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无所长，唯余文墨，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正文
一朵花落入人们的眼中，可以变幻出许多结果。有人看出美，有人闻出香，有人尝出毒，有人做成美食，有人制成奇药，有人喜欢它纯洁，有人厌恶它淫邪，有人打喷嚏过敏，避之唯恐不及；有人叹时光短暂，熬夜点灯观赏，更有人联想起深奥的哲学命题：认知的本源。
阳明先生的思索能让许多人更加困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按照王氏理论，物不在心外，心中有香花，你才能看到香花；假若心中是毒草，那么看到的便是缠绕的毒藤。这种理论用到人类社会，结果会怎样？如果是别人看你，那么你的存亡真假都是由别人决定的。想到此，你发抖了吗？
一篇文章、一幅画、一支曲比一朵花复杂多了，人们会如何观赏评价？一般的褒贬，无害人之心，有切磋之益。恶意审读，专门找茬儿、挑刺儿，扣上让作者无法承受、身败名裂的帽子，就是令中国人闻之色变的文字狱了。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专制体制限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久而久之，便扭曲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习惯风气乃至性格脾气。人们常说东方人含蓄，而西方人外露。然而，若追问这种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就不能不说是拜社会制度所赐。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的含蓄是长期专制制度下的奴仆心态固化成遗传基因的结果。如果把这作为美德，我不敢苟同。
古代东方的先民们并不含蓄，不仅帝王不含蓄，早年间一般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先秦时期国人、士等平民阶层残存的参政议政权与规谏义务以及战国百家争鸣得知。他们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切顺遂自然的状态，转为首领（尧）“战战栗栗，日谨一日”，再沦为普通民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概经历了二千多年。其间有夏桀、商纣、周厉王等暴力推动，周公“治礼作乐”加以捆绑束缚，直至商鞅、韩非以法固定。秦汉以后，人们如果不谨慎不含蓄，则小命不保，可越是“谦虚谨慎”，越招致猜忌怀疑。因此装傻、卖呆、售奸之人被炼出来了，拥有说话作文能力的文人便分为助纣为虐与谨小慎微两大中国文化界的主流。前者精研鸡蛋里挑骨头、捕风捉影、吹毛求疵、上纲上线的功夫，以求一剑封喉，邀功请赏，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后者则遗留无数刻骨铭心的家训弟子规，培养一代又一代谨言慎行、畏首畏尾、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庸才。
即使如此，中国古代仍然有无数文人难逃文网，因文因言因画获罪者，不计其数。 诚然，在文网密织、鹰犬遍地的环境里，有些文人使用春秋笔法、借寓言笑话文字游戏暗讽影射。虽说往往因为过于隐晦难懂而影响不了较大人群，但不能否认历史上确实总有一些被迫曲折委婉表达独立意志的人，总有些人还利用藏头露尾半明半暗的谶语、歌谣煽动民众造反起义。
于是文网愈密，搜检的技术水准愈高，何况望文生义、望气而定、指鹿为马原本就是主要手段。
古代的文字狱，我从文献记载中了解过，它让我啼笑皆非。现代的，论规模论深度，远超古代。我耳濡目染，曾兴奋骇异得惊心动魄。
批《武训传》、破胡风一伙、反右、从小说《刘志丹》挖出习仲勋集团时，我还小，都是以后听说和看来的。
上小学三年级时，一位同学有意炫耀，讲了某个大人物的一点逸事，结果让老师抓住，硬说他诬蔑革命前辈，居心不良，吓得那位同学痛哭流涕反复哀求解释。幸亏他家有些背景，老师才没有继续深究。这件事可以说是我接受的“慎言”教育的第一课。我当然相信同学毫无恶意，可是他犯了某些忌讳，触碰到不成文的界限，虽然只有十岁左右，但教训深刻，让旁听的孩子面面相觑，毛骨悚然。
