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悲痛的哭

        一天早晨，开车路过儿子曾经上过的幼儿园，看见一个孩子在门口死活不愿进去，哭得惊天动地，家长一脸惶急，还要温言相哄。不由想起当初送儿子的情景，每天早上出家门，情绪便开始低落，一路无话，下车后，动作明显减缓，拖、挪、蹭，幼儿园的门一开，他就哀哀地哭起来，声音不大，但小手拉着我的裤腿不肯放松。我咬着牙硬将他的小手交给老师，然后头也不回，强忍眼泪，疾走离开。据老师说，门一关，看不见我了，儿子便停止哭声，乖乖听老师指挥。那时刚到美国，语言不通，周围都是陌生人不说，还不同种族，置身模样另类，话音怪异的人群中，儿子的艰难无助惶恐，我特理解。一个星期下来，儿子才不哭了。一个月过去，语言逐渐入门，交了一个朋友，上幼儿园终于成为一件乐事。以后，在幼儿园、小学再没听说儿子哭过，他和各族裔小朋友玩得都很好。但是没想到，在中文学校又哭了一次。那天下课回家，他表示再也不想去中文学校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老师让他念课文，依照我们的习惯，他把“和”念成“HE”。老师却认定念错了，应该是“HAN”（去声）。儿子大概模仿老师模样，口气有点恶狠狠地：错啦！错啦！是HAN，不是HE！说时，他的眼里噙满泪水。可能很受刺激，觉得委屈。以后，提起中文学校，他就一副苦大仇深、深恶痛绝的表情，坚决不肯再去。我想这是美国学校以鼓励为主的教育方法把他惯坏了。在美国老师口中，他从来是优秀学生，每个学期捧回一大堆奖牌奖座，被夸为“小爱因斯坦”“超级男孩”等等。谁不喜欢被夸，大人一旦落入拍马屁的圈子也是忘乎所以，乐不可支，何况小孩，所以他上学的热情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始终高涨。美国学校的明星，在中文学校却受到打击，严重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几次劝说无效，只好随他辍学。

 

       儿子的哭，有他的道理，不能算无理取闹。 与儿子相比，我小时候特没出息。据经常送我的表哥说，每到星期一早上去幼儿园，都要哭一鼻子，直到大班时还是这副德性。而且，不是装模作样的干嚎，真的鼻涕眼泪满脸。对此，我一点不记得。别说那时大人觉得奇怪，现在我自己想想也感到不可思议。我在幼儿园，活泼开朗，很受老师眷顾，在小朋友中也有威信，是班上数一数二的人物。凡有领导视察、办展览和拍毕业照，我都是作为装饰门面的模特站在显眼位置。按说应该一路欢笑着雀跃蹦跳进幼儿园才对，怎么会哭呢？记忆在这里中断了，搜肠刮肚找不出丝毫能够催我泪下的理由。可以肯定的是，那与委屈、伤心、悲痛完全无关。是撒娇吗？那年月的男孩子很讨厌这种行为，绝对羞于为之。没来由的宣泄成为我童年时难以破解的谜。

 

        1969年1月，天寒地冻，北京站月台上挤满即将踏上列车的知青和前来送别的亲友。就在列车启动的刹那，本来啜泣的压抑哭声，仿佛一下冲破闸门的洪水，突然增强了千百倍的声势，掩盖了高音喇叭、火车汽笛、殷切叮嘱等等一切声音，成为车站的最强音。我本来并不留恋北京，在当时文革纷乱恐怖的气氛下，早存着一份寻觅世外桃源的念头。如今到陕北去，正是从无限死机中抓住了一线生机，反而有一种胜利大逃亡的喜悦。虽然前途未卜，但是少年哪知愁滋味。原以为可以逮住机会大肆嘲笑别人脆弱，谁知，火车一动，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后来我寻思，那绝不是悲伤，而是受到周围人们的强烈感染。

 

        周毛逝世时，许多人哭得天昏地暗，如丧考妣。除了跟他们特别亲近的人，其他人怎么可能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其实大多是受到当时气氛（包括哀乐、政治压力、周围的哭声等等）的影响，不由自主而已。

 

        由此，再回想幼儿园时，说不定也是受到其他爱哭孩子的影响，触景生泪，不哭都不行。这个解释似乎比较合理。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极脆弱柔软的一面，或者说得好听点是善良的本能。我见不得别人受苦，看不得有人遭罪，心太软。这也是我看电影电视剧容易感动，常和老伴一起抹泪的原因吧。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竟作小儿女态，笑死人，也丑死人。就算刘德华唱过《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仍然感觉实在不好意思。以后进入老年，恐怕更易伤感。如果看到我涕泗横流，千万别笑话，也别安慰。只要把书拿走、电视关掉、转移话题和视线，自然会复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