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革命随笔评述系列之：天道有常（开篇序言）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嘎然终止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大地之上如打开的潘多拉之盒，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浪潮，排山倒海般地一浪推动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浪吞噬一浪地推动着中国这个古老而沉重的航船一路颠簸着，向现代化国家的广阔海洋里艰难航行。最后，中国居然能够又一次如凤凰涅磐般地起死回生，从没落走向复兴，这是其他民族和国家看得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因为其他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一旦没落就几乎意味着永远失去了再次辉煌的机会。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在这一百年中的重新振兴呢？笔者认为是一系列的革命浪潮使然。

革命如同野火一样，所过之处摧枯拉朽破坏巨大，有的时候，长时间都无法恢复到革命以前的状态，据说当时光是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回乱加在一起，就大约造成中国六千万的人口减少。这让很多人们都经常怀疑历史上历次革命的价值。当年摄政王载沣就对汪精卫断言：如果嫌我们满清不好，那你们上了台会还不如我们。结果民国的前二十年果然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那么，既然革命是如此的破坏巨大，是不是历史上的所有革命就都是毫无价值的呢？大家就都等着慢慢改良不是很好么？如果读史书读出这个疑问来，恐怕是犯了读书过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了。如同人有生命、树有生命、一切生灵都有生命一样，一个朝代、一个政体、甚至一个国家也都有他的内在生命力，当生命力衰竭了，就会终老而死，被其他生命吞噬，或顶多是身躯极度萎缩，只能苟且偷生罢了。唯一有机会自救的就是浴火重生，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轮回。

那么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在哪里呢？答案是，就在那里居住的千千万万个自然人身上。当他们能够看到美好生活的目标，并愿意为之争先恐后地努力奋斗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政体就是蓬勃向上的，否则就是暮气沉沉、日薄西山的。同时，自然界的力量也很重要，一切风、雨、霜、雪等的自然灾害都会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瞬间就衣食无着，饿殍遍地。而这时候，如果当时的政府又腐败无能，救助不力就会有人不甘饿死，揭竿而起，去吃大户和抢政府。如果他们是只抢大户、抢政府的犯罪团伙，就可以在史书上被称为“起义”或“替天行道”；而如果他们是什么人都抢，没什么原则性，就是纯粹的山贼草寇了。

维梁在读史的时候总在想，那些起义者宣传的“替天行道”到底是指什么“道”？“道”字寻根溯源多数是来自老子的《道德经》，那么《道德经》上有没有关于“没吃的就可以去抢，没钱了可以去抢”的道理呢？

仔细看看发现果然有的，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有如下陈述：、、、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就是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指出了天下大势的发展规律：人作为头脑高度发达的生物，总是在奉行一种与其他动物和自然界截然不同的原则，即，我仅仅有了自养的食物、财物和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尽我最大努力去携取更多，并希望为我的子孙后代长期占有。然而，对于那些有限的资源来说，如土地、生产资料、管理权、话语权等，如果此人多得了，那么彼人就会少得或根本不得。更有甚者，当人们通过自己的才智、勤奋、和运气，拥有了钱财，拥有了地位，和拥有了资源之后，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去谋取更多的资源，即“损不足以奉有余”，并制定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这种规律不受干扰，于是你会发现在很多稳定下来的国家和社会中，国家资源总是向着少数人流动：土地、资本、权力、地位等等。而表面看起来大家都是按规则和法律办事，人人都没有错，可为什么有地的家族会越有地、有钱的家族会越有钱、有权的家族会越有权呢？因为，很多资源是不能很快再生的，一旦堆积到某些少数的人手中就形成了所谓“垄断”，建立了垄断之后，垄断者就会不用再象当年艰苦创业时那样费太大的才智、勤奋和努力，也不用碰什么运气就可以携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了。这对他们是明显的“短期有利”的，而对于这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未必了，因为“垄断”挡了别人的路，挡了民族和国家发展之道，使民族和国家少了集体的力量和生命的动力。

当奴隶制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奴隶都最终集中到少数大奴隶主手中，当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土地都最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和帝王手中，当资本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资本和传媒资讯都最终集中和操纵在少数金融寡头和其代理政客手中，当集权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权力和以上一切资源都最终集中在少数红顶官员、红顶商人和其亲朋好友的手中的时候，其他人就基本丧失了与这些高层统治者和利益持有者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了。所以让广大人民不能接受的并不是马列主义理论中讲的“剥削”，而是最终建立起了“垄断”，靠各种形式的垄断（土地、资本、权力）阻挡了广大多数的人们向上发展的道路。

