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可杀亦可辱的年代

已故的罗继祖先生是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与他素未谋面，并不相识。然而，关于他的一件事，自耳闻后，三十年来，常常在我眼前闪现。那是一个令人心酸的镜头，一幅让人冷到骨髓里的画面：在一群不怀好意的年轻人包围中，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中年人，被勒令随着与狞笑一同发出的口令表演原地踏步。中年人机械地摆动手臂，木偶似地抬腿落脚，不停地重复着，重复着……无奈，不管怎样努力，每次都纠正不了手足配合的颠倒错乱。人群中开心得意的哄笑声此起彼伏，“笨蛋！一顺儿啦！重来！一二一！”一圈人，没有谁在乎罗先生的内心感受，恣意享受着猫戏鼠的消遣，以及欺负人的快感和奴役人的满足。不错，在干部整群众，干部整干部，群众整干部，群众整群众，人整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的文革年代里，这是最轻的惩罚，最仁慈的羞辱！毕竟没有随之棍棒皮带拳脚交加，但是对人的尊严的摧毁力并没有因此而稍减，它仍然具有令人战栗剜人心肺的恐怖残忍。当时，罗先生仿佛失去了感觉，面无表情，双目茫然，脸色煞白，听任欺侮。如果我是他，一定泪回流、腹悲鸣，心绞痛，内出血。猜想罗先生也会如此。

 

 

        士可杀不可辱，是古代对士的激励鼓舞，也是对权势者的限制规劝，它突出的是人的尊严。在士们梗着脖子说这句话时，心底里只印着一个字----死。辱与死相比，分量更重，宁死不受辱，尊严高于一切。但是在没有人权，贬低人格，践踏尊严，可以随意又杀又辱的年代里，既不让人好死，也不让人好活。同时，让人既不能坚持威武不屈慷慨赴死，又必须逆来顺受。

 

        罗先生没有反抗的权利，也没有不满的能力。这才使那些年轻人有了肆意妄为的胆量。假如没有尚方宝剑，不是人多势众，找一个年龄筋骨相当的人出来，未必敢发号施令。可叹的是，这个世界从来不缺玩弄别人的理由以及欺辱别人的权力，在专制成为社会唯一形态的中国，尤其如此。古代可以产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鲁达，逼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武松。现代则彻底捣毁了梁山的忠义厅，让血性好汉们再无安身之地。于是，罗先生只能任人摆布，任人耻笑，任人唾骂，任人宰割。

 

        年轻人自以为捏住了罗先生的把柄，按到了罗先生的死穴。保皇党、大汉奸罗振玉的孙子，抗战期间，躲在日本享福。可是这能构成被羞辱的理由吗？且不说他当时年幼，没有做过损害国家、民族的事情，就算有，也应该由法律处置。然而，文革时，到哪儿能讲这个理？连想想都浑身发抖，仿佛自己真的罪孽深重。所以，罗先生不敢拒绝，躬身服从，只能暗暗埋怨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中用，连个简单的小学生动作都完成不了！

 

        罗先生自幼一直在祖父身边，确实养尊处优，因此养成了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少爷胚子。这也不是他的错。祖父甚至不让他上学，而由自己手把手教。这是他的不幸，不懂学历齐全者所受的完整教育；也是他的大幸，祖父倾心传授了满腹学问，使他没有学历却能登上大学讲坛，成为《廿四史》点校工程中《宋史》的点校人，辽史专家，成就显著，至今为人称道。这样的学问家不会原地踏步操点，不丢人吧！

 

        不丢人的罗先生，不等于没有感觉。他也许会比一般人冷静，但是同时他的感觉细腻又应该是超乎常人的。否则，他如何成为书法家和历史学家？

 

       其实，谁都知道， 拿别人的弱点取乐，和嘲笑人的生理缺陷一样不道德。它根本不考虑被戏弄被侮辱者的感受，其残忍邪恶的程度并不亚于凌迟活剐。然而从古至今，这不仅是喜剧、笑话的重要构成元素，还是许多人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百玩不厌的“游戏”。不仅中国，外国也长盛不衰。它引起许多人关注，如尼采就曾讨论过看别人受苦自己能获得快乐，给别人制造痛苦，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大快乐的丑恶现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性？是人类本质上固有的东西吗？

 

 

       文革噩梦中，最可怕的不是肉体上的酷刑，而是精神上的凌迟。周围普遍的冷漠、敌视、轻蔑、羞辱远比鞭笞、大辟更具杀伤力。四九年后，历次运动逐渐把精神迫害法发展到了极致。游街示众、挂牌批斗、划清界限、办学习班无不是从精神上摧毁人的尊严。 那时以蔑视、践踏别人尊严为乐，把嘲讽、贬损、歧视、蹂躏、摧残等精神迫害的手段用得精熟，司空见惯。但是这不能完全用环境或思想影响来解释，它似乎是与生俱来，潜伏在头脑深层。许多人在幼童时期都有过欺辱弱势者的行为，如嘲弄欺负残疾人、少数民族、异教徒、孤儿寡母等等，在比对中稍微具有些许优越的人就习惯性地有了压迫刁难别人的权利与冲动。当环境条件适合的时候，这些人类肌体上的病毒会迅速繁殖爆发恶疾。也正因为如此，文革一类运动才能在人类社会找到市场。正常人、善良人、追求美好的人若不诅咒抵制这种荒唐快感、低级趣味，由人向鬼的转变也就在一瞬间，一念间。

 

       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 人们在糟践别人尊严的同时，也玷污了自己的人格。因为他唾弃了天地良心，降低了做人的标准。

 

        如果说让当年的中学生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有欠公允，有为点燃他们心中邪火的首恶减轻罪责之嫌，那么这些当年的大学生已是成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文革后是否曾向罗先生道歉，也许罗先生会大度地一笑释怀，但是他们能原谅自己吗？会告诉下一代要时时处处诚心尊重别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