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泰戈尔的女神们

文豪泰戈尔的初恋女神是他亲嫂子

印度“诗圣”泰戈尔：刻骨铭心的初恋和平淡如水的婚姻
在泰戈尔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种种人和事，但就是不提婚姻，也不描写妻子。这的确是很奇怪的。事实上，泰戈尔不过是娶了一位妻子，这只是他一生中一次不太重要的事件，或许这位妻子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他的心灵。他们之间仿佛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实在没有办法填补，哪怕是缩小差距。

初恋时分
 
真正称得上泰戈尔爱与美的女神的人，恐怕只有他的五嫂卡丹巴丽•黛薇了。除了父亲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家人就是五哥乔蒂林德拉纳特和五嫂卡丹巴丽。五哥是他思想智慧的开启者，而五嫂则是他心灵情愫的开启者。
 
泰戈尔的五哥乔蒂是一位富有激情的音乐家、诗人、剧作家和艺术家，那个时代最有天才的人，对他的影响和支持很大。他的妻子卡丹巴丽是一位丰姿绰约、优雅宽厚的女性。她在泰戈尔身上倾注了深深的爱，给他布置出一个精美优雅的环境。她几乎成了泰戈尔理想中的人物，两人之间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眷恋。她是泰戈尔的母亲、姐姐、情人、女神的“四合一”。
卡丹巴丽嫁给乔蒂的时候只有10岁，比泰戈尔只大2岁。印度当时盛行童婚，女孩子在成熟之前不结婚，那将是父母的耻辱，且出嫁还要赔上价值不菲的嫁妆，所以女孩子不受欢迎，被认为是赔本的事。卡丹巴丽比乔蒂小10多岁，她自然能够与泰戈尔玩得来，他们常在屋顶的凉台上作游戏。
 
泰戈尔母亲去世时他还不满14岁，卡丹巴丽成了他十足的照顾者。没有了母爱，五嫂成了情感的寄托。卡丹巴丽也喜爱文学，往往有着深刻见解，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著名小说家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长篇小说在《孟加拉观察》杂志上连载时，杂志一到，泰戈尔就会为卡丹巴丽朗读。这一时期泰戈尔写了很多诗，模仿痕迹很浓，后来他在编选作品集时大多没有收进，却收进了《帕努辛赫诗抄》，诗中的女神无疑就是指卡丹巴丽。卡丹巴丽在泰家这16年，正是他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期。她不仅给了他母亲般的慈爱，而且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1884年4月，一件不幸的事降临在泰戈尔头上：25岁正当韶华的卡丹巴丽，不知为什么突然自缢而亡。五嫂的死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无异于一场心灵的12级地震。以往他心情难过时总能从她那儿找到慰藉，此时她却永远逝去了。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在24岁那年，我和死神的相识历久难亡。”
他在诗中写道：“呵，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吧！天天地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吉檀迦利》91
然而这也促成了泰戈尔对人生看法的成熟。他晚年在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表述：“自然之美在我的泪眼前呈现出更加深刻的意义。卡丹巴丽的逝去将我推到必要的距离，从整体上来看诗、人生和世界。”
1937年9月，76岁高龄的泰戈尔昏迷了一次，他把这次昏迷看作自己已接近死亡的边沿，成了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因为他开始像一般老年人一样在怀旧中打发日子。不过有所不同的是，他除了像一般老年人那样沉思、做梦和唠叨外，怀旧之情还成了其文学创作的源泉。这就是那位“诗人心中的诗人”——五嫂卡丹巴丽——对他的影响。他曾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嫂子，就缺乏了生命中最主要的礼物之一。
 
