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郎随笔选4

在SARS 流行的日子纪念五一节
　　
　　SARS，一组英文单词的缩写，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意思，在中国称做非典型性肺炎，又
简称“非典”，病因是一种神秘的病原体，目下正在中华大地和世界部分地区制造瘟疫。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发出了它几十年来第一次全球性警报，3月12日，它把SARS称做一个还没有检测、治疗和疫苗方法的“世界性的威
胁”。去年十一月，由佛山开始，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一家省会医院的征程。接着，那儿的一名中国医生又把它带到了香港，启动了一
系列灾难性的链式反应。由此，SARS在中国和世界部分地区蔓延开来，已遍及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中国无疑是首发地和重灾区。4月
2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的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由于对这病魔的认识还不完全清楚，还没有
找到特效药，中国政府和人民投入到与瘟疫正在扩大的战斗中。
　　在这样SARS 流行的日子纪念五一节，便更加感到这个劳动者维权的日子的意义。在一个官僚阶级和富人阶级的阔人联盟占据统治地位的国
家，原始资本积累的惨无人道和对农工劳动阶级的残酷压榨，使这个国家宪法上的劳动者地位的条文极其虚伪。阔人们的奢侈淫糜和中国农工
劳动者的贫困的现实，某种程度上正是SARS在中国大规模始发的一个重要原因。SARS和任何瘟疫的流行一样，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统
治阶级的顽固和劳动阶级政治力量的弱小，使后者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穷人出卖人肉，阔人大喝“婴儿汤”，使这个社会的内里严重腐烂，
那么，瘟疫的流行某种程度正似“天谴”，将这个社会的脓疮撕开。瘟疫造成的苦难是不分穷人和阔人的，但无疑，被压迫阶级的苦难更重，
而他们更加懂得了五一劳动者维权的节日的意义。
　　重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生存状况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民主、国民待遇上，当
然还表现在卫生环境上。走进北京市或其它的中国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以及城市中心区特别是政府机关附近区域的清
洁。事实上，长期以来，政府在为国民提供卫生环境的服务上和相应的资金投入上，始终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三六九等，有的人生活在卫生条件
非常好的环境中，更多的人则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但是，非典型肺炎这种可以经由空气传播的恶性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充分
表明卫生环境不能再继续采取仅仅对一部分人独善其身的政策了，而是必须进行公正的全民的全国范围的卫生环境建设，公共卫生必须建立在
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上。”富人生活的阔绰正是以穷人的脏乱差的卑贱生活为代价，而不公正的社会等级和歧视制度强化了它。这与当下的SARS
的流行有关系。
　　对这一点，加拿大一家媒体文章也明确地指出，SARS的流行与中国贫富分化现实的关系：SARS“这种还没有被分离出来的病原体挑选了几
近完美的培养皿来繁殖，变异，传播。佛山是一座毗邻广东省省会的有着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然而它又保留着传统的人畜居住在同一屋
檐下的农家。因此，佛山既是一座有着所有常见卫生问题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又是一座有着许多富裕得足以经常出外旅游的居民的城市。就是
从这个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与售卖活鸡活蛇的农贸市场交织在一起的地方，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一家省会医院的征程。”佛山正是中国
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样板，平民的贫穷生活和精神压力使他们成为SARS瘟疫的首先的受害者。而维护着阔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机器首先考虑
的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表现的是对被压迫者的苦难命运的麻木，这是瘟疫由于被人为地掩盖而大得流行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国际组织的人权
干预，难以设想现在的政府终于公开承认错误和采取更得力的防治措施。
　　然而，在全民动员，共赴国难的同SARS的大会战中，阔人阶级的自私性也在继续暴露。阔人们有钱有势地享受高级治疗，他们甚至可以坐
飞机到早已建立了安乐窝的外国去“避难”，而劳动者的苦难更加加重，穷总是与“病”相居不远。他们的遭受不公正待遇不但会加强他们的
痛苦，也会使这个社会整体上削弱对瘟疫的战斗力。
　　在云生先生和我主持的“公民维权”论坛里，我有幸看到温克坚先生转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邱自福先生的《呼吁民间推动政府立即
纠正两项改革措施》。此文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在广州工作的临床医师这样告诉我们：由于病人必须先交钱、再看病，住
院病人钱不够、向外赶，经常有症状明显但暂时还不危及生命的病患，包括传染病人在内，他们遭到了医院当局如此对待之后，表现出明显的
反社会倾向。最典型的一类话是这样说的：‘我穷，你们让我等死，行，我去死，我已经是半死的人了。可我的病要是传给了家里的人、单位
里的人，你们活人管不管？你们真的不管是不是？你们要我回去，我不回家，我去单位上班挣医药费，我去巴士、车站睡觉不影响我家里人，
我传染给别人，不是我造的孽，是你们医院、是这个社会、是这个政府的制度。你们大家不管我的病，那你们就什么都别来管我！’”邱先生
说：“听到病患这样的话，谁都会毛骨悚然。非典最初的蔓延，其中正是有这样的原因。非典向香港蔓延，其中也有这样的原因。经济改革是
为了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然而，经济改革给健康保障带来了什么后果？如果我们医院作为国家事业单位还要这样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的
话，那么人民还需要政府做什么？我国的经济改革，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许是成功的、取得了成绩的，但是在人民健康保障方面，改错了，必须
纠正，必须重新改革。”的确，“谁都会毛骨悚然”，劳动者的苦难决不是富人的荣耀，这个社会病了，“天谴”虽会“嫌贫”，也绝不会“
爱富”。
　　在这样的SARS流行的日子纪念即将到来的五一节，便有了特别的意义。五一节，正是国际工人阶级与阔人们作斗争的产物，是劳动人民斗
争的胜利果实。上上个世纪的美国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显示出来的劳动者的政治力量，受到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高度赞扬，从此这个日
子便被作为劳动者自己的神圣节日。虽然文明社会共享了这一劳动者斗争的果实，但阔人阶级总想使这个节日的本来意义消失，他们鼓吹这个
节日应该旅行，到别墅度假，大力消费。但是，穷人的无时间旅行，无别墅度假，无钱消费，使这个节日似乎成了阔人们“狂欢”的日子。劳
动者爱惜自己的节日，他们捍卫着他们自己节日的本来意义：劳动者维权的节日。
　　在当下的中国，劳动人民和左翼知识分子需要维护自己的节日的纯洁性。石勇先生说：“‘五一’当然是生存状态优越者游玩的天赐良机
。但是，这样的事实仍然无法不让我们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五一’作为一个节日在今天其涵义已遭到权力集团的篡改，它的精神架构已被
抽空，其语境已指向一种否定包括工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苦难、中国的血汗工厂存在的事实、弱势群体被踩在脚下痛苦地呻吟的现状，以及工
人的反抗力量指向权力与资本的肮脏为伍的运动的一种由官方意识形态界定的话语形态；这种篡改的阴险性和毒辣性自动地使其宣传陷于不义
，并将激发底层的反抗者的怀疑与拒斥而使‘五一’的反抗精神重新置于其精神世界的中心。”泪眼看人先生说：“但是，无论反对还是支持
，私有化都在一刻不停的进行着，而且据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是某些人最后的晚餐。私有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贫
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富人们嚷嚷着要‘停止20世纪荒唐的仇富运动’，要保护私有财产，要产权神圣，而更广大范围内的穷人的权利
和生存保障要求却被说成了是新左派的主张，甚至连‘与穷人站在一边’都被怀疑是否有民粹倾向。坦率说，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仍然
有着‘荒唐的仇富运动’的话，那么，今天正在进行的不是别的运动，正是‘荒唐的造富运动’和‘打贫济富运动’在并行不悖。穷人与富人
，在今天是中国最基本的分野。这不是要夸张这种冲突和分化，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丹东说，仅仅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就可以构成历史
上所有革命的起源了。今天，在这样的时节纪念这个节日，不是想要鼓励这种对立，更不是想鼓动什么革命，而是要求穷人的权利。因此，我
们希望能在五一节前后做一个相关的专题讨论，讨论讨论穷人的权利和如何保障与实现的问题。”这说明了，五一劳动节的本来性质并不容易
被阔人阶级和他们的御用文人所扭曲。左翼知识分子将和劳动人民一道捍卫这节日的纯洁性，继续光大这一劳动者的神圣节日的意义。
　　在纪念五一节的日子，我重读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先生写于一百五十年前的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虽然时过境
迁，这篇文章的一些词句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但它的基本精神和两位导师的人道情怀仍没有过时，它们的光芒仍然照临这苦难的人间，使一切
阔人阶级及其走狗嫉妒和怨恨，而劳动者和左翼知识分子从中得到不竭的启示。　　　　这篇文章中说：“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
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
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
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这正是对当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最经典批判。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正是劳动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文理想，他们正在为此目标而奋斗。
　　最后补充一个真实的事。中国青年报载记者《资本论、脱衣舞和民工的价值危机》一文，这位记者说：“在我们印象中，民工是没有阅读
习惯的，因为他们通常工作很紧张，根本没时间阅读。即使有，也多是读一些爱情小说或带色情描写场面的纪实文学之类。《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不久前到北京太平庄建筑工地体验了一下民工的生活，发现民工中竟然有买《资本论》的，而30元的书价差不多是一天的工钱。那位买《
资本论》的民工说：我想知道，包工头到底是怎样剥削我们的劳动的。”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的伟大力量和生命力，中国草根劳动
者阶级正在觉醒。未来属于光荣而苦难的劳动者。
　　在SARS 流行的日子纪念五一节，让我们同瘟疫作斗争，同不合理的压迫制度作斗争。全世界劳动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2003-04-22

由SARS引起的三个制度性问题
　　
　　SARS瘟疫从中国的佛山开始，蔓延广东，又南下香港，出国到东南亚和北美等地的国家，北上到北京和山西等地，造成了世界恐慌和大量
人员病亡。SARS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二十一世纪的黑死病”，无疑以中国作为重灾区。中国由于自身的社会特点，在瘟疫的灾难面前，在国
家自救上采取了一些得力的措施，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各种议论和批评。
　　中国人民是有着强烈的爱国心的。瘟疫面前，焕发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豪情。只要有瘟疫所在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有关政府
部门、职业医护人员、社会志愿人员的身影在抗灾第一线战斗。人们对国家的有关救灾措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配合，也尽可能地采取了自己
的小范围的自救措施，形成了国家、地区，和个人的多层次抗灾阵线，在控制瘟疫的蔓延和治病救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然，由于中国国家自身的特点，在与瘟疫的大会战中，社会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政府在瘟疫发起后，压制民间舆论，长时间地隐瞒
瘟疫真相。由于国际社会的人道干预，在瘟疫迅速扩大到弥漫京华的情况下，政府终于痛下决心，公布灾情，承认过失，处理有关责任官员，
采取一系列的防止瘟疫的措施。其次是民间在对政府已缺失了一些信任的情况下，由于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薄弱，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惊慌
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对瘟疫时期的中国便有了各种批评性的议论。
　　作为我个人，客居韩国，免去直接的瘟疫危害之忧，但我对祖国的关注是强烈的。在那片古老的国土上，生活着五千年的我的种族，我无
时无刻不想回到乡土之国去，我牵挂着我的同胞的安危。并且，我的亲人还在祖国，当我的妻子说在居住的南京已经买不到口罩时，她仍在出
外上班，让我牵挂和担心。虽然妻子说你暂不要回国了吧，但暑假在即，我怎能不回到灾难的乡土，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去？我将很快动身返
回到瘟疫灾难中的祖国。
　　对国内的这场瘟疫，我通过互联网络给以大量的关注。我曾在一篇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进行了一点思考，认为，在全民动员，共赴国难的
同SARS的大会战中，阔人阶级的自私性也在继续暴露。阔人们有钱有势地享受高级治疗，他们甚至可以坐飞机到早已建立了安乐窝的外国去“
避难”，而劳动者的苦难更加加重，穷总是与“病”相居不远。他们的遭受不公正待遇不但会加强他们的痛苦，也会使这个社会整体上削弱对
瘟疫的战斗力，因而弘扬“五一”作为劳动者维权的节日的意义。我参加了表达民间的知识分子声音的两次签名，我对很多网上议论都深有同
感。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想对由SARS引起的中国的制度性问题进行一些思考。手边缺乏资料，但我有幸看到学者秋风先生的两篇文章，给
我很大的启示。我接下来的议论可看成是对他的文章的读书笔记，主要探讨政府、自由宪政、民间自组织三个国家的制度性问题。
　　对国家在这次瘟疫面前表现出来的一些相当的缺失怎么看？国家的组织形式，应该是政府和民间自组织、个人的上下三者的有机结合。在
中国这样民间自组织极其薄弱的国家，政府无疑是最强大最有力的，但我们对政府有着各种各样理由的相当不满意。正确地看待政府，应该适
当地区分政府的两种功能，或两个层面：政体与治道，或，政体层面与治理层面。秋风在《控制SARS与政府的权力——责任重构》一文中认为
，政体乃是政府赖以确定和划分权力的结构和程序。这是政府的形而上层面，它决定着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治理层面则是政府赖以管理日常社
会事务的功能。
　　政体与治道有密切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决定关系。在自由宪政政体下，政体与治理的方向
和性质经常重叠。而在某些政体下，两者却是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互相分割。秋风认为，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学问题：
人民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这与“一个政府为什么会获得统治的正当性”，是两个问题。后一个问题，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提出的，统治者不
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就可以进行统治，只要他拥有足够的暴力。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此，所有的政府都是偶然的
，而并不具有任何神圣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它，也完全取决于历史的偶然，各种方式之间，并不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优劣。
　　换一个角度探讨政府的正当性问题：“人民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对此，我们可以回答，因为政府能够给人民带来一些便利。人们需要
政府来维持一种基本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得社会交换与合作网络能够正常地展开。这是政府有利于人民的主要功能。任何政体，只要它具
有起码的理性，就需要提供这个“公共品”。人民接受一个政府，可能同时出于两种考虑：在政体层面上，他们被迫接受暴力博弈和权力讨价
还价的结果；但在治理层面上，他们也感受到这个政府带来的便利。同样，他们纳税，也可能同时出于两种考虑，一方面是遭到强迫，他们必
须向“坐寇”支付保护费；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公平交易，人民自愿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在目前的制度下，大量的政府机构主要是在履行一般的社会治理职能。当然，政体的结构和原则会严重地扭曲其行为。正因为此，罔顾政
体问题，而单纯地研究“治道”，在当代中国是非常尴尬的。但治理的功能被扭曲，却并不是取消这些功能的理由。这些治理功能如果完全被
取消，则社会普遍的交换与合作网络就有破裂、摧毁的危险，其代价将由所有人承担。秋风认为：“对于反自由政体的结构和原则，是坚定反
对的，但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审慎的。原则上的坚定与实践中的现实态度，并无矛盾。毕竟，现实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自由主义者希望重新
构造政体，而从来不会希望重新构造政府，当然，更不用说重新构造社会了。”　
　　在《SARS透露出来的制度性缺失》一文中，秋风探讨了自由宪政问题和民间自组织问题。一个社会的灾难反应机制，能够以高度浓缩的形
态反映一种政体的德性。如何控制当下中国的疫情，如何终结灾难，不能不涉及到社会的制度问题。秋风认为：“事实上，通过这几个月来的
观察，我们不安地发现了透过疫情控制所透露出来的中国现有制度的重大缺失，凸显出了宪政制度建设对于中国的紧迫性。”运转有效的国家
，政府和民间必须存在一种互信关系。在现代民主社会，在基本的宪政和具体的政治安排中，人们设计了种种保证政府官员讲求诚信的制度约
束，在这些制度的约束下，官员不得不秉公行事，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获得公众的信任。而一旦由于处于紧急状态，这种信任可以非常方便地
转化为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信任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我们可以指望于个人修养的私德，而是一种与宪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性、政治性公
德。这种公德依托的是宪政制度，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只有一整套基于自由宪政原理的具体政治制度安排，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
自愿的、从而是稳固的、并且在紧急状态下会体现出强大感情色彩的信任关系。”
　　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常识，人们之所以爱自己的国家，乃是因为信任他们的制度。而他们之所以信任政府、并且在危难之时自愿地支持、
保护政府，乃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政府确实保护了他们的自由，并为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了一个和平而稳定的制度性框架。而知识
分子更会告诉民众，这个政府之所以是值得信任的，皆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因此它不能滥用权力；从而它才没有肆意地侵犯人民的权
力，相反，给人民带来了无数便利，人民在这样的框架中自然地发育出了独特的价值、信仰、生活方式等等。因此，人民愿意信赖这个政府作
出的判断，愿意接受这个政府为此而作出的安排，哪怕这种安排暂时地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不便，甚至可能要求限制他的自由。“从根本上说
，我们所能信任的只是制度，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群体”。秋风说：经验证明，最值得人民信任的制度，就是自由宪政制度。一个宪政的国
家，才是一个能够真正赢得人民信任的国家。基于宪政制度而形成的政府与人民间的信任关系，乃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凝聚
力之本。而一个缺乏这种基于宪政制度的信任关系的社会，天灾立刻会被整个社会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祸。人们不相信政府在真诚地帮助他们
，因此，人们只会注意政府的失误。
　　关于社会自组织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家的组织形式，应该是政府和民间自组织、个人的上下三者的有机结合。西方社会有一
个重要思想：“公民社会制衡政府”，认为，政府是“必要的邪恶”，政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民社会需要政府调解其内部的利益冲突，保护
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会无力承担的公益事业。体现这种思想的社会结构一开始就是公民社会大于政府，政府是在公民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并为
公民社会服务。以研究东欧问题见长的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恩哈德认为，“民主体制下惟一良好的权力配置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共存；在这种
格局下，政府有能力有效地工作，公民社会也足够强大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而侵犯公民权利；双方中任何一方过于弱小，都会产生严重的
问题。”政府与公民社会，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公民社会体现为民间自组织。
　　秋风谈到，在这次应对SARS危机的社会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政府是绝对的主角，而公众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当然，这是在现有制度下
唯一有效的抗衡疫情的办法。然而，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这终究是一种可怕的局面。“在一个自然而自由的社会中，社会最基本、最大
量、最重要的组织形态是形形色色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政府”。与人民日常的物质、精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也正是这些自
治组织，比如商会、同业公会、工会、宗教团体、兴趣性社团、专业社团、校友会等等。这些自治性组织编织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每个人
都同时处于若干个组织之中。于是，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融入到广泛的社会合作与交换网络中，使他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知识、习得规则，
借以服务社会并改善自己的境遇。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自愿性组织来发现和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些自治性组
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愿性互助组织。在某人出现危难之时，自愿性合作组织的援助效率，远非政府所能比拟。这样的互助，也不会带来强制
性权力扩张的危险。这是社会自发形成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机制。
　　一个权力庞大的政府，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承担起不应有的过度的义务：面对灾难，人们不假思索地想到要求政府予以救助，在这种心态
下，任何自然灾难，都会立刻转化为对政府的严重的政治挑战。在这样的制度下，政治的任何延误，确实是灾难性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充当缓冲层。当然，在控制灾难和援助受灾者的时候，这样的政府也许效率奇高；但由于知识上的局限，由于政府所能提供的援助仅限于物质
层面，这种效率只能是单向度的。秋风说，“更糟糕的，这样的制度，因为抑制了人们自发形成的自愿性互助组织，而人为地取消了这些组织
本来能够向受害者提供的具有更高效用的援助。综合起来，我们也许不得不说，一个庞大的、貌似具有效率的政府，反而极有可能降低了社会
应付突发灾难的效率”。
　　上面谈了由SARS引起的中国的制度性问题的三个问题，即政府、自由宪政、民间自组织问题。我过去对这方面缺乏学习和思考，但这次现
实问题促动着我摸索这方面的思想。秋风先生的两篇文章便是我初步学习有关思想和知识的教材，我再次重申有关内容只是读书笔记，或者摘
录笔记。我与秋风在一些论坛接触过几次，但他似乎很误解我，有一次甚至挖苦我人在韩国，就应该援美打伊拉克而不该反战；后来又以“门
户之见”拒绝了我对他的网站的投稿。但“三人行，必有我师”，岂管可师者是敌是友也？
　　最后，我衷心祝愿我的祖国，在瘟疫面前，焕发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豪情，能使我们最终战胜瘟疫，取得胜利。也希望在这
次难逢的瘟疫遭遇战中，我们的国家暴露出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能够逐步得到克服，我们的社会在向现代民主自由宪政结构的转型上能有很大
的进步。
　　2003-5-1

 

 
纪念五一事件：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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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十分赞赏一个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密涅瓦就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一部分网友纷纷撰写纪念五一节的讨论文章，主题集中，紧贴时代脉搏，有思想内涵，堪成网络思想论坛的一次事件
。我乐意把这次思想事件看成是，纪念五一事件：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这次思想事件始于泪眼看人兄在4月20日发出的贴子《开展五一节讨论的通知》。泪眼看人兄看到五一节快到了，年年过五一，年年老气象
，这个曾经让无数穷人激动的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了达官贵人们旅游度假的所谓旅游黄金周了。他说：对于五一节，我没做过任何考证，但是，
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常识恐怕是尽人皆知的：五一节是从芝加哥工人大游行开始成为国际性节日的。“今天，在这样的时节纪念这个节日，不是
想要鼓励这种对立，更不是想鼓动什么革命，而是要求穷人的权利。因此，我们希望能在五一节前后做一个相关的专题讨论，讨论讨论穷人的
权利和如何保障与实现的问题。欢迎大家参加”。
　　泪眼看人兄的发起讨论贴在新青年网新思想、大地网思想前沿、主人公等论坛贴出，获得了一部分网友的响应。石勇兄在跟贴中作补充：
让我们牢记不是“旅游”而是“反抗”并与“权利”息息相关的“五一”，“我们想表达的是：在当今中国，在这个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而导
致了极大的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泛着罪恶的并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深觉耻辱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返工人的‘五一’
，并发扬一切弱势群体的‘五一’。我们希望光临新思想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参加进来讨论。我们当然想听到与我们意见相反的意见，但显然，
按我们的发起讨论的目的我们更希望讨论能紧扣主题。特别是，如果大家的讨论发言的字数能尽量长达1000字以上并能理性地‘站在弱势群体
一边’说话，那将是我们的荣幸。”我早在去年五一前就撰写文章和诗歌，反对五一节成了阔人们的“狂欢节”，而阐扬五一节作为劳工阶级
“维权”的意义。我便将它们贴出来，获得了网友的肯定和好评。对此讨论响应的，还有北方乔峰、朝风、鸿雁、焚风、班布尔汗、凡是等网
友。
　　部分网友陆续写了文章，在新思想、思想前沿、主人公、关天茶舍、世纪沙龙、槟榔园文学书院、锐思等论坛贴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泪眼看人等网友编辑的《新青年电子报》“五一专题”刊登了八篇，其中我的文章占了四篇。我自己的电子报《槟榔园文学书院报》也发了一
期“五一专刊”，只刊登了自己的一篇，将“新青年电子报”上的他人文章都选入了，又搜集了几篇文章，共刊登了十三篇。下面就对参加五
一讨论的部分文章分别作介绍，再总体上谈一下这次讨论所集中的主题、思想内涵及本次事件的意义。
　　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的《在SARS 流行的日子纪念五一节》发表于4月22日，是为这次讨论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谈到在
这样SARS 流行的日子纪念五一节，便更加感到这个劳动者维权的日子的意义。“瘟疫造成的苦难是不分穷人和阔人的，但无疑，被压迫阶级的
苦难更重，而他们更加懂得了五一劳动者维权的节日的意义。” 我批评，虽然文明社会共享了五一节这一劳动者斗争的果实，但阔人阶级总想
使这个节日的本来意义消失，他们鼓吹这个节日应该旅行，到别墅度假，大力消费。但是，穷人的无时间旅行，无别墅度假，无钱消费，使这
个节日似乎成了阔人们“狂欢”的日子。劳动者爱惜自己的节日，他们捍卫着他们自己节日的本来意义：劳动者维权的节日。并号召，左翼知
识分子将和劳动人民一道捍卫这节日的纯洁性，继续光大这一劳动者的神圣节日的意义。
　　石勇兄为这次讨论写的文章是《被重新编码的“五一”》。他这篇文章引用了我写于去年五一前的一首诗《五一，我们游行去》，认为在
当下中国特定的知识场域里，这样的“文本”只可能出自于对权势和受到万众谀喝的资本势力联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演绎其意
识形态与利益诉求持强烈反抗情绪的“左翼人士”之手。“愤怒出诗人”，因现实刺激而引发的情绪深深地植根于作者的人格结构之中，并最
终爆发。石勇兄认为：“‘五一’的全部精神符号所传达的信息虽然产生于工人运动之中并通过这些事件而鲜明地显示出来，然而其主体的行
为属性却包容了具有相同属性的阶级。它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节日，而是全世界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的节日：概念所代表的思想观念在其
场域中的演绎自动地导向一种更复杂更具有本质性的高级形态之中。‘五一’不再仅仅具有工人阶级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团结一致向资本家作
出抗争的涵义，它更代表一种反抗压迫与剥削的革命精神，代表劳动者为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争取自由而作出的努力。”由此，他说在工人
、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出现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推向一种谁都不可能视若无睹的境地的现实中，“除了从‘五一’中吸取巨大的精神力
量通过有组织的反抗而争取自己的权利，力求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能有机会参与到平等地利用社会稀缺价值资源的行列中外，工人、农民要想
尽可能在整体上摆脱‘弱势’，没有其它途径。”
　　泪眼看人兄则从另一个角度上谈论五一，他文章的标题是《“历史终结”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遗产》。他批评了一些自由主义者的错误认
识。那些人认为苏联的国旗在莫斯科的上空黯然落下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之声，“历史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完蛋了，从此就是资本主
义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了。泪眼看人兄认为在今天有必要重申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这些曾经被认为社会主义要求的制度在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已经得到实现的时候，中国相当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坚持认为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他说社会主义运动仍然留下了在今天仍然十
分重要的遗产。这些遗产主要是：1、平等主义的观念；2、反抗精神；3、重视社会下层的意志，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与利益。最后，他强调：
“在今天，在这个五一节已被当作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说一声：把五一还给工人。在这个特殊而平凡的日子里，我们
面对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产生的社会不公现象，仍然需要勇敢的说不。詹姆逊说，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一面存在的，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就仍然有活力。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这句话需要被转换为：只要社会不公还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就永
远不会消逝，社会主义就仍然值得被一再的强调。”
　　朝风兄为这次五一讨论写了两篇文章：《随感五一》与《重读〈共产党宣言〉的一点思考》。在前篇文章中，他回顾了五一节登陆中国的
简历。上个世纪之初，当疲惫不堪的中国人初逢五一之时，它的命运已是注定了的。寄生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新晋官僚资本的同床异梦在五一
那天奇迹般的弥合起来，血呵，热乎乎的劳动者的血，就如注地喷溅出来。五一从一开始被迫失去其广场狂欢的特质，只好由地上转入地下，
选择了以暴易暴的不归之路。而1949年后，载歌载舞的人们出现在广场上，歌是赞歌，舞是忠字舞，五一有如主人翁的地位有名无实，成为极
权治下的盛大节日和礼赞。八十年代以后，五一节又不得不接受市场化的改造，日子越拉越长，成为有闲阶级旅游度假的黄金时间。“革命行
动伴随着理论上的异化，并最终导致对革命权利的剥夺，这个过程耐人寻味”，令人欣慰的是，批判的精神还在传承，虽然一度退守劳动者的
内心，但终于也不敢僵死。与此同时，社会的结构在演变，矛盾也在重组，而矛盾的存在就意味着有得救的机会。他坚信，“五一有如劳动者
的身体具有革命性，因为它代表着不能被外界编码的本质，那是批判的声音，自由的声音集中表达的日子。”在后一篇文章中，朝风兄重读《
共产党宣言》，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的联合的制度，即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面临的问题”。
　　我主要谈论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四个人的五篇文章。就这四个人来看，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泪眼看人兄和朝风兄是社会主义者，强调
社会主义制度对五一节的主角劳工阶级的意义。石勇兄是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真传的民间学者，更强调对僵化的压抑人性
的资本官僚控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解构，由此强调“反抗”的意义。我是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自称鲁迅左派，强调社会文明批判和维护下层
人的权益，“把镰刀和铁锤当作自己的十字架”，由此在五一节弘扬劳动者“维权”的意义。
　　虽然各有不同，但我们四个人的共同点是更显著的。大家都赞同讨论的发起人泪眼看人兄所说的：无论反对还是支持，私有化都在一刻不
停的进行着，而且据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是某些人最后的晚餐。私有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到了今天富人们嚷嚷着要“停止20世纪荒唐的仇富运动”，要保护私有财产，要产权神圣，而更广大范围内的穷人的权利和生存保障要求却被
说成了是新左派的主张，甚至连“与穷人站在一边”都被怀疑是否有民粹倾向。坦率说，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仍然有着“荒唐的仇富运
动”的话，那么，今天正在进行的不是别的运动，正是“荒唐的造富运动”和“打贫济富运动”在并行不悖。穷人与富人，在今天是中国最基
本的分野。这不是要夸张这种冲突和分化，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
　　对现实的如此认知，我们是一致的。在反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对五一节的“异化”，强调把五一节还原本来的意义，把五一节还给这个节日
真正的主人劳工阶级上，我们也基本一致。虽然我们各人的最终落脚点的侧重不同，有的强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强调反抗，有的强调维
权。我在这里发表如下的个人看法：我们这次参加五一节讨论的网友都属于思想界的左翼，我将之命名为左翼中的“自由左派”。我在此把堪
成网络思想论坛的一个事件的这次讨论做一个简要述评，我乐意把这次思想事件看成是，纪念五一事件：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最后说一点有关的题外话。因为被最近披露的孙志刚事件所刺激，出于义愤，我写了篇鲁迅式的杂文，也参加了网络签名，表达了我对中
国目下的收容和暂住制度的不满。文章虽然受到一部分网友的欢迎，但在几个论坛终被删除。有好事者告诉我妻子，我便接到越洋电话，受到
妻子的严厉批评，谓之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而她只想和自己的丈夫不问世事地过平凡而无险的、恩爱的一生。这使我做丈夫和父亲的，深
感不安和愧疚。
　　也有好心的网友忠告我：“我看了你最近的一些表态和发言，我觉得你的处境可能不是很妙。你不在国内，可能不了解情况，那些签名不
会是空穴来风，我觉得可能有政治参与隐藏在后面，弄不好对你自己不利。你我都是平凡人，嫂子还在家等你回国，千万不要弄成郭沫若那样
，有家不能回。危难之时，更需要稳重行事，请你多多慎重”。
　　我在这里告白关心我的网友，我除了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外，绝没有参加任何合法的、非法
的政治组织。我也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虽然网络上有右派对我开玩笑说：“你们左派还没有坐牢的”，但我决不主观上准备坐牢。我已经在
监狱中呆过整整五年，不想再进去了。我的文章作为杂文不失社会文明批评的一面，但都是在现行宪法范围里说话。我深信我不会因为自己的
合法而自由的言论获罪。我只想在自己的余生中，享受天伦之乐，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教教书，写写文章，我将了此以笔和思想战斗的蹉跎人
生。
　　我这篇文章是对纪念五一事件的述评之作。作为个人对这次纪念五一的思想事件的述评，当然有其局限性，我希望看到有关网友的其它述
评文章来补充，甚至校正我这篇文章可能存在的错误。
　　2003-4-27

