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与日内瓦－－旅欧游记之三

记得，中学上历史课时，老师曾提到日内瓦公约。从那时起，我就对日内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自己专业知识的不断深入，我对日内瓦的了解有了进一步的加深，曾多次想身临其境之中。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虽然我曾多次离她非常近，可都没有机会去领略她的风彩。0六年十一月，当我决定再度越过浩瀚的大西洋，重返欧洲大陆时，我将她放在我的行程表中。十一月下旬，美国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从德国乘坐明净、漂亮而舒适的高速列车南下，踏上瑞士之旅。列车在苍翠的群山和清澈的小溪之间穿行，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座落在崇山峻岭间的村落，我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一段往事。那还是在１９８８年笔者刚到美国留学的那一年，我同我的美国教授谈起这个国家，我的教授告诉我：瑞士的中立是由于两个因素决定：第一，瑞士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从纯军事角度上讲，易守不易攻；记得，德国著名的军事家克劳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也曾指出：“瑞士地处欧洲最高的地方，可最愚蠢的莫过于认为瑞士在欧战中地处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瑞士人个个是神枪手。真的，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就只有瑞士是一个法定的人人可以持枪的国度，而且，据说，十二岁的孩子就可以练习打靶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如此，瑞士的枪杀犯罪率比美国低得多。想到这儿，我不禁微微一笑。城市、乡村和牧场起先与我们平行，可当列车离开苏黎世后，渐渐地，乡村、城市落在了山下，列车穿越在欧洲的“屋脊” 之上。左侧的车窗外，显现出美丽的湖泊，远处，与法国接壤的阿尔卑斯山峰在太阳的照射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芒。最后，列车平稳地停在日内瓦的火车站上。

　　日内瓦座落在瑞士的西南部，西部与法国接壤，法瑞边境的小镇距离日内瓦的老城区仅仅五个公里之遥。日内瓦虽并非瑞士的首都，却是瑞士一座重要的城市。誉满全球的劳力士表的总部和许多著名的银行都在这里。日内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一座风景如画、美丽的城市，那里有碧波荡漾的日内瓦湖。可我对日内瓦的认识，更多的是从历史的、和历史人物的角度，特别是：著名的１９０７年日内瓦公约在这里签署，这里是著名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总部的所在地。这也是我将日内瓦作为我此次访问目的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达日内瓦的第二天，我就慕名前往国际红十字会的总部。国际红十字会的总部座落在日内瓦新城区的国际社区之内，面对着先前的国联总部、现在的联合国瑞士总部的后院。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并未对外开放，可在它的左侧，有一座国际红十字会的展览馆。我随着人流向馆内走去。展览馆的布局非常别致和新颖：它的外部是一座用玻璃砌成的外厅，一组灰色的伤员的雕塑伫立在厅的左侧，玻璃的天花板上印着鲜红的十字和一轮弯月。对于我来讲，红十字是我所熟悉的符号，那是红十字会的标志，可那一轮红色的弯月是什么意思呢？经过解释，我才明白：作为天主教、基督教和马丁路德教的欧洲，采用红十字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而作为穆斯林教的中东，则由于认为红十字冒犯了穆斯林的士兵，而采用红色的新月来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

　　展览馆本身也非常新颖。它以自动投影拉开展览的序幕。投影以十九世纪描绘战争场面的油画为内容，向我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红十字会发起的历史背景。军号声合着雄壮的音乐，加之画面上军队英勇冲锋陷阵的场面，会令人热血沸腾，你会感到一种豪迈雄壮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浪漫主义。可当投影出现战役结束后、平静下来的战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成千上万的伤员在毫无遮拦的风雨中痛苦地挣扎的画面时，你会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发现自己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战争，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感慨：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你会在心灵深处呼唤：但愿人类不再有战火！一种强烈的怜悯之心会在你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而起，你会感觉到眼眶发热，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起来...此时，屏幕恢复洁白色，开始缓缓向两侧移去，展现在眼前的是一间明亮的房间，一张书桌前，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 杜南的塑像端坐在那里，他正全神贯注地奋笔疾书，书写着他著名的后来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纲领性文件的著作。整个展览分为九个部分，以大量的图片、实物和文字、利用电影、电视投影等现代技术，向参观者详尽地介绍了红十字会从诞生以来到现在所走过的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展示了国际红十字会在战时与和平时期为世界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都知道，瑞士自１６４８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就是一个中立的国家，１８１５年她的中立地位再度得到欧洲主要列强的认可和担保。但我想，国际红十字会以日内瓦作为总部，不仅仅是因为瑞士的中立地位，还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来自日内瓦。

