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黎 明 的 曙 光
自从秀堂住院后，修青向边区政府请了假，他不能确定妻子什么时候又要被羁押。秀堂生完孩子后，身体很虚弱，原本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反而觉得更加的疲倦。幸亏她的奶水充足，小宝宝的食量也不算太大,虽然初为人母，她也能应付自如。服务团的姐妹陈凯和尹峰听说秀堂顺利生下了女儿，兴奋无比，有什么比知道自己的亲密战友母女平安更令人安心的呢？她们约好到了医院看望秀堂，当看到秀堂坐在床上抱着孩子喂奶时，她们简直太感动了：这个坚强的母亲在延安最黑暗的时候孕育了这个生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现在终于大步跨过来了！秀堂看着吃奶的女儿，脸上流露出慈爱的微笑。此刻，她感到格外的满足，她就像在鬼门关打了个转又回到了人间。现在她怀里抱着可爱的女儿，身边有挚爱的丈夫陪伴，眼前有亲密的战友共聚一堂，世间的幸福竟然如此真实却令人难以置信。前几天她还在审干“监狱”里饱受精神折磨，今天却在舒适的病床上享受着天伦之乐，反差实在太大了。秀堂一直处在亦真亦幻的梦境中，觉得幸福会像那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泡一样，随时都会在自己的眼前破灭。当姐妹们得知胡瑞英坚强地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对她又是心疼，又是敬佩不已。这时，林衍和贝海燕也来了，她们手里拿着两个大包袱，打开一看，全是给婴儿准备的东西。贝海燕把自己儿子贝贝小时候穿过的衣服、袜子---等等用品全拿过来了。林衍发动同志们捐出些布料给孩子，大家听说秀堂生了孩子，都义不容辞的发挥了互助的精神。有同志把裤子膝盖破烂处以下的布料剪掉，改成短裤穿；有同志把臀部磨破的布料剪下，再改为裤衩用；就这样七凑八凑的，就把婴儿的尿布筹到了。秀堂激动得眼眶湿润，同志们并没有把自己当“特务”来嫌弃，还这么节衣缩食的帮助自己，大家给予的温暖太真诚了。秀堂拿起那些女同志用旧布条做成的小鞋子、小帽子、口水兜等礼物，感激得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贝海燕告诉大家说：“自从精兵简政后，有不少因怀孕、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妇女。后来被精简下来的女同志都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工作。邓颖超大姐说，女同志都想工作，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也得有人养育。于是，她号召那些有知识和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学习。但有些人不愿意当保育员，很在意保育员的身份是工人，而不是干部待遇了。可是，我觉得保育员的工作很好，每天面对着一群可爱活泼的孩子。我已经在延安儿童做保育员工作了。”说完后她开心的笑了，秀堂看得出她是真心喜欢这个工作的。当时，贝海燕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响应邓颖超的号召，是唯一一个心甘情愿在保育院当阿姨的女干部，因此邓颖超对贝海燕的行动给予了表扬和肯定。贝海燕说，自己的丈夫龙潜从重庆回到延安汇报工作时，很不喜欢她做保育员的工作。邓颖超听说后，专门把龙潜找去，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区别，要他好好改造世界观。龙潜乖乖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贝海燕让修青抱着小宝宝，就把秀堂拉出窑洞外，她神秘的把一封信交给了秀堂，说是秀堂的父亲去年底收到了女儿结婚的喜讯，才得知秀堂在延安生活。有一天，他自己摸到了重庆办事处，让那里的同志转交一封信给女儿秀堂，龙潜从重庆回延安时就把此信带回来了。秀堂急不可待地拆开信一看，里面装满了一叠国统区的钞票，一张小纸片上面写道：秀堂女儿，父母恭贺新人新婚，家中均好，勿念！秀堂意想不到竟能够收到来自父亲的祝福，心里真是感慨万分！
贝海燕因有事就先行告辞了，但关于保育院的话题却引起了大家的关。陈凯担心的问道：“秀堂，你出了院后，有什么打算呢？小宝宝交给谁带才好呢？你们把家安在哪里呢”她提出了一连串的实际问题。秀堂看了修青一眼，只见丈夫愣在那里，她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两人相视无语。林衍不会看别人的眼色，她大大咧咧地说：“我听说党校二部最好，不用参加抢救运动，待遇也不错。二部的女同志在分娩后，就被安置在<母亲支部>居住，医疗和营养都有保证。领导派人负责照料他们的孩子，使她们都能够安心休养和学习。” 陈凯叹了口气，心里有气地说：“别眼红二部他们了，还是快帮秀堂想想办法吧！” 秀堂看大家为自己的事操心，就赶紧说：“你们别操这个心了，小宝宝肯定要跟着妈妈吃奶呀，人到山前必有路，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大家一再嘱咐秀堂要好好做月子，免得日后落下什么病根。当大家走后，秀堂让修青不要着急，尽快到西北党校摸摸临时支部的底，看他们打算怎么安排自己。秀堂拉着修青的手，说很想趁着住院的机会，悄悄地离开医院，去看望邓颖超大姐，但又担心自己的身份还未有结论，如果贸然去看邓大姐，不知道会不会连累她。修青他了解秀堂内心是多么需要邓大姐的精神支持呀！看到妻子左右为难，他想还是自己先去找邓大姐，告诉她自己生了个孩子的喜讯。
