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祀孔庙的人（一）

因明末声名狼藉的文盲太监魏忠贤曾经挤入，配享孔庙一度大掉其价，但从汉代以来，一直是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两千多年中只有不到两百人够资格沾仲尼先生的光。在这一小撮人中，又根据与孔子的关系远近和文化地位分为三个等级：四配（唐代仅颜回一人，南宋增曾参、孔伋、孟轲）、十哲（孔子的十名特优生，康熙增朱熹为十一哲，乾隆增有若为十二哲）、从祀（从七十二贤人到清时固定为先贤七十七人、先儒四十六人）。1920年，在民国总统徐世昌支持下，有人主张将颜习斋、李恕谷配享孔庙，地位在十哲之上。最后是以先儒身份从祀，这是最后进入孔庙同孔子一起享受后人祭祀香火的学者。

在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党诞生前一年的敏感时机，大力推崇颜李，让人颇为好奇。颜习斋，何许人也？

颜元、李塨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别说现代人知道的不多，在他们死后一百多年的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出现“举颜、李姓氏无人知者”，“求颜、李书不可得”的状况。然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中的地位，属于“巨擘”（钱穆）。在思想史上，相当于战国的“荀卿”（章太炎）、清末的“康、梁”（周作人），梁启超则认为“实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不可能只有人捧，没有人砸。光绪年间，有人曾说，颜习斋诋毁宋儒，“其心术至不可问。幸其老死牖下，未获出而祸斯民。”甚至还有人破口大骂：其人可诛，其书可焚。

捧的以大家为多，砸的以末流为主，颜李的地位似乎用不着多说了。但是我仍然忍不住重新搜寻翻检的冲动，总觉得还有不少再认识的余地。结果还真摸到了一些与现代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我们先看一下同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欧洲的17世纪是个天才蜂拥而出的时代，伽利略、笛卡儿、牛顿、培根、霍布斯、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等个个都是公认的牛人。科学技术以物理力学为先导，开启了人类社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的大门。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既是顶尖科学家，也是高端思想家，他们推动了对近现代科学和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证主义的形成，如伽利略说“可测定的东西全都要测定，”笛卡尔则认为不能把没有证实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接受，培根提出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这是从科学技术研究的角度必然产生的思想。

那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人正深恶痛绝的中国十分钦羡，不知从哪里得到的印象，他把“精于辨识各民族优点”的金苹果奖慷慨地颁给了中国，而没有给他鄙视的“精于鉴赏女神美丽”的其它国家。我们感谢他的热情，但实在不好意思接受赞美。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更精于发现各民族的缺点，所以有蛮夷戎狄番邦鬼子等称呼。现在看来，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中国的最强大脑们显得有点滞后，依然停留在释古的字斟句酌中。当各种科学学会或科学院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时，中国的知识界更热衷于党同伐异和切磋词章学问的结社（东林、复社等）；当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将人类的目光投向木星、太阳黑子，与天文和力学对话时，中国的知识界还在研读六百年前的程朱理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在这种背景下，颜元的出现对中国来说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自古评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或“燕赵之士钝如锥”，很少出思想家。明末清初，终于有人弥补了这一缺憾。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自号习斋，直隶省保定府博野县北杨村人。

李塨（1659-1733），字刚主，自号恕谷。直隶省蠡县西曹佐村人。颜习斋曾把李恕谷的父亲李明性视为师长，而李明性让李恕谷拜习斋为师。习斋死后，恕谷对宣传老师的学说贡献最大。

中国古代学生选择老师，除了学问、思想的吸引，人格的魅力也有很大关系。许多名师自有遮挡不住的人格光辉，音容笑貌都带着磁石般的力量。所以孔子半生颠沛流离，学生们却不离不弃。现代学生多为饭碗投师，而许多教师也无甚人格魅力，师生关系淡薄寡味。

颜习斋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格魅力的学者。不仅李明性愿意将儿子郑重托付，而且其另一大弟子王源，尽管心高气傲，心中没有几个瞧得起的先哲，但在已经小有名气成就的56岁时，仍然心甘情愿跟随李恕谷拜习斋为师。没有人格魅力在，难以想象，不能不让人慨叹。

[基多山人]

