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关社会经济哲学和科学的事理分析文章
翻云覆雨毛泽东==22、23
22、邓小平，被两次打倒
毛泽东曾经是很器重邓小平的，对邓小平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因与他的错误路线有分歧，两次被他打倒。
新中国成立后，在若干开国元勋中，邓小平是十分杰出的一位。1949年解放大西南后，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为贺龙）。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9 月，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在八大开会前夕，酝酿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建议设中央书记处，并推荐邓小平为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邓小平）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邓小平）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道，他犯了错误对自己比较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1
1956年9月15日至月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官僚主义、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为此就要一方面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并从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保证对党员的监督；另一方面则要建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他强调说，要“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2这是根据党执政以后的实际情况和苏联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教训，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共识，代表党中央来讲的。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应当说，为防止党和党的领导人犯错误，是及时敲起过警钟的。可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却不听这一套，从此以后，接二连三的犯下严重错误，以至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拖进“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邓小平的这个报告，经过五十年的历史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时，居然把这正确的报告说成是“反对毛主席”。那就是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是对的。岂不荒唐！或者说，当时对邓小平的报告不得不同意，实际上并不同意。至于是不是毛泽东因为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这样的报告而对邓小平不满，还难说，不过，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讲，个人崇拜有两种，除有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什么“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谬论来看，与邓小平讲的个人崇拜是大相径庭的。这当然是后话。
毛泽东当年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表明他对邓小平是很器重的。在一次聚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甚至认为邓小平“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1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说过，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邓小平的历程》下，第107页）赫鲁晓夫就当时邓小平和苏斯洛夫辩论的事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推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着说：“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2
1959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进行压缩。会上，毛泽东强调了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他要亲自挂帅，让邓小平当副帅。他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接着，他又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3
由于毛泽东轻率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国全大饥荒。1959至1961年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达四千万左右，三年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4对于这种“左”的严重错误，如何纠正？安徽省的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的产生积极性高了，生产自救有了一些希望。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多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请求允许试办。毛泽东先是不同意，后来又同意试办，最后还是不同意。但是下边仍在实行。公开的不让干，就秘密地干。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农村工作部长）经过下乡实地调查后于1962年5月向中央建议实行“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邓小平表示支持。他在7月7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些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 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5这些话的意思，无非是说，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用什么好办法能尽快恢复生产。其真谛是：制定党的政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符合群众的愿望，采取灵活的办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支持试办“包产到户”的还有刘少奇、陈云等。
毛泽东虽然答应过可以试办“包产到户”，但他的思想上是根本不同意的。1962年8月至9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激烈批判“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所谓“单干风”就是指邓子恢、邓小平、陈云等人支持的农村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它反映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是“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就飞走了”。认为“黄猫、黑猫”，就是“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把搞农业生产的一种办法，“上纲”到如此高度，根本不切实际。后来全国都搞起了“包产到户”，人民丰衣食足了，这一实践证明，邓小平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黑暗风”，主要中指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大跃进”以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所作的客观分析，以及采取的坚决“后退”的调整措施。毛泽东认为这是“不讲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所谓“翻案风”，主要是指彭德怀的申诉信，同时也是指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批判的这三风，都涉及到邓小平，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
1963年、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界发出了两个批示，说什么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他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 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这些批示下，一批文艺作品被当作“毒草”受到批判，一批文艺家被当作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文艺界万马齐喑。
对毛泽东的这些批示，中央领导人中多数人不理解、不同意，但在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又无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里“左”倾政治批判加剧的局面，在1965年3月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剧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这当然是毛泽东听不进去的，并且明显的感到，下面在搞修正主义，上边的中央有人支持。毛泽东多次指责邓小平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毛泽东把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里的问题，同庐山会议、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在同外国的一些领导人的谈话中，表露了这种看法。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指李维汉）。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1