 

如果我是伊拉克人，我将做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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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不幸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我对伊拉克人充满了共鸣的同情。我已经撰文对美国侵略伊拉克表达了我的悲愤和抗议。此文中，我将设
想，如果我是一个伊拉克人，我将怎么样？我将立即回祖国去，参加打击侵略者的战斗，拿起枪或者做人肉炸弹，但我设想的可能结局是做一
个遗民。
　　尽管美英等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目前还在相持阶段，伊拉克民族自卫战打得不错，但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国际大国势力格局及其它方面
也不利于伊拉克人民的持久民族抗争。可能我的看法相当悲观，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美国武力推翻了伊拉克现政权，镇压了各地的人民武装
斗争，扶植起一个亲美的新政府，维护美国在伊拉克的殖民利益。
　　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自卫战争的失败结局在现在来说，当然是推测性的，我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的。首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霸
国家，凭武力说话的国际丛林规则中，弱国无外交，战败者只能接受屈辱。这正像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
。从美国内部来讲，土著的印第安人因为落后弱小，终被先进武装的白种人们占据了家园，屠杀殆尽后，剩下的被圈进了特殊保护区。作为第
三世界的伊拉克面对强大的美国，还要加上帮凶英国的侵略，军事实力悬殊太大，心有余而力不足，又孤军奋战，只能悲壮地失败。
　　在国际上，弱小国家要抵抗强敌入侵并取得成功，这事情是有的，重要一个条件，就是国际大国势力格局对自己有利，有别的世界大国公
然地强大的支持。抗日战争中中国打败日本；北朝鲜和越南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犯，都是弱能胜强的例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阵营的一部分，得到了此阵营国家的大力合作和支持。北朝鲜和越南人民的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反帝反霸
，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的一部分，得到了此阵营内的大国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公开的大力支持。现在的伊拉克不幸运了，在美国一强独霸
的世界，其他大国或妥协退让或韬光养晦，一元格局残酷地存在，而多极世界遥遥无期的国际环境下，伊拉克注定只能是国际社会的弃儿。
　　伊拉克作为国际社会的弃儿还表现在，就连同是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也指望不上帮忙，因为伊斯兰世界严重分裂了，正象东方儒教文化
圈世界一样。近两个世纪成为世界强势的西方文明凭着枪炮和教义，不但臣服了世界大部分的其他国家的政权，而且促成了其它文明圈的衰落
和分裂。政权和文化的双重臣服，曾有的同一文化圈只剩下空洞的概念了，在国际文明斗争中毫无力量。现在，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分裂和向现
代文明的转型的艰难，注定所谓伊拉克能得到其他“穆斯林兄弟”的帮助，只能是一种无力的妄想。
　　这一点，儒家文化圈情况要好一点，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儒家文化圈世界不但分裂和互相残杀，为西方文明国家别有用心地利用，而且共
同的文化自豪感也发生了衰败。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心的中国，全盘反传统，并且台海分治；而其他国家也在作着离心力运动，致力于西化。
我说儒家文化圈比伊斯兰文化圈的情况稍好一点，指的是日本和韩国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西化和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阵痛之后，终于建立了
现代文明社会结构。在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传统的新生的现象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这种新的儒家文化运动促成了东亚儒家
文化圈的概念再次被世人关注，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和提出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课题，儒家文化圈的再生完全有可能成功。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这种文化圈的中心是东京和汉城，绝不会是北京。
　　伊拉克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不利因素还有重要一点，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共有的，就是民族国家道义的内外双重缺失。从内部来
讲，专制独裁和权力腐败，使国内民怨载道，民族国家内部严重分裂。统治者甚至有宁愿卖国于“友邦”，“不送家奴”之暗心，民间也有宁
愿“与汝偕亡”，因痛恨贪官酷吏而有外国的主子比自家的主子好之念想。甚至会有民族国家内部，投机势力为新主子清道的现象。这国家还
怎么能组织有效的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尽管内外矛盾中，国家内外矛盾大于内部矛盾，但内部矛盾如果严重地存在，不但会削弱抵抗力量，而
且会很容易被侵略者扶植支持侵略的新政权，使民族自卫战争变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的两股力量的相互残杀，侵略者渔翁得利。
　　伊拉克正是这样的内部统治缺乏道义的国家。受过殖民地文化之集大成的金庸的小说影响的伊拉克人，是会很容易把任何一个自称是“鸟
舜鱼汤”的人看成新主子的，既然认为比旧主子好，就很容易反戈相向，为新王“前驱”。伊拉克将很快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国家在国际
上肯定不会有什么道义，加上欺弱怕强是为人为国的本性，国际社会的支持的可能性当然会更小了。并且完全有可能，其他一些大国不但不支
持你，反而也趁火打劫，加入侵略者一伙，分享对你的瓜分。
　　所以，我对伊拉克的反侵略斗争的结局完全是悲观的，伊拉克现政权必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正在科威特筹划成立伊拉克新政权。由于
上面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特点，这种侵略者扶植的新政权一旦建立起来，很快便会看到效果。新政权在侵略者扶植起来后，必然视反侵略的
本国政府和人民为敌人，将出现本国家内，侵略战争和内战同时存在。显然的，侵略者扶植的新政权凭着强大的支持，必然会取旧政权而代之
。新的权贵们登龙廷，大赦天下，社会相对比旧政权统治下更加民主自由了，于是万民欢呼万岁。只是，现在美国对未来伊拉克新政府的筹划
好象是美国人做伊拉克“总督”，那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耐心等待洋主子放权的那一天了。
　　如果我是一个伊拉克人，我将怎么样？我将立即回祖国去，参加打击侵略者的战斗，拿起枪或者做人肉炸弹。我知道我仇恨萨达姆，仇视
现政权的贪婪和腐败以及引火烧身，败坏了本民族。但作为一个伊拉克人，我不能见星条旗在我国的总统府上飘扬，我不能让说鸟语的殖民者
高高在上地意气奴使我国人民。我将在“枪口一致对外”的旗帜下，对外反对侵略，对内促进民主自由人权和其他社会进步。当然，由于上面
已经说了的多种原因，我仍会失败。
　　如果我还没有在战斗中死掉的话，那么就在新政权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让我希望这个新政权不再重复旧统治者的错误，努力促进我的国
家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每个公民的至上权利，发展经济、强大实力，最终摆脱侵略者的控制，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
。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我那时只想做的，就是与新政权和旧政权复辟势力都保持距离。我将隐居深山，做一个化外的遗民。
　　如果我是伊拉克人，我将是一个不幸的伊拉克人。
　　2003-4-3

 

从鲁迅开始谈当下“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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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小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这部作品中，鲁迅猛烈地抨击了文明社会的一种“吃人”性内涵。实际上，在他的不
少文字中，都对文明的一种“吃人”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这是鲁迅思想中重要而独特的部分。
　　《狂人日记》里有着许多“吃人”的例子。狼子村吃恶人，“易子而食”，“食肉寝皮”，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被杀的犯人的
血被痨病人用馒头蘸着舔，割股疗亲……，这些都是文明社会实在的与肉体有关的吃人。那么，涂满“仁义道德”的没有年代的历史在字缝里
都写满了两个字“吃人”，有着四千年的吃人的履历……，则是对“吃人”的一种譬喻性含义的运用了。社会实在的肉体吃人和文化的譬喻性
含义的吃人，在鲁迅这里，在社会文明批判的含义上，是密切相关，互为一体的。
　　鲁迅洞透历史的迷雾，锐利地看到：“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
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他大声疾呼：“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
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这是在五四时期发出的“血的蒸汽”
的声音，飘荡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化空间里，至今还感到它的振聋发聩。
　　我在最近写的一篇《盛世危言：我的中国病了》里谈到，对东海一枭兄的人病学补充，我们显然也可看到许多更具体“中国病了”的“天
降征兆”：“什么处女也卖淫，南京汤山放毒，北大清华爆炸，非典型性肺炎病菌毒雾漫起，辽宁海城几千学生豆奶中毒，中国网络上的反战
挺战的‘美伊战争’，什么母亲产奶不育孩子反卖作贵人奢侈饮用的母乳汤，成车皮的婴儿运往阔人的盛宴上成为筷下填肚之物……。天下不
和，人鬼难分，人伦尽丧，自然反常，人吃人，这一切还不明显地昭示一个疾病的中国大难将至吗？”绝大多数关注网络新闻的人显然对我所
举的事例的真实性不作疑问，也有一个网友对“吃人”的那个例子不大清楚。我接下来就谈一下当下文明社会的一个吃人事例，并做一点分析
。
　　4月14日，中新网刊登了如下一则新闻：河南南乐警方近日侦破一起倒卖婴儿案，南乐县农民张新法、于秀淑夫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从
广西、河南永城等地倒卖女婴20余名。据大河报报道，目前，此案已引起了河南省和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侦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据介
绍，从去年4月起，南乐县元村镇前什固村农民张新法及妻子于秀淑与他人合伙，分别从永城等地以每个2600元左右的价格买来身份不明的女婴
20余名，并以高出购买价格300～500元的价格将女婴倒卖。今年年初，商丘的人贩子崔文现等人在广西拐卖女婴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审讯中，
崔文现交待曾将女婴拐卖到河南南乐县。接到通报后，南乐县警方立即行动，经过蹲点守候，终于于近日将贩卖婴儿的张新法、于秀淑夫妇抓
获。两人对与他人合伙倒卖女婴的事实供认不讳。4月8日，张新法夫妇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警方正在对其他人贩子进行抓捕。
　　中新网3月22日电，日前，一辆由广西玉林开往安徽亳州的卧铺大客车在途经广西宾阳收费站被民警截获时，竟在车内查出用旅行袋打包偷
运的28名婴儿。20日，记者赶到宾阳了解到，这些被及时解救的婴儿全是女婴，年龄最大的也不过3个月。除一个婴儿当天死亡外，其余27个婴
儿目前情况稳定。截至20日，还没有家属来认领的消息。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记者从院方了解到，这27个存活下来的婴儿都用尼龙旅行袋装着
，被搁置在客车车厢内，经过长途颠簸，再加上当晚天气转冷，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幸好，经过医院紧急救护之后，情况已经比较稳定。 据
估计，犯罪嫌疑人为使这些像货物一样堆放在客车上的婴儿不哭泣，可能给她们服用了药物。记者从广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四大队了解到，17
日下午，他们接到群众举报时，只知道有贩卖婴儿的车辆从当地经过，并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当晚8时40分左右，这辆卧铺大客车经过宾阳收
费站时，被布防民警截停。民警从行李架上、靠边的铺位上和后排座位上的旅行袋或行李内不断发现婴儿。“发现三四个婴儿的时候，我们就
感到吃惊了。”一名民警告诉记者，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这些孩子都不是单独藏匿的，有的是两个挤在一个袋子里，有的是3个挤在一个
袋子里。当天天气较冷，婴儿个个脸色发紫。从目前情况来看，还无法确定这些婴儿到底要被运往何处，这么多婴儿是怎么收集的也是一个谜
。目前，警方正在作进一步调查。……
　　网友萧瀚兄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一文中细致分析有关新闻，认为，“我们可以对这件事情的大致可能性得出基本结论
：如果客车没被截获，这些女婴最后都会被杀害，作为某种特殊用途的‘原料’！”他在文中最后说：“这一可怕的结论指向一个令人毛骨悚
然的目标：婴儿汤！这是这几年虽然媒体不敢报道，但早已广泛流传的一个最邪恶的丑闻，有些网络媒体上甚至还刊登过杀婴过程的照片！”
我则在网上看到直接陈说的文字：有些豪华大酒店里以婴儿的人肉作为高规格“菜肴”。现在已不记得出处了。
　　为什么会出现“吃人”现象？诚然，人是高级动物，吃素食也吃肉食，还没有完全蜕化尽动物同类相食的本性，但文明社会的“吃人”，
显然有着更深更复杂的含义。在使文明成为可能的许多禁忌中便有一条人不吃人的不成文规矩，但正如“文明”是一个过程，“野蛮”总与之
相依相消长，吃人的现象还时时在文明社会出现。鲁迅说：“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
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
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这说明了文明社会吃人的一个重要特征：鲁迅说的清楚，“人肉的筵宴”是社会“安排给阔人享用的
”。在严重贫富分化，阔人无法无天的社会，穷人贫病中完全可能“卖子求生”，而这为“吃人”提供了原材料。当然吃人的含义还有严重的
社会统治阶级对其它各阶级的压迫，剥削，奴役。
　　人难成天使，但极易成为魔鬼。当社会严重分化，阔人无法无天，而社会统治机器坚定地站在阔人一边的时候，异化着的社会“人心不古
”，“道德沦丧”，人之为动物的本性便在文明的禁忌的裂缝中蔓延开来，“吃人”便有了社会土壤。“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
，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不论穷人阔人都参加到这吃人的游戏中，但弱者的命运是被强者吃，穷人坐不上“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文明社会的吃人现象的含义还表现在，在文明的裂缝中出现的“吃人”现象总是与吃人的“教化”一起兴风作浪的。这为“吃人”辩护的
“教化”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文明自发展以来还没到高级的一个明证。鲁迅笔下的“狂人”的哥哥对“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
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便是深受这种“教化”的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学家“替富豪想的太周到了”，在经济增长中看到了富人享用的筵
宴的无限扩大之可能性，当然也不会看不到这宴席上的“婴儿汤”。还有我们的为阔人做打手的统治机器的操作者，我们的以“帮闲”为美德
的文人，他们是否有“自己也分享了一口”的嫌疑呢？
　　鲁迅在八十年前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
年的使命！”应该时过境迁之后，不再重复他的话了，但对于当下社会文明的许多现实的，譬喻的“吃人”，显露的和未显露的“吃人”，我
给以最强烈的诅咒！
　　2003-04-19 

 

写给儿子洋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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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六一节：槟郎写给儿子洋洋的一封信　　
　　
　　洋洋，我的儿子：你好呀。
　　今晚，爸爸一个人静坐在异国的单人宿舍里，对着电脑给你写信。爸爸想你和妈妈了。异国的孤寂中的爸爸时常思念着祖国，想和你在一
起，拉着你的小手，在社区的院子里散步。你总是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跑，看到女孩便喊姐姐，要她跟你玩。儿子洋洋，你长大会是什么样？爸
爸给你写信，有一个原因是你的乔峰叔叔，在他的网站上搞什么“六一儿童节征文活动”，给爸爸布置了作业，我便要努力完成呀。我也真是
想你，便想你还是个儿童，你只有四岁呀，我就给你写信吧。爸爸也想跟你谈谈你现在还不懂的事，我落诸文字后，总有一天你能读懂的。
　　记得那个冬天，妈妈怀你还七个月不到，你便要急着来到人世，结果呀，在老家安徽南陵的一家医院横空出世，才二斤八两，像一个布娃
娃那么大。奶奶喂你奶水，你不吃，眼见着逐渐消瘦，呼吸微弱，外公家人和爸爸家人都担心坏了，赶忙将你送到芜湖弋矶山医院，安放进保
温箱，躺了一个多月。儿子，你的出生在一个小天地里是轰动的事呀，像你那样的出生体重，在这个世界上太罕有了，我们也担心你能不能养
活，但你的命强，靠着现代科技，靠着亲人们的努力，也靠着你的天命的神奇，你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茁壮地成长。而今你四岁了，像个小
男子汉了。你在芜湖的那个月，外婆和妈妈整天守着你。爸爸呢，坚持上班，每周十一节课都调到了星期三以前上完。每周三下午动身从南京
赶到芜湖，周日下午再赶回来。你出生的那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多，特别大，爸爸就在这雪中奔跑，硬是坚持下来了。医院里夜深人静的时
候，爸爸守着你，边写着日记，记下你的出生故事。
　　时间飞逝，你渐渐地长大了，爸爸也开始变老了。儿子呀，你赶在了春节前出院，回南陵外公家，又到南京跟爸爸团聚。爸爸工作忙，全
靠外婆和妈妈照顾你。爸爸没本事，是个穷人，单位租给了房子安身，太小，很阴湿。怕影响你的健康，外婆带你到同城的三姨家住，又带你
去合肥的大姨家常住。后来，我又被单位派到了国外，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想念儿子》，记述了和你在一起时你
的一些趣事。你妈妈家的人常说，爸爸这样穷，如你有了弟弟或妹妹，大家都养不活了。就是现在只有你一个孩子，也担心没有足够的经济支
持你的成长和受教育。是呀，爸爸是穷苦人出生，爷爷奶奶生了六个孩子，只养活了三个，但现在，爸爸养活你一个也担心呀。你妈妈倒是官
宦人家的小姐，可能看走眼了，误嫁给了从乡村流浪到城里来的落魄书生。爸爸问妈妈后悔不？妈妈说她这辈子就为我和你活着了，其他什么
也不想。爸爸爱妈妈和你，虽然穷吧，也得过下去。爸爸也发过牢骚说，读了那么多年书，还是摆脱不了贫穷，这个社会有毛病了。爸爸也说
他从乡下苦奋斗进城的，你的起点已经比爸爸高多了，你是什么命就成什么样人吧，你以后一切要靠自己。
　　洋洋，我的儿子，爸爸要和你谈六一节了。再过几天这个节便要来到，爸爸现在在外国写着这篇文章的时候，预祝你节日快乐。爸爸和你
谈谈你们小朋友的节日的由来。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上，中国和世界各国劳动妇女代表，为了保障全世界
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会议规定了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这一规定很快得到了各国代表的支持和拥护。1949
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令，规定“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中国儿童的节日。你爸爸小时候也多次过这个节呀。
　　你乔峰叔叔在六一节征文辞里说：“又是一年六一时，过这个节日的孩子基本上生长在九十年代，他们比他们的父辈、兄辈要幸运的多，
如果说他们的父辈是吃着野菜，粗粮长大、他们的兄辈是背着干粮、吃着咸菜长大的话，那么今天过六一节日的，应当是喝着牛奶长大的一代
。他们较之于父兄，皮肤少了一些黑红，多了一些白白胖胖。却少了些须坚强、自信，他们弱不经风，遇到风吹雨打，便会惊慌失措，不知所
终。他们娇气，任性、蛮横，他们是一群独生子，人云小皇帝，他们严重缺乏协作、合作精神。”儿子，你还小，但你不要像他们呀。记住，
爸爸是个贫贱的命，但他不自弃，他要写着批评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文字，呼唤着美好的新世界的到来。正如你那叔叔所说：“市场经济的趣利
本性，也使得我们的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据云，河南有一生育村，专门以生育小孩出卖为发财致富手段。在东南沿海一带发达地区，据云
有婴儿汤等等。在许多公共场所，有成群结队的小孩向行人乞讨，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不论走在那里，都有几个成年人在不远
处晃动，他们不过是这些成年人诈骗钱财的工具。在我们的社会，封建思想还根深蒂固，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很普遍，现代科学的发展，B超在医
学上的广泛应用，造成了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今天过节的小朋友，未来去那里找媳妇？”还有其他社会问题，这些正是爸爸痛心疾首的。爸
爸正在为此用笔批判着，为了所有不幸的人，也为了你。
　　儿子，正是为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诅咒，爸爸写着为正人君子们所痛恶的文字。爸爸高举鲁迅先生的旗帜，继承和发扬中国左翼文艺战
斗传统，以杂文为思想武器，以网络为阵地，向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
是几千年来我们这个伟大种族的理想，也是你爸爸现在用笔为之奋斗的目标。你爸爸的如此文字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感到爸爸这样的文字
是这个病态社会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对爸爸又误解，甚至冷嘲热讽，但爸爸毫不畏惧，坚信《圣经》中耶稣的话“道路、真理、和正义”
。当有人诬蔑爸爸为“左棍”，爸爸毅然将“左棍”作为自己的绰号，冠在名前。爸爸告诉你，儿子洋洋：“左棍”在当下的语境中，是极右
翼权贵阶级和他们的御用文人诬蔑鲁迅先生和他的追随者的棍子，是法利赛和罗马人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但正如十字架成了基督徒的圣物。左
棍便也成为鲁迅派的旗帜。儿子，当你长大后，听到别人叫爸爸“左棍”，你应该感到自豪呀。
　　儿子洋洋，爸爸贫贱人生，不能给你物质财富，但爸爸为这个世界的更加美好而奋斗，便也是为了你呀。鲁迅先生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
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爸爸要做的正是让你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爸爸是学文的，介入是非场，但爸爸决不希望你子承父业，以后你只学科技，也为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做贡献。
　　在六一节到来之际，爸爸给你写信，就说这些。爸爸想念你，祝福你。
　　爸爸，槟郎，于
　　2003-05-19 

 

盛世危言：我们的中国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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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感东海一枭兄和怀念在关天“自杀”的梁卫星兄
　　
　　朋友东海一枭兄寄来洋洋洒洒的中国疾病诊断报告，因忙于它事，未及细览。今日有空仔细端详，又联想到网友梁卫星兄在关天茶舍的“
自杀”，便受了很大触动。我们的中国的病生了多少年了？不得而知，但现在确实是重病在身，我已感到我浑身的苦处。借读东海一枭兄长文
《我控诉》和梁卫星兄《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恐惧与忧伤？》之感想，我也来谈谈中国的病。现在的中国在一般舆论中是“盛世”，“
走进新时代”，我不是“异议人士”，但所谓阴阳互动，盛衰相依，“盛世”又岂能担保无病？联想到郑观应先生也是在“同光之治”的治世
喊出了“盛世危言”，我也就不是被“枪打”之“出头鸟”了。更主要的，我们的中国的病已深入到我的腠理，我不能讳疾忌医，我要寻找“
医家”疗救我的病苦。
　　东海一枭兄在文中荤荤大餐地罗列了不少我们的中国的病状，先展示主要部分如下：从最基层到最高层、从官方到全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大
范围的腐败。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从媒体到社会无处不有的假话，五千年文明古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谎言之国；官腔，则是假话最集中最经
典的体现。政府漠视人命、草芥人命。公安警察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的丑恶和犯罪行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私权、草芥人命、欺压良善、循私
枉法、警匪勾结、蛇鼠一窝、恐怖执法，法院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审判不公，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有司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
的肆意剥夺，对新闻媒体、网络和舆论的严密监控，对民主义士、反腐斗士、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网络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严酷迫害和无
情打击。空前沉重的特权剥削，同为特权剥削，论剥削量的深度、广度、高度和严重程度，党权剥削又比皇权剥削更进了一步，更为内在丑陋
惨酷而又外表不露痕迹，堪称史无前例，后无来者。当前劳动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之重、所承受的税负之高、所遭遇的苦难之深，比许多封建
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海一枭兄对“我们的中国”的疾病是深为关切的，极其激愤的，以至这病相报告采用了左拉的“我控诉”体。在这篇文章开头，他开宗
明义，大声疾呼：“今天，二OO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我，东海一枭，也就是萧瑶（笔名），余樟法（原名
），悲愤而庄严地发出我的控诉之声，在涂脂抹粉、自欺欺人的盛世喧歌中，控诉专制主义对许许多多民主、正义、爱国之士的打击和迫害，
控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无数丑行、恶行、暴行和罪行！”东海一枭兄言词激烈了不是？但我想启蒙者都是有点愤世嫉俗的，先觉
者的痛苦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所谓鲁迅说从黑暗的铁屋子里发出惊醒世人的声音，一律是“忧愤深广”。作为中国病人之一的我，又何尝读不
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的启示：去了隐瞒这“疾病”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我
们要做的就是唤起更多的人，正视我们中国的病，勇敢地迈出这“门槛”、“关头”，以求得救。
　　中国古代文化的活的传统一直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病相紧密结合起来考察，所谓“天人合一”，天有病，人知否？问的仍是天有病了，人还
能不知道自己有病吗？对东海一枭兄的人病学补充，我们显然也可看到许多更具体的“天降征兆”。什么处女也卖淫，南京汤山放毒，北大清
华爆炸，非典型性肺炎病菌毒雾漫起，辽宁海城几千学生豆奶中毒，中国网络上的反战挺战的“美伊战争”，什么母亲产奶不育孩子反卖作贵
人奢侈饮用的母乳汤，成车皮的婴儿运往阔人的盛宴上成为筷下填肚之物……。天下不和，人鬼难分，人伦尽丧，自然反常，人吃人，这一切
还不明显地昭示一个疾病的中国大难将至吗？幸好我们现在没有专职的星相家来报忧，幸好传统文化的精华那一部分已被我们数典忘祖地抛弃
，我们还能生活在大灾难前麻木不仁，将命运任由那自然的劫难来处理。中国不缺志士能人，但天亡我也，必使我自亡。鲁迅所谓先将自己仍
有一点希望的力，驱除干净，然后恭迎魔鬼的统治。
　　我在《我常常准备着自杀》等百来篇杂文里，喊出我对自己的病苦的痛楚。网友梁卫星兄也是像东海一枭和我一样被疾病的中国折磨得痛
苦的人，最近他在关天茶舍里“自杀”了，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宣告了对这中国病的憎恨和绝望。我和他交往不多，但关注他的才华横溢的文章
。他是主动结识我的，那是我为斗志兄的抱打人间不平所遭的困厄在网络上撰文疾呼呐喊的时候，他主动找我谈心，说他也是一个农民，为我
所写的斗志的事迹感动。他自感救世无力，但尽自己所能做点事，他将我那篇文章到处转贴，算是对我和斗志的支持。对他在关天茶舍的“自
杀”，我非常痛心，但写有《我常常准备着自杀》的我，也无力去劝他。我只将他留在关天的“遗书”《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恐惧与忧
伤？》转贴到我个人的网上小资料库收藏，又刊发在我自己办的电子报上，推荐给订户阅读，算是我对他的拳拳之心的怀念。
　　在梁卫星兄的这份“关天遗书”里，他说他是这样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企图一举摧毁这十多年来孩子们业已根深蒂固的奴化人格。他
站在讲台上，穿梭在走廊当中，混迹在学生之间……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滔滔不绝，义愤填膺……“然而，我这算什么呢？他们讥诮的看着
我，他们趴在桌上昏昏入睡，他们甚至义正辞言：老师，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更有甚者，他们会说：你在犯法！”是呀，鲁迅的“救救孩子”
的呼声今天仍在这里响亮着，仍是这样的无力。梁卫星兄和我一样是中国贫苦农家出生的教师，他说“我其实还是一个农民！”他的父亲母亲
是农民，他的姐姐哥哥们也是农民。父亲以讨米也要让他跳出农门的大无畏精神终于将他托出了农门。“然而，我要对父亲说：这不公平，人
生识字忧患始，你们在苦难中心安理得的活着，却要将你们无尽的苦难内化为我灵魂深处血迹斑斑的体验与感受煎熬我这脆弱的生命！”梁卫
星兄痛斥这使他绝望的中国的病：“苦难无处不在，苦难已不再令我们怵目惊心，苦难已让我们熟视无睹，苦难甚至让我们对苦难的生命充满
了厌恶与憎恨。无穷的人们在贫困线上挣扎，无穷的人们在富人云集的城市乞讨，无穷的人们在强权的暗影中铤而走险……没有人关心这些人
，他们被整个世界恶意的抛弃，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仇恨！他们因此抢劫、因此强歼、因此杀人、因此无所不为……而更多的人只能在忍受中无
名的生无名的死。……上帝，我不想做奴隶！我不想长久的生活在恐怖与忧伤之中！——这样的日子让人真想发疯！”……
　　我不想再转述梁卫星兄的这篇文章了，我只说他的遭遇在疾病的中国具有普遍性。我与他的经历和遭遇非常相似，连心境也一样。我的一
篇广受人关注的文章的标题正是“我常常准备着自杀”，最近我为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所写的系列文章中，也有三篇写到自己要做“人肉
炸弹”、“自杀性攻击”。我之所以还未在梁卫星兄“自杀”的地方“自杀”，无非是鲁迅先生冥冥之魂安慰着我：与绝望作斗争，做一个战
斗者！
　　面对我们的中国的病，我又能有何作为呢？我无非是在东海一枭兄和梁卫星兄的病相报告上加上自己的病苦体会罢了。我也要重复鲁迅的
话“以供医家研究”、“疗治”吗？我更愿呐喊出鲁迅先生在八十年前的话，我窃以为这是疗救“我们中国的病”的药方之一：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
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
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2003-4-15 

 

祝贺新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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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新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
槟郎 [2004-04-26]

新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了，经公行兄留言相告，感到欣喜。由于人世环境的变化，我后来一直很少参加它的活动，但我对这网络上的学会是有
感情的，现在据我的记忆写几句。

我在韩国外教期间，异国寂寞，便以常常上网来打发时光，也寄托对祖国的相思。便在这网络活动中，认识了公行兄。我记得是在世纪沙龙，
读到他的一个介绍新文化学会的贴子，当时他持“中左”立场，而我打起“鲁迅左派”的旗号，我们都是左家庄的异军，便有一见如故之感。
在跟贴中我们结交了，他便介绍我去他在CC333上的“谓我自然”网站，发现这网站收集了许多当代网络思想活动的资料，便喜欢上了，也加入
了以这个网站为据点的新文化学会，也知道了网上认识的一些朋友如吴泫等人也是这个学会的成员。

我后来由于环境变化，上网条件不便，渐渐地很少参加这个网络为平台的学会的活动了，但我仍是常常关注它，祝愿它很好地发展。在公行兄
等人的努力下，新文化学会越来越发展壮大，我虽只是旁观，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通过公行兄的介绍，我也在CC333上创建了“槟榔园”网站，
我们两人都在网站首页友情链接了相互的网站，这说明我们的联系和合作仍在继续。通过链接，我偶尔上网，便很容易去“谓我自然”网站，
浏览资料，也关注新文化学会的发展。

现在，新文化学会已经成立一周年了，非常告慰。我觉得这学会是极有意义的。在九十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独霸民间思想界的状况下，一些有
志的左翼人士，不畏艰难，奋力创造，以打破自由派一统，光大中国左翼思潮，这本身是极有意义的事。“谓我自然” 和“槟榔园”网站可谓
是民间思想群落中的“右家庄” 外的两朵奇葩。为中国民间中间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崛起做出了实绩，而新文化学会在团结一些中左人士上获得
了相当的成功。

仅以此文祝贺新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并祝贺它在未来有一个更美好的前景。

 

 

