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无所长，唯余文墨，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先秦文献和司马迁的记载，留给我们一个相当顽固的印象：陕北在战国以前，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不毛之地，属于饮食衣服与中原华夏人不同，语言不通的戎狄人的地盘，那里没有城郭和农耕经济，没有文字，而且曾经在此居住的各族裔分支很多，飘忽不定。
世界上，一个普遍的现象：较早发达的地区，如今往往沦落为沙漠荒原。考古调查与初步发掘证明，陕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或者说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分布着密度相当大的人类居住遗存点，仅榆林地区就达三千多处，与石峁同期的石筑城就有几十座。这是否说明当时的自然环境远远好过今天？或者另有原因？有什么必要（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在这里构筑一座超大城市？
在石峁遗址，我总会联想起美洲。北、中、南美洲各自拥有独立的中心，奇怪的是，许多中心并不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博尼托印地安人“集体宿舍”或公寓式建筑建在沙漠戈壁，玛雅的一些城市周围水源奇缺，南美的古代遗址大多分布于靠近西海岸的沙漠和高原。古代美洲居民是如何选择“风水宝地”，在我看来，很难理解。这是否和陕北的情况有些类似？
石峁古城的设计和工程技术水平，和一百多年前人们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时得到的感觉是一样的：已经十分成熟，绝非草创初学。眼望平展规整的工程质量，每个人都会强烈认识到，以往大大低估了陕北古代文明，其中包含了对戎狄文化的低估。低估，才会对新发现吃惊；严重低估，才会大吃一惊！
类似的情景曾经出现在南美秘鲁的苏培河谷。那里也有今人看来当时无法承受的巨量人力物力所修建的史前超级城市，其中略早于石峁遗址的卡劳尔遗址（约4600年）有150英亩（约0·6平方公里），分布着几座金字塔和祭坛、房屋等石头建筑，其中最大的金字塔长约150米，宽约130米，高约18米。这座城市没有城墙，主要功能集中在宗教祭祀上，至今没有发现战争和残害人类的有关遗迹，如武器、杀人祭祀和断残肢体等。那些血腥的遗迹似乎要迟到几百年，在谢钦遗址距今3000多年的巨石围墙上，出现了手握砍刀的武士和被肢解的各种人体器官。而且，众所周知，南美没有文字，只有原始的结绳记事。但是卡劳尔遗址展现出来的设计、组织、施工的能力和水平，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南美历史的认识。没有文字照样可以创造相当高度的文明。
与良渚、陶寺等史前较大遗址比较，石峁遗址自有鲜明的特点：其地远离传统认知的中原文化区，处于欧亚草原与黄土高原、农耕与游牧和考古学家卜工先生所说彩陶与瑞玉的结合部，挣扎于巫术向礼仪的过渡期，同时兼具不同文化的因素，比如玉器及石雕人像，既有中原的影响，也有草原的影子。这一点和考古发现的四千多年前各地普遍出现南北文化交互渗透，以及古代史书记载的从黄帝到尧舜时的民族大融合同步。如尧时流放“四凶”于四方，用驱逐出联盟核心到落后地区下放的方法惩罚他们，实际上也是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四方，会让当地出现文化渗透融合的现象。这和上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城市文化习俗带到农村去有点像。古代，尤其是西周以前，华夷界限没有那么分明，三代的先祖身上都有戎狄的烙印，摊上事情首先要“自窜”戎狄。其实质应该是投亲靠友（像春秋时晋国重耳一样），古公亶父受戎狄压迫，那也是亲戚之间的纠纷。自春秋以来，才特别强调华夷之别。石峁更多显示出一种混合交融的关系，光是超大城市就已突破血缘束缚，绝非单一的血缘集团，甚至有可能不再囿于单一的部族。而且，石峁看似固守一隅，但实际上对外有着全方位的联系与交往。目前已知，石峁城墙壁画的一种颜料来自大海，而玉器原料则来自四面八方。
知青带去的城市风俗习惯与饮食衣着风格，农民们会模仿学习，但不可能彻底改变当地的旧传统。古代的文化影响也是这样，所以，石峁一方面显示出具有不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仍带着它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风格。比如它的建筑方式与技术和中原居主流的“筑土构木”传统完全两样，而且将其延续到商代。山、陕黄河两岸都有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商代遗址，如清涧李家崖城堡筑城方式与石峁一脉相承，清涧辛庄遗址“一定程度上具有拉萨布达拉宫的外貌特征”，其重楼环屋建筑群和室内铺设木质地板的形式有别于中原。