研究历史要首先承认剥削者并非不劳而获者，他们也是劳动者；谁说奴隶主们、地主们、金融家们和红顶官商们不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到处奔波劳碌，日以继夜地接洽、商谈、会议和费尽心机的谋划也是繁重的脑力劳动，很多时候他们比按点作息的劳工还辛苦，而反倒是那些吃地主舍粥的乞丐，拿救济的失业者，和拿国家补助的下岗者倒是看上去更象“不劳而获”的人了。这些人是想受剥削都没有机会。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谁剥削谁，谁是上层统治者，谁是中产阶级，谁是底层劳苦大众，这些都是历史和现实中都一直客观存在的，只要人民的大多数能够通过努力和竞争在各阶级之间合理地流动，就有这个政体存在的价值。有剥削存在并不构成起义和造反的必然条件，否则我们的历史就会是一部天天造反、年年起义的厮杀史了。而只有当统治阶级最终“自以为是”地建立起了对土地、资本、权力等国家资源的垄断地位，并禁止或变相禁止他人染指自己的垄断地位后，造反和起义就成了其他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否则，这些人能够追求的就只能是那些人的残羹剩饭了，而一旦碰到各种自然和社会灾害，连残羹剩饭都不会剩下，只能挨饿等死了。这时就到了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时候了。

造反和起义的招牌人人可以举，也天天有理由举，从过去的大泽乡，到现在的纽约广场，都是不乏造反的理由的，但什么时候造反能成功，就要看天道运转到什么程度了。只有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严重孤立于广大人民，自我封闭，自我垄断，自享其福，禁止他人染指的时候，再加上天灾人祸，那么有人振臂一呼，就会万人响应，汇集成声势浩大的造反浪潮。而如果造反者能用一定的纪律和原则约束自己，就可以被称为“起义”，是“替天行道”了。再有，如果起义者能被较先进的思想所武装，并可以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崭新的政治和社会面貌，那么这种起义就可以被称之为“革命”了。

然而，人的大脑是不同于商家的商标和招牌的，我们无法打开它仔细查看，不能假设那些历史上的革命人物在举着“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国民革命”、“人民万岁”、“自由民主”的各式招牌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到底怎么想。但笔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要用历史的眼光，看他们在历史上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功过得失，而不要妄自揣测历史人物在喊出一个口号和执行一套方略中是否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藏有个人的野心和目的。试问，谁没有个人野心呢？你没有么？我没有么？所以不要动不动就势故地揣测和妄断某某历史伟人“虽然有历史贡献，但也一定有个人野心，云云”。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句废话，人都有其社会性和个人性两个方面，只要他们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民的呼声，做过或发起过某个从后来看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件，不管是造反也好、或革命、兵谏、抗敌、赈灾、打黑等等功绩也罢，就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

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做出了历史贡献后，逐渐变化，变得要保有自己通过革命而取得的成果，并最终建立了自己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又一轮的历史革命大潮就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人吞噬掉。这就是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不断风云变幻所展示给世人的一幕幕历史活剧。

其实自从满州集团利用明末周期性自然灾害激起的起义内乱，乘虚攻入中原并建立起为满州奴隶主集团及其附庸服务的满清皇朝以来，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反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清朝初年有李定国和郑成功的抗清、三番的反正，清中期有白莲教、天地会的反抗，甚至嘉庆的皇宫都曾被林清和他的特战部队端了老窝，皇帝一族差点被“斩首行动”一网打尽，虽然有人篡改史书百般掩盖，污蔑起义者是要去坐龙椅的愚民草寇，却是开创了号称盛世的王朝，让几个小老百姓一举攻入皇宫的“光彩”特例。当然，这些起义也好，造反也罢，由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武装，不能被称之为革命。直到太平天国运动才使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看到了用先进思想反抗满清奴隶主垄断统治的曙光，虽然那曙光是灵光乍现，而后面的革命之路还很漫长，民族的浴火重生、苦难之路还很漫长。就让我们从客观的、非党派利益的角度对这一百年来的一系列革命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如浪花集锦般的评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