家丑外扬事件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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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左翼民族主义者对白振侠家丑外扬事件的发言
　　　　
　　　　
　　　　中国公民白振侠身穿白色中山装、头戴白帽子，自9月2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广场绝食，他身旁立着几块中英文标语牌，身上也有多处
表达绝食标志和文字，分别写着英文告示和申诉书、“冤”、“还我健康！还我公正！还我人权！”、以及“公正”和“人权”等。白振侠家
在中国北京，因拆迁房遭受严重不公正对待，竟然跑到美国的联合国门前绝食，这就是网络上传播的白振侠家仇外扬事件。
　　　　
　　　　白振侠在北京有两间平房和一个小院子，市值差不多50万元。2001年9月，股东包括西城区政府，总经理就是当时的西城区建委主任的
西城区某公司，出价7万元人民币拆迁他的房子。公司做事政府出面，区政府两次下达拆迁令，限令白振侠搬走，否则强制执行。白振侠经过绝
食抗争，对峙了25天后，无奈中接受了对方25万元的赔偿条件，却被以“抗拒政府机构执行公务”押到西城区看守所。尽管狱医检查他心跳异
常、身体十分虚弱，但警方坚持将他收监。警方威胁他说，碾死他就象碾死一只臭虫，区长、局长都恨死他了，让他离西城区远着点儿，要是
再敢添乱，将新账、老账一块算。在中国他无处申诉，也没有媒体敢采访报道，白振侠设法到了美国。他向驻美的中国使领馆递交申诉材料，
在近两年的漫长等待无结果后，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到领馆门前磕个头。我这是要把咱中国人的家丑亮给外国人了，觉得有点对不住。可我
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便演出了前面说到的家仇外扬事件。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弘扬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我得知这个消息，心中万分悲痛。我想对白振侠说
，同胞，你做的不好。但我既能正视他的冤屈，我又怎么能责怪他呢。我还特别注意一个细节，人家虽在美国，但他求助的不是美国政府，而
是联合国。联合国不是一个与中国平级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的上级单位，只是这联合国总部不在中国，偏偏在与中国平级的美国
罢了。不管怎么说，联合国总部门前是美国，白振侠在美国的联合国门前绝食，的确如他自己所说，他给咱中国人丢脸了。有人说，他丢脸的
是中国政府，政府不是咱中国人的政府？又不是像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权那样，咱们可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共同体国家。丢脸的是中国人，除了
责怪白振侠偏偏选了那个地方绝食外，咱要责怪的只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还有中国的与此事件相关的社会机构和团体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前不久不是已有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在南方一家刊物横空出世了么）。
　　　　
　　　　在《弘扬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一文中，我写到：“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就要支持民族内部的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也要支持
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这是左翼民族主义的两个核心定性。首先要由阶级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国’，从而振兴和繁荣我们的
民族共同体国家。其次要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这是与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民族振兴分不开的，也是国际人道主义和国际正义的体
现。以鲁迅为开创者和奠基者的鲁迅左派必继续将这种为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而奋斗的左翼民族主义进行到底。”白振侠事件之所以是“家丑外
扬”，就是在我们民族本应体现国际人道主义和国际正义，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却有他的子民跑到正在侵略伊拉克、蛮横地“维护
两岸现状”，阻挠祖国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去表现这样一种情况：咱们中国人的国际道义优势何在？只能叫世界人看不起咱们。当然，白振侠
家丑外扬事件的深层问题是左翼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首先是被压迫阶级的民族主义，指向着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鲁迅的青年留学时期，怀抱
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国理想的鲁迅确立了现代“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建立“人国”，由此确立民族的振兴道路。但这一思想过
于玄虚，没有在现实中落实的可能，鲁迅于是陷入了思想的迷茫。在五四时期，鲁迅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吃人”本质，但喊出的“救
救孩子”的呼声毕竟空洞，伴随他的是“与黑暗捣乱”的虚无而绝望的情绪。虽然鲁迅很早就由俄罗斯文学认识到国家内部是分压迫者和被压
迫者两个阶层的，只有到二十年代后期，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确信并为之奋斗的青年理想的踏实的道路，这就是献身于阶
级解放，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这正是他的“立人”到“人国”玄虚理想的可行的现实选择。从这个意义上，鲁迅主义，当是指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之后的鲁迅思想，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高潮和成熟阶段，三十年代的鲁迅由此成为左翼文化的大师和旗帜。鲁迅由批判国民性到批判社
会的阶级压迫，揭露统治者的反动和社会黑暗，热切地为新兴的阶级解放的斗争而掷出他的像匕首、像投枪的笔。正如他所说：“左翼作家们
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唯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见《
弘扬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一文）。白振侠家丑外扬事件说明“由阶级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国’，从而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民族共同体
国家”的道路还很漫长。一个现代民族共同体国家，应该是“人的国”，社会公正平等，人民安居乐业，各阶级虽有局部利益冲突，但分歧不
大并能妥善解决。可是白振侠家丑外扬事件，不只是，还有资本家的血汗工厂的工人阶级的呻吟，国企改制不当引起的工潮，农民不堪重税的
政府门前情愿，民工拿不到血汗挣来的工钱的自焚，像白振侠一样在拆迁事件中遭到严重不公正待遇的自焚自杀，还有李尚平、小思怡、黄静
的无故的惨死……都在说明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还任重道远。
　　　　
　　　　眼前还是就事论事吧，白振侠家丑外扬事件怎么解决？要舆论宣传正确引导，更要直接促成白振侠冤屈的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和资本家
拿出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还白振侠一个公平，好让他不要继续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绝食、外养家丑。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
，我只能拿起我的笔，求诉：请制造白振侠冤情的政府和资本家考虑考虑法律和良心吧，请白振侠离开美国回国来在自家里来表达你的冤情吧
。
　　　　
　　　　2004年10月9日

 

李慎之先生的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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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先生去世了，网络上一片悼念之声。我过去对这位本家前辈不大关注，现在，既然关于他的信息开始向我的视野里频繁扑来，我“
学而知之”，难仰泰山之全貌，且谈谈我的浅陋印象和看法。我决不缪托知己，但也表达一下我对一位去世的学界前辈的悼念。
　　李先生被一些学者看成是自由主义者，这确与李先生乐于与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晚辈学者热心相交有关，也与他的思想对“自由”的
重视而被一些人误解有关，但他显然不同于后来的一些专业的，以及狭隘的自由主义者。李先生的“自由主义”概念相当于“自由思想”，与
专制主义对立。李先生在我看来是自由左翼，他早年投身左翼运动，一生未改左翼理想，他反思和批判了集权政治，在哈维尔那里寻找自由左
翼思潮新发展的启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韧与复兴》一文里，李先生说：“自由主义意味着：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
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
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如此才能堵塞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这段话可以
看出晚年李先生的思想的核心成分。李先生重视“自由”的思想，在人文价值里，“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联系到李先生从上个世纪
一二九运动以来的在中国左翼思潮中的奋斗，对1949年以来的红色集权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和他仍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对自
由的理解，由此可以认为，李先生是个自由左派。
　　在谈“自由思想”的时候，在推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在这篇文章里，李先生还提到其他各样的有自由思想的人物。由于此文是《北大
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他特地提到北大的两位校长，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方针；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方针。李先生称赞北大这个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
者和启蒙者。”中国二十世纪的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曾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格，也是李先生推崇的“自由主义”者。陈寅格一生
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
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这让反思集权政治的李先生十分敬佩，他还专门写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文章，称赞“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
不会过高的。”李先生自己不也是晚年“为国人立一典型”吗？可谓言人说己、言行合一的人物。陈寅恪一生思想未大改，李先生在晚年反思
、批判集权主义，但未放弃其青年时期确立的自由左翼之理想。
　　李先生的自由思想是与专制主义对立而建构的，这与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坎坷经历有关系。1949年10月1日，二十六岁的李先生陪同苏
联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目睹了红色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欣喜着：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
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然而，绝对想象不到的是，八年以后，从来没有
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李先生，竟被他参与缔造的新政权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革命吃掉自己的
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他身上！并且，他的苦难是长期的。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他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没有举行；一九
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他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的晚会，仍是“犯严重错误之身”。
　　李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里说：“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
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
呢？”他写得最用力的正是对深受其害的集权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深深体会了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
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由此，他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久远的历史。在对“民主”的起源的探究上，他看到了
古希腊文明的“民主”特例怎样逐渐发展普及成一种极好的世界性制度，也看到了同辈中国学者顾准对古希腊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刻与精彩。他
更是看到了五千年的母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由此，他深深共鸣自由左派大思想家鲁迅1925 年在回答《京报副刊》
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话。李先生批评一些狭隘的自由主义者的“屠鲁”：“鲁迅的话固然是愤激
的话，然而却是一个只有对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有深刻觉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
回到五四以前去了，这真是可悲的事。”
　　李先生“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就是告别集权政治，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理想。然而，他终于遗憾地走了。不过，他给后人留下了走
向他所希望的理想社会的启示的路，这是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给他的，也是给中国人的启示。那是李先生的最有冲击力的一篇文章《无权者的权
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是为中文《哈维尔文集》所写的序言，因了他的这个序言，《哈维尔文集》长期得不到出版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
竭的时期。用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
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
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
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怎样才能
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李先生推崇哈维尔的十分简单的答案：“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
LIVING IN TRUTH！
　　李先生赞赏哈维尔的看法：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
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 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
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 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
，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由此路径，李先生设想自己的国家或可如哈维尔所说：“时机一旦成熟
，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
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
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这是不是李先生的“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只有历史将做出回答。
　　我在久别乡土的韩国大田客居，心忧祖国，为当下正流行的非典瘟疫担心，也为祖国的社会结构的进步而期盼，我感到本家前辈李慎之先
生的逝去是中国的一大损失。余世存说：“我在家里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情况了，他们都明白慎之先生在多难的中国
社会里的意义。我们今天都在感受他，明天我们也会将他想起。生活中正是有他这样的人，我们的苦难和无望才有了新的含义。”这正是我想
说的话。
　　2003-4-24

 我已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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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我吧，打死我吧，我已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
　　
　　一夜醒来，逐渐明白的突然更清晰了。原来是五千年暂住，这片我祖祖辈辈生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暂住，我随时被收容，被勒索钱财
，被随意打死。我突然明白，暂住了五千年的我，再也无法叫一声：祖国，我的母亲。相反，我质问，我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五千年，收容我
的是些什么人？你们的祖先也和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五千年，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但你们为什么视自己的同胞为暂住的“客人”，并
且以野蛮的收容和打杀来对待你们的同胞。一夜醒来，逐渐明白的突然更清晰了。原来，你们将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五千年的我们视作可以任
意践踏的奴隶，而你们便是高高在上，掌握着任意随时剥夺同胞性命的主人了。“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为寇仇”，一夜醒来，原来我们的古
老了五千年的土地，仍是主人和奴隶之分，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不想再做奴隶了！明白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在我和我的祖先耕耘
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们是暂住的奴隶，随时被收容，随时被打死。我开始诅咒我暂住了五千年的土地，我愿与这片土地一道毁灭！
　　中国人为什么暂住中国？一篇网友的文章说得好！“中国，你的良心在哪里？自由无价，对农民的隔离是中国的耻辱。我反对隔离，是因
为隔离与公正相悖，与自由无缘。五十年来，中国的隔离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时时刻刻都在把它的丑陋展示给世界：自称为文明代表的城市
，却是公民自由最坚决的反对者，它们自以为有给另一部分同胞画地为牢或者驱逐出境的权利。我不相信，一个城市在自称要率先实现现代化
的同时，不会因为对农民的隔离和歧视，而在当政者们的乌纱帽上烙上耻辱的印记；我不相信，一个国家在自称要实行法治的同时，不会因为
对农民的隔离和歧视，而让人感到法律是言而无信的文献虚情假意的典范。我反对隔离，是因为隔离肯定分裂。五十年来，中国因为隔离制度
的存在，而被撕裂成一块块碎片。中国的城市形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类似中国王朝时代的诸侯割据。在一个连起码的居住和迁徙自由都
没有的国家，怎么可能出现民族的大融合呢？这是一个表面上统一的国家，却有着分裂的人民。隔离制度时时刻刻在用事实告诉每一个中国公
民，中国并不重要，对一个人来说，你出生在哪里，那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你的户籍所在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只能是‘外
来人口’，规规矩矩作一个局外人那是你的本分。既然如此，我怎么能够去爱一个在法律制度上把我当外人的地方呢？我反对隔离，是因为它
无视尊严践踏平等。五十年来，由于隔离制度的存在，农民成了没有首陀罗之名的首陀罗。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象征中国最底层的
身份。农民成了世袭的等级。事实上没有平等的就业权、没有平等的选举权、没有平等的教育权……他们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微乎其微。建立
在户籍管制基础上的隔离和歧视的幽灵，没有理由继续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肆虐游荡。”
　　我补充要说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的我们，并不都是农民；我们已经被“隔离”和“歧视”了五千年，但最近五十年更加残暴
，我们更加难以忍受。我们被“歧视”，是因为有人自认为主人，而把我们当作奴隶。我们都有这随时被收容、被打死的命运。收容我们的有
收容所，也有监狱，更有形形色色的恐怖机器。只要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仍被一部分同胞看成奴隶，我们就可能随时被收容，随时被打死。下面
便是一个非农民的大学毕业生被任意收容，打死，至今毫无说法的一个活生生例证。
　　据南方都市报揭露，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
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
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他的尸体现在尚未火化，仍然保存在殡仪馆内。孙志刚不是农民，
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但共同被看作这片土地的暂住者、奴
隶，农民和非农民的命运会有多大的区别呢。随意中被人收容的孙志刚“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在被折磨得生命垂危之后，丢到了一家医院
。医护人员的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
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
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
并最终导致死亡。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孙志刚死亡的原因，就是被毒打而造成的背部大面积的内伤。
　　孙志刚的悲惨命运，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的奴隶的命运的一个缩影。此时沉重而绝望的我不想再举例了，这样
的事例太多了。我刚从一个网站上看到几张有关收容所和其它收容机关里各种“严惩”“暂住者”的真实照片，想保存下地址到本篇文章中，
但很快就被删去了。
　　为什么我们在自己居住了五千年的土地上被收容，被打死？我们的中华“民族魂”、我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告诉我：“实际上，中国人向
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是呀，做为奴隶的我们还会有什
么好的命运呢。只是“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
新中国”、“共和国时期”、“新时期”、“二十年”、“十三年”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
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我仍然要喊叫：“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
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我准备适当时候回到祖国去，我将自投罗网，主动到你们的收容站去“送货上门”。我是个贫穷的卑贱的小知识分子，你们无法从我这里
得到罚款，但你们可以打死我，以显示你们的专政铁拳的厉害，以显示你们的惨无人道，以显示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了五千年的我，根本不是
这片土地的主人，而是奴隶。我愿和你们主人的罪恶的渊薮一道焚烧，这便是交给你们比“暂住了五千年”更大的罪证了。收容我吧，打死我
吧，我已在这片土地上暂住和做奴隶了五千年，我不想活了！
　　2003-4-26

 
总统大选，我投左翼的票
　　
　　十二月十九号，韩国总统大选日，特地放了一天假。这天晚上与朋友出门办事，汽车开得特别快，因为路上很少行人车辆，放假了，没有晚上下班高峰时的交通拥挤，并且很多人都呆在家里看投票统计的电视现场直播。
　　车上，与韩国朋友聊起总统直选的事，我说中国人对你们的总统选举很关注，他便问我如果也来投票的话，会投谁的票？我立即告诉他，我不会投李会昌的票，我肯定投卢武铉。我一口气说了四个理由。韩国笑着说：你的理由还不少呢。
　　我如果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我将万分荣幸，因为我也能对领导我的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能以一种方式参与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引以为自豪的事。
　　现在，七个总统候选人经过角逐，只剩下两个总统直选候选人，一个是左翼的卢武铉，一个是右翼的李会昌。我是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我当然会投韩国左翼政界人士卢武铉了。具体理由我可以数着手指列出五点。
　　一是，卢武铉出生社会下层，能体察到下层社会的苦难和下层民众的诉求，处处能考虑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李会昌则是贵族家庭出身，我对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总是很隔膜，很怀疑他能为穷人说话。
　　二是，卢武铉对北朝鲜实行阳光政策，这是我很欣赏的。我始终认为中韩两个民族的分裂是现代世界上的罕见的民族大悲剧，偏偏都发生在东亚两个睦邻国家。我在《唯有中韩两个民族的共同悲剧》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一点。我衷心希望深受内伤的中韩两个民族的统一大业能和平，顺利地完成。李会昌则对北朝鲜强硬，显然不利于朝鲜民族的和平统一。我寄希望于朝鲜的和平统一的实现来带动中国民族统一大业的完成。我始终预感到朝鲜民族的统一将先于中华民族。
　　三是，卢武铉对美国的态度让我赞许。韩国显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但完全依赖美国，东亚的国家就很难亲密地联系在一起。且不说美国不想看到朝鲜半岛早日统一，美国制造的中国台海两岸的矛盾，对中国实行的是接触加遏止的政策，韩国过分依赖美国，东亚国家就很难真正团结起来，实现所谓东亚经济圈，美国肯定不欢迎。卢武铉提倡摆脱美国，回归亚洲。而李会昌是个著名的亲美派，过分强调依赖美国的力量。
　　四是，我一直在韩国大田工作，对大田这个城市有感情。卢武铉是大田行政系统到中央去的，可以说是大田人。他的施政纲领里说要把行政首都搬迁到大田来，也是我这个在大田工作的外国人感到高兴的。这条理由有点私人化，不过也属正常心态吧。
　　朋友似乎投了李会昌的票，他说因为卢武铉和金大中同属一个党，这个党执政时间长，他想换个党执政，前届政府的弊病容易被克服。我说求同存异吧。我们笑笑，换了话题。
　　晚上十一点多，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宿舍来玩。我问他投了谁的票，他说是卢武铉。我很高兴，问他原因，他用中文表达不出来，翻开韩中词典指给我看，那个韩文词的意思是“大胆地”。
　　2002-12-21,于韩国大田。

年底回顾：我的网络

　　今天是旧年的年底，2002年就在今夜离去，今天的太阳，今晚的月亮，还有今天之前的我都将在明天更新，明天一切随着新年的到来而将在一本崭新的日历上开始。年底回顾，几度夕阳红，几度芳草绿，转眼都成旧忆。
　　回顾2002年，我最大的收获要算是触网了，2001年年底，电脑连上了电话线后，我很快便成了一个网虫。一年来的上网电话费有多少，不须算。一年来，盘点我上的网站，我泡在其中的论坛又有多少，花去了我多少时间，也难以统计清楚。我单可估计出，这一年里，我写了一百多篇网络文章，零星地散在一些网络论坛里，网站首页上。成绩吗？我感到惭愧，不能算自己的专业科研成果，也一分钱稿费没拿过，我似乎应该到新年后改邪归正了。但某种意义上的收获是有的，这能给我少许安慰吧。
　　2002年的网络活动，百余篇网络文章记下了我的辛勤劳动，留下了我的人生的一段印记，因而，我的生命得到了充实，我的寂寞得到了排解，我的事业得到了支持，我由此与更广大的社会同呼吸，共忧乐，将有限的岁月融入了无限的网络世界中。
　　因为网络活动，我给学生上的当代文学课特别精彩，其中的网络文学部分内容特别丰富，特别生动，因为，我将自己的网络活动中的知识，经验，信息都融会到课堂教学中。没有书本，单拿着个粉笔，我就能滔滔不绝地谈论我浸淫其中的网络世界的情形。
　　我的网络活动的收获不仅是促进我写了许多文章，没有网络的参与，我就不会写出这些文章，而且由此我结识了许多网友，得到了珍贵的友谊。网络打开了我现实生活的狭小圈子，使我能方便地与更广大世界的人群交流。这一年来，我结识的网友有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有学界有名的学者，有作家，也有像我一样的下层知识分子，还有普通的工人，农民。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想对自己的2002年的网络文章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社会批评占了大头，对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官僚们的腐败现象，我不遗余力地给以鞭挞，对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公正热力呼吁，这正是我从鲁迅先生那里学来的杂文精神。我称自己的网络散文为杂文。我也写了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网络文章，最多的要算研读鲁迅的随笔和对网络环境的不如人意进行的文字批评。因为后来身在异国他乡，对祖国和亲人充满了思念，我也写了一些爱国主义的恋国思乡的文字。2002年上半年，我在国内，文章以社会批评为主，下半年，我在海外，主要写文化随笔和思乡恋国的抒情散文。
　　网络活动得到了网友的热情支持，这是我要感谢的。我的笨拙的文字得到热心网友的跟贴点评，批评或鼓励，都使我不断进步，我沉浸在精神交流的幸福之中。我的文字被一些网站转贴，这是叫我高兴的，有网友在他的十大经典网文点评文章中给了我一个位置，惭愧之余，更感 到对我的鞭策。偶尔，也有文章上了网络史官们的爬行榜，这归功于网友们的跟贴多，也是对我的很好鼓励。我被一些论坛挂名为斑竹，管理工作做得不多，我只有靠多写文章多发贴来回报。
　　中国的网络环境并不很如人意，有许多网站，论坛被外力人为地强行关闭，这是回想起来令人遗憾的事。我的一些网络个人文集随着这些网站，论坛的关闭而消失，这是令我痛心的，我为此写了一些文章来批判这种网络环境。我只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的网络环境会更好。
　　自从身置海外以后，我将网络作为我和祖国联系的唯一窗口。网络为我提供了祖国的熟悉的文字，祖国人民的生活情形，也提供了我与祖国亲人联系的重要通道。我为我身在异国的乡愁而苦恼，又为能生活在网络时代，方便与国内联系而庆幸。
　　随着旧年的结尾，我更将期盼寄予崭新的2003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本职工作，教学和科研始终是第一位的，但网络生活仍是我时间和精力上的重要内容。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更好地处理好网络活动与工作的教学科研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将两者协调起来。我在新年努力的目标是要写出比2002年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网络文章，更频繁地与广大网友扩大交流，在自己挂名斑竹的论坛多做一些管理工作。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衷心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社会不公正现象大大减少，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下层劳动大众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过去的时光已成旧忆，唯未来在希望中变得美好。希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002-12-31

 

致旷新年——新年的祝福兼谈关于左派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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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新年先生兄是我尊敬的知名学者，我读过你的不少文章，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与先生同一个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但你比我出道早，
我非常羡慕你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记得我的老师丁先生，我的同事邵先生曾在交谈中批评兄的立场，我都持保留态度。我对左翼思潮内部
的分歧有自己的看法，便也对兄的一些观点有所保留，但正如我评论1949（数学）文中所说，我们都坚持左翼的立场，同属一个阵营。
　　现在左派右派中的很多人，他们自己不承认属于左右中的任何一派，但我明确地称自己为左派，我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现在学界关于左右
的概念十分含糊，我要正本清源，与国际接轨，我要明确地以自己的言行文章来在中国重新确立国际通行的左派概念。我的自我张扬左派，还
有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右倾了，我要显示自己与他们的区别，但开风气不为师，我还是有这点勇气的。将自己归于一派很危险，
不像迷宗拳那样左右逢源，但我生来就是不会圆滑的人，我不隐藏自己的立场。
　　旷兄的文章《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我在一家论坛看到，非常惊喜。因为，我知道你在给李宪源的一封信
中说你一般不在网上活动，你这次破了自己的戒到网上写点东西，第一次自己在网上注册一个名字，“为了向你致意，并以此相忘于江湖”。
我很感动。涸辙之鲋，不如相忘于江湖，但偶尔相望，也是可喜的。今夜是新年的开始，我要向你致以新年祝福，并写下自己学习你文章的一
点体会。
　　旷兄的这篇文章涉及内容较多，我大都赞同，并将继续关注先生的学术成果，多向你学习。我就随便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想吧。
　　关于为弱肉强食辩护的哲学问题，这种哲学是我最痛恨的，鲁迅曾说过一个人道的社会应该以弱者为本位，以幼小者为本位，这是我坚信
不移的真理。如果这真理不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话，起码是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个人立场。虽然弱肉强食的哲学和当下流行的厚
黑学在文化思想的空间流行着，但人类文明中的真正的价值存在无不是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人民性正是体现为对弱者的关怀，因为，一个社
会的大多数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总是被少数“强食者”所奴役。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中，只有少数人做了塔尖，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能作为广大
的受压迫的塔基存在。鲁迅有篇文章专门分析了“爬和撞”的现象，表现了他对弱肉强食哲学的理性的批评和情感上的痛恨。我自称左派，我
永远站在弱者一边，弱肉强食的世界始终是我批判的现实目标之一。特别是当下中国，权力的腐败和道德败坏所成就的“强者”，他们的危害
正在当下中国的“非人化”环境中显示出来。正如旷兄所说：“可见这个社会的伦理已经颠倒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被所谓‘强者’欺骗了、压
迫了、剥削了、侮辱了，不去反抗，而去欺骗、压迫、剥削、侮辱更弱者，不正中了那些端坐金字塔顶的吃人者的下怀？不就成了这个弱肉强
食的社会的愚昧的帮凶，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的不可缺少的链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自己就是弱势群体的成员，我们要觉醒
和抗争，要争取弱者的权力和尊严，不是为了由自己来“强食”，而是让世界更合理和人道。
　　文革是什么？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如兄所言。我曾写过关于儿时的文革记忆，但那时我很小，又生长在较平静的农
村，我的感性认识文革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它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呢？”如果我非要说出一点什么，我认为它是执政党内的派系权力斗争
，但中国当时的社会权力结构使社会上层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严重地波及到社会下层，这给下层民众带来了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国家和人民都
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损失。文革时期对老干部全部打倒，和文革后全面平反，补发工资，都与真正受害的广大劳动人民无关。
人民与统治者的界限仍是鲜明地存在。不过，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对老百姓更有好处。
　　这就要牵涉对毛泽东的评说。你说我对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这并不奇怪。实际上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和情感是十分复杂的。我曾写有一篇文
章《我爱毛老头》，为此受到很多右派的攻击。直接引用那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毛老头是中国农民的儿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的水土相服，使他一往无前地投入到破坏黑暗的旧世界中去，在他的亲人和战友
的一个个倒下中，在他连祖坟都被挖掉的敌人的最恶毒的诅咒中，他义无反顾地为中国，为中国的农民的美好前景而奋斗。他领导建立了社会
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铁锤和镰刀的工农自己的政权。他为后来的自由派所诟病，我也不想为他
辩护什么，我说的是，毛时代三十年的中国贫困与旧中国的烂摊子有关，与帝国主义对新政权的严密封锁有关，也与政策的错误有关。
　　　　毛老头一辈子也没有忘记他是农民的子弟。他虽然也像一般农民一样爱布尔乔亚的小姐，但他到底是农民子弟，他的喜欢吃红烧辣肉
，他的喜欢穿着大裤衩睡觉，与夫人生活和情感方式终于不和谐。当他发现新中国仍然食分五等，衣分十色，他愤怒了。他为人最诟病的是他
着手解决新中国的新的不公正。他的浪漫的蓝图脱离了中国现实，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歹毒，因为他的干部已经“告别革命”求享福了，因为
他的臣民是怎样的一个起点。当他回到故乡乡村，看到乡亲们仍然生活在贫穷中时，他流下了和我思念那个年代中死去的三个姐姐的一样的泪
水。中国农民，你们怎么了？难道贫穷就是你们的宿命？我和毛老头一样问，只是时间上相隔了半个世纪了。
　　
　　你对毛泽东对中国的伟大历史贡献的看法，我基本上可以接受的。但我也遗憾地指出，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并没有找到一种现实可行
的下层劳动人民持久翻身的道路。毛泽东有他的时代局限，但在他的时代，在他的时代的为崇高信仰而奋斗的人群中，他无疑是伟大的人，高
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你提到我在韩国，我承认我在韩国的经历对我的思想产生影响，但这只是更坚定了我的左翼立场。当韩国的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们竞选总
统，我热心支持左翼的卢武铉，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我在韩国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使一个资产阶级的军人独裁的政府一步步
发展蜕变成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府。但民主宪政下的社会便不就是十全十美。我所在的学校是私人资本家办的，我的韩国同事与我聊天，深感
他这样的下层知识分子与资本家阶层的差距。他说他向往的决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是民主社会主义，介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和现在非常不完
善的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一种现在还在理想中的社会。但我认为，民主宪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必须走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韩国已经
走上了这条道路，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在向着这个目标蹒跚。海外生活还给我一个重要影响，人是有祖国的，国家利益只限于国家内的公民享用
，外国人是排除在外的，正如我只是韩国的客人，没有对他们总统选举的投票权。我是世界主义者，更是民族主义者。
　　最后谈谈关于左派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一些毛左派有分歧。一些毛左派，如你批评的老田，在肯定解放后的左翼
思潮中，看到了它为人民大众着想的主观意愿的一面，却忽视了对民众有实效的制度保障。老田极高肯定的文革的“四大”如不能与真正的民
主制度联系在一起，将不会起多大的实际作用。后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大众的美好前景在哪里？这是个大问题，但我以为，市场经济是超越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宪政也是同样适宜这两种制度的发展的。现在的中国，不成熟的，乃至有点扭曲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远远没有
实现民主宪政的现实缺陷是当下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首先要促成中国走上更成熟的市场经济，促成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制
度，这一阶段的任务与一些开明的自由派的目标是大体一致的。但对左派来说，还有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下，将广大
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获得政治力量，在民主宪政的政治自由空间里，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没有民主宪政，人民就无法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
就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也就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在《我的设想是当一个工会委员》一文中含蓄地涉及了这后一阶段的任务。
　　我在2002年写了不少网络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思考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和道路选择问题，我这篇文章就不说了。我强调一点，真正
为最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翻身而奋斗是左翼思潮的共同点，但承认、肯定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与否，在左翼内部存在分歧。在这一点上
，我与一些我为之命名的毛左派存在分歧。
　　与旷先生相比，我才疏学浅，学力不足。但既然蒙旷兄关怀，我不辞浅陋，谈谈自己的看法，也算对旷兄致我文章的回应。来而不往非礼
也，并且秀才人情半张纸，我以此文回应旷先生，是我表达对你尊敬的一种好方式。你说的“在这个腐败阶级和腐朽的买办阶级灯红酒绿的时
刻，我要为在这个时代还保留着良心、同情和勇气的槟郎祝福，为那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与被践踏的工农阶级，为广大被剥夺、无望为告
的人民祝福。”前一句让我感到温暖，是对我的激励，后一句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谢谢旷先生，新年快乐！
　　2002，12，31，夜。

 

