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谈起

1917年，随着蔡元培掌校实行的一系列“兼容并存”的措施后，北大扭转了陈腐风气，注入了新鲜血液，迸发了活力。

所谓“兼容并存”，意思是各方神圣均占一席之地。那时北大没有一枝独秀的现象，绝无“水至清”的环境，而是别处有的美玉珍珠石头蛋，这里一点儿也不少。别处释放的功德祸害，这里也不遑让。功德不见得比别处更伟大，然而祸害起来却公认更加惨烈。现在人一谈起北大，都是千种好，绝口不提百般糟。这本身就有违蔡先生的原则。

“兼容并存”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蔡先生所信奉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体现，而无政府主义是自先秦以来的隐士和喜爱陶潜“桃花源”理想的文人浸透骨子里的偏好。这种偏好来自于人心险恶的黑暗世道。人心险恶的表现之一：长官意志，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而且这种不容争辩的意志还往往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加简单形式逻辑包装起来，以便听上去更加振振有词，更加不容否定。

很可惜，打破偏执简单思维模式的“兼容并存”在北大仅仅实行了一阵，没有形成长期流传的校风。它像“桃花源”的梦想一样，活在人们心里，死在严酷的现实社会中。

和许多北大毕业生相同，理工预科班出身的张国焘也没有学好并继承蔡校长的精神，尤其是在他主持鄂豫皖苏区工作的时候，为了清除异己强力推行“肃反”，并且总结出判断敌我的“四个必然”。据人回忆，张提出“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显然，这四个必然里并不包括出身江西萍乡望族的张本人。不难想见，这种由简单形式逻辑推导出来的四个必然，对大部分是没文化的单纯农民的四方面军将士有多大影响力。白雀园抡起的大刀棍棒、砸出的石块、勒紧的绳索、飞溅的鲜血脑浆足以证明。当时佩钢笔、戴眼镜都是阶级异己的罪证，甚至由长得白净漂亮也能推导出必生于富贵人家，因而不可靠的结论。萧华的妻姐就是因此而被处死。而这不过是中共在江西、湘鄂西以及陕北苏区同时或先后举行的肃反的一部分。

在中共的历史上，这种简单的逻辑思维从来没有提高过，而且直接影响了几代人。

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小时候说：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大屁崩。

文革中，红卫兵说：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现在说，只要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揭露时弊的，必然是受外国反华势力收买指使的汉奸、带路党。

于是有这个不准，那个不讲的规定。

大多数人绝非汉奸、带路党，他们不够资格，也没有那种愿望，仅仅是发表个人看法。“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这一怒是帝王发威，主子咆哮，抑或领导生气？反正不是百姓冒火儿。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令行禁止从来刹不住极左倾向冒头，更挡不住上下一帮人狂推整饬扩大化的巨大惯性。

统治者有没有宽容的雅量，不单纯是修养问题，更重要的是文明程度的体现。

压制、打击、封杀百家，摧毁的是什么？赢得的又是什么？历史反复证明过了，除非视而不见。

简单粗暴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吗？为什么总是有人要把思想的牢笼关得紧紧的？明明知道“定于一尊”万马齐喑将导致什么结果，却顽固地继续推行早就被证明必定失败的政策，是执迷不悟，还是另有所图？走历史的老路，会保“子子孙孙永宝”吗？

“兼容并存”表现的平等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或事实：现有的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学说、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制度都是不完美的，，既有合理，也有荒谬。排斥扼杀任何一种不违背人类精神道德底线的思想文化学说在本质上都是犯罪。

“兼容并存”只是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初步必要环境，更高级的形式是：相互为师、相互尊重、相互砥砺、取长补短。先秦时诸子百家局面的形成，部分原因正是由于早期各家各派互相学习相互切磋琢磨的结果。从孟子开始恶毒斥骂别家学说，创下恶劣风气，影响极坏，遗臭至今。

蔡校长走了，北大江河日下。我们活着，却被人希望成为行尸走肉。

[京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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