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关社会经济哲学和科学的事理分析文章
当前的形势与前途
----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防大学 辛子陵
今天是老同志座谈会，我们年龄相近，都在七十以上，都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员外”，对国事仍然很关心。京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是“员外”，所谓“员外”就是定员以外的人员，不在编，但还拿朝廷的俸禄，就是告老还家的官员。我们就都是“老员外”。头上没有乌纱帽，不求升迁了，可以讲真话，讲心里话，不需要跟风，不戴假面具讲话。现在科技发展了，到处有摄像头，有监听设备，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可能也有。但我们不怕。我希望我们的一些意见，一些见解，传到中央去。我们对时政的一些评论，实际上是给中央当“编外参谋”，刘帅晚年就经常说给中央当“编外参谋”。我们出于善意，出于好心，该说的要说，听不听在他们，在当权的领导人。大家希望听我讲讲形势和前途。我就讲讲我的观察和理解。分八个问题来讲。有些问题可能和大家想的一样，有些问题可能不同，大家可以补充纠正。
一、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好
说形势好，主要是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二○一○年GDP总量是397983亿元， 约合六万亿美元。按国际汇率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第二，相当于美国的39.3%。中国二○一○年人均GDP大约在4283美元，排名全球第95位，二○○九年是第106位。
这是个宏观的概念。我们再看一个单项指标：钢铁生产。这是个具体的概念。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想钢都想疯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一九五七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是535万吨。一九五八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9000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四十亿人民币，占一九五八年财政支出的1/10，[1] 年终发表公报，说胜利完成了1070万吨。实际上包括400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而真正在钢铁产量上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六年，那一年的钢产量，不仅超过了英国，超过了美国，而且超过了他们两家的总和。二○○六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四亿一千七百五十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二十五国钢产量是19890万吨（一亿九千八百九十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钢产量13350万吨（一亿三千三百五十万吨）[2]。英国加美国，欧盟加北美，总共产钢33240万吨（三亿三千二百四十万吨）。中国一国的钢产量，超过了英美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二十八个国家。这要在毛时代得乐疯了，尾巴要翘到天上去。毛泽东那是就想赶超英国，再进一步赶超美国，他老人家那个思想解放的程度，没敢想过钢产量超过整个欧洲二十五个国家，更没想过超过欧洲还加上北美三国。
二、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当需要走出空想社会主义误区实行新资本主义政策的时候，要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
2003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3] 当时上海的资本家起码有几十万。工商局官员可以和张总、李总在大饭店里喝酒，没感到有什么“相悖”，一扭脸到了庄严的法庭，就“相悖”了，不承认中国有资本家。法院一审判决工商局胜诉。这个惶遽、尴尬的镜头是我们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就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完备形态，理所当然地包括更多的资本主义。我们要套用毛泽东的话坦然告诉毛派：“现在我们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 要区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不要一提资本主义就腰杆子不硬，新资本主义是个富民兴邦的好东西，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脱离苏联模式，创立新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因为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就夺取了宣传工作的完全的主动权。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把问题讲透彻，讲明白，毛派就没什么好攻的了，有利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创美好的未来。
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一种实践。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迫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5]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三、记住恩格斯说的九十三个字
大家都是中高级干部，在位的时候学了一辈子马列，对改革开放的事情，脑子里也有很多疑问。例如我们是不是背离了马列主义，是不是搞了修正主义，改革开放这一套到底对不对？因此我想提纲挈领地谈谈马列主义这个思想体系，那些东西过时了，那些东西从根本上就错了。
研究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几十年发展变化的过程，既要研究他们的出发点，也要研究它们得落脚点。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去世。到了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6]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九十三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九十三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九十三个字，因为这九十三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载入史册的。说他们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
在时间和空间上离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有人激烈反对他们这一转变。一八九○年三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青年派” [7] ，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 坚持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号召“五一”总罢工，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恩格斯认为这是“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党就会在敌人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8] 一八九一年十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恩格斯一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9]
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这个前期，恩格斯划的线是十年前，即一八八○年以前，这就包括了《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年）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三大名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探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西方社会从血汗资本主义进化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是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半个世纪的与时俱进，从前期到中期和后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一八八三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单独从事革命和理论活动的十二年，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民主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从《共产党宣言》开篇到《<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终篇；从暴力革命开篇，在和平改良终篇；从消灭私有制开篇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终篇。恩格斯的理论遗嘱是：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10]