第二天，修青先到了西北党校的临时支部，他原以为党中央的九条方针发布后，抢救运动的错误偏向应该可以纠正过来。可是临时支部的气氛不见缓和，反而更加阴森紧张。修青找了个借口到秀堂住的窑洞取些换洗的衣服和用品。修青见到胡瑞英后，她就着手帮着把秀堂的衣物包起来，当她把包袱交到修青手里时，对修青话中有话地说啊：“转告秀堂，恭喜得了个女战士！最近天气要翻风，小心着凉。坐月子要用毛巾包头，千万要注意才行呀！”修青一直琢磨那句话“天气要翻风”，难道又要出大事了吗？他等了好一会儿，支部书记总算来了。他问修青能不能自己带孩子，修青直摇头，还强调说:“ 孩子要吃奶，父亲怎么可以取代母亲。”支部书记严肃地说：“社会部的康生同志指示，一定要从严审查干部，不能掉以轻心。你的爱人还要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如果她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就应该自己救自己才对呀！-----她要是带着个婴儿回来，真是太碍手碍脚了。”修青明确的表示，自己只是一般干部，孩子不能进保育院，也没有资格请保姆。他提议让临时支部学习二部的做法，由支部专门派人照顾孩子，让秀堂安心参加审干运动，这样可以吗？修青是故意给他们出难题。支部书记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你爱人出院后，你先安排个住处，让任秀堂等我的指示再回来支部，我们随时都会召她回来接受审查的，叫她在家带孩子也要认真反省！” 听到这里，修青的心里暗暗偷笑，他就是要让这个支书想起孩子的事就觉得棘手难办，现在总算达到了一半的目的。
邓颖超在延安
修青随后来到了邓大姐住的窑洞，勤务兵向邓大姐通报后，修青就走进了窑洞。窑洞里面的家具很简陋，只是摆放了一张桌子和两张躺椅。邓大姐一见修青，就热情地说：“小叶，你好吗？”修青在邓大姐面前特别的自如，就像与亲人相处的一样随意。修青高兴地说：“邓大姐，我专程来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秀堂生了一个胖胖的女儿！”邓大姐听了十分高兴，祝贺了小叶当上了爸爸。修青向邓大姐转达了秀堂的问候，说妻子本想亲自来向她问候，又担心自己的问题没解决，怕影响不好。邓大姐听完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简单地问了问秀堂住在那家医院之类的话。离开了邓大姐后，修青想，看来邓大姐也有自己的难处，她虽然没有当面拒绝，但我还是要劝秀堂不要去拜访她了。回到医院后，修青把胡瑞英的一番话转告了秀堂，她沉默了好一会儿。修青安慰她，说临时支部竟然同意让他们自己找住处，这可是个意想不到的通融，如果没有党中央的九条方针，这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听说在抢救运动时，就有一个女同志刚生了孩子，月子都不让做就被拉去审讯了。还有一对新婚夫妇刚要举行婚礼，社会部就通知新郎，说他的新娘是特务，新郎不得参加婚礼，于是孤独的新娘在洞房等了一宿，第二天就被抓走了。总之，这样荒谬的事情在延安见怪不怪了。秀堂庆幸不起来，她在想自己的战友胡瑞英又要受苦了，黎明前的黑暗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呢？秀堂抱着一丝希望问道：“你见到邓大姐了吗？”修青沮丧地点点头，秀堂心里明白了，她没有再追问什么，心头那微弱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第二天下午，有个护士招手叫修青出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了几句话。修青激动地走进病床，让赶快秀堂穿好衣服，还帮她梳了梳头发，他赶紧把熟睡的孩子抱起来放在妻子的怀里，秀堂被他弄得莫名奇妙，正要发问，被修青用手制止住。修青急切地推着妻子走出了病房，来到了院部的窑洞前，修青把秀堂推进了窑洞。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秀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是日夜思念的邓大姐！她来到了医院，还特意让自己过来相见。顿时，秀堂的泪水涌出了眼眶，她梗咽地喊了声：“邓大姐！-----。”邓大姐和蔼的摸了摸小宝宝的红脸蛋，说：“秀堂，生女儿好啊！小宝宝要像妈妈一样坚强的抗战呀！”秀堂使劲地点着头，不断地抹去滚滚而下的泪水。邓大姐拉着秀堂的手，叮嘱她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泽东同志，相信广大群众。短短的几句话，给了秀堂无限的信心，无限的关怀，无限的坚强。秀堂感激地目送着邓大姐离去的背影，把她的话谨记在心里，女战士充满了力量迎接那黎明前的黑暗。
