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无所长，唯余文墨，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一九九三年，我曾写过一篇悼念张世同先生的文章。本来我与张公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直到其遗属委托，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根据亲属送来的和口述的材料，我被他的人格精神感动了，同时觉得不能让一个直接参与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悄悄埋没，遂动笔写了那篇文章。在《国际日报》上发表后，我发现有人改动过。被添加的东西不仅与整篇文章主旨冲突，而且有悖于张公坚守一生的精神操守。由于与张公毕竟不熟，加上自身工作繁忙，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去纠正。
在一般人眼中，张世同的一生是平凡的，无论是青年时期生活于山东老家，中年侨居于韩国，还是晚年颐养于美国，都不是声名显赫的人物。
许水德的挽联写道：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一生树美德，半世传嘉风。
朱建一的挽幛是：“名垂青史”。
人们不解，张公一介布衣，生前过着与世无争的淡泊生活，死后怎么会名流毕至，雅士齐集，又得如此崇高评价，备极哀荣呢？
只有少数人知道，张世同曾经接受志愿军战俘的委托，把一份沉甸甸的血书送到台湾。只有更少的人知道，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险恶。
诸多高官的褒奖也许是国民党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迟到的理解和当年对张世同失礼的歉意。然而，一个普通山东汉子的胸怀真正被人认识过吗？名垂青史，固然字字千钧，是无数人的梦想。但若遵从张公后半生的夙愿，他绝不希望留名于任何政治史，他始终不愿意谈及过去即表达了这一点。他从不认为当年的做法对历史产生过什么重大作用。假如依然从政治角度考虑，纠缠于国共之争上，那就不可能理解张世同出于什么想法去干出了那件在当时和今天看来都有点冒傻气的事。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往往超出历史学家的想象。仅仅用“忠诚国府”来概括，不能让人信服。人们要问，为什么许多比张世同更加“忠贞”的人们，都不原意接过那个烫手的山芋，单单是张世同这个列在另册上的人毫不犹豫伸出了手呢？
十几年来，我接触了不少关于志愿军战俘的记载，在长篇累牍的声讨和吹嘘中，竟无人提及张世同先生，仿佛他从来不曾存在过。虽说张世同生前对毁誉功罪都不在乎，他的本意就不是为了博取虚名，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做。可是我为张公鸣不平，历史应该真实些，公正些。根据我收集到的一些新资料和由此产生的新感悟，认为有必要重写一篇，算作对张公的纪念与对历史的交待。
要探究张世同的精神境界，不能不从志愿军战俘说起。志愿军战俘曾是朝鲜停战谈判的焦点，他们是极其不幸的一群，不幸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不幸被俘了。他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自己，被不同政治集团拼命掩盖或恣意炒作着。掩盖者和炒作者的心情不同，在他们背后各有一种难言的尴尬。尴尬的产生，在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却继承了相同的精神文化遗产。在对待被俘者的态度上，双方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因为他们同属一个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遗训以及思维方式。
