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考试

说起考试，恐怕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熟悉了。从小到大，哪个不是身经百战？哪个不是酸甜苦辣，五味混尝？考试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我们生命的、不曾或缺的108个烦恼之一。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华人的黄皮肤是不是考试“烤”的？

现代人一说起考试，大概首先想起的是学校。但是最早的考试并不是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先秦时期，师生之间只有传承知识与文化的意识，还没有“考试”的概念。比如孔子和学生主要采取比较自由轻松的问答方式，夫子说“每个人谈谈自己的想法”（盍各言尔志）。听起来亲切温和，像个慈祥的民主家长或主持座谈会的宽厚长者。谈完之后，先生点评几句。评判的标准是合乎孔子的思想倾向，或达到了可以与孔子讨论某类问题的水平与感悟能力。即使被骂两句，也不影响学生在孔门中的地位。同时，老师被学生问倒的情况也是有的，并记录在案。不存在故意刁难，给点颜色看的意思。因为孔子的学习理念区分三个不同层次的境界：知、好、乐。他最欣赏的是乐，与后世吹捧的悬梁刺股等恐怖刑罚式的学习和所谓刻苦学习截然有别。

那时也有考试，最早的考和试分用，都是针对执政者的政绩。考是由老有经验的人核查，试是评估任用期间的能力与绩效，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就是没做官。由于考是挑毛病，所以也有“击”、敲打弱点的意思。考和试在先秦还可以称为“计”，即审计审核。

据学者研究，考试二字缀合连用，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仍然是用于核查评估行政官员。有人认为考试是中国最先发明，后世风靡效仿的欧洲考试制度都是跟我们祖先那儿抄袭来的，孙逸仙曾为此很是自豪。作为最早考试制度的传人，不知现在组织部门的官员是否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而羞愧？究竟是考试制度弊端丛生，还是不肖子孙把它糟蹋了？反正当今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组织部门的官员绝脱不了干系。

自隋朝开始建立的科举制度把知识积累、政治理念灌输与领悟，直至分配到各级官吏岗位，修成一条培养选拔熟悉运用国家大计方针的管理人才的通道，考试就成为读书人的家常便饭与奋斗的跳板。从此，考试二字便深植于读书人的头脑中，连带着把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都被视为考试，期望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所以，中国人最熟悉的感觉之一是临考前的紧张、忐忑、焦虑、压抑、兴奋、刺激、进入倒数计时的将爆未爆精神状态。

细究起来，笼罩考场内外的是一种不信任、狐疑丛生，甚至审判、敌对的氛围。所有的考试都是一方不放心挑毛病，而另一方拼命证明释疑。考试对主考人来说是一种怀疑，翻翻字典，大凡动点疑心的词，都和考有亲缘关系：考察、考核、考绩、考虑、考勤、考验、考证、考古、考据等等。考试就是对被考者的质疑，所以需要测试。对被考者来说，考试是一种证明。证明自己合乎标准，达到一定水平，符合要求，打消主考者的疑虑。这和考试的起源有关，最早的考试，发生在国家组织形成初期。相对于封建世袭“你办事我放心”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必须对异姓诸侯与异姓卿大夫实行监视检查。如黄帝时设立的左右大监，其职责是“监于万国”。尧对“四岳”提名的舜，经过“试”和三年“考绩”，才决定由其来继位。战国时，随着郡县制的出现，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管控，考试制度便进一步完善了。但是，不信任始终不曾消减。看看今天经常揣度“姓蒋还是姓汪”，纠结于“姓社还是姓资”，可知古代不会更省心，只是与今天考核的内容不同而已。这种不信任直接影响着人际关系、文化心理与执政策略，是研究古今中国的一把钥匙。

考试是一种分界线，被考者名超孙山，意味着身份、地位的转变。“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师范生毛泽东从西柏坡登车去北平的时候，嘴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是“进京赶考”。这绝非轻松的调侃，而是沉重的忧虑，或者还可以说是一种对重蹈李自成前辙的深层恐惧。这是毛先生内心深处有中国式文人情结的反应，也是共产党从在野党升为执政党的“登基前奏”。由于分界线两边的悬殊，诱惑巨大，考试的副产品----作弊便如影随形，和缠绕大树的藤葛一样与考试伴生了。学生进考场有各种夹带，官员则流行说假话，做假账、办虚事，上欺下瞒。从古至今，它挑战着人类的智慧，无论怎样的严刑苛法禁止不住。