9月初，修青不想妻子呆在西北党校的宿舍：如果他们每天都看见秀堂，说不定会时常被他们惦记上，要是秀堂经常被拉去审讯，孩子又该怎么办？于是，修青想尽办法，终于在离西北党校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窑洞。这个窑洞已荒废了一段时间，要做一番整修才能住人，修青只能求助于延安侨联的同志们。听说修青需要人手帮忙，大家都约定在休假时一起把窑洞修理好。当时延安党校的学员经常要自己动手修建窑洞，大部分是靠山挖的基础深厚的土窑洞，小部分使用石块筑成的石窑洞，一般都比较保险。每年春秋两季，管房产的干部就要逐个窑洞仔细检查，如发现有险情就立即修理加固。修青找来了专人评估窑洞的风险，靠同志们帮忙，人多力量大，很快就把这个破窑洞修好了。大家把土炕砌上了，窗口也用白纸糊上了。当修青看见窑洞修整得干干净净，他和秀堂自结婚以来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华侨们的全力帮助真是令他感动不已。孩子出生后的半个月，秀堂从医院回到了自己的新家。一进门，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简单舒适的窑洞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家，这就是自己梦寐已求的家啊！其实住在这半山上的窑洞很不方便，厕所距离窑洞很远。坡陡路窄，还要到山下挑水。秀堂月子里要自己照顾小孩子，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要给小宝宝换尿布、洗尿布、晒尿布；还要喂奶、喂水、烧水、洗澡。由于住处离饭堂很远，只能让修青从学校饭堂取回每月的粮食，自己在家做饭。秀堂终日都在忙碌，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体。秀堂很庆幸孩子生在夏天，要不然面对的困难会大得多。修青在安塞县时，他把工作上的事情尽量加班加点完成，领导也给予他一些通融变通。他是个蛮不错的丈夫，每次回家总是带上一些家里需要的木炭、食品、布料等物资。他争取每星期在家多呆一些时间，还利用假期在家外挖了个粪坑，修了个厕所，做了个凉衣服的架子，在山边砌了个灶台，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大木桶蓄水，每次回家他都负责到山下挑水。秀堂看他挑水那么辛苦，实在不忍心叫他干别的活。秀堂是个贤惠勤快的妻子，聪明伶俐的她很快就摸出了规律，她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给孩子把尿把屎，让孩子养成了好习惯，尿布洗得少多了。她在日常生活中想出了不少节约用水的方法。她还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在窑洞外开垦了一块小菜地，利用粪坑的肥料和洗尿布的水浇地，种上了好几样蔬菜。她圈养了两只母鸡生蛋，为一家三口增加些营养。总之，经过他们夫妻的共同配合，小日子开始过得顺利些了。修青给妻子带来了好消息：9月份，中、美、英在缅甸对日军开始反攻，日军逐渐陷入不利的地位。抗战的新闻是他们最关心的，虽然身处在延安，心里却各自牵挂着自己的亲人。
抢救运动的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被认定为特务分别集中关押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卫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另外有上千人被分别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这些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目不明，党派问题搞不清楚的人，有大部分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成其“坦白交代。9月份，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运动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这一段时期，有些单位的打人骂人现象开始减少了。被羁押的人吃不饱饭的现象仍未改善，他们利用饥饿感把逼供变成了诱供，只要“坦白”了就可以吃好喝好睡好。党中央的九条方针对康生起的作用不大，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党校一部的“逼供信”仍然相当严重，比之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重点审查对象的住地在一部的后山，那里有一条巷道般的山洞。三面靠山处打了一排窑洞，筑着一道高度约四米，厚度约一米的土墙，墙头插满了破瓷片和碎玻璃，墙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一部有70多名所谓有重大问题的学员关在这里，其中有20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大会的，因七大延期召开，他们就进了党校接受审查。曾志同志看见做过地下工作的易季光，在审讯时被人用皮带抽得遍体鳞伤，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连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吊起他的双手双脚的一个一个指头，高高悬挂在梁上用皮鞭抽打，惨不忍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昏后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还有一位女同志来了月经也照样被打被斗，结果血污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片------。