简评老田旷新年的“护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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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看到老田，旷新年等人发表文章，鼓吹要倡导一场维护宪法的“护法运动”，拜读过两个人的大作《极右派竭力围剿宪法中残留的老
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信念》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护法运动”？》，不禁哑然失笑。我想这个活动我是不会参加的了，如果全民公决的话，
我一定投他们的反对票。我认为老田和旷新年是在一个早已失去的乌托邦空想的指导下进行脱离现实的批判，因而，空想虽美好，却脱离了实
际，并且是有害于现实的正当发展的。
　　先来看老田的《极右派竭力围剿宪法中残留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信念》，此文中，老田首先确立了一个现实批判的框架：“毛泽东那一
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到今天仍然以宪法的原则残留下来了。而今天中国精英阶层在竭力围剿这一思想遗产。”这里面内涵着
老田自身的矛盾，他批判对手的武器是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不满意的是中国当下毛病丛生的现实，得出的结论却是维护既存的“宪法”，不允
许发展修改。
　　老田虽然对“国有企业垮台”的现状不大满意，却认为“国有企业垮台，根本原因直到今天仍然不是经营效率低下，甚至主要不是因为宏
观政策环境的恶化或者税负不公平，关键之关键乃在于1980年代开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发展路线”。这就必须谈到毛泽东的“平民
主义路线”是什么？他说的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就是两条腿：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先谈历史中，毛泽东的实践确实脱离了实际，并没有
给国有企业指示出什么光明的远景，国有企业模式的人为推行和禁不住现代化进程冲击而垮台的病根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这萧和就是毛泽
东。再来谈现实，都市场经济时代了，毛泽东的那种极度集权式的企业管理设想还能返老还童，救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吗？老田毕竟不反对
市场经济的，因为他维护的宪法里已确立了市场经济法则。
　　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否认他身上有平民主义的因素，但他本质上还是小农社会的思维模式，实现的是皇恩浩荡下的均贫富，四海清
平。但毕竟到了二十世纪了，他的设想中就增添了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社会的管理经验。小农经济思维和苏联的集权式工业模式产生的怪
胎就是“一大二公”的中国国有企业模式。一旦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实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政策，这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怪胎就失去了生命
力。老田就像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士大夫，他用古老的“三王之治”设想来批判一步一步地摧毁着封建社会基础的资本主义
新兴力量。“三王之治”，大同社会，美则美矣，却在“三王”之后的任何时代中毫无现实力量，只是封建士大夫们一相情愿的空想。
　　再来看旷新年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护法运动”？》，他先声夺人地宣布：“实际上，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制定和颁
布了世界历史上最先进的一部宪法”，因而对于自由派的修宪设想高叫：
　　
　　保卫宪法成为了我们当前重要的历史任务，正如孙中山所领导的 “护法”之役一样，我们需要发动一场“护法运动”来捍卫社会主义的宪
法和法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保卫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权力。保卫社会主义的宪法不仅是为了揭露那些从人民那里盗取而去的非法资产，而且
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护法运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使人民产生对于宪法的亲近、认同和共识，使广大的人民产生共同体的意
识，使他们产生法律的自觉意识，以法律为武器英勇地维护和捍卫自己阶级的利益。
　　
　　他们“护法运动”反对的目标是“在明年3月全国人大召开前，资产阶级再一次发动了修改宪法的理论动员”，“自由主义”对于“宪政”
、“法律”和“自由”、“民主”、“人权”的“虔诚”！只是旷新年又说：“对于社会主义宪法的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的确是令人
遗憾的，只顾得反对别人，却忘了手里拿的是个要在未来才有可能兑现的画饼。
　　旷新年的文章确实是对老田文章得很好的补充，因而暴露了所谓“护法运动”，不过是一种妄想中的两个可能，要么退回到完全的毛泽东
时代的“三王之治”去，要么维护当下的现状。因为正如老田所说：“如果没有选举程序上的合法化，就必须维持施政上的合法”，只要“宣
称自己为多数人利益服务并代表多数人利益”就行了。而现实正是这样的。
　　他们批判现实的武器是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不满意的是中国当下毛病丛生的现实，得出的结论却是维护既存的“宪法”，不允许发展修改
。他们的所要的真正结果只是在维护着现状，他们实际上是左派中的现状维护派。
　　2002-12-20

 

思想地图的分界线在哪里？答心不太急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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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太急兄在《商榷槟郎：思想地图的分界线在哪里？》一文中说：“在中文网络论坛上，槟榔先生是少见、甚至仅见的一个热衷于描摹
思想地图谱系的家伙，他试图绘制地图、涂抹颜色、命名、定义、解释内涵和外延。”使我大吃一惊，我原来在朋友的眼里是这样一个模样的
“家伙”，仔细一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但他此文的观点我不能完全赞同。
　　我对心不太急兄，从我十多岁上大学时就开始单方面“心仪”之了，我在怀念那段岁月的文章中已经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不过，我也强
调了九十年代后，我与他的思想有着差异。我后来在网络上结识了他，对他一直很尊重，他也没有轻视我这个曾追随他又离开了他的“学弟”
。现在有着分歧，正好可以直接交流一下，趋同存异。
　　首先来回答，我自己不觉得，但别人指出的我喜欢“描摹思想地图谱系”。我承认，我或许有这方面的特点，有果必有因。我在回答心琴
网友的类似问话中说：“此处再说一句。我考虑以后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了，但实在问题又怕不给谈呀。只好虚中藏实，准风月谈了
。谈起鲁迅左派话题的最直接原因是，我喜欢左，但又不满左派的现状。我不知为什么喜欢不了自由主义。总之谈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被这些问
题纠缠着吧。以后准备写一些实际问题的探讨文章。”因为不是针对心不太急兄的文章说的，我解释一下。我的描摹思想地图谱系，主要有三
个原因吧。
　　我糊涂地误入思想界，眼前群花锦簇，目不暇接，山重水复疑无路。既来到此园中，我当不能无获而归，于是，寻找“思想地图谱系”就
为我必须了。我想这第一个原因，心不太急兄和大家能理解，不能自己有了地图就不让别的新来的人寻找地图吧。其次，在找地图的同时，发
生了这样的事，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人说，你是左派一边的，我与他们辩论，果然与自称自由派的他们不一样。于是我便以“左派”自
居了，别无选择也，对方赐给的名号，我自然接受。但我进了左翼阵营之后，发现被自由派赶进左派，左派里的人也与我不大一样，怎么办？
只能在左派阵营里扎寨，但要区分与自己有差异的，便在思想史中寻找资源，发现了三十年代的鲁迅左派是我心向往的，便以此自居了。既然
心不太急兄说“任何学术概念，都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迫不得已’而拟设的假想性的描述”，我这一番解释之后，想兄能理解我了。
　　其次，心不太急兄文章中说：“无庸讳言，9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分裂，思想的分裂是在‘地表’，而发生在‘地下’的‘基尼系数’
才是这次分裂得以发生的真正动因。但从‘思想界’本身来说，应该是‘裂而未分’——一个碰巧的裂痕使原来在一起的人看起来好象是在两
边。仅仅是‘好象’。”这段话我只能部分赞同。兄既说了“分裂”，或“裂而未分”，总之是“裂”了，那有分歧和争论是正常不过的了，
有不同的旗号和所属内容也是正常不过的了。那么兄为什么还要反感这个“模糊数学”呢？
　　我同意分裂的真正原因是发生在地下的“基尼系数”，一切思想都与其时代紧密联系，大家都在共同的时代性上言说，这是肯定的。心不
太急兄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左右并无分别，所不同的只是双方在面对‘基尼系数’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差异。”差异也是一种“
分别”吧，我们都暂不能在商榷文中详细讨论这个方面，我在这里就简单谈谈吧。我认为自由主义思潮与左翼思潮是现代性思想地图中的一对
矛盾统一体，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西方如此且不说，进入现代史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只要是思想相对自由时期，这一对矛盾体就必然存在，
这也是人类思想很难有“中道而行之”的乌托邦的现实所决定的。
　　因此，第三个方面，“左右的区分在思想上是毫无价值的”的话就完全不能赞同，相反，我认为只要思想自由时期，就会存在这种左或右
的争论。当然有中间模糊地带，但我认为作“第三种人”是不完全可能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左派里有右，自由派里有左。我批判右翼和自
由派，本着矛盾论的原则，不会相互消灭对方，只会双方螺旋式地上升。我认为，目前自由派的方案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但肯定是片面的。当
然，正如模糊数学一样，只能在局部上批判。我认为所谓的“消极自由”，必须有积极自由来补充；走上层的宪政道路必须与走下层的各阶级
的政治力量的唤起结合起来，自由与公正必须结合起来，起点平等和终点平等都很难做到但度上努力把握。双方在争论上吸收对方，或互有侧
重合起来完整，这有什么不好？
　　因此，我不赞同心不太急兄所说的“与其说是在参与左右之争，还不如说是为了让左右之争早日休矣”，除非人类发展到理想阶段，思维
也理想化了，否则，争论还是存在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要建设性的争论，不要无聊的文字游戏，要深入结合具体问题，虚实
结合。
　　最后，心不太急兄说，“最后想说的是，左的言论与右的言论甚至非左非右的模糊言论，都应该有自由而充分表达的权利。‘言论自由中
性’，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应该去限制其表达的权利。”这一点，我举双手赞同，完全赞同。没有思想自由，就不会有左或右的争论，这也不是
心兄满意的呀。
　　我和心不太急兄的思想有差异，也有共同方面，我继续向这位我青年时期的敬仰者和现在的良师益友学习。
　　2002-12-12

 

由李华的《我们的血泪书》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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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忙着别的事，决定近一段时间不写网络文章了。今天夜里忙自己的事忙累了，休息的时候，上网随意浏览，在辣椒园又看了一遍李华
的贴子《我们的血泪书》，看到斑竹老杨的跟贴留言“谁就此事写个评论好吗？”我想到这个贴子还是做板斧的我固顶的，当时也有所感，但
因忙别事，就没有什么表示，但现在看到老杨的留言，我抽空写一篇短评吧。
　　李华的这件事事实清楚，不存争议，是非善恶也分明，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只等公安人员辛苦抓凶，依法惩处就行了。我们需要的是耐
心和等待，相信这件事总会顺利解决的。不过，联想到我知道的其他事，我觉得还有些话要说。
　　李华、李铁明、唐爱民，系宁乡县来长沙打工的民工。2002年11月8日，在与湖南省风景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再文签订的《东塘
电信局宿舍机械破砼马路协议书》后，10多位民工就进场施工，到11月28日，李华他们根据甲方要求按期如质如量完成了工程。根据签订的协
议书，甲方即黄再文应该支付清全部工程款的80%。但是，当李华他们夜以继日，拼死拼活地完成这个工程任务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辛辛苦
苦劳动等到的辛苦钱却没有到手，活干完了，要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却比在工地上拼死拼命还要难。2002年12月10日，甲方给了李华他们一个电
话，要他们到位于东塘电信局的工程项目部结账，并在电话中告诉他们，将结清全部欠款。下午2点，他们三人来到了工程项目部，屋里七八个
手持凶器围上来，用包括长剑、三角刮刀、长凳的各种凶器向他们三个人砍过来，三个人都成了血人，暴徒又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椅子往他
们头部、背部、胸部一顿乱打。直到惊动了楼下看门的大爷和电信局的经济民警，暴徒停下来并扬长而去。幸好是旁边的一些围观群众的帮助
，他们才被送到湘雅附二医院接受治疗。此事已经引起公安部门关注，社会各界舆论也纷纷支持受害人讨还公道。由于主犯在逃，此事还需要
公安部门费一番努力，抓住凶手，送交法院依法严惩，此事便可告慰被害人和社会舆论。
　　我由此事联想到现在社会上发生的许多类似的事，这样的事很多了，听了没有惊奇只有愤怒，但怕再这样下去，连愤怒都没有了，反怪起
受害人自己运气不好应该自认倒霉来，我认为我这样的推想是可能出现的。我的叔叔是像李华一样外出打工的民工，过春节回农村老家，去看
望他，他总是向我发牢骚，说现在的活主太坏，一年累到头，指望看在过年的份上，活主能结账，给点现钱好过节，但大年三十回家，除了一
大把白纸条，一分钱工钱也没有。叔叔说，活主老板们说没有现钱，明年有钱再结账，既给你欠条，就不会赖你的帐，但老板们过年照样有大
把大把的钞票花。在田里刨不出食，只能出去打工，忍受这等窝囊气。我说他们没理呀，叔叔苦笑着说，到哪里去说理，你要去要钱次数多了
，他还有专门的打手对付你，他们有钱就有势，被白打了钱反而就烂了。
　　我想，李华这件事正好验证了我叔叔说的话，他们要工钱要得老板不耐烦了，便遭到了一阵无辜毒打，现在凶手逃了，钱又怎么要得回来
？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认为还是社会风气太坏了，具体来说，社会缺少信用机制，几乎是弱肉强食的兽类法则在横行。活主老板大都是有钱
有势的人，民工相比只能是软弱可欺。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农村里有年轻人专门给有钱人当打手，只要老板命令，打了人得了钱出去躲几
天就没有事，有时躲都不用躲，因为老板的钱势能摆平。听他说干打手这一行的人比同村人大都先富起来。
　　我想除了“要钱不要命”的价值观适合现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伦理之外，我们的公安部门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没有用法律的威严震
慑住那些为钱草菅人命的有钱有势的人。这里不能否认一些公安部门存在腐败现象，他们不是用法律保护良民，而是欺压百姓，为有钱有势的
人作虎伥。我朋友说他村里干打手职业的人口禅：公安人员的工资在我老板这里拿。
　　当然，腐败只是局部情形，公安人员经费不足，警力不足，案件太多忙不过来因而打击不力，等等，也影响法律的有效实施，对社会正义
的保障。
　　最后，愿此案早日圆满解决，让受害人得到满意的结果，让社会邪恶行为得到遏制，正义得到伸张。
　　2002-12-15，夜

 
人民可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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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写了七篇关于反战问题争论的文章后，我不想再涉及反战的话题了。受网友文章启发，考虑到即将召开人大政协两会的背景，我又写
了篇《呼唤保障言论自由》，内容引经据典，是古今中外的大杂烩，但意思是明确的，也是能针对现实的：“中国正在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化，
百废待兴，但无疑的，保障言论自由，呼唤新闻出版立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在回答网友的跟贴中，我说：“至于保障言论自由的新
闻出版法制究竟怎么搞，那是专家的事了。我只能写点网络杂文。”同时，我又看到网上消息：胡锦涛总书记表示，今年制出版法，几年内出
台新闻法。
　　后又看到lyx760网友在猫坛质疑我这篇文章：“我记得好象美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国会制定有关新闻、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法
律，因为宪法已经制定了，言论自由就是非常明确的规定，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所以主帖说‘国民党政府的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当然不好，
但没有保证言论自由的新闻出版法更不好。但共和国成立以来，到今天还没有一部新闻法，也没有出版法，’我就不懂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比
国民党还不好吗？”这促使我进一步地思考有关问题，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人民可以说不。
　　 “美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国会制定有关新闻、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法律”，而我在中国呼唤“保障言论自由，企盼着‘经过了
中国人民的批准’的新闻出版法制早日建成”，我的想法错了吗？决不是，因为中美国情不同。这牵涉到两国的社会结构有着显著差异，即“
全能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国家的不同。
　　“公民社会”是Civil Society的本意，源自希腊雅典的“城邦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包括有这种思想，但是以国家和社会
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公民社会概念则是在17至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这个概念包含若干基本要素：一个公共权威之外的私人活动空间（市场、
家庭、社团等）；由私人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公共领域（从早期的咖啡馆到后来的政党和大众传媒）；一个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一个具有
高度自主性的社会，等等。
　　西方社会有一个重要思想：“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他们认为，国家是“必要的邪恶”，国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民社会需要国家调解其
内部的利益冲突，保护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会无力承担的公益事业。但是国家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若无力制止，国家权力和国家活动范围将
会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从而危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自由主义者主张以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划定国家行动的界限，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
。现代的民主主义者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并已形成一个共识，即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乃是民主必不可少的条件。
　　体现这种思想的美国社会结构一开始就是公民社会大于国家，国家是在公民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并为公民社会服务。以研究东欧问题见长
的美国学者迈克尔.伯恩哈德认为，“民主体制下惟一良好的权力配置就是强国家和强社会共存；在这种格局下，国家有能力有效地工作，公民
社会也足够强大以防止国家权力过渡扩张而侵犯公民权利；双方中任何一方过于弱小，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但在美国，公民社会是非常成
熟自立的，力量上也强过国家。法律体现国家意志，而宪法体现公民社会意志，美国宪法已经承认和保障了新闻、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美国国家如想制订“制定有关新闻、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法律”，容易被看作是对公民社会的侵犯，必然会遭到反对。这正如lyx760
网友所说的关于美国的情形。
　　但中国则国情不同了。已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曾把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全能主义（totalism）”的国家，其特
点是执政党以国家的名义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领域高度重叠，国家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统治
机构对民间进行无孔不入地控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化三改造”运动基本上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摧毁了民间社会赖以
生存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把民间社会从根子上铲除掉了，使得过去的“国家──公民社会──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
结构。国家直接面对民众，政府直接依靠国家机器统治民众，中间没有一个作为缓冲层的公民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邓正来认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
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他提出，中国的市民社会应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
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民办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负责人李凡认为，强
大的个人自由的要求将是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这种因素一旦被激活，将很难再被束缚起来，实际上中国市民社会的内在冲动已
经被激活，在这样的动力下，市民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两大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如果说美国是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形成国家，“国家──公民社会──民众”的三层结构完整，并且公民社会最强大，那么，中国则
是另外的情形。中国过去几乎没有公民社会，现在还只是萌芽阶段，“国家──公民社会──民众”三层结构中第二层严重不足，国家力量巨
大，民众被治理成“沙”一般。美国的宪法体现公民社会意志，中国宪法体现国家意志；美国公民社会为维护自己利益反对国家制定法律侵犯
公民社会权利；中国的公民社会要想成长，必须制定法律来修正、完善宪法，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社会的意志。
　　所以，就拿言论（包括新闻出版）自由来说，美国成熟的公民社会已经有实存的言论自由，并且宪法保障了这种自由，公民社会反对国家
制定有关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的法律来限制这种自由。而中国，不存在像美国成熟的公民社会那样有已经实存的言论自由，要争取到这种自
由，正在萌芽发展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就需要制定有关自由，包括新闻、出版的法律来修正、完善一直不能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限制国家权力
，体现公民社会的意志，确保言论自由。
　　在中国这样不同于美国的国情下，中国要想推进现代民主化进程，必须兴建公民社会，以“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在这样的思想下，我们
应当致力于个人的自由、社会基层组织自治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有力量的社会阶层的发展。应当加强已经活跃的社会组织所产生的社会自治
、自主、自我管理、与国家的分离、民主的需求，以此在中国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民主革命。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于公民社会的兴起，而公民社会的兴起在于民间自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在于人民积极投
身到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向严重越界的强大的国家权力说不。人民可以说不。
　　（读书笔记。槟郎：本名李槟，大学中文系教师）
　　2003-03-02

中国官场与西门大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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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官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当官，是每个人求取功名利禄的最好途径。古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早被时代改造成“万般皆下品，
唯有当官高”了，我已为此专门写过文章。古人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一朝金榜题名，戴上乌纱帽，读书成了做官的桥梁，今人则更直接了，“
千钟粟”不需寒窗数载书里寻了。吸取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精华，又结合了西洋现代文明的中国官僚制度，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
活和文化生活都总是不得不以“官”为轴心转动。虽有知识分子们寄予美好盼望的中产阶级崛起了，也无非是“古已有之”的官商勾结，中产
阶级的代表《金瓶梅》中的西门大官人便是两者结合的典型：阔人的嘴脸。
　　中国社会，政治是伦理化的政治，整个官僚体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义利”为纽带来维系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上
下级如“上下其手”，官官相护成一个牢不可破的特殊堡垒。虽然中国文化一贯的“义利之辨”，总是义在利先，君臣际合常以君子淑女之结
合作比喻，但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不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结。这种温情在官场文人吹嘘的“外举不避亲”的实行上实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内举
不避于亲”倒是与“家国一体”的国粹相得益彰，日益发扬光大。义利之辨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官民际合常以父子之结合作比喻，“无父无君
，是禽兽也”，父君又叫“公仆”，“青天大老爷”，人民便是儿子或“私仆”了。这种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把掠夺集团与被压榨之大众的
关系伦理化，也是中国官文化的一大特色。
　　精通中国国粹的费正清博士在对官文化的理解上正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样，使中国人感到亲切。他认为，在中国式的官僚体制中，突出之点
是“勒索”和重用亲戚，“这是彼此起加强作用的孪生制”。下级官员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照例要馈送上司“礼敬”，官员们的如此外快
收入是维持其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官员们靠我们今天称之为“系统化的贪污”行为来扩大其既得利益，这是中国特色官场体制必然出
现的伴生物。这种建立在“勒索”上的官僚体制内部实际是一个“庇护制网络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中负担的义
务比他们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担的要重要得多。国家国家，国与家相通，官场便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家庭”，非私人的社会制度与私人
关系紧密结合，这是政权腐化的根源。因此，“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中国官场的通病”。前一段时间
，报纸新闻爆出了一个趣事，一个县的头儿除了不识好歹的“化外之民”，只有他老婆没有向他行贿。既是中国官场特色，此事实多矣，还有
什么可奇怪吗？
　　跳出官场内部看官民关系。老百姓只能看到“官官相护”和“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们除了送上小命或准备掏尽血汗钱，还
能做什么呢？而金发碧眼的“老外”就能看出什么了。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提醒他的外国人：“记住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
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纯封建手段。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想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它的政策，只
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这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手段。所以鲁迅反对徒手的学生游行，认为“奉旨游行
”的除外，怕只能仅仅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政府衙门前是个“死地”。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当然包括官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和揭示官场生活内幕的小说，其中影响
极大的如王跃文的《国画》、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使“官场”再一次集中地在形象的反映生活的艺术中得到展示
。但这批小说在批评界得到部分的肯定同时，伴随的是更多的批评。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津津乐道正面官场人物如何宦海沉浮中极其
优秀地洞悉和适应了“为官之道”，并且作者本人在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些官场游戏法则、技巧的时候也流露出欣赏、玩味的态度，似乎有功于
读者以后当官所用。二是当下为官的最高法则是“分享艰难”，这正是上面提到的一篇作品的名字，批评家们作为知识分子一开始以为要已经
边缘化的他们与主政者们一道分享“在改革中腐败”的艰难，很快发现理解错了，小说中是乡党委书记和养殖场经理洪塔山分享艰难，发不出
工资的小学教师们靠边站，因为前两者是各有势力。
　　九十年代的官场不同于前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西门大官人”的出现，这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者呼唤将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出
现后又终于失望的一群。即刘醒龙小说中的养殖场经理洪塔山之流，官人孔太平的表妹被这“中产”人强奸了，但孔太平要与“中产”人们“
分享”在改革中腐败的“艰难”，也听之任之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结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特点，在中国式的官僚体制中，突出之点是“勒索”，
即“权力寻租”，中产们正是好对象，而后者的钱必须与前者的权力联系，才能使自己成为西门大官人那样的“阔人”。官人和中产人们互有
利用，自然一拍即合，共同作“阔人”。只要看过几百年前中国“古已有之”的《金瓶梅》，便明白，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养殖场经理洪塔山
之流只不过是当日“我大宋”的“西门大官人”罢了，只不过少了风流倜傥，多了粗鄙俗陋。还有不同的是，现在有精通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厉
以宁教授院长之流舍命为其辩护，将当今的“西门大官人”们送到翰林院挂个“翰林大学士”还不知足，还要严禁“郓哥儿们”揭示出西门大
官人们的“小”来，先下手为强地诬蔑他们为“仇富”分子。
　　我虽在官场混迹多年，由于不懂“官场之道”，便成为一个异类，终于“寻找别样的人们”去了。但是，我这一群人中，虽有孟子先生发
怪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太祖皇帝终不容于他。到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访”到自由宪政主义的胡适之先生的“好政府主
义”，已经是中西文化结合在官场上集大成了。只有鲁迅是个异类，指出“好政府”与“好药方”一样，除了文人拍马屁和官人们自我吹嘘之
外，实在没有什么。
　　诚如鲁迅先生在《学界的三魂》一文中谈及“官魂”时所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
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我既为异类，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
秋与夏冬”，继续做我的卑贱者吧。
　　2003-3-18

 
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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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父母为什么要生我来到这世上，并且是中国的贫乱的土地上。我奇怪父母生育了六个儿女，夭折了一半，偏偏是三个如花的姐姐死
了，我却痛苦地活在这个人世上。父母都已经离开人间了，我还要在人世间继续挣扎。凭我现在的年纪，我还必须在人世生存几十年，是否太
长了？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我三十多年的实有人生中，饱经了一个社会下层人的苦难，屈辱。人到贫贱百事哀，这世间还有什么可留念的呢？我深深懂得这个世界是
上苍为阔人们创造的，为聪明人创造的，我只属于贫贱者的一群，既不阔又不聪明。我更明白，我这一种人群生来就是为聪明的阔人作点缀，
以显示他们相对我们的阔而且聪明，点缀这个似人非人的人间。我还有什么可留念的呢？
　　我常常准备着自杀，准备着自杀的时候，我就想着我所受到的人生种种悲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没有生的留念，却有着生的苦
痛的记忆，我将带着这记忆离开人间，直到在地府中的度忘川中才能彻底永久遗忘。
　　我1968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中部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祖父母生养了六个儿女，却不能全都养活，如最大的入赘到
别人家，最小的被别人抱养走。父母也生养了六个儿女，比上一代更惨，饿死了一半。我在贫乱的中国乡村土地上如野蒿子一般疯长，奇迹般
地活到现在，我却目睹了许多儿时的玩伴遭天灾人祸，现在早已化为黄土。
　　我上学读书了，放学回家，放牛放鹅，回家却吃不到米饭，而我的故乡却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揭开锅，全是山芋南瓜，就是不见米饭。后
来进城，在外国，看到街上小卖烤山芋，我从未买过，我在童年时已经吃够几辈子了。我一个月吃不到三餐猪肉，营养严重不良，后来进城后
，城里人已经将猪肉驱除出宴席了，我却天天要吃猪肉，算是对过去的补偿。
　　去很远的镇上上中学，我住校。每餐吃着家里带来的咸菜，只花五分钱买一点热青菜汤。我常常没有菜吃了，寡饭吃不下，就加盐开水泡
着吃。这时我的身体正在青春发育期，我整天感到饿，一餐打一斤米饭还忍耐不到下一餐。我清楚地记得，我已经是大学生了，我也吃过这样
没有菜的米饭。比起没有米饭吃的岁月，这样的日子已经很幸福了。
　　工作以后，发现我这个来自贫瘠的乡村的人根本被城里人看不起。告别乡村以后，我开始过着在城市里的贫贱的生活。我发现在一个金钱
和权力衡量一切的世界，我这个两手空空，朴实忠厚的乡巴佬对象都难找。苦难还在后边，我教师工作第一年实习期竟未顺利通过，我要被单
位退回教委重新分配。这是我第一次与城里有权人打交道，便彻底惨败。到底我被发配到监狱，呆了很多年，往事不堪回首，发现自己根本不
适应那个世界，我便通过考研逃出来了。
　　到大都市的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了，暂时逃避了有权人的欺压，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但饥饿这个老朋友又来骚扰了。为了生存，我不得
不逃课，丢下书本，去社会上打工，做家教，给书商当枪手，给商店当保安，终于挨到毕业。但等着我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父母贫病交加
，相继不到周岁六十岁便过世了。我成家，母亲没看到。我有了儿子，父母都没看到。
　　我三十岁研究生毕业重新走上社会，等着这个贫贱的乡下人的又是什么呢？我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集体宿舍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和
藏书，我身无长物。我成家了，在外面租的房子，房租占去我四分之一的工资。老婆是老家安徽城镇户口，办了停薪留职来南京与我同住，每
个月的暂住费是15元，她却因外地户口没有工作毫无收入。我找单位领导求告，不知跑了多少次，我甚至对领导说，我快要发疯，精神崩溃了
，依然难以解决这个老婆户口的调动问题。我是这个大都市的高级知识分子，我老婆却要交暂住费才能与丈夫合法地住在一起，这是什么社会
！
　　单位到底动了恻隐之心，每年的三百元的困难补助都给我，另给了我一套23平方米的公房租住。房子不小了，但我一家数口住的确很拥挤
。一间4平方米的小房给我做书房，几千册书没有地方放，狠心交由老婆处理卖了上千册，剩下的书都堆到床板底下。书房里除了一张床就是一
张桌子一个电脑，这个最现代化的教研设备还是我岳父母赞助的。
　　以上，我谈的是我自己，但我的常常准备自杀的原因不只这些。君子固穷，颜回也不改其乐。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只
有忧，何曾有“后天下之乐”？放眼祖国的乡村，三农问题，我的热爱的乡村依然贫乱。再看城市，红灯绿影，纸醉金迷之外，是贫穷的工人
阶级的苦难，哀告无力。“贫困，像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放眼知识界，放歌着中产阶级的美梦，制造着王
晓明所说的“半张脸的神话”，冷漠甚至仇视着下层人民的贫困，恬不知耻地充当阔人们的走狗。我对这个弱肉强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还有
什么留念呢？
　　我因为极偶然的机会告别祖国，来到韩国工作，我仍然逃不了作为贫贱者的命运。我因为是中国大陆人，命自然贱，别人看不起也是祖国
的原因。有个同事也是华人，但他是加拿大国籍，虽是本科生才二十几岁，韩方给他的工资比我高。要是纯种的西方人，收入就更高。我这位
加拿大籍华人同事因为不是中国的护照，他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免签证，我却成为海外各国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是纯粹的中国人。
　　我常常想到自杀。我这三十多年的人生中，自杀或者变相的自杀如出家，念头频频发生，就是实际行动也发生过好几回了。各举一例。我
19岁上大学的时候，给班主任留下一个纸条，然后一个人跑到南京的栖霞寺要出家做和尚，但方丈不收，要“单位”同意出证明才行，还说我
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大都多愁善感。我20多岁刚工作不久，一次跑到芜湖到合肥的大公路上，准备钻到飞速行驶的汽车的车肚里去，但司机太机
敏，猛刹住车喝住了我，还骂我我找死呀另找个地方去。读研究生时，我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上读经班，准备出家当洋和尚，但圣灵就是不充满
我，牧师不给我受洗。我想到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下去，我想到到黄山最高峰莲花峰或天都峰跳进云海里去，我想到跳进黄海或韩国东海（日
本海）里去。我更想像一些作家那样，用枪自杀，我曾玩过五四六四手枪，折叠式冲锋枪，但我现在没有枪。
　　我对这个阔人们的世界无所留念，我生存着只能遭受屈辱，我便常常想到自杀。但当我实施自杀行动的时候，我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便从
冥冥之中告诫我，战士是从来不自杀的，宁愿被别人打死，去做一个战士吧，与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作斗争。我能成为战士吗？精神导师的话为
难着我，但我想到他的“反抗绝望”哲学，我便继续活下去，直到下一次实施自杀行动。
　　由自杀想到死，再想到立遗嘱。鲁迅先生不也在文章中立了遗嘱吗？我一时还不会死，我的死必须我自己的主动选择。我效仿一下鲁迅先
生立一份遗嘱吧。一是给儿子的，我对不起你，怪你的命不好，生在贫贱之国之家。二是死时安葬，愿给我身上披一幅中共党旗，我不是这个
党党员，但我是与它“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不是想死后被追封为中共党员，我只是爱这旗子上的铁锤和镰刀的图案。三
是坟上立个碑，碑文是：这是个贫贱者，他战斗过，但生不逢时。
　　2002-12-09

 

