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余慧文

心 底 无 私 天 地 宽

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余慧文

文、图/ 贺思聪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走过了不平凡的十五年。日前，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余慧文副理事长。十五年前，她不以特殊身份坐享尊荣，却选择走出来为社会服务。十五年里，为引导社会资源支持慈善事业，她四方奔走，任劳任怨，做了很多实事，自己分文不取。公平客观地说，她为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实实在在的贡献。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余慧文同志的风格，那就是“爽”。她儒雅的谈吐中有一种无私无畏的底气，其所思所行的标准是“摆得上台面、公开透明”。我忽然想到两句著名的诗句，虽然出自两首毫不相干的诗文，但用在此时竟是那么的恰当，连平仄都妥帖：“行无愧怍心常坦，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坦诚的气氛中，我们开始了直接切入话题的采访。

记 者：余会长，您好！下个月就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整十五周年。您认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十五年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主要依靠哪些因素？

余慧文：社会信任，政府支持这两条很重要。要做到这两条，离不开自身努力，慈善基金会的今天是靠以诚相待、规范操作的努力做出来的，我们诚待捐助者，诚待受助者；就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我们是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取信公众，取信社会。我还认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如果没有陈铁迪会长，如果没有宣传系统的全力支持，也没有今天。因为在陈会长的位置上也需要坚持信念，也要排除干扰。初创时期对“慈善”尚有争议，她有着官方的身份，却愿意来民间组织兼任这份工作，不容易。这多年来，她也在用她的无形资产为慈善基金会募集资金和凝聚人才，很多人加入慈善行列是奔她而来，认为她值得信赖。她的形象很好，人品很好，性格也好，有慈母般的气质，也有亲和力和号召力。总之，慈善基金会一路走过来，非常不易，是摸着石头过河，迎着沙子开道，这个沙子就是各种干扰和不理解。2006年10月11日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中提到“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慈善事业的地位，真是感慨万千。慈善事业是在争议中诞生，在诚信中发展，我们作为慈善工作者，应该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

记 者：当年作为市委主要领导的夫人，您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在公众前露面，出于什么原因？有什么顾虑吗？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些当年的细节情况？

余慧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筹备成立时，陈铁迪同志来到我家，当时我不清楚她为什么事情来，也不知道上海要成立慈善基金会。铁迪同志是来找我的，和我谈了要成立慈善基金会的道理，她说现在社会发展很快，贫富差距拉大了，困难群体需要关心，政府有些方面还忙不过来。她邀我一起出来做一点“拾遗补缺”的事情。为了打消我的一些顾虑，她强调我们这是做好事，并说领导夫人做慈善也是国际惯例。我听了以后说别的没什么，只是担心基金会在运行中经济上不要出问题，出了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为当时民间组织还没有社会监督，要靠自我监督、自我制约来规范。她说：“你放心，只要我去负责这项工作，我一定要求规范化，一定有律师、会计师把关。”这句话至今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表示给我三天时间考虑一下。我要和家里商量一下，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去做，我需要听听家里的意见。后来在家商量时黄菊同志很爽快，他说：“铁迪同志是可以信任的，跟着她干，你可以放心。”铁迪同志的确很认真，第四天一早，上班前就打我电话听回音。我答应了，但表示不担任任何职务。应该说当时我也没有很大的顾虑。我一向认为领导夫人做慈善是国际惯例，出来为社会服务是尽社会责任，关键是要把好自己的关，我相信自己能把握好原则。况且我想陈会长也是一位政治领导人，她能出来做事，我跟在她后面工作，总归像是一把伞，也可以为我遮风挡雨。这以后，我开始参与市慈善基金会的活动。黄菊同志给了我十二个字，既是原则也是提醒：“通民情，不干政，多干事，少出镜”。