同月，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那么回事……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毛泽东问金日成：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答：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毛泽东又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 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23月2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挎田里见时说：王稼祥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是联络部长，现在没有管事。他主张三和一少。4月10日，他又对挎田里见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在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3
1964年11月底，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生气地责难刘少奇、邓小平。他对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能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的话里有情绪，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搞不来。”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出于好意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2月20日，中央常委讨论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12月28日，工作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毛泽东手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书进了会场，他指着这两本小书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说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讲几句话。？1要是别人讲这些话还不至于令人有什么想法，可毛泽东讲这些话，实在是让人感到滑稽。仅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他整治党内外多少人？他打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霞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等等，哪一次讲过什么宪法和党章？他不是多次讲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吗？接着可以看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制造的一场浩劫，早把宪法和党章撕毁殆尽。对此，他有一翻“精彩”言论：
毛泽东认为：“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 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 “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 2此时，他要把“‘宪法’这个阿斗”拿出来，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此后，毛泽东就把“打倒修正主义”的目标集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身上了。一些重大事情的决定，再不和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通气，而是秘密地伙同江青、林彪等少数人暗中策划“文化大革命”。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主使并看过三遍的由江青、张春桥密谋，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全然不知，更不知道其先是打倒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继之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这个真实目的。1966年6月1日，由康生操纵的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密报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批示当晚广播。也没有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通气。这一把火经毛泽东一点燃，全国就乱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避免大乱，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于是，决定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这件事是经过周恩来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并获得同意的。不料，7月18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却认为，这是“镇压学生运动”，是在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狠狠地打了一闷棍。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自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此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这时，刘少奇、邓小平也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目标就是对着他们的。
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多次严厉指责刘、邓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1
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搞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这个炮打司令部的头号目标是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二号目标自然就是总书记邓小平了。从此，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就被毛泽东“炮打”垮了。
1967年春天，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刘少奇被称为头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刘邓司令部”。同时在中南海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住处，毛泽东的红卫兵揪斗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当年邓小平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毒日之下，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凌辱和折磨，其家属也受到牵连。
曾被毛泽东那么器重、推荐出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这样被毛泽东打倒了。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一家被押往江西省南昌市附近新建县的一个军校里，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他每天上午被押到附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长子邓朴方受牵连被迫害致残，瘫痪在北京清河救济院，其他几个子女飘落各地“接受再教育”，他们都不能探望自己的父母。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写进了党章的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因要谋杀毛泽东的阴谋败露，乘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陈毅的一生的同时，说“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明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邓小平，先给大家“下些毛毛雨”。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联。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2月20日，按中央的通知邓小平结束了三年多的放逐生活，离开江西回北京。从3月起，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列席政治局会议。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邓小平参加。他在会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毛泽东转身又对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花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 这个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大家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当日，病势沉重的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的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这样，邓小平又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成为党政军的领导人。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来主持的十届十二中全会上，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8日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随后，在国务院各部长参加的全体会上，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毛主席讲，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 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
邓小平上任伊始，即坚定地按照全国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正确意见，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鲜明地提出了整顿的口号，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种种混乱问题。他抓军队 的整顿、铁路和工业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党风的整顿、科学和教育的整顿、文艺政策的调整（调整也是整顿）。仅半年多的时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取得重大成效，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周恩来对此十分 高兴。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一年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如4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邓小平会打仗，还会反对修正主义。他被红卫兵打倒了好几年，现在没事了，又起来，我们需要他。”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由他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评《水浒》”等。
