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祀孔庙的人（完）

李二曲也痛惜儒学的衰落，“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自传久而谬，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习斋评论说，看法不错，但光摇头，还是个空而无用，应该给人指出一条可行之路。

颜元一生都在探索一条有别于宋明理学和千古文人的新路。三十五岁时，他认为找到了，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习”字。他兴奋地把在二十四岁时自称的号“思古斋”改为“习斋”。“习”是颜李学派的核心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人的善恶是由后天的习惯影响形成的；人的知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从此出发，颜元在认识论上否定间接经验和先验的认识，强调实践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或唯一来源，人只能以有限的时间与能力，做有限的事。为此，他反对读书写作讲空话，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嘲笑宋明的讲学者“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习焉，终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众也。（现在又何尝不是这样）”颜元的“习”也是为了与宋明理学倡导的“静”相抗衡。习就要动，不但身动（劳动和军体锻炼），还要心动，“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他自己坚持终生劳作田间，骑马。射箭。练武。七十岁，临死前三月，洗澡后，见皮肤变细腻了，犹感慨“天何不使我栉风沐雨，胼手胝足也！”梁启超认为颜李学派有点像墨家，过于自苦，这也是其说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不过任公还是称赞：“中国二千年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除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从习出发，颜元最终推出的是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他指出，“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乾坤无宁日矣！”因此，他最看重宋代的王安石，对王阳明的学说固然不以为然，但对其武功却另眼相看。

颜元并没有因反宋明理学，进而推翻孔孟之道。相反，他是特意挑出原始孔孟经典中对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具有实用意义的部分加以引申，主张继承传统不走样。其实他和宋明理学都是把孔孟的一些未尽之意拓展了一下而已，真正的孔孟是后人无法完全复制的。颜李学派也是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特殊产物，离开那个时代，让今天的人再回头看一眼，难免觉得肤浅，缺少强有力的建设性。这也是颜李学派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对本文开头提出的疑问有一点答案了。1920年人们重尊颜李学派不是为了与“五四”呼应批判理学，而是要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让社会人心回归孔孟之道，唾弃文人学者在报纸杂志课堂上大谈的各种主义，做些有益社会人心的实事。也就是说，是基于对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不满而发起的。

这次重尊，在社会上反响并不太大，没有收到徐世昌们预期的效果。然而，颜李学派潜在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且不说，李石曾推动的赴法勤工俭学、黄炎培建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明确宣布是受到颜李学派的启发，单看毛泽东年轻时重视“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对知识分子的排斥，文革时剔除文科，要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社会上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基层推荐工农兵学员（颜要废除科举，恢复汉代三老推荐选举制），就足以让人联想到颜元的学说了。

习斋曾做过一个可怕预言，梁启超重复过，强调了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对立。我也要再重复一遍，“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反则有二：文衰而反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移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厌文之心，必激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张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但与任公不同，我看到的是习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两种精准预测：一种类似改革开放后的情景（现在不曾下海或不懂钱谷逐利的学者遭人耻笑，“喜实”之心有点大发了。当然不全是福，说福祸相倚较恰当）；一种类似反右、文革时的阴影，尤其是看到“恐犹未已其祸也”，我真的“惧”了。就凭这句话，给颜元先生在思想家、教育家的头衔外，再封个三百年来第一大预言家，算是恰如其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