秀堂坐月子过了将近一个月，一天，她和修青去了趟延安的新街市购置些日用品。秀堂将父亲给的钱拿出来用时，才发现国民政府的纸币严重贬值，一大叠钞票竟然只买几斤白面条和一斤红糖。9月23日，秀堂的小宝宝满月了，小宝宝长得又白又胖，为这个窑洞增添了不少的欢笑。秀堂煮了一锅红糖面条，算是为小宝宝办个满月席。修青这个广东人最喜欢喝糖水，他在延安从来没有吃过甜面条，真是太甜美了，有妻子和孩子的家是多么温暖和幸福呀！秀堂将调羹里的糖水吹凉，喂进了小宝宝的嘴里，小家伙用舌头舔了舔，咧着嘴地笑了起来。一家三口沉浸在幸福中。
月底，临时支部派人通知秀堂，让她第二天上午到支部参加审查。秀堂那天晚上有些坐立不安，她在孩子熟睡时跑去知会了修青的好朋友梁国栋，说她明天上午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窑洞了，叮嘱他通知修青最迟明天中午要赶回家里。秀堂最怕自己被羁押起来，孩子没人照顾，万一修青又赶不回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秀堂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过了一夜。一大早，她把小宝宝喂饱了奶，整理干净，换好尿布，哄她睡觉后就匆匆离开了家。到了临时支部后就进入了审讯室，在昏暗的窑洞里，秀堂看见了自己的战友胡瑞英，只见她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秀堂判断她已经熬了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了，这是每个被审者都必会遭受的折磨。这时，审讯人员开始挑拨离间，说胡已经供出你是主使人，参加反动党团都是你的旨意。你还冒充传达叶剑英的指示，让服务团的16名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你知道自己罪大恶极吗？秀堂只是冷静地听着，她心里明白这是他们的审讯伎俩，之前在做记录员时就已经领教过他们的手段了。他们又拿出好几张秀堂在不同时期写的自传，指出在自传中有时间上的误差之处，他们对此大做文章，揪着不放。秀堂只是承认自己的记忆有误差，但就这一段历史事实，她对党从来没有任何的隐瞒。审讯人员一再论换，不断地声东击西，想找出秀堂的破绽，但却什么也盘问不出来。天色已将近黄昏，秀堂的心里七上八下，她不知道修青是否能及时赶回窑洞，孩子可能已经饿得哇哇大哭，又怕这么小的孩子哭得喘不过气来会伤着了。做母亲的与孩子血脉相连，她的耳边仿佛听见孩子凄惨的哭声，她无法集中思绪，眼睛走神，心急如焚。审讯人员也发现她心不在焉，气得暴跳如雷。秀堂解释说，自己的孩子从早上到现在还是独自一人在家里，已经饿了一天了。说到孩子时，她的眼泪止不住涌了出来。审讯人员在一旁耳语了一番，不但没有通融，反而利用母亲爱子心切，威逼秀堂说，坦白交代就可放她回家。他们开始对秀堂大声漫骂，百般侮辱。突然，秀堂失去了往日的镇定，她想到孩子在受煎熬，不由得火冒三丈，干脆豁出去了，如果不让她见孩子，她也不想活了。秀堂气愤的用双手把前面的桌子猛地推开，她大声吼道：“我就是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可问的，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把我的孩子饿死吧！你们杀了共产党员就高兴了吗？我相信党和毛泽东同志，可是党中央的九条方针你们却不执行，你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呀？你们倒是快坦白吧！”秀堂长时间积压的怒火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她就像代表正义的一方，痛斥着眼前的审讯者。这时，窑洞里反而安静下来了，审讯人员走出了窑洞外，商量后就把秀堂放回家了。
天黑了，疲倦的秀堂咬着牙，三步并着两步跑回家。当她看见窑洞的窗户内亮起了油灯，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下了。一进窑洞，她看见修青抱着孩子不停地来回走动，满脸都是焦急和期待。修青看见妻子回到家，就把刚睡着的孩子轻轻放在炕上，他一回头，只见妻子已经瘫倒在地上。修青急得扶着妻子，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秀堂缓了一口气，她气喘吁吁地说：“我担心死了，孩子怎么样了？”修青倒了一碗水喂她喝了下去，说：“我下午两点才赶回来，孩子哭得很厉害。我用白面条煮了些面汤，喂她喝了两次，刚刚又睡着了。”秀堂真是觉得自己嫁对了丈夫，他竟然把孩子照顾得如此周到。修青把秀堂扶到了炕上，秀堂虚弱的身体依偎着丈夫坚实的臂膀，心里感到是那么的安心。秀堂休息了一会儿，终于缓过劲来了。小宝宝开始依依呀呀地活动着，秀堂高兴地把她抱在怀里，正要给她喂奶，突然，她发现孩子的耳朵有一个伤口在渗着血水，再仔细瞧瞧，宝宝的手掌心上也有一处伤口，她心痛的惊叫起来，“小宝宝这是怎么了？” 她用询问的眼睛看着丈夫。修青怕妻子担心就轻描淡写地说：“哦，我到家的时候，看见一只老鼠正在炕上，我把老鼠赶走后，才发现宝宝被它咬了几口，孩子疼得直哭，幸亏我到家了，已经给她涂了碘酒消毒，你放心吧。”当时延安的老鼠很多，长得有半尺长。秀堂听完后什么都没有说，她把孩子搂得紧紧的，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了小宝宝的脸蛋上。