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翻云覆雨毛泽东==27

27、先是批判个人崇拜，后来却“主张个人崇拜”

 一、赞成反对个人崇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借口，对苏共的这一重大举措持保留意见。但对赫鲁晓夫克服个人崇拜所作的努力，还是肯定的。认为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重申：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思、列、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在他的主持下，经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个人崇拜这种历史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说：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只在剥削阶级中间存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从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在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修改稿中，还特地写有这样一段：“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册第62页。）毛泽东把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滥杀无辜等严重罪行仅仅说成是什么“主观性和片面性”，好像只是思想认认识问题，是完全不对的，但毕竟还是批评了斯大林“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表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是持反对态度的。

中共八大也曾公开表示反对个人崇拜，并做了过明确的阐述。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邓小平还说：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1] 这是毛泽东也都举手赞成的，党的全国中代表大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和决议。

1956年9月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大家都敢讲话了。”

接着，毛泽东说到自己在中国、在党内的问题：“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民都原谅。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从上述事实来看，这时的毛泽东，似乎是反对个人崇拜的。 

 

二、一反刚表示的反对个人崇拜，竟然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表明了反对个人崇拜，到年底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就不再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据负责起草此文的康生讲：这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变化，不再主张反对个人崇拜而是“主张个人崇拜”了。

1958年3月 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还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概念。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2

就在这次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3 

一讲反对个人崇拜，就是“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这个帽子一扣，谁还敢谈反对个人崇拜？而且，把八大通过的修改党章报告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彻底推翻了。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不能反对个人崇拜，还要“主张个人崇拜。”

 毛泽东的这番颇有理论色彩的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主张个人崇拜”的讲话，由于他在党内的威望，也由于在党内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是很能征服人的。于是立即有人附和，最具代表性的是时任上海市市长、中央委员的柯庆施说什么：“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的这种胡说，毛泽东并没有给予批评，而是听之任之。不久还把柯庆施选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一种奇谈怪论。他混淆了个人崇拜与相信真理、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的概念。是在偷换概念，在哲学上叫做诡辩论。个人崇拜就是个人迷信、神化个人，把一个人当作神来祭祀，在国外个人崇拜（person  cult）与邪教是同义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是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无限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奉若神明，让人盲目服从，容不得不同意见。稍有异议，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置之于死地。个人崇拜与个人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当出现个人崇拜，就有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中央之上，个人的民主权利，党内的民生生活、国家的民主制度，统统荡然无存。毛泽东的这番怪论，正是他独断专行、无法无天，轻率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大跃进”的破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正说明毛泽东的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荒谬。 

 197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向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他还说：“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我们这边总需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革命不能胜利啊。”毛泽东在这里把需要领袖与需要个人崇拜又混为一谈。革命领袖和维护革命领袖的威信，都是需要的；但对于革命领袖需要当做神来崇拜，那就错了。对任何人搞个人崇拜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他说：“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1

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把个人威信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

 毛泽东所说的党权、宣传权、省权、地方权，特别是说北京市的权不在他手里，是不符合事实的。无非是说他指使江青去找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市没有转载；他又叫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上海向全国征订时，北京又没有征订。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过”的“独立王国”。北京市作为首都的各家报纸，为什么一定要转载上海地方报纸的文章呢？既没中央的指示，也没有以毛泽东的名义向北京市领导打招呼，怎么就是你毛泽东“也管不了”呢？何况，这事还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干的。实际上，毛泽东一直掌握着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如果没有这一条，毛泽东就难以抗衡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发动起来。

说“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真是“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毛泽东就不能利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的迷信，就不会有盲目狂热的红卫兵被驱使作急先锋。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2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首先是由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的那些讲话所倡导起来的，其次才是林彪之流投其所好，而在全社会掀起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更严重地发展起来了。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一上台就大搞个人崇拜。林彪在“突出政治”和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名义下，突出宣传毛泽东。他的这些搞法，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他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林彪利用这个机会，把个人崇拜的一套从军队推向全国。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权力是崇拜的基础。党的领袖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制约，又是实行的终身制，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人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他的一句话也可以把人打入地狱，置人于死地。这就必然产生一些心术不正、阿腴献媚之徒。如林彪、康生之流，为博取毛泽东的赏识和欢心，一面鼓吹什么“顶峰”、“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第三个里程碑”：另方面，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造谣诬蔑，残害忠良。林彪个人笔记本上写的“得一人者得天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正是个人崇拜下造就的奸臣们图谋利禄的哲学。

