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槟郎资料一集6

 

谈谈我所认识的槟郎先生
古贝德

2004年年底，我去常州工学院找工作，适逢槟榔先生到那里开会。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周六无法安排面试，于是那里主事就让我交纳了100元的会务费，参与了会议的一些过程。
      是江苏省的现当代文学学术年会吧。类似的会议，我在暨大的时候，已经有所接触，照例是一些人坐在台下，又一些人坐在台上，无论台上台下的人面前都有一个公文包，一个高高的保温杯，都是会务人员发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有机会发言，而且发言的时间有限制，慷慨不得，激昂不得，展开不得，罗嗦不得。不然，主持的人没有耐心，台下的听众也没耐心，或者下一个等着发言的人，更加没有耐心吧。一个开始和我坐在一起的老先生，被轮到发言了，讲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一桩公案，就是毛泽东在1958年左右有没有说过鲁迅要是活到解放会如何如何的话。他认为是说了的，但提供的证据，好像是我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的。也许别人也一样，是见过的，以为不新鲜了，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弄的主持几次提醒他。
     槟榔先生没有被安排上台。我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遇见他的。我们同桌，坐的很近，而我在那个圈子中是一个局外人，所以就特别地引起了别人的注意。那个主事的常州工学院的文学院院长，是姓莫的吧，就给介绍了一番。倒弄的我很不好意思，心想，大家或许以为我一个应聘的学生，是来蹭饭的了，这真让人觉得冤枉。
      一桌的人，常州工学院的土著站了多数，于是席间的气氛还是很活跃的。照例是大家都作了自我介绍，槟榔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本名却在姓的后面只有一个槟字的。也许是怕别人听不清他名字的发音吧，他就特意解释说，槟是槟榔的槟，然后还对作为水果的槟榔作了一番引申，这些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只隐约觉得他说说自己是特别喜欢吃槟榔的。
      作为水果的槟榔，我是知道的。有一年我去桂林，回去的时候，路过湖南，听车上的一个河南商贩说起它，推荐有治疗鼻塞的功效，就下车买了几个，竟然芥末一般地呛人，送给吃的亲戚，都把嘴咧到耳边了。 所以，当槟榔先生说起他爱吃槟榔的时候，我不自觉地也有鼻子开窍的感觉。
      然后，我又听到他在讲述韩国的经历，而且提到了红灯区。这似乎是惯例，凡是到国外的人，无论是到欧美，还是到泰国、越南什么的，都照例会提到当地的红灯区，以为是值得一看的景观。但听说韩国的红灯区，却还是第一次，于是用了些心，看有什么新的花样，然而，现在却无论如何记不起来其中的细节了。只是他说到一句什么，同桌的一位老师不信，他有些着急，脸都红了，说，有什么不信的，我老婆就在那里。大家于是都笑了，笑的坏坏的，好像很有不可告人的内容。特别是那个表示和他争执的老师，年龄有四十多了吧，对有色内容却特别热心，而且喜欢起哄的一种性格，笑的是格外地洪亮。等大家都笑住了，这老师别有深意地给槟榔先生说，你老婆在红灯区，那你说话最有权威了，我不给你争，然后，还用手捂住靠近槟榔先生的那半边脸，给桌对面的人说，哈哈，他说他的老婆在红灯区。    
      鲁迅先生参经有一篇文章，叫做《二丑艺术》，提到浙东戏班中的一个角色，在一番吆喝之后，往往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来，摇着头装起鬼脸来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了。这情形和这位老师的做为相似的很，不过，用心倒也不似那二丑一般的毒辣，只是开一个尖酸的玩笑而已。然而，槟榔先生却依然一脸的懵懂，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好笑一样，一味很认真地愣在那里，让人觉到了他的无辜与可爱。也许大家没有听清他的上下文，误解了他的意思吧，我这样想。
      后来，也是那位爱说话的老师向在座的人提到了我的导师，竟然一桌子的人都符合听说过。槟榔先生的反应尤其地热烈，他说，他知道我的导师李运抟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开着专栏。这倒叫我觉得手足无措了，因为不曾听说李老师有这项光荣的事迹，就疑心他或许是把李敬泽什么人误会成我的导师了，却又不肯当众说出自己的怀疑，毕竟有一个名声在外的老师，对自己也是一份虚荣的。于是，面对槟榔先生热情的介绍，我只有唯唯诺诺的应承着，有些食不知味了。
       再后来，我们又在一起谈论了我的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当时还在打着腹稿，然而，自己讲起来，也是兴奋的很，结果槟榔先生的兴奋竟比我高的多了。他就让我把论文写成之后，给他发一份，为此，我们就互相留下了电子信箱，而且他把他主持的槟榔书院的网址也给我了。我就从他的网站上，更深地理解了他为我所说的“后革命叙事”之话题感兴奋的原因了，原来他是一个积极的自封的革命的左派，要立志抗起鲁迅先生讽喻社会的大旗的。

2006-7-5

槟郎：
古贝德老友的写我文章，有点问题。一是我好像没有与你谈韩国的红灯区，二是我的老婆曾在韩国陪我，说她在红灯区，纯粹是胡扯呀。错混李云抟与李敬泽，你不指出不对的。不过收藏了，祝好。+ 我的更多文章

 

槟郎先生在满眼金星地打耳光
李大苗

槟榔先生著文《郎咸平风波与工人阶级出路》，左右逢源的表象下其实就是为着新左派喝彩着呢，一场国有资产保卫战而回避究竟什么是市场的争执中，郎咸平主张的是什么，已经非常清晰。很简单，TCL没有重庆那样的工潮、海尔也没有重庆那样的工潮、格林柯尔的兼并中也没有重庆那样的工潮，这并不妨碍槟榔先生一千八百里地把他们拉扯在一起，听起来有白毛女枪毙南霸天一样的故事情节。郎咸平至少还谈论的是国有企业的出路，而槟榔先生却要用阶级说话。说阶级话，说就说呗，反正革命时代或者革命者都应当如此，自由主义还要许可别人说些恶毒的话。可槟榔先生看成是“给新自由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事实呢，两声脆响，如果是耳光子的话，怎么也好像是配对儿来的吧。所以，还是说“给新自由主义者一对儿响亮的耳光”最为体贴。

为什么“给新自由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掌握什么权力了么？或是新自由主义者做就了什么行为了么？好像新自由主义者还没有这样的福分。新自由主义者不过就是发出了点儿声音，还被别人爱搭不理的，就要挨上这记“响亮的耳光”？还是郎咸平和工人阶级“给”的。“新”自由主义者，谁是“新”自由主义者？难道中国还有什么“老”自由主义者么？说的是胡适么？胡适被耳刮子得还不响亮么？“老”自由主义者被耳刮子得还不响亮么？其实又何止是“一记”呦，扇得两三代人痛苦地耻辱不堪。

这是一个扇耳光子的年代，时常有人揪出知识分子臭扇一顿，然后又揪出女大学生臭扇一顿，然后又揪出臭男人乱扇一顿，然后又揪出臭女人乱扇一顿，再然后呢？乱扇一顿臭美国人、日本人和洋人什么的。巴掌都很大，遮天盖地地让人看不清面孔谁是谁，比如就是这个槟榔，非得让我们怀疑是鲁迅再世的尊容，外加留着马克思的大胡子。听听槟榔先生的说词“给新自由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是中国新世纪左翼思潮的胜利。这左翼思潮曾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主导思潮，后来被自由主义压制了，现在又恢复了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好一个“主导思想”！就是那个“镇反”么？就是那个“公私合营”么？就是那个“大跃进”么？就是那个“自然灾害”么？就是那个“四清”么？就是那个“文革”么？这些都是一记记耳光子的响亮么？

估计重庆的工人打不着“新”自由主义者的耳光子，那里的警察叔叔正在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学雷锋呢，也估计还会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可槟榔先生正视不足斜视有余，非要看成是“新”自由主义者在捂着脸疼痛，还非要帮着“新”自由主义者感觉羞耻不可。当工人的好好做工，当农民的安心种田，当干部的认真做官，这才能不羞耻么？这才不打“新”自由主义者的耳光子么？怎么“工人阶级”在重庆行使了自己一把权利，“新”自由主义者就必须被难过一下呢？谁反对工人行使权利了，有谁反对工人拥有权利呢？但民事权利就是民事的权利，政治权利就是政治的权利。在国家政治中不可能有另外的阶级权利，国家法律也不可能赋予一种被称之为“阶级”的权利。

重庆的那些工人反抗了，我觉得好。别的地方工人逆来顺受了，我也觉不得不好。工人罢工，好！工人怠工，也好！工人发奋工作，更好！工人辞职，也更好！工人还可以集体诉讼，也可以个体诉讼，这些都是可以接受和可以面对的。用两个大巴掌鼓掌比用两个大巴掌打耳光好，纵然槟榔先生觉得是打别人的耳光，其实不过是自己暗自在被窝里过瘾，教诲不出来什么真知，只有满眼金星地自己放光辉。

成了“中国鬼”之后——学习槟郎好榜样
李大苗

槟榔说自己“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气派浩荡。让我难过的是，这小子不纯洁，现在在大韩民国长居。其实呢，长居也没什么，出生于中国的人现在满世界都批发似地滚滚如流，据说好像还最数他们爱国。再其实呢，爱国也没什么，很多改了国籍的人也在爱国，而且还是爱中国。至今依然拿着美国国籍的德高望重者，不也在落叶归根地爱国着么。老话讲，爱国不分先后，新话讲，爱国不分公平。山沟沟里的穷苦人，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最远出不过县城的人也大有人在，也得爱国。一九六九年，城市里的红卫兵退伍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山西神木的老乡还焦虑地问他们，住在北京天津的日本鬼子还在那练兵么，爱国的拳拳之心真是无以言表。

搞道理文章，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呢，常言是摆事实。槟榔说自己“生是中国人”，这点没错，活可未必一定是中国人。比如我，我日常感觉不出来自己是中国人，槟榔能感觉，因为他周边的都是韩国人，所以他才是中国人。而对于我呢？绝望的未来，自己觉得是一个老年人了；出了城区一比，觉得自己是城市人；到南方去，觉得自己是北方人；逛内地，觉得自己是个沿海人；上厕所的时候，注意自己是个男人；看到很多的人下岗，觉得自己是个幸福人；望到熠熠神采，明白自己是个下等人，平常就是想不起来自己是个中国人。所以槟榔感受的知觉，我没有，这日子也就活得比较悲惨。

估计槟榔比我更有幸福感。比如他可以找到吴长庆的故居或袁世凯的官邸遗迹感觉自己是中国人。我知道这话不妥，因为槟榔还可以觉得自己是个大清人，顺手就可以从脖子后面捋出大辫子的记忆，那天高云阔的地方转眼就成了高丽，便有了从中央派来的感觉。别说槟榔这样精神很精英的少壮了，就我这众矢之身都成筛子，我也能在汉城阔气一番中国风度。所以，即使槟榔滋润在韩国，他依然感觉自己是中国，这没得说。我特别记得有一位著名诗人让我们心情激荡，他叫马雅可夫斯基，把“护照”扇乎的特有气质，估计槟榔的激情很和他相似。这样的心情孙志刚没有赶上，他来不及拿出“暂住证”潇洒地晃悠晃悠，所以槟榔对他充满同情，我记得槟榔写过的那篇雄文，永远。

“生是中国人”，这个意思我已经研究完了，下一节学习的是“中国鬼”，这是本文的重点。槟榔是不是打算到落叶的时辰才归根呢？当然或许不是，我看到你的宣言了。我劝你想好了，这样的归根连汪兆铭都很在意，做鬼前他明明知道未来不再，抛尸扬坟的事都已经断到了，可依然执意“死是中国鬼”。所以，你槟榔地把自己气质装备得过于简单，并不容易和汪兆铭划清界限，虽然你如此那般地痛恨他。

习惯的称呼可能对槟榔不公，可是历史的经验依然需要注意不是？比如，就你槟榔今天的镇等身份，祖宗的叫法是“假洋鬼子”。当年的“假洋鬼子”剪编发涉嫌卖国，后来留长发就涉嫌叛国，比如那个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时光荏苒，一百年来世道变幻，可就数“假洋鬼子”进步最快。“假洋鬼子”现在比我们这些正根原装的都爱国，真让我们惭愧得气绝。就槟榔这样风声鹤唳的气势，倘若真来个少小出家老大回，我们跳楼都还要发号排队，这可不摔死也得急死。你槟榔哪不能当中国鬼呀，大田也成、浦项也成，或者耐心点等着那里重新归顺，说不定你还能国葬在青瓦台，北望毛岸英地双子星呢。

“中国鬼”，这句话让我听得很绝望。到了阴间还办护照么？我那本护照过期吊销了，合着到了阎王那里还是你槟榔能旅游呀，这世道有差，这辈子我认头，难道阴世还让我认头不成？再者啦，那里挤着那么多的领袖，是不是内战还打得很凶？我能否也赶上什么个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的机会？抽空当个常委什么的？不能旅游咱混个视察指导？你别劝我，我坚决要贪污的，看看阴间还能把我枪毙到哪里去，试试，算个探险，阴华社说不定会派多少记者采访我呢。槟榔，你想，我能痛哭流涕地悔过么？

槟榔，我说你就不能谦虚点，以后把这豪言壮语的机会留给我？你忽地一下把自己给聚光起来，光让你自己灿烂？成了中国鬼后，你能真心体慰我的话，我一定叛变，和你并肩当左派，还鲁迅式的。如果带我他老人家地府喝茶，我一定替你顾抬好轿子，绝对不再坐洋车了，哪怕那个凯迪使劲地拉客，咱俩慢慢走，一定不会奔驰的。

本文作于鲁纪N年

槟郎:

申明：
我那篇文章说我即将回国，是零三年写的，现在早已在国内。
大苗是我的老冤家呀，文风没改，这次攻错了！

 

槟郎在闹新恐怖呢？
李大苗

一段时间在码洋，有些日子要垒上个十万个洋码，比如新约克的Semit差不多天天读得个干净，所以自觉得有些知觉，不像塞听的时候那样靠着闭目逆想。看到“强奸”这个词，自己已经觉得很触眼，恶心或者厌恶。但我依旧要规规矩矩承认，就美军占领伊拉克三年而言，关于这种恶行，这是第一次报道。

今天早上一擦眼，就看到槟榔先生铿锵的《第502步兵团与伊拉克女子》，读毕，觉得有些走味。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更震撼的事情是汽车炸弹，在萨德尔城的市场，一次炸死了六十多条生命。确信槟榔符号般的影子还未消逝，自己马上询问槟榔先生，是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么？为何显示出对六十多条生命的无动于衷呢？槟榔先生立马反讥回来，只是你李大苗假定而已。

分明是槟榔先生火气暴躁，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的：“而现在，我的悲愤化为一股冲动  给我一车炸弹愿与禽兽同归于尽”，比扎卡维还要努力。不是么？除非槟榔先生打算用三轮什么的，否则，就算是一辆皮卡，也要有个一吨半的炸弹量。手法当然是札卡维的啦，说起来，目标的确有些拉登，但勇气有些不足，为什么等着别人“给”呢？别人要是不给呢？就歇班去么？