1975年9月底，任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儿、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亲信），在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中，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等。这话也不错，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来看，实际是要纠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自然为毛泽东所不容。于是，毛泽东一反不久前还在支持邓小平的态度，转而站在江青一边反对邓小平。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传达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作了有说服力的抗争，但是没有一点用。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毛泽东想按他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总评价，让邓小平主持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 婉言拒绝了。后来邓小平回忆这一事情时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后来，他还说：“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1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给毛泽东、告状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又加罪邓小平。本来任何人向党的领导人写信反映意见，都是正常的。不料，毛泽东接到此信十分不满，10月19日他向李先念等人谈话时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2这个批示简直是不讲道理，加罪于邓小平就更荒唐。告状迟群、谢静宜，为什么就是“动机不纯”？就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在那个年头，众多革命元勋说打倒就打倒，就算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算得了什么事？为什么就是“矛头是对着我的？”当时想给毛泽东写信的人很多，但许多信都到不了毛泽东的手里。找邓小平转交，无非是邓小平能把信送到收信人手里。为什么就是“偏袒刘冰”呢？11月3日，毛泽东这个批示传达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正式布署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九个月来的整顿成果，化为乌有。
一年前，毛泽东对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现在又认为他搞“右倾翻案”。对此，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有一段记述：
叶剑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邓小平：“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叶剑英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近两年，他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委以重任。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毛泽东变了？怎么会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3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近几个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有：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这个指示一发出，一方面政治局多次开会批判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另一方面，全国报刊上刊登大量的“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但是批邓不得人心，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一般群众对此都想不通。
３月26日，经毛泽东同意，“四人帮”让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围攻邓小平。在一片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吼叫声中，邓小平以沉默来作回答。
就在造反派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 南方的群众呼声，很快传到北京，扩展到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 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1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是“反革命事件”。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会议决定清理天安门，进行镇压，抓“反革命”。4月5日，当局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月6日11时，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江青一伙利用《人民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猖狂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1956年的匈 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远新到毛主席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当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后，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毛泽东就邓小平的问题对毛远新掰着指头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2同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指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于“政治局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不可信的，至少邓小平不会投票开除自己，此外，叶剑英、许世友等军队元老能同意吗？所谓“一致通过”，无非是说，谁也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罢了。
对于毛泽东在对待邓小平的错误，再一次说明，自己说过的话，是经常会变的；本来是正确的东西，自己又把它废弃了。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3
23、逼死林彪
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1949年后直至1959年期间，虽然顶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头衔，1955年又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排在第三位，但却没担任什么有实权的重要职务，似乎处于“隐退”之中。这一方面确实因为有病，需要休养；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他反对“抗美援朝”，毛泽东给林彪发了“转业费”，把他凉起来。
毛泽东轻率发动“大跃进”后，引起天怒人怨，他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了严峻挑战。而林彪昧着良心、颠倒是非，在党内重大斗争中至少三次为毛泽东辩护、保驾、排难解忧：1959年庐山会议，以彭德怀为代表的许多干部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毛泽东不分是非，硬说这是在代表资产阶级向党发动进攻。林彪作为“援兵”被毛泽东紧急召上山来，参加批彭斗争。为了帮助毛泽东整倒彭德怀，林彪毫无根据地诬蔑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1同时，又对毛泽东大肆吹嘘一通：“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之后毛泽东让林彪取代彭德怀当国防部部长，掌握枪杆子。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的瞎指挥，全国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人，各级干部都有气，毛泽东又让林彪出来救场。林彪发表一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讲话。明明是全国各地按毛泽东的号召搞的“大跃进”，林彪却说什么“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正被大会处于声讨的困境中，听了林彪如此献媚的讲话，如饮甘泉。他的喜悦溢于言表：说什么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清楚党内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林彪的选择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泽东。3
1965年底毛泽东要除掉刘少奇，背着中央的其他常委，阴谋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又一次竭力地帮助毛泽东。由于林彪为毛泽东几次立功，毛泽东对他多次表彰，进而确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使他一下子超越许多资格老得多的中共领导人，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领袖，并且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
应该说，毛泽东对林彪该满意了吧？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尽如意，也该对他这个唯一的亲密战友维持点友谊吧？不行！毛泽东才不是一般的常人，他一不满意，就要整人，一整就要往死里整。林彪在帮助毛泽东整死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许多党国元勋和众多干部之后，自己也逃不脱毛泽东的魔掌，逼得他只有死路一条。从毛泽东对林彪的前后过程看，他那出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伎俩，可说是无以复加。