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尊重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进枣园，改名为“延园”，社会部搬进后沟。中央书记处在此期间，继续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了中共七大。同月10日，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10月9日，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材料时，批示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避免了给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要纠正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同年秋天，西北局决定由高岗兼任西北党校校长。赵伯平、白栋材、马文瑞先后担任副校长。学员由400人增加到800人，鉴于学员大量增加，校舍过于分散，所以决定将全校学员编为3个区，29个党支部，每个支部有50多个新学员，学员主要是总结整风的经验和收获，明确今后的努力地方向。
毛泽东意识到抢救运动的问题，说这是青年人的灾难。11月5日，毛泽东在致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之多只需提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抢救运动”得以全面停止。秀堂属于被审查对象，组织上从来没有让他们学习党中央“九条方针”的文件。但是秀堂心里明白，自己和那些受审查的同志们能活着，就是靠着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党校的“逼供信”才开始有所收敛，批斗审查也基本结束。各个党支部的工作开始转向了对羁押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秀堂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她一直呆在家里带孩子，尽量不去见其他朋友，避免给别人造成牵连和不便。有些被羁押的同志在支部的批准下，也允许亲人和孩子在周末时来相见了。
延安交际舞潮持续到去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 1944年元旦，西北公学和其他单位的秧歌队来到枣园向中央书记处拜年，修青作为安塞县的代表也参加了拜年的行列。当一队秧歌队扭着秧歌走进来时，他们生龙活虎的表演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毛泽东转身问坐在一旁的李克农：“这是谁家的秧歌队呀？”李克农回答说是西北公学的同学组成的秧歌队。毛泽东说：“怪不得呢，他们唱词里代表枣园，也是代表我们感谢乡亲们，为什么不报上单位的名字呢？李克农笑了笑没有回答，因为西北公校成为社会部审查被抢救对象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明白了，他说：“就叫枣园秧歌队吧。”李克农立即让西北公校总务处买了几丈红布，做了一面又大又宽的门旗，上面写着“枣园文工团秧歌队”。修青见到了首长李克农，就喜气洋洋地走过去向他拜年，李克农看到修青的心情与前一段大不一样，就关心的询问了一下秀堂的近况，修青向他报喜，说生了个女娃娃，母子平安，已经3个多月了。修青再三感谢地说，秀堂多亏了首长，多亏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李克农和蔼地问道：“孩子的名字叫什么？”修青不好意思的回答：“她的小名叫宝宝，大名一直没有想好。”李克农侧着脑袋想了想，高兴地说：“延安的精神就是小米加步枪，女孩叫小米，男孩叫步枪！”修青重复着说：“小米，叶---小米，谢谢首长！我的女儿就叫叶小米啦！”修青太喜欢这个名字了，他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郑重地向李克农敬了个礼。李克农看他那么高兴，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也开怀的放声大笑了。
1月21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提出，根据延安的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及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种人占绝大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以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延安各机关、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甄别工作。
