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占中行动仍正在持续,从一些运动领导者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正在步历史上群众运动失败的后尘,不能不让人为踊跃参加的青年学生们担心。幸好,目前已经出现改正迹象,使人在紧张中稍微松了口气。
中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六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群众运动容易犯两大忌:
一为拒绝妥协。任何一个群众运动,应该事先制订高低两种目标,高者是扩大影响,引起震动,施加压力的讨价筹码,低者才是实际要达到的目标。若以高者为必须实现的条件,势必陷入僵局,形成旷日持久的对峙局面。妥协是现代政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面子无关,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灵活,妥协是斗争成果,而不是失败。坚持抗争,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那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观念,现代人不改变,社会就不会进步,就还停留在残酷厮杀的野蛮时代中。
二为长久街头对峙。这一点是由上一点引起的。街头集会易短不宜长,长则易衰。领导人为了刺激日趋松懈的情绪,必然要制造新的更加激烈的看点,但是它容易导致焦躁情绪蔓延,滑向失控,引来群众厌烦,社会不满,失去原本同情的中间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在其他国家(包括苏联这样的强权国家)曾经实现过,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几无可能。共产党的进步是缓慢的,不过,确是在吸取教训,不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不会轻易诉诸武力。当然,这也不代表他会主动放弃掌控权。任何统治者都会和一部分社会力量产生矛盾摩擦,何况共产党积怨甚深,血债累累。批评督促他改恶从善,甚至反对都可以,激烈对抗则会走向最糟糕的暴力革命(中国有着极肥沃的土壤)。因此,在中国要考虑改革进程的长期性,不能急功近利。
可以说,上述两点是衡量运动领导者是否理性、是否智慧的基本标准。如果,领导人不能改变,继续触犯大忌,跟随的群众就要警惕。否则承担苦难的,最终将是普通群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代人认为百姓摆脱不了被别人左右的可悲命运,现在呢?关键是百姓也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