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
观察社会和人生，记录思想进程，不断探索。
选择沉默
孙晓光， January 15, 2010
刘晓波于 2009 年的圣诞夜被中国政府正式逮捕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神速地宣判其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获得十一年的牢狱之灾，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是六篇文章，包括著名的“零八宪章”。
西方文明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集体动作，大陆的老百姓甚至连刘晓波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我们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在判断形势后，在肆意封杀言论自由和捍卫最基本人权之间，如果庸俗地精确计算功效，我们可以找到没有正确与错误答案的沉默，可以混淆黑白的沉默。 我们可以像政府发言人六十年一贯的冠冕堂皇并振振有词：正义和自由在中国，可以有“特色”，西方人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吧，刘晓波是中国公民，中国法律是不容他人置啄的。 我们在中国政治道德问题上已经麻木了，冷淡了。 美国国家领导人的第三号人物，加州旧金山的联邦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似乎不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为敌，而在刘晓波问题上意外地也和我们大多数一样选择了沉默。这位当年令中国政府头痛的联邦众议院议长，始终是“持不同政见者”，针锋相对的把人权当做中美国际关系的底线。 但今天， Nancy 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所以也是选择沉默。 在沉默中，我多少有点为小波感到悲哀。
刘晓波，北师大的教授，三十年笔耕不辍。以哲学和时政为谈资，以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为榜样，推崇非暴力抗争的策略，梦想是把中国带向理性和平的社会。他曾经是天安门八九学运的“北京四君子”之一，站在天安门的纪念碑前支持学生民主的“壮举”。 令中国现在权力集团最头疼的根本不是地震，也不是暴风雪，甚至不是西藏或新疆的暴乱，而是网民中越来越多的思想者和难以控制的博客文章，独立的思想借助互联网使很多谎言像阳光下的冰一样快速融化了。 刘晓波是其中的一个杰出的作家，有一点鲁迅的味道。 与鲁迅不同的是，刘晓波和三千知识分子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零八宪章”。 作为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必然的下场就是重回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也就是北京的秦城监狱。 实在评价“零八宪章”，不过是大学生论文水平，思想和开放程度可能不及中共中央的政策研究室的那些文胆和墨客。可惜这样初级的讨论，这样平和的，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街头呼吁和请愿，也会触动统治者的神经。 统治圈子不愿意听的声音，作品就会由政策建言转为颠覆国家的动员令，作者自然很轻易地就可以沦为阶下囚。 刘晓波是也。
三十年来，对中国政府敢于説真话，同时用让老百姓也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谈论自由和民主的知识分子，不是在肉体上消失了，就是在精神上禁锢了。 媒体只是共产党一家的言论平台。 胡平，王军涛，魏京生都被流放了，陈子明，刘晓波则身陷囫囵。 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只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一点点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天生应有的责任和激情。 在体制内并继续思考的思想精英，比如胡舒立之流，他们所用的语言和概念其实是不自觉地遵守著一种言论“潜规则”，他们知道“雷池”在哪里。 刘晓波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如果在英国，他只能在海德公园的台阶上发表“零八宪章”。 十一年的铁窗生涯，几乎可以断定他的生命力和思考力几乎耗尽。 极权统治在消灭异议分子方面的工作，真是稳准狠，专打领头羊和出头鸟。 如果刘晓波活着回到学院，他也不过是一个自由的偶像，南非的曼德拉能从二十年的铁窗生涯后还可以当选总统，实在是个异数。
我们大多数人选择沉默的原因是我们正在失去对自由选择的信念，当中国以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自己的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严格控制言论和思想的界限，我们没有底气批判，评论中国的政策和政治。苏联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确自由了，但国家却解体了。 我们担心中国也会因为言论过于自由而把中国带到一个不和谐的状态，更担心中国陷入混乱。 美国人的金子和现钞是在中国人的银行里，产品也是中国人提供的，和中国过不去，维护理念，不是美国政客的切实可行之道。 美国人也只好选择沉默了。 今天，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都会嘲笑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如何低效率和短视，为中国的发展成果而自豪。 所有信奉自由和民主的人，一旦和中国交手就感到气短和力不从心，因为事实和数字都似乎替中国政府佐证，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中国依然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中国却拥有一个表面和谐的社会。 我们害怕将来我们回不了中国，我们害怕将来没有做生意的机会，我们害怕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随着我们的个人生活安逸和稳定，我们正在悄悄的消磨自己的价值观，在正义的问题上添加功利主义的参考变量。
当我们把精神自由和物质丰富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时候，我们正在贬低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尊严。 当我们用物质进步替代思想自由时， 我们就在庸俗我们自己，失去自由意志和独立判断是非的准则。 这是极权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知识分子死亡的象征。 中国是否是民主制度，对于我们而言，其实不必去讨论，重要的是刘晓波的当啷入狱的罪名和程序都和一般文明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法律在中国根本没有尊严和独立性。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选择了沉默，或者无动于衷。 Martin Niemoller 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再一次引用：“当他们杀害社会主义分子时，我选择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当他们杀害工会成员时，我选择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杀害犹太人时，我选择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我被迫害时，已经没有人可以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诺贝尔文学奖 2000 年获奖人高行健是我们中国人，他选择用笔在《圣山》上寻找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圣经》，永远切断了和祖国的一切纽带，决意和一个德国胖妞或任何国籍的女人睡觉而享受世界公民的头衔，这样的高行健才可以没有爱国的包袱而享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中国的经验和智慧为人类提供思想财富。 我们人类的普遍生存困境和内心挣扎，正是我们自己放弃自由的恶果。平庸的人放弃思索，当知识分子都统统放弃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时，社会进步就会停止或倒退。 无论激进，平和还是辩护，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但唯一不应该的是沉默。利用暴力和权力把思想者逮捕，在今天的社会文明背景下是多么的荒诞，然而，它的确发生了，我们也默认了。
中国人和世界其它人一样，拥有最基本的人权：言论自由。 我可能太天真了，总是在希望中生活，希望看到一个负责任而真诚的中华民族，不仅生活文明，而且意志自由，顾炎武有一句话可以做个结尾：“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刘晓波是“天真”的悲剧。因为他一直在做梦，而且做得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