这个强奸事件，绝对是恶行。强奸后再杀死那个女性，更是不赦之罪。但看到的说法和槟榔先生的说法有明显不同。比如，仅仅是一个美国士兵，而并非“第502步兵团”这样有编制的行径。另外呢，被强奸的也就是一个伊拉克女子，而不是更多甚至乃至全体。当然，槟榔先生还是挺情性的，他说“如在战场上遭遇第502步兵团  当拒绝俘虏，一律格杀勿论”，潜藏的意思可能不希望遭遇到美制250步兵团吧。

可这宗案件发生在今年三月，作为滥杀平民一事很早时候就展开了调查。原因是什么，也多有说法，不必叙述。因为无论什么原因，这样的事情也是令人无法接受。但，这宗案件涉及强奸，则是最近两天的曝光。确切说来，是一个在场的美国士兵，自己觉得良心过不去，才终于站出来揭发此事。而且，美军的发言人也证实这宗案件涉嫌强奸，事情还在调查中。

我不知道槟榔先生消息来源如何报道，但大脑终归还是槟榔自己的。我觉得，大脑和芯片终究还是最好有些区别，一个按程序处理信号，另一个要做思维运动。当然，区别还是有更多，比如，前者是矿物质，后者不仅不是植物动作，也不是一般的动物系统，灵长类而且还是要升到最高版本。

受到信号刺激，槟榔先生就激动起来，就写诗，就扩张地想象，就拉登，就扎卡维！看了看，槟榔先生还是新恐怖吧，老恐怖没有这样谦虚地等着“让”的。老恐怖哪有上战场去“遭遇”的呢？老恐怖现在都是炸平民，一炸炸一片。老恐怖现在搞的是虐尸，只有槟榔先生这样的新恐怖才玩什么“格杀勿论”。槟榔还是太着急了，抛头露脸是领袖们的色厉，新恐怖不懂干恐怖还要戴面罩地内荏。

可根本问题是，槟榔先生的这篇诗作并非是给自己看的励志铭，而是扇乎阅读者的鼓动书。可阿富汗就是那么近，穿过瓦罕走廊就到了塔利班的宿营地，那里现在忙这种大烟，缺人手，可槟榔先生就是自己不去，以“革命文学”的催促方式演讲“反美文学”。这样不大好，当炮弹飞来时候，我怎么能相信槟榔先生人体炸弹去呢？多半带着老婆模仿在且介里孺子牛呢。
2006-7-4

槟郎: 李大苗先生也承认:"这个强奸事件，绝对是恶行。强奸后再杀死那个女性，更是不赦之罪。"
这就行了.就此事论此事，谁不该悲愤？

 

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
刘继明 旷新年

　　刘继明：“左翼文学”在近两年似乎颇受关注，差不多成为了一个热点，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显得比较复杂和暧昧，比如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左翼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起伏流变以及它和国外左翼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作为一种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学现象，现在是否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新左翼文学”的创作思潮？等等，都表明了其中蕴含着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意义空间，至少，它为我们把握当前中国的复杂思想状况和现实境遇，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认知路径。

 

　　旷新年：我对这个话题感到有些疑虑，中国目前有没有所谓“新左翼文学”？文学传统自有它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曾推出“左翼文学笔谈”，“人民性”这个概念也被重新召唤出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曾推出“文艺与人民性”的专题。这个话题可能直接与曹征路的《那儿》这篇小说有关。《那儿》在《当代》杂志2004年第5期发表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认为是2004年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一部中篇小说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盛况是空前的，这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所未曾有过的事情。

 

　　刘继明：《那儿》的出现，的确称得上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最为重要的文学事件。但它刚发表时，并未受到文学界，尤其是主流评论界的重视，最初只是在小范围内引起了一些关注，并在北大的“当代最新作品论坛”和左岸网站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后来，影响才逐渐扩散开来。这种现象在以前由几家权威期刊和评论家独掌文坛话语权，互联网尚未形成影响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旷新年：《那儿》发表后，有些人把它归入左翼文学的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了季亚娅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李云雷在《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中对围绕《那儿》所展开的热烈争论作了很好的梳理。他指出，《那儿》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背景密切相关。离开思想界、文学界的争论，我们将难以解释《那儿》为何会引起这样的热情。“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纯文学”反思、郎顾之争、MBO与国企改革等上个世纪末延续下来的一系列争论都进入了这篇小说中。《那儿》切合了新的思潮，重新审视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新的左翼文学的一个起点。曹征路先生在李云雷的访谈里也谈到他的创作与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对改革的争论，特别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对他的影响。他还谈到了中国人历史观的变化和对工人阶级的重新认识。《那儿》重新关注和思考工人阶级的命运，直接介入了对于改革的反思。张硕果先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儿》不是一篇关于工人的小说，而是一篇描写当代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

 

　　刘继明：《那儿》等小说的出现或左翼文学的“复苏”，除了得益于你上面提到的近年来几大思潮的影响，显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精神源头，即已经消亡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传统。这个传统最初从苏联传播到中国，在三十年代渐成气候，到四十年代以后作为一种极为强盛的主流文学思潮，逐渐变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学”也可以称之为“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现实批判和对人民性的强调，是其主要叙述特征，但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断边缘化，这一影响甚众的文学潮流便基本上被抛弃掉了。对于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流变，你曾经在《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一文中作过颇为详尽的梳理和总结。正如你所说：“20世纪‘人民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成为了20世纪文学发展中重要的碰撞和冲突。这种历史进展并不是能够仅仅由文学自身获得解释，它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人民文学’是一种想象的逻辑，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是一个尚未完结的历史建构。”在八十年代，我们那时候听到或见到的都是对“左翼文学”的声讨和否定，尤其是延安时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被不少理论家判定为是一种文学的倒退，被整个儿扒拉到其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极左政治垃圾堆里去了。包括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也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当然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的“觉醒”以及对文学的主体性询唤有关。在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看来，这是一个文学现代化的建构过程， 它同后来中国社会融入全球化和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的大趋势是一脉相承的。

 

　　在当时，我们对这股大趋势都持一种热情拥抱和欢呼的态度，很少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对此，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可谓比较生动地剖析了这一代人曾经受的难以言传的精神隐疾。为什么会这样？这显然与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的现实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在知识界导致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新左派”的崛起。现在看来，新左的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堪称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在这之前，整个知识界和文学界弥漫着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思潮，中国人的思想几乎完全被一种狂热的发展主义理念所主宰和控制了，新左头一次对此发出了怀疑的声音。人们开始思考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符合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以及怎样认识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包括社会公正、平等的价值观，等等，再次成为了评估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从这个背景下考察，“左翼文学”的出现，似乎就成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

 

　　旷新年：中国声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正在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全世界和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都各有各的看法，这些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大相径庭。199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阐释中国的焦虑”。解释和命名是一种掌握和控制的方法。每一个人看到中国的不同方面，每一个人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位外国人说，在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中国也许用得着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延续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早已经从大学毕业了，他们一出生就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了解完全来自于“伤痕文学”的叙述。今天我们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全球化、权力资本化、两极分化、减员增效、遍地贪污、全面腐败、三农问题、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等等。我们不得不超越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眼光。

 

　　刘继明：民间曾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今天的中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上最坏的资本主义。1979年以来，“社会主义”被官方意识形态定义为“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同样作为一种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社会制度，它跟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邓小平当初提出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也许更多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和权宜之计，可当中国社会出现因片面发展经济带来的诸多现实矛盾之后，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暴露出来了，如何化解这种危机，不仅涉及到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社会，还关系到如何破解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思想难题。

 

　　旷新年：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5000年文明史上最剧烈的巨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道德都急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迅速地造成了最严重的地区和阶级分化，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这里发生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快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分享了它。“改革开放”可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1990年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在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构造了“自由与民主”、“效率与公平”的对立，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和“平等”，以“效率”的名义将腐败合理化。“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最广大的社会群体第一次沦为了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利益集团已经结成紧密、稳定的联盟。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上层和一个被全面剥夺的下层。这种两极格局已经定型。社会学家将当前的中国称为“断裂的社会”。中国的形象是非常矛盾、暧昧的。“中国形象”与社会基础严重断裂。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有着迅速的经济增长，巨大的生产能力。在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已经谈论了十多年了，但是中国却至今没有崩溃。在中国，专制与自由同体，暴富与贫穷携手，乐观和悲观并存，希望与失望共生。

 

　　刘继明：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状况，显然是“左翼文学”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左翼思潮在消失二十多年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历史诱因。但严格来说，“左翼文学”并非始于《那儿》这篇小说，更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新的左翼文学迄今只有《那儿》这么一部孤零零的作品。实际上，左翼文学真正复苏的信号应该是黄纪苏创作的戏剧《切.格瓦拉》。有人可能还记得《切.格瓦拉》刚上演时那种空前热闹的情景，但这部作品的影响起初仅限于戏剧领域和一些城市青年亚文化群落，很少有人将它同当时的中国思想境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实，《切.格瓦拉》的意义就在于它修复或重新激活了失传多年的革命文学记忆，将无产阶级美学传统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和先锋的面目并置到中产阶级文化正方兴未艾的21世纪之初。但由于它一开始就采用的那种商业运作方式，多少削弱了其隐含的异端思想锋芒，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符号和标签。可以说，《切.格瓦拉》以另一种形式呼应了当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新左派”，尽管该剧的某些主创人员如导演张广天对“新左派”理论并不认同，甚至公开指责过新左的某些学者和理论主张，但那显然只是新左内部的一种表达策略上的分歧，在精神实质上他们是一母同胎的。

 

　　应该承认，新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创见的思想群体，其代表人物身份的芜杂和思想资源的各执一词，都无法掩盖自身的含混和游移不定，他们当中既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信徒，也有民族主义的追随者，更有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种现象不仅使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方式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对中国社会的不同认知态度，因此，新左的批判力度远没有一些人想象那样强大，足以从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构成了实质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的抗衡和“阻击”力量，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分析美国的右翼力量为什么长期居于主流时曾经指出，右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往往能表达简单、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确定性，因为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他们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似乎应验了福柯的论点，“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专家。但在意识形态谱系的另一端情况恰恰相反，“普遍知识分子”正生意兴隆：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对所有问题抱有“归根结底”的见解，再结合美国主导民主化的理论，以及上帝神圣支持的信念，他们甚至自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的答案。迈克尔•沃尔泽虽然针对的是美国的状况，但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左翼为什么始终局限于精英知识圈，而很少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当中，乃至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支配性的影响了。

 

　　当然，中国的新左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嬗变的过程，它真正在中国语境下产生实质性影响还是近两年，尤其是你上面列举的如国企改革和三农问题引发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矛盾之后，随着一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积极介入，新左所倡导的价值观才逐渐引起全社会和国家决策层的关注。到最近频频掀起的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物权法及改革问题的争论，更是对这些社会矛盾和难题的一次集中回应。

 

　　旷新年：改革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底层的出现。正如蔡翔在散文《底层》中所写的：“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在讨论《那儿》的时候，许多人将它与所谓“底层叙事”联系起来。陈晓明发现，底层的苦难成为当今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同时对底层苦难表现伴随着仇恨与暴力。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中说，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前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

 

　　你在《天涯》2005年第5期发表的《我们怎样叙述底层？》中也提到，“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底层问题浮出水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你批评底层叙述将“底层”抽空，变为中性的、祛除了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的“弱势群体”等词语，化为人道主义修辞，而作为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的同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道德化的倾向，也就是你所说的“底层秀”。正如你所说的，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还不如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另一种倾向就是审美化。“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对“底层写作”、“关注底层”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怀疑和不信任。有一次，我对一位朋友说，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

 

　　刘继明：蔡翔的《底层》发表于1995年，但为什么距今整整十年之后又重新引起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随着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拉大，人们开始强烈意识到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紧迫现实意义。这是新左焕发出广泛社会影响的一个标志。但此时新左的话语资源也已经从原来的简单移植西马，开始转向对中国本土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认识和整理。要知道，曾经主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由于政治权力的非正常更迭突然中断的，尽管此后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几乎完全消弭和颠覆了这场激烈的社会运动，但其推行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并没有连根拔除，而是像种子一样蛰伏在许多人的精神深处，一旦遇上与之相适应的土壤，便会蓬勃生长起来。这从1990年代以后毛泽东热在中国一波接一波地兴起，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患均不患贫”找到更深层的精神基因。所以，“底层”才在近几年突然变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平等指数曾经居于世界前列，现在则已经退居到了130多名，不知不觉之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体的庞大的“底层”，而曾几何时，工人和农民还是这个国家引以为骄傲的“主人”。这样大的反差无疑是底层问题一经浮出水面，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尽管“底层”问题将中国潜伏多年的现实困境最大限度地公开化了，但这一概念本身还是存在着诸多歧义。现在无论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还是新左派都在谈论底层，但他们各自选取的话语姿态和解决方案都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这都是“底层”概念本身的含混造成的。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底层”既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采用过的社会分析方法，如葛兰西和卢卡契，也是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所认同的一种结构形态，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学界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底层”问题不仅不能消解市场竞争的内核，反而证明了通过竞争形成不同的阶层，使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流动的社会原动力。所谓平等只能是起点和机会上的平等，结果永远不会平等的观点，这显然只是新自由主义者们为其寻找合法的伦理依据的一个借口，但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连起点和机会最基本的平等也相距甚远。

 

　　所以，我觉得“底层”概念不仅无助于解释当下的中国现实矛盾，反而掩盖了其中的某些真相。前不久看到余华在一篇访谈里提到，汪晖曾经对他说，过去所有的阶级都消失了，却天天要讲阶级斗争，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阶级，反而不谈阶级了，这似乎无意中揭示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种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左翼文学的“复苏”，为我们叙述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途径。

 

　　旷新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全球左翼运动失败和沉没了。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踌躇满志过，甚至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的野蛮力量，左翼没有组织起任何有力的抵抗和狙击，对于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一种真正有力的批判力量以至可能性。全世界左翼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希望中国出现奇迹。我则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奢侈。不久前，我看梁漱溟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深有感触。1980年的时候，梁漱溟很乐观地说：“我认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他的话今天听来恍如隔世。因为今天社会主义已经被污名化了。几年前，钱理群老师说，“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可以继承、借鉴的一种资源。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今天不能成为一种资源？黄纪苏说，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社会主义有着可怕的历史负担和现实陷阱，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谈论“社会主义遗产”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困境。

 

　　不仅全世界左翼全面沉沦，而且中国的左翼也正处于分化之中。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政治似乎有一种左转的势头，但是，左翼思想却在进一步衰退和窄化。前不久，我丧气地发现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剧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这种转变是“一国社会主义”必然的结果，在一国之内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国际，就没有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的，必须突破民族的局限。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许多年以前，当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到民族主义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起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之间最终的生死对立。有些左翼朋友表示要坚守原来的立场。但是，不进则退，非生产性的空洞坚守，思想的空间会不可避免地陷落。在2004年右翼思想开始颓败的同时，左翼思想也同样失去了动力。2006年，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丧失了思想的冲击力。