这和世界其他地区呈现的文化核心相对保守独立的状况差不多。建筑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建筑形式、风格包括材料往往有很强稳定性和独特性，其中材料都是就地取材，随灵感裁剪装饰。埃及、希腊用整齐的石头，美索不达米亚则用土坯和砖。4、5000年前，南美用不规则石头建筑起金字塔支撑的城市。石峁则采取内部乱石堆积，外部垒砌整齐石片的方法。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每个地区都是因地制宜独立发展起来的，同时又被植入了更早文明的审美因素。
石峁的玉器可称得上是中国史前玉器的几大中心（红山、良渚、石家河等）之一，显示出社会等级以及礼仪制度与巫术的交错运用。而玉石雕人像又为探索石峁人族属提供了宝贵线索。从玉人头的造型看，突出刻画了一个鹰钩鼻。根据石峁处于抽象（城墙壁画是抽象几何纹）和写实的结合部，人像都是写实的来看，显然是要强调被雕者原型的特征。由人像有圆洞可推知属于挂在身上的配饰。那么，什么人值得佩挂呢？按照古代一些民族的习俗，如墨西哥好勇尚武的托尔特克人有在身上悬挂敌人头颅的嗜好。在土拉遗址的武士像腰带上挂着人头，依比例似雕塑的替代物，不是真的人头。也可能是神像或部族英雄、巫师，如果这样，则暗示了石峁人的族属。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若是神像，少不了华丽的装饰。若是英雄，似乎还没有同类例子，巫师则嫌过于朴素（可比较良渚玉器神像或巫师像）。
石峁历年来出土了近三十件石雕人头像和人像（半身和全身，据说远不止这些，有些被毁，或被人买走），长相各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表情，史前人像多呈木呆、平静相（北方草原石人和中原人头像都是如此），石峁人面则表情丰富，有沉静的，更有惊恐和怒目圆瞪的，应该分别代表了不同含义：如沉静的与祖先有关，惊恐的与敌人有关，威武的或与祖先或与神灵或与本集团英雄有关。可惜大多已不知确切安放位置。
考古人员在东门倒塌墙体乱石中发现一个石雕人头像，桀骜不驯的神情，颇耐人寻味。假若把他说成是城市的保护神，那可以说是威严（门神历史久远，《山海经》记东海度索山“东北有门，名曰鬼门，万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郁垒，主阅领万鬼。”石峁也是东门，若是门神，应有两个）；假如看成是长久示众悬挂的敌酋首级，则又能说成英勇不屈。按石峁人像的写实传统，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如果以后在其它城门附近都能发现类似的人头像，大概更可说明这一点。（顺便说一下，玉雕人头像和石雕人头像在雕刻技术上有一定距离，不像是相同工匠或年代的产物）
东门是石峁遗址考古发掘最清晰的部分，这里包含了后世城墙的基本要素，它能激发许多联想。古代曾经流行对门、户、中霤、行、灶的祭祀礼俗即五祀。陕北发现过中霤的早期形态，在这里又发现了诸侯门祀的形式。五祀最早可能是民间小祀，人人都可举行，没有差别。等级社会形成后，五祀也按社会地位区分了等级。据《礼记·祭法》，五祀礼仪，天子和诸侯都祭“国门”，大夫和士祭家门，平头百姓无门祀。祭祀的形式是“血祭”（《周礼·春官·大宗伯》）。石峁东门发现一个祭坑，埋有24颗人头骨。这应该是血祭门祀的高等级礼仪遗迹。所谓血祭不是杀鸡宰羊那么简单，起码天子诸侯是要杀人的。门是国、家的大禁，是出入、防御的关口，是区分内外的界限，古今中外都赋予它特殊意义，渲染其神圣性。埃及、巴比伦、罗马在门上花的功夫都不少，有法老、翼兽、司芬克斯、诸神等把守。中国则是门神，并在门额、门楣、门柱等处装饰雕画得引人入胜。石峁对东门的重视，足显其重要地位，或许说明其主要敌人来自东方。
石峁人对头颅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关注，已发现的几个人头合葬坑多的有24颗，少的也有7、8颗人头，全面揭开，估计成百上千都挡不住。这让人想起安阳殷墟商王陵殉葬人头和身躯分埋的骇人场景，以及墨西哥、秘鲁古代遗址都有人头骷髅雕像的成排展示。
一般人牲、人祭的牺牲多是男子，石峁的则多属女人。其原因可能与男女比例失衡，女多于男，男子可以充当修筑城市所需的大批劳力有关。也可能与古人对某些女性的偏见有关，如仰韶时期著名的“零口姑娘”的悲惨遭遇，石峁祭坑中的人头枕骨被打碎，以后有对女巫的恐惧厌恶和红颜祸水的观念。