这种怀旧贯穿了泰戈尔最后10年的创作，越到后来越鲜明和强烈。他1939年出版的诗集《无灯集》几乎就是一部怀旧之作。他在一首诗作《萨玛》中，叙述了诗人与女主人公最初相见时的倾心，共同游戏时的快乐和不能超越界限、心心相印的苦恼，以及永别在他心中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
“哀乐交汇的时日，伴残阳在西山坠逝。墓春天空清澈的蔚蓝胶凝，秋日的晴朗，在金黄的稻穗上吹响安息的唢呐，载货的人生之舟在虚无的梦河缓慢进发。”
正是由于对五嫂的怀念，泰戈尔写下了富有感情色彩的回忆录《我的童年》，儿时生活的孤寂和五嫂出现之后的游戏欢乐，深情地表达在字里行间。
泰戈尔的爱情理想是半人半神之爱，这与毗湿奴派诗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它不但能够将世俗的爱上升为对神的爱，而且能够体现于具有非凡魅力的异性身上。这成了泰戈尔诗歌的风格，并在他的宗教抒情诗中体现得最充分。
 
泰戈尔最初的世俗恋情是在1878年准备留学英国的时候，那时他17岁。因出国之前需要学习英语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为此他离开故乡加尔各答来到孟买，经二哥介绍住进一位医生家里，而医生的女儿安娜，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姑娘便成了他的英语老师。
安娜是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土人情。她与泰戈尔一见如故，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
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原来他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已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第1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亲人们。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一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

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他独自躲在房里想心事，就千方百计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一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一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安下心来了。
 泰戈尔在安娜的精心帮助和辅导下，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心头萌发。
 
后来泰戈尔在80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她没有表示丝毫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一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一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一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他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主角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按照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从加尔各答寄给她一本。她收到了这本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谢意，说：“这首诗你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泰戈尔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就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这段短暂的爱情插曲虽然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一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他在笔记本里愉快地写诗，描述了自己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与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
有一天，她在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一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一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一首咏景诗。安娜称赞道：“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一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一阵激动，他情不自禁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一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一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哥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
“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一个水泡……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一躬，深情地说：“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他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对方是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一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1880年泰戈尔回到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一点男子汉的勇气，不敢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这一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一直怀念她，一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
他来到安娜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一体。”
迷人的安娜给泰戈尔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诗人一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
“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一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她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到英国后，与房东司各特博士的几个女儿有着良好的友谊。而他的小女儿与泰戈尔年龄差不多，是个能弹会唱的青春美少女。她教他英格兰和爱尔兰歌曲；他则教她孟加拉语。正是这次，泰戈尔开始研究孟加拉语，后来还出版了孟加拉语著作——《词汇学》。或许，他对英国妇女看法的改变，与其在司各特家的情感经历有密切关系。
当然，泰戈尔的这次感情经历，随着他被父亲强制回国而失去了发展的契机。虽然他在回忆录中没有谈及，但他在回国后发表在《婆罗蒂》杂志上的诗可以证明：
“那如花似玉的脸容，那蓬松如烟的金发，夜夜潜入我的梦乡；那充满智慧和希望的眼睛，窥视着我的心，一个哽咽的声音在喃喃发问：‘难道你一定要走？一定要走？’”
多情自古伤离别。很显然这不是一般朋友的分别。所以，泰戈尔在英国的那些日子，他的感情空间并不是一片空白。他也不像徐志摩在其名诗《再别康桥》中所说的：“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样的恋情，的确是泰戈尔情感生活中的一片云彩，虽然美丽，但容易消逝在茫茫太空，只在心间留下运行的轨迹。





婚姻生活
泰戈尔回国后，由于五哥经营的工商业过于庞大而陷入困境，父亲便准备将振兴家业的重任交给他。但他已对文学入迷，且已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人称“孟加拉文学的雪莱”，当然不愿意放弃文学创作。他父亲则认为，既然自己能一边从事宗教活动一边进行工商业，这二者并不相互冲突，那么儿子为什么就不能既从事文学也管理家业呢？他认为主要是儿子没有结婚，心太野，自然缺乏责任感。于是泰戈尔的婚姻就成了家中之重。
在印度，不同种姓之间是不能通婚的。由于泰戈尔家族为低等婆罗门，正统婆罗门不屑和他家通婚，只能在同等级中寻找结婚对象。选来选去，最后他们选中了在泰家的公司中当职员的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的女儿，名叫帕兹达列妮，当时只有10岁，住在离加尔各答数百里远的吉夏兰的小镇。帕兹达列妮长得并不漂亮，只读过1年孟加拉语，几乎是个文盲，这和泰戈尔并不般配。虽然父亲也不很满意，但由于选择范围实在太有限，只要能门当户对，其他条件都很次要了，因为这不过是给儿子娶媳妇过日子罢了。至于感情，根本就不在考虑的范围。
 