 个人崇拜同民主和法制是根本对立的。个人崇拜下领袖被神化，具有超凡的智慧，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任何讲话都是“最高指示”，都具有法律般的强制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稍有怀疑或非议，就是“恶毒攻击”、“现行反革命”。毛泽东一句“造反有理”，神圣庄严的国家宪法，就被撕毁；全国党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受冲击；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他说了一句“打倒阎王殿”，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被砸烂。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荡然无存。

 从以前毛泽东的言论来看，他不是不知道个人崇拜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对林彪那个杀气腾腾和大肆赞颂毛泽东的“五一八讲话”，也还清楚把他吹捧成神的不对。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下去，他是专门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那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是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了。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这一席对最亲近的人讲的肺腑之言，表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被吹成了“共产党的钟馗”是不对的，这不正是与西方把个人崇拜与邪教同义一样、自己已经成为邪教的首领了吗？但为了“打鬼”、“打倒右派”，也就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那也就只有认了，而且还“准备跌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他明知不对，但还是经他批准把林彪的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了。这只能说明，他是要利用个人崇拜，以达到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领导集体之上，便于个人集权和运用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巨大权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三、林彪投毛泽东所好，掀起造神运动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公开“主张个人崇拜”。这，等于发布圣旨，自然就会欣赏搞个人崇拜的奸臣贼子。林彪之流就顺应而生了。 建国以后，林彪一直在养病，他弱不禁风，且不说担当党国大事，就是正常的上班都不行。可是却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予以特殊的重用。自从1958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什么“正确的个人崇拜 ”高论后，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增补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书”，这本是一个党员的起码权利，却被毛泽东认为是对他的挑战，是在向他“下战表”、“要鞭我的活尸”。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此时，林彪本来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却被毛泽东作为“援兵”招来，他知道自己应扮演的角色，自然地狠批彭德怀，以表示效忠毛泽东。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1959年11月27日）的学习文件，其中专门讲“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的部分：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说，谁要是反对个人崇拜，那就是严重的罪行。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这就是说，对毛泽东的任何严重错误，都不能作提出一点意见更不能批评，只能歌功颂德。如果谁要提出意见，就是“反党野心家。”

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林彪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拜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进入60年代，党内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以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搞了一系列助长个人崇拜的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到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毛主席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

 党内的有识之土，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1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不仅没有批评林彪的错误主张，反而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称七千人大会。与会干部就毛泽东轻率发动“大跃进”以来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向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根本不认错，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就是由于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比较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一些缺点。对于造成困难的原因，他转述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等于把毛泽东推到被告席位上，他自然十分脑怒，就是江青说“憋了一口气”。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此时定下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竭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他在讲，“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1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

在众人都在批评毛泽东的时候，来了林彪的这一颠倒是非的献媚讲话，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62年 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

林彪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就是说，谁要对毛泽东的错误有什么批评，就可以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就要以“抓阶级斗争”的方式来镇压。

林彪授意《解放军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最大的天才。”

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刊载林彪署名文章《〈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开篇即是：“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以后，把毛泽东吹棒得更加神化了。例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于是，在神州大地，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连续十年出现一种世界各国所仅见的愚昧荒诞现象：全国人民都疯狂了似的，各个地方都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这些当年的社会丑陋行为，现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大概都不太知道了，特予注释如下：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风行的口号。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所谓“四无限”，就是“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风行的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仪式。许多人家在屋子里供上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每天早晚两次，全家人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站在毛泽东的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早上叫“请示，即向毛泽东请示今天我应该干什么；晚上叫“汇报”，即向毛泽东汇报这一天自己干了些什么事。

“语录歌”，是以毛泽东语录为词的歌曲。

“忠字舞”，是一种向毛泽东表忠心的舞蹈。当时 一些狂热的群众觉得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无限崇敬之情，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一时期，男女老少，不分地点、场合，动不动就跳了起来，像是著了魔似的。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具体的历史镜头：“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某某念着毛主席 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这与那些执迷邪教、装神弄鬼的巫婆念叨咒语的愚蠢行为，有何区别？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自己鼓吹起来的