 

　　我们面临想象力贫乏和失败的问题，这种想象力的失败就像1960年代以后的苏联，最终导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民族的崩溃。当然，问题的根本在于，由于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国想象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今天中国在所谓“历史终结”的单极世界条件下远远不如1960年代当时两个阵营并存时代的苏联可以想象的空间。不过，另一方面，1970年代的苏联只剩下僵硬退化的官僚机器，这个体制选拔出来的是越来越平庸和无能的接班人，和苏联不同的地方在于，今天中国存在一个活跃的、生机勃勃的市场，即使这个市场是一个肮脏不公的权钱交易的场所。这个市场全面拥抱全球化，直接接轨世界市场，它充满着无数的越界交换和生机盎然的活力。我感觉到今天不论是所谓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着想象力的失败，都提不出任何新的有力的远景和方案。1990年代以来，我们严词谴责乌托邦、理想主义，“现实”越来越强大，“理想”和幻想失掉了自己的位置。很少像这个时代这样，没有为理想留下丝毫空间。理想、观念和激情曾经经历过巨大的创伤和彻底的失败。在1989年之后，我们对正义和理想彻底失去了信心，而一个失去正义的国家，是黑暗的国家，是绝望的国家。这种黑暗和绝望奇妙地转变成为1990年代物欲的疯狂。我们闯入了一个无根、无道、无法的“消费主义”天堂。

　刘继明：我非常认同你这种担忧，但现实又似乎并不完全像你描述的那样悲观。冷战结束后，我们面对的的确是一个社会主义体系全面崩溃的时代。但这并不是像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由于不断地“去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只是一具写在宪法上的空壳，但同苏联相比，还是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毛泽东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以避免苏联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形成的那种僵硬退化的官僚体制，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很早就带有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对诸如平等、公正和反抗特权等级制度的社会理想追求远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深入人心，虽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文革的失败最终走入了死胡同，但它毕竟以表面的形式残留了下来，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和东欧那样全面解体的原因之一。包括左翼的声音日益强健和公开化，以及你所说的近几年官方显现出“左转”倾向，提出“创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举措，也是传统社会主义遗产在发挥潜作用的一种表现。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留下的诸多负面影响，固然是今天的左翼力量感到棘手和瞻前顾后的一道难题，但这也许恰恰表明了左翼在合理地吸收传统资源基础上，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希望所在。

 

　　中国二十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正在成为越南、古巴甚至朝鲜这些坚持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仿效的样本，这可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面临进一步瓦解的征兆。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左翼的力量并没有全面消失，在有的地区如拉丁美洲甚至出现了某种勃兴的态势，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巴西总统卢拉的上台和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明显遏制了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企图。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并不是所有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持欢呼雀跃的态度的。实际上，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和群体对此进行了认真地清理和批评，他们所作的工作丝毫不亚于国内的左翼，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深入，更直截了当。比如发表在美国的《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就异常敏锐地指出：“中国的经济经验至今依然对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足多可供借鉴之处。然而，当前的经验大体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原本说是要为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许多进步份子（包括许多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依旧为中国的经济政策辩护，并鼓励其它国家采纳类似的政策。”而且对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否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左翼力量在未来仍然具有生长空间的一种启示？

 

　　当然，现实的情形也许比想象的复杂许多。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对左翼和左翼文学进行深入探究的前提吧。

 

　　旷新年：人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我们亲眼所看见的就是现实吗？我记得一位作家说过，写作是一种质疑。自1980年代中期“新写实”潮流以后，自然主义代替了现实主义。当“分享艰难”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出现以后，写作成为了一种对于现实的妥协、屈从，甚至勾结。我把它看作是现实主义的死亡。如果要谈论现实主义，我们必须在与自然主义的区分中重新唤醒现实主义。

 

　　实际上，每个人对于现实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有一些只看到表面的现实，看不到蕴藏的正在生长的现实。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在《地球•祖国》一书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一种是不对抗现实，并且去适应它；一种是重视现实，以便改变它。比如抗战前，周作人的许多朋友都劝他离开北平。可周作人却认为，中国抗战没有前途，中国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中国西北的延安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毛泽东却预见了持久战和中国的最终胜利。为什么周作人会成为汉奸？许多议论基本上言不及义，根本的问题是周作人对于现实的看法。事实上，某些在当时看起来是异常强大、无边无际、坚不可摧的现实是短暂脆弱、不堪一击的。就像苏联帝国，在它倒塌的时候，人们都感到非常意外。当它已经发生了的时候，许多人还在感叹：这怎么可能？《地球•祖国》一书中写道：“历史不断地向我们表明，在当时看来十分明显和占压倒优势的现实何等脆弱。例如从1940年6月到1941年10月间，希特勒德国对全欧洲的统治表现为压倒一切的历史现实。德国军队在1941年夏天推进到高加索山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兵临城下，其陷落似乎无可怀疑。法同战败后成为德国的附庸。地处欧洲边缘的英国在轰炸中蜷缩着。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现实主义的做法似乎应该是适应不可抗拒的现实：向战胜者屈服。然而戴高乐在1940年夏天看到了另一种现实。当大多数人以为战争已经结束时，他却认为战争刚刚开始。”

 

　　今天无边无际的、无情和野蛮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最强大的现实，权力和资本对于劳动与人性的摧残是一种不可反抗的“真理”，公平、正义和人性的尊严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可笑幻想。因此，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看到正在萌芽的或者蕴藏的现实。现代文学的本质是想象。文学是灵感，是一种预见，是某种临界状态的东西。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而是发现现实，甚至创造现实。

 

　　谈论左翼文学无可避免地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文学无法不使用语言一样。但是，长期被迫的去政治化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和政治正确。文学的政治化首先要使人们意识到“纯诗”并不足以构成文学的标准，“纯诗”只是一种极端的文学实验。文学不能服从于某种外在于它的政治，政治性常常正是文学性本身，形式就是内容的形式。就像卢卡契在某一天突然发生卡夫卡是现实主义一样，左翼文学并不限于形式主义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正如内容上的激进性和批判性一样，也必然充满形式上的实验性和探索性。左翼文学一旦穿上了1930年代苏联官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制服，也就开始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

 

　　刘继明：这涉及到我们对左翼文学的基本认定。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艺术源头无疑是现实主义，甚至还有批判现实主义，现实批判应该是左翼文学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表达立场，但中国的左翼文学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之后，基本上就丧失了这种品格，所以，作为一种思潮的左翼文学到这一时期也就消失了。但现在看来，即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像高尔基的《母亲》和柳青的《创业史》这类经典作品，其中蕴含的“创造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实际上，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的确不能仅仅当做一种创作方法，而还应该具备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和立场，既要对现实的黑暗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要出示一种诸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理想价值和人文情怀。但左翼文学在表现形式上是否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呢？这的确值得讨论。比如法国未来派的阿波里奈尔和苏联的马雅科夫斯基，他们的许多作品里都有对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深刻批判，不少现代派艺术家如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毕加索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马尔克斯都有鲜明的左翼倾向，毕加索后来还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阿富汗战争和911爆发之后，马尔克斯对美国的批判也最为尖锐。这是否表明，新左翼文学具有一种超越现实主义的可能？

 

　　这也关系到我们对当前中国左翼文学和底层叙事的评价问题。陈晓明在《“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一文中谈到，“左翼文学唤起的不只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建立起的艺术法则，它确立的情感和审美趣味，他给定文学的价值和功用，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共同体所熟悉的，它们经常被划归在笼统而冠冕堂皇的现实主义名下。而且大的理论批评语境，这都使‘后左翼’文学的生命花样翻新而源远流长。”他在另一篇文章《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里还具体分析了左翼文学和底层叙事中存在的现代主义艺术趣味。这位先锋批评家依旧采用了他一贯的“后学”阐释方法，但他的这种观点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最近两年的不少左翼和“底层”文学作品运用的的确不仅仅是所谓现实主义方法，而是糅合进了诸多现代主义的艺术因素。比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如《狂犬事件》和最近的《太平狗》，就具有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再如韩少功、李锐这两位新时期文坛重要作家的近期小说，就其蕴藏的现实批判锋芒，也可以划入“底层叙事”之列，但很难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相反呈现出强烈的形式意味（如韩的《是吗》、《801室》和《月光二题》），在情感指向上也不那么剑拔弩张，而是保持了其一贯的冷静和理性特色，没有一般底层小说中常见的夸张和煽情毛病。

 

　　此外，还有一位长期被主流文坛所忽略的诗人杨春光。杨曾经是“第三代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但他后来的写作完全超越了第三代诗人的“个人化”立场，甚至同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分道扬镳，斥之为逃避现实和责任的犬儒主义和投降主义，并提出了介入政治和批判现实的一系列对当代中国诗坛颇具挑战性的艺术主张。去年病故的杨春光曾经因参与敏感的政治活动而遭到官方的限制。他的思想资源也比较复杂，既有现实主义的社会担当，也有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和重估一切价值的粗鄙化和虚无主义倾向。一方面，杨春光被某些海外人士誉为“反左斗士”，另一方面，他身上又继承了左翼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民性和现实批判精神。这使杨春光的创作和思想显得“左”“右”难分。比如他有一首诗写道：“中国的胸前只有丰乳最肥/肥得可以不去劳动就可以坐吃山满/不肥的即使是能愚公移山也是老牛粪/中国的胸前正是无烟工业的亮丽风景线/但中国的胸后跟着前进的不是咱们老百姓/而是中国的大大小小的贪官和污吏/中国的屁股现正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钱/中国的胸乳的两个基本点也正是权和钱/中国的小姐在市场的肉案上堆积如山了/可中国的女人在社会上的行情正走向贬值/中国下岗的普通女工就是去窑子干活也找不到/中国的美女是中国走出国门的最大摇钱树/中国潜伏的未来金融危机正体现在中国的胸涌澎湃上……”这与我们谈到的某些左翼文学作品在精神质地上也是贯通的。大概正因为如此，网络左翼学者槟榔称杨春光是“为人民写作的诗人”。

 

　　左翼文学或底层叙事存在的复杂艺术因素，显然与1980年代中后期滥觞的先锋派文学和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有关，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其存在价值的理由，而是恰恰证明了在今天的语境下，新的左翼文学跟以前的传统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相比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和可能性。

 

　　应该说，这种艺术变化同当下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也是一致的。在当前，我们无论谈论左翼文学，还是底层叙事，也许都无法简单地用以前那种非此即彼的阶级方法来进行分析。因为阶级冲突和压迫虽然继续存在，甚至在当前的中国凸显出异常激烈的程度，但阶级成分的构成远比过去复杂、微妙，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既有对立，又有互相重叠和缠绕，人们对同一社会问题和事物的态度也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比如最近关于改革的论争，很难确定谁在真正反对改革。即使在改革中沦为受害者的人，仍然对改革存在着某种希望，区别之处只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或者说改革能否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福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革命冲动的社会基础已经被全球化的浪潮冲击得支离破碎，很难形成一股整体性的力量了。这也就是陈晓明说的左翼文学“不只没有纯真的革命主体，革命的目的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的内在原因。就此而言，新的左翼思潮的确面临着你所说的想象空间日益逼仄的处境。

 

　　旷新年：2005年由“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出现了一个拐点，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强势的利益集团把改革意识形态化，反复“改革不可动摇”的咒语，这就像文革后期“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歇斯底里一样充满焦虑，然而无效。有关改革的论争，起因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精英越来越霸道与专横，精英与大众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裂痕在加深。不管改革怎样被神化，改革造成了严重的利益分化，这种利益分化造成的巨大裂痕再也无法掩盖和回避，不争论再也不可能了。孙立平说，改革共识已经破裂。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19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越来越被利益集团所控制，改革已经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利益分歧。准“善意取得”，不准“恶意讨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最后演变为一场利益和财富掠夺的战争，并且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帖子《我是含着眼泪写这段话的：去你妈的“阵痛”！》表达了对于改革的另一种不同的声音。网上有一篇帖子讲，现在在中国最可怕的事情是无处讲理。我认为，这样的缝隙正是文学生存和大显身手的空间。文学应该把这个“理”讲出来，这是文学应该和能够承担的责任。雪莱把文学看作是立法者。许多人把文学家视为先知和预言者。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最根本的失败不在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而在于文化上的失败。而文学又是文化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李云雷在《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中说，九十年代的一些作品，比如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都是表达一种苟活的哲学；《那儿》则描写了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之后的“市民”，被迫起来反抗的故事，而他们所找到的资源，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对“正义与和平”的诉求。我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写在伤痕文学边上》中提出告别“伤痕文学”。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书写越来越成为了对于当代文学的否定，它把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甚至整个20世纪的历史实践看作是一种创伤，于是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但是，实际上，革命在20世纪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有时是从左的方向发生，有时是从右的方向进行。正如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那样，“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或者像张五常所说的那样，“可以用专制的手段搞市场经济”。改革走极端如同文革走极端。一者是不顾一切地打击资产阶级，一者是不择手段地培养资产阶级，目标虽然不同，但是手段却是一致的。

 

　　“伤痕文学”和“伤痕学术”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的到来，中国的主流学术已经从“伤痕学术”转变成为了“买办学术”。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不论是官方还是个人，都以“国际学者”，以参与学术的国际贸易为荣。在中国当前主导的思想和知识视野是所谓“回归世界主流文明”，这种观点简单地将美国定位为“文明”。在这样一种视野中，不仅没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参照和背景，而且甚至也没有欧洲的参照和背景。至今为止，现代化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化和使其他民族被迫丧失自我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救亡”的手段出现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这样一个洋务运动的过程将要持续三百年的时间，再过一百年，中国会展现自己的文明特点，到22世纪，人们也就可以用中国的、印度的原理来考虑世界的问题，那时洋务运动就该结束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引人注目的崛起，将给历史增加新的内容。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将被迫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文学的想象力离不开思想的滋养。写作的调整和解放有待于思想资源的变化。走出“伤痕文学”有待对于“伤痕学术”的全面反思。新的文学需要新的叙事和新的想象。在《那儿》的评论中，我将《那儿》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我主要是把《那儿》的出现作为一种症候来看。是否像改革初期的“伤痕文学”一样，《那儿》的出现也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已经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时间。今天，中国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是走向一个少数寡头利益集团控制的中国，还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参与、思考与努力。

 

