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学弄笔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招牌之一。在我的心中对书法相当敬畏，它不是一般书写，而是循蹈的法式，何况当年并未学好，所以只敢以弄过毛笔自况。

我与书法原本有点渊源，大姥爷（即我亲姥爷的哥哥）是清末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家乡有点小名气。县太爷整修城墙门楼时，特意请他写块新门额，据说写字那天十里八乡许多人都赶来观摩，很是风光（这也许是长辈们酒后吹牛，我不敢确定，姑且跟着得瑟一回）。

我母亲可能有点家族遗传，钢笔字写得不错，或许因经历关系，没有女人的小巧娟秀，却有男子的大气英武。

到了我这一辈，传统技能丢失。有长辈看到妹妹的字，大摇其头：比你母亲差远了！

大概是上小学不久，家里便给我置下了笔、砚、描红本，是否想培养出个书法家不太清楚，但肯定是要提升我的文化层次。早年习惯，民间往往以字的好坏美丑衡量文化水平，看到字体规整漂亮，便能换来一句由衷赞叹：有文化。

三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书法课，每星期两节，于是我的课桌里增添了中号羊毫、七紫三羊、一方小石砚和普通松烟扁方墨。每次上课，大家都要自磨墨汁。因为一堂课下来尤其是男生常常蹭到手上脸上，甚至衣服上，都嫌脏怕麻烦，于是换成一得阁墨汁、黄铜墨盒（那时似乎没有黑胶墨盒）。不久，描红也升为临摹。老师喜欢欧体，我们便买来《九成宫》。母亲欣赏柳体，家里要学《玄秘塔》。两年下来，家里泄气了，脸张大了，个儿长高了，衣服鞋子变小了，字依然虫爬狗啃，“容颜不改”。随着政治气候日益剧变，学校的书法课停了，家里大人自顾不暇，也不再督促。

文革时，因年龄小且一笔臭字，不敢献丑，别人也不愿征用，基本没写过大字报。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大量锻炼机会。

插队后，本以为与毛笔彻底绝缘，没想到，又当了民办小学教师。那时公社学区隔三差五组织教学观摩，板书是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尺。有自知之明的我便赶紧买来毛笔墨汁，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和荣宝斋找到颜真卿（选字帖）、王羲之（不知何人的《兰亭序》摹本，肯定不是唐人，写得端正秀气，毫无神韵），后来书店里出现了影印版的怀素《自叙帖》和岳飞的《出师表》，我更如获至宝捧回来。每天在报纸上比葫芦画瓢。有乡亲看到，心疼得直咧嘴，抱怨把好好的糊窑洞纸给“日塌”了。

刻苦了几年，字还是不见长进。离开陕北后，基本再没弄过毛笔。不过我逐渐悟出，书法需要悟性和灵性。无数古人从幼年发蒙就是用毛笔记录所学所见，无日不操弄毛锥，然而真正成为书法家的寥若晨星。就像落下的苹果，被蒸汽掀动的壶盖，在牛顿和瓦特眼里才有特殊意义，而在一般人眼里就是熟了开了，不会想得更深远。唐代草圣张旭、怀素之所以写得好，首先得益于精神魔障，被人称为“颠”“狂”。张旭兴之所至，竟用头发濡墨，甩头狂书。那是何等惊世骇俗的绝妙舞姿！惟其疯癫，才显灵气。其次悟性极高，张旭“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有了意和神，就达到了心手合一的最高境界。宋代一些人从听江声、看云飞蛇斗，琢磨笔法，也是想像草圣一样吸纳一些天地万物精髓。

我的悟性差，灵性钝，看什么，琢磨啥，都提高不了写字水平，只能勉强凑个为别人拍手叫好起哄的资格。唐代褚遂良《论书》说运笔稳准，不失精神面貌，“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我使出吃奶的劲也办不到，别说像印印泥，一落笔便走样，学啥不像啥，还创不出令人惊艳的新体。宋代姜夔《续书谱》所说，书法讲究布局自然的“壁拆”，到我手里，就成了杂乱无章；行笔藏锋的“屋漏痕”，到我手里，就成了笔笔露拙；笔锋圆劲的“折钗股”，到了我手里，就成了歪扭软塌。面对那些在今人听来难以领会的比喻和形容词，我迷失在心手之间，始终没能激活笔端风情。我手下的道道黑线，至今也就能换来一句“鬼画符”的评语。

我不算坏人，为什么字写得这么难看？今后谁再说字如其人，我、、、、、、只好运气内省了。

所幸，后来看到徐渭说“书法亡久矣”，也就是说明代的人都已经远离书法发展的巅峰期在下坡路上溜达好久了。就像诗止于唐，词止于宋，曲止于元，书法的生命力乐观地说也是在宋便衰竭了，以后人写字都带着“匠气”，没有了神韵。我一下茅塞顿开，不再郁闷，心绪大佳。如今在键盘敲字有十几年了，能否捏管继续守住“鬼画符”手艺不致丢失，真不敢打保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