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
对于当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积极性并不高，不大想“骑上去”，推辞再三，还写了书面报告。他深知，毛泽东生性猜忌，伴君如伴虎，刘少奇的悲惨结局，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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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001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202页
3 见丁凯文：《读〈吴法宪回忆录〉》，载电子杂志，《议报》第293期
在决定撤掉刘少奇要林彪接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却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当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回来，见到毛泽东时，一再表示，自己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后经毛泽东的劝说，林彪只好从命。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下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讷喊。他的调子很高，表态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直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多次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强调要“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与此同时，林彪对自己要表现为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即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突出主席”、“主席划圆我划圈”等等，严格遵守：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的规定。
尽管林彪处处小心，还是免不了与毛泽东的矛盾。这个矛盾起先表现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主持起草。林彪提出，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便与林彪商量怎样写。在林彪看来，文化大革命不能没完没了旷日持久地搞下去。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搞经济建设，要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将此意图私下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根据林彪的意思，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不料，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反对，说这是这个报告鼓吹了“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对这个稿子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并对陈伯达起草报告拖拖拉拉恼火。于是，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报告稿，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
陈伯达对自己起草的稿子被否定自然不高兴，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他就反击一下，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这一来，毛泽东极为不满，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
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起草的稿子，虽然不高兴，也不便明说。但心里憋了一口气，他表示：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果然，林彪一直到九大作报告之前，对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根本不看。以致，在九大会上，林彪念这个政治报告结结巴巴。对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到处散布对林彪的流言蜚语。
林彪知道后，自然不满。于是，布置他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搞私下串连，要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让“文革旗手”江青一伙人出出丑。
这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日深，彼此钩心斗角。
毛、林交恶的根由
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为了整倒刘少奇。九大后，各地原有的领导人几乎都被打倒后，由军队的干部充任，这都是林彪的部下，于是显得林彪的势力大增。在生性猜忌多疑毛泽东看来，尾大不掉，成了对他的一种潜在威胁。毛泽东为此感到十分不安，遂开始琢磨如何去掉这一威胁。
毛泽东一方面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另一方面又设法在权力布局中制衡林彪的势力，不动声色地做了这样几件事：
据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一是借周恩来牵制林彪。在最初的党内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泽东还曾提名周做另一名党的副主席，只是后来被周本人坚决反对掉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挥过的一方面在军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安排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进入政治局，并亲自指定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兼总政治部主任。三是坚决顶住党内文革派的鼓噪，始终不同意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把邓作为他手中保留的一张牌。后来的事实讲明，毛的这几手的确老谋深算，对以后政局的演变早已未雨绸缪，棋先一着了。”1
九大后，林彪势力增大，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更让毛不放心的是，从陈伯达按林彪的思想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看出，林彪的政治思想上和他南辕北辙，林彪要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却要“不断革命”。这才发现，选定的这个接班人不但政治上要同自己分道扬镳，而且手上还真正掌握枪杆子。
时下已形成的局面是，林彪不但通过号称“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了海陆空三军，军队领导机构的军委办事组几乎全是他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政治局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这种局面，要对付起来，比对付刘少奇的难度要大得多。
林彪不是靠鼓吹个人崇拜、搞造神运动起家的吗？毛泽东便开始有意识地在这个问题上降温。九大前就曾多次在文件上删掉林彪经常鼓吹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吹捧自己的三个副词。九大后，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林彪心中自然不快，他表面上不说什么，私下却吩咐属于军队系统的京西宾馆顶住：照挂不误。有意唱对台戏。
毛泽东对林彪政治上失望，便有意扶植能够真正体会自己思想的张春桥。九大后，毛曾带着张春桥到苏州去看望林彪，以谈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为名，试探他的态度。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还是借答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2
毛、林之间这一席谈话，反映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激烈争斗。在这次谈话后，毛、林之间的矛盾日深，林彪明显感到毛泽东在改变接班人抛弃自己。后来在庐山会议上闹出的那场轩然大波，便是由此引发的。官方的说法是林彪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实际上，由于毛泽东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企图以张春桥取而代之，使林彪最终落得和刘少奇一样的下场。林彪为使自己免遭不测，不得不以攻为守，打击张春桥，求得自保。
毛泽东设下圈套
一九七0年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按照宪法的规定，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当国家主席要花很多精力应付国事活动，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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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2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毛泽东没有兴趣，但又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别人，若再有一个刘少奇那样的国家主席，不也是很麻烦的吗？特别是在林彪势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给他。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据当时曾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传达的吴法宪的说法，则不是这样。他说：
一九七0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泽东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随后，吴法宪等人又到汪东兴家，
汪东兴又对我们说 ，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 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1
四月十一日，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点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泽东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2