考试是一种权力。被考者藉此获得机会平等权。而主考者可将这种平等化为乌有，演变成权力的炫耀。文革时工宣队用生活常识考问教授体验羞辱人的快感，是在平等的借口下，避开了教授的专业，把他们的弱点与一般人的强项相比。一方面试图证明“卑贱者最聪明”，臭老九的确闻不得，另一方面更是“领导阶级”权力的“小试”。

考试还是一种比较，在比较中的高低输赢刺激强烈，与娱乐的效果极为类似，简直就是孪生兄弟。明朝张岱所说的“夜航船”中那些无聊人士习惯以相互提问知识测验打发旅途时间，优胜者可在狭窄的空间里洋洋得意地把躯体伸展得舒适些。当今考试渗透到娱乐，影视舞台，几乎无处不在，和美女帅哥、奢华排场同为拉动收视率的秘诀之一。

考试的超限形式是拷问，最出格者是恐怖分子在肯尼亚商场以考试定生死。其实别说用枪顶着脑袋，就是在一般考试时，也会出现霎时脑子一片空白，平日背得滚瓜烂熟的东西一点也想不起来的情景。我估计那位冤死的印度人别说不知道先知穆罕默德母亲的名字，就是晓得，也吓傻了。

考试是相对于世袭、举荐来说较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法，体现了人类追求的平等公正的原则。66年，文革开始。我一本正经地喊着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心里却偷着乐，从此远离了令人生厌的各科考试，再没人用它压迫我了。那时，学生们把“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作为大批判的常用语，说得顺嘴，喊得痛快，但对其中的含义并没有过脑思考。几年后我才醒悟，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眼看州县举荐、九品中正轮不到自己，对黄巾起义口号“黄天当立”背后的情绪就不难理解了。77年高考恢复，理所当然迎来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发出的一片由衷的欢呼声。

考试尤其是面试，其实首先是检验主考人的水平，包括人才标准、知识技能衡量、识别能力、任用范围等等。应该承认，识人很难，历史上及格的不多。高水平的主考人清楚什么是真才实学，什么是华而不实，懂得把握主干，舍弃枝节。春秋时卫国人宁戚。他在历史上所以留名，源于怀着心机，趁齐桓公出行的时候，敲着牛角唱了一首歌：南山上的石头，一点不中看，没有生逢尧舜圣君谦谦。身穿粗布衣遮不住腿，晚上喂牛到夜半，漫漫长夜啥时太阳露脸？歌声被齐桓公听到了，觉得大有深意，是个非常人。经过面试交谈，很满意，想给他一个工作职位。但是身边的群臣出来阻挠，说不能贸然使用不明底细的外国人，应该先外调一下。桓公说，这样不好，一打听，难免问出点小毛病，因小恶忘大美，这是君王失天下的原因。人本来就难求全，还是先用他的特长吧。于是委以重任。后来专管农政，为桓公霸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恰好遇见桓公，桓公又不具备慧眼，宁戚还得继续在郊野当他的牛郎。在这场考试中，桓公的高分得的漂亮。不过，善于识人的桓公，最终还是栽在识人失当上。