我的设想是当一个工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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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创作，先是写产业无产者命运的，再批评1949网友对穷人麻木，到后来我对自己一般的穷人绝望地苦恼，写了《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是逻辑递进关系，是：说别人的事，说着说着，自己也伤心起来了。很多热心的网友劝我想开点，千万不能寻短见，使我非常感动，我谢
谢他们。其中一个贴子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影响，说到我的心里来了。这个网友叫dingli，是四川一个中学的女教师。请看她的贴子：
　　
　　槟郎先生、本家老弟你好！读了你的《我常常准备着自杀》一文后，确实证明了你是喜欢鲁迅，而且还展示了你鲁迅似的风范和文彩。“
三个如花的姐姐死了”，美好的人不在了，而你“还要在人世间继续挣扎”，你想翻身求解放，走学而优侧仕的路，研究生毕业了仍要租房子
住，还是属于贫穷阶级……！贫穷使你想到了出家，寻求精神上的平衡，于是“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上读经班，准备出家当洋和尚，但圣灵就是
不充满我，牧师不给我受洗。我想到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下去，我想到到黄山最高峰莲花峰或天都峰跳进云海里去，我想到跳进黄海或韩国东
海（日本海）里去。”只可惜参与讨论的大多是“善良的华老栓”，还认为你真要“自杀”，“饼”做大了穷人却分得很少，反而比原来更饥
饿，自私的自我奋斗为什么仍然不能脱离贫穷阶级，是不是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行动了：去办农民讲习所；收拾行囊去安源煤矿？
　　
　　这位热心网友的贴文中说，“想翻身求解放，走学而优侧仕的路”，是不确的，一首歌唱得好，读书是为穷人要翻身，不是为做官。最打
动我的是她贴文中的最后一句话，知识分子的谋求大众解放不只是在书斋里。但我对以后的事无法预料，如果真的有机会到现实的下层社会中
去实践，我的设想是当一个工会委员。
　　我对实际社会活动的设想是当一个工会委员，可能不是“毛泽东思想指导行动”。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巴金先生的中篇小说处女
作《灭亡》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我百读不厌，对我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当我第一次说出我的未来设想是当一个工会委员时，我的脑中便
浮现出《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的形象。我喜欢学习鲁迅，鲁迅思想是我要学习和发扬光大的，但在当工会委员的设想上，巴金先生的《灭
亡》这部作品是我的指导老师。
　　《灭亡》这部小说是巴金1928年在法国时期写成的，当时巴金正愤激于国内社会的黑暗：社会严重贫富分化，统治阶级与富人们，帝国主
义者勾结在一起，疯狂剥削下层劳动人民，后来毛泽东称之为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巴金虽出身富门，但很小时就受到五四以来的
中国左翼思潮影响，坚定地站在穷人一边，背叛了封建资本性的家庭，只身远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部作品虽是巴金的小说处女作，也
是他青年时期思想探索的一个小结。
　　巴金的《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便是一个工会委员，他出生于一个穷苦人的家庭，虽然通过读书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在这个由阔人们
主宰着的社会里仍然百般受到歧视。他喜欢俄国的民主主义者，写过模仿美丽的俄罗斯女郎献给她的被沙俄政权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革命者情人
的恋歌。这些作品深深地打动了一个中国富家少女，她给了杜大心本人和他的工会事业巨大的支持和爱护，他们终于相爱了。但是，杜大心却
是个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准备献身的战士，随时会丢掉性命，又由于他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病，他对他心爱的女郎主动的爱的表示退却了。
　　小说里非常真实地揭示了当时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的现状，他们在资本家及其爪牙的残酷欺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还
不能反抗，稍微表示一下对压迫者的不满，便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是，左翼思想从西方输入中国了，作为左派分子的杜大心热爱左翼思想
，坚决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为他们的翻身解放而斗争。在杜大心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以后，工人阶级显示了自
己的政治力量。杜大心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会的一名委员，工会运动的指导者和实际参加人。
　　杜大心时代的产业工人阶级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斗争的运动，受到政府的敌视。杜大心所在工会的一个战友，也是他的追随者，一个普通
的工人在晚上街上张贴传单时被政府的爪牙抓了，判了死刑，杜大心亲眼看到他的惨死，激起他绝望的仇恨。他准备去刺杀当地政府的官员，
为战友报仇，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但他怎能放得下他心爱的美丽女郎呢？
　　这部小说最感人的情节就是杜大心决定刺杀政府官员抛弃性命之后，他向他的情人的告别。杜大心说得含蓄，女郎没有完全明白，只是忠
诚于他，信赖他。他走出女郎的家，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站在楼下眺望楼上女郎窗口里显示的美丽的身影，但他终于咬着牙走了。杜大心刺杀
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府官员，牺牲了性命。他的情人在知道这个噩耗以后，毅然地抛弃了舒适的富家小姐的生活，投身杜大心的事业。她出
版了杜大心的文集，成为一个工会运动的活跃分子。
　　巴金的小说《灭亡》倾注了巴金的强烈的爱和恨，是一部鲁迅所说的“撄人心”的作品。这部作品还有续集《新生》，续集里，杜大心的
情人成为了成熟的工会运动领导者，还带动了自己的哥哥，一个阔少爷参加了下层人民翻身解放的斗争。续集主要写这个阔少爷由忧虑到一往
无前地投身产业工人运动，终于被富人的政府杀害的全过程。
　　写到这里，发现我这篇文章写成了文学评论了。没关系，文学反映生活，生活与文学是紧密联系的。我设想我当一个工会委员，自然受到
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杜大心的影响。但我可以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宪法也确认他们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当然，社
会时代转型，很多伤害工人阶级的事是难免的，我当一个工会委员，可以为他们说话，捍卫他们的利益。
　　我的设想是当一个工会委员。
　　2002-12-12

 

呼唤保障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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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大都熟悉鲁迅文章提到的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平凡
的芸芸众生来说，生命和爱情都是宝贵的，自由更是宝贵的，哪一样也不能轻言抛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一点来讲
，自由社会对于人生无疑是最宝贵的。文人好云：“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在一个社会确有“动口”也不准的现象，就不免叫“君子”们为难
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写出的文字不能自由发表，今就不如“古”了。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正在向现代文明
社会转化，百废待兴，但无疑的，保障言论自由，呼唤新闻出版立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中国古代有提倡言论自由的故事。《国语•周语》载，周厉王虐政，国人“谤之”，厉王就找了一个“巫”作为“监谤者”，一旦发现有
人批评，就杀之，“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还得意地把这情形告诉邵公，说“吾能弥谤矣”，但明智的邵公不满厉王的这种行
为，就劝他开放言禁，理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但厉王
就是不听，邵公也就没有办法了。但周朝很快就发生了社会动乱，周厉王自食其果。这种中国古代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光辉地存在着的“为川
者决之使导”的哲学思想还与数千年后的西方思想大儒哈耶克的不干预主义思想相通，在《通往奴役之路》里，哈耶克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
“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哈耶克在治理社会思想上反对的正是像周厉王那样的强行干预的“甚于防川”的思维和办法。
　　言论自由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基本条件。民主社会制度承认最好的统治是得到每一个公民同意的统治，至少要得到多数派
公民的同意。由此必须承认公民的知情权、投票自由和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言论有多重性，一个社会它可能会惩罚危及社会生存发展的言论
，但事前防堵和事后疏导两者有着实质的区别。因为言论总是由少数人发起，然后得到赞同才逐步扩大，成为多数人的言论。所谓真理往往掌
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就是这个意思，它的潜台词正是少数人的言论，或一时被看作“反动”的言论，以后会被社会广泛接受。所以一旦某个政
权或团体事先控制言论的发表，那就表明它对于自己是否代表多数人已经没有自信，这时多数人的统治是否名副其实就已经很可疑。对言论自
由的扼杀，是专制政府的显著特征之一。
　　我曾经看到过杨支柱兄的贴子里的一段话，说得非常好：言论自由作为民主制的基础受到高度强调，原则上言论不但不能事先检查、控制
，而且也不能事后追究；只有当言论直接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如揭露他人隐私或诽谤他人名誉）或引发了暴乱（例如鼓动一伙群情激奋的示威
者拿起武器）时，言论才被根据它的后果作为“行为”而例外地受到追究。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绝大部分人的道德勇气有限，不敢冒事后追
究的危险发表言论；只有废除了对言论的事后追究，早先的少数派才有说服他人成为多数派的可能，民主制才能建立在更真实的基础上。此外
，言论自由的重点也由古代的大鸣大放转变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我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说：“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的美），要想保
护它，必须喜爱它，我感到我真正喜爱的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我感到需要它，没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满。”我呼唤的“保障言论自由”
，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没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满”的“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我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边， 而“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
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
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力而丧失掉”。伟大的恩格斯先生响应马克思先生对
言论自由的呼吁，他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
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持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我为两位导师的话而激动，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主义正是一个应该充分保障
言论自由的社会。
　　过去国民党的民国政府虽然制定过类似出版法的东西，但不是保障言论自由，反而是钳制言论自由的专制工具。现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
曾经爱言论自由和为人民谋福利而奋斗过的。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社论，《打碎法西斯式的出版法》，严厉地批评了国民党政权
下的言论不自由：
　　
　　国民党当局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地发生，互相竞赛似地，北平一下子封掉了七十七家报纸、杂志、通讯社，上海也就查禁了《文
汇周报》《新华周刊》《消息半周刊》《群众杂志》，其他如《文萃》《周报》《民主》《昌言》《人民世纪》等刊物据说也被上海市警察局
认为有违反出版法之处，准备查封。
　　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后，于民国十九年公布了箝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法；二十六年公布了条文更加严密的修正出版法。这个所谓“法”
，经过了中国人民的批准没有呢？没有！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同意这些嘴上的封条、身上的锁链！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反对这些非法的“法”。…
…现代民主国家象英美都根本没有专为箝制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出版法这样的东西。而在出版法中，采取报纸期刊不仅必须申请登记，而且
必须获得批准始得发行所谓特许制度的，更只有法西斯国家始有此恶例。在中国，也仅仅窃国大盗袁世凯曾经在民国三年颁布过与这相类似报
纸条例，而这个条例随着袁世凯的垮台而被废止了。
　　中国人民知道他们要走的路，他们将再接再厉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各种神圣权利而斗争。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他们将象打碎过去的检
查制度一样打碎这种法西斯式的出版法及其他各种限制。
　　
　　国民党政府的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当然不好，但没有保证言论自由的新闻出版法更不好。但共和国成立以来，到今天还没有一部新闻法
，也没有出版法，有的只是各种不利于言论自由的土政策或“内部”的规定，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显然的，言论自由环境时好时坏，总不能让
人满意，更不适应加速发展的民主化改革潮流，主要是缺少保障言论自由的新闻出版法制。传说元老派陈云过去多次阻挠新闻法、出版法的制
定，他的理由是：新闻法、出版法是“我们”夺取政权时与国民党斗争的锐利武器。“现在是我们掌权，难道要制定一部束缚我们自己手脚的
法律吗？难道我们要绞尽脑汁为反对我们的敌对势力提供锐利的武器吗？不制定法律，我们怎么做都行。一旦制定了新闻法、出版法，就是授
人以柄，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敌人狠狠地打击我们”。但我想，陈云话中的“我们”概念已经含糊不清了，现在执政党已经自称是“全民
党”，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最广大的人民都是“我们”了，在人民的中国实行新闻言论立法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网友东海一枭在《新闻改革为先导》中说：“世界早已步入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时代，中国新闻业只有从观念、政治上进行
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真正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从而跃上时代潮头，成为政治改革的排头兵。新闻改革与政体改革，唇齿相依，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诚然此理。
　　我呼唤保障言论自由，企盼着“经过了中国人民的批准”的新闻出版法制早日建成。
　　2003-2-28

 

《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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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理论）
（张业松，《书屋》2000年第11期）
胡风“集团”案是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学者林贤治以此观点写成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只是叫好，几乎没有异议。但
这并不表明对待胡风事件已有共识了。果然，现在，一些人站出来为冤案的制造者之一舒芜开脱责任，扬言他有“背叛（胡风）的权利”，而
胡风，似乎罪有应得，因为他是“两面派”，至于冤案受害人的申辩则被他们抨击为对舒芜这位“充其量是个思想上的迷途者，而非道德上的
小人”施以“人格上的攻击”。现在知识界不是流行“颠覆”、“消解”吗？这股新评胡风事件之风可以将林贤治文章的积极影响冲刷殆尽。
这使我深觉正反两面的较量从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拉锯战还将继续，但无情的历史在未来终究有情。因此，张业松先生这篇三万字长文《关
于舒芜先生的是非》的出现，有其极大的价值，我认为可以和林贤治的文章并列为世纪末关于胡风事件最优秀的评论的“双子星座”。
这篇文章对胡风案的时代背景、胡风本人的性格中的悲剧性因素、舒芜对胡风事件所应付的责任、舒芜作为他那种角色的内在心理特质、以及
近来为舒芜“翻案”的文章的致命缺陷都进行了精细的事实论争、理论剖析。观点是鲜明的，有意义、有思想深度；文风是端正严肃的，读者
又可感到一种对历史负责、对善负责的巨大激情，因其被包裹着而更加逼人。并且此文作为驳论文的论辩性也非常到位、精彩。
我与张业松是学问上的朋友，我一直认为他是同情舒芜的。他与舒芜有私交，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里也称他为“我的青年学者朋友”。读
了《书屋》上这篇文章后，七月派老诗人化铁也说和我一样有点诧异。想想后，我们大家应该能理解：业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来审
视胡风事件，他并不必要考虑其它。读者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新文化运动与官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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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知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与一帮志同道合者鼓吹新文化新思想、反对传统伦理道德，特别是倡导和实践文学革命，掀起了
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明史的开端。但我们的一般说法包含这样的重要观念，即这完全是民间知识分子自发掀起来的，与当时的
政府无关。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却是反动的，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就是“五四”时镇压学生运动。其实，任何一场非以推翻现政权为政治目
标的社会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政府的支持对于其成功是必要的，而得到这种支持也有可能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民间知
识分子和官方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运动，它的成功与官方一定的支持密切相关。
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得力于“国语运动”，或者说，是国语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运动的合作的成功。从文化史上说，新文化运动，可有广狭义
之分，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包括国语运动， 而狭义的新文化运动与国语运动是两个运动，但两者密切合作和逐渐合流。这两个运动有很大区别，
主要在于，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而国语运动是政府部门知识分子的政务活动。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得力于
与政府知识分子的合作，政府权力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做了可靠的保障和推广。
“国语运动”可追溯到1913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后不久，讨论国家建设方针大计时，教育部也召开了一个“读音统一会”，对持续了20年的晚
清拼音化运动作回顾和总结，确定了章太炎提供的“纽文”“韵文”作为汉语的“注音字母”。这次大会也规范了几千个汉字的标准读音。由
于袁世凯抢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教育部没能正式公布这次会议的精神。袁世凯死了以后，教育部的这帮人想继续将国语运动推行下去。黎锦
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回忆说：“那时正当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推翻，共和回复之后，教育部里有几个人们，深有感于这样
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于是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
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便相约各人做文章，来极力鼓吹文字底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请教育长官毅
然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
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里还是有一些清醒的有志之士，1917年1月，国语研究会成立，颁布《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标志着国语运动正
式发动。
一开始，以《新青年》为首的学院派民间知识分子与国语运动并没有发生联系，尽管两派的观念上有共同之处，都强调和推广白话“国语”。
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相继抛出《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鼓吹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上全面革命，但以胡适偏重的“形式革命”得
到社会更大反响。又由于语言学家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加入，文学革命主要在“文字形式”上进行讨论、建设。这便与“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
之必须近文”的国语运动目标一致了。难怪，当时的反对国语运动的胡玉缙就第一次将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联系在一起，他指责国语运动者们
“公等日日在中国，日日以国文为仇乎，岂惑于某氏文学革命之说乎”。这“某氏”就是指陈独秀。但陈独秀却忽视了身边还有一支“友军”
。1916年，国语运动的推行者们正与胡玉缙争论热烈时，有人写信给《新青年》讨论“国语统一”的问题，陈独秀却不感兴趣，给予推辞。他
说，“兹事体大……此业当期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
随着语言学家钱玄同和刘半农加入《新青年》阵营，文学革命的提倡者们在重视语言形式的建设后，就很容易注意到国语运动。刘半农与钱玄
同讨论制定新韵的问题，就说过“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则尽善尽美矣。”胡适还在美国时便也知
道了国语研究会和国语运动，与他的思想相近。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高兴地说：“知国中明达之士皆知文言之当废而白话之不可免，此正足令
海外羁人喜极欲为发起诸公起舞者也”。　　　　　　　　　　　1917年底，胡适加入了国语研究会，据说他的申请书是从美国寄到北京的明
信片。这标志着民间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携手，学院派文化运动者开始借助政府的力量扩大自己的战果。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于促进两大运
动的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陈独秀们是他的部下，他本人便是教育部高官、国语研究会会长。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提
到这件事：“这时候，蔡元培先生介绍北京国语研究会的一班学者和我们北大的几个文学革命论者会谈。他们都是抱着‘统一国语’之弘愿的
，所以他们主张要先建立一种‘标准国语’。”
国语研究会成立于1916年，发展很快，到1920年人数达到一万二千人。这实际上成了政府内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的大同盟，推动了当时北
洋政府教育部在1918年11月23日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从而奠定了“国语”和白话文的基石。当事人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就承认官方
对白话语言方面的贡献：“中国向来新的事业，不经过行政方面的一纸公文，在社会方面总不容易普及的；就算大家知道了， 而且赞成了，没
有一种强迫力也不会实行……”。并且，一般文学史教材提到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
国文改为国语，全赖“朝中有人”：“教育部部务照例是公司主办的，那时普通教育司司长是张继煦，就是统一会的总干事；主管师范教育的
第一科科长是张邦华，主管小学教育的第三科科长是钱家治，都是统一会的会员。修改法令是要经由参事室和秘书处的。那时三参事汤中蒋维
乔邓萃英和秘书陈任中，也都是统一会的会员。”让白话文成为官方制定教材的规范语言，这无疑是新文化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
个梦寐以求的收获，得到了政府的有利的支持。
由于政府推行白话文国语教学，唯利是图，对新文化运动采取观望态度的文化商人们也被推动到参加新文化建设方面来了。商务印书馆作为民
营企业在政府的关于推行国语教材的训令还没有下来，仅从内部得到了消息，抢先出版了《国民学校用新体教科书》八册。接着，中华书局也
出版了《新教育国语读本》。大量教材的出版，是对官方政策的响应，谋取文化产业上的利润，却又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好的贡献，更重要的
，出版资本市场建立了与新文化运动的亲和关系，资本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也要支持新文化运动了。
新文化运动是民间知识分子自发兴起的，在它的开放的进程中，得到了官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最后政府的文化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它的
成功，维护了它的成果。最后说一下鲁迅的小说《故乡》，可以说是在中国传播最广，阅读最频繁的文章了，这归功于从1923年到今天，历代
政府都将之选进权力机构推行的国民教育系统的教材，而鲁迅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胡适谈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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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胡适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集，P318---488。
胡适不像现在的一些人鼓吹知识分子只一味和政府对着干，他考虑着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民众的福祉，凭着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良心，来
作政府的诤友，社会的良知。下面是胡适关于“民主宪政”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方面的言论：
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的，往往
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武力斗争的风气既开，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纷乱的局势，于是一乱再乱，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
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
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不认清目的、不顾手段的结果、不分别大小轻重的前后顺序）的所谓“革命”。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到的。打
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
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这个根本态
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没有长期的自觉的奋斗，决不会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权利，若没有养成严重监护自己的权利的习惯，那些权利还不过是法律上
的空文。法律只能规定我们的权利，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国靠个人自己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
中国人的肯吃亏、不好讼，未必是宗教与哲学造成的，绝大的造因是因为几千年来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律师阶级。士大夫不学法律，所以法律
刑名的专家学识都落在一种受社会轻视的阶级的手里，至高的不过为刑名师爷，是帮助官府断案的；下流的变成了讼棍状师，不能出面辩护，
至多不过替人民写状子，在黑影子里“把案”而已。
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
兴一利则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则受惠者无穷。兴利更易邀功，也更易作假排场。要兴利更要除弊。为政者不知道“除一弊胜于兴一利”的政
治原则，不明白除弊正式政府的首要责任，只知道羡慕建设的美名，巧立名目，广设机关，结果是每兴一利即是多生一弊，即是加多一重人民
负担。
我们这几十年的革新工作，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或是基金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偏重注意，而忽略了用主意来帮助解决
的问题，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
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都是需要专
门技术的事业。
反省的第一义是自耻事事不如人。反省的第二义是自耻我们即不如人又还不知耻，白白把八九十年的光阴费在白昼做梦里。反省的第三义士要
认清我们必须不久的缺陷，人情我们必须赶做的工作，努力做去，拚命做去。
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记得理想制度，不过
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
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的范围；政府与人民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定的范围，故称为宪政；而在这个规定的范围
之内，凡有能力的国民都可以参加政治，他们的意见都有正当发表的机会，并且有正当的方式可以发生政治效力，故称为民主宪政。宪政的意
义是共同遵守法律的政治，宪政就是守法的政治。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
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2000/8/25）
民主与独裁
槟郎
读书《胡适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文见第二集，《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P436。
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平常人的政
治兴趣不过尔尔，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过尔尔。然而从历史上看来，这班阿斗用他们“看体育新闻，读便宜小说”的余闲来参加政治，也不
见得怎样太糊涂。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许他们去看棒球,看赛马,看Cricket，看电影，
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
现代的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纪里，那时不容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曾鼓噪造
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
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
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用户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真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
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只消把“诺
”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只能望那个独裁的首领做“神”了。
“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宣传的法螺吹过之后，那些“出党费，开报馆，办无线电广播的人”终无法叫那绝大多数的阿斗不画一个No字
。而在独裁国家里，就不容制造出一个No字来。同是“骗人的利器”的话，其效果也不同。
凡独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许多残暴不合理的行为，因为“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你要他们跟你走，你只好充分利用它们的劣根性，
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拥护独裁。
（2000/8/25）

 

读书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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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敖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李敖自认为读书多，并且会读书。
他认为，“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如读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地硬读，因为古书中，有
许多只是书生理想，并非社会的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古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
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辩伪”，辩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
什么书是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书得间”，这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
。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李敖说：“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腐朽，除
非你能化腐朽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有什么用途。”（p340）
李说一般读书情况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牌。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
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识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
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有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
。这一派有成就，但也难免有两大缺点：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二是不太能用现代
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作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煞古书的毛病。
李认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的收获是极其有限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说到工
具书，则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资料。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
一优先。
我的看法，从不以为读书而读书为然。对我来说，读书的好处，向内求，陶冶性情，颐养性情，娱悦性情；对外看，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职业工
作的必备，也可达到个人贡献于社会，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俗话说的，经世致用，差不多是这意思。
恩格斯说，社会的需要胜过十所大学。“问题”，有意义的和能够探讨的“问题”是读书致用、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读书求得收获的途
径。当然是当代人的问题，这是立足点，但不纯是当代的问题，包孕了过去和未来，包孕着灵魂和世界，包孕了意义和事实。研究这样的问题
，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有意义。因此，读书时不可不保有“问题意识”。
李敖谈的“读书得间”，主要是关于古书的，主要是历史学的治学方法。我想，有了上面所说的“问题意识”，进入书中，就不会迷失方向，
可以很容易出得来。读书贵在不轻疑“常理常情”，反之，遇到有违常理常情的话，一定要存疑。古人读书一有疑问，就搬来很多书找答案，
另一种办法就是“反求诸己”。今人应当再添加两个：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理论和思维方法，再一是社会实践。
（ 2000/7/30）

 

鲁迅式的治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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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夏中义先生的《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当代作家评论》2000、3）。　
夏中义认为，闻一多在1943年前治中国文学史时所用的——将宏观时代精神沉凝为诗人“性格哲学”（或人生态度），再呈现为作品，或倒过
来，从作品析出诗人的价值观念，再衍射出历史文化流变——这一系统思辩模式，堪称民国时期文学史研究方法之高峰。再联系到重在‘士人
心态’中介的鲁迅治史方法，他这样给以高度评价：无论在思辩建构的宏大性、文化透视的深邃性与学理操作的自圆性方面，皆已逼近闻氏方
法之境界，犹如比肩而立之巍然双峰，不知比另些将文学等于政治、经济之简单反应的宣传家内行多少。“是的，若将维物史观生硬地套在魏
晋文学的头上，则药、酒、佛、女还有什么价值？若着眼于‘士人心态’的文化内涵，则药、酒、佛、女也就被历史地追认为直接孕育及滋润
魏晋文学的价值黑土。”
夏中义感慨王瑶先生在写作《史论》时刻意践履“鲁迅式的治史方法”，那时候，王瑶先生还认为：文学史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
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含有——将宏观世态背景坐实为具体有徵的个性生态、心态，且
将此看作给定时期之文学赖以发生的直接动因——这一发生学意念。但是，50年代撰写《史稿》，王瑶先生将“新文学史”设定为革命史之分
支，作品暨作家的文学史位置被取决于其与“革命主流”的组织关系，或与“革命主流”话语的亲疏远近，无疑开了文学学界以论压史，以至
政治尺度来系统裁定文学史实的先河。当然，王瑶先生晚年对此有反省。
我认为，与纯粹的自然科学不同的人文学术研究常会“一缺失”，“二偏颇”。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内在生命是人学，是人灵魂的表达、建
构、呈现的形式，而这一点常会被“缺失”，这又导致“二偏颇”，以论压史和他史他律。认识的俩种方式是演绎和归纳，都需要普遍观点与
具体形态的统一，而“以论压史”则是普遍观点（一般、普遍）不能很好地整合、扭曲具体形态（个别、特殊），“他史他律”把一门史当别
门的史，如把文学史当政治史，经济史等。
鲁迅式的治史方法是可以避免“一缺失”，“二偏颇”的正当的方法。
（2000/7/26）

 

鲁迅与虚妄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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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野草•希望》一文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严峻而令人困惑的现代生存论问题，即著名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
在整个鲁迅中期思想和哲学中占极其重要的分量和地位。因为它直接面对着一个严酷的生存论问题：既然存在成为虚妄，时间性已呈现为混沌
，那么，虚妄的生存如何接受？又如何才成为可能呢？
鲁迅从青年时代走到《野草》创作时，以他独特的个人方式，经历了两千年文人心灵史的几乎全部过程。也许，《希望》篇就是他对于这一历
程的回顾和观照。
当鲁迅第一次把启蒙主义确定为他的人生目标时，他还是一个传统的青年儒生。虽然他走进了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渡区域，但
就其文化人格和道德实践模式而言，则还未钻出儒家的旧茧。因而在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和强权林立的西方文明面前，他满怀激情地呼唤“精
神界之战士”，把“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宏伟使命担为己任，立志要改变中国国民精神，准备不惜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来修补这濒临沉没
的文化方舟。然而仅此一点，便注定了他已无法逃脱前辈文人的命运。很快，《新生》杂志的流产，打破了他儒家式的古典英雄主义幻想，使
他第一次清醒地领略了文化荒原上的孤寂与寂寞，苦涩地品尝到生存的虚无感。而后辛亥革命的失败，鱼贯而出的政治丑剧，展示了民族的沉
沦与无可救药的腐朽。这一切，击碎了他早年的文化乐观主义幻觉，把他推入了绝望与痛苦的深渊。应该说，当时的鲁迅就已经逼近了现代生
存论的中心问题。但尽管他受过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却因为在传统的人格模式和道德境遇中，已经找不到任何行动的意义和理由，因而他无
法重建自己的个体生存方式，只得在沉默中麻醉自己，用消灭自己头脑和知觉的方式来平息无法承受的痛苦。
五四前夕，钱弦同请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经历了启蒙主义理想破灭的鲁迅，一开始只想用他的“铁屋子论”来婉拒来者的好意。但他很
快发现自己的偏执：“说到希望，确是不能抹煞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这导致了鲁
迅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他至少认为已经找到了一种行动的可能意义。鲁迅第二次选择启蒙主义的思想动因，不是来自于希望，而是来
自于对于绝望的外在怀疑。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希望，但既然对于绝望的怀疑在逻辑上无法推倒，那么同时也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希望存
在的可能性。仅仅靠怀疑绝望并不就能代替希望本身，尽管他一直艰难地寻找和论证，并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希望在将来的可能存在。但沉重的
压迫仍然来自他内心的“黑暗与虚无”，也来自那个自欺的希望。当小说写到《故乡》时，他中止了对于希望的追求和论证，说出了“希望本
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话。其实这也就预示了启蒙主义走向了“穷途”。《彷徨》确乎不再是启蒙小说了。
如果说在《呐喊》的创作中，鲁迅面对的主要是那个“希望之为虚妄”，到了《彷徨》所面对的就是“绝望之为虚妄”了。他从不能证实的绝
望中再次导出了绝望的虚妄性。这个“绝望之为虚妄”终于把鲁迅从绝望的心理状态中拔出，并为他同样虚妄的行动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也就
是导出了他毕生思想中一个最有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绝望的抗战。应该说这个命题是鲁迅对于自己整个中期思想的一个概括。包括他重新选
择启蒙主义，都具有“绝望的抗战”的性质。问题是，在早期的启蒙主义写作中，为了那个虚妄的希望，他还无法正向面对自己的绝望。而现
在，他已从承受绝望走向了承担绝望。承受只是被动接受，承担却是主动迎接，鲁迅象《过客》中的过客成了家园的反叛者，命运的逃亡者和
死亡的进击者。
“虚妄”概念在鲁迅那里，至少内含着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即存在、荒谬和不可判定性。存在是一个“有”，是对虚无的否定；荒谬是有限
性和境遇感，是对实在性的否定； 而不可判定性则是指经验层面上的不可把握性，因而是对存在者的有限性和确定性的否定，并指向了无限性
和不确定性。传统文人的虚妄感没有文化荒谬感，只单纯表述不真实感而缺少生命意向性的传透性。而鲁迅的“虚妄”概念的生命力则首先表
现为一种荒谬性的张力，一个富有生命能量的概念，实际上是鲁迅哲学的最高范畴，它高于希望也高于绝望，正是依靠它鲁迅才完成了自我超
越。
面对的虚妄感，阻止鲁迅到退回传统人格的力量，正是他在绝望中确立起来的内在信心和为传统人格所不敢正视的个体生命意志。因而在鲁迅
那里，“虚妄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哲学，他构成了鲁迅思想和行动的内在转换机制和自我解释的全部依据。由于“虚妄”是一种无形
态的价值指向，因而在人生意义的探索中，鲁迅注定得不到确定性的终结答案，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生命的焦虑。然而对于价值世界的确信
和生命有限性的明智，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的力量和自信，从而在不确定中建立起自己的个体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从中关照到自身的存在和
意义。
鲁迅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真正的叛徒：他以对于绝望的承担与抗争，论证了生命意志及其现代人格形式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立存在极其可能性
，伟大而且悲哀。
2002/2/20
（徐麟《鲁迅的生命意志及其人格形式》，读书札录）

 