　　 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亨利　杜南就是于１８２８年５月８日在日内瓦出世。１８５９年的６月，已经是商人和企业家的杜南，为了自己在阿尔及尔投资的事宜，穿越瑞意边界，想晋见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寻求法国政府的资助。当时，正值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时期，法、奥两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澳地利自然是反对意大利的独立，因为当时意大利的部分版图属于奥匈帝国。６月２４日，法、意军队在拿破仑三世的率领下、奥地利军队在奥匈帝国国王约瑟夫的率领下，在意大利的索尔费利诺展开大血战，双方共投入了三十多万军队，奥地利十七万，法、意十五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索尔费利诺战役，据说，是自拿破仑一世滑铁泸之战后，最为激烈的会战。战役以法意的胜利而告终。虽然战斗只是持续了一天，可是军队的伤亡却是相当巨大的，以至于第二天当法国军医队赶到战场时，发现他们完全无法胜任救护：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四万五千名或伤或死的官兵，而他们只有少量的外科医生，四名护理军马的人员。与此同时，护士奇缺，且医疗用品，如纱布、绷带、药品等都严重不足。加上当时人类对抗生素还远未认识，许多伤员由于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而死亡。

　　被战斗阻挡的杜南义不容辞地留在战场，担负起救援伤员的工作。他在战场滞留了八天，废寝忘食地投入在帮助护理伤员的工作中，直到最后一批伤员撤离战场。在这八天难忘的日日夜夜，他亲耳听到伤员们痛苦的呼号和呻吟，亲眼目睹了许多伤员在缺医少药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痛苦死去的惨景。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深厚的博爱主义在他的胸中激荡着，使他萌生了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战时战地救护组织的意念。还在战地时，他已将自己的意念付诸实施：他对不情愿救护奥军伤员的意大利居民说：伤兵不再是敌人，而是兄弟；６月２７日，他亲自驾车前往法军司令部，向法军当局陈述了他在战场的所见所闻，强烈要求法军当局立即释放所有被俘的奥军军医，以缓解军医奇缺的严重现状。

　　回到日内瓦之后，他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职业记者的造诣，书写了轰动欧洲大陆的《索尔费利诺回忆录》，书中他向人们披露了自己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首次提出了制定各国政府认可并严格遵守的国际准则、建立永久性的战时救护组织的倡议。１８６２年１１月，这本书问世了，第一版共刊印了一千六百本，作者以自己的资金作售价免费出售。杜南的真实叙述和倡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如法国大文豪雨果等的高度赞扬，同时，得到许多欧洲皇室的赞誉和支持。他的主张也在另外四名博爱主义者的心灵中引起共鸣。他们是：日内瓦公共福利社团主席古斯塔维　穆尼尔，杜夫尔将军，路易斯　艾皮亚大夫和德奥多尔　穆诺尔大夫。１８６３年２月１７日，未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五人委员会第一次聚在一起，决定将杜南的创意付诸实施。正是这五人委员会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开始筹办成立今天这个跨越五大洲、函盖８０个国家的国际红十字会。为了未来的国际组织能够顺利的行使使命，杜南奔波于欧洲个主要皇室，说服各政府认可未来的这一国际组织的合法性、中立性和权威性。他得到普鲁士政府的率先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１８６３年１０月２６日－－２９日，欧洲１４个主要国家派遣政府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大会，在未来的国际红十字会议定书上签字。会上，全体与会者一致通过了十项条款，其中包括战时各交战国承认野战医院、救护车和包括医生、护士以及居民义务救护者在内的医务人员的中立性，并确定了各国的战时医护人员以白底红十字袖标为标志。为了使这一国际组织的条例和使命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杜南孜孜不倦地努力下，１８６４年８月８日至１５日，第一次日内瓦公约在日内瓦签署，签署国包括来自１６个欧洲政府。美国政府派出政府官员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至此，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成立。

　　虽然，亨利　杜南为人类缔造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造福于世界的国际性组织，为建立国际红十字会，他不仅仅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而且耗费了他大量的资金：他出访欧洲各国的旅费、他的文稿的出版、为书写大量的信件他所雇用秘书的费用，为各代表团的娱乐安排，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他自己的资产。可是，生活对他却是无情和不公平的，他个人的经历充满了悲惨、坎坷的色彩。由于他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国际红十字会的浩繁的工作之中，他自己的事业却完全抛在了一边，等到有了时间来照顾自己的事业时，他发现已时过境迁，虽然得到拿破仑三世的有条件的承诺，可条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从前的同行都不愿意向他投资，１８６７年他所经营的私人银行倒闭，迫使他不得不宣布破产。当时的法庭判他赔偿所有债主的巨额欠款，可他和他的家族无论如何也没有这种偿付的能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背井离乡，流亡法国。在法国期间，他穷困潦倒，生活十分艰难。据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他经常无家可归，只能在火车站上过夜。