降魔者，心理阴暗。过去老人家斥小辈不好好读书谓‘把书读倒了’－降魔者把书读倒得不能以千里计！学着四人帮圈养的一帮文痞的倒行逆施的理论，还以为是发明－降魔者，文明社会的可怜虫。

[降魔]

儒学——亡国与汉奸之道
warge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王朝众多，这些王朝的更替应征了儒学的危害，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每个胡人建立的国家都是在儒化之后开始灭亡的，之后的五代十国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宋代，西夏立国600年，在河西百战之地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国度，但后来，西夏的国主不知道脑袋里那跟筋搭错了弦，竟然要求全国学习儒礼、研读儒学著作，结果儒化才完成便亡国了。

西夏之后是辽，辽之后是金。据说成吉思汗在攻打金国前，曾担心金国已完成了儒化，文明程度太高不可轻敌，但他观察完金国的腐化后，立刻决定灭金。这才有了后来成吉思汗对孔庙射了一箭的行为。不过，成吉思汗身死之后，他的后人们还是没能摆脱身边降儒的撺掇，虽然元朝儒人的地位很低，可国家的官制还是儒学体制，管理方法也一脉相承，于是，曾经纵横欧亚的大帝国，在这种亡国之术的指引下，辉煌不到百年就轰然倒地。

如此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如此迅速，也算是举世无双。

历史就是明证，儒学最极端的拥护者也否认不了这个历史事实：胡人一学儒，灭亡在眼前。

这种学问除可让当局便于统治和盘剥百姓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绝灭之术。不过，国家民族绝灭了，对儒士们来说毫无影响，因为他们还有另一套理论：恰好他们已搜刮的盆满钵满。四书五经中没有“汉奸”与“国家”这些词，只有顺应五德循环与“天时”的“识时务”之“俊杰”。敌寇来了，他们正可以慷慨激昂地出卖他们曾经的同胞、曾经的同事，并义无反顾地叛变投敌。他们把这叫做“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君子”。

这种行为还有一整套被称为“五德循环”的理论为他们作道义支持——一个政权的道德衰败了，自然有另一种道德替换。“气运已尽”，这话听得很耳熟。

以前，大明灭亡时，许多儒生——包括著名的“清流”派别东林党人，便纷纷嚷嚷着这句话，争先恐后地投降满清做下等民族。

再后来，日本侵华时，北京城内那些博学大儒也纷纷嚷嚷着这句话投奔鬼子，而后才有了南京大屠杀。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少吗？

比如明朝气数已尽，则女真族入侵也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满清气数已尽，则日本人侵华，也是一种王朝更替。所以在儒士的字典里，汉奸就是君子，识时务的君子

靠卖友求荣，叛国投敌之功，在新王朝里，他们至不济也可用搜刮、盘剥来的财产继续做大富翁——只要今世作威作福，哪管黎民是生是死，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所以儒术只能是批量培养愚民与汉奸，靠出卖国家与民族以求容的“开国元勋”的加工厂。

它不仅是愚民之术，也是亡国之术与汉奸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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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带来了独裁、阶级剥削和压迫，导致国家的腐败和衰落，并且制造了大量的奴才；于是新侵略者就变成了统治阶级；奴才就当了汉奸，又成了新主子奴才。这就是儒学长盛不衰的原因。

[降魔]

读《孔府档案选》，看真实变色龙，夫子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想

《孔府档案选》，是在孔府里买到的。

进入孔府，两旁设有几个书摊，卖的大多是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读物，于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摊摊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看见封面灰暗的《孔府档案选》，拿起翻了翻，里面选录的是孔府原始档案，都是真材实料，不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什么“鸡汤”。

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而在孔府里面买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档案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教授，潜心研究孔子及儒学凡五十年。这本书的前身是他参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3册），曾获国家级图书奖。据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的颜世镛先生，是孔子爱徒颜回的七十七代嫡孙。这本《孔府档案选》的封面书名，则是由颜回的七十八代孙颜廷淦题写的。

而《孔府档案选》向世人展示的，却不是“圣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阴暗和耻辱。但它绝不是什么“谤书”，因为书中所陈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笔墨所写的真实记录。

