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忽悠孩子

早年间，我做教师的时候，每每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话，激励学生不怕困难刻苦学习。那时，我真的相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什么是大任呢？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外，对一个民族来讲，塑造精神灵魂的文化创造更为重要。历史上文化创造者往往经历了较多的苦难。司马迁从自己的坎坷遭遇出发，列举了周文王收押在监，完善了《周易》；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攻没饭吃，修改了《春秋》；屈原遭流放后，写出了《离骚》；左丘明眼瞎了，《国语》问世了；孙膑脚砍了，完成了《兵法》；吕不韦放逐到蜀地，他主编的《吕览》大行于世；韩非身陷囹圄，《说难》《孤愤》完稿；《诗》三百篇差不多都是古代圣贤们处境不顺，发愤创作出来的。他因此总结了文化史的一条规律：这些人都是不能走正常的人生道路，无法与人沟通，心中郁闷纠结，便化为创作的动力，用“述往事，思来者”的方式宣泄。如果没有经历苦难，他们能否有那些成就，恐怕真不好说呢。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当然下课后，很少有人愿意吃苦，干嘛呀，我又不疯不傻，放着舒坦日子不过，非要为了可能不被世人肯定的成就委屈自己！不是有不少人粗制滥造，迎合社会低级趣味，换来吃香喝辣。死后“身与名俱灭”，说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了，活在当下最要紧。

后来，我不讲了。因为我看到更多的不仅在创造前和创造过程中有许多磨难，而且创造成果也会被人篡改、歪曲、贬低和抛弃。我开始痛恨有意制造各种恶劣条件嘲讽、羞辱、围攻、迫害文化创造者的社会环境。且不说统治者、权势者，光是那些普通百姓就足以让人寒心。伽利略面对宗教审判所的指控，可以断然拒绝忏悔。但是周围朋友与家人的攻击、责备、敦促却让他彻底崩溃了，当众跪读忏悔书，保证自愿充当宗教的告密耳目。伽利略倒下了，意大利就只剩下罗马时代的残柱颓墙。

压力是超乎想象的巨大，我们不能轻佻地责备老科学家。塞万提斯三次入狱，但丁被判过两次死刑。现在听着好笑，当年可不好玩！最起码我是扛不住的。

这也许就是莎士比亚至死不愿对家乡和亲人透露自己是剧作家的原因，以致人们风传莎翁另有其人，绝不是这个出生小镇，缺乏教育的剧场杂役。卡夫卡也是宁肯扮演保险公司职员，而不希望世人知道他曾经写作。

由此，我又叹息有多少精英被社会扼杀毁灭，或者自己埋葬了自己。如果卡夫卡的朋友忠实地执行了他的焚稿遗嘱，世人还晓得有个充满创造力的文学家叫卡夫卡吗？我们还知道文学创作可以有另类精彩的选择吗？

被埋没的不乏沙金，残留的则多是精华？战国时的杨朱被后世封杀，我们从仅存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具有超时代自由思想的大师，其价值至少不在道、墨、儒之下。邹衍红过，也蹲过班房，其思想恣肆汪洋诡奇不输庄子，其研究方法将自然史与人类史贯通一气，更将诸子抛在身后。然而其著作也失传了。不由人不猜想，究竟是被埋没的精英多，还是残留的多？

