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梦

老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如今要增加一句：一国之计在于梦。而且这梦不论什么时间都可以做。

梦有两个特点：1、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凡是清晰的梦境，都是加工演绎出来的。2、不靠谱，不可信，不真实，否则，哪来的与胡话同等的梦话？

国人骨子里是信梦的。商代甲骨文就有记载，一个蒙太奇式的混沌梦，往往会搅扰得人心神不宁。于是占梦解梦便成为华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但把梦的产生归因于生活经历，或者神秘力量的介入（包括神鬼），还将其分类，认为它能预示吉凶祸福。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道家对梦说的最多。在庄子的概念里，梦是和觉（清醒）相对的。梦容易把人搅糊涂，从梦中惊醒，会让人不知道梦与现实哪个更真切。只有“大觉”，才能知道什么是“大梦”。他所理想的状态是，寝无梦，觉无忧。《列子》则指出：“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真实的觉醒无法表达，真实的梦境无法解读，那都是事物相互渗透化合的结果。

首先把梦引向预示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巫”，然后是与巫同出一源的儒。孔子在生命之火将熄之时，梦到坐在房间里的两根立柱间，于是联系到殷人的习俗，认为自己不久于人世。这种预示法，启发并形成传统的解梦套路。

由预示作用，后人多借梦抒发自己的理想。乃至有把梦境当作真实，把真实当作梦境者，并从中得到满足和沮丧。

上小学时，大概许多人都做过《我的理想》一类作文。这和说梦差不多，我自己就是编造一通，交差混分了事。一些同学充满激情地要当那时崇敬的工人老大哥、农民伯伯，现在都以没有沦落到底层而骄人。

1932年底，胡愈之主持《东方杂志》时，发起了一次征文活动，请大家从“未来的中国”和“个人生活”两个方面，于1933年新年“做一回好梦”（这似乎是以后小学命题作文《我的理想》的原始版本。原本是对高级知识精英的测验，改让小学生写，难怪当年总做不好）。杂志社发出了四百多封征稿函（古代有“召彼故老，讯之占梦”。这次是“召彼故老，讯之做梦”），共收到一百六十多封回信，其中工农等下层人士几乎没有，75%以上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张君励、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丐尊、叶圣陶等。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爱做梦，喜欢在半睡半醒或半醉半醒的状态下说一些恍兮惚兮真假参半的话，这样可以减轻些压力或罪责，所以积极参加这类活动在情理之中。征来的文章，大部分被结集出了专号。梦想五花八门，却也没有太神奇的。不外乎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大同世界、公民社会）和传统的士大夫文人“田园”理想等。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人宣称对“梦”没兴趣。如林语堂：“我不做梦”；俞平伯；“我没有梦想”；孙伏园：“只有回忆没有梦想”；凌梦痕（中央大学教授）；“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作理想国的梦”；茅盾：“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很显然，他们不做梦的原因，除了对现实不满，还有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的失望。他们拒绝做梦，颇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鲁迅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按照当时鲁迅的声望及影响，杂志社不可能不给他发邀请函。之所以没有参加，大概是他的梦早在二十年代前半期就做完了。那些灰色的梦都收在《野草》散文集里，充满悲凉、黯淡、愤懑、绝望的情绪。在梦里，未来十分模糊不明朗，当“死火”复活之际，他却被车轮碾压而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使他明白，梦想不等同于希望，即使合二为一，也是绝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清楚人生蕴含着无法解脱的悖论：“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思想和语言表达不是一回事，思想往往走在语言表达的前面，让语言手足无措，跟不上，说不清。这样，做白日梦，意义何在？鲁迅明白此次征文是要人“醒着做的梦”，所以它注定了“有些不真”。有这样认识的人，当然不可能去参加做梦、说梦的活动。

站在梦想者们的圈外，鲁迅有了一种客观冷静的立场和观察角度。为此，他写了关于《东方杂志》梦想征文合集的读后感：《听说梦》。梦是不能描述的，一旦明白说出，那就不是梦了。鲁迅一方面理解杂志社的苦心；“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另一方面，他偏要揭穿真相：“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这种说谎可以分为两种：一、不管信不信，先说得天真烂漫，“无论怎么写的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二、梦的与本相截然相反，明明是肠肥脑满的资本家、银行家，却要梦为隐士、渔樵。真要叫他裸退了，裸跌了，光剩件济公百衲衣，看还会说回乡务农吗？这玩笑开得，把别人都当了傻子。

梦既然说出来了，别人按捺不住便要占上一占，于是啥美梦都可能被解到沟里去。所以鲁迅说：“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就算那些为未来美好社会宣传的梦也流于空泛虚幻，“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

鲁迅不加入做梦行列，但他相信“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未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鲁迅不参加做梦征文活动，说到底还是因为对社会、对人性都看得太透，他认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活动只能是“大大的失败”。

果然，这次活动，首先激发了胡愈之与老板王云五的矛盾，终于迫使他离开杂志社，放弃了以梦想对抗现实的梦想。从老板的角度，这大概合乎商周攘梦术祛除梦带来灾难的做法。而除了给后人增加了一点当时社会文坛动态的资料，并没有在生活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环境下的各阶层引起多大反响。

梦是做给自己的，说出来，就有忽悠之嫌。痴人说梦，原本是说精神不正常者对弱智说梦话，而弱智者信以为真。在汉语词汇里，说梦往往都和不靠谱的人连在一起：醉人说梦、痴儿说梦、痴人说梦（不是原意，引申为蠢人说的胡话）、呆人说梦等。然而，也不是总这么糟。鲁迅毕竟还说过：“梦是可以做的，好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写出来也有趣。”于是一国之计在于梦，也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