2月，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决定将西北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五部。部主任是白栋材。马国瑞、晁哲甫、强晓初、杨成森先后担任副主任。五部的校址在南关的七里铺。五部设有组教科、秘书科、校务科、医疗所等。党校为每个学员发了一枚校徽，上面印制了在党的旗帜下，向毛泽东学习的图样标志，这枚校徽伴随着秀堂渡过了延安的学习和生活。当时，五部接到校部的通知，要各个支部总结审干的经验。在作总结的过程中，大家认为延安中央党校虽然搞得成绩很大，但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就犯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中央党校搞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是明显的。但当一发现这个错误，其坦诚地承认并坚决纠正这一错误也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五部也做了自我批评。对这一短暂波折都能正确对待，都能从党的利益出发，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指导思想方面与任何“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分界线。五部在审干中，事实证明，进行这样的工作，没有正确的指导方针，就很难避免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或是非不分、一团和气”等错误倾向。五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论争以及审干中，基本贯彻了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但也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在搞了抢救运动后，把有些同志的问题看重了，搞错了。有的同志第一次遇到这种风浪，经不起考验，没有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犯了错误。3月底，秀堂所属的第十五支部的全部人员都转到中央党校三部。因大部份同志在审干期间，还都未做组织结论。当时第十五支部在三部时，主要是等待组织上做组织结论。在1943年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党校三部。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叫有名气的文人和文化干部。部主任是郭述申，副主任是张如心、阎达开。三部坐落在延河之滨。
春节后，党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和肃反工作做一个全面的总结。社会部的康生认为由他人起草的那些如实叙述运动中的事实经过，承认犯了许多缺点错误的总结不能用。于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说法，他对运动的错误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定是特务；------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他把责任全部推倒别人的头上，与他丝毫无干似的。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之高的。有不少党员被开除出党，有的被逼得发了疯，有的自杀上吊，跳河投井；更多人被监禁，遭受了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无法过正常生活；有的在没有确凿证据下，就被判决了死刑，秘密处决。4月，毛泽东在看了社会部送上的几份犯人口供之后，就召见了有关工作人员，毛泽东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耐心启发他们如何认识犯人的真假口供，又解释为什么有假口供，以及如何让犯人说真话。当他们将毛泽东的谈话向康生汇报时，他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康生不管真假只要口供，他就是要把这些人推向深渊，又怎能让他们翻案？康生推行的这一套使很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党组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4月以后，延安各个单位终于对审干期间发生的各种案子进行了甄别，但是平反的工作却持续进行了很久。