　　刘继明：说到“伤痕文学”，恐怕的确需要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刚开始学习写作那会儿，杂志上铺天盖地的都是“伤痕文学”，在他们的叙述中，大跃进也好，反右也好，人民公社也好，文革也好，简直是一个黑暗和恐怖得无以复加的人间地狱，似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过着牛马不如、暗无天日，受尽凌辱的生活。这在很长时期内支配着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也成为了现在许多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叙述这段历史的权威摹本，不少第六代导演拍摄反映那个时期的电影时，也故意把光打得昏黄惨淡，镜头摇摇晃晃，人物的表情也愁惨不堪，比文革年代反映解放前生活的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真实的情形果真是这样吗？姜文拍过一部反映文革时期青年人生活的电影，他将那部影片取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单从这个片名就可以看出姜文是针对那种流行表现模式的故意反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是知识精英们根据自身特殊经验对文革或毛泽东时代充满个人情绪的一种控诉，也是特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学施加的强烈影响，远不能取代所有人尤其是工人农民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由于知识精英们掌握着话语权，工人农民们则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很长时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叙述的便是全部的历史真相。这种状况到近些年才略微有所改变，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许多以前无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在网上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文革记忆，极大地矫正和修补了“伤痕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历史盲视症，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时代重新呈现到当代人的面前，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精英叙述的怀疑和不信任感。但这种叙述模式在主流文学中仍然被沿袭着，比如莫言、余华和严歌苓最近出版的小说《生死疲劳》、《兄弟》和《第九个寡妇》，人物和情节照例是“伤痕文学”的模式。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那儿荡然无存，那场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按照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眼光打造成一出出荒唐的善恶悲情剧。这也再一次表明，中国作家的思想贫乏和想象力的窘迫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依附权贵的传统。封建时代自不必说，文革时如此，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区别只不过是以前他们依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上面，后来则依附在“改革”这面大旗下。革命时期拼命剪除异己，将政治上的对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改革时期则将一切异己力量追逼到“反对改革”的受审位置上，都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极端方式。人文主义和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民主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从来是稀薄的、唯我所用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一贯摆脱不了依附的本性，不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就是依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倒是恰如其分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今天的左翼和“新左翼文学”，有必要强调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即使真的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势和“政治正确性”，也不应该谋求跟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一种依附关系，而必须始终与之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距离感是文学写作和思想表达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了距离感，任何自由的表达都可能受到损害乃至彻底丧失。文学当然离不开政治的辐射，但文学不能服从政治，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学曾经付出过相当沉重的代价。文学家应该比政治家更加富于洞见，更有能力看到那些隐秘而遥远的事物。一个纯粹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不管是站在左翼还是右翼的立场，最好不要觊觎着充当政治上的“顾问”和智囊团成员，为了各自的地位和身份吵闹不休，而应该站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对一切政治实践和人类生活提出种种质询和吁求。但今天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除了这种思想上的短视症，而且还普遍表现出一种理想和激情的缺失。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负担”造成的精神后遗症。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说：“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的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几乎所有中国人现在就承受着这种“乌托邦”消失之后结下的苦果。关于乌托邦，韦伯曾经指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卡尔.曼海姆也说：“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愿望。”这些话似乎是针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说的，因为，在一种幻灭情绪支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一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行为和言说都作为一种失败的证据而彻底抛弃掉了。这正是今天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和激情，变得唯利是图的根本原因。

 

　　旷新年：中国今天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精英与底层、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利益和情感上彻底断裂。一个可怕的现象是，中国有9亿农民，但是农民没有可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0年代批判代言人这样的说法，能不能代言确实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不能代言，知识分子只能表达自己的利益，九亿农民没有自己的话份，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这是什么结果？被压迫者如何形成他们自己的力量，如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如何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知识？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对时间和速度最敏感的国家，处在一种明显的时间进程里面。中国拥有巨大和复杂的物质空间，“一国两制”，“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但是，今天中国的空间感被巨大的时间焦虑所压抑，意识不到它的空间之广阔巨大与复杂异质。在这样一种高速度中思想很自然地被排斥在外，在中国，你确实能够感到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一种深刻的辩证法。你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时间消灭空间。1930年代，斯大林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斯大林以快速的工业化赢得了打败纳粹德国的时间，但是，苏联却也为“赶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最终苏联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崩溃了。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一种根本上的脆弱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中国的速度能够慢一点，能够把速度降下来，留一点时间给思考，来感觉、关心和思考它的空间。

 

　　梁漱溟在1980年乐观地谈论的民主和法制在今天仍然是遥远的目标和梦想。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但又不仅仅是制度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工农力量的成长壮大，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到来。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正如哈贝玛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所以，中国的左翼和“左翼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出发，才有可能找到新的道路。

为弱势群体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槟郎学长：
您好！
今天无意间登陆博客，看到了您的博客文集。然后又按图索骥，到了您主持的槟榔园文学书院。原来您竟然有那么多的关注点，那么的有锋芒，那么的激进，那么的有鲁迅风骨，实在感佩的很！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这同时也是一个生民涂炭的时代，这是一个后现代的中国，这同时也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神魔共舞，百鬼狰狞。所幸还有你坚持鲁迅的批判精神，为弱势群体——一个回避阶级话语的暧昧的创造——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然而却早有人为不死的鲁迅写下悼词了，在他的沙床上，以梦遗的语言！多么无耻，却因此而有了盛名，博而且导了！——这其实恰恰反证我们的不能和鲁迅道别，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
附录我的两篇浅薄之文，讨教。同时祝福您新春愉快，笔健如飞！
致礼！
                   gubeide
                       [e-mail]

　　　　　　　　　　  　   2005-02-01

 

继承鲁迅不难，继承好鲁迅、超越鲁迅实难
顾则徐

读朱学勤先生《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为他平淡的文字而久不能平静。此文不知朱学勤先生写于何时，记得这次不是第一次读到，彼时并没有如现在的心旌摇动。人的心境就如水面，同样丢了块石子进去，倘是大湖就如什么都没有发生，倘是杯水则就是波涛汹涌了。

朱学勤先生对鲁迅的认识，了悟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正是这样一悟，便既超越了自己先前的或信奉或厌烦，也超越了当下很多的人们。鲁迅，自从中国有了鲁迅之后，他就成了个不死的幽灵，时或出入在人们的灵魂当中，逼着人们要排斥他、否定他、忘却他，但一当眼见、身历了人生的惨烈，便“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身在的是鲁迅的铁屋，喉咙里滚动着鲁迅的呐喊，终于无法摆脱鲁迅的野草宿命。

朱学勤先生以否定、悲怆的语气设问：“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于这设问，我是很不同意的。既然中国已经有过鲁迅，而我们“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则鲁迅的继承就自然是一定。对鲁迅真正的继承不是崇拜，更不是简单的膜拜、模仿，而是精神的继承；由于鲁迅的曾经被改造为伪鲁迅，因此，对鲁迅的继承甚至可能是在某种状况下所采取的对“他”进行无情批判和否定的方式。对鲁迅继承的复杂性是“这个轻佻的当下”的沉重和深刻。包括朱学勤先生的本文，便是对鲁迅最好的继承一例，是深得鲁迅三昧的。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继承鲁迅，而在于能否继承好鲁迅，能否在继承中超越鲁迅，诞生出新的鲁迅。这是个太困难、太困难的题目。

我比朱学勤先生晚生，略有幸运，读中学时正好文革结束，可以读点书了。那时书真“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来不及读。在各种作品中，我最喜欢上的，便是鲁迅。所以，我之喜欢读鲁迅，与早生的朱学勤先生只有鲁迅可读，应该是有些许区别的；也就是说，我对鲁迅的喜欢，是从有所比较中自觉开始的。大概我生性古板，喜欢了鲁迅，便从那时也立志了要继承鲁迅，以至于今，真正是花岗岩脑子，始终矢志不逾。以我的体验，继承鲁迅不难，继承好鲁迅、超越鲁迅实难。

第一件难事，是沉静。鲁迅是沉静的，抄碑帖时是默默的，当作家时也还是默默的。《新青年》同仁开会，鲁迅去得不多，言也少发。那时周作人大概还很随兄长的主意，发言经常要说回去听家兄的意见，或说家兄的意思如何如何，大家通常也把周作人的发言当作周氏兄弟的共同意见，可见鲁迅之少露面。鲁迅的稿子，他自己说是“听命”，当中的意思其实包涵着是应了钱玄同的热情催讨。鲁迅当然也发言，也演讲，但沉静才是他真的底蕴，用文字说话才是他始终的根本。但这沉静中是一种爆发，是火热的心肠。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上海后，原来的同仁中只有鲁迅仍然默默地寄稿子给他，令陈独秀十分感动。正是这样一种沉静，所以，鲁迅是最“韧”，五四或《新青年》的总司令、副司令们都去做了其它，只是普通一将的他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悄悄接过了旗帜，独立地坚持扛了下去，因此，五四或《新青年》真正的晚唱，是鲁迅一个人的低吟。

第二件难事，是独立。即使在《新青年》同仁中，鲁迅也是独立的，虽说他“听命”，但“听命”这个词深处本就表明了对自己的保留。陈独秀等人有着非凡的识见，只要鲁迅有稿子就是最好，稿子是写什么、怎么写断没有人干涉，没有人会突破鲁迅“听命”时所保留自己的绝对独立底线，没有人指令或劝告鲁迅应该写什么、怎么写。那是个天才聚集着的美好、神圣而伟大的日子。鲁迅后来“听命”于“左联”，就如一只天鹅跌进了鸭棚，虽然当起了“鲁司令”（毛泽东语），但终究是只天鹅，不是鸭子，是件极痛苦的事。鲁迅拒绝疗养和根本治疗，表面说是有很多事要做，具体可能也跟经济能力有关，但根本我以为是鲁迅从心底求死，他的第二次“听命”感受，已经让他预见了恶劣的将来，避免之途唯有求死，在战斗中中箭落马，或疲惫而僵，以不真见将来为最好。

第三件难事，是至勇。鲁迅是懦弱的，他做不了陈天华、秋瑾、徐锡麟那等英雄，他只是个瘦小的书生。炸弹扔下来了，便要躲到内山书店去逃难，唤个妓女来喝杯茶解闷。鲁迅又是刚勇的；不仅刚勇，而且至勇。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过手无缚鸡之力之徒；但作为一个文人，则有着傲然于所有的骨气，是块硬骨头。勇，是于文人最紧要的品格，是文人能否成为真的文人的根基。至勇，是勇之最高境界；这一点，鲁迅是大致做到了。

第四件难事，是学问。学问有两个方面，一是驳杂，一是专精。文人未必一定可以做到创造，但真的文人于学问终究要真有才是。或可以驳杂，或可以专精，但《新青年》同仁的优秀处，是几乎每个人都既驳杂又专精，每个人都于渊博中有自己的拿手活，鲁迅自不例外，他们的学问都居于了大家水平。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胡适、与陈独秀等，彼此都是心心相通的，是高手相聚。作为核心的陈独秀此人，在学问方面性格孤傲，要让他接受、尊重并合作，庸庸之辈是走不到跟前的。今人继承鲁迅，由于时代不一样，应该要求更高，不仅涉及朱学勤先生所言“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问题，而且在学问方面要兼具鲁迅的深邃、胡适的态度、钱穆的建树才行。

第五件难事，是文学。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即使说他是思想家，终究也是文学家的思想家——这一点，是至今研究者混淆弄不清的。大半个世纪来对鲁迅本人的全部评价，最精当的仍然是作为曾经同仁的晚年陈独秀，他一是肯定鲁迅一贯的独立精神，一是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鲁迅的文字艺术，或由于历史的曾经独领风骚的原因，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了标准或参照，象巨大的天穹覆盖着我们全部的文字文化，继承鲁迅一方面无法摆脱这一遗产，另一方面又必须突破他的这种桎栝。继承鲁迅并不等于去做文学，但终究有一个文学性或文字的艺术性问题。今有余杰先生，北京大学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弟子，或有“小鲁迅”之称，但从他文章的文学性言，实在还与这称呼有着很遥远的距离。如果撇开文学性谈继承鲁迅，则继承的就不是完全的鲁迅，或是失去主体了的鲁迅，其前提仍然是对鲁迅的扭曲评价，是先扭曲了鲁迅的再继承。

以上五条，要做到任何一条都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勇，中国真的文人进行研究、写作，头上是悬着达摩克里斯剑的，一方面，就格外需要继承鲁迅；另一方面，倘要保得性命，或不陷囹圄，又最不能继承鲁迅。有勇气，就是极了不起的事了；要至勇，等于是拼命。继承鲁迅，并不等于要同意鲁迅的观点，并不等于模仿他的文风，所以，我以为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字尽可以有各种理解——比如我的朋友李槟（槟郎）先生便有鲁迅左派之称——，也不应该把他当绝对，而应该进行批判。但既然说是继承鲁迅，倘要继承好并超越他，在以上五条的努力则是必须。

作以上感想，于我更是自勉。

2005-3-21

我爱槟榔园
 2004-05-02
作者:人在深处
 

好几天没有上槟榔园社区了，昨晚上时，把我吓了一跳，社区特使发了一则公告，上面说：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
槟榔园社区因故关闭，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吧。社区人来人去，来去无踪，网络有情与无情之间，凡事有个结局，槟榔园社区也不例外。

本人愧对网站重托，社区没能建设好。也愧对槟榔园所有网友了！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网友损失，转移或收藏资料，已争取到社区延迟到五月七号中午关闭。

五月七日，槟榔园社区正式关闭，留下一段真情在一些人的记忆中！
[发表时间：2004-5-1 13:29:02]

读完公告，我非常伤心，槟榔园社区是我的心灵家园，我曾经还在
这里做过斑竹，与她相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缘分，我十分
珍惜。现在，她要关闭了，不知道我又要悲哀多久！
我不理解，这样一个正义、爱国的网站为什么要关闭呢？
为怀恋她，我把槟榔园文学书院院歌收藏于此：

《槟榔园之歌》，又名：

《我爱槟榔园，诗意栖居地》

我爱槟榔园，诗意栖居地！
诗意栖居地，相会槟榔园：
思想文学世界，繁荣中华文艺。

我爱槟榔园 ，诗意栖居地！
海纳百川大，壁立千仞刚，
槟榔园文学书院的明天会更好！

我爱槟榔园 ，诗意栖居地！
槟榔园文学书院的明天会更好！

 

槟榔园——桃花园记
sjh194694

在网络上胡乱翻腾,不经意闯进了槟榔园文学书院  http://libins.bbs.xilu.com/ ),顿然眼前一亮:朗朗读书声,让人耳目一新。真个是：家事.国事.天下事。风声.雨声.读书声。

又似乎这是“桃花园”，拳拳学子之心，跃然纸上。国家的未来，在这儿似乎可以寻觅踪迹。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转型的阵痛，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正面临着现实和实践的挑战。何去何从？虽然执政党在百般变换手法，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但仍然满足不了广大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及世界舆论的责难。

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陈旧观念已被扬弃，人类文化意识的多元化走向展示着人类的未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从科学的概念（非价值的概念）理解，“美好人间”并非无产阶级一个群体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三十年前，9.13事件让十亿中国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却又无法直面现实,那是邝古少有的高压年代。红太阳身边的亲密战友，被写进党章的法定继承人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人们心中的神像垮塌了！

抱着疑问我翻开了马克思的回忆录----我的座右铭：怀疑一切！赫然入目。这怀疑一切的马克思的座右铭也嚬然成了我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依据！.......渐渐的,从马克思列主义理论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再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及人类社会的现实,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偏颇!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及社会现实矛盾重重。

2.共产主义和圣经里的天堂一样在时空里不着边际。

3.剩余价值理论钻到牛角尖去了。

4.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荒谬的，且误导人们造成了人类无数的灾难。

5.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牵强附会。历史唯物论编排的社会发展规律把人当成了随波逐流的浮萍。