记 者：1994年5月21日的首届理事会上您被推选为八名副会长之一，当时您是怎样看待这项选举结果的？记得先前您表示过不担任任何职务。

余慧文：记得黄菊同志问过我：“为什么选你当副会长？”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不是因为我是余慧文，也不是因为我是黄菊的夫人，而因为我是市长的夫人，这个刚成立的慈善基金会需要这个特殊的角色为慈善多出点力，多做点事。当然这是一次在家里我们开玩笑时讲的话，但我心里清楚他是在敲我警钟，要我“多干事，少出镜”。黄菊同志比较沉稳，其实性格风趣，只是平时在外面不大开玩笑，因为怕别人产生误会。我确实认为选我担任慈善基金会的这个职务是需要我多做点实事，尽管感到突然，但更多的是压力，不过我还是接受了。那时我更多考虑的是进入角色开始做事。我经常跟熟悉的朋友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民百姓，一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学校的班主任。

记 者：在您的十五年慈善工作经历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使您最感动的事？

余慧文：我碰到过一件事印象很深刻。我们去走访一个困难学生家时，先到了他的外婆家，外公很和气，他是早年携长子长女支农回乡的。外婆态度有点怨气，她在城里退休后长子“顶替”回沪了。长女还在乡下，有两个子女，本来女婿是捕鱼的，收入不错，但患了肝硬化，家庭一下子因病致贫，不得不把小儿子送来上海养育。我们资助了这个孩子。当时我们提出要去孩子在外借住的房子看看，外公陪我们去了。我们的走访是为了确定资助对象的实际情况。这一家非常穷困，而外公一句怨言都没有，一直笑眯眯地陪伴我们并讲叙他们家的故事。当时正好我身边有两张一百元的购物券就送给了外公表示我很敬重他。外公非常感激，连连鞠躬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浦东新区政府！”他根本不清楚我们是哪里来的，认为一定是政府派来的。我感动的是他们对社会非常理解。其实有些家庭困难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比如60年代支农的、支边的、支内的，还有下乡知青们，他们为国家分担过困难，是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回城后国家还不能一一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只能自己克服困难。我深深感受到了慈善工作的意义，回家后告诉了黄菊同志，他也很感动，说：“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啊！”

记 者：做事的人往往会遇到社会的误解，从事慈善也不例外。事实上，您全心全意从事慈善工作，一段时间却不得不面对流言蜚语的伤害。现在您是否认为“多干多错，少干少错”，当初不如“不干不错”呢？

余慧文：首先我要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不认为“不干不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也从不后悔参与慈善事业。尽管我不得不面对一些流言蜚语，但我相信“谣言止于智者”，我也没兴趣对此去做什么解释。明白的人不用跟他说，糊涂的人跟他说也没用。这些年我一路走过来了，说明我还是有一点抗干扰能力的。有些传言的出现也反映出外界对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情况缺乏了解。连一个比较熟悉的朋友都会问我是否在慈善基金会“发挥余热”领取收入。反过来看，这说明平时我们对慈善基金会的工作和性质宣传得太少。 在我困难的时候，陈铁迪同志经常关心我，几次来看我，我非常感谢！这个时候，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而能被人信任我也很欣慰。人的处境会有变化，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慈善，慈善给了我许多机会，磨练了我，增长了我的能力，也让我接受了洗礼。有时想想，能有这个经历也是很可贵的，这份洗礼能够接受下来也是不容易的。我的一生事业没有什么成果，但慈善还是带给了我一点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来自于慈善从没有名份到得到公认，从名份不正，夹缝里生存，到现在得到广泛认可，我们一路相随，付出努力。正因为这样才更觉得我们的工作有意义。

记 者：余会长，十五年来，您与慈善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作为1994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初创时期的重要人士之一，您有何感慨之言可以与我们的读者一同分享？

余慧文：这些年来，我真正体会到慈善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我们选择慈善就是选择付出。我首先要感谢慈善事业，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从事这份事业，不图回报地付出，使我体会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使我深感到这份付出非常纯净。第二，我要感谢铁迪同志，她是我的慈善领路人。她给了我机会，给了我舞台，也让我得到了锻炼，能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在我困难时，她还给予我难以忘怀的关心信任！第三，我要感谢慈善基金会的同事们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他们友善的合作精神使我愉快地和大家一起工作了十五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