随着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延安的文化生活有了新的起色。当时，延安的中山图书馆并有图书、材料、参考、阅报、杂志等5个阅览室。1942年，新开辟了一个书报阅览室，凭介绍信办理借书证，开放时间为星期二至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全天。为了使这批优秀青年有更多的学习场所，鲁迅图书馆重新开放，当时藏书不多，毛泽东捐赠了200元，用于扩增图书。修青本来就非常好学，在延安良好的学习环境下，他利用假期到图书馆借书学习，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寄托。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化工厂设在安塞县纸坊沟，专门研制各种性能的炸药。1942年与边区机器厂合并后，成立工艺实习厂，下设一分厂搞机器制造，三分厂生产弹药，四分厂负责化工，工程师钱志道带领技术人员试制成功了火药、炸药、硝化棉、硝化甘油、迫击炮发射药等，钱志道被誉为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奠基人，对边区军用民需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他再次荣获边区劳动英雄称号。修青经常去边区军工局，显示出了对军工方面的浓厚兴趣，他经常会在工厂呆上一整天，与技术工人一起探讨，与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他最热衷边区的工业发展，延安的工业生产有了什么新消息，他总是那么的兴奋和骄傲，修青像一块海绵在延安这块黄土地上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知识。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
1944年7月下旬，随着抗日战争扩展至太平洋，国民政府允许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先后分两批到达了延安，美军观察组与共产党建立起一种官方联系。这些成员对延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有极好的评价，描述他们为“无私地献身于崇高的主义，拥有伟大的品质和领导才能。”对共产党士兵和政治家的品质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美国人看作是“朝气蓬勃、年轻成熟、有实际经验的人，在身体上和智能上都极为强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党收集对日本的情报使战争尽早结束。为了使他们尽快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央军委安排了高级将领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合贺龙等向他们作了敌后战场的全面介绍。叶剑英根据他们的要求，向各军区下达指示，专门担负向盟军提供战略情报的工作。延安根据地的抗战形势日见紧迫，“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已经极大的消耗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力量，严重影响了士气，坚决扭转运动方向，消除不良影响已经迫在眉睫。
1944年 毛泽东
秋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延安各机关、学校、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了甄别工作， 党校还从一部学员中调出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李兆炳，到三部任组教科长，以加强三部的甄别平反工作。经过认真细致的甄别，三部被“抢救”出来的人，90 %以上都进行了平反，秀堂和一些同志因证据不足不能作出结论，就将问题暂时挂起来，等以后再作结论，也没有再将他们当作反革命来对待。此后更重要的是，不仅对被搞错的同志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给错戴帽子的同志把帽子摘下来，校长毛泽东，副校长彭真，还多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这一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请求他们原谅。毛泽东说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接着他就给在座被搞错的同志亲自鞠躬，赔礼道歉，并诚恳地希望这些同志今后仍然和党一道工作。这种坦然诚恳的对待错误的态度，使得所有在座的同志都极为感动，有些人激动得拼命跺脚。此刻，秀堂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难以形容。虽然组织上还未给她下结论，但是她相信自己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11月初，周恩来离开了杨家岭，迁往枣园居住。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从去年8月12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按照整风要求：一是多作自我批评；二是每人写一篇反省笔记和思想自传。三个月的学习后，他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的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了两万多字的笔记。在整风发言中，他检查说自己的本质是忠厚、诚实的，长期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也是错误的。在抗战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检查中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延安的整风学习对周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作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的反省过。
