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延河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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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这个健忘的李锐--驳李锐关于大跃进的谰言
作者：江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实录”：“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李锐认为，“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
事实上，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某省委第一书记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 省委第一书记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一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事实上，上海会议（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都是纠正“五风”的，号召大家 “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当时，党内一批高层领导人一直听不进毛主席提出要压缩粮、棉、钢、煤四大指标的意见，依然把1959年的四大指标定得很高。刚刚卸去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于1959年4月29日，以个人名义，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专唱低调的《党内通信》，一直捅到最基层，号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级规定的高指标，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胡来。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他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的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自称“毛主席的兼职秘书”的李锐，对毛泽东的这封如此特别的，如此明确反对高指标、反对瞎指挥、反对浮夸风的《党内通信》，总不会不知道吧？知道了日后也不会轻易忘记吧？可是，毛泽东一逝世，李锐就健忘。
到了1990年代，这个健忘的李锐又改口说，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期间“特意”向毛泽东发过这一番问话的。他说：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 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
事实上，武昌会议（1958年11月到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压缩空气”、压缩高指标的会议，并且还作出了决议。他建议在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列一条，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决议中，针对浮夸风，毛泽东加了一段文字：“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项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会上，在谈到1959年的指标时，毛泽东大声疾呼：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与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
后来薄一波在回顾中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据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他回忆说：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就已向全党发出了告诫：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到了6月，毛主席又建议召开全国报社总编工作会议，坚决煞住“五风”。到了10月份，毛主席又派他和田家英深入河南省调查“五风”情况。
1958 年6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后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断然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他警告说：“ 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日报和中央社，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机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毛主席的兼职秘书” 还轻言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这位历史伟人逝世已经33周年了。斗转星移，言犹在耳。不是说伟人就没有错误，而是说，喝水不忘掘井人，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良心，即便是对当时的错误也要做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尤其是那些以历史清算者、知情者和权威自居的人，切不可瞎三话四，误导后生。把错误的根子归之于毛泽东，把一切的账都算到毛泽东的头上，这不公平。
作者：江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实录”：“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李锐认为，“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
事实上，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某省委第一书记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 省委第一书记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一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事实上，上海会议（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都是纠正“五风”的，号召大家 “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当时，党内一批高层领导人一直听不进毛主席提出要压缩粮、棉、钢、煤四大指标的意见，依然把1959年的四大指标定得很高。刚刚卸去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于1959年4月29日，以个人名义，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专唱低调的《党内通信》，一直捅到最基层，号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级规定的高指标，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胡来。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他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的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自称“毛主席的兼职秘书”的李锐，对毛泽东的这封如此特别的，如此明确反对高指标、反对瞎指挥、反对浮夸风的《党内通信》，总不会不知道吧？知道了日后也不会轻易忘记吧？可是，毛泽东一逝世，李锐就健忘。
到了1990年代，这个健忘的李锐又改口说，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期间“特意”向毛泽东发过这一番问话的。他说：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 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
事实上，武昌会议（1958年11月到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压缩空气”、压缩高指标的会议，并且还作出了决议。他建议在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列一条，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决议中，针对浮夸风，毛泽东加了一段文字：“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项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会上，在谈到1959年的指标时，毛泽东大声疾呼：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与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
后来薄一波在回顾中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据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他回忆说：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就已向全党发出了告诫：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到了6月，毛主席又建议召开全国报社总编工作会议，坚决煞住“五风”。到了10月份，毛主席又派他和田家英深入河南省调查“五风”情况。
1958 年6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后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断然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他警告说：“ 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日报和中央社，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机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毛主席的兼职秘书” 还轻言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这位历史伟人逝世已经33周年了。斗转星移，言犹在耳。不是说伟人就没有错误，而是说，喝水不忘掘井人，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良心，即便是对当时的错误也要做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尤其是那些以历史清算者、知情者和权威自居的人，切不可瞎三话四，误导后生。把错误的根子归之于毛泽东，把一切的账都算到毛泽东的头上，这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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