河套及陕北众多的小型石筑城，既像是众星拱月般围绕着石峁这座最大的，也是迄今发现的国内史前最大的石筑城市，又像是与石峁离心分裂的独立体。既像是彼此呼应拱卫，又像是互相戒备防范。既像是中原北进的前锋堡垒群落，又像是北方南下的据点组合。无论属于哪一种，它都印证了古籍记载的“黄帝时万诸侯”，禹时“亦有万国”，同时出现中心大邦国的情景。陕北的诸多方国有哪些名目，我们不知道，但应该包括山戎、熏粥、淳维、鬼方、猃狁与后来的匈奴，古代有上述诸名都是匈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别名的说法，现代学者不大认同。从石峁人头像有高鼻深目，也有东亚特征的，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带人种复杂，族属繁多。早先的先进者，或因自然环境改变而迁徙，或因本身的保守而落伍，或因被后进者赶跑远遁，不是没有可能，这也许是石峁后陕北逐渐衰落的原因。商代陕北出现了李家崖文化，那时，山陕北部生活着一支佩戴金耳坠、金头饰、金胸饰以及镂空铜大箭镞的部族，与中原华夏族不同。他们仍然掌握石筑城堡的技术，雕刻石人像，可能与石峁人有千丝万缕的文化传承关系。不过，就筑城技术和石雕水平来说，没有多少进步，特别是石雕艺术方面，完全停止不前了。直到汉代，才在画像石上再放异彩。
我去石峁时，正值十一假期，许多旅游者纷至沓来，站在石头堆上，四顾茫然，不少人大呼上当。我则亦喜亦忧，喜有那么多人对古史有兴趣，忧游人多会对遗址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石峁遗址刚刚揭开封套，其中究竟有多少惊世骇俗的内容，目前无法猜测。它露出了一些断残的线头，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力；它可能为解决陈年老账释放一些记录，也可能引发更多新课题；它吸收了东西南北的精华，也向四方伸出了触角，在一些地方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它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浪花一片，扑到沙滩后，再没有后续能力；它创造过辉煌，却最终丢失了大本营。我希望全部翻开后，不是一堆人毁虫蠹无法拼接的碎片残简，不是一部谁也读不懂的天书。
石峁古城从废弃到现在，静静地存在了三千多年，它和世界上其它曾经风光一时的遗址一样，能够明确告诉人们的，还是那条历史定律：一切荣耀辉煌都有衰亡毁灭的一天。
以笔者浅见，西边的也里可温和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背景，可用于理解石峁城址属性。
黄河上游、北游地带应也经过类似的变迁。从时代和地带脉络背景来看，石峁所发现的石质工程不可能是一座城邦或大型聚落。距今4500至3500年间亚洲草原出现了很多石质的军城，并亦有军城之区——战争掠夺族群在相距不远的地点、早晚几十年重修军用的工事。因为这些族群的社会不稳，对外掠夺与互相争斗搭配，每一座军城的寿命皆不久，经常重修以扩展其功能性的范围。在未系统性地发掘前，容易被误解为是一座大城。学者们所提出的，所谓山头上的建设，显然并非是作为居住区而兴建，而是为袭击和防御所建的战线工事。所谓“外城东门”可能起瞭望塔的作用。
该地带的族群流动率高，在此地早晚修筑军城的族群虽可能有所变化，但生活方式却是相类的：以战争掠夺维生。遗址中所发现的粮食不似是本地所种，遗物亦表明这些族群来往混合多元的情况，并显示他们掠夺的对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带。同时，这些年轻族群亦采用包括南方以及本地带早期古老文明的技术、形象和人才。
从新石器晚期到周代之前，黄河北游河套地区与燕山之间有密切的来往，相关的证据甚多，曹建恩先生认为，当时陕北与内蒙文化的一致性奠基于彼时气候的条件。这个时期，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才开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带为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在哈萨克、新疆、蒙古、黑龙江草原及丘陵一带，流动族群频繁互动及迁徙，彼此战争、学习、吸收、传播等。
换言之，黄河北游（包括陕北高原）属亚洲草原低山的地带，从里海到日本海、从也里可温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距今4000年前后以来，致力于发展战争技术之族群的生活区。从此时空背景的脉络来看，石峁城址对整个亚洲、含中国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宝贵的新资料，显示青铜时代亚洲南草原的族群流动，在也里可温和夏家店下层的文化间，补充了关键的中心环节。同时，因黄河的要道，石峁城址或能解释很多农耕文明的北界问题，包括陶寺毁灭者的来源、二里头遗址所在地区的重要性，并且能在此观察到不同族群经黄河中游的通道互相认识、来往、互斗、混合，以及最后的互相同化等先商与商周研究的历史难题。
郭静云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http://bbs.tianya.cn/post-666-31148-1.shtml
要推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