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如同中国的大同理想一样，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付诸实践，它不是治国安民的现实政策，真要这样办，一定坏事，一定天下大乱。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这就是告诉工人政党不要把共产主义写进党章，党章是要实行的，如果写上势必把工人运动引错了方向。这是欧洲工人运动脱离共产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中共党章中仍载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导的。明年十八大，我估计会修改这一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变化，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一下，结果比恩格斯预料的“更坏”还要坏得多。这个更坏的结果就是饿死了37 558 000人。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11] 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四、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
下面说说列宁和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2] 毛泽东这句话，老同志都耳熟能详。对于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充满了崇敬，把苏联看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榜样。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公开了，今天我们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场革命。
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德国威廉皇帝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政变。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尔什维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武装“夺权”，向立宪会议夺权，是一场武装政变。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回忆说：“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
列宁到了欧洲，没有在第二国际那些著名活动家中找到朋友。他与德国皇帝的情报人员建立了联系。列宁走到这一步，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哥哥是个民粹派。民粹派认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从涅恰耶夫（民粹派推崇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手段。”[13] 我引用下面这些材料，不是要贬低列宁的人格。不能把列宁当做一个普通间谍看待。他不是一个小特务，而是一个大策略家。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14]
列宁真的和魔鬼结盟了。
二○○七年底，德国《明镜周刊》第五十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十一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Revolutionaers einer Majestaet)， 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并附赠有关的录像光盘。
二○○七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过去都以为共产主义革命跟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有关系，现在才知道还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国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的发行量，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明镜周刊》组织了六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真相，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陛下的密使联系，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解密的档案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的规模。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德国外交部直到一九一七年年底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文章详尽地描述了一个爱沙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名字叫赫尔方特Helphand，他是德国情报人员。从解密的档案来看，是他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是他与列宁保持秘密联系。《明镜周刊》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
“列宁间谍案”十月革命前曾被揭露，由于证据不足未成立。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曾与列宁一起在国外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班克拉托夫在媒体上指责列宁与德国“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并宣称列宁、加米涅夫、科兹洛夫斯基都是“德国派往俄国的间谍”。临时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打击列宁。彼得格勒法院引用俄军准尉伊尔莫列科“自首”后交代的材料。伊尔莫列科宣称，他是受德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派负责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伊尔莫列科还公开指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他曾奉命与列宁进行过接触。
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国法院下达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列宁逃往芬兰。由于赫尔方特没有出现，列宁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没有掌握过硬的人证和物证，推出的证人俄军准尉伊尔莫列科是假的，就在芬兰公布了一系列材料证明伊尔莫列科准尉的证词没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严谨高效著称的德国总参谋部是不会找一个随时可能叛变的准尉来与他这样的人物联系的。列宁的自我辩护很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证据的临时政府就把列宁放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德国对俄国正式宣战而爆发的，并且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为一方，俄国、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世界性战争。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三号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言，在列宁起草的这篇宣言中提出了“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并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15] 列宁是靠这个重要表态赢得德皇的青睐的，这是他们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列宁鼓动军队反战，农民要求土地的时候，德国情报机构从各国发回的密电都报告说，列宁正在按计划进行。布尔什维克夺权列宁上台以后，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在一战后期全线崩溃，德国成为战败国，俄国意外地重新收回了这些土地。