孟子的讲法是一种激励，但是激励和怂恿、教唆、忽悠同室而居，出入异门而已。仅仅激励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只要不畏难，肯吃苦，就能有所成就，事实不是这样。仅仅激励，客观上也是为统治者，为不公平的社会开脱。若再上讲台，我要给学生泼点冷水，告诉他们激励不一定有效，社会环境可能会将所有努力化为乌有，而且自己激励过火，可能会产生盲目自大的副作用。我要对学生讲调整心态。像孔子努力做的那样，杜绝四种偏激情绪行为：“毋意”，凡事不任意而为；“毋必”，凡事可变，不要只考虑一种可能；“毋固”，不要固执；“毋我”，不要自以为是。有些人解释，孔子的本意是连“毋”也绝掉。因为“意必固我”本不该存在，没有的东西，“毋”个什么劲呀？这是用后来的禅宗“破空执”来说事了，并非孔子的本意。应该说禅宗是受了孔子的启发。孔老师的“绝四”，打包归一，就是现在说的平常心。这是一种有了年龄阅历不断碰壁之后修炼出来的平和心态，它宽厚温润，恭敬有礼，文质彬彬，豁达恬淡，既不惑、知天命和耳顺，又随心所欲不逾矩，既不乐观到狂妄，也不悲观到心死，境界不算太高，但要达到也不容易。孔子曾经评论过三种类型的历史人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伯夷、叔齐；“降志辱身”（放下身段委屈做官），言行一本正经的柳下惠、少连；和“隐居放言”（躲起来不说话），洁身自好的虞仲、夷逸，认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行为不一样，“无可无不可”。孟子后来解释孔老师的这段话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也就是说一切视客观条件而定，跟“四绝”一致。孔子本身并没有完全做到，也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固执，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四绝”。

人生的道路千万条，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不能让大家都照一个模子去做，那样很可能造成邯郸学步的结果。国内几十年来学习这个榜样，效仿那个楷模，不但没有学好，连原形也走样了。有鉴于此，我要向孩子们多介绍几个不同寻常的路子。

据说，贝多芬临终前说过：“鼓掌吧，朋友，喜剧结束了！”仿佛他的一生是岀喜剧。但是这句话有点可疑，因为他的朋友描述的是另一种情景：当时，天空电闪雷鸣，“贝多芬突然睁开眼睛，向空中伸出右拳并这样过了几秒钟，神情严肃，脸带怒气。然后他身子跌回，半闭着眼睛，口中再没一句话，心也不再搏动了。”每当我听《命运交响乐》时，眼前都会情不自禁地浮现一个“狂野”（歌德语）的生命在生活的泥潭中翻滚、挣扎、抗争的画面。我知道，贝多芬是在写自己。正像他说过的那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从大量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怒气”是他一生中表现最多的情绪，至死不渝。幼年时，那位嗜酒暴躁的“虎爸”没少修理毒打过他，后来上层社会对他的歧视以及本身的病痛，在他的心底埋下了狂躁、粗俗、反叛、偏激等野性的种子，造成了他在生活和音乐中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不是没有软弱，在创作意气风发的《第二交响乐》时，给弟弟的信里却充满了悲观可怜的语气，以致人们给《第二交响乐》送了一个别名“英雄的谎言”。他曾经试图向那些瞧不起他的贵族们靠拢，给权势者写过曲子，内心不愿意教授那些毫无音乐才能的贵族小姐，却也作过家教。但是他实在忍受不了那些与他格格不入的人，连老师批评他的作品，也会认为是嫉妒的表现。他告诫自己“虽说野性难驯，然而我本心善良”。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有些类似，两人都披了一身坚硬的外壳。所幸，贝多芬没有被一些恶习吞噬，终于在音乐中发挥出自己最亮丽的一面。不同的人生道路与性情人格，不是一样精彩吗？

应该指出，苦难不是创造的必由之路。苦难可能会毁灭天才，优裕也能成就功业。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给艺术家的创作投入大量资金，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曹植、李白、关汉卿、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等一群人都生活无忧，照样出手不凡。所以只要你是那个有能力创造的人，无论什么条件，都有可能出彩。当然，人只能做条件允许的事情，订立条件许可的目标，即使完不成，达不到，也不必强求。天生我材可以有用，也可能无用。你在创造的同时，就否定和毁灭了其他创造。套用古人的句式：创造兮毁灭所依，毁灭兮创造所伏。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就真正理解了“发愤”，容易接受理性的求索。

合理的社会应该是给人提供便利条件，营造出宽松兼容等适于创造的环境气氛，而不是用苦难来考验、折磨、摧残、毁灭人才。

对学生和孩子说得多了，虽然是职责所在，符合教师和长辈的品德，“教不倦，仁也”。但也要谨防“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好为人师常常表现为把一些自以为是的一孔之见灌输给缺乏经验与学识的人，误导他们，结果害人不浅。

如果孩子们不爱听，就当我没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