现在人们谈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差不多的人都认为，这是由林彪鼓吹起来的，或者说早一点在延安时期是刘少奇等人先鼓吹的。这都不算错。毫无疑问，林彪、刘少奇等人对此起了恶劣的作用，但是，起更为恶劣作用的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不仅欣然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而且自己带头寻机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林彪、刘少奇等人鼓吹的对他的个人崇拜，只不过是从毛泽东对自己鼓吹个人崇拜中得到启示并跟随其后的效仿罢了。试想，要是没有毛泽东对自己鼓吹个人崇拜在前，能有其后林彪、刘少奇等人鼓吹的对他的个人崇拜吗？

1、“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是毛泽东本人

最早宣传毛泽东是刘少奇，他在1943年7月6 日 发表的纪念“七一”文章《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中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仍然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刘少奇：《刘少奇选集》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两天后发表的由毛泽东布置并经他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才减去三个字首次用“毛泽东思想”。1如此看来，“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其实就是毛泽东他本人。“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以毛泽东名字来命名的一种思想体系，也是当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年写的：“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自己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于是，“决议”所说的“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就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了。这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而是一切工作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方针。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党中央还作了一个决定：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2这个决定是从有了毛泽东自己制造的“毛泽东思想”来的。“毛泽东思想”已在党章写明：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这个思想的主人毛泽东，那就当然具有“有最后决定之权”。这就是说，一切重大决策，毛泽东说行，就行；毛泽东说不行，就不行；中央常委多数通过的决定，只要毛泽东说不行，就作废。于是，这个规定就造出来一个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太上皇。毛泽东要推翻集体领导，只要一句话。庄严的党的八大通过的决定，毛泽东说改就改，以致毛泽东后来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2、“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说：“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1

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喊他“万岁”，表明他在公开制造个人迷信。

许多对毛泽东的回忆文章中，几乎都认为，在延安时期和解放初期，毛泽东还是很谦虚的。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应该说，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确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比他他后来谦虚的形象，由此也才能团结党内外广大的有识之士。人们也只能看到表面，并不知道是否真的谦虚。现在从李锐提供的事实来看，只能认为，毛泽东的谦逊，是表面的，而在他的心底深处，却是狂妄到顶。居然要人民像在封建主义时代对待皇帝那样，对他高喊“万岁”！也说明，他那帝王思想，已经按奈不住的要过一把皇帝瘾。不等臣僚们来献媚，写上或叫喊“万岁”，而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自己来写上“毛主席万岁”！这里，用得着毛泽东挖苦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2

3、毛泽东自己写的：“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1966年6月2日为配合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段话。王力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3这里，毛泽东自己称自己“毛主席”，自认为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才是“正确领导”，号召广大群众“无条件接受”。这是毛泽东对抗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绝好证明。当时毛泽东为了实现他非法搞垮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不惜搞乱全党全国。

 对此，毛泽东的同伙林彪也心知肚明，他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4但是全党全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解，当然也不可能识破他的阴谋，只能按既往例行规定和纪律行事，听从上级的指示，根本也分不清什么是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什么是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领导。

什么是“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按王力的说法：“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一句话，要造反，要天下大乱，要胡作非为。对此，连林彪也说：“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 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6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套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也未必不知道是错误的，却要利用已经煽动起来的个人崇拜和对他本人的迷信，继续制造迷信，要全党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条件接受”。为什么说毛泽东自己也知道是错误的呢？从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王力回忆录可以等到印证。王力说，1966年国庆节晚上，看完焰火后，毛泽东“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谈完后，在天安门城楼上照了相。1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其心底是发虚的。毛泽东是何等人物，从来就是指天夺地，豪情满怀，信心十足。何曾有如此发虚过？即便如此，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由于当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也不得不出来表个态，支持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跟着批评了几句斯大林。实际上，这种批评，是言不由衷的，是完全不符合他那“主张个人崇拜”的心理的。所以，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问题上，毛泽东比斯大林走得更远、更远，造成的恶果，比斯大林更严重。

 

五、怎样看待毛泽东的谦虚？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比较谦虚的，如果那时和他后来一样横行霸道，那就不可能团结党内外广大群众，也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客观存在地说，那时的毛泽东是有过一些谦虚的表现，但未必是真正的谦虚。这里不妨就几件有代表性的事情作一些分析。

