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矛盾陈述考验着后人的才学识德

从春秋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所谓历史的记载包含着人为修饰的成分。所以孔子解释“史”，就不是简单的纪实，而是过分修饰打扮的东西（文胜质则史）。轻一点的，只是化妆，老底子犹在，重一点的就是整容，面目全非。张岱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石匮书序》）其实不独明代，中国历代都存在这个问题。国史中美化成功者，丑化失败者；家史中基本都是好人好事，祖先个个了得；野史中臆造的内容近乎神话传奇，与文学创作的忽悠劲头不相上下。这并不奇怪，打根上说，“巫史同源”。古代文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最初分工不明确，以后分工趋向细化，史可以仅仅简单记事，供日后验证事情的起因、过程、结果。巫则根据发生的事情，解释寻找吉凶福祸的苗头和可能。二者偏重不同，但职责一样。巫和史可以分工，也可以相互转换，或者合二为一。史中有巫，夹杂了多少天象异闻，祥瑞灾变，读古史的人都不陌生。由巫而诬，字形相似，含义亦近。于是，历史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纪录。而且由人完成的事情，怎么可能不掺杂主观倾向，和宽窄高低不同的观察视角？所有人对历史的观察记录，都是盲人摸象，原本没有明晰影像认识，怎么可能会有正确描述？能有部分准确，没有说偏想歪，已是难得。如果对此不了解，缺乏清醒的认知，就不可能发现真实的历史。有的人懵懵懂懂，看到什么信什么；有的人只截取符合自己心意的部分，罔顾其他：或者明知其他记录和说法合理，却硬要坚持偏见；还有的人完全不管各种原始记录的内在逻辑，习惯臆测。历史记录如此，读史者如此，想要探究历史真相，难免被人讥为痴人说梦。

不同的人经过有意无意地修饰编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说法，使得有关历史的记载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或者完全相反的。既给人带来困惑，也给人提供了比较、辨别的可能。为此，首先需要有怀疑和批判精神。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代表作《史通》的《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这是史家精神的萌芽，没有这种精神，只能当个教学生背书的三家村学究。有了这种精神，刘知几才总结出史家必须兼备的才、学、识三长论。明代的胡应麟认为还不够，“公心”、“直笔”也不可缺少，五者都有才完美。清朝的章学诚进一步概括为“史德”。现在可以这样看四者：才是组织安放所学的能力；学是知识；识是领悟认知水平；德是求真求实的尺度。才学识德这四者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正确记录历史、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的基础训练与能力。多数人有学，或加点小才，识德则很难得。即使刘知几和章学诚也不能全面圆满地达到这些要求，起码在德上就受制于“名教”，仍主张为尊者讳。

历史记录的混乱、矛盾、对立俯首即是，伪造者也绝非少数，可以说步步陷阱，处处谜团。要想把历史学真正提升到科学的高度，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具备史学四长（当然不全是刘、章的原意，而是在融和当今各学科最新成果基础上的四长）。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关记载十分混乱，大的且不说，细节处在同一本书中便矛盾百出。如始皇母亲的家世有“豪家女”（《吕不韦列传》）、优伶（亦见同传）和吕不韦小老婆（《始皇本纪》）的说法。如果后者属实，怎么会有许多仇家，以致灭赵后，秦王亲临邯郸，把母家的仇人尽数坑杀？如果前者没错，怎么又会沦落到歌舞伎的境地？始皇坑杀的是仇家，还是知情者？其中许多环节没有记载说明，一片迷雾。

原本没有太多疑问的始皇立嗣问题，随着近年北大汉简的公布，也出现了疑团。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始皇临终遗嘱和赵高、李斯、胡亥的阴谋篡改经过写得很详细。可是北大汉简中的《赵正书》却说立胡亥继位是始皇临终与李斯等人商量的结果，而且是李斯、冯去疾左右丞相主动进言，起了主要作用，压根儿没提赵高。“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环（还）至白（柏）人而病，病笃，谓然流涕长大（叹）息，谓左右曰：吾忠臣也（按；原文如此），其谋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窘）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胡亥立，即杀其兄父骨（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两种记载，哪个更接近真实？你可以说《赵正书》是汉儒伪造历史，是谣言。但是谣言的作用达不到全信，也会让人疑信参半。再回头看《史记》，就觉得需要澄清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始皇对长子扶苏的态度就模糊不清。既然因数次直谏，引发始皇不快，那么，调离都城咸阳，去北方边关上郡监军，应该带有贬斥的意思。何况，《史记》所载遗嘱并没有明确扶苏继承人的身份，仅让扶苏回京会葬，语焉不详。就算遗嘱事真，会葬由长子主祭，便自然确定了扶苏的地位。可仅有三人知道的事情，事后一定会彻底毁掉原件，司马迁又从何得知？而少子胡亥在二十多个兄弟中最受宠爱，出外巡视独许其同行，那么临终选择指定为继位者，也不会让人意外。但是，上郡在秦代的三十六郡中地位最为显著。这里集结了三十万大军，由始皇信任的将军蒙恬镇守，抵抗防范江湖传说的颠覆秦朝的胡人内侵，是京城咸阳的第一道防线。难道始皇不担心扶苏与蒙恬结盟，形成脱离中央集权的分裂势力吗？监军上郡，究竟是厌弃，还是巩固继承人地位的举措？如为前者，就不太可能让他继位。如为后者（从始皇遗言“以兵属蒙恬”可知上郡兵权在扶苏），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便被一纸文书击垮了？

《赵正书》的疑点也不少，称赢政为赵正，还可以说得过去，《史记》也说始皇正月出生于邯郸，“姓赵氏”。汉代尚有不少人遵从“子从母姓”的习俗，《史记》常见“姓某氏”，有时指的是姓，有时则是指氏。这里应该是氏，本姓赢，以母亲的祖国为氏，这样说不足为奇。但是，不承认始皇帝，而称秦王；不称朕，而称吾，就暴露了作者的政治倾向和六国贵族后裔的身份，公正真实便打了折扣。冯去疾在始皇二十八年《泰山碑》中似已经是右丞相，名在李斯后御史前，《史记》明确记载始皇去世时，冯为右丞相，一直任职到被二世杀死，这里却说是御史（被赵高、二世灭族的人不可能是由二世擢拔的），这一点小错，足以降低其可信度，起码不严谨。《史记》说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左相李斯跟从，右相冯去疾留守，《赵正书》不但从行，还亲身参与立嗣决议。而该书没提到赵高，更无法解释赵在二世朝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因赵高声名狼藉故意略去之嫌。还有“代后”是什么意思？是暂代皇位，还是直接继承父位？《史记》说李斯、赵高矫旨立胡亥为太子，有个过渡的合法凭籍，比较合理。

两种记载，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或者说接近于真相？恐怕目前不好随意肯定任何一个，二者都有不能忽视的硬伤。即使做出判断，谁能保证不是被蒙蔽的错误结果？不是另一个偏见？

谈论历史，展示的是史学四长的水准。多闻阙疑则可，轻信偏执信口开河则谬。才学识德不足者，还是玩点别的吧。当然，不会有人揭发自己不足的。那就承认每个人都是一孔之见，不要坚持说，别人都错，自己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