六三年开始的学雷锋运动，因为领导人倾巢出动，都写了题词，所以影响深远。人们在争先恐后“做好事”的同时，印在脑子中最清晰的则是无条件服从毛的领导，和“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的意识，为文革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几年后，许多人就是念叨着“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投入运动，参加各种批判会的。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序幕，66年初，北京中学生都要学习这篇文章，把握领会来自高层的精神。那时，我虽然还不清楚内幕背景，但是实在佩服秀才的眼光如炬，从一出戏里能辨别许多常人毫无认知的毒草。我觉得这是鲁迅一级大师的本事，一眼看出几千年的典籍字缝中隐藏的全是“吃人”二字。我自惭水平低下，左看右看，瞧不出眉目。真想尽快掌握这种本领，也能为保证中国革命胜利揪出伪装成美女的毒蛇。大概像我这种想法的人不少，自动翻检书籍报刊，准备批判材料的人很多，正当千里眼、顺风耳。那时并不认为行为卑劣，反而觉得十分有觉悟。突然有一天爆出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线》某期的封底画里竟然隐藏着反动标语，这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一时四处搜寻蛛丝马迹，以便建功立业的人们又出动了。很快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一些爆炸性新闻。被称为毒草的书籍、电影、戏剧越来越多，被揭露污点满身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会儿有人报告，某首诗是所谓“藏头诗”，把每一句的头一字连起来就是一句反动口号；一会儿有人发现某部小说里的某个人物原形竟是著名的反党分子；一会儿风传某幅画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看去，显出了蒋介石的形象。就在有关各种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命运已经让人麻木了后，我所在的中学也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丁香院”下面的一道石墙上砌着一幅国民党的党徽。等我闻讯赶到，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同学。说老实话，我从未注意过那面墙，即使看到，也不过是用石块拼出的菊花形，怎么都不会想到国民党党徽上去。现在听人揭露，越看越像。不由再次为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差、政治觉悟低而羞愧不已，感到周围潜伏的敌人和反动势力确实不容轻视，文革发动的太及时了。因为紧张、兴奋和自责，脑子光想着墙上的图案，竟然没有注意这事是如何处理的。
从这件事后，我看周围的人和事似乎都有问题，无一清白。无论揪出什么人，批判什么事，都不再惊奇。
随着运动对象的不断扩大化，几乎没有可以幸免的家庭，也几乎没有可以幸免的人。昨天戴着花环，今天则换成被批斗的挂牌。命运无常，神鬼莫测。终于，我家被横扫出来，母亲由于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监狱蹲过，受过酷刑，偏偏挺过来了没死，便理所当然地有了被打入共产党监狱的理由，我也成了黑孩子。落马的人越多，人们的认识也就越快地从热狂迷茫转入清醒。我也终于开始有点明白革命者的眼光和嗅觉是怎么回事了，再没心情跟着起哄架秧子。从这一点说文革是“触及每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确实如此。
后来上大学选择专业，我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远离当代敏感政治，以免日后重蹈文字狱覆辙，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我相信有类似想法的同时代人不在少数，这一方面宣示专制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怯懦者的自卑。
49年后，名义上把唯物主义抬得极高，实际却又特别推崇精神作用。在认识论上，暗中都在玩弄王氏“心学”。心中先有某物，然后眼中才现某物。心中光明，你看到阳光；心中阴暗，你眼里只有黑夜。但是，无论是我看别人，还是别人看我，都应该从心所欲吗？心又从何而来？你所认为的明白是否真正明白？是否准确无误？仲裁者是本心吗？谁有资格评判？思索是让人更加明白，还是更加糊涂？没有阅历时，觉得问题十分简单；有了年纪，才倍感复杂玄妙。历史如画，但是映在人们眼底后，却结成千姿百态的影像，若再经描述，真让人会怀疑眼睛耳朵都有毛病。“心学”“精神污染”法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翻版呢？几千年养成的毛病，改也难啊！