在曲阜“圣人之乡”，并非凡是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荣”。事实上，孔氏中也有不少无权无势的贫苦者，他们的命运并不比外姓的穷人好到哪里去。孔府族规中有一条：“孔氏嗣孙非常人也，男不敢为奴，女不敢为婢。”但在孔府内上千的仆人中，确有原本姓孔的族人，只是他（她）们一旦进孔府为奴为婢，首先被剥夺的就是姓“孔”的权利。

孔姓农民按说也是“圣裔”，然而孔府“圣裔”向他们征收租税钱粮，却从来也不含糊，谁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强卖掉土地以充租税。档案选所录的孔府账单中，就记有孔姓佃户的一笔笔交租数额。在一份账册里记道：“饿死地户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直到饿死了，还欠着孔府的租银，于此可见孔姓贫苦佃农的悲惨命运。乾隆年间，佃户孔毓举、孔万辂不堪盘剥而抗租，并且“在市集处所，倡言阻挠，以致众户观望抗延（交租）”；孔府衍圣公恨之入骨，斥之为“圣裔中之败类”，并发文到他县府衙要其配合，将两个抗租的佃户拘拿归案，严加惩治。——收录在档案选里的这份缉拿文本，让我们见识孔府对贫苦族人的盘剥、压迫之甚

按说这孔家本属华夏正宗，儒家寨也是华夏山寨，孔丘老先生自己也曾讲过“华夷之辨”，况且这华夏的帝王官民对孔家着实不错，这孔府总该心向华夏矢志不移了吧？非也！孔府后人实乃国际主义战士，多次顾大局顺大势，配合杀入中原的外夷，为“统一”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虽然老赵家对孔府掏心掏肺的，但孔府可没想吊死在一颗树上，那赵宋被完颜家打到南边去了后，孔府立即派出孔端操向大金表中心，受封衍圣公。虽说这金夷的奶有股子膻味，那也是娘啊！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处夷狄，不可弃也。”孔家老祖宗这句话乃是对别人说的，轮到孔家自己那叫：“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其实就是：谁给骨头谁就是主人，管他是人还是畜生。

数十年后，蒙夷兴起，将金夷灭之，在衍圣公孔元用的率领下，孔府审时度势，大义凛然地倒向了忽必烈，为表耿耿赤子之心，孔元用亲率族人加入元军，清剿汉人“反贼”，“不幸”死在军中。

孔元用死后，孔元措一系乘机夺权，孔家内部为了衍圣公称号展开了争夺，持续数代，主要就是关于帽子颜色的大讨论，其中精彩激烈就不累说了。最后，鞑元仁宗判孔元措一系为正溯，孔元用一系彻底败北。呜乎哀哉！可怜孔元用为忽必烈统一大业流尽了最后一滴狗血，他的后人却惨遭排挤打压，苍天啊！

为了取悦忽必烈，孔府还派出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等觐见忽必烈，跪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堂堂华夏“圣学”，竟然请得一位双手沾满数千万汉人鲜血的酋首来做大宗师，孔府真正实现了“以德报怨”的最高境界。虽说不识几个汉字，忽必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出任“儒教大宗师”。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户的兵赋，一众儒士弹冠相庆欢呼雀跃。“君子谋道不谋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其实孔府平日里就财富六车威震乡里，广大劳苦百姓无不献地献女，为奴为仆，改姓为孔以求沾得衍圣公之圣恩。这蠲免孔府兵赋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当然，钱多不咬手，何况这可是“儒教大宗师”的恩赐啊！

朱明崛起，赶走蒙古人，孔府再度倒戈（几度了？数不清），那朱元璋虽鄙视孔家人品，却也知儒家寨对维护朱家朝廷之妙用，故而续封衍圣公。要论孔府衍圣公中最具与时俱进顺应大势素质的莫过于明末孔府衍圣公孔胤植，朱家待他那真是没得说，此公本非嫡传，却不但受封衍圣公，还先后被加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可谓“君恩如山”。

可李自成一入山东，离曲阜还远着的时候，孔府就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并献马献银，跪纳印信。