但即使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没有终止为红十字会的工作，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巴黎被围期间，他书写文稿，直接向交战双方政府呼吁遵守日内瓦公约，他和法国的一名贵族组织法国福利协会，奔走于巷战的街垒，向士兵们发放衣物、绷带、士兵的身份卡，等等，等等。巴黎公社时期，他又奔走于交战的双方，寻求合理的方案来来结束无谓的流血；伦敦和巴黎的报纸都登载杜南建议组织疏散妇女儿童到安全地带的文稿；在战争后期，他差一点被当作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而被处决，原因是他创建的组织和当时正在兴起和发展的共产主义都用了“国际” 这个词。战争结束之后，他继续为和平而工作。七二年夏天，他赴伦敦，在社会科学协会上发表演说中，他首次大胆地提出要善待战俘的问题，他主张要给予战俘以人道主义的待遇，满足他们最基本的衣食需求，准许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尽快释放他们，让他们与家人团聚。1８７２年９月，他在英国的普茨茅斯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演说。在这次的演说中，他提出了在中立镇建立具有仲裁权威的国际法庭。

　　七十年代，在一位善良的富孀帮助下，他谋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多年的交往，使他和这位富孀情投意合、情深意厚，但强烈的自尊心阻挡了他与这位拥有两百万资产的富孀结为伉俪。八十年代初，当社会上流言蜚语四起时，为了维护这位善良的富孀的名誉，他毅然中断了与这位富孀的密切来往。亨利　杜南终身未婚。直到１８８７年，杜南在欧洲大陆到处流浪漂泊。他度过怎样的艰难困苦，人们无从知晓。

　　１８８７年的夏季，年近花甲的亨利　杜南终于回到了阔别了二十年的祖国，瑞士一座叫赫登村庄的居民热情地向这位著名人士伸开了双臂。这位为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在饱经风霜、饱尝人间辛酸长达二十年之久之后，才结束了流离颠沛的苦难。１８９２年，由于身体不适，杜南住进当地的地区医院。１８９５年，一名报社记者发现了他，消息传出，瑞士人民为意外地重新找到这位让瑞士国际声望誉满全球的人士而欢欣。在此之前，由于他流亡之后音讯全无，人们误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从此，他的门前上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欧洲皇室也频频向他敬献颂词、礼物和金钱，颁发各种荣誉。１９０１年，世界首届诺贝尔和平奖由他和另一名作家共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如此，那些视钱如命的债主，仍然不愿意放过他，他们对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给他的两万美金的和平奖垂涎欲滴。庆幸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严令禁止他们染指，无奈，他们只好作罢。杜南直至临终也没有动用这笔奖金，而是在遗嘱中将它连同其他各皇室送给他的礼物一起，捐赠给瑞士和挪威的慈善机构和多年照顾他的医院，其中，一万三千法郎留作医院为最需要的病人保持免费病床的资金。在他晚年，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为世界和平事业尽心。应十九世纪大文豪维克多
　雨果女儿的请求，他在雨果女儿创建的法国妇女和平联合会的宣言上签字，并在小范围内代表联合会演说。他撰写长篇文章，支持沙皇尼古拉二世有关欧洲削减武器的倡议。他直接参与了指导１８９９年在海牙举行的首届世界和平大会事宜，促使了至今尚存的海牙国际法庭的成立。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这位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在赫登与世长辞。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葬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无名墓地。为了纪念这位杰出人士，１９６３年，在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一百年的纪念之际，他的生日，五月八日，被定为世界红十字节。

　　今天，国际红十字会在全世界八十个国家拥有一万二千名工作人员，两亿会员，总部委员会共二十五人。但是，虽然名为国际，可却是日内瓦私人机构，不从属于任何政府。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际红十字会始终以人道主义、公正、中立、独立、义务服务、统一组织和不分地域、面向全世界为其宗旨，从一个以战时救护的国际组织为初衷，发展成为一个为各种人为灾害，如战争，和自然灾害救援的国际性组织。它虽然没有任何政府的权力，可它的道义上的作用和约束却是不可估量的。

　　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我走出展览馆，来到国际红十字会的大厦前，拍下这张照片，作为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