半年来，秀堂在三部耐心等待组织上做审干的结论。三部有不少知名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和学者，以及来自老区或白区、海外从事新闻，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三部没有教师来授课，也不分专业和年纪来编班，而是以支部为单位进行集体讨论，自由谈心，认识真理，写学习心得来总结经验。课余时间安排了开荒种地、纺毛线、打窑洞、缝衣袜、制军鞋等多种劳动。周末和假日，还有文娱活动：扭秧歌、演京剧、歌剧、话剧等。同学们还穿着草鞋，用口琴或手风琴伴奏，在校园的土坝上跳舞。学员中有带着婴幼儿的女同志，她们爱人有的在大后方、前方或延安其他单位。有的夫妇同在三部，由于学校窑洞和平房不够，每个家庭不能有一个单独的住处，做妈妈的只能带着孩子与其他几个单身的女同志同住。虽然单身的阿姨都热心协助妈妈们照顾孩子，但却对她们的休息和自习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虽然领导和同志们让妈妈们减免了白天的劳动，可是正常学习时间，妈妈们不得不把孩子带到支部会和大会场上时，那些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尿，搞得同志们都不能安心学习，难免要提出抗议。三部的文娱活动也没有妈妈们的份，她们也觉得很苦恼。有些夫妻间的口角多了，女方提出要夫妻分工照顾孩子，有的竟把孩子抱给支部书记解决问题。有的女同志赌气地说：“共产党是领导反封建革命的，我们在革命圣地还是当家属抱娃娃------。”妈妈们聚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牢骚话。当时有一个女同志曾克曾在上海一个私办幼儿园做过保育员，学了一些幼儿教养的基本知识，她找了两个妈妈们商量自办幼儿园，三部领导立即同意筹建托儿所。消息传开了，引来了最积极的爸爸们，自动参加挖窑洞的工作。学校动员了10多个会水泥木工的同志，大家仅用了十多天就把几孔窑洞，十来张木板床、小书桌、四十多个小凳子做好了。几十个孩子集中起来，托儿所就开张了。所有的保姆兼公务员都是妈妈们分工轮流担任，还有一个姓高的炊事员——老高爷爷。妈妈们都尝到了甜头，托儿所从日托改成了全托。妈妈们从原来的支部分出来，编为了第七支部。秀堂随五部的第十五支部到了三部后，也分到了这个“妈妈”支部，部领导在衣食供应上给予托儿所极大的优待，除了供应一部分小米外，其它都是白面。供应的油、肉、鸡蛋也比普通灶多了很多。各个支部的伯伯、叔叔们都抢着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送来。高爷爷和妈妈们想方设法的为孩子们做好吃的东西。边区缺糖就把红枣煮烂，剥下皮熬成浓浓的糖水，用来做香甜的小米粥和冲炒面糊。再用枣泥伴上红豆沙做成可口的包子，做烧饼和花卷。妈妈们还去挖野菜包饺子，熬羊头和羊骨头汤，使得每天的菜式不重复。采集毛毛根、野菊花，自晒鸡内金为孩子清热、消食。托儿所的妈妈和孩子就像一个革命大家庭。孩子们长得又白又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学会了简单的儿歌和游戏，再没有蓬头垢面，浑身污迹的脏孩子了。妈妈们心情愉快，完全赶上了全校各支部的学习进度。这时，秀堂已经是一岁孩子的母亲，她心存感激，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她真的难以想象带着孩子怎么才能熬过那些艰苦的日子。她在托儿所听到了最令人难忘的故事：今年的春节前后，延安流行着麻疹和白日咳的疫情，托儿所决定将孩子短期分散时，有的孩子已先后受到了感染。李同志的女儿病倒了，在她的精心护理下，病情控制住了。另一个冯同志的女孩高烧併发了肺炎病危，送进了中央医院，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的药品奇缺，虽然医生尽力抢救，也难挽留孩子的生命。医生悄悄地向护士长说：“现在只有一丝希望，用患过麻疹、百日咳孩子的血输给她，或许尚有一丝希望。”这句话给孩子的妈妈听到了，救子心切的母亲跑回支部告诉大家。这时李同志立即背起自己的女儿，冒着风雪奔向医院。医生惊呆了，这个不满四岁刚病愈的孩子，连血管也很难找，怎么能抽她的血！医生把李同志劝走了。冯被同志那颗真诚的心感动了，她麻木的接受了自己的小宝贝当天夜里安静的归天了。妈妈的悲痛被革命意志控制住，被同志们的友情温暖着，她默默地将孩子埋葬在延河之滨。当瘟疫过后，经过病魔考验的妈妈们又重整园地，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托儿所又开张了。冯同志本来可以回原支部学习，但她执意要留在托儿所工作，要做全体孩子的妈妈和保姆，这是对自己失去女儿后的最大安慰。秀堂被妈妈们高尚博大的胸怀感动，七支部的托儿所抚养了革命的后代，小生命在红色的摇篮中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