这在善于权术的毛泽东认定，林彪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自己决不能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这显示了林彪讲话影响力之大。
为了打掉林彪的意图，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四月下旬，毛泽东从武汉赶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26页）
但是，林彪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需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3这样一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在党内领导中暴露出来。双方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经此争执后，毛、林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工作小组的讨论会上，讨论宪法草案稿，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中有这样一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要了。也就是要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个讽刺。”一类的话。早就对张春桥很有气的吴法宪认为，这些话都是林彪经常强调的，这不是在咒骂林彪吗？于是反过来指责张春桥：“天才地、全
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你这样说，不是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之后，叶群在电话中告诉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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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75、776页）
2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3页
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1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他竟敢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不禁大为脑火，决心把张春桥打垮。
于是，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伙展开斗争。
这件事没有完
在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准备同江青那一派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没有再作争辩，结果没有斗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要多加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的形势，就设不设国家主席而言，对毛泽东很不利。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连属于江青那一派的康生也表示，请毛泽东考虑到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就一贯看毛泽东脸色行事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难在哪里？他本人不想当国家主席，这好说；可是又不准别的人来当国家主席，按当时已造成的声势，除毛泽东外，非林彪莫属。这又恰恰是他极不愿意的。他的这一真实意图拿不到桌面上来，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毛泽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只有蛮横不讲理了：“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2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林彪看到，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脾气，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官方根据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说什么林彪搞“突然袭击”、“抢先发言”。，实际上，历史的真相并不是这样。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泽东，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里，毛泽东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了解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关键。
据吴法宪回忆说：从叶群体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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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5-1566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7页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袭击发表请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1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同时，林彪还通过叶群，要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定下发言的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并叮嘱大家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遵守毛泽东向他交待的底线，否则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
随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吴法宪等人，为了讲天才问题有根据，遂向著名秀才陈伯达提出，请他从经典著作找点根据。陈伯达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认真学习“林副主席”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汪东兴说，有的人提出，林彪讲话的口音重，希望再听听讲话录音。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１９７６页）显然，毛泽东也同意了。在各小组听录音过程中，有人又提出要印发林彪讲话稿，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2
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并未表示反对。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后来毛泽东说吴法宪背着中央委员搞阴谋，完全是诬陷。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在华北组，陈伯达、汪东兴等有影响的人也极力呼应，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中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等于点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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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93页
2《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3９页
火，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事情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全会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1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最后搞到自己他头上来。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忍受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迅速展开反击。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路线，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他严厉地说：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并决然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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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
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
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而心气难平。这次让林彪明白了：毛泽东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的问题同意他讲“天才”问题，欲擒放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抓住不放。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怨愤不平，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康生脸色看。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林彪当场给顶了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此外，林彪还对外放风，保他手下几员大将过关，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了，说话走火，他们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
对林彪，毛泽东一时还不端出来，便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却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
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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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