古代中国，每个人按血缘、地域、政治集团划分，从属着一个个圈子，终生休戚相关，具有十分牢固的人身依附性。战国时代，由于国家兼并剧烈，人与统治者以及国家的依附关系出现了松动。孟子就公开宣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然而这种人际互动关系的历史进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统治阶级需要的是无条件的忠诚。随着女子贞节观的形成与发扬，被俘者也被套上了相似的枷锁：一旦被俘，倘若生还，无论你有无叛变行为，都将名节尽失。如同女子惨遭强奸，家人和社会舆论还要在其痛苦之上再增加一重唾弃与鄙视的精神摧残，成为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历代当权者内心都有一个残忍得见不得人的溃疡毒疮，他们更加希望看到为死者树立的贞节牌坊，而不是受尽磨难的生还者。千百年来，每个中国人实际上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阴影。因此两军对垒，宁肯选择自杀，也不愿被生俘。传统是沉重的包袱，不仅民族、国家背负着，个人也都肩挑着，无人轻松置身压力之外。
志愿军战俘成分复杂，据统计，总数二万一千余战俘中，属于共产党“嫡系”和原国民党军人员，差不多各占一半。被俘的经历，天差地别。有英勇抵抗，弹尽粮绝，负伤被俘的；有贪生怕死，软弱被俘的；还有蓄谋已久，举着“李奇微路条”，自愿投降的。在停战谈判中，大陆要求强迫遣返全部战俘。与其说她要接回离家的儿女，加以抚恤安慰，不如说是纯属面子问题。联合国军为了换回自己的战俘，几乎就要同意照办。然而，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包括将近一半的共产党“嫡系”，发起了向联合国军、台湾驻南韩大使馆、台湾政府，直至蒋介石献血书活动，剖白心迹，宣誓效忠。
大陆的反应，世人皆知。而台湾则一波三折。开始，台湾方面一面派人想方设法策反，另一面又心存疑虑，生怕其中潜藏“共谍”，不敢全信，对接受战俘没有爽快吐口答应。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让共产党在全世界面前栽个大跟头，出口在国内惨败的恶气，并不是真心关心战俘的命运。
在分别向联合国军和台湾大使馆送出血书，却没有达到使台湾宣布接收的目的后，为了进一步消除台湾的疑虑，再次表示誓死追随的决心，一万四千余战俘于五二年底，第三次写血书，他们委托给同根同种的韩国华侨直接送达台湾。不知他们为什么不继续送交大使馆，而选择了非正式的民间渠道。或许他们认为大使馆办事不力，引起众人失望；或许是大使馆不愿承担责任，私下授意，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这是当时的慎重选择。
难题摆在了韩国华侨面前：当时停战谈判正在进行，战争仍在继续，美军严密控制着韩国的天空、水域，严格盘查进出的人、飞机与船只。中国作为与联合国军对峙的一方，使华人身份彰显微妙，是无需明言的盘查重点。而且当时联合国军并不希望刺激中共，没打算将战俘送往台湾。谁都明白，接受战俘营的委托，无异于押上了身家性命，是风险极大的赌博。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国度分布的、大多数华侨都会明哲保身，关门避嫌，免招横祸。韩国华侨也不例外。即使有胆量接受，一些人也和台湾一样深深顾虑，万一战俘中混有中共间谍，危及台湾安全，责任重大，不由人不犹豫。应该说，有这种顾虑的人是真正忠诚于国民党的，考虑问题是从台湾当局的立场出发的。另外，有心计的人不难想到，其实就算把血书送到，递送者能起到的作用也极其有限，分量极轻，决定权在台湾当局手里。但是递送者肩上扛的、背上驮的却是千斤万钧，这是出力不讨好的事。那么，谁会甘愿承担风险，临危受命，不辞艰难呢？
韩国华侨大多来自隔海相望世代不乏血性汉子的山东，这或许是战俘们向华侨求助的原因之一。他们即便是病急乱投医，也一定坚信其中必有可以寄命托孤之人。这一宝押准了。旅居釜山的张世同看到血书，浑身一震。和别人不同，在他眼里，血色不单是忠诚。血色代表危难，标示紧急，是需要刻不容缓火速救援的信号。一万四千余人更是一个让人喘不上气的庞大数字。一万四千人呐，一个名字念两秒，全部念完也要花上足足七个多小时。无论如何，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一万四千人的要求都不能被冷血无视。一万四千人的委托，这是泰山般的重量，天大的信任！张世同坐不住了，在周围一片缩颈噤声的众生相中，独自挺身而出，一诺千金。这个决定也只有这个山东汉子才能做出，念天地悠悠，侠义如张公者能有几人！可以说当时围绕战俘忙前忙后的人中，没有政治利益观念，毫无疑人之心，不求建功立业，完全从尊重战俘本身意愿出发，唯张世同一人而已。他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战俘哪有钱财提供前往台湾的路费，一切全要自己筹措。张世同在韩国经商小有名气，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他身上具有一种与商人身份不相称的豪爽侠气。抗日战争期间为救抗日志士，他在青岛设的商行被日寇没收了。那次打击沉重，几乎彻底破产。好不容易，这几年刚刚恢复点元气。如今为了自己的承诺，不顾伤筋动骨，毅然抽取自家商行资金，包租了“悦新”轮机帆船。
