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不可不知的稷下学宫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春秋战国那样涌现如此密集的成就，让后世子孙在炫祖时底气十足。

谈到那时的创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稷下学宫都是值得反复寻味大书特书的华夏文明亮点之一。

西方人热衷追溯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郊外创建的阿卡德米学园（俗称雅典学园）。殊不知，差不多同时，东方华夏大地上齐国首都临淄稷门外也出现了一所由政府出资组建的稷下学宫，而且在规模、人才水平、学术规范、职能、影响等方面足以与雅典学园分庭抗礼。

今天，当我重新检索有关信息，不由地被稷下学宫惊呆了，镇痴了，并发自内心地赞一句：华夏先贤，你们太酷了！

稷下学宫几乎与战国相始终。战国，用李斯的话说：“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翻成现代语言，就是解小东吼的“咱们老百姓呀，今儿个要高兴。”宋祖英唱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稷下学宫就是布衣志士指点江山切磋学问大显身手的地方。

齐国自西周初太公望建国时就确立了“尊贤上功”的国策，而且没有因为周公旦说的因此后世将出现篡位颠覆者的预言被证明（田陈代吕）而放弃，到春秋战国时更加注重吸引人才，以便与列国抗衡。齐威王与魏惠王交谈时说自己与魏国以珠玉奇货为宝不同，是以人才为国宝。他不是成心恶心魏惠王，而是确实认识高一筹。稷下学宫的创立就是这种国策的具体落实。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要齐王心甘情愿地掏钱，肯定得对他有利。所以稷下学宫首先是一所官办政策咨询机构。有资格成为稷下先生的人，享受干部待遇，住着“高门大屋”，随时可以觐见卿相、齐王。这些被授予“大夫”“上大夫”“稷下先生”等称号的学者与一般官员不同，不负任何具体责任，“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他们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即著书立说，刺世干政，向统治者进谏提供意见。必要时充当外交特使，为齐国解忧排难。（五十年代有人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与其说是照搬西方议会制度，不如说是模仿稷下学宫，不过命运迥异。不仅当政者不允许，而且建议者也被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右派）他们来去自由，既可以不定期来此游学客居，也可以随时出走他国任职，还可以返回继续受到重用优待（齐国威、宣时与秦王政有宽容与专制的区别。秦王政也可以为了夺取他所渴望的人才韩非，向韩国开战，已属中外历史罕见。然而他的人才政策是单纯为我所用，否则宁杀不放）。齐国威、宣时，广泛开放言路，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这里当然包括稷下先生，而且一些稷下先生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也嫌刺耳（如孟子），齐王却坦然不怪罪，没有对谏言者采取过不利措施。这不能不让后世的学者向往，让后世的统治者无颜以对。可以说没有齐国最高统治者以人才为宝和宽容的胸襟，就不会吸引大批优秀学者，就不会形成进修提高融合的优越环境，就没有稷下学宫的崇高历史地位，我们今天所据以发展的华夏文明基础也将不会是泰山般的雄浑、华山般的奇峻和昆仑山般的神秘。

其次才是高等学府。作为学校，尤其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不可能没有门槛。它虽然不像雅典学园那样在大门上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把自然科学基础放到首位（华人对数学重要性的明确认识出现在明末徐光启的论述中，不过若因此贬低先贤在文史哲方面的成就则大谬），但也不像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战国四公子一样，鸡鸣狗盗，来者不拒，有黑社会的阴影。能做稷下先生的可以不问出身（如淳于髡作为“赘婿”，受过髡刑。），但必须是当时学有专精的顶尖学者，如孟轲、邹衍、慎到、淳于髡、田骈、环渊、接予、荀况一类，“皆世所称”。汉代的《盐铁论》说稷下先生曾多达上千人，恐怕是像汉赋一样夸张过头了。而司马迁说的“七十六人”，可能是最多时的状况，或其中最著名的学者。这些学者每人各带成百上千的学生，田骈有徒百人，淳于髡则有三千生徒，与早年独此一家的孔丘有一拼。每个学者与学生各自成团，私相授受。学者之间经常举办辩论会，学生旁听，直接感受不同学派的研究风格与思辨魅力，听完还可以发表意见，类似现代的公共大课吧。学宫由“祭酒”主持管理，荀子曾经做过三届，“最为老师”。

有了上面两个职能，第三项：学术研究院，就水到渠成了。可以说稷下学宫对后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这一点。与齐国言论自由相应，稷下学宫也汇集了当时主要的各思想学派。《吕氏春秋》说“兼儒墨，合名法”，大有遗漏，现在所知，至少还有阴阳、纵横与道家。稷下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表现在著书立说和日常辩论探讨上，尤其是后者，值得关注。不同的思想学派同聚一堂，自然少不了思想交锋（孟子批墨子与杨朱，荀子“非十二子”）。而思想交锋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规范，势必形同水火，乱成一锅粥，导致降低学术水平（如孟子出口恶毒，断章取义骂墨杨，影响极坏）。从邹衍和荀子等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对此有些共识。比如辩论目的，应该是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因此要杜绝无益的诡辩，郑人争年，后息者胜的做法理所当然要被鄙视（可参看我的博文《邹衍的辩论原则》）。荀子写过不少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过许多思想，可他的本心并不愿斗。“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对这种行为，“我甚丑之。”他主张，“有争气者，勿与辩也。”（邹衍在赵国拒绝与公孙龙辩论，也有这种意思。）荀子心中理想的学者应该是：高贵不骄人，聪明不让人难堪，机敏却不争先，刚毅而不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这些很可能是他主持稷下学宫时订立的规矩或宣扬的品德。（美国民主如果没有罗伯特的《议事规则手册》加以规范，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稷下学宫在两千多年前就意识到这点，谁说先哲们缺心眼，没有民主管理传统？）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稷下先生对辩论的输赢不甚在意，他们服膺的是言之合理。淳于髡等在质疑“火箭干部”邹忌时，因对方回答谨慎圆满，立刻放弃成见，变轻视为尊敬。稷下先生田巴，思想尖锐，词锋犀利，“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然而当徐劫十二岁的学生鲁仲连当面毫不客气地批评田先生空谈脱离现实，对解决当前国际危机毫无贡献，应该下课后，田巴居然不端权威架子，不再施展伶牙俐齿，恭敬从命，“终身不谈”。这种一点即通，虚心接受批评，遵守公认的是非标准，勇于改正的智慧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具有的。仅此一点就可见稷下学宫的风气之正。