父亲在许多方面非常开明，在另一些方面又过于保守。大孝子泰戈尔除了上学外，从来就不愿意违抗父亲的旨意，父亲在他心目中地位极高，是他人生和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只要父亲同意，即使再有意见，他也不会表示反对。何况，女方还是他非常尊敬的二嫂和五嫂帮助挑选的呢！
这时的泰戈尔，他需要的也仅仅是婚姻，娶个女人过日子，只要能帮助家庭就行。因为他已经拥有了神圣的爱情，而且爱情在他的心中，谁也不能替代，这是他心灵的秘密。
1883年9月11日，泰戈尔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了婚礼。婚礼由五哥主办，父亲没有出面，二哥一家也没有出席。一个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却举办了一场毫无浪漫色彩的婚事。
泰戈尔觉得新娘的名字（帕兹达列妮）比较俗，缺乏意韵，于是给她改名为穆里纳莉妮。新娘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的崇敬，或许是觉得应嫁夫随夫，便高兴地收下了这一宝贵的礼物。这意味着丈夫已经接受了自己，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
泰戈尔送给新娘这个名字，本身也含有某种期待。这是他诗中出现过的名字，曾激发过他内心的激情。一方面是对逝去的爱的追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个小姑娘般的新娘（诗人称她“小媳妇”，比他小12岁）能给自己的人生注入新的激情。不过，这位新的纳莉妮成了贤慧的泰戈尔夫人，在将近20年的婚姻生活中一共生了5个孩子，3女2男，大女儿玛图莉莱达、二女儿莱努卡、三女儿密拉，长子罗提德拉纳特、小儿子绍明德拉纳特，但她还是没有能真正成为激发诗人夫君灵感的“纳莉妮”。
 
在泰戈尔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种种人和事，但就是不提婚姻，也不描写妻子。这的确是很奇怪的。事实上，泰戈尔不过是娶了一位妻子，这只是他一生中一次不太重要的事件，或许这位妻子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他的心灵。他们之间仿佛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实在没有办法填补，哪怕是缩小差距。
但是，在像辛勤的园丁一样的丈夫耐心的培育下，“小媳妇”还是尽量地努力了。她不但掌握了孟加拉语，还学会了梵语和英语，甚至把梵文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译成了孟加拉文。她还曾成功出演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与王后》。
她用温存、高尚品质和精通烹调、操持家务的非凡才干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家人的尊重。她辛勤操劳，为丈夫养育了5个儿女。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她默默无闻，安安静静，作风朴实节俭，和丈夫同舟共济，度过了近20年的艰难岁月。这样的贤妻良母对诗人实在是不可缺少。
他们的婚姻生活既平静又温馨。一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一侧，贝莉和贝皮（他们的孩子）睡在你身旁。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

1901年，还不到30岁的穆里纳莉妮就病倒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泰戈尔不肯把她交给护士去料理，一直亲自守候着她，昼夜不停地为她摇着扇子。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感到了妻子的存在。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打扰。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写给她的一叠信札，她把这看作一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悲痛欲绝的诗人，为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挥泪写下27首诗，1903年汇成《怀念集》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
“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一切。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那几年里，泰戈尔的个人生活屡受打击。1902年妻子逝世，1年后小女儿夭折。父亲于1905年去世，2年后小儿子死于霍乱。他以坚韧的精神顶住了命运的冲击，但在作品中仍充满了思念、寂寞和懊悔之情。
 
