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诽谤”

言论自由是民主权利的重要一项。这是全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的共识，尤其是当中国人在总结亡国教训时会更加痛切地认识到，明确将“蔽塞言路”列入末世必备的特征之一。

古人对言论的重视程度，从他们造的有上百个带“言”字旁的字可见一斑。根据原始思维分类细密的特点，从这里随便找出一、二十个因言受过、遭贬、获罪的相近略异的字词，一点不让人惊讶，可以想见古代出言谨慎的习惯和动辄得咎的恶劣环境。

有个现象，耐人寻味：有些字词原本清白，也被人涂上色彩，转用来罗织早已不疏不漏的言网、文网。比如，歌谣、民谣之“谣”被駢接成“谣言”的谣。

非常遗憾，一说起言论自由，绝少不了“诽谤”贴身相伴。言论者如果夸大其词，即成诽谤；被议论者对不中听的言论往往冠以“诽谤”反唇相讥或依此定罪。所以，诽谤是扼杀言论自由的毒药，也是检测鼓吹言论自由者文明程度的敏感试剂。除了居心叵测心理阴暗，没有人真心喜欢它。

可能并非人人晓得，诽谤这个词具有的贬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人嫁祸于它的。

诽从非出，非则和字形一样，是皮毛相背的意思。加言字旁，最初表示不同意见。

谤从方出，方的本意是相靠的船。引申为比较、评论。《论语/宪问》： “子贡方人”，孔子嫌他有点像胡同大妈嚼舌头，就说，赐同学，你自己做得好吗？我可没那闲工夫说三道四。

诽谤组成一个词，在早年间是异议、劝谏的意思。是下对上，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批评议论权力。据说在尧舜部落联盟时曾经为了及时收集听取意见，特意树立“诽谤之木（形状类似后世的华表）”（见《吕氏春秋/自知》《史记/孝文本纪》等），让部落成员们把意见写在上面绑的木板上。这种做法和实行过的“进善之旌（在某种旗下直陈己见）”“欲谏之鼓（击鼓宣告有意见要说）”等原始民主措施一样都成为部落联盟的习惯法。以后逐渐完善，先秦时出现了一套监督规劝制度或传统礼制，它是由周厉王朝重要大臣召公表述出来的：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    诵，百士谏， 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

《汉书》记载略有不同：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

谤在这里和上面的“传语”差不多，都是传递评论国政乡情信息，不是恶意诋毁的意思。

战国时齐威王曾下令：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谤在这里也不是后来的那种贬义词。即使如此，齐威王的胸襟仍然令人赞赏。

从召公的介绍可以看出，在周天子的周围，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从高官到平民，从亲戚到外人，几乎毫无遗漏的动用了所有能发挥点滴能量的人，运用了所有文字与思想载体形式，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温和地规劝、警戒、监督、修补和规范天子的言行。先哲们在设计这个网络时，思路之缜密，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让人感叹。

然而，这个古制里面也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所有人的做法都是规劝、说服，光摆事实，讲道理，仅仅是礼制上的义务。这一点削弱了古制效力，使之不具备权威性。二、对规劝、说服、意见，建议，王要通过自己的“斟酌”，决定如何行事。这一点进一步保证了王权，使任何对王权不利的舆论起不到丝毫作用，沦为表面的摆设。如果遇到商纣这样雄主，“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那么古制遭到颠覆就是必然的了。

从夏朝开始，帝王们不断地向民主权利冲击，其间有过失败，但最终得逞了。周厉王时，“谤”已经成为必须处罚的罪名。他为了堵住国人批评的嘴，否定了国人论政议政的权利，并派特务“监谤”，一被告发，立即杀掉，结果没人敢说话了。厉王自以为得计，吹嘘有本事“弭谤”。召公说，你这是堵塞，而不是消除。治水要疏通水路，治民应开放言路。否则，水路壅塞必然冲决，百姓沉默也会爆发。召公一语成谶，不久，厉王被国人赶出了国都，差点连儿子也受到牵连。在这里，“谤”也不完全是言过其实，不负责任的恶意诋毁之意。

直到汉代，仍有人使用诽谤本身具有的批评意思。如贾山在《至言》中说，秦“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光剩下阿谀奉承苟活自保的人，结果天下大乱了，没人敢报告实情。

使诽谤真正具有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贬义，是从秦朝开始的。李斯说每逢新政策颁布，文化人便从各自立场出发评论，“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荀子的高足不愧是秦朝的第一支笔，既能为文字整容，也能给文字换血。信手拈来的一个“造”字，便轻松地弃祖先的优良传统如敝屣，把“谤”枷锁示众，为已经繁多的言论罪又增加了一条。汉代人路温舒一针见血地指出，秦时，“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诽谤与妖言并列，显然失去了与直谏平行的批评含义。

汉文帝时曾经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但是实际上，诽谤的恶名却再也没有减轻，一直成为历代朝廷、论敌、法律离不开的常用词。而诽谤之木，也化身为风光神秘的华表，沦为装饰门面的摆设。

不可否认，喜欢施放明枪暗箭诽谤的人，或者自以为正义在手，出口伤人，专做人身攻击者（即子贡讨厌的“讦以为直者”），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这些人必须受到舆论谴责和法律制裁。

同样不可否认，历代统治者习惯压制不同意见，不容许任何批评异议，他们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经常使用的武器是挂上“诽谤”的牌子，游街示众，然后斩立决。外国在这一点上也不手软，古罗马时，被判犯诽谤罪者的前额要打上K（kalumnla）的印记，这里面有不少是批评揭露权势者丑行的勇士。专制者忽视或不明白：权利与义务是紧密相连的，统治者在扼杀民主权利的同时，也失去了民众为国效力的义务。这是历史上外族入侵后，许多百姓漠然视之的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古人曾经主张为了保护苦口良言的生存权，吸引健康的批评意见，甚至可以不惜宽容诽谤。“鸟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既然山薮川泽都免不了藏污纳垢，美玉不可能毫无瑕疵，作为国君就应该忍辱含詬，在接受权威荣耀的同时，也听取触犯忌讳的恶语恶声吧（所谓“国君含詬”）。说这话的人，是西汉名臣路温舒。当然，在中国古代，这种清醒认识往往是昙花一现，难能长久留香。而以诽谤、妖言、谣言等为名，因言获罪，则是固守的传统之一。

美国虽然在立国之初就确定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但是同时也长期保持了因殖民地、意识形态和宗教影响实行“依言定罪”的陋习。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认识，直到1969年布伦伯格判例，才使美国普通法院较清晰地改变了陈规。可见民主的权利来之不易，即使早有明文规定，如不经持久力争，仍然享受不到。

孔子出于本身的立场，讨厌社会下层砭刺上层（恶居下流讪上者），对上层打压下层则无表示，很有些不公。我觉得不管高低贵贱，只要不是造谣生事、恣意谩骂、恶意诋毁，即使批评的话说得重一点，也遵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规则，就能为营造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环境提供必要条件。

诽谤的本义没有正名昭雪的必要了，但是华表能否卸下让面目全非的浓妆，重现原本清新粗糙的素颜呢？在禁绝毁人不倦的大字报、小字报的同时，疏通言路的正常渠道，保证反映群情意愿、表达不同观点、揭露时弊的言论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