2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
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着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1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采用敲山震虎的手法，实为“批陈射林”。陈伯达不过搞了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再说一个书呆子，不可能对毛泽东有什么挑战，也就根本不值得整。批陈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要整的是林彪。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林彪的势力的确非凡，让毛泽东感到威胁。因此下决心敲打林彪，以绝后患。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2
九月中旬后，毛泽东一面把陈伯达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一面对林彪搞的个人崇拜釜底抽薪。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敲打林彪，说：“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这“四个伟大”毛泽东欣赏了这么多年，怎么突然“讨嫌”起来？其实不是对“四个伟大”“讨嫌”，而对提出“四个伟大”的林彪讨嫌。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毛泽东批准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作了舆论、组织两方面准备后，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
“抛石头”，就是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和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对他们的错误揪住不放。由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继续敲山震虎。
开完庐山会议后，毛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检讨过关，而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却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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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03页
2《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3、134页
住不放，大加挞伐。从对他们几个人的检讨到林彪主持的这几年军队的工作，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掺沙子”，就是毛泽东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入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
“控墙角”，就是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借口陈伯达曾到过北京军区讲话，批评他们“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让陈伯达到北京军区乱跑乱说？”由此，撤消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军区政委李雪峰的职务，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当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权力倾天，谁敢不准他乱跑乱说？这是毫无道理的责问。毛泽东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不能放心。
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后，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可以说，毛泽东此举是一箭双雕：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问题公之于众，又可借机把火烧向林彪，迫其出来检讨。但是，倔强的林彪就是不检讨。，
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让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
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毛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1
林彪被毛泽东的步步紧逼陷入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周恩来希望林彪能够出来表个态，讲几句话，作个自我批评，被林彪一口回绝。
毛、林之间的摊牌
毛泽东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庐山会议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举就是为此而来。林彪也并非等闲之辈，不甘坐以待毙，竭力对抗与自保。
批陈整风运动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却在酝酿之中，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经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为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而用尽心机，各逞其能。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跟毛拼个你死我活。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而且又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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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这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恩来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去了后坐在毛泽东对面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几分钟后，林彪便不辞而别。
接下来，在六月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说出汗不去。毛为此很不高兴，执意坚持林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害，林彪才勉强答应。但在会见时，宾主刚刚寒喧完，林彪随即退出，到外面大厅的角落里坐着，一直到会见结束。
在林彪看来，即使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真有弥天大错，毛也不应该如此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以往多年的交情。况且他的讲话事先还是经过毛批准的。这种内心的委屈和郁闷不平之气，促使他想找毛泽东见面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有意避而不见；以后，林彪又找过他很多次，就是见不上。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无意重新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前途凶多吉少。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难临头。七月上旬，他携带叶群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不同，很反常。”1
果然，林彪一去不复返，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于异国的荒漠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避而不见，是担心如果和林彪当面把问题摊开，很难对自己的一些作为辩解。毛泽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林彪的问题搞到底。
把林彪逼上绝路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反映出两个问题使毛泽东的感到忧虑，一个是毛泽东发现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主张跟自己不一样。他们居然在毛泽东在世时就要打击、清除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心头爱将－－张春桥，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90页）后来清华大学的刘冰写封反映迟群、谢静谊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就认为“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三486页） 并以此为由，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知，谁触痛了他的心腹，就要打倒谁。
再就是，林彪的势力的影响太大。吴法宪在回忆中说：“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这的确是毛泽东日后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2
所以，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一直对准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把林彪逼上绝路。
亲身经历者吴法宪的记述
毛泽东如何把林彪逼上绝路，亲身经历者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提供了真实的论据。
（１）继续审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陆续下了山，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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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2转引自丁凯文：读《吴法宪回忆录》，载电子杂志，2007年3月12日《议报》第293期
