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无所长，唯余文墨，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流行的一首儿歌。半个多世纪过去，仍然能从中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恨意。当时小孩子只是觉得好玩，顺口好记，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是人，而是老虎喜欢的美食。更不知道被老虎吃掉的感觉，首先来自杜鲁门本人，在其自传中曾说，当罗斯福突然去世，自己顺位当了总统，好像骑虎难下，只能骑下去，“否则会被老虎吞噬”。记得我还在摇头晃脑说唱时，已是六十年代初，美国换过两届总统了。好像艾森豪威尔没有留下太多印象，以后替代这首儿歌火爆起来的是肯尼迪漫画。那时的孩子，课余似乎都能涂两笔美国佬的形象：不是山姆大叔，不是肯德基老头，也不是麦当劳小丑，而是比照报刊上肯尼迪的样子，用极简的前冲圆凸线条勾勒出一个嚣张跋扈的“飞机头”发式。
文革后，读了点历史，才知道，中国人首先应该感激杜鲁门。罗斯福死后三个多月，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试验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人们看到爆炸威力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战争结束了。当时那些少数知情的高官和科学家们都深信，有一两颗这玩艺，拒不投降的日本就完蛋了。无人能抗拒那毁灭一切的可怕力量。据说杜鲁门签署投弹命令时说，“把日本人干掉！”这让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人听了，无比解气。我以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可以反对投放大规模杀伤武器，但美国人和中国人必须衷心拥护这次果敢的行动。否则，我们将付出远比广岛和长崎死亡人数高得多的代价，美国承受不起，中国更不该承受。正是原子弹促使苏联出兵东北，形成两面夹击的强大态势，迫使日本很快停战投降。应该说受益的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还包括日本。当时，宁为玉碎，拼死一战的国民忠贞士气仍然在许多日本人中膨胀着，如果不是被原子弹震慑住，美军有可能至少要搭上比攻克冲绳牺牲的近五万人多两三倍的生命，才能占领日本，日本人死亡的则会更多，而据麦克阿瑟估计，还要花十年才能肃清躲在山区打游击的反抗分子；而中国战场那时还一点也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日本军队照旧像撵猪羊一样追在一溃千里的国军后面。
杜鲁门在美国已有的四十多名总统中，声誉傲人，根据民意和专家的评选，他的排名最好时居第五位，最差也是第七。竞选时，有人甚至打出了“有了杜鲁门，美国才宜人”的横幅。当他卸任，乘火车离开华盛顿时，有五千人赶到车站送行，感动得杜鲁门说，这一幕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火车开动了，送行的人们恋恋不舍地唱着《往昔美好的日子》。这种场景，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老蒋应该不喜欢杜鲁门，正当他跟共产党争夺天下最较劲的时候，杜鲁门却停止了援助，反过来暗送秋波，期待与毛泽东建立关系，让蒋军士气大跌，接连惨败，不可收拾。好不容易韩战提供了一个机会，老杜又前拒蒋派军队参战，后让第七舰队横断海峡两岸，嘴上说有阻止共军进攻的作用，肚子里也揣着防备国军反攻刺激老毛的意图。
共产党恨杜鲁门。虽然在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否定了麦克阿瑟袭击东北的建议，不想重创中共招来苏联参战，但反对共产主义，以杜鲁门主义创立冷战格局，使中共政权遭受切肤之痛的罪名，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苏联痛恨杜鲁门应远在中共之上，因为，杜的冷战政策主要是以苏联为敌，中国则以苏联的马首是瞻，跟着起哄。这是那首儿歌产生的背景。
相比其前任小罗斯福总统，杜鲁门的形象有点猥琐。由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美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为此不惜呼唤极权主义。诺贝尔奖得主、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曾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罗斯福显然打破了这一断言，但其继任者给人的最初印象，“活像个乡下佬进城”，连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不过，与罗斯福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气势截然相反，杜鲁门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风格也为他赢得了无数人的好感，以致成为连任的重要原因。