阳明先生的思索能让许多人更加困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按照王氏理论，物不在心外，心中有香花，你才能看到香花；假若心中是毒草，那么看到的便是缠绕的毒藤。这种理论用到人类社会，结果会怎样？如果是别人看你，那么你的存亡真假都是由别人决定的。想到此，你发抖了吗？
一篇文章、一幅画、一支曲比一朵花复杂多了，人们会如何观赏评价？一般的褒贬，无害人之心，有切磋之益。恶意审读，专门找茬儿、挑刺儿，扣上让作者无法承受、身败名裂的帽子，就是令中国人闻之色变的文字狱了。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专制体制限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久而久之，便扭曲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习惯风气乃至性格脾气。人们常说东方人含蓄，而西方人外露。然而，若追问这种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就不能不说是拜社会制度所赐。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的含蓄是长期专制制度下的奴仆心态固化成遗传基因的结果。如果把这作为美德，我不敢苟同。
古代东方的先民们并不含蓄，不仅帝王不含蓄，早年间一般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先秦时期国人、士等平民阶层残存的参政议政权与规谏义务以及战国百家争鸣得知。他们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切顺遂自然的状态，转为首领（尧）“战战栗栗，日谨一日”，再沦为普通民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概经历了二千多年。其间有夏桀、商纣、周厉王等暴力推动，周公“治礼作乐”加以捆绑束缚，直至商鞅、韩非以法固定。秦汉以后，人们如果不谨慎不含蓄，则小命不保，可越是“谦虚谨慎”，越招致猜忌怀疑。因此装傻、卖呆、售奸之人被炼出来了，拥有说话作文能力的文人便分为助纣为虐与谨小慎微两大中国文化界的主流。前者精研鸡蛋里挑骨头、捕风捉影、吹毛求疵、上纲上线的功夫，以求一剑封喉，邀功请赏，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后者则遗留无数刻骨铭心的家训弟子规，培养一代又一代谨言慎行、畏首畏尾、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庸才。
即使如此，中国古代仍然有无数文人难逃文网，因文因言因画获罪者，不计其数。 诚然，在文网密织、鹰犬遍地的环境里，有些文人使用春秋笔法、借寓言笑话文字游戏暗讽影射。虽说往往因为过于隐晦难懂而影响不了较大人群，但不能否认历史上确实总有一些被迫曲折委婉表达独立意志的人，总有些人还利用藏头露尾半明半暗的谶语、歌谣煽动民众造反起义。
于是文网愈密，搜检的技术水准愈高，何况望文生义、望气而定、指鹿为马原本就是主要手段。
古代的文字狱，我从文献记载中了解过，它让我啼笑皆非。现代的，论规模论深度，远超古代。我耳濡目染，曾兴奋骇异得惊心动魄。
批《武训传》、破胡风一伙、反右、从小说《刘志丹》挖出习仲勋集团时，我还小，都是以后听说和看来的。
上小学三年级时，一位同学有意炫耀，讲了某个大人物的一点逸事，结果让老师抓住，硬说他诬蔑革命前辈，居心不良，吓得那位同学痛哭流涕反复哀求解释。幸亏他家有些背景，老师才没有继续深究。这件事可以说是我接受的“慎言”教育的第一课。我当然相信同学毫无恶意，可是他犯了某些忌讳，触碰到不成文的界限，虽然只有十岁左右，但教训深刻，让旁听的孩子面面相觑，毛骨悚然。
六三年开始的学雷锋运动，因为领导人倾巢出动，都写了题词，所以影响深远。人们在争先恐后“做好事”的同时，印在脑子中最清晰的则是无条件服从毛的领导，和“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的意识，为文革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几年后，许多人就是念叨着“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投入运动，参加各种批判会的。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序幕，66年初，北京中学生都要学习这篇文章，把握领会来自高层的精神。那时，我虽然还不清楚内幕背景，但是实在佩服秀才的眼光如炬，从一出戏里能辨别许多常人毫无认知的毒草。我觉得这是鲁迅一级大师的本事，一眼看出几千年的典籍字缝中隐藏的全是“吃人”二字。我自惭水平低下，左看右看，瞧不出眉目。真想尽快掌握这种本领，也能为保证中国革命胜利揪出伪装成美女的毒蛇。大概像我这种想法的人不少，自动翻检书籍报刊，准备批判材料的人很多，正当千里眼、顺风耳。那时并不认为行为卑劣，反而觉得十分有觉悟。