6.马克思是一代伟人，但不是神！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仍然远远跑在前面，马克思主义被迫分成无数的派别，遗憾的是，他们不从理论基础上寻找错误所在，却一次次重演皇帝的新装，执迷不悟地在自划的圈里百般寻求解脱。

“地心说”在神权的维护下窒息了“日心说”的诞生，可人类世界的未来在新一代身上。

桃花开了，待到桃李满天下，中国大众一定能品尝到民主与自由的真味！

槟郎回复：

民主与自由乃人类之美好理想，能实现者方为上上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虽有挫折并分化为多派，但资本主义总是与野蛮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终将取代。

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目前仍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来思考。

至于中国，鲁迅左派是反对文革的，与毛左派想为文革平反是不同的。

“左翼”在国际语境中仍是褒义词。日本右翼和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被人骂。

找到槟郎先生的几个帖子读了读
lieutenantz

 

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起昨天有人在批驳王小波文章里讲如果不树立价值，理性好象就没什么用。但是槟郎先生帖子里左派、右派以及两派内部各分枝为树立“价值”互相攻击的事情，对我来说也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公平”和“正义”会分成那么多的派别，而且互相象斗鸡一样看不顺眼。
很同意槟郎先生一再引用“君子和而不同”，也同意槟郎先生的最后一句话，相信常识，不纠缠于政治学。尤其同意槟郎先生向社会底层着眼的立场。
有些意见跟槟郎先生略有差异，譬如说，对社会底层、劳工阶级的关怀是不是只有“真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真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存在过吗？对没有成功先例的事情，我个人总是保持警惕，因为“人民”不是被拿来作各种抱负的试验的。又譬如在对待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我对反战也有保留的看法。槟郎先生对移民者的不可理解，似乎也不够宽宏大量。但是君子和而不同，这些不影响对槟郎先生很多思考的赞同，以及对槟郎先生拳拳之心的钦佩。
2003，09月03日

 

鲁迅左派，毛泽东左派与今天的左派
光华村的和尚

鲁迅左派，毛泽东左派与今天的左派
槟郎提出鲁迅左派和毛泽东左派的问题：“鲁迅左派在三十年代就形成了，毛左派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开始形成。鲁迅左派的出现比毛左派要早十年，但鲁迅派始终是民间的思想派别，而毛左派一度成为统治意识形态。”
由鲁迅左派向毛泽东左派演进的过程，就是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演进过程。这是一个由思想力量向现实力量演进的过程，是“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没有这个演进，共产党就不可能坚持八年抗战，更不可能有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
对照西方，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特点是无产阶级担负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包括*****化的使命，更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的使命。这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使命倒置”，是解读毛泽东左派的背景，更是实质。
由鲁迅左派到毛泽东左派的演进过程，也是中国“力的哲学”或“力的文化”成型的过程。
鲁迅的压抑，愤懑乃至彻骨的绝望，正是以“反向”对力的呼唤，可以说，正是鲁迅左派呼唤出了毛泽东左派。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使命倒置”，鲁迅左派和毛泽东左派的分界在于，鲁迅左派在思想上已经“脚踩牛屎”，而毛泽东左派则是在现实中完成了“脚踩牛屎”，唯其如此，才使毛泽东左派如同安泰脚踩大地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我自认为是左派，可看了“黄家大岭”这样的文字，我也怀疑我有没有资格自称左派了：
“我虽然不主张对左右派分野，我也不想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派别，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是真正的左派，左派是用自己的所有一切交给社会公众的人们，他们作出的牺牲，我非常敬仰。可是我用自己的行动尝试过，我根本不配称作左派。那些用鲜血贡献给新世界的人们，那些用青春投入到自己认为崇高理想的人们，包括那些自己的默默奉献消耗自己照亮别人的人们。我想，我和他们有距离，有许多事情我没有做到。所以我不敢称自己为“左派”。 ”
鲁迅左派是中国的骄傲，毛泽东左派是中国力量的源泉，21世纪中国，呼唤“今天的左派”。

一篇决不屈服的好文章！
黄家大岭

　　不屈服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延綿至今最原始的动力，能够几千年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民族的气节的顽强，不能不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左右之分，很关键的一条也在这里分野，保守的势力就是维持现有的既得利益，他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放弃为帮助他人的进取，更多地自私自利，这也是他们几乎无法在民间形成有力派别重大原因。
　　我虽然不主张对左右派分野，我也不想自认为自己是什么派别，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是真正的左派，左派是用自己的所有一切交给社会公众的人们，他们作出的牺牲，我非常敬仰。可是我用自己的行动尝试过，我根本不配称作左派。那些用鲜血贡献给新世界的人们，那些用青春投入到自己认为崇高理想的人们，包括那些自己的默默奉献消耗自己照亮别人的人们。我想，我和他们有距离，有许多事情我没有做到。所以我不敢称自己为“左派”。
　　可是我喜欢他们，我景仰他们，我崇拜他们。我可以看清，他们身上才凝聚着中华民族最闪光的东西，继承着民族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他们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希望。那些为了自己的嘴巴，为了自己的肚皮，瘪着嘴专替说有钱有势的人为虎作伥人们，他们尽管有时显得很有学问，有时表现得很有修养，可是我不得不说，他们大多时候在我的眼中仅仅是一些败类。他们的失败不一定在眼前，他们很可能用他们的油光大嘴和凸出的肚皮证明他们是成功者。可是，我觉得，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在中华民族的习惯中，在未来的社会价值中，他们一定是失败者！
　　我做了很多自以为得意的事情，也因此得到：“汉子”的称号。可是我不以此为荣，当大家这样称呼你的时候，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这个名称包含的是何等的辛酸苦辣！可是我不会后悔，决不后悔，决不回头！尽管心里很苦，可是我还是坚持我的信仰，我的信念。
　　以此文附和摈榔老弟，以表支持。希望您和您的儿子及全家好。+ 我的更多文章 我的更多文章 标签: 鲁迅   槟郎   

去吧!檳郎兄,在我認識你之前
南宮世家

作者：【南宮世家1 】 发帖时间：2003-02-26 17:52:46

发言内容：去吧!檳郎兄,在我認識你之前.
人有生存的權利,亦有選擇死亡的自由.
自殺,對於死去的人是一種解脫,只是對活著的人的懲罰,特別是你的親人和認識你的人.幸運地,在現實生活中,我沒有遇到過我所認識的人自殺.因此,去吧!檳郎兄,在我深入認識你之前,最好,也不要告訴我你的離去,拜託了,看在初識網友的份上.
自殺,另一種原因,可能是出於對現實不滿的報復,但不幸地,往往被報復的卻是愛你的人.昨日新聞,中國在北京成立了第一間 “防止自殺診所”,中國政府一直把國內自殺人數視為國家機密,直至最近才不得不正視這現象,公佈出來的數字令人吃驚. 一年內,自殺死亡人數是30多萬人,(南京大屠殺也不外30多萬),佔了全世界自殺人數的四成,人口自殺率全球排名第四,九成自殺人口來自農民,而且大部份是女性. 而現在,中國政府仍不是真正正視這問題,竟然仍然把自殺視為精神病的類別. 自殺了的人,在中國竟然仍得不到尊重. 死後仍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被社會羞辱,天啊!行行好好嗎!為你們的後代積點德吧!同志!
檳郎兄,兄與我年齡相若,仍比我大一點,兄經歷的事,所受之苦難,弟雖不是身歷其境,不能明白兄之感受,但弟也是有家室之人,明白為人父之難,生活之壓力,還背負著大半生也還不完的負資產. 怎麼辦?按兄的說法,兄還是在鐵錘鐮刀之下,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偉大社會呢,而弟卻生活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 應該自殺的豈不是弟而不是兄?
兄若要自殺,這是你的自由. 我尊重, 但兄把自己的不幸,廣大農民的苦難歸咎於所謂富人階級,城里人,還依靠鐵錘鐮刀們灌輸給你的 “仇恨”之心作生存的唯一動力,真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 懷著 “仇恨”生存,於兄是最痛苦的,於別人卻是非常危險的. 看看 “鐵錘鐮刀”來到這世上,帶給了人類的災難吧! 而它們帶來的給人類最深遠的影響卻是播下了 “仇恨”的種子. 兄所受的苦難,那一段不是發生在“鐵錘鐮刀”的旗幟下?城里人與農民是誰用行政手段硬分的? 兄若說他們不是真正“鐵錘鐮刀”的代表,我卻要勸兄一句,他們并沒有誤會“鐵錘鐮刀”的精神,誤會的是兄啊!拿一本 “資本論”來重新讀一下吧. 悲天憫人是老馬東拉西湊出來的藉口,其根本精髓是挑起階層仇恨,進行階級鬥爭. 通篇大作是老馬用血寫成的,每一個字都飽含惡毒的詛咒,比美[撒旦的詩篇]. 魯迅,兄之偶像,也不是個好東西,也是一隻含血的狗而已,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更是有破壞沒建設. 更被當權者利用為殘害文人的工具. 魯迅的問題複雜,日後有機會再與兄探討,(如果兄仍未死的話,希望).
檳郎兄,想想為何而生吧?為“仇恨”而生,美其名 “戰鬥”,於己於人都無益. 想些別的事. 親人,朋友吧,因為自殺唯一的受害者是他們. 再重複一句,無論兄決定怎樣,弟也尊重,只求不要讓弟知道壞的消息.
谢谢南宫兄。仇恨怎么来的？
作者：【槟郎 】 发帖时间：2003-02-26 18:24:13
发言内容：兄在香港，可能难以理解在一个极不公正的社会，一个下层人或一个下层知识分子所受的压抑和愤怒。不只是贫穷，而是更因为社会不公正，道德败坏，知识分子普遍堕落，受压迫者哀求无告。
仇恨怎么来的？是压迫者造成的还是受压迫者，兄将问题的实质弄反了。
关于镰刀和铁锤，显然指农工阶级，执政者已抛弃实质的含义了，但我牢牢地抓住它。
香港也曾因为大陆现在这样的情况而发生1967工人暴动，但此后港府纠正了错误，香港比大陆要好，尽管仍有劳资矛盾，竞争危机。但在公正上比大陆好得太多了。
咱俩的思想有差异，的确，鲁迅是我导师，我是鲁迅派，我在不公正的社会里为什么不能喊：战斗？马克思也是我的导师之一，我仍然坚持现代民主宪政的理想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再有下一次再自杀或横祸，但我想，不死，则战斗下去，用笔也是一种方式。
与兄只能求同存异了。祝好。谢谢你此文，我拷下来了。 

 

致槟郎先生：毛左派与鲁左派应该是一家人
杯汝来前

 

读了先生的几篇文章，很受感动。文章即使不都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都贵在真情实感，虽然有人吹毛求疵。在此，我想就先生在“鲁迅与左派”一文中的有关观点与先生简单交流一下。
我以为就其实质而言，毛左派与鲁左派其实是一家人。毛泽东之所以说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的共同认识和改造理想，所不同的是鲁迅是用笔来唤醒民众，毛泽东不但用笔也用剑来更直接的改变民众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毛泽东给予对旧社会持无情不妥协的批判态度的鲁迅崇高的评价绝对不是偶然的和心血来潮的。毛泽东追求的社会主义富涵着人民自由主义*****主义的底蕴。如果把鲁迅称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的高大形象中无疑也包涵这一侧面。毛泽东更强调大多数人的自由、更强调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应该为人民赢得自由而奋斗而牺牲。毛泽东的自由主义理念中有一个隐含的命题：有平等才有真正的自由，没有平等处于受压迫状态下的群体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认为，不认识毛泽东的自由主义理念，就不能很好地认识毛泽东的实质。毛泽东与鲁迅在思想的革命性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而革命为何？人民自由乃革命者奋斗之鹄也。因此，我以为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上，毛泽东与鲁迅的分别是很小的，毛左派与鲁左派应该是一家人。而真正的左派是不应该回避本为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自由”和“*****”这两个概念的。
以上匆匆浅见，请批评指正。
我是老杨
哈哈欢迎光临！
槟郎
老杨和网友告所我别人转贴我文章，今天赶到强国论坛，小发了四篇，结果引起了小反应。哈哈，没想到。
我在毛左派面前愿意和他们结为统一战线。我又愿与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宪政派结友。身在两者之间也。
鲁迅派是独特的，也是批判性地兼容一切有益的资源的。
槟郎
人民网论坛不好，常有通不过审查，审查时间也特别长。以后尽量不去了。：）
槟郎
欢迎 杯汝来前兄来此论坛参与，强国论坛回复还没显出来。
在这里老实说，兄对毛泽东的理解很特别，也很好，不像完全的自由派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反而在他身上发掘出有用的资源。对过去的历史，既然已经过去，与其否定，不如多为今天人着想，从历史中发掘出有用的资源来。：）
杯汝来前
槟郎兄过奖。极为赞同兄所言的古为今用的想法。我一直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毛的认识是有误区的。我以为，毛思想的本质是自由主义的，但在大多数人基本平等之后而已。当然，毛推行其理想的一些手段是值得商榷的。有时间，我与兄再进一步探讨。：）
槟郎
//毛思想的本质是自由主义的//
与流行的观念差别很大，兄可作文详加阐述。我感到其中有合理的内容。
毛追求的是大同，公正，他的思想资源来自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和马列主义。在他有生之年的实践中，这恰与西方的*****宪政模式不大一样，也导致了事实上的专制和社会混乱。因而资源不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极力否定他。
中国怎么走？取决于政府对这两种资源的整合。谢谢兄。
南石
我以为不同。毛的观点立足政治，而鲁的观点立足于文学，更富全方位的文化左派观。但毛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必要时要把他当一个农民看待，毛可能更高兴。农民是没有自由主义的。
阿伦史丹奴
就是一家人！爱！
流星和尚
不是一家人，只是都是陆九渊那死鬼的阴魂，哈哈。
发贴时间： 2002-12-5 21:44:00 61.128.238.21
苇岸
我不知道杯汝来前朋友的观点是一时的即兴之语还是自己长期的思考所得，总之，“毛思想的本质是自由主义的”这个观点实在是新颖的，也是让我惊讶的。
槟郎朋友的相关帖子我没有读过，我也确实不清楚“毛左派”和“鲁左派”的具体所指。关于鲁迅的话题可以另外再谈，先说说毛泽东和自由或自由主义。
自由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可以说已经争论了很久。我想，自由首先表现为“不被或免于强制”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既所谓消极自由。毛思想的本质如果是自由主义的，那应该首先符合这个共识。可惜，在毛执政的年代，他的做法基本都是强制性的。在经济方面表现为消灭有产者（消灭肯定是强制的），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不用我来举例了。所以，毛思想恐怕连最基本的自由主义的起点都达不到。
“毛泽东更强调大多数人的自由、更强调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应该为人民赢得自由而奋斗而牺牲。”既然是“强调”，又是“牺牲”，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自由肯定是不存在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又是什么呢？毛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剩余财产（据说是用于国家建设了，如所谓三线，第2个万里长城，呵呵），没有了私有财产的大多数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这些大多数必须依靠国家的单位来生活，这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毛禁止了大多数的其它思想的传播，那么当时的大多数人只能被强制阅读有限的思想读物，这样的大多数人在思想上可能是自由的吗？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由于强制而失去了财产和阅读的资源，这样的大多数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
“毛泽东的自由主义理念中有一个隐含的命题：有平等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且先不说毛是不是这样想的。有平等才有真正的自由？这句话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问题多多。
理论上讲，自由和平等存在内在的紧张。我们只有在坚持自由的基础上兼顾平等。自由要求的是效率，平等要求的是分配的大体均衡。效率高的人，收入自然要高，久而久之，和低效率的人的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平等。这是为什么自由和平等会有内在紧张的一个解释。税收提供了一个兼顾平等的办法。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除不平等。因为人在先天和后天都有不平等的可能存在，如性别，家庭，所受教育等等。平等只是指机会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既所谓起点和过程的平等，而绝不是结果的平等。
从逻辑上讲，既然有“真正的自由”就存在“非真或假的自由”。既然平等等于“真的自由”，那不平等是不是就是“非真的自由”呢？再既然自由首先表现为免于强制，那“非真的自由”就是表现为强制了。再推而论之，不平等就是表现为强制了。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由于不工作而表现为与别人收入的不平等，那么我们要得出他是被强制的结论了。这是不是有些荒谬呢？因为明明他自己不愿意工作呀。
其实，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的内在紧张和冲突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话题。真正的自由如果有的话，也不是因为平等。恰恰相反，过于强调平等会损害自由。
大多数人平等了之后就自由了吗？例子最恰当的还是毛时代本身。毛确实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经济上的平等——大多数人都是穷人。那个时代的人自由吗？大多数人在经济上的平等，在政治上却是不平等的。因为一个出身，你可能就是”黑五类”，你别说入党从政了，你连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都会被剥夺，你是自由的吗？
经济学用恩格尔指数来描述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最富有的美国，恩格尔指数只有0。2至0。3（记忆中的，未必精确）之间，属于合理范畴。相反，我国目前的恩格尔指数却高于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大多数人的基本平等靠什么来实现呢？靠法治社会。因为平等是指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的起点和过程的平等。只有法治才能保证这些要求的大体实现。而法治社会的实现又要依靠槟榔朋友说的“宪政”的实现。靠毛的那套只能建立人间地狱，而绝不可能是人间天堂，如果人间有天堂的话。
就像杯汝来前朋友承认的那样，毛的“手段值得商榷”。一个再美好的理想如果没有可行的手段，这个理想都是不足取的，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而绝不能大规模的实践。毛的理想是不是美好可以再谈，但即使是美好的，当这些美好理想没有找到实现的可行办法之前就大规模的强制其实践，至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所谓“超英赶美”现在不是沦为笑谈了？但民族的灾难却不是可以“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的。
发贴时间： 2002-12-6 10:29:00 211.161.21.147
胡一媚
为一两个名词折腾得死去活来干啥？论坛上争的目的，无非是借老毛来做盾或剑。自己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
观察家
杯汝兄，好久不见，现还常去强国吗？对毛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否？
强国论坛_船山学人