稷下先生能做到认理不认人，除了有过人的智慧与判断力，还在于他们重视个人修养，敬仰“大丈夫”和君子。孟子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大丈夫”的特质：“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读来令人神往。 更多的学者讲究君子小人的区别。在他们心中，君子已不再是社会地位与血统的产物，而是道德品质的象征。田骈把君子的品德概括为：纯粹、高尚、谨慎、光明、不自满、素朴。（《吕氏春秋/士容》）荀子讨论的更多，其中一些论断发人深省，如《不苟》中说，君子志存高远的做事合乎自然规律，志向一般的则敬畏礼法节制自己，被任用的恭敬守礼，赋闲的严肃庄重，高兴时和蔼遵礼，忧愁时平静隐忍，显达时谈吐文雅精明，困窘时言辞简约而无遗漏。小人相反，志大者傲慢粗暴，志小者心术不正好挤兑人，聪明的盗窃欺诈，愚蠢的恶毒昏乱，被任用的削尖脑袋往上爬，未被任用的则怨天尤人心理阴暗，高兴时轻佻失仪，忧愁时屈辱恐惧，显达时骄矜偏邪，困窘时自暴自弃自卑猥琐。这番话一定戳伤了当今许多人的小心脏。

稷下先生虽然接近官场，“喜议政事”，有所谓“大夫”称号，但是并非真正的官吏。他们反而比许多热衷跑官的士们更能够特别清醒地注意保持独立自由之身，十分难能可贵。当时的士，有远离官场的，如宣扬士贵于王的颜斶，拒绝齐宣王封官，认为士一旦做官就将“形神不全”，不是自己了。他只愿意“尽忠直言”，说完了，就回家，“晚食以当肉， 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稷下先生有些也持相同或近似立场。如果说淳于髡“终身不仕”，与其出身低下，认识官场险恶（说话总是借寓言、笑话、取譬委婉表达，以保护自己和让人易于接受）有关，那么，以“义不帝秦”彪炳史册的鲁仲连“不肯仕宦任职”，则是对士的社会责任与品格的坚持了。他在拒绝平原君封官赏金时，明确说过：“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而且以后不再见平原君，显示出一种高洁的精神风貌。当然，能做到这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身资质以及社会提供的条件优越。稷下先生有文化有思想，生活有保障，政治风险小，社会需求大，社会地位高，所以在刺激了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新的同时，也增强了士们独立的意识、敢想敢说的直言作风与深入骨髓的时代责任感。不过这些并没有一直延续，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士们的意识也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转变，即使荀子也不免培养出李斯这样不甘贫贱专图富贵的学生。

稷下学宫讨论的课题广泛，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如王霸、义利、天人、名实、礼法、性善恶等等，不同学派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救世方案。在统治者与稷下先生们共同努力营造的宽松兼容的环境中，一些人能融各派之长，开拓更加深刻，使发展创新的势头喷薄而出，于是，孟轲、邹衍、荀况的出现就丝毫不让人感觉意外了。由于有这些大师的杰出成果，稷下学宫便不再是局促齐国一隅的地方私学，而是代表整个华夏精神文明高度的一座巍峨耸立的里程碑，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齐闵王时，不再重视听从稷下先生们的进谏，政策咨询机构的功能消失，于是人才星流云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盐铁论/论儒》）

与雅典学园存世九百多年相比，稷下学宫的百余年历史太短命了。它在中国算是空前绝后，从此，那种宽松兼容、独立自由的学术环境，只能活在历史记忆和桃花源中（现代学者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感受过稷下学宫的遗风，但时间不长。七八十年代少数人在医疗、住房上也享受过副总理和部长级待遇，如顾颉刚、钱钟书等。而思想创新与批评规谏，则不用说了）。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拉斐尔曾经在梵蒂冈教皇的书房里画过一幅著名的《雅典学园》，图中在突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同时，还描绘了古代希腊的许多知识精英。他用两位大师的不同手势，反映了不同思想的自由争论；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与自己的面容置身其间，表达了古今一体的接力传承意愿，很让人感动。我有时会幻想中国画家画一幅《稷下学宫》：孟子荀子用不同手势阐明人性善恶，邹衍则在描述大九州与五德终始循环论，淳于髡被弟子众星捧月，正值壮年的田巴向梳着冲天锥的鲁仲连鞠躬，另外，也偷嵌几张现代面孔，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