张世同以运货为名，身藏血书，别妻离子，从仁川出发了。苍茫无际的大海上，驾着一叶扁舟，张世同想到了什么呢？
风险不是没想过，许多人提醒他，小小机帆船，万一顶不住大海风浪，就将葬身鱼腹。尤其是战争期间，台湾附近水域凶险无比。大陆和台湾、美军都有可能怀疑你暗通对方，而将人船扣留，甚至击沉。对此，张世同一笑置之。他凭着一副义胆侠肝，直把死生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启航了。这种大仁大勇的豪举，非真侠士者不能为之。家人望着船儿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揣揣不安地祈祷平安归来。
当家人日夜担心这是否是他最后一次航行时，张世同正经受着严峻考验。首先在日本长崎装货被美军扣押了七天，理由是出境手续不完备。再次出港，恰逢台风过境，又移避横滨五日。这期间，张世同若放弃计划，返回韩国与家人团聚，是轻而易举、理由充分的，本来在他眼里这就是乡亲邻里之间纯义务性的帮忙，谁也不能指责他不守信用。但是张世同却谨持诺言，知难而进。船抵冲绳后，美军又把他关押十余天，直到反复取证，确信他去台湾作生意才予放行。
万里艰辛，身陷囹圄，并未浇灭满怀梁山好汉扶困救危式的激情，倒是台湾的态度冷却了他的一腔热血。国防部上上下下对他出生入死，不以为然，毫无反应，冷淡、敷衍替代了应有的热情、郑重。虽说他并不要求什么重视与回报，但也绝非要换取漠视与轻蔑。当时他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应该递送血书吗？事后才知道，正当在海上冒着危险劈风斩浪时，冷枪暗箭已从背后射中了他。一些人出于阴暗的心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既怕承担责任，不敢蹈难犯险，又妒功劳他属，竟编造张世同“包庇勾结共产党”、走私吗啡等一连串莫须有罪名向台湾告密。尽管台湾方面并不一定相信，然而诬告的目的达到了。张世同仰天长叹，从此认识了政治的险恶，远离了政治。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都不感兴趣。他只要过老百姓的日子，完全按照自己愿望过的日子。从此定居异国他乡，从此他绝口不谈送血书的事情，以致现在人们对其中的细节已经完全不得而知了。
张世同祖籍山东容成，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经商。有几回幸运之神的光芒，似乎就要照在他的身上。但是那些千载难逢的机会，都由于他急难先人的侠士品格而化为倾家荡产的噩梦。使他既无陶朱之名，亦无石崇之富。当然，即使没有侠士品格，也难逃他那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命运。内乱外患摧毁了在上个世纪中期的中国涌现世界级大富翁、大财团的所有萌芽。作为一个商人来说，张世同是不成功的。尽管他一次又一次白手起家，却始终没达到理想的目标。但是从做人来看，他无疑登上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他的一生充满了一种古典神韵，闪耀着绝代罕见的魅力光芒。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这个叫起来响当当的省份，自古以来为中国和世界文化贡献了两大宝贵精神财富：糅合文武张弛之道的齐鲁文化，与行侠仗义的侠士文化。前者让山东在古代曾形成华夏正统文化中心，造就了孔孟等名震环宇的文化巨人。后者的影响所及更是在司马迁等学者和民间文学的双重推动下，深入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从孔子高徒子路到秦末汉初的朱家，到《水浒》中的宋江、武松，引得古往今来无数人高山仰止，由羡慕而效法。张世同自幼读书不多，但家乡风俗，口耳相传，使他把行侠仗义视为处世待人的准则。