以上事实已为俄国最新出版的官方历史《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九九四—二○○七）》所证实。二○○六年俄国总统普京提出了为十一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确定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是由四十余名专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尔仁尼琴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二○○九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出版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二○一○年六月十七至二十七日俄国史学者潘佐夫（他参与了编写工作）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李玉贞、陈铁健等，与他就 《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进行了座谈，进一步证实了德国《明镜周刊》公布的史料已为俄国官方所确认，并写进了这部新史书中。
《二十世纪俄国史》从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一场政变。对于政变前后，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这一关键问题，该书的回答是肯定的。书中引用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二月革命后，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16]
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伟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导师列宁彻底颠覆了。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人彻底抛弃了列宁和列宁主义，当我们中国人继续缅怀列宁的时候，他们要把列宁的遗体送到中国来。
五、列宁继承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
列宁是超一流的革命家，超一流的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个超一流的阴谋家。他野心极其广大，要当世界革命领袖。他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利用。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他进一步提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口號。他要把全世界的穷人发动组织起来，夺取政权，打倒和剥夺富人。这件事情历史上没人做过，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威廉皇帝，都是在列强之间争雄，这在列宁看来是“小儿科”，他要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以俄国为中心的世界苏维埃，把红旗插遍世界。这就是列宁的世界观和使命观。了解这一点才能了解列宁这个“超人”。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都是继承列宁的衣钵，要当世界革命领袖。
把政权拿到手，列宁背弃了自己的正确的理论，把社会主义革命简化为穷人造反，不要物质基础，一个社会只要有穷人和富人，就能挑起阶级矛盾，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剥夺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曲解，大合了毛泽东的心意。这和毛泽东的农民造反的理论对上口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挑起阶级矛盾可以制造一场革命，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农民革命，是朱元璋、李自成式的革命。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吵翻。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抓住《共产党宣言》不放，普列汉诺夫抓住《<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不放。当然，普列汉诺夫是正确的，恩格斯逝世前他见过恩格斯，可以说，他是代表恩格斯对十月革命做出评价的。我们今天否定列宁主义，不是因为列宁拿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马克，不是个道德品质的标准，是因为他的理论确实错了。侥幸的胜利是不能成为历史普遍规律的。
在当时，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阐释者。他说的和马克思恩格斯不一样了，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个新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确立起来：在亚洲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先夺取政权，把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再发展生产力，赶超经济发达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的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中共八大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大跃进中又有“穷过渡”的指导思想，政治上批判“唯生产力论”等，都是列宁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反映。
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列宁说：能。列宁主义的基础就是这个“能”字。过去认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现在应该说这是他的主要错误。毛泽东学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列宁版的。我们说中国要从共产主义误区中走出来，是要从列宁版的共产主义误区中走出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第二国际之外，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两条。一条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苏联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苏联版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六、马克思主义硕果仅存的遗产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科学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10），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
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这里有一个故事：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二○○三年八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金是2300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1250马克。” 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一九五七年的582元下降到一九七八年的549元。[22]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一九五五年的314%提高到一九七○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23] 所以，目前的工人贫困化的问题，不能折腾回去，用消灭私有制的办法解决，要用政府二次分配和工人持股的办法解决。
