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旁观中国古代唯一一次朝野对吵

围观吵架，是国人的癖好。看别人剑拔弩张、脸红脖粗、口水四溅，最好动手流血，才算过瘾。

曾经深受同胞熏陶，自然免不了好这口。所以当我再次回顾《盐铁论》，依旧兴奋莫名。兴奋的原因不在于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以及社会状况，而是这次朝野直接对吵在中国古代十分难得，简直绝无仅有。

中国古代文明的支柱是礼仪制度，而礼仪的核心是等级。等级规定着人们的上下、亲疏、远近，治人与治于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低等级的人只能无条件服从高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不可能坐在一起平等对话，更不可能吵翻天。

战国时，由于各国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从贵族集团中脱胎分化出来的士阶层地位大幅提高，不仅继续保持传统的议政习惯，而且常常获得向统治者直接进言献策的机会，晋升为统治集团高层，参予国家决策的制定。

然而，低等级的贫寒知识分子集体直接与当朝公卿大臣分庭抗礼，战国时没有过，秦时更别提了，汉昭帝时却发生了，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一次。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首都长安举行的盐铁政策讨论会，为中国古代民主提供了罕见的实例。参加会议的人由两方面组成，一方是朝廷代表，宰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他们的助手；另一方是由朝臣大官推荐的来自京师一带的八位贤良和五十多位由各地方政府举荐的文学们。

这次会议的记录，经过汉宣帝时的桓宽增删改写，编纂成《盐铁论》一书，基本上保留了主要的辩论内容。从这本书既可以看出原始记录的忠实详尽，又可以看出桓宽的思想倾向。比如，在照录辩论原话的同时，还描写了对话人的神态反映。六十段中，有十六次记载了官员们傲慢、不屑、愤怒、焦躁、无奈等表情。这应该是原始记录的遗留，是古代会议记录的必备内容。据此推断还应该有对贤良文学们的描写，但是《盐铁论》中只残留了一次诸生集体起立抗议的行动，其他也许都被删了，只是没有明言此处删多少字。桓宽在最后一段《杂论》中推崇贤良文学，有保留地称赞了桑弘羊，对其他官员则相当鄙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盐铁会的评价。

会议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以昭帝（时年14岁）的名义，为听取民间疾苦和对盐铁政策意见而召开的。实际上则是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利用社会舆论打击对手桑弘羊（这一手段后世一些统治者仍乐此不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仍可看出它的影子）。会议上出现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局面，双方言词犀利，攻守兼备，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部分铁官，对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等政策基本未动。儒生们因后台强硬全身而退，桑弘羊却陷入了霍光设计的危局中，一年后，以谋反罪被杀。也就是说，儒生们只是被人当枪使了一回，所提意见霍光并不重视，依然实行桑弘羊的政策。歆慕商鞅的桑弘羊果真落得与商君同样的下场，盐铁会不过是其成为宫廷斗争失败者的预演。

研究盐铁会议反映的汉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对专门从朝野对话的角度深入挖掘一下，更感兴趣。就像街头围观者，吵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争吵双方的表演有看头，越热闹越刺激。

朝廷一方由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权臣桑弘羊唱主角，舌战群儒，车千秋则是继续保持一贯的缩在后面、少发言、不抢风头、不得罪权臣的做法，其他助手们更是被动辩护，敲敲边鼓而已。

贤良文学们是各地对古代典籍有较深研究的文化精英，他们原本门派林立，人品芜杂，互不服气，有的一有机会就陷害同行。如从贤良升到宰相的公孙弘就对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贬负有责任。然而这次会上，六十多人却出奇的一致，你下我上，车轮大战，互相补充，说抗议，立即全体起立，比朝廷一方狼上狗不上，气得桑大夫点名督战的松散疲软状况显得抱团底气足。应该承认，汉代的贤良中，人才较多，如董仲舒、诗学大师辕固等都是文化界的翘楚。从盐铁会上的发言看，贤良在思想认识水平上与文学们没有多大悬殊，但对社会状况的了解显然较为深入。

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们不畏权臣，公开发泄心中的愤懑，当面刺讥公卿大员，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自我定位与精神风骨，为后世的社会“公知”们树立了榜样。不过，这一点却跌入儒家祖师孔子所讨厌的“恶居下而讪上”的小人堆里去了。桑弘羊据此质疑儒生们“上之所行则非之，上之所言则讥之”，哪还有“上下之意，君臣之礼”？幸好没有进一步定罪，否则，贤良文学们惨了，不被杀头，也要关进监狱。汉文帝时曾经废除了秦代“诽谤”法，但武帝时又订立了更为严厉的“腹诽”罪，魏其侯窦婴被杀的罪名之一是聚众“腹诽而心谤”。不说话都有可能被臆测定罪，贤良文学们的勇气，让人敬佩。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为了自保，往往举起“忠言逆耳”的挡箭牌，“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假如深究一下，诸生的直言不讳，其实真的没有谋反颠覆（只有公卿能办到）的企图，不过是显示一下在磨道打转的也有点强项执拗的驴脾气而已。