泰戈尔虽然是社会改革家，在他的小说和演讲中都反对童婚，但他在个人的现实生活中却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他的保守和屈从社会习俗、传统压力的思想，不仅体现在自己的婚姻上，更表现在他两个女儿的婚姻中。他再次屈从了父亲的压力，在大女儿玛图莉莱达14岁时把她嫁给一个正统婆罗门青年；而且，大女儿出嫁还不到一个月，二女儿莱努卡也成了新娘。
婚姻不以恋爱开始，这是印度的传统，也差不多是东方民族的传统，中国的家庭模式也是最好的案例。所谓“先结婚，后恋爱”。但是，结婚之后真正能恋爱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结婚之后是无法恋爱的。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重大缺陷。


生平与文学成就
20世纪初期的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政治上遭受压迫，经济上受到剥削，使这个古老国度的人民陷入贫穷愚昧之中。为唤醒这个沉睡的巨人，两位伟人应运而生：一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圣雄”甘地，另一位就是印度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巨匠泰戈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年），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作曲家、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民族主义者。印度近代文学奠基人，世界十大文豪之一。印度人称他是“诗圣”、印度的良心和灵魂，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地位。他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人。
 
在国外泰戈尔一般被看作是一位诗人，而很少被看做是一位哲学家，但在印度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则是神的求婚者。他说：“神敬重我的工作，但他喜爱我歌唱。”他的诗歌主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的，在孟加拉语地区非常普及。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都是使用泰戈尔的诗歌。
泰戈尔出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哲学和文艺修养、受到良好教育的富裕的商人兼地主家庭，婆罗门种姓。他的父亲戴宾德拉纳特和祖父都是地方印度教的宗教领袖、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因为温文尔雅、尊贵大方，博得了“玛哈希”（意为“大圣人”）的美称，戴宾让子女们自由发展各自的特长，充分发表各自的见解；6个哥哥和7个姐姐也都是社会名流、各界精英和爱国民族主义者，并都十分欣赏和大力帮助他。泰戈尔是父母最小的儿子，被大家昵称为“拉比”，受到大家钟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印度文艺复兴的急流潮涌从他的四周澎湃而过”。
 
泰戈尔从小就厌恶那种无视个性的教育制度，厌恶远离自然、牢笼般的教室，对教师的敌意态度和野蛮体罚更不能容忍。他喜欢的是花园、池塘、春天和白云。他8岁就开始写诗，展露出非凡的文学天才，12岁开始写剧本，14岁时用无韵诗体把莎士比亚的诗剧《麦克佩斯》译成孟加拉文，15岁发表第一首长诗《野花》，17岁发表叙事诗《诗人的故事》。泰戈尔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校和孟加拉学院，但都没有完成正规学习。他丰富的历史、文学和科学知识，多得自父兄和家庭教师的耳提面命以及自己的努力。
1878年泰戈尔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后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不到20岁即成为职业作家。1884年离开城市，到希勒达的乡村去管理祖传田产。1886年发表名作《新月集》，文字清丽、意境优美如安徒生童话，成为印度大中小学必选的文学教材；《刚与柔》则标志着泰戈尔已开始直面现实人生。1889年之后他在印度和欧洲度过了一段旅游生活。1894年发表的著名诗篇《两亩地》，标志着他已从宗教神秘主义走向深刻的人道主义。这期间他还撰写了许多抨击美国殖民统治的政论文章。

1884～1911年泰戈尔担任宗教组织“梵社”秘书。他反对英国在印度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反对这种“人为”的、完全服从的、死背书的学校。1901年他在家乡附近的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从事儿童教育实验的学校，倾注了全部心血，把自己获得的奖金、稿酬及讲学、戏剧演出收入都投入其建设。这所学校在1921年发展成为亚洲文化交流的国际化大学：维斯瓦－巴拉蒂大学。
19世纪90年代及以后10余年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时期。20世纪初，他遭遇到个人生活的不幸，丧偶、丧女、丧父的悲痛与伤感在诗集《回忆》、《儿童》和《渡船》中有真实记录。
1905年英国政府决定实行分裂孟加拉政策，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作为梵社主要成员的泰戈尔也在加尔各答积极投身于此次运动，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抗议殖民统治，创作《洪水》等爱国歌曲，并高唱自己的作品领导示威游行；同期创作的《人民的意志》在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但不久他同运动其他领袖发生意见分歧，因不赞成群众性暴力行为（他可能是最早领会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的意义并予以支持的人；两人虽许多意见相左，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有意思的是，据英国著名的《星期日电讯报》 2007年1月14日报道，圣雄50岁时还爱上了文豪的侄女、比他小3岁的美女作家克奥德丽，最后好不容易才斩断情丝），于1907年退出运动，回圣地尼克坦过隐居生活，埋头创作。