他的一些做法与民主国家总统的形象确实颇有距离。比如，看到有人对女儿的音乐会评论不佳，竟然怒不可遏，立刻发出亲笔信，威胁评论者，如果相遇，“小心你的鼻梁会断，你将要用很多鲜牛排来贴淤黑的眼睛，说不定下面还要戴上个护身腹带。”对战后罢工的工人和工会，他也毫不犹豫地撕破脸，声称要把他们“连皮剥掉”，绞死几个工会头头，甚至把罢工工人全都征召入伍作为惩罚。副国务卿艾奇逊曾指责苏联外交部，“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要求是，态度一定要粗暴无礼。”但是苏联人也很吃惊，杜鲁门跟罗斯福不同，在和莫洛托夫讨论问题时，态度强硬得令随从担心，莫洛托夫愤怒地说：“我有生以来，就没有人对我如此说话”。杜鲁门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如果你们履行（雅尔塔）协议，就没人对你这样说话了。”而且，杜鲁门在下令全面展开朝鲜战争时，事先并没有征求过国会意见。贵为三军统帅，就可以无视民主程序了吗？这一点为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把柄。
杜鲁门的污点不少，虽说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参加过三K党的活动，但毕竟曾经缴过10美元的入会费（不久被退还）。他在家乡的发迹，跟那里一个声名狼藉有黑社会背景的政治家的大力提携不无关系，而他也从不避讳，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那位朋友。
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所作的决定，签署的命令未必出自真情。众所周知，他对推动以色列建国起了重要作用，但私下里却轻蔑地称犹太人为“犹太佬”。在他的日记和信件中，经常可见带有种族歧视的字眼，从骨子里把黑人和中国人排除在“好人”之外。他曾说过：“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诚实正派，且并非黑人或中国人，就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好人······我想这可能是种族偏见，但我坚决主张黑人就应该待在非洲，亚洲人待在亚洲，而白人待在欧洲和美洲。”然而他却是第一个以行政命令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把私刑（多用于对有色人种的肉体摧残）列入联邦罪行条例的总统。他一方面看不起老小两位罗斯福总统忽悠民众的行为，把他们归入骗子行列，另一方面，在48年竞选时，又继承新政传统，提出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废除针对工会的法律条文，建立其他一系列保障民权的立法措施等激进主张。口是心非，但是能够顺从理性，这是一个合格政治家的品质。
他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作为，是开启了冷战之门。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如何确保自己国家利益的问题，都会把本国利益放在优先考虑，也就是第一的位置。没有哪个国家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己少损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双赢，利益均沾，从未有过。所谓国际组织推行的共同行为准则，没有哪个大国认真履行过。关键是不能霸道过分，占便宜没够。根据国力、传统价值观、他国状况、国内各阶层呼声和统治集团上层的好恶，制订出符合本国短期或长期发展需要的外交方针与战略布局，并且随着国力与世界形势的发展而调整改变，是统治集团及智库的主要任务之一。
美国建国之初，华盛顿制定的国策是中立主义，避免在英法争斗中选边站伤及自己。他在《告别演说》中，告诫后来者：“我们的政策，乃是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永久结盟。”中立主义在国际纠纷中有自保作用，但当国力衰微时，强国未必尊重弱国。它可能导向两个结果：一、倒向大国求得依靠；二、走向孤立主义。由于地理优势，美国在历史上往往选择第二条路。1807年，当英国强行制造了损害美国尊严的“切萨皮克”事件后，杰佛逊总统发布了封港令，借此打击英国的航海贸易。开始禁止国内外所有船只来往，后来由于伤及本国的商业利益，又改为，只禁止英法两国船只来往，禁止与英法两国开展商贸活动。对这种做法，虽然美国民间抗议声不断，杰佛逊却始终不承认错误。1823年，门罗总统发表咨文，提出了门罗主义，明确地把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美洲，将美洲划定为自己保护区，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也不能插足美洲。这实质上还是中立主义的延续。但是美国遏制别国向外扩张的强悍倾向也由此显露出来，南下西进东向，都只待借力的好风顺水。
美国有两大建筑代表了两种精神；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与其说它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不如说它是外国送来希望美国应该具有的精神，因为，立像的时候，美国还真不具备自由的条件。圣路易斯的西进之门，这才是标准的美国精神，勇于开拓，勇于进取。
美国的西进并不以西海岸为限，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当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已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关岛和菲律宾。世界很大，门罗主义的包袱皮裹不住日益发育壮大的美国男孩了。