有缺陷的激情：读槟郎先生论“自杀”文有感
利剑在掌

深夜难眠，起床看到槟榔先生《我常常准备自杀》一文，感到很悲痛！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灵魂，这在平时是难以想象的。看到这些袒露的心灵，我想我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这种莫大的悲痛，就是这芸芸众生在日常生活中压制或深埋着的悲伤，在摧残着他们的生命，却无法为人所知，也得不到别人的救助和疗治。我曾经知道，得不到回应的呼救是多么空寂，无法抒泄的绝望是多么强劲。我也曾经知道，要依靠一个人的力量走过心灵的风暴，需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需要培育起多么坚强的意志。那种旷野中的呼告，也许只有上帝和自己能够谛听，而对于没有上帝的人，则只有依靠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槟榔先生此文的价值，是有资格得到高度评价的。因为他以自己的心灵与众多的心灵沟通，因为他以亲身的受苦告诉众多受苦的人，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可以携手作战。
我不是说槟榔先生此文在文学上已经达到了多高的造诣或成就，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无数伟大的文本，站列着更伟大的心灵，从耶稣到帕斯卡尔到克尔凯郭尔到陀斯妥也夫斯基；我也不是说他的文章能够真正解脱这么多受苦的心灵。那是过分苛刻的要求。此文的意义在于他通过真诚的袒露交换来的真诚的交流。这种交流出现在网络上，完全是普通人之间的交流和慰问。这种普通人之间的交流，摆脱了众多外在的束缚而得以沟通，这是它格外动人的力量所在。
对于不主张在政治分析和社会批判上过多投射个人经历或感情的人来说，这种动人情感的力量有时是宝贵的。因为逻辑分析和所谓“价值中立”的描述，往往会使理智发达，而使真实的情感日渐枯萎。知道这么多人在受苦，这是重要的；知道这么多人在渴望交流和相互理解也是重要的。它有时有助于摧毁虚幻的理性、客观和不动声色之类的“科学要求”，它是歌德所说的“平衡的力量”中的重要的一方力量。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承认如上的意义，我仍然不得不说，槟榔先生此文是有重大缺陷的。它在感情上过于发达，在心灵上过于狭隘，在社会分析的意义上失之于片面，在价值诉求上则隐含着着激进乃至可怕的推论。
感情的发达，是指该文通篇的抒情有时达到了泛滥的地步，“自杀”的主题则被过分的强调和拔高了。这对于讲究含蓄或者蕴籍的抒情来说，在美学意义上有所欠缺。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篇为了美学的目的所做的文章，而是如歌德说的“清算自己的过去”的思想整理。但是，当过分充溢的情感弥漫时，它的动人的效果反而减弱了。所谓“过犹不及”，此之谓也！
心灵上的狭隘或曰不够宽广，在于它放大了个人的不幸，而淡漠了更多人的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前会说它“不够典型”、“个人主义”或“小资情调”，今天则要说它缺乏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我们也许应该看到，今天我们站立的地面与上两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站立的地面不同。在我们个人受苦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在受苦；在个人的不幸之外，还有社会的创伤，民族的悲痛。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到，就象歌德、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鲁迅、郁达夫能够看到一样。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能够站在这些前辈开辟的土地上前行，而不必再象他们一样在痛苦和愤懑中“绝望”或“沉沦”。对于拥有这些前辈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于已经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教益和力量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的道路要清晰的多。
我不是说我们能够象他们一样伟大、坚强、勇敢或能够比他们还伟大、坚强、勇敢，我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象他们一样伟大、坚强、勇敢。但他们的确哺育了我们，他们的确扩展了我们的精神和心灵。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一点教育，也许就能够少咀嚼一点个人悲欢；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多汲取一点力量，也许就会少一点软弱。卡莱尔说歌德使他度过了思想的危机，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那里找到了导师，我们也许比这些学生要渺小的多，但也许正因为渺小，我们才更需要这些导师的训育和指引，才更容易在导师的引力下摆脱个人利益的轨道，奔驰向更深广的地方。奔向哪里，我不知道，也许是歌德或斯宾诺莎的的自然，也许是巴尔扎克的“民族秘史的书记官”，也许是托翁的晚年出走的决绝，也许是陀氏的皈依宗教的坚定？都可能吧。能否走到，我也不知道，这取决于我们思想的脚力和意志的硬度。但是，向着那个方向走，我以为大致是不错的吧。
至于社会分析的片面与最后一个问题即文章隐含的激进推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的抒情所隐含的批判显然认为是一个富人阶级造成了你的贫困，这在阶级分析上是模糊的。富人或曰资本并不是必然带有“原罪”，只有不正当或不公正的获得的资本才具有“罪恶”，只有巧取豪夺的政权才是社会批判的对象。因此，不加分析的批判一切富人或资本，只能制造虚构的阶级对立和宣扬盲目的阶级仇恨。这种批判，隐含着对“穷人阶级”的道德崇拜、对“富人”阶级的道德谴责和原罪仇恨，潜在着制造民族分裂的危险。这是应该警醒的推论。这个问题，不多说了。司汤达说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掺进政治问题是煞风景的事情，我们谈了这么多文学，还是不用煞风景的好！
谢谢利剑老兄，已把你当作好友。
作者：【槟郎 】 发帖时间：2003-02-26 15:08:26
发言内容：我下午才起床，迟复为歉。
我的抒情文中可看到一些逻辑的建构，不错，但你有误解，解释一下：
1，我将与“贫贱者”对立的不是“富人”，而是“阔人”，学的是鲁迅话语，他也好用阔人这个词。“阔人”既富且贵，与权势有联系，与当下社会不公正有联系，因而有当下的社会批判意义。
2，我并不是一味只是哀叹自己，由己到人到社会，我提到了三农问题，工人阶级贫困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我放眼的世界是大的。
3，文章并不完全悲观，我提到了鲁迅和作一个战斗者，“与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作斗争”。
其它我赞成你，值得我学习反思。
你多次点评我的拙作，使我大大受益。非常感谢你。把你当作好友，以后多关注你，向你学习。
祝好。

 

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好？
萧武

——就槟郎兄的信引发的吵闹的一点感想

前一阵子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时候，槟榔兄自做多情，学诸葛亮吊孝，还想玩弄概念，硬要把自由主义的旗帜说成什么自由左派。就他这点天真的文人小招数，哪儿能玩得过人家的火眼金睛，人家只一眼就看出来了，根本就没接受你的祭奠，还多有嘲讽。人家压根就没把你当自己人，你搞什么自做多情的事情？难道不怕人家也像东吴诸将那样，跳将起来要杀你？所以，我就觉得槟榔兄这个人喜欢自找没趣。
　　
　　槟榔兄写给儿子的信在网上到处流传，别的地方都只是几句感动一类的话，只有关天与世纪沙龙的人好象警觉特别灵敏，一眼就看出了他好象在毒害青少年。硬想把儿子也教育成自己这样的鲁迅左派。槟榔兄自辩说是他文中后来说了，是想儿子不要学他做文人。可笑槟榔兄天真啊，你怎么不知道，人家两只眼睛不看别的，挣着眼睛就是要找你的毛病的。就算是你有一千张嘴，你能说得清楚？老实说，人家压根就没看你那些话。
　　
　　这让我想起文革来。也不管你到底是什么想法什么观点，只要看见你有一点“反革命”把柄就要说你是反革命反毛主席。真不愧是文革中的过来人啊，批判文革批判了这么多年，回头看来，其实不过是把原来抓右派的工夫用到抓左派上来了。侦探技术和操作逻辑一点都没变。槟榔兄不知道见风转舵，被人批成这样真是活该啊！
　　
　　槟榔兄的文章我也看了。我在跟帖后面曾说，他的文章让我想起李商隐来。李商隐自嘲“世称韩文杜诗，樊南穷顿”，一生不得志。晚年得子，自然十分喜欢，曾写诗称赞自己的儿子可爱聪明。文人也是人，谁不爱自己的孩子？文人称赞自己的孩子有几句过誉的话本属平常，就算是夸张一点也不算什么太大的过错。义山一生短暂，据考证只活了47岁便死了，只有一个孩子，他个别喜欢。他死得早，死了以后，朋友们不但没有帮他照看，反倒欺负孤子无依。向来与义山并称的温飞卿居然当着义山的儿子衮师的面嘲笑说，你父亲做诗说你聪明非常，长大了怎么这么不怎么样？可叹义山一生自视颇高，后人却遭遇如此。我们是怪义山没给儿子留下大笔的遗产呢，还是该说温先生太过分？
　　
　　穷人的孩子命苦。我还很小的时候奶奶告诉我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特别清楚。后来读小学的时候胡乱看书，知道杜甫的孩子是饿死的，当时还特别想不通，再怎么说也是诗人啊，名气这么大的人怎么会连孩子都保不住？父亲说穷才做诗，孩子饿死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自己饿死也是常有的。渐渐大了，看书多一点了，终于明白了，原来父亲说的话还真有些道理。只是父亲当时曾告戒说，正因为诗是穷人做的，所以千万不要想做文人、诗人，因为你做这些的时候就承认了自己的穷。槟榔兄是文人，自己也穷。可是，孩子有什么罪？当他看着孩子因为自己的穷而四处流浪似的转移的时候，他心里能有什么感受？有了感受说几句又怎么了？凭什么就要被人指责？
　　
　　关天的跟帖我没怎么仔细看，世纪沙龙的我翻了翻。看见的居然是一向我觉得很“君子”的一帮人，而且攻击槟榔兄的话比关天那帮混混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我就很奇怪了，如果说关天那帮人是自由主义小混混，这里的人可都是学养不错的人啊，怎么也这样？有人曾跟我说过，自由主义者都是可以通约的，难道通约到最后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话，和比特务还好的眼力？

 