从整体上看，这次辩论会上，尤其是文学们务虚较务实多。有学者指出，两天的时间里，意识形态争执就占了近三分之一，集中在儒法评价、德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重农与重商等等理论问题上。毋庸讳言，贤良文学们带有强烈的复古与尊儒倾向，不满现实，跟出身商家，十三岁就踏进官场继承管仲、商鞅思想的桑弘羊格格不入，在情理之中。桑大夫指斥诸生“徒陈空言”“大言”，光耍嘴皮子，干不了实事，不算冤枉。如文学认为讨伐匈奴的政策错误，应该以德服人，行仁政才能无敌天下，那样也就不需要维持高额军费了。很显然这纯属一厢情愿，别说桑大夫斥为膝痒搔背，连我也觉得好笑。桑弘羊说“儒者不知治而善訾议”，确实一针见血。也因此，这次会议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辩的色彩。

贤良文学采取的战术之一是抢占道德制高点，动辄以“德”、“仁政”的旗帜和对“利”的否定来压制对方。血腥丑恶虚伪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问题一旦上升到这种层次，还叫人怎么回答？刚愎自用的桑大夫能以“默而不答”回应，已经很客气，在中国古代的官员中算是能克制的了。

贤良文学们喜欢引经据典，大部分是儒家典籍。他们引用的目的是解释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证明己是人非，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思想。可以说，从这些精英们的表现，足证此时华夏精神创造力已经衰退，只能靠前人的陈旧理论作为精神支柱。对于桑弘羊推崇的邹衍创立的宏大世界观，他们嗤之以鼻，认为邹衍不是他们服膺的孔子一类圣人，人们连眼前的事情都整不明白，“焉能知瀛海？”知道邹衍的世界观又有什么用，“不如守小计也”。这种保守的态度限制了儒生们的眼界和思维高度。

严格讲，贤良文学只是相对于官僚上层较接近于民间，而不是普通百姓的代表，他们被当朝官僚和地方政府举荐，是候补官僚、备用官僚。为了早日得到升迁，不能不依附于某些官僚集团。贤良文学在会上枪口一致对准桑弘羊一伙，不无投靠霍光之嫌。会上言词激烈、场面火爆，没有霍光的背后支持根本不可能出现。即使有些人想保持独立性，像辕固教训公孙弘那样，“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也是依附中有限度的独立。那时真正独立的，是不与朝廷政府合作，不接受举荐的“隐士”们。只是一“隐”之后，他们的声音也大多消失了。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抨击国家与民争利，实际上是为地方豪强张目，跟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顶多是捎带着反映了社会下层的生活状况。

和后世辩论差不多，盐铁会上也往往超出了学术之争、理性辩论的范围，演化为意气之争。

桑弘羊把本来带有正确性的战时政策推行为常规政策，而且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的行为，以致社会弊端丛生，面对贤良文学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攻势，难免捉襟见肘，不得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诘难诸生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甚至嘲笑儒生连自家温饱都不能解决，凭什么参与国事，完全不具备议政的资格，厉声恫吓赶快闭嘴，不要添乱。从桑弘羊多次沉默不语，而不是理屈词穷采取“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转移战术，似乎可以看出，他对霍光的阴谋有所觉察，所以会后迫不及待地与上官桀等人发动了叛乱。

儒生们在准确指出民间的贫穷是腐败的官僚造成的同时，也会于情急之中，以前辈法家人物的悲惨下场，诅咒公卿大臣的宝马豪车不足以承载未来必然降临的灾祸。这固然有儒生尤带巫师本色的含意，但是可能也受到过来自霍光一方的暗示，所以胆大敢言。

为了证明自己正确，不惜编造谎言，是古今统治者和意气相争者惯用的伎俩。桑大夫吹嘘外交军事政策使民间富裕程度大大提高，建国初，公卿大臣也没有马车，而现在百姓都用上了北方来的良驹坚车，吃厌了南方产的橘柚。结果让诸生立即抓住，揭露了在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的政策下，百姓家中六畜五谷欠缺，连糟糠都不多，哪有吃厌橘柚的福气！而儒生们自己也会避开不利事实，光谈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比如，对盐铁官营为讨伐匈奴提供了资金，因而取得巨大胜利，儒生们就绝口不提，紧紧盯住盐铁均输政策在执行中的弊病不放。

在激烈辩论中，有人注意到了情绪的理性控制与辩论技术把握。文学们提出辩论原则，要辨明“义”和“道”，应只求真理而不单纯求胜，能够服从“义”，败了也不丢人。不赞成花言巧语，以假乱真，得意于最后收尾停止辩论，取得表面上的胜利。丞相的秘书说，辩论国事，应该慢慢讲道理，何必摆出高喉咙大嗓子死磕的架势。辩论搞成粗野争吵，不是讲究谦卑推让以理服人的儒者行为。车千秋引公孙龙的话，辩论是为了把道理搞清楚，解决问题，如果一味争执不休，没有妥协，就和野人没区别了。这些从战国就已形成的认识，听上去都不错。但是正如儒生们所说，“谈何容易”。谈且不易，行更难了。人类理性企及的高度，在行动中常常达不到。

中国古代完全不知民情的统治者，像卫灵公（在隆冬让百姓挖湖，有人劝谏，他说，天冷吗？我怎么不冷？）晋惠帝（质疑饥民为何不吃肉粥）一类，大有人在。部分统治者也搞“采风”，搜集民间意见，但多像盐铁会后一样，很少采纳。这是集权专制政体所决定的。盐铁会议的出现，不是为了真正解决政策问题，而是为了掌握权力斗争的主动去造势。但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是罕见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