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并未放松追查。周恩来与康生奉毛泽东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两次召集黄吴李邱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上的问题。康生不改其搞专案的风格和特色，一上来就指责黄吴李邱“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周对吴法宪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但是吴法宪当场揭了周的老底，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赞同国务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对此很不高兴。黄吴李邱异口同声否认他们之间有任何秘密活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精神，说“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康的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显然，毛泽东对此是极不满意的。
（２）毛泽东拒见吴法宪。毛泽东为了在军委办事组内打开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国庆节前约见林彪一次。林彪事后将吴找到家里对吴谈及此次毛林的谈话大致内容。显然，毛泽东在考虑“换人”，而林彪则是力保吴法宪。林彪对毛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林彪因此建议吴去找毛泽东谈一谈。林彪对吴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可是吴法宪三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见面都被毛泽东拒绝。吴法宪回忆说“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３）毛泽东逼迫军委办事组作检讨。毛泽东借黄永胜等人在总参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事情作文章，毛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还说什么“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
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最为严厉。黄吴李邱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４）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急招黄永胜上山，就意图拉黄反戈一击，但是黄永胜不为所动，毛泽东大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泽东批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其后的华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举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此二人成为庐山会议后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级干部。
（５）军委扩大会议不得不批陈。１９７１年１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原本是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却在简报上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此时的陈伯达早已是死老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压军委办事组公开检讨。军委办事组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会回家的军队干部连夜开会作检讨。
（６）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的态度。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并未露面。几个老帅如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都没有批军委办事组，但是吴法宪所在的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搞批张，引起轰动，吴法宪受到围攻。黄永胜当即电告叶群，当晚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叶群在第二天与会，周恩来则不愿事态扩大，对吴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吴法宪认为，林彪之所以选在此时回京，就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在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态度就是不讲话，不作检讨，周恩来曾对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林彪有没有在私下或其他场合反毛呢？吴法宪回忆说“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1
总的来看，庐山会议后，军委办事组被毛泽东穷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
对此，研究林彪问题的专家丁凯文，在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后，认为：“毛泽东的这次南巡集毛泽东所有阴谋之大成，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泽东在南巡中首次发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一罪名，而且这一罪名直到现在还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纲上线，预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毛南巡中宣称庐山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明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三）撒谎欺骗：明明军委办事组几人的检讨已被毛泽东认可通过，可是转眼就说“中央还没做决定”，林彪曾多次求见毛泽东，毛就是不见，南巡中却煞有介事地说，“他们不找我，我还要找他们”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却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四）分化瓦解：凡是与林彪有过较为密切接触的党内高干，毛泽东都要打预防针，连许世友这样非林系干部，毛都不忘严辞警告。”2
专家的评说
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研究林彪问题专家王年一、何蜀、陈昭等著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中写道：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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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823-843页
2丁凯文：读《吴法宪回忆录》，载电子杂志，2007年3月12日《议报》第293期
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为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借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为“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他只不过是为了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了对“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这五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九大”上周恩来发表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三）“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毛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都没有当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周、康阅后，退军委”，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四）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五）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
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三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 ，敲响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1
在这里笔者稍补充一点毛泽东撒谎欺骗的事例。多年来官方的喉舌们都是众口一词：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被说成是搞突然袭击。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林彪的讲话事先得到了毛泽东的许可。毛泽东在南巡讲话却说：“这次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林彪这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2可是据吴法宪回忆：会前，“林彪向毛泽东说：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行不行？毛泽东当面回答说：这要讲一讲，但是不要点张春桥的名。”3如果只有吴法宪的说法那还只是孤证。好在陈伯达也有类似的回忆。据陈伯达在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开始开会。会后，陈伯达还特地问过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4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同意放林彪讲话录音和印发林彪讲话稿。
由于林彪讲话口音重，许多人都没有听清楚，要求再听听录音，“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决定 明天上午半天的时间开大会听录音。”5
周恩来让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是否印发林彪讲话稿时，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6
这怎么能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呢？这不是公然撒谎吗？毛泽东以为，他皇帝般威严，无论怎么撒谎也不会有人敢与他当面对对质的。可是，一手摭不了天。
对毛泽东的这一套阴谋诡计，吴法宪有切身体会，他说：“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指毛泽东）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口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总结。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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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载电子杂志《新世纪》