侠按人品行事分高下几等，不能混为一谈。张世同的侠义不是“以武犯禁”的好勇斗狠之徒，更不是杀人越货、啸聚朋党、欺凌孤弱的豪强之士，他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赞赏的游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抗日战争初期，山东是被日本人祸害较重的地区之一。素有血性的山东汉子岂能甘心屈膝俯首，一时出现许多自发抗日的武装组织。张世同参加了其中的一支游击队，并担任了中队长一类的干部。由于他们既不投靠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孤军奋战，打击日本侵略军，所以勉强支撑，难以为继。处境艰难还不足以让他灰心，但他与游击队的首领意见不合，却让他无法忍受，一气之下，离开了队伍。自此以后，他不原意接受任何人的约束驱使，像独行侠一样，只是按照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无愧无悔地立于天地之间。
准确些说，他和鲁人前辈朱家极为相似，其一生行迹仿佛朱家转世。朱家和张世同皆生于乱世，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张世同虽然脱离了抗日队伍，但是抗日壮志并没有因此沉埋。一九四零年，在青岛闻知抗日志士被日本宪兵逮捕，便不顾个人安危多方设法营救。不幸事机败露，家产尽数抄没，人也被宪兵队囚禁于马厩中。每天仅有一碗豆子充饥，渴了只能喝马尿。严刑拷打把人蹂躏得脱了形，却无法让他出卖任何一个朋友。这种威武不屈的勇气义胆，连日本人都为之动容。无奈之下，在关押八十三天后，只得允许交保释放。韩战时，张世同虽不能决定志愿军战俘的命运，然而他不辱使命，将血书直接送达台湾，起了促使当局最后下定决心接收的作用。从日后七千一百一十人带着满身伤疤、一颗忠心返回大陆被历次政治运动整得生不如死的遭遇来看，尽管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四人在台湾也经历了隔离、审查、鉴别，但总算不是没完没了的羞辱折磨，因此可以说他拯救了他们。古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张世同救过的一万四千人，当不止万千浮屠立于其身后。人生如此，无愧于真侠士的称号。
朱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张世同帮助了别人，也总是不事声张。悄悄做过，转脸浑似不曾发生。许多人与他同处一城，来往多年，直到他辞世，才从葬礼上知晓他曾经做过人生大手笔。隐于市，侠于行，大隐大侠，才是张世同的真面目。
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到张世同家中的很多客人并不认识他，只是耳闻他重朋友，讲义气，就直接登门拜访求助。张公从不拒绝，有求必应。不管什么人，从哪儿来，均一视同仁，热诚款待。自己碗里有什么，客人就吃什么，即使只剩下一碗饭，也要分给客人一半。同时规定家人不得稍有嫌弃态度，否则即刻严加训斥。子女每逢从国外回家时，总会带些衣物孝敬父母。张世同极为珍视，平日舍不得穿用，稍有损坏，痛惜不已。然而，如果朋友、客人中有夸赞衣料好或诉苦缺衣穿时，他会毫不犹豫，立刻当场脱下送人。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是侠士文化和孔孟思想共同推崇的高尚境界之一。多少人耳熟能详，但真正能够像张公那样做得心甘情愿，做得诚恳自然，就屈指可数了。
张公于追求自我的二十世纪，古道热肠，高风亮节，可歌可泣，堪续游侠遗篇。他与司马迁笔下的朱家、郭解又不完全相同，他不会让人敬畏，只是叫人钦佩。其侠义之心是那么纯真，绝不掺杂功利观念和利己之心。他不是历史上第一位这种类型的侠士仁人，却可能是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人。如果有人写《新游侠列传》，以鲁人朱家开篇，以荣成张世同收尾，不亦宜乎？每当我们置身于现代猜忌、狭隘、暗斗的人群之中，就越发觉得张公坦荡不疑、忘我为人的品质难能可贵。历史不应该忘记张世同，那一万四千余人更应将这位侠士铭刻心头。
张公遗像带着恬淡的微笑，他似乎非常知足。回首平生无憾事，留得侠义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