月发表的张奚若的“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2月发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识阶级”。
1原文载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4《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 53页。
5《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