只要“主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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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话语的纷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现实。“主义”话语要么在为某种社会行动辩护，要么在鼓动某种社会行动，这么一来，它就
具有了社会行动的功能，成为社会实在的一个结构因素。

何谓“主义”话语？“主义”话语是带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断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以此促
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并不是任何思想论述都具有“主义”话语的性质，只有当某种思想话语进入社会化推论和诉求时，或当某种由个体
提出的思想论述要求社会法权时，思想论述方转换为“主义”话语。一旦“主义”话语获得社会法权，就成为意识形态。因此，必须分别三个
不同层次的话语：个体言说，“主义”论述和意识形态。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决定性变化之一是，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逐渐脱离传统的汉语思想资源，采纳欧洲启蒙以来的社会思想。以种种
“主义”为标识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取代了传统的汉语社会思想的理念，以“平等论”、“自由论”、“民族论”为政治诉求的社会思想
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新兴的知识学科中找寻社会制度正当性的论证资源。“科学”被视为“公理”，真正的绝对“真理”，它攻击一
切迷信的，习俗的、宗教的，总之是前科学（前现代）的知识类型。现代平等理念与自由理念的引入意味着汉语社会知识的重大修改，国共两
党的政党理念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均以平等理念压抑自由理念。平等理念与自由理念的二歧性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中一个持久的历史性
紧张。

现代社会的生成基于两个因素：经济生活变动的实在性因素和社会知识变动的理念性因素。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启蒙，则启蒙意味
着：种种新型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具有直接的政治效能，社会知识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科学理念成为实在的政治力。自由主义、无政
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政治诉求，无不以某种现代性的知识原则为预设。启蒙的科学“精神”既可与民族社会主义携手，也可与自由主义为
伍。前者成为民族救亡的启蒙，后者成为个体解放的启蒙。这两种启蒙共同支配着中国的现代社会知识论述。

“科学”的社会知识转化为社会政治的行动过程，其正当性论证来自两个资源：一、所依傍的社会知识的普遍合理性；二、允诺一种合理的（
因尚未实现而是理想的）社会状态。乌托邦的基本含义尽管指尚未存在的理想的完善社会，但现代乌托邦允诺的魅力，不仅在其未来描绘，而
且在其允诺的现实可能性：它允诺的不仅是未来可以享有的，而且是现在就可能享有的，尽管这个“现在”须在历史的社会行动中逐步形成。
现代性的乌托邦思想因此与现实的政治行动是同构的。

新型知识人既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言说，又以启蒙民众的智慧师身份言说。这种身份的自居促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变革的样式转变：由士官阶层
的制度维新转换为新型知识人煽动的民众运动。中国的现代化政治变革由精英政治型向大众政治型转移，源于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新型知识人
社团的涌现，他们通过动员民众来取得自己的政治力量，而且实际促成了民众革命。

既诉诸于超党派的价值理念之正当性论证，又以一种党派的“主义”论述来提供这种论证，由此可以看到党派理念的价值理性化。无论无政府
主义、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论述，都力求把利益冲突转化为一体化价值理念的权力独断。把利益冲突转化为理念冲突是党派冲突的一种趋向，
但当一群知识人并非代表，而是动员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时，政党的建构就不仅是高度价值理念化的“主义”，而且在组织形态上是高度一体化
的政党。新型知识人的“主义”理想与价值理性化的政治建构的关系，就在这种一体化的政党建构中预设了其逻辑的基础，从而决定了现代中
国政治形态的性格。

彼岸的世界真理消失，神证论变成了人证论，社会理论承担起有责任为公义、自由的社会制度提供证据的负担。知识社会学的出现表明社会理
论的正当性危机：社会理论承担着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的人证论负担，但这种论证中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利益诉求与人证论所要求的应然
正当性不相一致，这样一来，人证论自身的正当性就需要审查。此为现代社会制度的二次正当性亏空：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是由某种社会理
论来论证的（一次正当性论证），但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二次正当性论证）。二百年来，社会制度
的正当性一直处在新的激进革命和社会激烈转变的颠簸之中，社会理论一直在为合理的、正当的社会制度探寻正当性依据。

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正当性论证及其实在形态的建构，总是由知识人承担的。古代社会的知识精英具有宗教身份，现代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
的转型亦是知识类型和承担制度和秩序之正当性论证的知识精英阶层的转型。掌握以现代性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的专家，成为社会
制度和文化秩序之建构和正当性论证的承担者。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一体化程度远不如古代的宗教型知识人；亦由
于超越秩序的理念被拒斥，现代社会知识系统的一体化程度亦不如古代的宗教性知识系统。因此，“主义”竞争不可避免，并会持续紧张。寻
求古代式的一体化文化秩序已不可能，可以寻求的是，如何使“主义”竞争具有一个合理化的秩序。

在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冲突已日益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秩序的正当性的共识很难达成。但是，“共识”应该是追求的目标，这概念可包括
或认可不同的受社会存在约束的立场的合理性。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正当性论证，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共识”问题只会在现代市民社会
中才会出现。

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展带来“社会域”的形成，突破了传统社会织体的限制，国家的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个“私人化的社会”在国家与
社会的基本关系中成为个体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知识性交往空间。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和知识生产形式的条件。社
会条件是私有产权提供的经济生活形态；政治条件是宪法保障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知识媒体的变化则是公共论语赖以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样
式的条件：新闻业、出版业的出现，才使公共论域的结构得以形成。其基本性质是：论述者以私人或自愿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
证域的建构，而不是由国家统治者及其代言人垄断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知识。

由国家统治者及其代言人垄断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知识，这种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知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的。一旦国家政权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
的正当性知识不再拥有代社会中的个人成员立言的社会法权，意识形态就崩溃，“主义”论争就出现。公共领域的出现，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秩
序的正当性论证方式的转型相关，“主义”论述就在公共领域中展开激烈的竞争。“公共域”的出现以“私人域”为前提，当私人能对生活共
同体的制度正当性表达自己个人的见解和观点时，公共论域才成其为公共的。拥有理性能力的公众（个人）的存在是公共论域的哲学前提。

不仅社会生活本身需要自由与秩序，思想领域同样需要自由与秩序，公共论域正是思想领域的自由秩序得以维护的机制。在公共论域中，“主
义”论证都理性化和相对化了。所为理性化，指公共论域中各种“主义”论述在一种道义平等的论争形式中展开合法竞争，相对化指“主义”
论述对自身的社会约束的自我意识。政治冲突的理性化只有在“主义”竞争的理性化前提下才可能实现。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各种“主义”
话语的共识在竞争中能够达成；并不能保证，各个阶层、团体的利益诉求或各种观点在理性化竞争的平台上就论证社会制度及文化秩序的价值
理性的实质的共识能够达成。

只要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利益群体的冲突，就会有“主义”话语的论争，关键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一定程度的“均贫富”机制，使社会阶层及
利益群体的冲突不会尖锐极端，相应地，“公共领域”的存在也使“主义”的冲突不会容易导致尖锐极端。
主义只要主义真，公权均富是明程！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读书札录。）
2002-5-3

 

不要忘了文化人和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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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海外华人世界圈中走红的马来西亚华人冯久玲女士的著作《文化是好生意》，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登陆中国大陆，在精妙的策
划下，掀起广告旋风。我本来只是会死教书的穷知识分子，虽是做文化工作的，但对生意一窍不通。也被友人拉到这股旋风之中，不得不对冯
女士的著作发言。我只能说，书绝对是好书，但不要忘了文化人和文化氛围。
　　冯久玲，马来西亚知名作家，亚洲大趋势研究所创办人、所长，亚洲经济趋势分析人，20世纪80年代，她开创了管理和知识产业，1995年
，她创立亚洲大趋势研究所，专注于亚洲经济学和世界趋势研究，为全球企业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她曾与世界著名的趋势观察家约翰•奈斯
比先生合作完成畅销书《亚洲大趋势》。这说明出自专家的著作，其权威性不容我这个外行人异议，但我既受命于人，就不得不说几句观感，
那怕在承认是外行话之后。
　　我曾与一个朋友聊到了什么是文化“氛围”，我们以鲁迅为话题。朋友说，绍兴以文化名人鲁迅为中心主题的文化产业搞得不错，我则另
有一番感慨。作为一个鲁迅先生的崇拜者，我去绍兴朝圣过，虽然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故居都保存和修复得较好，还加了新咸亨酒店、鲁
迅纪念馆。但我在绍兴，心中总有一个不快，就是鲁迅在绍兴的遭遇。他活着的时候，对故乡很痛恨，最后十年，正是被故乡人作为通缉犯。
朋友说我想得太多，过火了。我则说，文化氛围与文化人的关系十分重要，文化的内里是文化人，人以事传，事以人为灵魂。友人开玩笑说，
你槟郎和王晓明先生坐在咸亨酒店里高谈阔论关于鲁迅的话题，绍兴关于鲁迅文化的氛围就增强了。
　　我由此想到，没有文化氛围的文化产业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而文化氛围的灵魂是文化人。某大城市某条路的策划赫然写道：“在文化氛围
上参照巴黎左岸；商业氛围参照香港弥顿道，商业档次与香港铜锣湾相仿。”我不知道成功了没有。单就巴黎左岸来说，右岸以其金钱、贸易
、权力和高雅，形成了巴黎的贸易、金融和消费中心。那里是成功者的乐园，是繁华、奢靡、成熟、优雅的象征，但左岸却以其穷知识分子和
平民生活的活力取胜。巴黎左岸的文化氛围正是来自它是文化人的包容地，庇护地。林立的咖啡馆，雪莱、海明威等都曾留下过足迹，许多作
家、思想家与艺术家集聚于此。一个地方即使留下了文化人的遗迹，但这个地方却是在文化人活着的时候敌视他，关于他的文化氛围也是很难
美好的。
　　文化产业的“文化”，该包括产业中的文化氛围，或者叫文化吸引力。《文化是好生意》提出了“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的重要
经营策略，并强调它们是“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两大趋势”。作者在商言商，当然不错。但作为一个不是商人的文化人，我却不能不警觉，只
怕两者结合以后，文化“化”没了，产业也不如意。不见，我们大陆的许多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两者中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是分明的
。不见，我们的为国策中心的经济建设，在许多地方却是以毁坏文化为代价。文化人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一落千丈，开发商的推土机将千年的文
化遗产毁于一瞬间。
　　冯久玲在《文化是好生意》里说：“如今，到该处的旅客可以从重新修复的石库门察看到上海的过去，从这里的活力察觉中国市场经济的
脉搏。”以上海石库门的新改造，作为文化产业化成功的一个样例。张曦娜女士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她见到的上海作家王安忆女士却说不是那
么回事：产业化以后，从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积累着历史记忆的居民房子，变身为洋气十足，纯属吃喝玩乐的消费场所，与上海人记忆里的石
库门已然毫无关系。
　　我不反对“文化产业化”，也欢迎“产业文化化”，也认为冯女士《文化是好生意》是本好书。但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化人，我希望不要忘
了文化人和文化氛围。
　　2003-5-22

 我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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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裝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下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如何 无论何时 心中一样亲……
　　
　　有人说，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生活的地方，人们都熟悉《我的中国心》这首动人肺腑的歌曲。的确，《我的中国心》是表达海外游子思念祖
国、倾诉衷肠的歌。当我思念着无比热爱的祖国的时候，我都常常不自觉地哼起这首歌。
　　韩国大学的新生是春季入学，今年我所在的大学中文系又招了两个班新生，按照惯例，系里要举行欢迎新生的晚会。这天是三月十四号，
也是白色情人节的一天，晚会安排在一个饭店举行。下午我给二年级一个班上汉语会话课，便有两个学生请假去会场忙碌去了。五点多，当我
和系里的另三位老师到达会场所在的饭店的时候，学生已经有两排在门口列队欢迎我们了，一个班的班长，晚会主持人之一给我们每个老师发
了一个胸牌，我才注意到每个学生都挂着胸牌，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班级。老师的胸牌上只有名字和“教授”的字样。我来到韩国一直未学
习韩语，但自己的韩文名字还是经常用上，便很熟悉，老师被叫成“教授”，后面跟着一个后缀词表示尊敬的意思。
　　进了饭店，在学生们的热烈掌声中，被学生引到座位上就座。环顾饭店，厅堂里挂着万国小国旗，我一眼就看到中国的五星红旗飘荡在其
中。桌子上放着几盘膨化点心，几盘各样的什锦沙拉，还有一盘干鱿鱼片，大酒杯和大盏装啤酒。舞台位置有个大电视，上方挂着一个红幅，
左右两个韩文字我认识，是“欢迎”的意思，中间的韩文意思不外是欢迎新同学了。主持的学生讲话，然后是几个韩国老师上台讲话。当听到
主持人韩语里面出现我名字的读音的时候，系主任朴老师便用中国话请我上台说几句话。我不懂韩国老师在台上说了什么，我按照在中国这样
的场合的情况处理了。在学生的掌声中我上了台，朴老师跟过来当翻译。先用韩语说了一句“大家好”后，我开始说汉语，朴老师翻译成韩语
。我说这是个老师和老生欢迎新生的晚会，首先热烈欢迎新同学圆满中学毕业，考进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我对此表示祝贺。接下来我说，
希望新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努力学习中国语，取得优异的成绩，为以后工作和去中国留学打下深厚的知识基础；也祝愿老生们明年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顺利升学或工作。最后我说中韩人民友好万岁。等朴老师翻译完了，在学生的热烈掌声中，我们回到座位。
　　接下来我参与做的一件事便有关白色的情人节了。中国早几年便有“韩流”，但我在国内，从未听说有这个节日。还是一个中国老师先提
醒我的，我便向一位韩国老师打听。据他说，二月十四号的情人节是女孩子向自己的男朋友送礼物，主要是巧克力，而三月十四日便是男孩子
回报女友，送巧克力给女友的日子。据说的确有一对恋人这样做过，被巧克力商人发现商机，他们便大力宣传开来，三月十四日便成为第二个
情人节了，英文的说法是“white day”，便可翻译成“白色情人节”。主持的学生送来几袋棒棒巧克力，由老师们分给学生，算这个节日的礼
物。本来我们来的四个老师都是男的，而中文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女的，我们便象是送礼物给女朋友们了。我拎着包，在学生中穿行，给她们
每人发着一个巧克力糖，便有几个调皮的学生说：“李老师，我爱你”，从我手里抢过几个糖。我连说：“不行呀，每个人只能一个”，但学
生只是抢到手就不愿退还了，我也不再计较。
　　接下了表演节目，大家边吃边欣赏节目。很快，老师们一个一个被叫上去了，韩国老师当然都唱韩语歌。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现在韩语歌
在中国很流行，叫“韩流”，但我不会唱，我就唱首中国歌吧，名字叫《我的中国心》，My Chinese heart ，这首歌表达一个身在海外的游子
对祖国的思念。我五音不全，但我唱完，学生仍抱以热烈的掌声。当我回到座位，我还沉浸在对祖国的思念中，宴游虽乐，毕竟客居他乡，不
免动了客愁了。学生们也表演了很多中国语节目，韩国最流行的中国语歌是邓丽君过去唱的《甜蜜蜜》和《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经常在学生
活动中听到她们唱，这次也有人唱了。有几个我熟悉的学生也表演了中文朗诵故事节目。
　　韩国高校的正式编制老师很少，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专科二年制，五六个班，只有两名正式教师，除我是学术交流来教学的外国教师外，其
他老师都是外聘的临时代课老师，有到中国留学学过汉语的韩国人，也有韩国华侨。这天，外聘老师只来了一位，平时我们不大见到，这时遇
到了便聊了起来。他说他在中国有公司，我便更感兴趣了。原来他在台湾政治大学留学学习汉语的，回国后投身商界，事业发展很顺利。现在
他在中国已有了分公司，办事处设在杭州，他经常奔波在韩国大田与中国杭州之间。说话间，他的手机响过几次，他有时用韩语回话；有是用
汉语回话，我便想是在中国的分公司打来的了。他在台湾时认识同在那里留学的系里另一位老师，后来被聘来每周一天上几节课。去年中文系
的毕业生便有两个到他公司里工作了。我笑着对他说，你不单是这里的老师，也是学生们毕业的就业市场呀。他也说这个系学生素质好，他希
望公司在中国再扩大业务后，更多地招聘他们去工作。
　　随着酒喝得多，学生们和老师都更加活泼起来，师生界限便打破了。几个老师跑到学生间谈笑，也有几个学生跑到我这里来。当学生将鱿
鱼片沾着果酱往我嘴里塞的时候，我真的不适应，但入乡随俗，我也不能扫学生们的兴。一个学生甩着长发说：“李老师，我爱你”，另一个
穿着套裙的学生抢着说：“我从去年就爱上李老师了”，我便回答她们：我非常高兴，谢谢你们，我也爱你们。我向韩国教师请教了韩国话“
我爱你”怎么说，然后便用这句韩语嚷起来。我便给她们介绍中国，介绍我工作的中国的高校和所在地南京，欢迎她们去中国旅游或者留学。
　　晚会散了，但韩国的风俗是，还要到酒馆去闹，不玩到半夜不罢休。出了饭店进了酒馆，大家便又喝起来，我奇怪我的酒量变大了，喝了
那么多也不醉。一个学生与我聊起来，中文中夹着英语，还说不清楚便找韩国老师当翻译。这个学生才上大二，已经三十岁了，我问她有没有
男朋友，她说了汉语一个词“孤孤单单”，我便觉得这个词好。当其他学生问我在韩国生活得怎么样时，我说我喜欢韩国，但我孤孤单单，那
个学生便笑着说，李老师把她的话借去了。有几个学生寒假里到中国我的学校短期培训过，是朴老师带队去的，我寒假不回国，便让朴老师帮
我带了点东西到中国交给我的妻子，我妻子到朴老师住的宾馆拿东西时，他特地把学生们喊过来和我妻子见面说话。见过我妻子的一个学生便
向我大赞我的妻子非常美丽，我当然很高兴，便也称赞她也长得美。不想她计较起来，反复地问我：我真的长的美吗？我便用英语喊起来，很
美，太漂亮了。便有几个学生对我喊起来：“我爱你”，我用刚学会的韩国话回答她们“我爱你”，大家便高兴地喝酒。一个老师便提到过一
段时间春游，到黄海边过夜，同学们特别兴奋地议论着这件事，还特别说到，不能让中国的李老师“孤孤单单”。我高兴地说，我可以站在黄
海边看到对岸我的中国了。大家似乎都醉了，不少人唱起歌，我也不甘寂寞，唱着《我的中国心》。
　　在酒馆闹到十二点，大家终于散了。赶到宿舍，酒清醒了一些，赶紧给国内的妻子打电话，向她详细汇报，还特别说到和韩国学生们互相
说了“我爱你”，我跟着解释说，这句话在韩国只是“喜欢”的意思，与中国用法不一样。妻子虽然没生气，但还是在电话里命令说，你是中
国人，说这句话便带有中国的意思了，以后不准对女学生们说了。我立即表示接受命令了。
　　在韩国的每一天，我都思念着祖国，我几乎每天给妻子打电话，倾诉相思之情。我的学校单位也很关心在海外工作的职员。我寒假没回国
，学校国际处特地买了中国的吃食，托一位回国过春节的老师回韩国时带给我。我常常接到国际处的佘主任打电话或寄电子信给我，表达单位
对我的问候。她虽在国内，但在生活上都关心我。我才到韩国时不买米，天天吃面条，结果被她知道了，便来信指示我一定要吃米饭，还扬言
要状告我的妻子，她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婆。这两天，当国际处佘主任又联系上我，说到我在网络上的活动事，她一直关注我在网上的
情况，她这次提醒我注意把握文章内容的分寸，少参与一些自己不了解情况的活动。我联想到一个国内朋友最近说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到我单位
调查我了的话，便对她说，我做的所有的事都如实写在杂文里，还需要调查吗？她便安慰我，说信任我是个“好人”。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边听着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到了海外才切身体会到祖国在心中的分量，由于祖国还很落后，我在韩国还因
为祖国的原因被一些韩国制度或韩国人看不起，我正象歌中唱的“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下中国印”，我别无选择地做了中国人，便无
怨无悔地爱着她，海外无比思念祖国的我衷心希望祖国富强起来。我想我在海外做的一切，都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我盼着回到祖国去，那一天必将会到来。虽然国内等着我的是贫穷卑贱的生活，我别无选择地要扑进她的怀抱，随她怎样待我，哪怕虐待
我，我决不背叛这份爱。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2003-03-16

 关于知识分子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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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陈岩锋《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随想
　　
　　陈岩锋显然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他心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他有着非常理想化的设计。这从他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可以看出
：“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主要是以张扬自由、人性、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事实，客观公正为基础，全面整体地站在追求真理、为全人类福祉服
务、尊重每个生灵的角度对社会诸现象进行干预。”这种理想化的“批评原则”，在他看来可以“要求不但可以防止种族主义、国家（民族）
主义、阶级（等级）观念、意识形态、个体思想不同导致的批评脱序(Anomie)，同时也可使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现象时，勇敢而毫不避讳地进
行自我审视、反思、批评。以求尽可能地达到实事求是、维护正义、顺应历史发展的标准。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只有建立在这个程式上，才能引
导人类社会进入良性循环轨道，避免走没必要走的过多弯路。”
　　但是，陈岩锋又不得不指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然而，现实中知识分子并非如我们想象的始终如一遵守这种原则，他们有时甚至放弃职
守：具体行为与能否遵守原则存在着极大的差距。知识分子理想灯塔的倒塌也使知识分子群体成为高尚精神沦亡的重灾区。特别近几十年来后
现代知识分子近乎整体的哗变，这种脱序局面的泛滥，很值得——也必须值得我们反思。”他以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亚历
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个案，进行了精彩而详细的分析，肯定了索尔仁尼琴反抗苏联专制政权压迫的英勇表现和正义精神，以及他对后苏联时代
的俄罗斯腐败、分配不公、民族堕落的批评，又指责了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内政的车臣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在因民族（国家）等观念造成的与“
知识分子所应该遵照原则”的严重偏离：“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反西方‘政治阴谋’，一方面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支持叶里钦军队攻
打车臣；一方面反对西方文化的‘侵略’，一方面又在宣扬民族优越论；一方面抗争极权主义压迫，另一方面又在为俄罗斯压迫其他民族做愚
笨的辩解。”由此，“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和处理问题的多重标准在索尔仁尼琴身上表现地淋漓尽致”。由此显示了在现实中知识分子身上，理
想化的“批评原则”的难以完美实现。
　　陈岩锋的知识分子论首先使我想到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社会中的作用。一个多世纪前，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断然宣称；“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的历史。”他充满激情地写到：“伟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们能挨近
他便是幸福和快乐。这光源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点燃的蜡烛，而是上天恩赐我们的天然阳光。……沐浴在这光辉中，
所有灵魂都会感到畅快”。因此，他认为英雄崇拜是构建历史大厦的永恒基石。他从各个国家、时代中精选了神灵、先知、诗人、教士、文人
和君王六类英雄，认为理解了他们就可以瞥见世界历史的精髓。显然，不能抹杀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作用，他们也是社会众多的英雄角色之一
，但也不能估计过高。最近因为关注斗志与东昇农场的事，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学院中的教书匠的无力。鲁迅满怀着报国济世的理想，但也感
慨作为一个拿笔杆子的人，他无法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他有一句名言，“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知识分子在
社会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知识分子有很多类型，但一般意义上还是指人文知识分子，以写文章和撰书立说，在社会文化领域以从事批判为
主。除了影响舆论和社会心理，他们对现实中的事务干预的实力很小。我想到，如果我是政府官员，我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帮斗志，如果我是
个商人，我可以在经济和企业职位上上大力帮助斗志和东昇农场的职工，但实际上我只能为他写点文章，如此而已，我能体会到鲁迅这样强烈
关注现实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作用的清醒和苦恼。
　　在现实世界中，显然政治人和商人更有社会改造力量。古代格言说“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其次立言”，非知识分子职业特点的“立功”
、“立德”，在社会上的作用超过了知识分子特点的“立言”。到了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在政治人和商人中，后者的作用更加凸现了出来，香
港作家徐速在《闲话经商》中说：可以断言，未来的世界是商人的，这在商业上的术语叫行情看涨。“近年来美国的国防部长是商人，西德的
新任总理是繁荣战后经济的专家，各国领事馆的工作都在搜集商业情报，应付经济战必须启用商业人才，而商人的确比那些职业的官僚高明多
了。”的确，美国第一流的人才在商界，“商人指挥成百上千的员工而有条不紊，他们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比握有兵符十万的将领更有智慧
，而且，他们没有染上官僚习气，商业函件比那些代电公文要快捷得多。”
　　谈到知识分子，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在现实社会中作用，其实很小。当然，在分工的社会，知识分子角色自有其社会价值和作用。下面再从
知识分子内部来谈谈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陈岩锋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原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作为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关怀，或者
彼岸性的价值关照未尝不可，确实可以作为对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做审视批判的坐标，也可以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一个理想的境界。但在此岸的
现实世界中，问题要复杂的多。就拿陈岩锋文章中作为个案分析的索尔仁尼琴来说，我已见过一些批评他的文章，此人也的确有可批评之处，
不能过分推崇，但陈岩锋指责索尔仁尼琴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他支持车臣战争：
　　
　　当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犯下的累累罪行，当我们看到车臣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民族仇恨心理越来越严重，民族屠杀事件欲演欲
烈，难道面对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还会认为“古拉格群岛”不会回来吗？索尔仁尼琴所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惟我独尊的民族沙文主义观念难
道不是依旧产生着“古拉格群岛”？不过，如今遭受打击的对象不再是索尔仁尼琴，却变成了追求自由的车臣无辜人民。
　　
　　陈岩锋对车臣战争的看法，严重影响到他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但对车臣战争的评价怎样才算“真理”？陈岩锋的看法是否正确，我不置
可否，我只是由此谈到一个重要质疑：普遍的“批评原则”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操作是很难的，结果是复杂多样的，它的成败取决于重多因素
。
　　我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深受鲁迅影响，这也与福柯的知识学有联系。知识是一种话语，任何话语都与使用这种话语的人的立场有关系，因此
鲁迅在与论敌辩论时，虽然也重视对方的话语系统自身的逻辑性如何，但更重视对对手的社会立场进行分析，这种话语体现出的社会效益对哪
一部分人有利。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说话，每一种话语都可称自己代表着普遍的真理，但实际上，话语是一种霸权，他在社会上运行的背
后力量常常只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普遍性的真理”并不能否认其存在，但它隐藏在各种话语的深处，自人类文明史以来，它虽将
在未来浮现，现在却隐藏着或只是闪动吉光片羽。
　　就拿民族主义话语来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化史，它在中华文化中的比重很小，但近代以来，不一样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然与中国在
国际社会中受压迫受欺侮的地位有关。在第一世界为自己的利益而强行维护的全球秩序中，第三世界显然处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地位。正如弗
里德里克•杰姆逊说：“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既是全球的但又是美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
和经济统治新趋向在其内部和上层建筑里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和在整个阶级历史上一样，文化的下面是流血和受难，死亡和恐惧”。 的确
，随着西方国家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全球化趋势使霸权主义如虎添翼：由军事、经济、政治到文化、信息上的侵略；使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进
一步崩溃和所谓的后殖民化；使人与社会的意义表征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使社会越来越被少数政客和
专家操纵，广大人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这样的环境下，民族主义恰恰是第三世界人民维护自己利益的很好的话语武器。
　　陈岩锋显然注意到民族主义问题，并当作自己文章论述的重点，他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爱国主义的存在也无不可，它曾经在
历史上起到反抗压迫、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作用。当遭受外族侵略时，民族主义也是激发抵抗压迫力量的旗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
是把双刃剑：他在抵抗侵略时是正义的道德的，它在和平时期是不道德的歧视性的。由此，民族主义就是衡量知识分子是否坚持原则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准绳。”这当然是无可反对的，但我同样也指出，对他的理想化的知识分子“批评原则”所体现出的“普遍主义”，如果到此岸现实
世界来落实，同样也该抱着警惕的态度。
　　2003-2-11

 

读鲁迅，并谈作家斗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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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志偶然来到一处私营农场，发现职工们的正当权益受到资方的严重损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团结工友，与资方展开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因为目前事情正在过程中，我们关注斗志的网友希望他能顺利为农场职工讨回公道。由于斗志对农场事的介入带有突然性，为
此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他的生活，经济出现一时困难，便有网友主动资助，这无疑也是对斗志的一种支持方式。在社会的关注下，在网友
的道义的支持下，我相信，斗志凭着自己的人格的光彩，一定会为此事奋斗到底的，农场职工已经行动起来，他们的正当权益受损问题必将最
终得到解决。
　　在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富人为富不仁，穷人苦命无告的当今全面腐败的社会，周围是无尽的冷气，御用文人们却在赞美着“太平盛世
”，但对广大下层受压迫者来说，这正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从斗志亲自采访来的下层人民的真实状况材料来看，恐怕还有人“想
做奴隶而不得”。报纸上不是有农民工被压迫得走投无路，想跳楼寻死都被司法部门当作犯罪行为吗？冷气呀，扪心自问，有良知的人应该怎
么办？我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
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
，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我又愿中国青年都
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
　　这样的青年出现了，斗志便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二十岁的青年农民斗志便是受压迫最重的中国当下草根社会的觉醒者和反抗者的代表。为下层受压迫民众的“抱
打不平”的他正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中的一分子。
　　斗志虽是个农民，通过勤奋学习，他已经自学成为一个作家。有人说他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高尔基”。是的，高尔基正是
出生于草根社会又始终与草根社会保持血肉联系的作家，斗志也是这样，这样的作家，“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
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虽然“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但高尔基和斗志这样的作家给我们的是真正的文艺。鲁迅说，“中国
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
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
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中国终于出现了这样的“闯将”，他们不搞歌德文学，不搞风花雪月，不搞个人化写作，他们的文字
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
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
　　与这样的作家相对，我们更多的是有不平者和个人主义者。鲁迅分析了这两种人的情况。对“不平家”，鲁迅说：“中国现在的人心中，
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
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
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对一些所谓的“个人主义者”，鲁迅也作了很精彩的分析：“从生活窘迫
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
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
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
　　中国的当今现实的复杂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怪现状”。社会需要稳定，但，既得利益者需要稳定，只不过保护和扩张他们的既
得利益罢了，他们何曾照顾到下层受压迫者的死活。劳动人民也需要稳定，因为他们只想凭着自己的诚实劳动，能过上起码的人的生活，但就
是这点也得不到，他们仍然默默地忍耐着，盼望着老天终会派一个“青天大老爷”来布施“皇恩浩荡”。
　　人民需要自救，这是五千年来的血的教训，再也不能“赶走一个旧王爷又来一个新王爷”这样的历史机械循环了，被压迫者需要走新的路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时代的被压迫者的为了
生存的抗争将不同于历史上的一切反抗行为，因为他们正在促进一个伟大的民主变革时代的到来，这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学习鲁迅。祝福斗志。
2003-2-6 