2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91、1593页
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页
4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年12月版第５２３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87=392页
6《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3９页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是薄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1
林彪问题专家丁凯文看到这一段之后说：
“吴将军说得还太客气了，毛泽东岂止是“言行不一”，毛泽东根本就是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大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毛泽东玩弄天下之人于鼓掌之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等人岂是毛泽东的对手？林彪死后，毛泽东正好嫁祸林彪和军委办事组诸人，使他们成了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泽东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自己凌架于党和国家之上，中共犹如中国封建帮会里的毛家祠堂，而毛泽东就是这个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谁要是触犯了他，对他搞的文革稍有异议，谁就会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泽东就要想方设法除之以绝后患。” 2
九月六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传到北戴河后，给了林彪当头一棒。林彪本来预计毛动手的时机可能选择在国庆节之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不料，毛泽东却提前下手，而且把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常委内部解决的问题，直接捅到下面去，四处点火放风，措辞用语甚至超过了当年整刘少奇时的分量，大有置人于死地之意。尽管毛在南巡谈话中说“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那能信吗？如果毛真有此意，为什么在此之前林彪多次求见而不理呢?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深感毛泽东逼人太甚的林彪，恶从胆中生，只好铤而走俭，孤注一掷了。那就是下达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谋杀毛泽东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林立果等人策划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完全是铤而走险。由于多年来造神运动，使毛泽东成了神，稍有对毛的不敬都会认为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说对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踪无常，住地又戒备森严，更使得谋杀行动无从下手。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林立果等人的谋杀计划落空。
林彪被逼上绝路，一家只得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坠毁，机毁人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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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859-860页）
2丁凯文：《读〈吴法宪回忆录〉》，载电子杂志，《议报》第293期）
这对抓不到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林彪的充分暴露，真是天赐的结果。心头之患除掉了，自己的一切罪恶都可以推加到林彪头上了，自己的一切卑劣手段也都可以掩盖起来了。反正死无对证，而自己又掌握一切国家机器和舆论工具，一手摭天。一手岂能摭天？
毛泽东胜利了吗？为帮助他阴谋搞掉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唯一亲密战友，都要谋杀他，表明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产。就连官方编写的《毛泽东传》都说：“‘九一三事件’，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也表明毛泽东神话破产。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辨析
林彪被逼死的事说完了，至今还有一个问题使人们感到困惑。那就是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的：“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成为林彪罪行的主要论据。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二十多年之后出版的《毛泽东》，还是这么说。以此判断，林彪岂不罪该万死？
现在，让我们脱离文化大革命时“最高指示”的思维，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来作一番辨析。
第一，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是宪法中规定的一条，赞成或不赞成这一条，都不应算个问题。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一直都有国家主席的存在。不能因为毛泽东一说不设国家主席，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第二，毛泽东自己说“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并不是林彪自己要“抢班夺权”。
第三，林彪作为党章上都写上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又是副统帅，比那个无实权、只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和声誉，都要高得多。当时的代国家主席董必武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即使想当国家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还算得上一个问题吗？更遑论何罪？
第四，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这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的。此时，刘少奇担任的国家主席，已经空缺，而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自“文革”以来，这个位置更是毫无任何实权，想坐上这个位置，怎能说是向毛泽东“抢班夺权”呢？毛泽东掌握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林彪要篡夺毛泽东的权力。
第五，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据新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讲，这是当时专案组威逼、诱供下讲的。真正说这话的不是叶群，更不是吴法宪，而是汪东兴。
一九七0 年八月二十日，在从庐山下山的路上，吴法宪听江西的程世清讲，汪东兴对他说：“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2
第六，有证据说明，林彪因身体不好并不想当国家主席。
据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干部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218页）出席中央的会议都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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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600页
2《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页
难道愿意去干那个经常参加礼仪性国事活动的差事？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1
既然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当那个徒具形式的国家主席吗？
毛泽东扣在林彪头上“抢班夺权”论，完全属于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1《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279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35页。
1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
2《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页。
3王宁文：《邓小平与毛泽东》，载《人物》杂志1994年第5 期。
4见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04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 见《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6、577页。
2 见《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7、578页。
3见《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9页。
1见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3页。
2 毛泽东《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转自《自由文化》，博讯网站2006年5月17日。
1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27页。
1铁骥文：《周恩来与“全面整顿”》，《人物》1994年第十二届期。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2中共是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742页。
3见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华文出版社2002年5月版。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255页。
2见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华文出版社2002年5月版。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