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59)
2012 (58)
2013 (52)
2014 (41)
2015 (54)
2016 (49)
2017 (21)
中国古代是严格的等级社会,各种身份称谓都有不容逾越的界限,都有特定的指向。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公子”,主要指诸侯的儿子,周天子的继承人和卿大夫的儿子都不得称“公子”。它是身份等级,与好坏善恶无关,古籍中,有气宇轩昂的公子,风度翩翩的公子,也有飞扬跋扈欺男霸女的公子。到战国时,由于旧贵族的衰落与士阶层的上升,公子身份的含义就不再严格了。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前三位都是国君的后代,而后一位黄歇则出身于士,按老规矩,该称士子。
自从司马迁把四公子并列,后世便染上了毛病,动辄不吝加封“四公子”称号。如唐德宗时,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部将周曾和姚詹、王玢、韦清志是个朋友圈,号称四公子。
明代以来越发热衷封贴“四公子”标签:明末陈贞慧、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清末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民国袁克文、张学良、张伯驹、溥侗(所谓清末、民国四公子分别还有不同人选,这里只取一种说法)。此外还有什么国民党四公子、台湾四公子、京城四公子等等。柳亚子也曾写过《四令郎歌》,把蒋经国、廖承志、邵志刚、陈复合称“四令郎”,四人都是国民党元老高官的儿子,这里的“令郎”与“公子”意思差不多。
不难看出,历代的评选标准不尽相同:
近年来,和被人糟蹋了的“小姐”称谓不同,人们似乎不太愿意亵渎“公子”(不知是否与男尊女卑,女人好欺负易轻薄的观念有关)。在各种媒体、文章与人们的闲聊中见到和听到新发明的“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之类的称谓。这可不仅仅是八卦好玩那么简单,这既和“公子”有所区别,又和“公子”一样,是当今社会某些身份地位的标识,是对一些特殊阶层圈子的划定。其确认标准是上一代的身份地位,而且非高非富非名者无资格冠名。比如,所谓“红二代”者,与是否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无关,大多是指文革前副部级以上官宦子弟;“官二代”指改革开放以来升官者的子弟;“富二代”则非身家上亿,难免被人讥笑名实不符。毫无疑问,世人在谈论这些二代们时,包含着羡慕嫉妒恨等诸多复杂情感。
我对二代们没有特殊兴趣,倒是其称谓及入选标准更让人好奇。品味这些称呼,令人感叹的是文化意味的缺失(六四四君子是个例外,但已经明确与公子划清了界限,更多强调的是道德担当与文化色彩),再次让我觉得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精神世界的倒退或停滞。由于二代们负面新闻多,导致名声受损,形象欠佳,所以很容易唤醒对“公子”“衙内”“少爷”“小姐”之类的早已久远、理应淡薄的记忆。这些称谓的流行,既是陈腐的血统、等级一类阴魂作祟,也是现实社会中固化阶层或阶级的反映。
扫描身份称谓,给人的印象是:革命一圈,又回到原点。问题还是老问题,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