考试无非检验两个方面：相关知识、技能与悟性见识。这是考试的基本要素，是实行公平原则的保障，本无可厚非。然而，在中国这两个方面都被植入了超级病毒，严重摧残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作为教育辅助手段之一的考试，现在仿佛已经跃升为教育目的，成为中小学师生全力以赴的主要目标。于是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备考中度过。这种状态和教育附庸于政治的地位限定了读书范围、学习内容，甚至学习方法：基本靠背，理解不理解，先背下来再说。于是在考试中很自然地偏重于鸡零狗碎的僵死知识。在此之下，又出现两个倾向；一、说得好听点是专业化，难听点是知识偏门窄化。清代有的进士只读四书五经而不知《史记》，问道：太史公是何科进士？这也就罢了，取来略一翻阅，竟“弃去”，说“亦不见佳，读之何益？”无知尚可原谅，鉴赏力差犹自以为是还有救吗？现在的理科生缺乏文科修养，文科生则大多与理科知识隔膜，欠缺理科训练，造成先天不足的畸形学子。二、对知识细节的重视程度超过对知识价值的探讨。一些人在家长和个人兴趣驱动下，扩大了知识范围，也只能达到古人说的“两脚书橱”的程度，说起来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难不住，但是若让他“一以贯之”，构建理论体系、学术创见、历史总结、思想前瞻、科学发明、实际操作，立刻蔫了。看看当下空前繁荣的图书市场，不禁让人想起汉代刘歆的话“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书被用来盖大酱坛子，可能是内容过于艰深超前，罕遇知音；也可能是龚自珍说的“著书都为稻粱谋”，胡编乱造、东拼西凑、剽窃抄袭，于历史现实国计民生文化文明都毫无价值，徒浪费纸张。试问当今有几位作者具备扬雄的自信，听到刘歆的话“笑而不答”？

考试为了公平，必须有标准答案。而标准答案的尺度，则是僵死的知识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学术主流的观点方法。如果不理睬标准答案，标新立异，那一定会考砸了，拿不到高分。在人生的关节点上没有高分，那就基本上前途无“亮”了，或者说面前的道路将会遇到更多障碍，会有更多碰壁的不愉快发生，至少起步就不平稳。如果习惯了标准答案，久而久之，失去自我就是必然的。只会成为照本宣科，照猫画虎，人云亦云，唯唯诺诺，不会思想的牵线木偶。这是李世民所说“入彀”的真正含义。即使考试压榨出了考生的真实文化素养与独立见解，还是不能把他与治国安邦的才能直接联系起来。大文豪苏轼首先就看不起考试中的文章，“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 专为考试备用的文化素养常常是一种门面，一种情调，既不能“治”，也不能“平”。 圣人之后孔融，东汉文化名人，写得一手精彩文章，然而治理地方却是搅屎棍一根。明末有清誉的东林党人也没有强多少。大批没有经过学校“正规教育”的人，却能在政经、商业、工农业生产、文学艺术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早已成为一条历史规律。后人总结的“刘项原来不读书”，实在是中国教育以及考试制度造就的。

“五十少进士”，半辈子消耗在考试中；甚至“皓首穷经”，一辈子花费在“寻章摘句”的“雕虫”行径上，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得已为之，是猥琐而必须的“稻粱谋”。

也有人公然蔑视考试。闻一多先后在美国几所著名大学学习，因为个性独立，崇尚自由，不愿“向学术纪律低头”，没有得到半纸文凭。陈寅恪在日、德、法、瑞士、美等国留学16年，凭他的刻苦与聪明程度，考取个把博士学位，那是手到擒来的小事一桩。对此，不会有任何人怀疑。然而他却不屑为。他看不惯“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与吴宓语）在他眼里“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答侄子陈封雄问）后来在当教师时，从不对学生搞什么小考测验，由于学校规章不得不举行期末考试，也以短篇论文取代，并在分数上给得很宽，没有不及格的。如果我们把他与吴晗比较一下，也许不无意义。吴晗对学生要求极严，每考少有及格。得四十分，学生已能长出一口气；五十分，必雀跃欢呼奔走相告。这与他和陈寅恪在思想上的差别应有内在联系，善考者，更倾向于“追随”，与时俱进。按照陈先生的一贯思想，他看轻考试的根本原因，在于考试预设的标准答案和评判尺度，有违他坚持一生的价值观，那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让他鹤立鸡群的底气。

不错，大多数人无法效仿陈先生。他出身官宦世家，无虞生计。而当时社会虽然看重文凭，却也重视实际水平。所以，陈先生幸哉，生在那个家庭，活在那个时代。若是诞于当今，还轮不到社会怎样践踏，父母就先不能容忍，断了你的粮草。

大多数人玩不起“自由、独立”，只能抓住考试这根稻草，谁要反对或取消考试，我们一定跟他急。原因很简单，希冀借此走出山村，走出陋巷，换取尊重与生活保障。当然，因此也失掉了自我。有得有失，这是另一种公平。大多数人的无奈，正是唐太宗龙颜大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