突然有一天爆出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线》某期的封底画里竟然隐藏着反动标语，这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一时四处搜寻蛛丝马迹，以便建功立业的人们又出动了。很快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一些爆炸性新闻。被称为毒草的书籍、电影、戏剧越来越多，被揭露污点满身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会儿有人报告，某首诗是所谓“藏头诗”，把每一句的头一字连起来就是一句反动口号；一会儿有人发现某部小说里的某个人物原形竟是著名的反党分子；一会儿风传某幅画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看去，显出了蒋介石的形象。就在有关各种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命运已经让人麻木了后，我所在的中学也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丁香院”下面的一道石墙上砌着一幅国民党的党徽。等我闻讯赶到，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同学。说老实话，我从未注意过那面墙，即使看到，也不过是用石块拼出的菊花形，怎么都不会想到国民党党徽上去。现在听人揭露，越看越像。不由再次为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差、政治觉悟低而羞愧不已，感到周围潜伏的敌人和反动势力确实不容轻视，文革发动的太及时了。因为紧张、兴奋和自责，脑子光想着墙上的图案，竟然没有注意这事是如何处理的。
从这件事后，我看周围的人和事似乎都有问题，无一清白。无论揪出什么人，批判什么事，都不再惊奇。
随着运动对象的不断扩大化，几乎没有可以幸免的家庭，也几乎没有可以幸免的人。昨天戴着花环，今天则换成被批斗的挂牌。命运无常，神鬼莫测。终于，我家被横扫出来，母亲由于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监狱蹲过，受过酷刑，偏偏挺过来了没死，便理所当然地有了被打入共产党监狱的理由，我也成了黑孩子。落马的人越多，人们的认识也就越快地从热狂迷茫转入清醒。我也终于开始有点明白革命者的眼光和嗅觉是怎么回事了，再没心情跟着起哄架秧子。从这一点说文革是“触及每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确实如此。
后来上大学选择专业，我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远离当代敏感政治，以免日后重蹈文字狱覆辙，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我相信有类似想法的同时代人不在少数，这一方面宣示专制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怯懦者的自卑。
49年后，名义上把唯物主义抬得极高，实际却又特别推崇精神作用。在认识论上，暗中都在玩弄王氏“心学”。心中先有某物，然后眼中才现某物。心中光明，你看到阳光；心中阴暗，你眼里只有黑夜。但是，无论是我看别人，还是别人看我，都应该从心所欲吗？心又从何而来？你所认为的明白是否真正明白？是否准确无误？仲裁者是本心吗？谁有资格评判？思索是让人更加明白，还是更加糊涂？没有阅历时，觉得问题十分简单；有了年纪，才倍感复杂玄妙。历史如画，但是映在人们眼底后，却结成千姿百态的影像，若再经描述，真让人会怀疑眼睛耳朵都有毛病。“心学”“精神污染”法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翻版呢？几千年养成的毛病，改也难啊！
谢谢讨论，是不能把文革算到阳明先生头上。文革是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多重因素的综合力作用，不是小文能说清的。
阳明先生自有其历史地位，是个不容忽视的人。问好！
不过王阳明的学说更主要是提倡用光明的心境去发现世间光明的事物（或者事物光明的一面），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觉得王阳明不仅有唯心主义，还包括有唯美主义情结。所以从这一点说来，我不同意将王阳明的学说作为人们广泛参与文革的思想根源。说实在的，大多数人也没那么高尚。就是人的劣性使然，再加上某些外力的驱使。
当然，我还得承认个人对王阳明是比较尊崇的。
过来人都有许多感触。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