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稿明志与敝帚自珍

似乎人们早已淡忘以前广为人知的两则故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文学家卡夫卡临终要求友人烧毁手稿。

亚当·斯密生前多次请求两位密友烧毁他的手稿，均遭拒绝。大概感觉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在死前一周，以快件通知两位密友到其住所帮助完成心愿，结果除了已经出版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等外，烧毁了总计16卷手稿。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手稿中只有“少部分值得出版”。换句话说，就是大部分属垃圾。后来他的学生手里有一份较完整的听课笔记，据说包括了一部分被焚的内容，1958年发现后，于1978年冠以《法学讲义》出版。果然，对这本书的评价到底没有超过其成名作《国富论》，足见斯密先生对自己的作品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生前不被人理解而遭忽视，死后被偶像化、神圣化的卡夫卡也曾多次嘱托朋友烧毁全部手稿。后人对此作过不少探讨，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作品的严苛要求（曾认为他的作品中只有《变形记》等五六部可称作品，其他无足观），也有从中国庄子处受到启发而产生的因遗忘而不朽的观念（体现在最后一部小说中），还有对出版逐利的羞耻感。他说过，“每次发表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虽然常常是朋友们“突然袭击”，把“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出版了，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这两则故事反映了斯密和卡夫卡作为学者和文学家所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能够正视自己、勇于自我否定等宝贵品质。他们焚稿并非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两人都请朋友帮忙，而不是自己悄悄点火，就是因为对多年心血下不去手。他们焚稿似乎有请朋友见证表明高洁志向、维护名誉尊严的的含义。他们要给后世留下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不多，尤其是中国，恕我孤陋寡闻，在记忆中，除了因政治迫害而恐惧焚稿，还没有基于上述原因主动毁掉手稿的事迹。明代李贽把自己的著作定名为《焚书》，是自知必将为统治集团不待见，免不了被烧的厄运。王国维曾有为了宣示转变学术方向的决心，烧毁几百册其第一部学术著作《静安文集》的事情，与上述两个老外先贤的行为接近。当然，已出版的文集和未发表的手稿终究不是一回事。中国文人普遍自恋、偏执，固持怀才不遇、敝帚自珍的态度，具有小农情怀，不管收获的是什么，“粒粒皆辛苦”。他们维护的尊严是劳动成果完整无损，而不是劳动成果的质量高低。即使终生坎坷，无人理解，也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为什么，就是太自负，太坚信自己作品的价值。“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这点小心思从魏晋人遗传至今。他们宁肯毁灭自己，也要保存手稿，把自己的全部作品毫发无损地留给后人。以致上个世纪以前，许多普通百姓也深受传染，对写有字迹的纸张都心存敬畏，不愿轻易毁伤，更视焚书为大恶。

陈寅恪的子女知道，抗战中，颠沛流离，辗转泥途，其他财产均可扔，唯有父亲的手稿不能丢。陈先生性情豁达，“任他嗤笑任他嗔”，就算“四海无人对夕阳”，仍然“懒与时贤论短长”，但是放不下的，还是“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这应该代表了中国文人的一般心态。

这种心态与春秋以来学者文人所树立的追求名望、珍惜名声、塑造不朽的观念直接相关。孔子没有创作，但是他对名的重视从未稍懈，把默默无闻作为君子的重大缺陷。老子好像没有名利之心，唯一的著作《道德经》也不是主动写出的。可有意思的是，他却在一开始就讨论起“名”的问题。叔孙豹对人生价值的定位，影响了两千多年国人的取向。立言是可以战胜生死，超越时空的三不朽之一。战国诸子立标杆于前，屈、马树楷模于后，不管生前何等遭遇，就“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所以，要“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刻意拔高写作的社会作用与价值。春秋时被列为人生“三不朽”之一，三国时更被视为“经国之大业”，唐宋以降强调的是“文以贯道”“文以载道”，一出手，便须将天地人生、国家兴亡、学问道德凝缩笔端。于是，诗歌、历史等被戴上“经”的桂冠，置于“经”的殿堂中供奉吟诵，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从这种观念出发，在提高作者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增强了作者与政治的联系。做帝王师，不仅仅是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现代依然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文获赏识，一步登天；因文遭贬斥，一落千丈，从而加深了作者对统治集团的依附性，演出了历史舞台上文人特有的悲喜剧。

许多人不满这种命运，抛弃了沉重的社会责任和名誉枷锁，斩断了依附政治的万缕千丝，把自己写作的书房变成林琴南式单纯逐利的“造币厂”。当今的写家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这种吧。不过当写作与金钱挂钩后，左右作者的便是市场经济与媚世取利的浪潮，与思想和作品质量则渐行渐远。据说，斯密看中了海关总监的可观收入（《国富论》的版税是500英镑，海关总监的年薪是600英镑，确实挡不住诱惑），“走后门”疏通关系。但在出任高薪的苏格兰海关总监后，再没有写出有分量的作品。这或许也是他焚手稿的原因之一。

抛开政治经济等因素，单说独立自由写作，也不能看得过高。人的思想和写作生涯必然出现涨落，停留低谷时，不用说出不了好作品。攀上高峰时，也不可能完美无瑕。梁任公在学术上多有建树，创造了不少第一的纪录，文笔更是公认的一流。当晚年病重，知道来日无多时，他“总是深切痛惜，一生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以致没有一两篇可以传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泪。”老实说，这不是先生谦虚，一些学者曾经指出其著作中存在不少硬伤，有的甚至“错处开卷即得”。泰斗级老人家尚且如此，其他人怕是更提不得了。世上所有高大上的作品，哪一部无懈可击，没有被人枪挑剑刺得百孔千疮？曹植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真是看透了写作的真相。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必然会肯定文无纯美，少不了瑕疵。那些夸口一字千金的人，比起曹植差得太远了。

老杜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曹先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照他们看来，文章的好坏、含义，除了作者外，很难被人公正评价和准确理解。若说他们过于自恋，有点冤枉。谁都知道，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文学艺术和理论探讨著作被当世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严重忽视或恶评，因此招致沉寂或失传。然而，作者又能客观正确地看待自己的作品吗？显然不能全盘肯定。要不然，古人为什么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从中国看，确实难！

中国文人舍不得焚手稿，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心。语言学家黄侃曾告诫学生30岁前不要轻易发表文章，认为初学者容易犯急于求解著书，不能阙疑服善等毛病。他限定自己50岁前不写书，其师章太炎多次劝说，仍不为所动，说“人轻著书，妄也。”在他看来，“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季刚先生行为乖戾，但是这番话正气凛然，总算为中国文人找回了一点缺失的东西。

 

然而，现在的文人还有几个具有黄疯子的治学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