一个中华热血青年的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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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斗志
　　
　　
　　一
　　与斗志交往时间不长，但被这个小伙子深深地吸引了。当我被他的事情感动着，想为他写点什么的时候，异国繁华都市里客居着的我首先
眼睛湿润了，我的眼前想象中出现他那坚毅然而身单力薄的身影，正走在道路泥泞的中国华南广东的一个资本家农场里。他的眼前是一望无际
的田野，农场工人们正带着疲惫和愤怒在这里劳动。他的身后是一间与多人合住的陋屋，他刚刚从买来不久的廉价二手电脑上下来，奇慢的上
网速度弄得他很烦躁，但网友们的鼓励无疑使他热血沸腾。他要对这些农场工人们的悲苦和不幸负责到底，哪怕要吃多大的苦头，冒多大的风
险。因为通过网络，他已与更广大的人群联系在一起，在为弱势群体抱不平的义举中，他并不孤单。
　　斗志是他的网名，原名杨银波，重庆汉子。自由作家、摇滚人、社会记者。数年以来，他暗访明察，摸爬滚打，浪迹中国南北疆，专打抱
不平，又最爱不平事。写作文字达三百余万字，字字血肉，参透天地良心，有杂文全集《百年斗志》、长篇小说《野草疯长》、中短篇小说全
集《人城》、中国摇滚诗全集《太阳殿》等四部作品陈列于世。他在自己的网络专栏里自我介绍说“斗志乃是性格中人，耿直，粗犷，讲义气
，人到一处，遍地开花，最爱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兄弟们若是遭遇任何不幸，敬请火速告之，切莫怠慢。”当我与他在张青帝
兄的大地网上相识，得知他1983年生，今年才二十岁时，我一时难以将他的年龄和上面他的个人资料联系起来。我对他说：“你这样年纪要是
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学习，多好。命运造就人”，他回答我：“人到了二十，一切奋斗都成为必须。已经不再习惯‘少年天才作家’之类的称
呼了。就是一个血性中人。睡过桥墩、捡过垃圾、刷过盘子、习过武术、喜欢管不公的事情。家族遗传嘛”。深藏在异国的书斋和学院中的我
，正沉浸在为中国的农工阶级的翻身而奋斗的写作中，认识斗志后，我不禁汗颜，这个比我小十多岁的青年的形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要为他
写一篇文章，向海内外介绍他的事迹，这样，或许我能稍许感到在他面前不致太猥琐。此时，我深感语言贫乏，我只能说我要写的，是一个中
华热血青年的慷慨悲歌。
　　与他最初的结识情形已经印象模糊，但被他的一篇文章深深震撼，至今还能感受到它的冲击力。这篇文章题为《斗志遗书》，据我所见，
曾在他自己的大地网专栏百年斗志、思想前沿，关天茶舍等网络论坛发过，点击和跟贴数都很多。斗志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无法确信自己的生
命安危，“在我还没有死之前，我把这些话用我的鲜血记下来，用它当作传给我即将诞生的儿子的血泪遗书，当作给这个可怜可憎的虚假盛世
的最后反击，当作盖棺论定，当作痛心疾首，当作对我亲亲骨肉的终生寄望：愿他永久地铭记住血的颜色。”他以遗书的形式给他的将要出生
的孩子写下几点希望，要求他“紧记死不可怕、牢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阉”。他以这样的话给这篇遗书收了尾：“写到这里，你父亲我已经泪
流满面了，看着电脑的屏幕在眼前模糊、眩晕，甚至颤抖、跳跃。我还能说些什么呢？那就最后一句话吧：保重啊，我的深深骨肉——我的儿
子！”在回答网友的关心的问询时，他说明了他的现实处境：
　　
　　本文创作极其偶然，是几个疑点案子在我眼中纯属“政绩工程”，我看不惯，得罪了不少人。1、东昇农场的总管会上已经揭发，说有个叫
斗志的年轻人是个卧底，把厂里责任制的隐患变成了文章（即《东昇农场背后的血泪》），据传大总管和几个总管都在桌上捶了拳头，咬牙切
齿阴冷无比。2、番禺市桥一起杀人案，一天之内破案，被抓的人至今无下落，那人不似阴险，极其老实，因生意竞争与他人有怨，估计是被人
陷害，加之警商勾结，其中破绽百出。我曾三次坐摩托前去暗访，得罪了某些人。3、本地石壁治安队，离我所租住处仅百步之遥，查赞助证时
湖南农民周世权逃跑，被强打致重伤，我为其抱不平，通知《南方周末》，此事已被治安队知道，但没下手，昨天下午来了番警告，我跟他们
差点弄了一架。4、近日我的重庆老乡李斌被判刑，关进番禺监狱，但案子疑点颇多，我想再细查（按道理应属正当防卫），这得罪了原告方和
焦躁的办案人。5、这几天人一直在做噩梦，常梦见被斩成七八块，乃至掏肠破肚，或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成几截。半夜隔壁敲门声一响，人就惊
慌起来，再也睡不着。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实中遇到的事他要管；他在网上公布自己的电话和身份证号，也使越来越多的受冤屈的人主动向他求助。斗
志现在介入的事很多，危险因素在不断增加，而他试图抱不平的事却仍然很难都得到解决。而他却是个自由职业者，为别人的事奔波，他的经
济上也日渐困难起来。下面主要谈他在东昇农场的事。
　　二
　　斗志的家乡在中国西南重庆市农村，贫穷落后，当地人纷纷到广东等沿海省份打工，寻找谋生出路。斗志的父母七年前就离开家乡到广东
省番禺钟村镇的东昇农场打工。去年秋天，他自费从家乡重庆永川朱沱镇向西经四川到西藏旅行，沿途考察各地的社会状况。回来后，又到湖
南长沙、常德考察，并访问师友。在常德，他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转告他母亲病危，农场要倒，处境困难，希望斗志去广东一趟。斗志便在
十二月初赶到广东的这家农场，发现这里不但职工的待遇很差，生活条件简陋，而且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另外，场里的其他管理方面也存在
严重问题。“就是把他们家底儿全搬出来”，斗志的扶弱济困、抱打不平的精神促使他在农场里四处调查，并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请求介入
处理，并在网络上揭示公布他的调查情况，呼吁社会关注东昇农场职工的不幸遭遇。为此事和其它许多抱不平的事，他把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处
境。
　　东昇农场，号称是广州市蔬菜龙头企业、番禺市3998立项基地，地址在广东省番禺市钟村镇石壁，属私营企业，大老板欧先生、曹先生，
分别是台湾、香港人。这个地方原来是原住居民们的田地，大约在12年前，欧先生将其大量买下。12年中，欧先生每年按人口数量付给当初卖
田的农民每人500元。同时，该农场每年免费享受政府200万的拨款支援。其实，东昇农场仅仅是欧先生开办农场中的一个，除在石壁的东昇以
外，欧先生在其他地方还有多处这样的农场。东昇农场的员工最多时达到1000人以上，现在仅存700人左右，以来自四川、重庆、贵州、湖南、
广西的打工人居多。通过近两个月对这家农场的深入调查，斗志发现了许多问题，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关于私营企业工资的制定。东昇农场的工资从来都分成甲、乙、丙三级处理。96年的时候，甲级10.5元一天，乙级10元一天，丙级9.5
元一天（另有加班费，每个钟头0.7元，加班时间为中午12：30到13：30以及晚上到包装场包扎蔬菜的加班时间）。到2000年的时候，员工因工
作艰辛、吃住条件差甩掉应得的部分工资大量出走，员工大量减少，所以不得不涨工资，到现在为止，甲级男工14.5元一天，甲级女工14元一
天，乙级男工14元一天，乙级女工13.5元一天，丙级男工13元一天，丙级女工12.5元一天（另有加班费，每个钟头1.4元，加班时间同样为中午
12：30到13：30以及晚上到包装场包扎蔬菜的加班时间）。但土地的亩数从来没变，有上千亩地，员工的吃住也从来没变，一直奇差，如今员
工的人数比2000年、2001年、2002年还要少，厂里在2002年底决定实行责任承包制，不再实行原来的工天制。工天制就是一个月30天，只要有
一天去干，没有旷工，那么不管甲、乙、丙，天天有钱；如果旷工一天，就要倒扣一个月工资中的6元——除特殊情况外，不准请假，请假无当
天工资。现在的责任承包制更严了，地还是那么多，人又少，分给你去做，做完才算数，这样一来，夏天的时候就忙得不得了，白天从早上6点
半开工，干到中午12点，回来吃饭，12点半又出去干工，干到下午6点半，回来吃饭，7点钟再到包装场包装“韭菜黄”及其他蔬菜，干到凌晨
两三点，再到宿舍睡觉，早上6点又要爬起来喝稀饭，6点半又出去。不管天晴落雨打雷刮风，如此循环。夏天工作忙，但责任承包制在这里还
能保证干一天就能得一天的钱。但冬天就不一样了，蔬菜需要量小，所以任务就少，任务少就得时时放假，一遇上下雨天气，只好休工，这样
的话，一个月有25天有工开都算是好的。所以责任承包制最后亏的是员工，活路忙的时候比原来累，活路不忙的时候又不能保证天天有钱，况
且工资依旧那么一点点。
　　二、关于私营企业里面“中层贪污受贿”的处理。据斗志了解，厂里的规定是员工的伙食必须保证六元钱一天，但真实的情况是：大约十
个人一桌地吃饭，不准端到宿舍吃，吃饭的地点只能在外面固定吃饭的场子，而且还有专门的人站在旁边查看；早餐，白稀饭，没有菜；午餐
，厂里不要了的或剩下的蔬菜烂叶子加上每锅十片肥肉；晚餐，中午的剩饭剩菜再煮点饭加点菜；如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这些饭菜
三餐加起来摊在每个人身上实际不足四元钱。那么，老板保证的六元一天又怎么说呢？这700个人，每个人每天由老板欧先生拨的六块钱起码就
有两块多钱被总管贪污，几个总管每一天就可以在员工伙食中贪掉1400多元，单从这伙食费的贪污中，几个总管每个月就可以很容易地贪掉
42000多元。现在的员工宿舍，每一间不足20平米，男工20个人呆一间，女工40个人呆一间，屋里阴暗潮湿，夏天时完全就是个蒸笼，下雨收工
回来，挤得水泄不通，水有时还漫得满屋都是。除员工伙食费上的贪污现象外，那些成天站在员工屁股后面指三骂四的组长，在职工风闻中，
女组长起码占一半都是拿身体换来的，男的嘛，还不是送点钱，吃几顿饭？办公室的那几个坐在电脑面前打字的女人，斗志曾多少次看见她们
被总管抱过去、亲过来、叫得淫声荡荡。不要说总管，就是门卫，也是狐假虎威。亲人来看亲人，最多只能在厂里歇一晚，你要多住一晚可以
，给门卫一点钱，或是叫个女娃儿给他玩玩，他让你住一年半载他都要干。斗志刚到农场的第一天就从窗子缝里看见一个女的提着裤子出来，
门卫还在屁股上捏她一爪。
　　三、关于打工人被杀、被打的纠纷。斗志采访的农场职工周正全的原话：“比起杀人来，那些吃啊住啊工资啊天晴落雨啊起早摸黑啊算啥
子？不需要回顾好长远，就说最近一两年。你晓得的那个被拖拉机撞断了腰杆的重庆朱沱人，最开始说解决五千，后来又说分成两股钱来算，
后来又说弄成三股钱才算，办公室说不管，最后人家托司法局的人，你看这下弄得好麻烦，人家残废证都拿到了，厂里头这回理都不理，这算
啥子？2000年的时候，下大雨，天上打雷，打死了几个人，有湖南的，有四川的，躲雨都不让你去躲，偏要让你干工，电线又乱，这下人被雷
打死了，死了又如何？一两万块钱就解决了。上回重庆涨谷的一个人，就是你（指斗志）老乡，隔你家不远，在农场病死了，死了又如何？五
百块钱就解决了。还有一个，成都人，来卖冰糕，看着天热，来帮员工解决口渴，总管说耽搁了这些员工开工，那个人只不过是在路上叫卖冰
糕，总管就把人家的冰糕箱推翻，踢倒在水沟，那个成都人就跟他们搞起了，还了手，这下总管就打对讲机叫廉江的一大堆总管过来，活活地
把人打死！这个事情竟然一点没解决！一分钱不解决！这个东昇农场就跟黑道是一样的，打死你就像打死一只蚂蚁。还有两个重庆江津的人，
是两兄弟，经常在农场买菜来拿出去卖，几个总管想弄钱，就说你买我的菜，有些菜没称你就拿走了——完全是污蔑！两兄弟不服，总管就拿
起手杆恁个大的铁棒，把两兄弟打得爬起走。还有一个贵州的，刚刚来，不晓得农场的天高地厚，一个总管看不惯，拳打脚踢，那个贵州的不
服，想跟他反起搞，就被拉到办公室，总管拿铁铲往贵州人脑壳上一划，血就从贵州人的脑壳耳朵冲出来了！问你服不服，不服就再给你一铲
！只好服了，保了一条命，嘿，第二天还被开除了，一分钱没得！你说有好霸道！我刚来农场就看苗头不对头，刚进来就看到一大堆总管每天
都要练它两个钟头的刀刀枪枪，老板就帮他们敲锣打鼓，现在那些刀刀枪枪都还在农场里头，还有联防队、治安队跟农场总管都是筢筢打狗一
捞的，你不服，总管打，总管打不赢，喊一大堆总管来，你还不服，拉你到治安队，打个半死再说，你人多，我就拉联防队、治安队一起来，
看你敢不敢反！我跟你说，这个农场这些年来死了很多很多人，这些人都是廉江人杀的！”在农场做过几天的曾经坐过监狱的叶飞说：“农场
的管理就跟监狱一模一样。”
　　四、关于周正全特别提及的残废人陈应江与另一个死去的斗志老乡。斗志老乡是病死的，有没有买保险斗志还不清楚，人死了有些年头了
，当时斗志家乡的派出所来过一批人，农场的总管置之不理，叫这些人到外面找房子睡，整个儿没有半点合作，就是蔑视。还有一个细节是，
死者家属最后领到500元赔偿就已经无比满足的样子，还直说农场好话。至于残废人陈应江，一年以前，他在田间打药，背着洒水机收工回来，
拖拉机在后面开，他没回头，直往前走，拖拉机撞上来了，陈某肋骨断了三根。陈某受伤后被拉到医院，并没有完全治好，农场便强行要陈出
院，后被几千元钱打发走。　　
　　五、关于员工工资未领、难领、少领的问题。就东昇农场来说，员工出于对当地治安队、联防队的惧怕，从来没有闹过工潮。于是“头头
”们飞扬跋扈，员工工资少领了不少。员工到东昇农场做工，先交20元押金，这20元15天后可以退还，但还要另交100元押金，这100元就必须
要做到一年以上才能退还，做不到一年，那么，这钱就归总管去花了。想领工资走人的话，厂里有个“规定”，那就是做到三个月以上的可以
领未领工资的50%，做到半年以上可以领未领工资的60%，做到一年以上的可以领未领工资的75%，情况大抵如此。东昇农场发工资有个特色，那
就是12月份发9月份的工资，1月份发头一年10月份的工资，也就是说，工资要拖三个月。12月份是年底大结帐，有许多员工不想干了，就想领
钱走人，先领了9月份的，但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呢？对不起，先看看你在厂里呆了好久：你才来一个月的，没钱，你只有等到第二年3
月份领12月份的；你才来两个月的，没钱，你只有等到第二年2月份领11月份的、3月份领12月份的；你才来三个月的，领吧，不过只有三个月
工资的50%，你要领就领，不领的话，分钱没得；你才来半年的，领吧，不过只有没领的三个月工资的60%，你到底要领就领嘛？就这样，好多
人辛辛苦苦干活，吃得像猪，睡得像狗，干得像牛，最后呢，车费都不够，更有甚者，干得一身是病，哪有钱去拿药？据斗志了解，这次愤怒
出走的人约有100人左右。
　　我不厌其烦地将斗志收集整理来的材料写在上面，是因为，这些问题是触目惊心的，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祖国的真实生存状况
，更重要的，斗志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他们态度冷淡，一直未予实际处理的行动。可慰的是，斗志在网上得到了一点关注，不少网友给他热
情的鼓励，也关怀着他，希望他保护好自己。斗志表示，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决不放弃努力，哪怕天掉下来，他也顶着。他现在正在筹划网络
签名，希望东昇农场的问题得到社会更大关注，让职工的权益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介入下早日得到解决。
　　三
　　斗志现在为东昇农场等几十处的职工权益问题操劳，奔波，作为一个自由职业人，他无暇自己打工挣钱，经济发生了困难。我一开始是从
张青帝兄那儿知道的，他写了一个《请求帮助：用行动支持斗志的公益事业》的贴子，呼吁热心关注斗志的网友捐款，以解斗志的经济一时困
难。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斗志告诉我实情：“我最多还吃得上20天的饭了，马上就要收房祖，还不知钱从何处来。我也只是暂时苦难，因为我
主动拒绝了非常多的赚钱职业。两年之后是我用经济与道义共同帮助别人。现在只是暂时急用。”我便立即联系好友张青帝兄，因我身在国外
，烦他借我三百元钱，代我寄给斗志。据我了解，网友张青帝、东海一枭、白色恋人、虎穴飞鹰、李建国诸兄都纷纷寄钱资助。
　　我再次想到了斗志的现实处境，“这几天人一直在做噩梦，常梦见被斩成七八块，乃至掏肠破肚，或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成几截。半夜隔壁
敲门声一响，人就惊慌起来，再也睡不着。”斗志，你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抱不平，你别无所图，但环境却使你心灵遭受如此梦魇的困扰。
我此时衷心地希望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邪不压正，你介入的是非都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你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写到这里，上网看，我又得
到了新的不幸消息，斗志被人找打手来报复，头上被砍了一刀五公分长的伤口。又看到网友李建国的文字：“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年轻人，非常
刻苦，曾经给他发过几封信，回答也很诚恳。从离开重庆去湖南，从离开湖南去西藏，从离开西藏到广东，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到农场，与
监狱犯人，与冤案‘凶手’，与家长制专制，这个人从来都站在第一线上为弱势群体讨公道。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18岁就曾与当地镇长、当
地电视台、晚报开始为家乡地质滑坡上书重庆市政府。斗志真的是一个传奇，放弃了大学专门来为群众抱不平，临危不惧，见识不凡，为我辈
所望。除夕夜那晚，打电话问他新年怎么过，他说：‘馒头稀饭，有酒就喝。’他确实困难，我曾在汉语文学网发信给站长黎正光，希望他能
倡议对斗志的援助。想想看啊，那么年轻的一个人，这么小就毫不畏惧地与中国既得利益者反抗了，还听说他曾被人找打手来报复，头上被砍
了一刀五公分长的伤口，打电话给他时，他也仍然笑得很灿烂，真的让人心里面既难受又佩服。他在十八岁就已经很出名了，但是那不是我所
认为的出名，可是现在的斗志却真的找对了路，他的性格注定他要忍受艰辛曲折甚至威胁丧命，但他的名气是用真正的明察暗访真正的追根到
底换来的。在这里，我以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人表示：大年初八，寄400给斗志，因为我是农民，经济并不宽余，希望斗志海涵。也望朋友们给
予帮助，救这一个人，中国又多了根真正铁打的脊梁！斗志先生为广东、福建等省的农民工权益作争取，与厂领导、劳动局、市政府不断地提
意见，天天公开他的电话，到所有厂门口给员工发他的电话号码，与媒体紧密联系，专门对不公平的事情作记录、作爆光、作上书。这些真的
令我自愧不如！佩服斗志，佩服现在的年轻人！”……
　　文章收尾时，我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
是中国的脊梁。”斗志，小我十多数的好弟弟！我不如你，但我敬重你，你要保重好自己。以后回国，我一定与你相见，拥抱！深藏在异国的
书斋和学院中的我，正沉浸在为中国的农工阶级的翻身而奋斗的写作中，而你却是战斗在第一线，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个急剧转型、全面腐
败的社会，你是我追求正义的一面镜子，也是我心中的这个时代中国的真正的大英雄！
　　附：本文有关材料来自斗志的个人专栏“百年斗志”，关注斗志的网友可到该专栏了解更多的情况。
　　2003-02-03

 

七十年代女作家的左翼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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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何处是归程》这部小说
　　
　　因为偶然的机会和触动，我点击开了《何处是归程》这部小说，结果收获很大。我被这部小说深深地感动，我更从这部小说中看到与我相
通的思想，以及当代文坛出现了可喜现象。当我随意看了一些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文字，我又觉得这么好的小说文本又有被糟糕地误读的危险
，这促使我写这篇文章，为评论界尽一点不可推卸的责任。
　　读这部小说纯属偶然。因为由自己主持的“槟榔园文学书院”网站需要通过与别的兄弟网站的友情链接来推广给读者，我与“新语文室”
网站的主持人黎阳女士发生了联系。她很热情地将我的网站放在她网站的首页友情链接上，还主动提出在她的网站上为我设一个专栏，还选几
篇我的作品放在她网站的“佳作共赏”上。这使我感激。我当时能做的便是将她的长篇小说《何处是归程》放在我网站的“灵儿热线”栏目上
向读者推荐。当她寄来她的这部小说的电子版，我下载了有关软件后，轻易地打开了它。在晚上休息时间随意打开它，结果被强烈地吸引了，
欲罢不能，看完了通宵直到第二天上午，一口气将这部小说读完了，长吁了一口气。
　　实际上，由于我有一年多的触网史，我很早就注意到这部由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因为一些文学网站都为这部小说安
排了“广而告之”，但广告上的作者的照片那样年轻，一看便知道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虽然吃的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饭，关注当代作家
作品是我的工作，但我对七十年代以后出生作家有着很深的偏见，为了教学只用宝贵的时间读几个被媒体炒得很热的，学生们主动要求我讲的
。所以，我一直未读过有关黎阳和这部小说的一点文字。因偶然的机缘读了《何处是归程》以后，我欣喜地发现了文坛的可喜的新现象。本来
文坛正符合生物规律，“一代新人在成长”，但七十年代以后出生作家的作品确实让我大倒胃口，棉棉的小说不忍卒读，魏慧的小说可读性要
强一些，但内容很糟糕。周洁茹的长篇小说《小妖的网》翻完了，不知所云，只几篇涉及下工女工内容的作品稍有好感。但不能说七十年代作
家就没有好苗子，非“美女”的男性作家陈家桥的《饲养在城市中的我们》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但想到作者的年龄，对他的老陈伤感心中不是
滋味。当我读九丹的《乌鸦》之后，我就发誓尽可能不再读受罪的七十年代作家作品了。看了黎阳的《何处是归程》以后，我要说，黎阳是已
经被广泛言说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异类，但这“异类”却是可喜的现象，是七十年代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也是根扎于文学史，可与文
学史对话的文学的新生代。
　　黎阳的长篇小说《何处是归程》最打动我的是所体现的社会人文批判精神，这与我以弘扬鲁迅精神，发扬左翼文学传统为己任的思想是一
致的。我这个六十年代人与她七十年代的“异类”，在这一点上的惊人的相通，使我兴奋不已。当然，我要说，在六十年代出生文学研究者与
作家中，我也是个“异类”。“屠杀”我的精神导师鲁迅的，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但参与其中的所谓“断裂派”作家，正是我的同龄人。而新
潮批评家们，在“屠鲁”的表演，视我为“异类” 外，正为六十年代作家们的“下体写作”惺惺作态地辩护。因此，在我视自己为继承由风骚
传统到鲁迅传统这一点上，我超越了六十年代的同龄人，同样，黎阳也超越了她的七十年代人，因而我们的文学精神的相通，就一点不奇怪了
。
　　在当下社会极其败坏，权贵们张狂，穷苦们无告的罪恶时代，我们的六十年代作家却沉迷于“下体写作”，玩味自己“小我”的手淫的快
感，而七十年代人，将这手淫解放为荡妇的放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沉迷在小布尔乔亚的佯贵族的感伤和作秀中，置苦难的广大下层劳动人
民于不顾，甚至在向权贵阶级抛眉眼的时候，无耻地丑化和亵渎苦难的却是真正承载这个社会的广大民众。我对当代文学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作
家们很多有好感，他们保持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激情。
　　《何处是归程》对湖南长沙的下层劳工阶级家庭的苦难的同情的描写，正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共着命运。小说对飞扬跋扈的长沙公安
副厅长们和他的八旗子弟郑生华们，对劳动人民的苦难麻木不仁的贾星态们，对无耻地贪占公有财产而肥靡的上海滩的大型国企老总和子女林
飞强、林菲们的揭示和批判；对下层知识分子江正原、秦梦、江正浩、杨松棋们的社会不公正待遇，和为此而人生道路选择的分化的表现，正
是深刻地把握了这个罪恶时代的精神涌流。巴尔扎克说，小说是历史的书记，泰纳说时代种族和环境构成了文学的精神内核。超越时代的作品
，从来都是在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基础上才谈得起超越，从《诗经》、《荷马史诗》，到《西厢记》、《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尤
利西斯》莫不如此。
　　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时代呈现的正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广大下层人民的苦难无告，哈维尔所说的后集权社会
的一切罪恶都在真实地上演。公安副厅长们贾星态们郑生华们与江天和们谢有初们的矛盾，正是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共产时代积累起来的
公共财富，在后集权社会里，被统治阶级无耻地贪占，据此过着纸醉金迷的靡烂腐朽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被推到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下
劳动人民的苦难是双重的，在经济上贫困，属于他们应得的被“硕鼠”们霸占去了，他们还凭借集权制度让劳动人民不敢怒不敢言。压迫在当
下劳动人民头上的正是权贵阶级的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无法无天的贪占。
　　在这样的罪恶社会里，我们的下层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时代社会给他们只有灾难。在灾难中堕落；或者在灾难中坚守那一份清白
，而那份清白以更加倍的苦难为代价。于是，杨松棋们，江正原们选择了堕落的道路，就一点不奇怪了。他们的命运使我们想到了后拿破仑的
法兰西王朝时代，两者何其相似，于是，江正原们的命运相近于斯坦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们，就在预料之中了。他们是相近时代的相近悲
剧人物。但我不满意中国作者黎阳的，是她让小说的结局是江正原在忏悔中继续堕落，而斯坦达却让他的于连投入到反对罪恶社会的斗争之中
，并以死见证了这个社会的罪不可恕。这与作者是个年轻的女性有关，也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下的被自由主义思潮弱化有关。但我在黎阳
的《何处是归程》中分明也看到了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下中国文坛复兴的希望的见证。
　　黎阳说她是“一个自幼在中国古典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孩。慕先秦诸子，羡盛唐诸公，思高山流水，想《梅花三弄》。酷似太白，一
生好入名山游。最愿背上行囊走遍千山万水，万水千山。于繁华的现代都市中也能发思古之幽情，于喧嚣的工业文明中也能回归到宁静的田园
牧歌里。”这当然是她的一个方面。她的另一个方面，正如她自己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的表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是尧舜的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这样，古典的蕴藉柔美与金刚怒目和谐地统一在这部小说中。在这部作品的人文批判精神的
光彩之外，有机联系着的是浪漫柔美的美仑美奂的抒情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人文批判内容，但绝不仅限于社会的批判上，对人性的
美好与丑陋，坚强与脆弱，浪漫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细腻剖析，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内容。这使这部小说带有很浓重的浪漫抒情色彩。
　　中国的文学传统正是国风、离骚的两个传统的结合，这体现为一种既入世又出世，既理智现实又浪漫恣肆的中国传统美学风格。后世的文
学创作在这两点上或有所侧偏，但两者和谐结合一体的作品也很多，如《西厢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鲁迅的小说，张承志的作品
。黎阳的小说《何处是归程》也是将这两者结合得相当成功的。从离骚传统来看，这部作品也是浪漫抒情小说。作品的主要线索正是一对下层
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经历，从浪漫美妙的大学校园之恋，到工作以后的患难中的互相扶持，作者给我们描绘了贫贱知识男女也有发自人性的美
好感情故事。但毕竟，现实的罪恶和丑陋，破坏了这对小儿女的纯洁情缘。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要说，幸福的爱情是一样的，不幸的爱情也有共同的不幸，这便是社会
的罪恶，难宽容纯洁美好事物的存在以见证自己的越发丑陋，于是便来破环它。小说中，杨松棋便先堕落了，接着又促使江正原堕落为罪恶势
力中的一分子。这是大社会的悲剧，便也是江正原与秦梦一对曾经无限美好的爱情成了悲剧收场。但我们的小说作者仍以她美好的心灵，为我
们留下了美好动人的秦梦形象。秦梦是作品中最有光彩的形象，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形象。我读这部小说秦梦的故事时，便不自禁地联想起与
贫贱的小知识分子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她仍在祖国，我打电话告诉她，秦梦像她，而我绝不会成为堕落后的江正原。秦梦善良而又坚强，对爱
情坚贞，以她的热情使她身边苦难中的下层民众快乐。产业工人阶级的江家喜欢这个未来的儿媳，江正浩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哥哥的美好
的女友。当江正原堕落，给秦梦以无情打击，江家父母和江正浩却给了秦梦巨大的支持。秦梦是个几乎将所有的美德集于一身的女子，她受到
情人的堕落的打击后，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充实人生。作者让她最后考上了研究生，走上了更加美好的新机。
　　爱情故事和秦梦的形象强化着这部作品的浪漫抒情色彩，同时，作者对语言的使用也表现了抒情特征。作者娴熟地引用了古今中外富有诗
意的诗词、名言，也妙笔生花地铺叙抒情，使这部长篇小说呈现浓重的诗化特征。而对社会人生和复杂人性的深刻揭示，也在抒情中加入了哲
理性议论。社会批判和抒情两者的结合使这部作品带有哲理小说的色彩。作者黎阳无疑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的修养都是很相当深厚的，我便
从这部作品中闻到了我个人极喜欢的，西方被称为“最后一个浪漫派”的著名作家黑塞的气息。
　　想到这部成功的小说的作者才二十多岁，虽然文学史上不乏早熟的作家，但现实中亲身交往的作家如此年轻，而又如此才华，取得这样大
的创作成绩，真令人惊异和可喜。但我评论她这部小说，当然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我要说，黎阳是已经被广泛言说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异类
，但这“异类”却是可喜的现象，是七十年代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也是根扎与文学史，可与文学史对话的文学的新生代。我在黎阳的《
何处是归程》中分明也看到了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下中国文坛复兴的希望的见证。
　　2003-5-18

 