哪晓得这回换主急了点，没几天，大顺军跑了，来了清夷大军，这位三姓衍圣公知错就改，即上《初进表文》，向清廷表忠心，称颂清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表示“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九月初一，孔府衍圣公就奉上了《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什么“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咸歌圣帝”啦，“山河与日月交辉”啦；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云云。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献忠输诚，不能不令人吃惊。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们“圣裔”，实在是不薄呵！当年朱元璋称帝伊始，就赐给孔府祭田两千大顷（合六十万市亩），并配拨耕种祭田的大量佃户。朱元璋还让孔府衍圣公位列朝班文臣之首，又特赐龙头藤杖给孔氏族长，令其“主理家政”。崇祯时衍圣公孔衍植晋封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可以说，明王朝对孔府“圣裔”真正是优礼有加，皇恩浩荡。我们且不说什么“民族气节”，不要求“圣裔”们效法顾炎武、史可法、刘宗周、张煌言等抗清志士；单以“知恩图报”的旧道德而言，“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也理应深怀哀念，至少不必那么急不可待，抢在“第一时间”向“新朝”进表献忠吧。尤其具讽刺意味的是，急切进表的衍圣公，就是“旧朝”的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孔衍植。

接着，为响应清政府发布的剃发令，三姓公孔胤植隆重举行了剃发仪式，“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令族人剃发。再后来，为了避清帝胤模讳，三姓公孔胤植改名孔衍植，再度表明了对清廷的耿耿忠心。三姓公公孔衍（胤）植如此识大体顾大局顺应历史潮流，怕是连汪精卫吴三桂之流的也要伸出大拇指！

孔家如此识相，清廷自然少不了封赏，孔府一门更是得势，至于老祖宗所言“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乃教化万民之语，非孔家治世准则。说到孔家，笔者有一疑问一直无解，那就是现今天下孔姓无不自称孔丘老先生正宗嫡传后人。这就怪了，春秋时期孔老先生在世之时，孔姓家族没有十几家也有七八家，孔丘一门只是其中小族，孔老先生还有个哥哥，孔老先生后二世还单传，怎么到今天孔老先生就成了所有孔姓之祖了呢？也许计生委派人穿越回去，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家妊娠全部流产引产，或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姓男子全部结扎了。

袁世凯复辟之初，孔家连发两封“劝进电”，要袁“早日登极，以慰民望”，袁本人“亟宜早正帝位”，另有“不胜欢汴鼓舞之至”“一体悬彩庆贺”“祷祀而请之者也”（《孔府档案》6593卷）。

八十三天帝王梦灭，张勋又继承和发展了袁的事业。“民国六年”成了“宣统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又拍电报，电文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诛猷普天同庆”，“敬贺大喜”不胜欣喜若狂之真情，可惜十二天之后，磕头叫“万岁爷”的机会又没了。

此后多年，孔家对清帝依然忠心耿耿，时时念怀。1919年，孔令贻“入觐天颜”，在紫禁城里享受了骑马待遇。后，孔府对清废帝依然呈送“奏折”，自称“微臣”。更可一观的是，清亡十几年之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孔丘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以“宣统十五年”向溥仪“叩谢天恩”。

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至曲阜“朝圣”，孔府隆重接待自不必说，据称当年之宴席账单保存得还颇为完好。五个月后，孔丘生日被定为“国定纪念日”。十一月，《尊孔祀圣》决议通过，且“决议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特任待遇”。三五年六月，孔德成赴南京宣誓就职，吹捧新生活运动是“拯救中国，振兴民族的良图”（《孔府档案》8466卷）

1935年，已经为全面侵华积极备战的小日本开始煮文化武器粥了，东京又是盖孔庙，又是开儒教大会，祭孔，这种场合，不能少了“圣裔”，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去了。1937年，日军大举扣动扳机之前，孔德成先生诗兴大发，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

1938年2月8日，在沦陷后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请日寇“长官”，“部队长”，“副官”等一干头目，并笑盈盈合影留念（《孔府档案》8914卷）。

1943年，孔家的孔令煜在“恭逢”汪精卫“还都三周年”之际，拍出祝贺电报，口称“我主席”，大赞其“旋转乾坤之，实为从前所未有”如何如之何（《孔府档案》8905卷）。

孔令煜于1942年在汪伪政权纪念孔丘大会上发表广播演说，要“复兴各方文化”,“完成大东亚圣战”（《孔府档案》888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