槟郎这个新一代粪子
石秋

　　
　　1
　　
　　……很奇怪，这个大师兄到底看懂此文的意思没有？
　　典型的假借所谓劳工阶层政治利益，而行宣扬西方资本自由制度的必然和合理性。如此惑骗世人的文字，居然有这样的回帖，让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如果那个蔬菜店的经理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思想，想在自己的橱窗里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却不敢贴出来。这是因为什么呢？我只能回答是，还是因为恐惧。”
　　作者大肆借着这么种谎言，招摇其所谓“民主”思想在当今中国之迫切存在和必然将存在的亲自由资本制度的理论谎言，但不知道阅此文者，到底用脑思考过与否？综槟榔各篇文字，当知其人政治思想倾向，和目的，如此对照理解和思考此篇文字，难道，还能天真的以为，文中要真正表达的是，所谓劳工阶层在现实社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实行方式、手段？
　　……对扯着各种大旗，在现代青年文化圈子里宣扬西方民主，资本自由理论的此类中人，大家都傻呵呵的如此去理解他们的文字，真是可笑，可怜！
　　一下扯着反宗教的鲁迅先生大旗大谈所谓在黑暗现实社会里理想的宗教经历，一下又扯起了所谓劳工阶级的谎言大肆宣扬自由资本制度对所谓劳工阶级在现实社会政治存在的作用……读者难道脑子连一点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么？读懂了鲁迅么？扯鲁迅先生大旗！是这个现实社会最下层所谓“劳工阶级”中一员么？扯起“劳工阶层”的政治利益！……说是笑话都觉着恶心，典型新一代“民运”粪子的惑骗伎俩，居然还真有人随着摇旗呐喊起来……要不听某人极是看重此位“大师兄”，此文回帖，我都不屑费我手指的力气……
　　槟榔的文字都带有比较明显和浓厚的个人政治倾向，其中所谓的思想讨论或现实讨论，根本文字目的绝非什么客观探讨或评论，而是在通过文字宣扬他那点所谓对抗黑暗现实的“民主”思想。我不反对谁去反政府，或反这个现实社会的政治制度，但我反对此类“民运”粪子们之卑鄙欺骗伎俩，此类中人，与美国庇护的李宏志之流行事作风和手段颇有类似，明着为你中国百姓着想，为着中国下层人民谋自由谋平等，为这个社会的文明谋进步，还很自我标称一番，要有“真正”爱国人士之标签。暗地里……实是美国鬼子类反华势力在中国冲锋陷阵的鹰犬。最看不得就这么些粪子们，在现实社会里捞取了足够的实利，却又恬不知耻的反啃这个他们捞得不少了的现实社会。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为着自我私利，可以堂而皇之言，自己在某某些些逼迫下出卖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灵魂，换取了在这个社会立足的资本，而有了这些资本他们就开始实行自我理想了，开始有能力反啃这个黑暗的现实社会了……这么点真面目，居然还真有那么多人不以为意，很奇怪的态度。此类品性低劣之人，哪来的崇高给你讲解所谓理想的社会政治，笑话。
　　……这些反社会的人恰恰大多都是在这个社会捞取了足够利益的人们。如此大的讽刺！早已经被人司空见惯了……要天真以为他们有多么的伟大，在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着所谓爱国理想，那这份天真不仅仅是可怜了，简直就是可耻！当年的“民运”粪子欺骗了多少傻呵呵的“热血青年”去为这些粪子们的政治实利去牺牲，去尽义务。如此，粪子们的招兵买马依然在进行，而且还越来越有如火如荼的场景，这些推波助澜的人们，你们不可耻么！
　　我就明明白白直说，我是这个社会最下层人群中的一个，我从不以为我们这群人能在自由资本制度中得到属于这些“文化白领”们的真心帮助，和真正的理解。相反，最现实的社会教育了我们，欺骗和谎言正是来自此类扯起各种大旗大行反啃行为的反啃人士们！
　　
　　2
　　呵呵，石勇，你把新一代“民运”粪子们低估了。
　　当然，槟榔是否新一代“民运”粪子，我也仅仅是从阅读中得来的猜测。
　　不过，这样严重的猜测并非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相关阅读和思考，得来的。
　　看我的回帖，不要只看到那张标签。别的你可以说我没看过，不过，至少这篇，和我看过的那几篇，我可以肯定的说，绝非各位所想的。这篇借用所谓“劳工”阶级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环境中的政治存在和政治利益，难道这样的文字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还看不出来，看不懂么？
　　就此篇，我并非第一次看到，在前些天，我已经在别的论坛读了。如果有谁要对此篇文字狡辩是什么左啊右的，那么我不怕说一句，到底现代人的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就这水平的么？
　　展望一下自由资本政治下的政党处境并非不可以。只不过在这样的展望中流露出来的倾向，和其文字所表达的方式，值得思考。个人倾向我不必说，也没什么强要反对的。不过，表达这种政治倾向的文字手法，用这类欺骗性的手法，我反对。
　　我也在上面说过，我不反对谁要反现今社会制度，反政府，反某某政党，或者还反些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反对，使用文化欺骗的方式来反，来达到自己反的目的。
　　槟榔反现实社会的思想倾向我想没什么人有异议了吧？如果有，那么找找他的文字来仔细读读。如果没什么异议，那么结合着来看和思考，各位到底惦着良心说，他是客观的在评论现实么？他的文字没有欺骗性么？他的人品不值得怀疑么？
　　一个最基本的，在现实中捞取了丰厚实利的人，反啃这个现实，而且还反啃得如此理直气壮。本身这就是其人品值得怀疑的地方。
　　你真有如此的理直气壮去反，那么在丰厚实利和你的思想倾向，或说你的理想精神相冲突的时候，面临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了什么？
　　最看不得有这样的家伙，一边选择了出卖自己的理想，一边要埋怨甚至怨恨更甚至最终反啃自己通过出卖自己捞取了实利的现实！
　　石勇，即使是面对上一代的“民运”粪子，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不可低估了这些曾掀起颇大风浪的人们。况乎，在这个时代，这个新一代“民运”粪子开始酝酿变革的时代。
　　Re:劳工阶级的政治的第一步
　　
　　个人觉得劳工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很尴尬，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民主体制下，有一个好的代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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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回复于 2003-5-30 23:28:45
　　
　　Re:劳工阶级的政治的第一步
　　
　　石秋兄，槟郎不仅不是那些投靠反华势力的“民运人士”，而且还是这些“贱种”所恨的“左棍”。
　　
　　某些流着自由民主的口水一边喊口号一边骂人的家伙很容易分辨出来，那就是歇斯底里，毫无教养地在回复里对别人骂骂咧咧。这种人典型的人格分裂，典型的虐待－－被虐待的人格结构。他们一边扯上自由民主的大旗似乎自己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一边却又对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横加辱骂，典型的极权主义思维和痞子作风。有兴趣的话你在新青年一样可以发现这种人。
　　
　　而槟郎与此相离何止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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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勇 回复于 2003-6-2 19:40:54

揭开槟郎先生的麒麟皮
老金在线

——读槟郎《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随感》
　　　　
　　1•槟榔先生设计或想象中“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过去、现在，以及可以期望的未来，都是不存在的。毋宁说：它不过又是一种乌托邦。
　　
　　2•将一个不存在的什么形态，作为“理想追求”，这是历史上所有的“理想主义者”曾经“追求”过的东西。但是有些“理想主义者”事实上是知道自己鼓吹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许多诡异的时刻，“理想”其实是一种工具。
　　
　　3•理想，无论真诚与否，“工具”与否，只要限定在个体范畴内，就是无可厚非的；倘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鼓动大众也去为之“奋斗”而且不惮于流血牺牲，就很可疑。曾经的“太平天国”什么的就是例子。
　　
　　4•槟榔的问题在于：不希望暴力运动，但是对“零星的社会改造工程”又缺乏信心；于是依违之间，不仅失去了新左派的真义，同时也距离自由主义十万八千里了。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能成为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鼎足而三的什么“派”或“主义”。它是一种非常虚幻、足以自欺但不足以欺人的东西。
　　
　　5•“毫不含糊地站在穷人和被压迫者一边”，这类宏大叙事遮蔽的一个事实是：“站在”“一边”了，又怎么样？杀富济贫？剥夺剥夺者？而后，“穷人”是继续做“穷人”还是转变做“富人”？“被压迫者”是继续做“被压迫者”还是转变做“压迫者”？无论怎样的逻辑结果，都将诞育槟榔先生“理想追求”的悖论。真实的命题也许应该是：“毫不含糊地站在公正一边”。现实风景中，“穷人”与“被压迫者”并不天然地享有道德的正义自足权与法理的邪恶豁免权。摈榔的这类姿态其实不过是“阶级斗争”姿态的一种变异。
　　
　　6•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方法”，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书生论政”选择了自由主义以及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民主与宪政运动（如果可以称作一种“运动”的话）的一个深层原因。
　　
　　7•无论从学理还是经验的层面来看问题，自由主义以及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民主与宪政运动都是成本最小的可以诉诸于社会改造的政治方案，因为它规避的是无可预测的战争（内战）与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假如肯于将人的生命的价值也作为社会改造成本考虑进来的话，就应当看到：新左派以及槟榔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极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轮回的。
　　
　　8•种种社会不公正是一种当下不得不正视的现实秩序的伴生物。自由主义以及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民主与宪政运动一般主张温和的改良，并坚持在温和的改良运动中，为了达成“阶级”与“阶级”（其实是整个民族）之间的和解，不惜作出痛苦的让步——只要能够规避战争与流血。
　　
　　9•只要规避了战争与流血，社会改造的模式就将从专制政治管理逐步过渡到经济管理，或者说，经济管理的比重将远远大于专制政治管理。一个以坚持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管理为主流模式的政治国度让渡给一个坚持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流模式的经济国度，其实质，就是法治（不是法制）。而法治，它所能够带给共同体的福祉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10•只要进入社会改造这个政治层面，“书生论政”就应该也必须放弃情绪化运作。这也是自由主义以及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民主与宪政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新左派以及槟榔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只要“毫不含糊地站在穷人和被压迫者一边”，情绪化就是难于避免的。从社会心理推演，这类情绪其实迟早是要诉诸于“阶级仇恨”的——而这个东西不可靠，且相当恐怖。这是已经为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
　　
　　11•一些有着奇怪的自尊心的书生们看到左右争论时，“不屑于”加入某一阵营，他们试图“自铸伟词”，发明某种“超越”于左右之“上”的什么“主义”，其实这是无效的、极容易陷入悖论与语境和心态的混乱的。槟榔先生的悖论与混乱就是一个事实。
　　
　　①•槟榔先生说：“我当然肯定新左派的批判意义，也同样肯定自由主义的当下存在的价值了。当然，两者分歧是存在的，自由主义偏向于限制政权之恶，新左派偏向于限制资本之恶。”
　　这个判断就不允当。“政权”不是自由主义要试图“限制”的标的。自由主义“批判”（而不是“限制”）的恒是（！）极权主义。“批判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在学理与经验的层面经常性的工作；而“限制政权之恶”就已经超出了自由主义可以理解的范畴。自由主义的“批判的武器”只是言论（以及姿态），它无力于任何诉诸于“限制”的“武器的批判”。
　　此外，这里也袒露了槟榔的矛盾：“自由主义偏向于限制政权之恶，新左派偏向于限制资本之恶。”这两个“分歧”，是属于槟榔“肯定”的“批判意义”与“存在价值”吗？那么，它与槟榔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假如这两个“分歧”同属槟榔“肯定”的范畴，那么，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槟榔先生一面说：“马克思从来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经济繁荣了，国家的物质实力大增了，人民生活相对好一点了（孙大午说过现在农民有饭吃，只是没钱花）。”另一方面却又在诅咒“资本之恶”吗？“资本”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呢？
　　
　　②• 槟榔先生一面鼓吹马克思主义，鼓吹“辩证地看问题”，一面又鼓吹缥缈于云雾之中的“民主社会主义”, “肯定自由主义的当下存在的价值”……这类“杂糅”，事实上是既无助于对问题的质的规定性的探讨，也是不可能生成理论的任何解释力量的。
　　
　　③•槟榔先生一面承认“自由”具有“普适价值”，一面却又做着骑墙姿态，这个是可以用“辩证法”解释的矛盾吗？
　　
　　④•槟榔先生一面认定民族独立要“与国内各阶层共同繁荣相处”，一面又“毫不含糊地站在穷人与被压迫者一边”，这样的“共同”“相处”，是不是过于困难了？
　　
　　⑤•槟榔先生一面情不自禁地夸奖“西方文明”，一面又止不住地鞭挞“洋主子” ；一面看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贫穷落后，实行的是民族内部的专制统治，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人权仍然得不到体现”，一面却又为这个“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昔日的“反殖民化浪潮”而“骄傲”，且认为向往西方文明的行为为“过分”。
　　
　　⑥•槟榔先生一面认为“只有西方文明能救中国”，“从打我们鞭子的西方老师那里谦恭地学习”，一面却又试图“师夷长技，为制夷”（当然“更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幸福”）。这个“师夷长技”是可以理解的，“制夷”却要从何说起呢？
　　
　　12•从槟榔先生的行文与姿态分析，槟榔先生事实上是一个遮遮掩掩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毫不含糊的民族主义者。
　　即使在这样一篇小文中，槟榔先生就多次操练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充作论据的，譬如，槟榔先生如是说：“马克思从来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辩证地看问题”，“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将变成不合理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等等。由此可见，槟榔先生的精神资源以及学理资源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
　　民族主义的术语在本文中也不鲜见。譬如，槟榔先生如是说：“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鸦片战争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作为民族主义者……”，“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强势文明席卷世界，谋取利益，同时带来矛盾冲突”，“民族革命上，我们打败了帝国主义；民主革命上，我们又输于帝国主义”，“伊拉克从英国殖民下胜利地独立了，但又被美帝国主义重新殖民了，这诚然是帝国主义霸权之心不死，也与伊拉克民主革命的失败有关。我担心中国重蹈伊拉克的覆辙”，“师夷长技，为制夷”，等等。由此可见，槟榔先生的政治情绪其实主要是源于民族主义的。
　　当着马克思主义无可挽回地走向式微之际，熟练于马克思主义操作技术而对自由主义无所深知的槟榔先生，以及他的同志们，有了“坚定的动摇”。于是，遮遮掩掩成为一种姿态的尴尬。
　　而民族主义则成为情绪的旗帜。
　　槟榔先生以及他的同志们其实是遮遮掩掩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者”或什么“自由左派”（“自由左派”，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建构式的杂糅，其性质与“民主社会主义”并无更多不同）。“民主社会主义者”与“自由左派”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左派”不过是一张麒麟皮，而麒麟皮下的马脚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因为麒麟皮的缘故，“马克思主义者”有了遮遮掩掩的嫌疑，因为毕竟是情绪化的，即使在麒麟皮下，“民族主义者”也有了毫不含糊的坚定性。
2003-08-23

 

胡言乱语送槟郎兄
我是小柯

 

愚刚拜读了槟郎兄的《一个鲁迅左派的自白，答网络大虾毕巧林兄》一文。甚为倾佩槟郎兄的才学和文笔。
我拜读了君的几篇帖子，对君的思想也略有些了解。此帖是我与君不同见解的一些看法。还请槟郎兄指教一二。
呵呵，说实话。愚文化不高。什么思想，文化的，都不不太了解。对于鲁迅什么左派右派的，我更没什么研究。不过按照历史唯物观的看法，某种思想的兴盛，只是符合当时时代所赋予客观环境。
比如鲁迅批孔批儒。只是当时时代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今天的我们，不但要宣扬我国传统文化，而且要发展我们传统文化的思想。
在拿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来说，虽然深刻的表现出中国当时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愚化。但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过于激进呢？我曾了解过心理方面的理论。
依心理科学的角度来看，阿Q精神的大部分思维方式，是符合人类特性的。是有利于人类心理健康的思维方式。
呵呵，我举的例子。并不是说鲁迅怎么怎么，只是告戒君下。文学思想的东西，只是符合特定环境下的主观世界。而不能彻底改变客观世界的形态。
君下的美文，自我来到这里，拜读了不少。如果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应当可以去写书了。
但君下似乎没有把文学思想和政治理论着俩个概念分清。
君一直在效仿鲁迅的做法，试图运用思想救国。着种做法可行吗？
鲁迅当年也只是影响了一批中国先进的青年。而且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思想救国的做法起到多大的效果呢？当时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命运是怎么改变的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君下要明白，文学思想只能反映出特定具体客观世界的主观思想。而不能改变客观世界的发展方向。
当然，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按照辨证唯物论来说，意识形态对客观世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一切意识形态的根本，还是从客观环境所产生的。只有先改变客观世界，才能改变主观世界。着也许就是政治哲学区别于不同哲学的主要作用。
废话了一堆，简单的说把。就是文学思想只能反映特定客观世界的主观思想。而不能上升到改变客观世界的作用。结合这里的说，鲁迅思想就是在伟大，也不过只是一种文学思想，只能作为文学家反映客观世界的方法。而不像槟郎兄所有帖子所表现的那样，能改变客观世界。
我实际的分析一下把。
君下在文中提到了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而后“人国”。
这种观点实在把唯心论表现的无疑。我请问君，是环境把猴子变成人的，还是猴子自己变成人的？
呵呵，君下对于这个观点，可以深入的研究一下，改天我们可以深入的交流。
至于有人把什么毛左派和鲁左派俩种意识形态和哲学观点根本不同的思想强行拉起来做比较。真是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图了。
思想是需要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的，而不是教条。
槟郎兄文中至于左派，右派的。其实不需要分的那么认真。某种思想符合事物发展的，就是合理的。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我们都可以说他们是不真理的。
至于左派右派的。只是他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同而已。在同一个思想理论上，不同观点的一方，就攻击另一方是错误的。
左派，右派之说，只是我们作为观众的看法。因为左派和右派都是没能对某种思想有正确认识，自己先说自己是什么派，就已经向别人说自己不是正确的一样。呵呵
没有永远的左派，也没有永远的右派哦。
一切变化的根本，就是依事物发展所决定的。嘿嘿，着才是唯物论。
还有一点，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说起来并不是同一个逻辑。思想只能启发人民 而不能实际的去解放人民。鲁迅大部分的文章和思想，只能作为文学和思想来看，并不能真正的救国。
救国需要实干家，而不是知会耍笔杆子的。当年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去国外寻求所谓的“科学救国”，他们救了吗？能救吗？
如果君想治国的话，就应该系统的学习理论政治。笔杆子不能治国的。
当然，如果君是把自己当文学家看待，那就另当别论了。