1912年泰戈尔第三次访问英国，爱尔兰诗人叶芝为他的诗深深感动了。在叶芝的鼓励下，泰戈尔亲自将其《吉檀枷利》译成英语，1913年他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很快闻名世界文坛，印度举国庆贺，他被加尔各答大学授予博士学位，进入另一创作高潮期。但后来他与这个运动疏远了。为抗议1919年札连瓦拉园惨案，他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他是第一个拒绝英王授予荣誉的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曾10余次周游东西方列国，并与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国际文化名人一起组织反战的和平团体，期间多创作政治抒情诗。1921年他亲访瑞典，被当作“东方圣人”而受到热情欢迎，国王古斯塔夫亲聆他的讲演。
 
泰戈尔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并一贯强调印中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合作的必要性。早在1881年他就写了《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谈话，抨击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被陈独秀等人介绍到中国，郭沫若、徐志摩、郑振铎、冰心等人早期的创作大多受过他的影响。1924年4月，泰戈尔曾应孙中山先生和梁启超、蔡元培的北京讲学社之邀访华，中国的“泰戈尔热”进入高潮。他先后会见了鲁迅、胡适、徐志摩、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辜鸿铭、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并在北京度过了他的63岁生日。回国后，他撰写了《在中国的谈话》等许多文章，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还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泰戈尔是中国读者心目中最具地位的外国作家之一，能与其匹敌的大概只有莎士比亚一人，周恩来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1930年泰戈尔还访问过苏联，写有《俄国书简》。30年代，当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时，泰戈尔拍案而起，向全世界大声疾呼，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写文章斥责希特勒的不义行径。
晚年的泰戈尔学习作画，其画作曾作为艺术珍品在世界各地展出。1941年在祖宅临终前夕，他撰写了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作《文明的危机》。
泰戈尔的文艺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大文豪。他知识广博，学贯东西，思想深远，多才多艺，著有《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50多部诗集，其中包括《故事诗》、《两亩地》等名作；《戈拉》、《沉船》、《家庭和世界》等12部中长篇小说，《喀布尔人》、《素芭》、《摩诃摩耶》等100多篇短篇小说，《赎罪》、《顽固堡垒》、《红夹竹桃》等38部剧本，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以及回忆录、游记、书简，并创作了2700多首歌曲、1500多幅画。不但产量惊人，而且文、史、哲、艺、政、经、法诸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
 
泰戈尔受到印度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双重影响，但他世界观最基本、最核心部分还是印度传统的泛神论思想，即“梵我合一”。他的诗歌受迦梨陀娑等印度古典文学、雪莱等西方诗歌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清新隽永；小说则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又有创造，特别是把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形成独特风格，格调新颖，感染力强，尤其《戈拉》堪称印度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史诗巨著；戏剧种类繁多，富于寓言意味；歌曲或哀婉缠绵，或威武雄壮，不拘一格。
泰戈尔的一生是在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年代中度过，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其创作既有“菩萨慈眉”也有“金刚怒目”，文笔优美传神、哲思深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泰戈尔在诗歌中表达出了对战争的绝望和悲痛，但他的和平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他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在一个完美、和平的世界中。他始终关心世界政治和人民命运，支持人类的正义事业。泰戈尔做过多次旅行，这使他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他毕生致力于东西文明的交流和协调，他对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描写是迄今为止这类描述中最细腻的之一。


文章来源     [李子迟：《世界历代名人情感解读》，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