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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体的根本缺陷－－论民主的原罪（七）
玄野
七 民主政体的根本缺陷
民主政体有两个必然缺陷，首先，民主是属于享有民主权利的团体的良好体制，没有民主权利的团体将遭受伤害，甚至会逐渐毁灭。其次，民主只在人们比较熟悉的价值观念上有效，对于人们尚未普遍认识到的价值理念，民主不可能有何作用。典型的，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再好的民主机制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民主的底层基础是具有民主权利的人各自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从仁爱出发来实现社会整体人类整体和生命整体的圆满。在民主社会，即使有圣人出来，也难以维护没有民主权利的个体的利益。首先，社会的道德背景是自私自利的；其次，即使人们能够体恤他人，因为一般人在物质层面的挣扎中对切近的利益纠葛看得清晰而重大，对遥远的利益纠葛看德模糊而渺小，所以即使大家能够公平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利益，也无法通过自己行使政治权力来维护没有民主权利团体的利益。
现代社会的问题比奴隶社会更加深入严重，在于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的维护。人类之外的生命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就象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奴隶的地位一样，它们彻底没有表达自我权益诉求的能力和权利。在民主盛行的时代，人都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搏斗，不可能顾及到其他生命的利益。人际关系是平等的，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是，既然同属生命，生命必然在某种层面上具备平等关系，你不可能象对待一粒麦子那样对待一只即将破壳而出的乌龟，你也不可能象对待一粒沙子那样对待一粒麦子。而在民主体制下，这些生命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为你即使赋予了它们这个权利，它们也没有表达的能力。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却已经达到了在生命平等层面上影响这些生命的地步。不是说要保护每个生命，而是说一个种群甚至一个物种的生存权都已经因人类的纵欲而被剥夺了。生命的平等权益必须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体现，而民主宪政完全没有解决这一困难的潜力。人类社会在科学上的长足进步，和在技术应用上的过度超前的爆发性发展，与人类在信仰哲学以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停滞不前形成巨大的裂差，人类如果不及时弥补这一裂差，灾难就在眼前。
不错，多数人的良知决定民主的结果，而人的良知来自于教育。“小撮良知强烈的人的呼喊,逐渐形成主流”恐怕不那么容易。主流的形成首先会迁就民粹，因为代表是多数人选的，媒体也要投观众所好；其次受资本操纵，自然由于这个利益至上金钱万能的社会；最后是传统的惯性，那就是历代的主流积累了。
同意. 民主既不能保证公平,也不能保证效率,但是能保证纠错的希望. 能够纠错,就是人心对平等,公正的向往.
看看美国废奴,是因为想帮黑奴,还是因为自己的良心?
看看现在硬要出现,逼迫人们面对的同性恋的问题,是因为要帮这些人,还是因为自己的良心?
自己的良心. 这一点说明,教育重要.
小撮良知强烈的人的呼喊,逐渐形成主流 - 这是民主在纠错,民主制度给了这种可能.
从中国最近这些年的形势看，这个模式是基本可行的，只是中层委任的可变空间十分巨大，需要细化。同时，各级政府的责任空间也必须彻底明确下来。
基层民主
中层委任
高层禅让
基层民主
中层委任
高层禅让
如果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刚萌芽之时，封建帝王作类似的宣称好像也没有错。这个说法没有否定有更好的制度，并没有自满的资本。
民主是最糟的政体，但却是其它已经试验过的政体中最好的。（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民主是最糟的政体，但却是其它已经试验过的政体中最好的。
楼下的引用道理很显然，不知为何在中国还算是“非主流”。老共内部有些人昏了头。
杨帆 新浪财经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理论上的真问题，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为什么不写一篇 非民主政体的缺陷 - 不民主的原罪？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完美的东东，但你不能说：正因为这个东东不完美，觉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所以这是个没有用的东东。如果没有用，那你到说说啥是有用的。
挑毛病谁都会，问题是怎么解决？
民主不是万能的，也远不及完美，但是确实迄今人类社会所拥有的最好的体制。非民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优点，但是却不是一个可以普及的体制，看看茉莉花，你就应该明白。
不要用印度河菲律宾来告诉我民主是不通的路，你怎么不看看欧美那些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