对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后的漫想
 
　　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几乎是中国民间知识界的共同梦想。但显然，这点共识并不能抹去各派的分歧。左右阵营
现在的斗争，人们都已经看到其中的宽容与狭隘，正直与偏私。那么，在中国实现了民主宪政制度之后，各派联系的政党的斗争情形如何？这
样的漫想非常有意思。
　　民主宪政建设是一个很难有止境的过程，正如人间事没有完美到无法再发展的。对民主宪政建设应如是观，不过，我们还是要确立一个有
一定确定性的起点。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的构想的具体化，主要是自由宪政派的学者在做。据我了解，大致有三派。一派的构想是“一党宪
政”，只允许一个党有执政权，这个党决定宪法和国家根本大政方针，但它对社会的管理权通过其党员在各种制度机构中的先进性和优态势来
保持。第二派的构想是，执政党改变为类似皇室一样的家族，其党魁可以成为国家名誉元首，但国家的实质权力在首相这里，要通过多党竞选
产生。这就相当于将一个超级党作为英国或日本的皇室一样，享受皇家在社会中的各种权益。这个超级党的党魁便是皇室的“天皇”。各党派
竞选议会和首相职务，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可以叫“超党立宪”。第三派的构想是多党宪政，不存在一党宪政或超党立宪的，所有党派一律
平等，竞选议会和国家元首。
　　 当今的中国自由宪政派人士们，已经高兴地看到，第一派的一党宪政已经在逐步实行，不少人已经公开叫好了。第一派的设想既然已经启
动，第二派的方案可行性就不大了。不过，很可能，有着自由理想的各个派中，肯定有人不满意，他们更向往第三派设想的多党宪政。作为一
个自由左派小知识分子，我当然也希望中国最终走上这样的民主宪政。我漫想的“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正是对这个方案来说的。
　　这样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中国实现以后，便不会一下子就完美的，还要发展和逐步完善，这是肯定的。期间也会有某个政党执政以后，实行
修正主义，做到一党独裁，如纳粹党之在德国，或者为执政党的阶级独占或谋取更大的社会利益。这种可能当然要尽量避免，我尽可能漫想理
想的状况。这样的民主宪政的实现，当然是社会各派势力一致和解，宪法和军队具有超党派性质，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各党派在民主宪法和
超党派的司法框架内活动。民主宪政实现以后，宪政派的学者可以成为超党的司法机构的法官、独立国会议员，但这一派成为一个竞选的政党
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除了宪政理想，他们没有别的设想。
　　这样的民主宪政实现以后，在宪法和独立司法框架下，国家权力的分配通过各政党的竞选来进行。我只是做一点漫想，我想成立和参加竞
选国家权力分配的政党不会是少数，但大小有别，各党派也有内部分化或多派联合等情况。估计有这么几大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代表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外买办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或者姑且可称为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当然，也有代表农工阶级的政党。这三大党外，还
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党，黑社会的党，民族主义的党等等。有些党则尽量宣称自己是全民党，从其他阶级选民那儿捞选票。
　　多党竞选是个相当残酷的国家权力分配过程，充满着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正义与邪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目的与手段，诚实与谎言
的多色调的斗争。目的就是一个，捞选票，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好处。选民手里的选票投给谁？当然看谁能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但
是，当多个党派都宣称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看哪个党更会宣传，打动他们了。这样，能助捞选票的一切社会资源都预先被各党派争抢。这
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金钱，参加竞选必须有相当的金钱基础，这样，最有金钱的社会阶级往往受到各个党派的欢迎，大都希望从有钱的阶级
那儿得到竞选资金赞助。二是舆论媒体，各竞选党派也纷纷尽可能多控制。三是，内政受外交影响，哪个党派能得到国际强权国家的青睐，其
在竞选中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里当然排除某个政党借国外势力发动政变上台的情况。
　　显然的，在上面设想的几个大党，大资产阶级党、民族资产阶级党、农工党，各有优势。大资产阶级党有国际资本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党
有民族主义力量支持。现在争论得激烈的知识界左右派，到时候，右派会站在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一边，而左派会站在农工阶级的党一边。农工
阶级的人数占大多数，如果选票分配公平，这个阶级手里的选票最多，但他们最穷，没有金钱基础，也容易受各党派的舆论宣传鼓动，内部分
化可能性很大。这个占国民大多数的人群并不一定把选票投给自称代表他们的农工党。其他两个阶级党也会宣称兼代表他们利益，并通过金钱
和舆论宣传使他们投自己选票。
　　在我的漫想中，中国在实现民主宪政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是大资产阶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党轮流执政，主要看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
候的变化。外交决定内政，国际强国势力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情况下，与国际资本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党会执政。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内政
决定外交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党会上台执政。
　　我是自由左派，一贯强调在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维护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对现代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当然是欢迎的，
支持的，并且作为当下的社会理想奋斗目标之一。民主宪政实现后，面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资产阶级党的轮流执政情况，尽可
能促进真正代表农工阶级利益的农工党壮大力量，尽可能在国会中多占几个议席。在农工阶级利益受到大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执政的
国家权力危害的时候，农工党要毅然决然站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我想，农工党比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要小，但其存在对维护广大社会下
层劳动人民的利益是非常必要的。当两个资产阶级的党都腐败无能，或趋于反动的时候，国民会唾弃他们，农工阶级的党便有了执政的机会。
　　我虽是热心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奋斗的人，最好感农工阶级的党，但我更会选择做无党派。我是一介书生，不谙政治，爱自由和散漫的
天性也不适合搞政治。我将仍是以教书和写文章为职业。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为了表示我对农工阶级的实质支持，我可以在农会或工会中兼
任一个委员职务。
　　对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后的漫想如此。我的文章收尾了，我的梦也醒了。
　　2003-6-25

 

记我与台湾记者皮介行先生的交往
　　
　　　　皮介行先生，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人，台湾《环球通讯社》记者，《环球》杂志主编。自1985年来，皮先生频繁到祖国大陆访问。
1987年10月，他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记者，十二大新当选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微笑着对他说：“你们是第一只燕子，
第二只燕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燕子陆续飞来。”中共十三大时，皮先生采访过当时的总理赵紫阳。皮先生问：“赵总理，你好。在你的任期
内，是否希望实现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是否希望实现‘一国两制’？”赵：“我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在大陆多去一些地方，实际
地看一看。大陆这３８年来，有很多进步，但也有些地方比较落后，你要去看好的，也要去看坏的。我还希望你回去不至于遇上什么麻烦。至
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能不能统一是一回事，总不能背道而驰吧！我看
，目前的形势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前进。你赞成吗？”皮先生立即回答道“赞成、赞成”。十几年来，皮先生经常到大陆采访，关注大陆的社会
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表现出一个华夏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
　　
　　　　我与皮介行先生相识于中文网络。他的名字最先为我所知，是在张青帝兄创办的大地网站上，在我任首席斑竹的大地思想前沿论坛，
他的名字悄悄地出现了，也逐渐引起我的注意。他在思想前沿论坛发了几个主贴，主要是谈论中华文字和台湾泛蓝联盟的，都被我利用斑竹职
权固顶了。他的反对大陆部分知识分子媚美言论的跟贴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后来知道，皮先生和我一起，在由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发起
的反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声明上签了名，我们在国际国内许多问题上观点非常相近。最近，在韩国高校从事教育交流的我短期回国探亲，
临行前无限感伤，发表一篇《祖国，我回来了》的随感文章，得到皮先生的热情回应，我们便在别人兄的中间文化网站论坛里进一步交流，彼
此更加了解和好感。我将皮先生对我的回应文章《读〈祖国，我回来了〉寄语作者槟郎》收入我个人的网站槟榔园文学书院永久保藏。今天他
又寄诗来与我交流，促使我写这一篇文章。
　　
　　　　对作为记者的皮介行先生，我不太了解，他主编的《环球》杂志，我也从来未见过。但通过网络交流，我了解的皮先生是一个爱国的
知识分子，这不但表现在他在新闻职业中对大陆进步事业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情推动，还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深厚造诣，他
对儒家心性道学的推崇，他在大陆网络上热心结交仁人志士上。皮先生每发表文章，都奉孔子历，使他显得特别，而这一点很得也有儒家心结
的我的好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明志，待大陆走上现代民主化道路，我将淡出批评界，专心学儒，著古装长袍，蓄长发戴儒冠。我也主动向皮
先生表示，得海峡两岸统一之后，我将去台湾阳明山中隐居，与他共致力于中华儒学振兴。
　　
　　　　有着中华仁人胸怀的皮介行先生爱自己的祖国，爱灿烂不朽的中华博大精深文化。但目下台海分治，台独嚣张的局面使他痛苦。他看
到我那篇回国探亲随感文章虽然感伤，也有回到祖国怀抱的欣慰，安慰我时，他自己也不禁感伤起来了：“但回头想想，又不免感慨系之！槟
郎，还有个祖国可回归，还有个安定工作，而我一切均不定，也不知祖国在何方！神州故国是个昂扬挺立的君子国，却不是无神的共产中国！
台湾是祖国吗？曾经也是吧！但如今是台独执政，扮演着美日摇尾狗的角色！这像个有国格的国家吗？生在各势力的夹缝中，又能奈何？”实
际上，祖国尚未统一，全世界炎黄子孙莫不扼腕痛惜的，皮先生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感伤中的皮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中寻找精神
解救的答案，他对我说：“统一不统一，看大势，看天心，不是单纯人为可以成事的！但一切不妨，神州如无神性，统一也无价值，也不可久
。神州如能再生神性，则华夏重光，朗照天下，必将对未来世界，提供尊荣与生机……”虽是对现实的无奈，却也在更高的境界上对中华统一
和民族复兴抱着极大期盼，拳拳之心感人肺腑。
　　
　　　　我在那篇文章中的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的客愁通过诗文的抒发，和在祖国网络上的活动还能排遣，得以忍受。但异国与中
国的对比的感受却使我苦闷，甚至近乎绝望。”网上有友淮生兄感慨道：“100年前，李鸿章到美国，也很受刺激；80年前，郁达夫在日本，也
在呼唤祖国富强；今天，槟郎在韩国，也和上面两位一样百感交集……兄，预测一下：再过80年、100年，留洋的中国人，还会萌发你一样的惆
怅吗？韩国也成为了惆怅的对象，这本身就是令人惆怅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起点和韩国不相上下；韩国经济以8%左右
速度增长了20 多年；成了人均数千美元的富裕国；中国也增长30年，为什么还是处在赤贫状态呢？兄，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皮介行先生也做出近似的反应，被儒家浩然之气充沛的他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据我所知，在历史上中韩关系特别紧密，部份韩国还
曾是中国国土。而中国对韩威德甚盛，对韩国之生存与成长，极多协助。韩国整体输入中华文化，包括文字、思想、道德，他们也以礼义之邦
，君子之国自命。韩国某大学教授尚认为韩国是儒学之祖国，因箕子封在韩国北部，而其洪范九畴，的确也是儒学思想。所以，中国人对韩国
根本无须自卑，重要的是认识到，中国做为上国，对韩而言是尊贵之国。而今天搞成如此，不该去怪古人，倒应该自己痛心疾首，痛切检讨！
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我虽然好言自己“贫贱”，实际上君子固穷，只用来作为一种苏格拉底的辩论策略，表达我的真实忧国忧民的心意，
有些网友很误解我“哭穷”，但许多网友是理解我的写作抱负的，淮生兄和皮介行先生便是其中的两位。
　　
　　　　皮介行先生与我谈到了中国问题和个人修养问题，我们有共同之处。在中国问题上，皮先生对中国民主化方向的看法，与我是一致的
。我文章也说羡慕韩国的现代民主制度，强调在“努力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皮先生说“依我看，中国
要扬升，仍应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国家作为调节与保障。传统文化的智慧与庄严，应该重建；现代神学、史学、科学、哲学……也应认真研
究；特别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应放开，把民间社会的智慧与力量，引入公共决策程序中，创造多元民主的中国新制度……孟子谓：‘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我想当下中国，贞下起元，一元来复，已经走上大变革之路。槟郎先生生当其时，正是精诚其心志，昂扬其
见识，深造其智慧。待风以雄飞的大机会，不必灰心，好风会来，再造一个美丽神州，再建一个庄严中华。江山有待，君子自强！”我目前主
要致力于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在制度问题上思考比较多，而皮先生不但考虑了制度，而且考虑了文化复兴建设问题，我虽未强调，但观点是
一致的。可能我是大陆人，在制度的变革上更感到急迫。而他对我的鼓励和寄以厚望，是我感到惭愧，但以此自励的。
　　
　　　　在个人心性修养上，我和皮先生在基本看法上相同，那就是“致良知”，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而这并不冲突。皮先生说：“一般人
既搞不清‘致良知’是啥东西，也觉得是无用之空论，却不知道这是极重要的价值本体问题。在一切关系界域里，事物总是流转于因果与条件
之内，其中无法安立价值。价值无法安立，其一是走向躯体化，以感官快意定价值，所谓‘跟着感觉走’、‘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
其结果就是末世的物化与沉沦。其二是走向价值相对化，价值失去超越性，成为关系世界之一员。人失去挺立之凭依，于是随大流，看利益，
有利益就可改其持守。如此，则违法乱权，防不胜防，人权不保，社会功利、短视、低俗，就像当前大陆社会众生相。”而这必然联系到中国
问题：“因此，要改造大陆社会成为一个高贵的道德人文社会，所谓：行宪、政改、民主自由。当然也不失一方法，但我以为：若不根本的重
建文化与价值观，人民不能挺立，则一切立宪、行宪、政改，都将成形式之空谈，纸上之文章而已！”
　　
　　　　在个人性心修养上，我与鲁迅有共通点，那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折点上，我们无法回到古代的适得自心，也暂看不到未来现代文明
上的“天人合一”，因此，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我们以“肩起黑暗的闸门”的作为来完成个人的心性修养，以德配天，完成个体一生之参
天地化育之生命。皮先生说：“中国有泛神倾向，天地山川，神鬼万物，都可有灵，亦都为人间价值之凭依。但最重要之价值大本，却是儒家
、禅宗所论述的良知、自性。我以为这有一种自性神的尊严与崇高，所以修德、悟道，‘朝闻道、夕可死’！一但悟道则可以‘界定万物，取
舍万端’，人的根本抉择，一依于此。因此，岳飞、文天祥可以留取丹心，死而不悔，大唱‘还我河山’、‘鼎镬甘如饴’。”皮先生的心性
说并不像好古的朱光潜先生以“静穆”为美，岳飞、文天祥正是鲁迅所说的陶潜先生的另一面，也是“金刚怒目”的。皮先生文词好古雅，直
抵王阳明；我则直白现代意识，师法鲁迅，但在此问题上，我们无疑是相通的。
　　
　　　　以此文纪念我与皮介行先生的交往，并介绍他给大陆知识界朋友。
　　　　2003-06-12

 

与朱弦谈鲁迅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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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弦谈鲁迅左派
朱弦 槟郎

朱弦：

方家多有论及瞿、冯、胡等人对鲁迅先生的“隔”，不可忽视。而纵观兄对鲁迅先生的热爱，恐多因强烈的感情因素且急于将先生纳于自家囊
括，而实际上只能算是“槟郎的鲁迅”，而不是“鲁迅的鲁迅”了。恰恰是在与其他人——当然包括瞿等——的差异及高标之处，方显先生的
深刻幽远与独立卓绝。

槟郎：

“槟郎的鲁迅”，而不是“鲁迅的鲁迅”了。
六经注我呀。谢谢朱弦。

朱弦：

如果“六经注我”，那么这“我”与“六经”是不是貌合神离呢？若是，残忍点地说，这个“鲁迅左派”的名堂就根本上只能是槟郎兄的一相
情愿了。
鲁迅先生与瞿秋白先生的文化气质是相通的，但是毕竟他们的思想精神还是大异的。

槟郎：

六经注我，关键是不能离谱，我这样努力。
在鲁迅左派上鲁与瞿有一点相联，我便抓住呀。
再谢朱弦。

朱弦：

“毛文化思想与鲁迅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有人说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以前也有人在鲁、毛之间搞“拉郎配”，眼见得捆绑不是夫妻——
毛自己也表过态嘛——现在槟郎兄又在鲁迅先生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乔太守了。可惜啊！
鲁迅先生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怎样深刻一些的了解？还得烦请槟郎兄再斟酌。

槟郎：

我辩证看到毛与鲁的分歧，目前几篇多谈了他们分歧。
三十年代鲁迅是左翼，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发生了关系，这是铁的事实。当然我作为阐释人本人，需要打这两个主义旗号。

朱弦：

鲁迅先生是通过读苏俄革命文学而接触过马克思文艺观，但是仅此而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也好，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也好，他的了解
都是不完备的，认识也是不成熟的，假以时日，他对马、列、斯主义的认识会发生怎样的嬗变呢？从他一贯的怀疑主义认识论，以及一贯的人
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他与其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不言而喻。
在槟郎兄的地盘上看到有人引兄的文字曰：“相信常识，不纠缠于政治学“，窃以为谬矣，且不说槟郎兄所论本已与政治学关系甚大，其实我
们所言，更多的还不是那点政治学（含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比较学等）的常识？真诚希望兄能多多留心政治学的一些基础理念，充实自己
的理论水准，纠正一些失误和偏差。
另，阅读鲁迅，林毓生、孙隆基（孙氏有《历史学家的经线》一书，内有两章系鲁迅专论）等海外名家不可不读。

槟郎：

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的了解都是不完备的。还有，我发展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超越了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鲁迅与社会主
义的关系，也是我对他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
兄（鲁迅泛称时一切人都可谓兄）对社会主义有偏见呀？美国还正在溜向社会主义呢，欧洲执政的工党社会党都是社会主义。
我是现当代文学专业，接受兄的指点，多关注政治哲学。我已在国际社会主义史上下过功夫。

朱弦：

提几个问题，想请槟郎兄解答：
1、兄所以为的鲁迅先生的“民众观”是怎样的？
2、固然，“站在穷人一边”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但是不是这就是恰当的、公平、必须的？
3、左右之间，是不是阵营就势如壁垒？

槟郎：

答朱弦：

1，为大众但不盲从大众，自己也作为大众普通一员。
2，不谈什么道德优势，这是富人打出的棍子呀。为了更人性化的社会吧。
3，不是呀。现在与鲁迅时代不同，我把自由派当作同路人了。

朱弦：

1、若要大胆一点说，鲁迅先生并非如槟郎兄这般有着“民粹主义”倾向（？）的，他甚至是“反人民”的。
2、这不是什么“棍子”。不应该为谁预设必然赢得比赛的规则，对于享受不到这些规则的便利的人们来说，这样是不公平的。
3、当然，这是因为中西不同语境下的一个问题。

槟郎：

三点没什么分歧争论了。

 解词：民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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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来，我的左派言论里好像强化了“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这种变化发展很快有人看出来，一个叫老金在线的为此专门写了砖文，严
加批评。我已回应，这里不再重复。这种发展仍然立足我一贯以来对左派，或左翼的基本定位。在《光荣与梦想的中国左翼文学》里，我将为
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思潮都称为左翼思潮，从《诗经•国风》到鲁迅，都是一个左翼文化传统。
　　左翼文化传统从人类有阶级社会以来便存在，或者说，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社会压迫，便有反抗这种压迫的左翼文化。因此，左翼文化
，等同于反社会压迫文化。但显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左翼文化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说，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左翼学者天生
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作为一个非西方人，我不想将左翼文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但显然，马克思主义话语是左翼文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当我说鲁迅是中国左翼文化的集大成者时，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全部鲁迅应该称为“鲁迅主
义者”更恰当。马克思和鲁迅都是现代资本统治时代的左翼文化顶级大师。
　　过去，我注重鲁迅，现在马克思在我的左翼言说中获得他应有的地位，这即是发展。
　　虽然左翼思潮是人类社会出现社会和阶级压迫以来的文化伴生物，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它有了新的表现，即反对雇佣剥削制度，反
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压迫。
　　左翼文化的第一个集大成者和奠基者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便成为左翼文化的主导话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功绩在两个方面：
对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为人类描绘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缺点但又保留了其优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苏联和
东欧的左翼社会力量想使这种乌托邦变成现实，但他们确立的是列宁式集权社会主义，终于崩溃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仍未能实现。这种
理想显然不同于实际存在着的集权社会主义，为了以示区别，便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左翼言说必须面对现实而获得意义，我当然不能回避。中国左翼力量中的毛泽东派（毛左派）过去“走俄
国人的路”（毛泽东语），因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集权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很早便开始了制度改革和具有特别国情，这种社会主义
制度没有象苏联东欧一样崩溃。但显然的，这种已改革着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了新的特点，它补着资本主义的课，又不伦不类，可以称为
权贵社会资本主义。即以权贵集权统治为基本特点，同时拥有部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特征，是个四不象的怪兽。
　　现在，这四不象的怪兽显然许多人不喜欢，只是一个转型或过渡状态。自由派想让它变成资本主义，左派想让它纠正自己，向民主社会主
义发展。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权贵集权统治都是双方反对的，既不能回到列宁式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变成拉丁化的资本主
义。自由民主宪政都是双方拥护的。
　　作为左派，我赞同向民主社会主义发展，但我认为，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反对社会压迫的乌托邦，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想参照系，它在现
实中的发展是与民主资本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003-12-26 

 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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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解词：民主社会主义》一文，感到一些问题只是提及，需要进一步说明。也逢梁泉、民士等一些网友惠赐有关资料，我又认真对待
景祥的研究成果，使我可进一步深化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解。
　　在我那篇文章里，关键的一段是这样的：
　　
　　左翼文化的第一个集大成者和奠基者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便成为左翼文化的主导话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功绩在两个方面：
对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为人类描绘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缺点但又保留了其优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苏联和
东欧的左翼社会力量想使这种乌托邦变成现实，但他们确立的是列宁式集权社会主义，终于崩溃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仍未能实现。这种
理想显然不同于实际存在着的集权社会主义，为了以示区别，便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我这里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现实中存在的“集权社会主义”向民主化以后的发展。或者可作为中国的当下社会主义发展到一个相
当成熟的民主化阶段以后的情况，是当下集权社会主义民主化走向的未来目标。
　　我简单清理一下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社会阶段开始，发展到两个分支：一为专制资本
主义阶段，一为专制社会主义阶段。专制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民主资本主义阶段或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到集权或权威社
会主义阶段，再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也有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回到资本主义阶段的。
　　在我理解，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反对社会压迫的乌托邦，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想参照系，它在现实中的发展是与民主资本主义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民主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制度上，而在于执政党和政策的偏向上。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执行偏向社会主义
的政策，便是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政党执政，执行偏向资本主义的政策，便是民主资本主义。在一个民主制度社会结构上，双方和平竞赛
。
　　
　　景祥兄有这样一段关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文字：
　　
　　实际已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从伯恩施坦到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明显分界，与苏联十
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校正”再次出现繁荣，充分反应了资产阶级的不朽生命力和
自我更新能力；而这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大选中的获胜，和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取得参政权甚至独立执政，又都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
主义”即共产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而欧洲社会的政治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断向资本主义的抗争下，不断取得社会
主义的胜利，使得资本主义政治不断逐步向社会主义政治过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共产主义学说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社会主义者们逐步认
识到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走上了曲径，社会主义必须向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基本原进行回归，这样就产生了“修正主义”。
所谓“修正主义”，是指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术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修正”的伯恩斯坦等人理论系统的称谓。伯恩斯坦等人的“
修正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行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从
而把社会主义重新从共产主义的歧途上，拉回到了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为目标的正确轨道。
　　“修正主义”的出现，它一方面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摆脱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成了一
种系统性社会主义思想即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为了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便在“社会主义”前
面冠上“民主”，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乃是原旨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的继续，所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原旨的继承
者，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实现社会民主为手段，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又有另外一个称呼：社会民主主义。
　　
　　我对景祥的这段话有一点不满意，就是在他的描述中过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某种对立，说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原旨
的继承者。而我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原旨的继承者。我将民主社会主义看成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修正式发展，与列宁主义一样
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双胞之子。专制资本主义在反对力量的作用下发展到社会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由反对资本
主义专制压迫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实际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出现实际的集权社会主义，而最终，集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
回归或向民主社会主义发展。
　　中国当前正在集权社会主义的变革阶段，有人称为权威社会主义，我称为权贵社会资本主义。它向何处发展？民主化是它的唯一跑道，尽
头是民主社会结构的建立。这种民主社会结构上，民主社会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已没有实质的区别。但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执行偏向社会主
义的政策，便是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政党执政，执行偏向资本主义的政策，便是民主资本主义。在一个民主制度社会结构上双方和平竞赛
，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作为左派，我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作为左派，我充分热爱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与社会运动，始终是与反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存在与发展的，并因此
而受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广泛拥护。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思潮与运动，其中大部分已不能适应信息社会的
需要，或者功能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
，无一不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
　　
　　2003-12-28

 

 
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夜读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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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著名学者特里•伊格尔顿（1943—），生活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信念使许多人感到不
识时务。伊格尔顿在《瓦尔特•本雅明》一文中这样来说明社会主义者的出现：“人们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绝不仅仅因为他或她信服了唯物
主义的历史理论或被马克思的经济学算式的说服力所打动。最终而言，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原因是他反对历史中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一直
过着痛苦而底下的生活，他相信这种状况在将来是可以改变的。”
　　伊格尔顿本人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作为社会底层出生的知识分子，他念念不忘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男男女女们的真实处境。他求学时，有
幸结交了雷蒙斯•威廉斯，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一直引为自己的导师。他理解威廉斯：“他是一位威尔士工人阶级父母的儿子，
从一个异常封闭的农村社区进入剑桥大学，阶级、文化、政治以及教育等等问题是自发地摆在他的面前，它们是与他的个体身份这个本根无法
分开的个人问题。” 伊格尔顿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后来将他的一本著作奉献给他的作为产业工人的父亲，献词是这样写的：“我们最能做
的事情是酝酿好语言，说出来以驱散被绑在日用需要之上的那些人们的恐惧，成为被不公地窒息了声音的同志们的呐喊。”正因为始终不忘广
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为他们呐喊和抗战，伊格尔顿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伊格尔顿在差异性和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大合唱里，总是显得那么桀骜不驯，与众不同。他坚持认为，只要
仍然存在着压迫，作为最彻底的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去它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消费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压迫制度进行内
在批判的最先进的武器。对于一种苏联和东欧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他并不为之辩护，认为那不过是“官僚统治机器”而已。但伊格尔
顿绝不赞同一种仅仅以文本解构游戏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他指出，解构大师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表达了对晚期资本主义世
界的真正的愤怒，但也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即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工具，绝不会严肃地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治
。因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而已。
　　面对五光十色的当代理论，甚至面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内部的诸多学派，伊格尔顿无意于固守某种“纯洁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
他广泛吸收一切现代的文明成果，在与人类文化思想遗产和当代诸子百家学说的积极对话中，思考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表达他作为社会主义者
的人文关怀的追求。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今以来，在众说纷纭、空前繁荣的当代批评话语领域，总能听到特里•伊格尔顿那明确的社会主义者
的声音。
　　2003-12-25

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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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要不要干预市场，或少还是多地干预市场。这“干预”的主语是什么？国家？他们语境的当下中国，什么样的国
家？
　　在我的印象似的理解中，新左派对当下自由主义的批评性言论的张力之处在于，既肯定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又指责当下国家
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罪恶。（国家）该管（干预），正是事实上一直在管，但管错了。自由主义说当下国家“正是在管，但管错了”，不是与
新左派有一致之处吗？批评的锋芒都指向了：国家，实际上是政权。我当然肯定新左派的批判意义，也同样肯定自由主义的当下存在的价值了
。当然，两者分歧是存在的，自由主义偏向于限制政权之恶，新左派偏向于限制资本之恶。
　　那么，在充分正视和批判当下社会罪恶一面的情况下，在当下的社会进程中，是否也有肯定的一面？
　　我很悲哀，恶常常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对这个社会的丑恶愤怒的同时，又不能不说，中国的确许多方面在进步。经济繁荣了，国家的物
质实力大增了，人民生活相对好一点了（孙大午说过现在农民有饭吃，只是没钱花）。
　　并且，改革的进程使我们对一个未来的言论自由环境，具有亲和力的政府，抱着希望。而这是改革进程启动前不敢想的。一种批评的理论
必须正视当下社会发展的一定合理性，马克思从来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
　　因此，在批判政府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罪恶的情况下，也要正视政府的许多改革的大政方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将变成不合理的。批判的理论必须正视批判对象的复杂性，辩证地看问题。批判的力量如此而产生。
　　在对毛时代的全能主义的专制国家形态的解构上，这一解构具有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我能充分肯定“后毛时代”（包括邓江，还没有结
束）的历史进步性。但显然的，这一时代正是以恶的形式推动着这一进步，因而相生的是触目惊心的罪恶。
　　我的基本信念，或者说几乎成了信仰的观念是，我们能合理地向往的美好社会只能以建立一种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结构为起点，而这起点在
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实现，而我们还离得很远。这是由西方文明社会发展出的逐步体现出普世价值的自由、人权、民主等观念
体系，和与它相生生息息的社会结构形态。
　　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鸦片战争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以及与此相伴的民族救亡和振兴之路的探索，无不表明，只有西方文
明能救中国，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强势文明席卷世界，谋取利益，同时带来矛盾冲突。
　　我一直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立足当下如何看待反殖民化浪潮？
　　第三世界曾经有过辉煌的民族独立和反殖民化浪潮，黑非洲大陆普遍地独立了，中南美洲、东方亚洲，殖民主义也在消解。旧殖民体系分
崩瓦解。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种族的我，仍为那段历史而骄傲和激动。然而，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过去，现在的情况是：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
仍然贫穷落后，实行的是民族内部的专制统治，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人权仍然得不到体现。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曾为独立而骄傲的第三世
界国家的人民对本国政权有着强烈不满，甚至过分地认为洋主子甚至比家主子好。
　　作为民族主义者，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事物的两面都是我坚决拥护的，但，反帝必须与反专制结合，民族独立必须与国内各阶层
共同繁荣相处相结合。对当下中国的极不满意，看待反殖民化浪潮的困惑，使我赞同一种看法：民族革命上，我们打败了帝国主义；民主革命
上，我们又输于帝国主义。伊拉克从英国殖民下胜利地独立了，但又被美帝国主义重新殖民了，这诚然是帝国主义霸权之心不死，也与伊拉克
民主革命的失败有关。我担心中国重蹈伊拉克的覆辙。
　　因此，师夷长技，为制夷，更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幸福，我关注着有关民族兴亡的中国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普
世性的价值和社会制度，一种必作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起点的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结构，都要我们从打我们鞭子的西方老师那里谦恭地学习来。
　　西方社会发展出体现巨大文明价值的资本主义，并且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中，又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后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而存在，又深深扎根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提供的社会土壤之上。
　　作为一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我追求的理想无疑是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是，我充分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的意义，特
别是在它与中国的有人称为的封建社会主义相比下。既然劳工阶级的利益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十字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劳工阶级的利益的实现
，与急于撕下本名不副实的社会主义遮羞布的中国相比，如天上与地下，那么，无愧于“左翼”的光荣称号，在这样的社会主义与这样的资本
主义间，我敢坦承更好感资本主义。当然，我认为补充一下也很重要：民主社会主义才是我的理想追求。
　　我与新左派的分歧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时对它的价值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差异理解。我与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是，挂着自由招牌
的大殿常常是各阶级权力博弈的天地，而我毫不含糊地站在穷人和被压迫者一边。
　　我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争论的双方都不满意，我希望思想界出现我称之为“自由左派”的大学者，必为之牵马也！我想，或者，我的朋友
泪眼看人和石勇兄是我可期待于时日的。
　　200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