透视:中文网上硝烟浓
魏城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在全世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个星期前全球范围的反战游行声势浩大，在许多国家的示威史上都破了记录。
只有中国大陆静悄悄的，与全球反战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原因自然是因为中共不允许民众上街，不管民众上街的目的是反对本国政府的国内政策，还是反对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有些中国网民为此感到耻辱，在网上发表评论，气愤地质问中国政府。
海湾尚未开战，网上先起硝烟
但不让游行，并不代表民众没有看法，海内外的中文网上反战和助战两大阵营对骂而掀起的硝烟似乎也不亚于真正的战场。
不久前，一些中国学者撰写了一份《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在网上征集签名，并亲自递交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中东阿拉伯语的半岛电视台还播发了这封联名信。
有的网民为此感到欣慰：世界反战大潮中终于也有中国人溅起的几朵浪花了。
按理讲，主张言论自由的中国海内外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应该对此感到欣慰。
但恰恰相反。一些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指责这封联名信是"新左派"的宣言，并对此展开了"围剿"式的大批判。这场大批判搞得那些对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分不甚了了的普通网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这场最初起因于美伊冲突的争论，却在后来越争越走调，越争越变味，变成了一场与美伊冲突关系不大的中国文人式的意气之争。
但即使是意气之争，这场争论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却特别值得认真探讨。
全球数百万人参加反战示威
首先是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右翼"学者在海外的一家网站撰文，嘲弄这个联名信不过是中国"新左派"的一次作秀，并责问"那些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保持沉默的中国新左派""怎么就好意思......反对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家即将对邪恶政权发动的正义之战！"。
接着，一位居住在美国的自由撰稿人也发表文章说："中国左派学者的反战信，不仅不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且相反，它是中国所谓知识人维护一个专制政府意识形态的一次丑陋、拙劣的表演。"。
后来，这场争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情节也越来越戏剧化。
中国的一些"右翼"学者还在网上发布了与那份联名信唱反调的主战联名信：《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摧毁萨达姆政权的声明》。声明认为，美国这次打算发动的对伊战争属于"发动方本着自由和人道的终极价值，以沉重而悲怆的心情去迎接全人类共同的未来。"并称那份反战联名信的"起草者漠视人类普遍的伦理价值，在宣言中发泄对代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美国的刻骨仇恨。"
网上还有其它批判文章，从以下题目就可以嗅出浓烈的火药味：《请反对倒萨的先生们闭嘴》、《中国反战学者向当局献媚》、《中国新左派是一个怪胎--我看滑稽的反战声明》、《反对攻伊声明--伪人道主义的集体表演》等等。
当然，支持这份反战声明的人也不在少数，言辞也十分激烈。
但也有一些并不想态度鲜明地投入哪个阵营的人，被困在这种颇有中国特色的左、右之争中，不知如何是好。
目前居住在韩国的华人网民槟郎说，从这次网战，"我看到中国思想界分化得非常厉害，甚至处在一种极情绪化的对立之中，我为此感到心寒。"
大概，这份声明引起这么强烈反应的原因是：声明的最初发起人是所谓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尽管在后来签名的数百人中大多数人并不一定认同"新左派"的所有观点，有些签名者甚至还是一些认同民主、自由理念的名人，如诗人北岛和学者钱理群；另外，声明中某些段落使用了诸如"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类的"左派"语言。
但槟郎认为，"中国的左右派之间的对立和误解是盲目的，他们之间的分界是非常含糊的。"他指出，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左派"不同于老左派或毛左派，应该称之为"自由左派"，他们"强调从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上来维护广大下层人民的权利"。
根据槟郎的看法，这次网上爆发大战更主要的原因是，它牵扯到了对美国的态度，"如果这次左派所反对的战争中没有美国，就不会遭受这样大的围攻。"
昔日"左翼"崇苏，今天"右翼"亲美
对一场战争的争论，最后却简化为对战争发起国--美国的态度的争论，倒是太有讽刺意味了。
有人甚至说，这种争论太有"中国特色"了：即使那些声称不想做中国人、认为自己从精神上已经是个美国人的人，在对待他心目中的理想国的态度上，也脱不了这种浓重的"中国特色"。
学者郭飞熊认为，海内外华人中的亲美派"把美国吹嘘为总是相对正确和解危救难的仁慈帝国"，这种心态其实很中国化，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他们各自心仪的外国是谁，都有类似的表现。他举了个例子：1931年底，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向苏联学习共产主义的异议人士"任弼时、王明、博古等人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日本的主要目标是进攻苏联，所以主张以"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中共的抗日纲领。郭飞熊认为，今天那些"总是对美国的动机进行美化"的人，其心态与当年的任弼时、王明、博古没有太大的不同。
大概亲美派人士会这样辩解：亲苏与亲美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苏联是专制国家，美国是民主国家。
然而，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区别并不在于民主国家的某一届政府的政策永不出错，而在于民主制度有一套机制来纠正错误。
可叹的是，怀有这种偏执的亲美心态的华人往往也是强烈主张中国实现民主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们把民主自由和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亲美的立场混为一谈，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民主自由在中国普通人心目中的信誉。
本来在伊拉克问题上，真正理解民主自由真谛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完全可以一方面表明自己反对中共在国内的专制，另一方面也反对美国在国际领域中的单边主义。
反对攻打伊拉克的标语
不受制约的权力，不管它是个人的权力、集团的权力、族群的权力、还是国家的权力，都会伤害全体人类的总体利益。美国的某个总统是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元首，这只能说明他比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受到更多的制约，并不能说明他行为的动机就自然是善的，就自然是完全基于民主、自由、人权、正义的。
其实，西方的社会科学更多的是建立在"人性恶"学说的基础上的，而非建立在"性善说"基础上的。如果人人皆圣贤，那也不需要民主制度中所精心设计的那些制约机制了。
而且，即使民主制度能够纠正错误的国内政策，但它并不能完全保证实行这个制度的国家的国际政策能够受到相应的制约。恰恰相反，在今天的这个单极世界，美国这个当今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国际上更多的是一意孤行。这次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受到了法国、德国、俄国等大国的制约，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对法、德、俄等国家反战立场持不屑态度的人往往会说，这些国家反战的动机不纯，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但恰恰是这些人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出于人权、正义等高尚纯洁的动机，这至少是在动机一事上对不同的国家持双重标准。
不可否认，法、德、俄等国反战是有自己小算盘的，但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如果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其行动都是出于自私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更需要各国之间、至少是各大国之间的互相制衡了。
在国内政治上主张制衡与在国际政治中主张制衡应该是一致的，也许国际民主是个虚幻的概念，无法实现，但国际制衡却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唯一的超级民主大国受到非民主国家的制衡，也比完全没有制衡好，更何况这次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决心所受到的牵制主要不是来自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而是来自法、德、俄等民主国家。
另外，参与论战应该主要论及对方阐述的观点，如"新左派"论述国际制衡的必要性，你要反驳，就要论述国际制衡的非必要性，而不要顾左右而言它，指责对方曾经在国内政治上对专制保持沉默，你要攻倒对方，就应该指出对方的观点站不住脚，而非指责对方道德上有污点，或指责人家伪善，即使对方确实在道德上有污点、确实"伪善"，也不能因此自然而然地反证国际制衡没有必要性。
"比老美更亲美，比老美更拥布"
对于中国的亲美派，居住在美国的自由撰稿人冼岩有一段精彩的描写："他们以美国利益为国际利益，以美国是非为普世是非。在他们眼中，只有美国和他们自己才是良心和正义的化身，其它国家、团体和个人，要么愚昧短视，要么用心险恶，要么就是一直弯着腰，在拨弄着自己的小算盘；只有当其他人也表态紧跟美国时，才属于良心发现。他们不愿意厘清世俗美国和自由理想的差别，不愿意分辨美国在大义名分下所捎带的私货；他们不愿意承认，反对美国单方面决定动武不等于放弃武力威胁，更不等于不要解决伊拉克问题，置恐怖主义威胁和世界安全隐患于不顾。他们总是将美国的利益主张和国际公利、和平正义打包在一起，责问对手：要，还是不要？--但是不许分拆。在涉及到美国这个显然对于他们有着价值象征意义、甚至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对象时，什么权力制衡，什么竞争机制，什么民主意识，什么'普世原则'，统统可以抛到脑后，并且美其名曰'现实主义'。是的，他们往往对中国使用理想主义，对美国使用现实主义。他们比美国人民更拥戴布什政府，比许多美国人更爱美国。"
确实，即使在鹰派主政的美国和英国，公众舆论和传播媒介也决不是一边倒地支持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相反，反战的声音、批评政府的声音非常强大，而且这种声音并不限于传统的左派和和平主义者，而是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这种声音在2月15日全球反战大游行期间尤其震耳欲聋。
中国的亲美派之所以"比美国人民更拥戴布什政府，比许多美国人更爱美国"，正是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自由、多元社会中的美国人，而是由中国大陆这块未经民主之犁耕耘、缺乏自由之肥滋养的土壤培育出来的、喝着共产党那种左右对峙、黑白分明的善恶两分法教育的乳汁长大的中国人。

 

李宪源与槟郎关于左翼分歧的争论
李宪源，槟郎

　　
　　李宪源：我看你那篇回国探亲随感以及其它同类观点，均是经不起思想推敲和理论质疑的东西。你对此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遇到我有兴致想跟你这位“不受承认的‘鲁讯左派’”探讨一下观点分歧时，你在右派论坛上跟自由新右同道高谈阔论的兴致，立即会荡然无存，而似乎完全忘记上网就是寻求思想交流之目的，以“各自保留”为名匆匆开溜。开溜后又在文章中诉苦“为其他左派所攻击……”。
　　你这个大学教师能告诉我：什么是通过正面交换思想以澄清真实的观点立场、什么是“攻击”的区别吗？ 我再想问一下：你所渴求的南朝鲜底层人民所拥有的所谓“政治发言权”，改变他们实际所处受资本剥削压迫处境了吗？对少数人控制多数社会资源的既定利益分配结构，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和冲击？ 我等你有根有据的回答。
　　而以本人对更为“先进”之北美资本主义制度更长期、更深广的了解与体验，我敢百分之百地断定：如果这种“政治发言权”真会造成上述两种实质性改变的话，放心好了，南朝鲜资本的政治代理人就会象他们中国同行一样，毫不犹豫地剥夺这类权利。
　　就象你这种自封左派在中国思想网络上，自由自在地到处发表你那些“小骂大帮忙”的假左论调时，你对“政治发言权”的使用，不是跟你所崇拜的美国、南朝鲜一样畅通无阻吗？
　　
　　槟郎：我一般很少在别人文章下跟贴，太忙了，学习和战斗花的精力太多。但对我文章的回应，只要认真的，我从来都回复的。文中说的左派内部对我的攻击，特指石秋和和帅盗的文章。我与旷新年互相答文过，与你在世纪论坛小摩擦后，也不再冲突。在反战和回击挺战派的斗争中都保持了一致。本家兄长误解我也。与兄观点不同，但都是左派，这是事实。楚军兄说左派各家可以并存交流的。现在大陆为什么：独立工会和农会不能建立？而韩国做到了，哪方的工人政治地位更高？我愿意与你继续交流。只要你能和气待人。
　　
　　李宪源：比较工人政治地位高低不能比表面化、浅薄化，也不能在真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之间比；而应该跟你所反感的、毛泽东最得意、中国大多数工人扬眉吐气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文革“一月革命风暴”时期比。 如果不为工人阶级那样一种真正的政治权利奋斗，所谓的“左派”，就要打上大问号。 我这人待人很和气，你要有机会来加拿大我可以热情招待你。但在观点争论上，则喜欢直截了当，决不钝刀子割肉，也不习惯打哈哈。
　　
　　槟郎：假社会主义与真资本主义问题。毛时代工人地位很高，但制度有问题，没有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仍是专制和集权下的劳工解放，结果，人亡政息，工人地位一落千丈，而招牌仍是社会主义。实是滑稽和深刻教训。我并不崇拜资本主义，所以我不是右派，我与我的韩国同事都向往民主社会主义。但显然，我并不满意的韩国民主制度，比假社会主义要好点。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比韩国的民主更好的民主，并且建立在真正的现代民主制度上。我关心的是民主和劳工阶级的地位，制度的招牌不是重要的。我深入各大论坛宣传左翼，是争取中间群众。群众路线是要的。咱俩写作不大一样，你是学者型，喜欢理论和长篇大论。而我效法左派圣人鲁迅，以短小杂文为战斗武器。君子和而不同，和而可争。呵呵，谢谢邀请。祝好！
　　
　　李宪源：特定制度是对特定地位的保证，不是可挂可不挂的招牌。
　　槟郎：你理想的社会制度从来没实现过，如果承认毛也有其时代的局限和过失的话。 如何实现？你的方案被接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对你理想的制度与在现实中如何落实就应反思。 只要是现代民主的，劳工阶级地位提高的，当下中国社会运动，我都支持。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发动的。但我始终坚持左派的基本立场：1，以鲁迅为旗帜，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2，农工阶级的权益是我的十字架。 祝好！
　　
　　李宪源：你以鲁迅为旗帜，却似乎连鲁迅先生“世上本没有路……”的著名言论都不熟悉。 巴黎公社前，十月革命前，可曾有主流观点及其追随者认为革命政权可以出现和存在的可能性？关键要研究分析人们往前“踩”的方向正确与否。如果你有确凿理由和根据认为“方案”方向有误，倒很想听主观上想成为左派的你，从左派和维护底层民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改进意见来。
　　
　　槟郎：你说“主观上想成为左派的你”，惭愧呀，客观上还不承认我是左派。我的意见很笼统，我不是搞政治学的，我相信常识。
　　
　　2003、6、13—15，思与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