1901年上台的第26任总统老罗斯福，一面继承了门罗主义，推行“巨棒外交”，警告若有不轨国家插手美洲事务。美国有权进行军事干预。同时，他还突破了门罗主义的局限，出面调节了日俄战争，仲裁了德法在摩洛哥的势力划分。他呼吁不能像中国那样闭关锁国，畏惧战争，贪图安宁享乐。“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为此，美国“必须建造无疆界的力量”，防止其他民族超越美国，“赢得世界的统治权”。老罗斯福的雄心深刻影响了日后的美国，不仅总统山上他是四个雕像之一，而且美国知识界都把他看作是门户开放新时代的开启者。他第一次把“美国第一”的含义从内向转为外向，消除了疆界壁垒，面向整个世界。奥巴马说美国不做老二，特朗普高喊美国第一，都是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持美国对世界的统治权，前者更多在乎世界老大地位，后者则更多注重夯实国内基础。
老罗斯福的理想，在一战和二战的推动下，以极自然的方式得以实现，都是开始坚守传统的置身事外的中立，最后被迫转为以救世主形象登上欧亚舞台。
二战后，身残志坚的英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得不自动把盟主宝座让给年轻力壮的美国手上。杜鲁门接受了凯南关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从援助希腊、土耳其开始，到批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推出了全面对抗苏联，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传播，影响全球半个世纪，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主义宣称“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选择其一。这种选择大都不是自由的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其特点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之保障、言论与信仰之自由，免于政治迫害。第二种生活方式基于强加于多数人头上的少数人意志。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压迫、操纵下的报纸和广播、内定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之压制。”在杜鲁门的眼里，苏联及其所控制地区的国家就是第二种极权政府。“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造成一种局势，使我们和其他国家都能塑造出一种免于威胁的生活方式。在对德、日作战中，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胜利乃是战胜那些想把其意志和生活方式强加在别国头上的国家。”这是第一次把意识形态的因素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着眼点，用意识形态掩盖了大国强权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本质（在此之前，德、日也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借口进攻苏联，但不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的标准）。如果一口咬定杜鲁门敌视共产主义，可能并不很准确。因为正如共产党国家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有分歧莫衷一是一样，西方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也是一团模糊，甚至有人把一些社会改革统统归于混沌的共产主义里去，把罗斯福、杜鲁门都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信徒或帮凶。现在看杜鲁门主义，至少有两大缺陷，首先它没有考虑两种之外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非此即彼，过于简单，因而对抗性也更强。其次在指责苏联强加于人的同时，自己也在犯同一个毛病，如不顺从，斩首颠覆，无所不用其极。
苏联及其盟国（包括中国）对杜鲁门主义深恶痛绝在情理之中。认为是美国对苏联的严重威胁，是对苏联等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美国右翼政客也对杜鲁门不满，认为他对共产极权过于软弱，以致失了中国，丢了核垄断地位，在朝鲜输了面子，这是不忠于美国利益的表现。他们把杜鲁门称为白宫的那个“猪猡”，白宫那个把我们出卖给左翼和联合国的“犹大”，有人说，杜鲁门是受苏联间谍指挥的秘密小圈子的人，骂他是“狗崽子”，共和党还开会讨论了弹劾杜鲁门的问题。可以说，老杜两边不讨好，继任的艾森豪威尔就是以竞选口号“朝鲜、共产主义、贪污”赢得了选票。除了贪污与老杜没有直接关系外，其他两条，杜鲁门真是有口难辩。
为了维持同盟国及随从国的国际安全，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冷战给美国留下的遗产是沉重的海外负担，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长期积压在许多人心头的愤懑不满，成为特朗普再度提出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第一的理由。
恨他也好，爱他也罢，杜鲁门作为全球曾经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不是昙花一现的政客，想了解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绝对绕不开他。
我花一块钱从图书馆买的获得普立策奖的杜鲁门传记，厚厚一大本，放了两年都没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