我们这个国家政权，说是代表绝大多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情况发生了变化。前些日子，我跟两报一刊辩论过这个问题。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五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五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五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24]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5]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2.5亿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300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万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2000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一九九八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一千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七千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共产党要想保住政权，保持执政地位，就要继续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要有决心、有勇气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党内斗争的手段，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
七、“唱读讲传”会不会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现在权贵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搞早了，现在搞正是时机。所以毛泽东的幽灵回来了。我认为这件事情有积极意义。对权贵资产阶级是个震撼。我在阳光卫视谈政治体制改革，曾提出用高额累进税的办法，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他们的问题。税率是80%。你贪污受贿和其它非法收入一个亿，交出八千万来。给你留二千万，你还是个富翁，免去一切处分。你不接受这个办法，就等着没收全部非法财产，戴高帽子游街，进秦城监狱吧。
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活动，简称“唱读讲传”，是否真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真要搞文化大革命？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真要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是薄熙来他们领导。他们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把毛泽东当作钟馗了。想借毛泽东这面大旗，增加他们接班的合法性，想把毛泽东当门神，保护他们的财产。但他们进错了庙，请错了神。毛在世时，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不放心，先把他们打倒，关起来，如今，毛的徒子徒孙、文革的遗老遗少会拥戴刘、薄等人的儿子接班吗？这可是世仇。文革这把火一点起来，先烧高干子弟，因为当年被打入地狱的造反派们知道，是谁断了他们的前程，把他们打入地狱的。至于把老毛当门神爷用，更是想入非非。老造反派们，“四人帮”的战友们，现在缺的就是一面合法的能打得出去的旗帜，合法的“红卫兵”、“战斗队”的组织形式，你把这两件“法器”发给他们，拿来对付谁就由不得你了。第一批被抄家的可能还是原来的高干子弟，现在的高干们。老实讲，我们这些“员外”不怕文化大革命。一个单元，几件电器，你怕什么呀。你老为国家担忧，他们认为你怕，老拿这个吓唬你。你就让他们试试。真要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又是薄熙来第一个出来灭火。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要推举薄熙来当总书记，说重庆是延安，去年要到重庆开第十一次党代大会，三十多人打前站，去搞筹备工作，到了重庆就被薄熙来抓起来了。“唱读讲传”，是小玩闹，哗众取宠，不要当真，也成不了气候。
国家的最终出路和前途可能是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内外压力还不够，当权的人觉得还能维持下去，一旦出现突尼斯、埃及那样的形势，就把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打出来了，答应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现在最关键的是火候和时机的选择，当局是能拖一年是一年，宁晚勿早。拖一年，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收入。他有这个算计，所以就尽量拖着。但晚了，就是丢江山的问题了，就由不得共产党了。一旦民众起来，你执政党就不再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成了革命的阻力和革命的对象了。像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群众一起来，什么改革条件都答应了，但群众不干了，这时候的条件是叫你走人。所以，我老是提醒当局，宁早勿晚，不要因小失大。
八、对内不可批温家宝，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班子，剩下不到两年的任期了。只求平安交班，平安下车，不会有大的作为了。舆论空前收紧也是怕出事，保平安。顺着中央的思路，我对锦涛同志有两点谏言：对内不可批温家宝，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
有了温家宝，才有胡温新政。汶川地震以后，温家宝深得民心。取消农业税，遏止国进民退的势头，在财政支出上较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的三大亮点。去年八月以来，温家宝七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没有给以支持，这是很大的失着。但千万不要和权贵集团联手整温家宝。最近，一个中宣部副部长，敢说温家宝是“麻烦制造者”，这是个整人的信号。整温家宝，作为一把手的胡锦涛，你不是后台也是后台。民众会把你当做权贵资产阶级的代表，逼出一个挺温反胡的高潮来。现在，金融危机日深，稳定物价，改善民生，必须要有一个能掌控局面的总理，你才能平安着陆。毛泽东晚年整周恩来，党心民心都离开了他，逼出个“四五运动”来，差一点翻车不得善终。这个教训要记取。
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紧张，和美国也严重对立，是由于两韩平安舰纠纷引起的，后来朝鲜又向韩国延坪岛开炮，打死了和平居民。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无原则偏袒北韩。奥巴马总统就来了电话，说你们中国是否管得住北韩，如果管不住，你胡锦涛主席就不要来访问了。
我们赶紧表示：管得住，管得住。果然，去年十二月中旬南韩把军舰开到黄海敏感的海域，朝着延坪岛方向打了一百多发炮弹，朝鲜说不值得搭理，没有还击。这才有今年一月胡主席高规格出访美国。胡主席是带着四百多亿美元的采购团去的，这个见面礼不薄。在最高级别的国宴上，中国钢琴家朗朗演奏了《我的祖国》，就是郭兰英唱的那首“一条大河波浪宽”，那是抗美援朝的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主题歌。演奏完了，胡主席和朗朗拥抱，表示嘉许。美国人顾全大局，不露声色，没提抗议，没把桌子掀翻，保全了我们的面子。回来我们还津津乐道，好像外交上取得了多大胜利似的。搞这些小动作能成大事吗！真不知道智囊团是怎么设计的，出这么个馊点子。美国人至今气愤难平。那四百多亿的友好费就算白花了。
在两韩问题上，我劝中央别再介入了，越陷越深。最近看到消息，我们往朝鲜派部队了。准备在朝鲜发生内乱时，为金氏父子保驾护航。我不知道锦涛同志根据什么说朝鲜政治上正确。起码金氏父子有五大错误：
第一个大错误是金日成杀了以金枓奉为首的延安派；第二个大错误是他杀了为他打天下的方虎山和一大批从中国回去的鲜族将领和军官。朝战前夕，毛泽东答应金日成的要求，决定从解放军中抽调朝鲜人及朝鲜族官兵组成的一五六、一六四、一六六三个师另两个朝鲜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六万九千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一半，成为人民军的主力。方虎山原来是四野一六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入朝后，出任人民军第六师师长、第五军团军团长，是南下作战的主力部队。因作战有功，方虎山两次被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一九五九年被杀害。
第三个大错误一九六六年砸了志愿军烈士陵园，连毛岸英烈士的墓碑也被砸了。第四个大错误是二○○九年八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时，金正日表示：“朝鲜之所以退出六方会谈，旨在摆脱北京的羁绊而已，并非针对美国。希望直接与美国会谈，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一旦美国改变对朝鲜的政策，平壤将随时调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朝鲜施以援手，朝鲜将成为对抗中国的最坚强堡垒。”金正日的副手则说：“我们的核导弹打不到美国，却可以往西边打，我们在西边的国土也需要保护。”西边就是中国东北地区。[26]
第五个大错误是父传子，家天下，如今已是第三代。马克思主义那一条写了搞封建世袭家天下还“一贯正确”。
朝鲜问题到了自己解决的前夜。金正日偏瘫，金正云正在动手杀高级干部，为自己掌权扫清障碍。一旦发生内乱，韩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统一的机会。中国要出兵帮助金正云，美国就要出兵帮助李明博，最后演变成为中美之战。我们一定不要被拉下水，一定要避免在朝鲜第二次跟美国作战。青年将领激昂慷慨可以理解，为将者必须是鹰派，国家有事不能当缩头乌龟。但统帅部不能被将领的请缨所左右，决策要冷静。谁也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