第一件事是毛泽东恭请宋庆龄从上海北上来共筹建国大事，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邀请函，表现得十分谦虚。

这一封邀请函如下2：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此时的毛泽东能请来国母孙夫人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典礼，在和国民党的较量中，那是增加了多大的份量？自然十分高兴。因此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表现得十分谦虚，充满敬重、虔诚之情。后来宋庆龄由邓颖超陪同来到北平，毛泽东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是真的谦虚吗？是真的“以便就近请教”吗？非也。当后来宋庆龄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政策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对宋也就翻脸不认人了。1955年11月，宋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 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却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以后对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宋庆龄都提出了批评，毛泽东一点听不进去。新中国成立宋庆龄就任国家副主席，这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可是到1959年4月，政治局21人中有18人赞成宋继续担任国家副主席，毛泽东却反对，并说：“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政策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和指责。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思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1，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和讲话，还有一点谦虚态度吗？毛泽东说“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岂不是说，宋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要让她去外国，岂不是要叫她滚蛋？一个对共产党作过多重大贡献的伟大女性，竟然要将她撵出国！对宋庆龄尚且如此，其他友人更不在话下。

第二件，在党的八大的党纲中，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当时反对个人崇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也是鉴于形势使然，并不是真正的谦逊。这从后来把八大党纲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一项罪名扣到刘少奇和邓小平头上就证明。

1954年12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2

什么是“以免引起重大误解”？这时斯大林去世不久，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也是公认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享有巨大威望。可是并没有什么“斯大林主义”或“斯思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只崇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也从不认可什么“毛泽东思想”。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出“毛泽东思想”，其他各兄弟党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不再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显然极不明智。这就是毛泽东不再坚持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第三件，毛泽东对林彪鼓吹的“四个伟大”说“讨嫌”。

那是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讲的。他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3

毛泽东说的“降温”，说明他也感到对他的宗教式的崇拜搞得太过分了。比如说，大小集会开始时，必须人人手挥《毛主席语录》，同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叫做天天读，雷打不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到处都是毛泽东的语录、标语、画像、塑像，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已经到了如此狂热的程度，毛泽东还是认为，对个人崇拜仍然坚持是必要的。只不过是“太过分了”，要“降温”。

从表面看似乎毛泽东在主张“降温”。 其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狂热的时候是头两年，全国一片红洋，到处都刷满红标语，到处都建毛泽东的塑像，人人都佩戴毛泽东头像的像章，以他八次接见红卫兵为标志，他煸动全国青少年都可免费串连到北京来朝圣，把全国铁路搞瘫痪。那时候，可以说全国疯狂，怎么不说“降温”、 “讨嫌”呢？

为什么这时毛泽东要说“讨嫌”呢？因为，这时全国正在开展批判陈伯达，实为敲打林彪的运动。这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讨嫌”了。

1970年8-9月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和以毛泽东为后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发生冲突。林彪继续造神，作了论天才的讲话。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人提出这个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全国，会引起混乱。”他的讲话，是针对张春桥之前说过：“有人口口声声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1林虎的讲话，全会响应，大有要揪斗张春桥之势。

这些话以前讲过多少年也没有事，这次，毛泽东不愿意听了，又不便直接敲打林彪，就把为论天才找了几条马克思主义有关语录的陈伯达揪了出来，并勒令林彪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到几员大将检讨。为什么会这样呢？吴法宪回忆说：“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到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2

这说明，因林彪讲毛泽东是天才引起毛泽东要‘铲除’他及其一伙，跟斯诺讲“四个伟大”的“讨嫌”是同一个意思。所谓“讨嫌”，并不是真正“讨嫌”“四个伟大”，而是借此表示他“讨嫌”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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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9、235页。

2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参见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第173－174页。 

3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200页。

1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义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2见逢先知、金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202页。 

1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第375页。

2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

1（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2003年举行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载李普、丁东主编《大哉李锐》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3月版，第47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页。

3《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02页。

4《争鸣》二00六年第十期。

5《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02页。

6《争鸣》二00六年第十期。

 

1《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22页。

2《毛泽东书信手迹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1983年版,第61、196页）

1 《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年经历的材料》，见新世纪网络杂志2007年10月9日。

2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版上卷第159页。

3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1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81页。

2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