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艺术家的私人生活（补充篇，我和杨的故事2）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坐上通往火车站的汽车之前，班主任和系主任都出来为我们送行，我甚至看见他们在抹眼泪，有点“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架势。
火车站一片混乱，乘警把火车站后院入口的大铁门关上，不允许学生模样的人进入，有的学生开始爬门，门里门外到处都是要进京的学生。
再后来，来了一个大人物 —— 我至今不知道那个大人物是谁，他让乘警把铁门打开，手持学生证的都可以进入。
我们不用买票就可以上车，而且有乘务人员亲自给我们送白开水，“革命”原来是一件这么令人兴奋的事，我们都被这种从未有过的气氛而感染，刚才的“壮士”情怀，很快被一种好玩的心态取代。
列车走过两站，突然间停下来了，上来了几个警察，动员同学们下车返回学校。所有的人都说不下，打死也不下。
警察们劝说了半天，像完成任务一样无可奈何地离去。

我们乘坐的列车，北京不是终点站，所以等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北京的街头上还挤满了情绪高昂的市民，我听见人们在高声欢呼：东北虎下山了！
被叫做东北虎的我们顿时觉得精神抖擞。
我在广场上找了两天之后才找到杨所在学校的人堆儿，杨额头上缠着条白布，胳膊上也缠着布条，额头上面的布条用红笔写着“誓与北京共存亡“几个字，字迹模糊，有点血淋淋的感觉。胳膊上的布条，用黑笔写着“稽查大队”之类的字样，有点威风凛凛，又有点像孝装上的某个细节。
杨看到我，只有惊讶，没有喜悦。
“你怎么来了！” 杨不太高兴地说。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也是学生。”我也不太高兴。
“我在这儿没有空儿照顾你。”
“谁用你照顾！”
我气愤地走开，听见身后有人说什么“大嫂”之类的话，我想那是杨的同学，“大嫂” “姐夫” 之类的词是当时的学生用在调侃同伴时能使用上的最放肆的粗话。
回到了我们自己的队伍，我又受到了我的同伴儿的嘲笑。
我们是来闹革命的，不是来搞小资情调，嘲笑我的同伴儿们对我的行为充满了不屑和鄙夷。
我仍旧没事儿就跑到杨的地盘儿，远远地看着他指手划脚。
广场上的形势时好时坏，广播喇叭里一会儿欢欣鼓舞，一会儿深沉悲壮，我们谁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二十号的时候我们尝到了催泪弹的滋味，那一天，“暴乱”的性质被官方正式确定。
我们一会儿被通知全体绝食，一会儿又被通知要保存革命力量，不全体绝食了。
不时地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某某令人仰慕的大人物出现了。
我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看到了许多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能见到的名人。
有慷慨激昂的教授给我们传述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有市民们为我们大呼小叫地送饭送衣送被，有红十字协会的人给我们发放卫生保健用品。
我被革命的情绪彻底感染，什么杨不杨的，我坚信自己的来京，和他没有直接的关系，我甚至也为自己刚刚到来时的小资目的感到羞愧。
我明白杨为什么看见我不高兴了，因为在我来之前，他已经被革命的高潮洗礼过了。
我们一会儿高呼欢迎万里，一会儿高呼欢迎戈尔巴乔夫，我们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那个广播喇叭。
喇叭一会儿说军队进来了，一会儿又说被市民挡回去了，我们就在这时高时低的气氛下让自己的情绪跟着一起时高时低。
我们欢迎的人都没来。
五月底的一天晚上，杨找到了我。
“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杨神情严肃地说，“你的遗书写好了吗？”
我放声痛哭。
那天晚上，我们相依着在市民为学生防寒的公共汽车上，过了一夜。
当别的学生都睡得熟透的时候，杨把手伸进我的胸口。
“还记得我们拜过天地的事吗？”
“记得，那次就该算是真的了吧。”
“不，今天的才算，到了天堂里，可别忘了，你是一个有夫之妇。”
我没把他的话当做玩笑，我们说的一切，做的一切，都和真的一样。
早晨，当别的学生都醒来时，杨拿出笔，在他的遗书的结尾加了一句：我的爱妻，如果今生不能常相厮守，就让我们等到来世从头开始。
人在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晦气的话，杨的这句话，至少前面的一半已经毫无疑问地变成了现实。
我在汽车之夜之后就开始高烧不退，烧了两天两宿之后，杨委托两个同学把我送回了我们的学校。
临别之前，杨对我说：等一切都过去了的时候，我回家看你。
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三天后，传来举世震惊的消息，杨从此杳无音信。
学校复课了以后，公安部门开始对我们进行隔离审查。
两个月以后，校长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主动退学。
“那样的话，我们会在你的档案里写进一些客观的原因，这样会对你的前途稍好一些。”
我明白了校长的用意，因病退学总比勒令退学要好。
我瞒着家里，躲在一个同学家，靠给歌舞厅美容院画巨幅广告赚点生活费，并且报名参加了美院高考的培训班。
再后来的事，就是我从美院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